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个“经济杀手”的诞生

1945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是家中的独生子。我的父母都有新英格兰北方人的血统，他们严厉、守旧、坚定，秉承着从几代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我的母亲是一位中学拉丁语教师，而我的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父亲在大西洋上的一艘油轮上司职海军上尉，负责带领武装炮手班。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市出生时，父亲还在得克萨斯州的一所医院疗养髋骨伤。我在1岁之前，从未与他见过面。

后来，父亲在提尔顿中学（Tilton School）教语言。提尔顿中学是新罕布什尔州郊区一所私立的男生寄宿学校。学校坐落在高高的山上，自豪地——有人说是傲慢地——矗立着，俯视着那个与之同名的小镇。这所在外人看来有点唯我独尊的学校，招收9～12年级学生，每个年级最多招收50人。这里的学生一般都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拉加斯、波士顿和纽约的有钱人家。

我家很贫穷，可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穷人。尽管父亲在学校当老师仅能得到一份微薄的薪水，然而我们生活的必需品：食物、住房、暖气、供水，甚至替我们剪草、铲雪的工人都是学校免费提供的。从4岁那年开始，我就在预备学校的食堂吃饭，在父亲担任教练的足球队里追着足球恣意奔跑，或是在衣帽间给球员分发毛巾。

这里的老师及其家属在当地人面前拥有强烈的优越感。我曾经听到我的父母戏称我们是“庄园主”，管理着那些下贱的镇民。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一个笑话。

我的小学同学和中学同学大都属于农民阶层。他们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伐木工人和磨坊工人。他们都痛恨“山上的预科生”。我的父母也不让我接近那些他们称之为“婊子”“荡妇”的镇民家的女孩子。然而，从一年级开始，我就与她们厮混一起，我把我的蜡笔、笔记本等文具与她们分享。后来，我还陆续爱上了其中3个女孩子：安、普里西拉（Prescilla）和朱蒂（Judy）。我难以理解也不能接受我父母的观点，可不管怎样我还是听他们的。

我的父亲每年拥有3个月的长假。这段时间我们会到爷爷在1921年修建的一座湖边小木屋度假。森林环绕着这座小木屋。晚上，我们能听到猫头鹰和美洲狮的叫声。在那里，我们没有邻居，我是那个地方唯一的孩子。最初几年，我把树木当作《圆桌武士》（Round Table）小说中的傲勇骑士，或把它们想象成安、普里西拉或者朱蒂这些红颜知己（在不同年份，把它们想象成不同人）。我的热情就像兰斯洛特（Lancelot）(1)对格温娜维尔(Guinevere)那样浓烈且深藏不露。

14岁时，我可以免学费到提尔顿中学上学。由于父母干涉，我不得不与小镇完全脱离关系，也不能再和那些老朋友见面。当新同学放假回到别墅和豪宅的时候，我就自个儿在山丘上游荡。我看到他们都有女朋友，而我没有。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子都是“荡妇”。我早把她们抛诸脑后，她们应该也忘掉了我。我倍感孤独，而且极度沮丧。

我的双亲深谙“控制”之道，他们说，能有这样的机会是我的幸运，总有一天我会为此而感谢他们。我会遇到一个完美妻子，一个能够完全符合家族高尚道德标准的伴侣。对此，我内心一阵激动。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女性伴侣。更确切地说，我希望有性经验的女伴，而“荡妇”这个词听起来，如此诱人。

尽管我内心反叛，然而我能克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我力争出类拔萃，这可以让我从中获得快感。我是一名优等生，还是学校两支运动代表队的队长，同时兼任校报编辑。我要让那些有钱的同学羡慕我，让提尔顿中学永远为拥有我这样的学生而感到荣耀。读高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全能运动员奖学金和米德尔布里（Middlebury）学院的学业奖学金。我的母亲毕业于米德尔布里学院，父亲也正在攻读该校的硕士学位。尽管我的父母知道布朗大学是常春藤名牌大学联合会（Ivy League）的成员，但他们还是希望我选择米德尔布里学院。然而，我却希望去布朗大学，因为我愿意当运动员，也因为这所大学在城里。

“当运动员？要是你摔断腿了怎么办？”父亲问我，“我觉得你应该选择学业奖学金。”

