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杀手处女作——印度尼西亚

除了熟悉新职业外，我花了大量时间阅读有关印度尼西亚的书籍。“在你去一个国家之前，你对那里了解越多，你的工作就会越轻松。”克罗汀告诉我，我把她的告诫铭记于心。

1492年，哥伦布环球旅行起航时，他的目的地是当时被称为“香料岛”的印度尼西亚。整个殖民时代，这里被视为一块比美洲更为珍贵的瑰宝。爪哇岛，因其丰富的物种、丰饶的国土和世界闻名的香料，在几个世纪内它一直是西班牙、荷兰、葡萄牙和英国冒险者之间暴力冲突的竞技场。1750年，荷兰人获胜。不过，尽管他们控制了爪哇，可他们又花了150年才陆续将爪哇外围的多个岛屿据为己有。

二战期间，日本入侵印度尼西亚，荷兰人并没有抵抗。就这样，印度尼西亚人，尤其是爪哇岛居民，又经历了一次苦难。在日本投降后，一位极具领袖魅力的领导人苏加诺上台，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经过4年浴血奋战，终于在1949年12月27日从荷兰人手中夺回主权，苏加诺成为新成立的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治理印度尼西亚比打败荷兰人更具挑战性。这个由17 500个小岛组成的群岛，不但未能紧密团结、和睦相处，反而成了宗族主义滋生、冲突不断的热锅。在这些群岛上，文化差异巨大，方言土话多达数十种，宗教组织之间几个世纪以来孕育的仇恨导致血腥暴力冲突频繁发生。苏加诺很快取缔了这些宗教组织。1963年，他解散议会并自任终身总统。他与全球各地的共产主义政府结成紧密联盟，换来了军事装备和军队培训；他向邻国派遣以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试图让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地区传播开来，从而得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领导人的认同。

苏加诺的反对者对他的所作所为非常恼火，终于在1965年策动了军事政变(1)。幸亏苏加诺的妻子急中生智，苏加诺才逃过了暗杀，可是他的军队高官和最亲密的部属都未能逃脱厄运。这一幕与1953年发生在伊朗的那一幕非常相像。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员，被指控为政变策划者，由军队发起的屠杀不断继续，其间估计有3万～5万人被杀。陆军将领苏哈托1968年任印度尼西亚总统。

1969年夏天，尼克松总统开始陆续命令军队从越南撤军，美国的战略开始转向全球化。美国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防止东南亚地区的国家一个接一个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而在东南亚的几个国家中，印度尼西亚的地理位置和其丰富的资源对美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美因公司的电力工程项目则是美国全面控制印度尼西亚进而控制整个东南亚战略的一部分。

1971年，由于华盛顿政府对越战前景的怀疑，他们决定引诱并唆使印度尼西亚从共产主义联盟中分离出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提是：苏哈托能够像伊朗国王那样为美国服务。美国也希望能将印度尼西亚作为其在东南亚地区实施全球新战略的试点。为此，华盛顿有着完美的设想：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成功将产生巨大反响，尤其是闹哄哄的中东，因为印度尼西亚同样蕴藏着大量石油。虽然没人能够确定具体储量，但石油公司都对此充满期待。

在波士顿大学公共图书馆，我一边盯着书本，一边想象着将要踏上的旅程，内心异常兴奋。

在美因工作，使我的生活从和平队时的艰难困苦变成现在的富足，甚至奢侈。与克罗汀在一起，已让我的某些梦想得以实现，尽管我得到的这一切近乎虚幻。我甚至感到以前在预备学校里遭受的冤屈，现在终于有了辩白机会。

但这时，我的生活出现了危机，妻子安和我越来越难以融洽相处。我们争吵了很多次。她抱怨说，我变了，已经不是结婚时或在和平队时的那个人了。我想她那时可能已经察觉出来，我正在过着一种双重生活。

但在当时，我却认为那是因为最初她逼着我结婚以致我心有不忿，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结果。尽管在和平队的厄瓜多尔之行中，她对我悉心照顾并且鼎力支持我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安肯定是察觉到了我与克罗汀之间的关系。无论怎样，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分居，搬到了各自公寓里。

1971年的一天，大约是在我前往印度尼西亚执行任务的一周前，我又去了克罗汀家里。我发现在餐厅小桌上摆着什锦奶酪和面包，另外还有一瓶博若莱葡萄酒。她向我举起了酒杯。

“你成功了，”她微笑着说（在我看来，这种祝贺毫无诚意），“现在你是我们中的一员了。”

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半个小时左右，后来，她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看着我。“绝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有过接触，”她说，“要不然我饶不了你，我也绝不会承认我曾经见过你。”她紧紧盯着我，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来自她的威胁。然后她冷笑了一下：“要是你提起我们之间的事，你会很危险的。”

