为什么会相信人性本恶

在过去的几年里，每当我告诉别人我正在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候，他们就会扬起眉毛，表现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一位德国出版商直接拒绝了我出书的想法。她说，德国人不相信人性本善。“巴黎知识分子”的一个会员则向我信誓旦旦地说，法国人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政府之手。当我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在美国做巡回演讲时，不管何时何地都有人问我是不是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大部分人都是相当正派的吗？你到底有没有打开电视看过新闻呢？”

不久之前，两位美国心理学家通过一项研究再次证明，人们大多顽固地坚持认为自己拥有自私的个性。研究人员向参加实验的被试展示了好几个展现其他人在做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好事的情境。但是那些被试发现了什么呢？他们认为那些人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做那些事的。基本上，我们都被训练成了只能看到到处都是自私自利之举的人。看到有人帮助老人过马路了吗？这是在作秀。看到有人送钱给无家可归者了吗？他肯定是想让自己感觉好过一点。

即便在研究人员向被试展示陌生人拾金不昧的确凿数据，或者告诉他们绝大多数人并不会欺骗或偷窃确属事实之后，大部分被试也没有从更积极的角度去看待人性。“相反，”这些心理学家无奈地写道，“他们认为，表面上看起来无私的行为终究是自私的。”20

这种“愤世嫉俗论”其实是一种万物理论。是的，愤世嫉俗论者永远都是对的。

不过，现在你可能会想：“等一下，我可不是这样被熏陶长大的。在我的故乡，人们彼此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你是对的，就拿我们平常密切接触的人来说，人们很容易认为他们都是正派人士。人们都会偏爱自己的家人、朋友、邻居和同事。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移向其他人时，怀疑很快就会占据上风。以“世界价值观调查”为例，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近100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家组成的调查组进行的一项大型民意调查。它的一个标准问题是：“一般来说，你是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还是认为你在与人打交道时需要非常小心？”

结果相当令人沮丧。几乎在所有国家，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人是不可信的。即便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这样的老牌民主国家，绝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同胞也持有这种悲观看法。21

长期以来，一个令我着迷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对人性持有如此负面的看法。我们能够本能地相信周围的人，但是为什么在转而讨论作为一个整体的其他人时，我们的态度会发生这种变化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法律法规、这么多的企业和机构都是以人们不值得信任为出发点的呢？为什么当科学研究不断地告诉我们，人类确实生活在A星球上时，我们却还是坚持认为自己生活在B星球上呢？

是因为缺乏教育吗？当然不是。在本书中，我将介绍几十位知识渊博的学者的观点，他们都是“道德败坏论”的坚定信徒。是因为政治信仰吗？当然也不是。相当一部分信教人士把人类深陷于罪恶的泥沼中作为他们忠实的人生信条。许多资本家认为我们都是受自身利益驱使的。许多环保主义者把人类看作地球上最具毁灭性的瘟疫源头。观念万千，众说纷纭，但是唯有关于人类天性的观点是始终如一的。

这让我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我们总是认为人性是坏的呢？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相信人性是邪恶的呢？

试想一下一种特殊的新药上市时的情况。它很容易让人成瘾，而且很快每个人都成瘾了。科学家进行了调查研究，很快就得出了结论（用科学家的话来说）：这种药物会引起“焦虑、情绪低落、习得性无助、蔑视和对他人的敌意，以及脱敏的误解”。22

那么，我们会“服用”这种药物吗？你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去尝试这种药物吗？政府会让它合法化吗？对于以上所有问题，答案其实都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正在讨论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种成瘾药物。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服用”这种药物，它还得到了大量的政府补贴，并且被大规模地分发给我们的孩子“服用”。

这种药物就是新闻。

我们从小就相信新闻对自己的个人发展有利。作为一名合格的公民，早上读报、晚上看新闻是你的职责。我们关注的新闻越多，我们的信息就越灵通，我们的民主政治就越健康。

许多父母到今天仍然在这样教育他们的孩子，但是科学家正在得出一些截然不同的结论。数十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新闻是一种危害精神健康的有害品。23

这个领域最早的开拓者是乔治·格布纳（George Gerbner），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格布纳还创造了一个术语来描述他所发现的现象——“卑鄙世界综合征”（mean world syndrome）。这种“疾病”的临床表现是玩世不恭、愤世嫉俗、悲观厌世。关注新闻的人更有可能同意“大多数人只关心自己”这样的说法。他们也经常认为，个人对改变世界无能为力。他们还更有可能感到压力过大和沮丧。