尽管心有不甘，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米德尔布里学院的学业奖学金。在我看来，米德尔布里只不过是放大版的提尔顿。尽管米德尔布里学院位于佛蒙特州的郊区，而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下。这所学院同时招收男女学生，绝大多数学生都非常有钱，可我是一个穷孩子，并且曾经在一个没有女生的学校生活了4年。我缺乏自信，缺乏跟女孩子交往的经验，自觉低人一等。我恳求父亲准许我离开这里，或让我休学一年。我想搬到波士顿去体验人生（当然还有女人）。可他充耳不闻，还反问我：“要是我自己的孩子都不愿待在学校里，我还怎么教别人家的孩子？”

于是，我开始觉得人生只不过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组合。我们应对这些偶然事件的方式将决定我们的未来。而我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偶然事件都发生在米德尔布里学院。一个是遇到了伊朗国王的顾问兼将军的儿子；另一个就是邂逅了我后来的妻子，她也叫做安，与我童年的女朋友的名字一样。

将军的儿子叫法哈德（Farhad），他以前是罗马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拥有很高的体育天赋，一头乌黑的卷发，一双温和的胡桃色眼睛，还拥有傲人的背景，以及女孩子无法抗拒的魅力。他在许多方面都与我截然相反。我努力和他套近乎，并且赢得了他的友谊。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东西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受益匪浅。我遇见了安，尽管当时她正与外校的一个男生打得火热，但她没有拒绝和我交往。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真挚的爱。

法哈德怂恿我喝酒、参加派对，无视父母对我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于是，我故意疏于学业。我要打断“学业”的腿，报复我的父亲。我的成绩一落千丈，进而丢掉了奖学金。学校为我提供了一笔贷款，这是我第一次背负债务。毕业之后我才明白，被债务束缚，不得不偿还本金和利息有多么糟糕。

大学二年级的一天，当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决定退学。父亲扬言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法哈德却继续火上浇油。头脑发热的我一头闯进了校长办公室，就此离开了这所学校。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离开学校的前夜，法哈德和我去当地一个酒吧痛饮庆祝。旁边一个身材魁梧的醉汉说我勾引他老婆。他倒提起我，扔向墙壁。法哈德走过来，将我们分开，掏出一把刀子在那家伙脸上划开一道口子，随即拽着我离开。他将我从窗口推到酒吧外，水獭河（Otter Creek）边一个突出的窗台上，然后我们跳下去，沿着小河一路跑回宿舍。

第二天早上，校警盘问我。我矢口否认法哈德干过那件事，不过法哈德还是被赶出了校门。后来，我们俩都搬到了波士顿，一起租了间房子。我在赫斯特的《纪录美国人／星期天广告人报》（Record American/Sunday Advertiser）找到一份工作，给该报的总编当助手。

那一年下半年，我的几个同事被征召入伍。为了逃避同样的命运，我到波士顿大学商业管理学院进修。那时候，安已经和前男友分手了，她经常从米德尔布里过来看我。她对我的关心，让我很感动。1967年，安从米德尔布里学院毕业，当时离我从波士顿大学毕业还有一年。安坚持婚前不和我住到一起。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可我想要更多，于是我们结婚了。

安的父亲智慧超群，是导弹导航系统的主要策划人。他在海军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他的一位好友，安称之为“弗兰克叔叔”（非其真名）的人，是国家安全局（NSA）最高级别部门的官员。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最不为人知，同时也是最大的间谍组织。

结婚后不久，军队征召我体检。不幸的是，我通过了体检，这也就意味着毕业后有可能被派遣到越南。尽管我对战争很感兴趣，可我非常不愿意前往远在东南亚国家的战场。我是听着那些殖民开拓者祖先们的故事长大的，像潘恩和伊桑·艾伦（Ethan Allen）。我参观过新英格兰和纽约北部的很多战场，包括法国和印第安人作战的战场，以及独立战争时期的所有作战场地。我读了所有我可以找到的历史小说。事实上，当读到陆军特种部队首次进入东南亚的情形时，我倒是很想参军。可是当媒体曝光了美国政策的残暴和自相矛盾，我就改变了想法。我不知道潘恩会站在哪一边，可当时我想他肯定会站在越共那边。