我愣住了，心中充满了恐惧。过了一会儿，我独自一人回到保诚大厦，我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一切安排得非常谨慎和精明。事实上，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大部分是在她家里。我们之间的关系根本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美因公司也没有任何人牵涉其中。另外，我不得不承认我十分欣赏她的坦率。为了让我去提尔顿中学和米德尔布里学院念书，我的父母欺骗了我，而克罗汀却没有。

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我将要在印度尼西亚待上3个月的时间。对于这个国家，我总有一种浪漫憧憬。在我读过的那些有关印度尼西亚的书中，有不少身着色彩鲜艳布裙的美女、颇具异国情调的巴厘岛舞者、身怀喷火绝技的萨满教巫师的图片，还有那些在冒着烟的火山、碧蓝的水面上划着独木舟的武士。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有关印度尼西亚海盗（Bugis(2) Pirates）的一系列丛书，那些驾驶大型黑色帆船的海盗至今还在这些群岛所处的海域上出现。这些声名狼藉的海盗让欧洲水手闻风丧胆，以至于他们回到家中还会这样吓唬他们的小孩：“你要是不乖，印度尼西亚的海盗就会来捉你。”噢，这些画面都让我心驰神往。

这个国家的历史给她注入了更多传奇色彩：愤怒的神灵、科莫多巨蜥、部族的苏丹，以及在基督出生之前就飞跃亚洲群山、穿过波斯沙漠、跨过地中海、安身于我们灵魂最深处的古老神话。这些传说中岛屿的名称，如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苏拉威西岛都震荡着我们的心灵。这是一片充满神秘色彩的美丽土地，一片哥伦布苦寻不遇、无可比拟的瑰宝，一位西班牙人、荷兰人、葡萄牙人和日本人苦苦追求而无法得到的高傲公主。她是一种幻想，一种梦境。

我对印度尼西亚充满了期待，我想这也许和那些伟大的探险家的心理相同。当然，我也知道我不能总是沉迷于幻想中，因为事情最后的结局往往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没错，印度尼西亚是一块瑰宝，可她并非天堂。1971年夏天，我到达了热气腾腾的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那里的景象让我的幻想彻底破灭。

这里的景色确实美不胜收：美丽的女子穿着五彩斑斓的布裙，繁茂的花园中长满了热带地区才有的花朵，还有那充满异国情调的巴厘岛舞者。出租车都是人力自行车，乘客坐在前边，司机在后边踩车蹬，车身外边漆着五颜六色的奇特图画。四处遍布荷兰殖民时期建起的大楼和顶着尖塔的清真寺。可是这个城市也有丑陋、悲惨的一面：麻风病人伸出残肢而不是双手向路过的行人乞讨；仅仅为了几个钱，年轻女孩子就甘于出卖肉体；曾经象征繁荣的荷兰运河现在变成了一条臭水沟；在黑漆漆的运河岸边，垃圾随处可见，所有人都挤在破烂的纸皮房里；街道上充斥着刺耳的喇叭声和令人窒息的浓烟。这是一个美丑并存、雅俗共处、尚庸同在之地。这就是雅加达，空气中弥漫着丁香花与兰花的迷人香气，敞开的下水道四处飘散着恶臭，仿佛在争相较量着它们的气味孰浓孰淡。

我也曾亲眼目睹过贫穷。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同学中，有不少人住在没有水暖系统、用防水油布搭成的破房子里；在严寒的冬天，他们穿着单薄的衣衫和破旧的网球鞋上课；因为没有热水洗澡，他们身上常常散发出一股很浓的汗臭味。我也曾经和安第斯山脉的农民一起挤在小泥屋里。他们的一日三餐除了干玉米就是马铃薯。一些小孩子刚刚出生就夭折，似乎就是为了看上这个世界一眼。我见过贫穷，可还是对雅加达的这种贫穷唏嘘不已。

当然，我们一行人住的是印度尼西亚最豪华的酒店——印度尼西亚洲际酒店。这家酒店为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所有，和该公司在全球各地的连锁酒店一样，都是专为那些心血来潮的富有的外国人而设，尤其是石油企业高管和他们的家人。

到雅加达的第一个下午，我们的项目经理查理·伊林沃斯（Charlie Illingworth）为迎接我们，在酒店顶层一个别致的餐厅举办欢迎晚宴。查理是个喜欢研究战争的家伙，他的业余时间多数用来阅读军事名人的传记和有关战争的历史小说。如往常一般，他身穿卡其色的宽松裤子和卡其色短袖衬衣，上面别着军人肩章似的装饰物。

一阵寒暄之后，他点燃一支雪茄，吐了一口烟，举起香槟说：“为更好的生活干杯！”