在几年前的一项研究中，来自30个不同国家的受访者都被问及同一个简单的问题：“总的来说，你认为世界是在变好，还是在原地踏步，抑或是在变坏？”在每一个国家，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加拿大，在墨西哥或是在匈牙利，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了。24当然现实恰恰相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极端贫困率、战争受害者、儿童死亡率、犯罪、饥荒、童工、自然灾害中的死亡人数，以及飞机失事的数量都在大幅下降。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史以来最富有、最安全、最健康的时代。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新闻总是特别关注异常情况。一个事件越异常——无论是恐怖袭击、暴力叛乱还是自然灾害，它的新闻价值就越大。你永远不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头条：今天与昨天相比，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下降了13.7万；尽管这种报道是准确的——在过去的20年里，每天都至少有这个数量的人摆脱极端贫困。25同样，你永远也不会看到有哪位记者会这样进行现场直播：“我现在正站在纽约的锡拉丘兹，今天这儿仍然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

几年前，一个由荷兰社会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对媒体如何报道坠机事故进行了专题研究。他们发现，从1991年到2005年，坠机事故的数量一直在持续下降，但是媒体对这类事故的关注度却在持续上升。导致的结果正如你所预料的：人们越来越害怕乘坐这些越来越安全的飞机。26

在另一项研究中，一个由媒体研究人员所组成的研究小组创建了一个包含400多万条有关移民、犯罪和恐怖主义新闻的数据库，以确定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的模式。结果他们发现，在移民争端或暴力案件不断减少的那些年，报纸对这类事件的报道却更多了。因此，他们给出的结论是，“新闻和现实之间似乎没有相关性，有时甚至还存在负相关”。27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新闻并不是指新闻工作者的所有产品。许多新闻工作者的努力，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我在这里说的这类新闻——对最近发生的、偶然性的、轰动性的事件进行报道的新闻，才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西方国家80%的成年人每天都看新闻。平均来说，我们每天会花一个小时看新闻，如果把一生中看新闻的时间都加起来，总时长接近三年。28

为什么人类如此容易受到悲惨、消沉、无望的新闻的影响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负面偏差（negativity bias）：我们对坏的东西比对好的东西更加敏感。回想一下，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被蜘蛛或蛇惊吓一百次，总比被它们惊吓一次（被它们咬死）要好。太多次惊吓不会要了你的命，惊吓次数太少反倒会杀死你。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还受可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所累。如果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回忆起某个给定的事例，我们就会倾向于认为这类事件是比较普遍的。我们每天都被飞机失事、绑架儿童和恐怖分子取人首级之类的令人惊怖的故事所轰炸——这些事件也往往更容易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已经被扭曲了。正如黎巴嫩统计学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以一种尽可能平淡的语气轻描淡写地指出的那样，“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理性来面对媒体”。29

在当今这个数字时代，我们时刻都在被“投喂”各种消息，而且它们一直在变得越来越极端。在过去，记者们不太了解他们的读者，他们是为大众写作的。但是在今天，Facebook、Twitter和谷歌背后的写手都非常了解你。他们知道什么会让你震惊、什么会让你恐惧。他们也知道什么会让你心动。他们知道如何操纵新闻以“摄取”你的注意力，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你提供最赚钱的个性化广告服务。

当今社会这种媒体的狂暴，无异于是对世俗生活的攻击。说实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可预见的，要形容它，无非就两点：还好，但是有些沉闷无聊。虽然我们更喜欢在沉闷无聊的生活中拥有好的邻居（谢天谢地，大多数邻居都能当得起这个“好”字），但是“沉闷无聊”吸引不了你的关注，仅仅是“还好”也卖不了广告。因此，硅谷不断向我们抛出更多耸人听闻的“钓鱼新闻”，正如一位瑞士小说家曾经以打趣的形式指出的那样，他们深知“新闻之于思想，犹如糖之于身体”。30

几年前，我决定做出一些改变。早餐时，我不再观看电视新闻或翻看手机。从那时起，我决定开始多读一些书，可以是关于历史的、心理学的，也可以是关于哲学的。

很快，我就在书中发现了一些熟悉的东西。大多数书也是关于异常情况的。最畅销的历史类图书总是与灾难和不幸、暴政和压迫有关。第一主题是战争，第二主题还是战争，第三主题也还是战争，偶有不同也只是在战争上加了点佐料而已。如果说真有那么一本历史书不是关于战争的，那也只是关于历史学家们所说的“interbellum”的书，即关于两次战争之间的事件的书。

而且，即便是在科学研究领域，“人性本恶”的观点也盛行了几十年。如果你要查阅有关人性的书籍，你会发现诸如《雄性暴力》（Demonic Males）、《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和《隔壁的凶手》（The Murderer Next Door）之类的书。长期以来，生物学家都把演化论假定为一种最悲观的理论，即便某种动物表现出友善的行为，它也会被框定为是自私的。亲情是什么？只不过是裙带关系！猴子分香蕉吃意味着什么？一只猴子被另一只想吃白食的猴子利用了！31正如一位美国生物学家的讽刺：“所谓的合作只不过是机会主义和剥削的混合物……给一个‘利他主义者’挠痒，就会看到一个‘伪君子’出血。”32