弗兰克叔叔救了我，并且告诉我，到国家安全局工作可将我的征召延期。他安排我和局里的人进行了一系列面谈，其中有一天我感到筋疲力尽。那一整天，我在测谎仪监控下回答各类问题。他们告诉我，这些问题能判断出我是否具备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潜质。如果我有这方面的潜质，他们将对我的优点和缺点进行测评。这些测评将是日后给我安排具体工作的依据。当时我就认为，鉴于我对越战的反对态度，我肯定通不过测试。

在测试中，我说我是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但我反对战争。我很惊讶他们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穷追不舍。相反，他们更加关注我的成长经历，我对父母亲的看法和态度，还有我作为一个穷学生在那些有钱的预科生、富人堆里长大的内心感受。他们也仔细探讨了我对缺乏女人、性和金钱的挫折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幻想症等。他们对我和法哈德之间的友谊很感兴趣，尤其是我为了维护法哈德向校警撒谎那件事，这让我觉得很纳闷。

一开始，我以为这一切都对我有害无益，我注定要被国家安全局拒之门外，但结局出乎我的意料。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从国家安全局的角度来看，我的负面性格特征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看重的不是我对国家有多忠诚，而是我在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的程度。对父母的怨恨、对女人的性幻想、对丰裕生活的渴求，以及易被诱惑的“特质”，凡此种种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可造之才。我在学校和体育上力求出众的决心、我对父亲的反叛、我与陌生人交往的能力、我对警察的谎言，都是他们看中的品质。后来我发现，法哈德的父亲也在伊朗本土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而我和他儿子的友情无疑成了我进入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重要筹码。

测试后几个星期，我被安排了一份工作，并且开始接受间谍技巧的培训。当然，这是在我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几个月后才开始的。在正式接受工作之前，我冲动地参加了和平队招募者在波士顿大学的讲座。他们的主要“卖点”和国家安全局一样，去那里工作的人也可延迟参军。

决定去听那个讲座也是我生命中的几个重要“偶然”之一。当时，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招聘人员介绍了全球几个最需要志愿者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亚马孙热带雨林。在欧洲人踏足这片土地之前，当地人过着原始的土著生活。

从我的先人们在新罕布什尔安家时起，我就一直梦想可以过像当地印第安阿布纳基土著人（Abnakis）那样的生活。我清楚我的血液里带有阿布纳基人的特质，我希望像他们那样对森林知识了如指掌。在讲座结束后，我走到招聘人员面前，问他我被选中派遣到亚马孙雨林的机会有多大。他说，他们需要大量志愿者，我应该有机会。于是我立刻给弗兰克叔叔打电话。

让我意外的是，弗兰克叔叔鼓励我加入美国和平队。他坦白地说，在攻克河内之后，亚马孙河流域将是下一个目标。

“那里石油资源非常丰富。”他说，“我们要派一些能理解当地人的人去那里。”他说和平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营”，他还要我练好西班牙语和当地土著部落的方言。他笑着说，“你最后可能是给私人企业而不是给政府工作。”

那时候我还不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我已经从一个间谍升级到经济杀手。尽管我之前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个词，那之后的几年里我也没有听到这个词。

那时候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在全球各地分布着几百人，为咨询公司和其他私人企业工作，他们从未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却在为建立全球帝国服务。我没有想到，这一群人会在20世纪末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我更没有想到，自己在这一支不断壮大的队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安和我都向美国和平队提交了申请，要求被派遣到亚马孙地区。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感到极端失望，因为通知书上说，我们可能被派到厄瓜多尔。天哪！我想去亚马孙地区，却让我去非洲！

我连忙去翻阅地图册，查找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可是我在非洲大陆上找不到它。我翻查目录，才发现厄瓜多尔原来在拉丁美洲。在其中一幅地图上，我看到从安第斯冰川流出的冰雪融水，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亚马孙河源头。接着读下去，我才知道厄瓜多尔的热带雨林是全球物种最丰富的森林之一，几千年来，那里的土著人周而复始地过着朴实的原始生活。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