我们都举起酒杯，“为更好的生活干杯”，酒杯相碰，声音清脆。

烟圈在查理四周飘转，他扫视了一圈。“在这里我们会过得很满足的，”他笑着说，“印度尼西亚当地人会把我们照顾得很好，美国领事馆的同胞也一样。但别忘了，我们需要完成一个重要任务。”他的眼睛向下瞄了一下笔记，“对，我们是来为爪哇这个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做一个电力系统的总体规划。当然，这只是冰山之一角。”

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这让我想起了乔治·C. 斯科特（George C.Scott）(3)——查理心目中的英雄巴顿将军的饰演者。“我们到这里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印度尼西亚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出来。你们也知道，印度尼西亚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苦难。现在，这个国家真正迈进20世纪的时刻来临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印度尼西亚不会跟随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足迹，而是跟随我们的脚步。其关键所在就是建立一个综合电力系统，那比任何其他东西（当然可能石油除外）更有用。”

“提起石油，”他又抽出一根雪茄点燃，然后翻了翻讲稿说，“我们都清楚，美国对石油的依赖性有多大。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盟友。所以呢，你们在制定总体规划的同时，要确保石油工业和其他一切为之服务的行业——港口、输油管道、建筑公司等都能在未来25年内得到充足的电力。”

他抬起头，目光离开讲稿，把视线对准了我。“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你们也不希望自己手上染上印度尼西亚的孩子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孩子们的鲜血吧。”

那天晚上，我躺在酒店豪华的床上，想起了克罗汀。她此前有关外债的一番话仍然萦绕在我心头。我努力回忆在商学院所学的宏观经济课程，希望可以从那些理论中找到让我心安的借口。我告诉自己，无论怎么都好，我之所以到这里来，是为了帮助印度尼西亚发展经济，继而在现代工业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可我知道，明天早上当我向窗外望出去的时候，穿过酒店美丽的花园和游泳池，看到的还是那一大片破旧不堪、沿着污秽的运河绵延数千米的小屋。我还会看到，那些由于缺少食物和干净饮用水而奄奄一息的小孩，包括大人都生活在恶劣的环境里，饱受疾病的折磨。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发现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查理和所有来到这里的公司职员，无一例外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

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保护企业利益，也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而不是为印度尼西亚的普通大众谋求幸福。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词语——公司王国。我不肯定我以前是否在哪里听说过这个词，或者这不过是我自己胡编乱造的一个，可这确实完美地刻画了决心要统治全球的新一代精英集团的形象。

公司王国是一个拥有共同目标、组织严密的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在大型企业的董事会和政府部门之间穿梭自如。我想到了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曾是福特汽车公司总裁，之后出任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的国防部长，现在则占据着全球实力最强的金融机构的最高职位。

我还意识到，我的大学教授其实完全明白宏观经济学的本质：多数情况下，帮助一个国家发展经济，只会让处于该国社会经济结构“金字塔”上层的少数人变得更加富裕，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却毫无帮助，甚至会让他们陷入更加深重的贫困之中。实际上，在那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只会让其变得像封建社会一样落后。就算我的大学教授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也不会承认，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大企业和幕后操纵这些企业的人不断地给学校提供赞助。揭露真相只会让那些教授们的饭碗不保。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甚至是更为沉重的代价。

在印度尼西亚洲际酒店度过的每个晚上，我都被这些想法困扰着，难以入睡。最后，我好不容易给自己找到了个借口：我并没有错，从我出生以来，从新罕布什尔州小镇到预备学校，我一直在挣扎，也一直在努力。由于偶然的机会和自己的努力，我才过上今天这样的生活，如果以美国文化的观念作为评判标准，我并没有做错。我正在一条洒满阳光的大道上阔步向前：我将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经济预测师；我所做的正是将我在商学院所学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我帮助推广的是一个全球顶尖的智囊团认可的发展模式。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安慰自己，终有一天我会说出事情的真相。然后，我就看着路易斯·拉摩（Louis L’Amour）(4)的枪战小说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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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5年9月30日至10月1日，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30事件”，这一事件引发了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最残酷的血腥大屠杀，并导致苏加诺下台和苏哈托长达32年的独裁统治。长期以来，虽然疑点重重，但事件的真相一直被掩盖。由于涉案人员大都逝去，揭开“9·30事件”的真相已经越来越困难。──译者注

(2)　Bugis：布吉人，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印度尼西亚中部的苏拉威西岛（Sulawesi）。“Bugis”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人”。——译者注

(3)　著名演员，曾主演《巴顿将军》（Patton）和《简·爱》（Jane Eyre）等电影。──译者注

(4)　路易斯·拉摩（Louis L’Amour）：著名的美国西部小说家，他一生写了超过100部小说，销量超过2.25亿册。——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