那么在经济学领域又怎么样呢？几乎完全没有什么两样。经济学家把人类这个物种定义为“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就像一个自私、精于算计的机器人那样总是专注于个人利益。基于这个关于人性的概念，经济学家构建起了一座理论和模型的大教堂，最终为大量的立法提供了依据。

然而，根本没有多少人认真研究过“理性经济人”是否真的存在。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直到2000年，这方面的研究才刚起步。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和他的研究小组走访了五大洲12个国家的15个社区，对农民、游牧民、狩猎采集者等的人性进行了检验。他们的目的是找到几十年来一直指导着经济学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原始依据。然而结果一无所获。每一次实验的结果都表明，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比，人类都更正派、更善良。33

在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研究论文之后，亨里奇继续围绕这个神话般的假说进行探究（如此之多的经济学家都是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最终，亨里奇找到了“理性经济人”的本体，虽然“人”这个词在这里显得不太恰当。亨里奇的探究结果表明，“理性经济人”原来不是人类，而是黑猩猩。“在一些简单的实验中，用‘理性经济人’模型的典型假设去预测黑猩猩的行为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亨里奇冷冷地写道，“所以，所有的理论工作并不是徒劳无功的，只不过完全用在了错误的物种身上。”34

这个结论简直令人哭笑不得。而且，更加令人笑不出来的是，几十年来，这种人性悲观论一直在发挥着反安慰剂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4)试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把人类视作纯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会对他的学生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于是，他要求学生完成一系列任务，以衡量他们的慷慨程度。结果表明，学生学习经济学的时间越长，他们就变得越自私。弗兰克总结道：“我们教什么，他们就成了什么。”35

人类天生是自私的，这个信条在西方的正典中有着近乎神圣的传统。尽管关于人类文明，伟大的思想家，如修昔底德、奥古斯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埃德蒙·伯克、边沁、尼采、弗洛伊德，以及美国的国父们，都有自己的理论，但是他们都认为我们生活在B星球上。

这种愤世嫉俗的观点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开始广泛流传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就能够窥见一二。在描述公元前427年希腊科西拉岛爆发的内战时，修昔底德这样写道：“在文明生活的常规变得一片混乱之后，哪怕法律仍然存在，人类的天性还是会骄傲地现出其本来面目，即随时都有可能作奸犯科。”36这也就是说，人类会像野兽那样恣意妄为。

一种类似的消极观点也从很早的时期就渗透到了基督教中。伟大的神父奥古斯丁在普及人类生而有罪的观点方面居功至伟。“没有人是无罪的，”他这样写道，“即便是一个婴儿，即便在世的日子只有一天。”37

在宗教改革时期，当新教徒与罗马天主教教会决裂时，原罪的概念仍然很流行。根据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的说法，“我们的天性不仅毫不善良且无力向善，而且不遗余力地结出了各种各样的邪恶之果”。这个信念后来被编入了《海德堡要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等主要的新教教义中，它告诉我们，人类“完全不能做任何好事，并总是倾向于作恶”。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不仅传统的基督教，即便是把理性置于信仰之上的启蒙运动，也将“人性本恶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根基。东正教信徒确信人类本质上是堕落的，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给人性披上一层薄薄的虔诚外衣来伪装。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也认为我们是堕落的，只不过他们是用一层理性的外衣来掩盖堕落的。

在涉及人性的概念时，这种思想系统的连续性在整个西方都是非常惊人的。政治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总结道：“以下是对普通男性的形容：他们忘恩负义、薄情、虚伪。”美国民主制度的创始人之一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也表示赞同，他说“如果可能的话，所有人都会成为暴君”。现代心理学创始人弗洛伊德则断言：“我们是无数世代的杀人犯的后代。”

在19世纪，达尔文携他的演化论横空出世。但遗憾的是，这个理论很快就被蒙上了一层伪饰。当时著名的科学家赫胥黎（他自称“达尔文的斗犬”）鼓吹生活就是一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伟大战斗。38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则在他卖出了数十万本的畅销小册子中断言：“我们应该进一步为这场伟大战斗煽风点火，因为‘自然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摆脱这样的群体（贫穷者），将他们从世界中清除出去，从而为更好的群体腾出空间’。”39

最奇怪的是，这些思想家几乎都被众口一词地誉为“现实主义者”，而持相反看法的思想家则因为相信人性是美好的而遭到了嘲笑。40女权主义者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一直致力于为自由和平等而战（这使她一生都蒙受种种诋毁和诽谤），她曾经这样写道：“可怜的人性，有多少可怕的罪行假你的名义而行……那些精神骗子越是伪装高明，虚张声势，就越是明确地坚持声称人性的邪恶和弱点。”41

直到最近，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才得出了以下结论：现在是时候彻底改变对人性的悲观看法了。当然，这种意识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萌芽阶段，许多科学家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还有志同道合者。当我告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生物学界出现了这种新潮流时，她惊喜地欢呼道：“天啊！那里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吗？”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