安和我在加州南部接受了和平队的训练，1968年，我们一同前往厄瓜多尔。在亚马孙地区，我们与殊瓦原住民居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方式确实与殖民者到达之前的北美土著部落无异。在安第斯山脉附近，我们和印加人的后代一起劳动。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在那之前，我遇到过的唯一一个拉丁美洲人就是我父亲任教学校里那个富有的“预科生”。我发现自己渐渐与当地以狩猎和种地为生的土著人产生了共鸣。奇怪的是，我还觉得自己与他们有某种难以言喻的关系。不知怎的，他们让我想起了那些生活在提尔顿的镇民。

有一天，艾纳·格列夫（Enar Greve）西装革履地乘坐飞机来了，他是查斯·T.美因顾问公司(Chas. T. Main, Inc. MAIN)的副总裁。这个国际咨询公司当时正为世界银行调研一个项目——向厄瓜多尔和其周边国家贷款数十亿美元的可行性研究。该笔贷款用于修建水力发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艾纳以前是美国预备军（U.S. Army Reserve）的上校，我告诉了他自己在加入美国和平队之前曾经被国家安全局相中，并正在考虑重新加入国家安全局。他告诉我，他有时会担任国家安全局的联络员。他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他肩负另一个使命：评估我的能力。我后来才知道，他的确是在不断跟进我的情况。他要评估在这种北美人认为是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我的生存能力究竟如何。

我们一起在厄瓜多尔待了几天，后来就以书信来往。他要求我向他提供厄瓜多尔的经济评估报告。我有一部小巧的打字机，正好喜欢写写东西，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他。在那之后大约一年里，我给艾纳写了至少15封长信。在信中，我预测了厄瓜多尔未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方向，评估了这里原住部族人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他们奋力抵抗国际石油巨头、国际发展机构和其他任何想将他们带进现代社会的力量。

在我结束美国和平队的厄瓜多尔之行回到美国后，艾纳邀请我到美因公司位于波士顿的总部进行面谈。他告诉我美因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工程建筑，但他们最大的客户世界银行最近要求他们招募经济师，对某些相关的领域进行经济预测，并且就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进行评估。他说，他之前聘任过3名高资历的经济师，他们都有无可挑剔的学历和资格背景，其中2名拥有硕士学位，另外1名拥有博士学位。可他们都惨败而归。

他说：“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着可靠的经济统计数据，他们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在这些国家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接着，他又对我说，此外，他们都觉得不可能按合同规定完成他们的使命。合同要求他们到遥远的国度，像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埃及等，并亲自与当地领导人会面，向他们提供针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所作的评估报告。他们中有一个人被派到巴拿马荒芜的村庄，结果弄得精神失常，不得不由巴拿马警察护送到机场，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

“尽管在厄瓜多尔你没有取得具体的经济数据，但从你的来信中，我觉得你是非常努力的。你在厄瓜多尔那样的环境里都能待下去，想必你在其他的环境里也不会有问题。”他还告诉我说，他已经辞退了一名经济师，如果我愿意到美因工作，他会解雇另外两个人。

就这样，1971年1月，我在美因公司得了经济师的职务。那年我已经26岁，征兵这种事情再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我向安的家人们征求意见，他们都鼓励我接受这份工作，我想这也是弗兰克叔叔的态度吧。我回想起他曾提及我可能最后要到私人企业工作。尽管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但毫无疑问的是，我能在美因咨询公司得到这份工作，肯定是3年前弗兰克叔叔安排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我有在厄瓜多尔生活的经历，以及我愿意动笔撰写评估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报告。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头脑发热，自负得几近膨胀。我只不过是在波士顿大学读了学士学位，本来根本就不可能在美因这样的高级咨询公司获得经济师的头衔，但是我得到了。我知道许多大学同学在被拒绝后，选择继续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或者其他硕士学位。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的头衔，也许会嫉妒我吧。我想象自己是一个闯劲十足的秘密间谍，只身前往异国他乡，躺在豪华酒店的游泳池边晒太阳，身边围绕身穿比基尼、举着马天尼的美女。

当时的确只是幻想而已，但在之后这种幻想在我身上应验了。虽然我的职务是经济师，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远远不只是作评估和预测那么简单，事实上，我的工作与詹姆斯·邦德(2)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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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兰斯洛特（Lancelot）：亚瑟王传说中的一名圆桌骑士，他与王后格温娜维尔的恋情导致了他与亚瑟王之间的战争。──译者注

(2)　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电影《007》的男主角。──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