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石兵（角、骨、蚌、玉兵器附）
第一节 原始石器时代及旧石器时代之石兵
原始人类，工兵不分，石器即石兵也，以石片斫物则为器，以石片格斗即为兵。故叙述石兵，应自叙述石器始，石器明则石兵亦明矣。石器时期之年代，颇难为准确之估定，尤其原始石器时代，在真原始人未确定以前，实难限定其年代也。若依各国考古家普通估计之法，则可假定新石器时代约在距今七千年至九千五百年之间，旧石器时代约在距今九千五百年至四十万年之间，再远则为原始石器时代。但其间尚有区域问题，恐亦未可一概而论也。
原始石器时代之石器，现在出土者颇少，故尚未能为各期之分析。至于旧石器时代之石器出土者既多，欧洲人曾为之分期如下：
旧石器时代前期分为舍利文化期及阿雪利文化期。
旧石器时代中期名为摩斯特林文化期。
旧石器时代后期分为奥利那西文化期、梭鲁特文化期及马格德林文化期。
旧新两石器时代过渡期名为阿奇林文化期。
各期之名字
，均由欧洲地名而出，但因已成习惯，故他洲如美洲、亚洲等处之考古团体，掘出石器，亦皆援引上列诸时期，以相附合，以相比拟。法国考古家德日进（Dr.Teilhard de Chardin）、桑志华（E.Licent）、步日耶（H.Breuil）诸氏，在中国各地发现旧石器时代之石器，亦均举以与上述诸期相比拟而定其年代。近年荷兰人在爪哇发现“爪哇原人”或“爪哇人”，及前期旧石器时代石器，欧洲考古家亦均认为与舍利文化期之石器因同式而同期。
吾人苟欲认识上述各期石兵之特性，以便手执一器，即可分辨其期代，而为发掘时或鉴定时之标准，则不可不知此各期石器之形式及制造之法。兹为介绍如下：
在旧石器最古之舍利文化期中，几于只有一种石器，法人呼为石拳，英人称为手斧。其形式至为简单，亦甚易辨别，大都系天然石块，略如中国端阳节所食之短体肥胖之粽子形，边上当然凸凹不平，底部稍圆而较为平整，半系古人挑选之故，半系用多磨平之故。此种老石兵，欧洲最多，在小亚细亚与中亚细亚各地亦有出土者，在中国出土之旧石器时代之石器中（如周口店等处出土之石器）则未曾见及，说者谓此可为中国人种非从西来或中西不同源之一证。阿雪利文化期出土之石兵较多，可分为石刀、石刮等类，不难一望而可辨别其形式，但其制造之技术仍甚为简陋，较之舍利期并无改进，仅将天然石子敲去其碎片而用其中心石核耳。降至摩斯特林文化期，虽然石器仍形粗陋，但其技术已有进步；因不但利用石心（石核），且已知同时利用敲下或落下之石片制器，而制造之方法亦已较上两期为进化。盖在上两期中，制造石器之法，系以石击石，去其碎片，留其中心，可谓一击或击一次而成；摩斯特林期之石器，则须再击始成。其法系选择石子之一面或一点而敲击之，一击即可获得大小合意之石片，石片敲下之后，再将石子敲击以成器，且整齐其边角，使成锐利之边锋。是以摩斯特林期石器制造之特点有二：（一）将撞击的力量缩小在石之一点；（二）再击或二重手工之打琢。奥利那西文化期的石器与摩斯特林文化期的石器大致无甚差别，然亦小有不同之点，此系先后人工差异之故，欧洲考古家大都能辨别。再降至梭鲁特期，则石兵及他种石器之制造尤形进步，已有两面边锋，犹如制刀者已能制剑矣。迨至马格德林期，制造石器之技术更加长足进展。从前制作石器系以石击石而用其中心石核及碎片，其始仅一次打击，其后则多次打击，击而后琢；马格德林期石器之制造，已知利用居间器击打，而不复以石块击石块。譬如斯时燧石器之打击，均曾经过一种中间媒介的工具，如石凿、石钻、石锤之类，而不直接用力打击其石块；是以马格德林期之石器，其体积面积均能大小如意，制成各种不同之器具。斯时人类之知识已大形进化，可谓已有科学观念，因吾人至今亦尚沿用此种方法凿石也。至于阿奇林期，系旧新两石器时代之过渡时期，有人名之为中石器时代，亦有人名之为尾旧石器时代。在此时期中，马格德林期的艺术已不复存在，系另以么石器（日人译为细石器，即含有结晶成分之小火石所制之石器）代表斯时制作之石器，此外并无他种特征。
就骨角等器言之，人类自有生以来，即知利用此等俯拾即是之天然兵器。至前后旧石器时代，骨角器使用的范围愈形扩大，可为其时代之又一区别。在舍利期及阿雪利期中，是否仅用天然骨角为器，或已知加以人工制作，虽尚不能断定，但曾经使用骨角兵器则毫无可疑。降至摩斯特林期，则确知业已开始人工修制骨角器，但其形式及使用范围是有限制的，颇为简单，其制造之技术当然亦甚简陋。至奥利那西期，则人工进步，遗有以鹿角制成之骨针及他种骨器甚多，恐已有骨镞之可能。再迟至马格德林期，则骨器之种类愈多，制作的技艺亦愈形进步，因斯期之人类已知利用间接琢击刻划之工具也。至新石器时代之前，阿奇林期中，则斯时驯鹿业已绝灭，鹿角制器因以不见，而骨器制作的艺术亦复呈衰落之现象。就美术方面言之，绘画及雕刻之遗迹，在西欧前旧石器时代之遗迹中，尚无确定之发现；在奥利那西期中，则确已发现雕刻及造型艺的开始；降至马格德林期，则最初的艺术已达最高之成就。此种自然形象之造型艺术成为旧石器时代之动物画家及雕刻家之专长，实为人类史上之特彩。
中国近十余年以来，发掘之工作渐盛，各地出土石器颇多，时有所闻所见。但旧石器之出土者，仍以东北及西北诸省为著，西南亦略有发现，中部及长江流域尚只有新石器出土，广西则最近曾发现中石器时代之石器。今就现有之出土物，比照欧洲分期法，而分别中国旧石器为：
前旧石器时代 前期周口店文化；
后旧石器时代 后期周口店文化及河套文化；
尾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 达赉湖（在东北北部海拉尔附近）文化及广西文化。
此种分别，当然尚过于简陋，且难免错误；盖因中国地大物博，发掘之工作甫经开始，此时颇难分区断定，应俟将来出土物增多，地点增多，详细比照鉴别，始能如欧洲式之细分期代也。今如就现时各处已经掘出之石器而论（石兵居其大多数），则已有下列之成绩：
旧石器时代之石器：河北周口店，宁夏水洞沟及中卫，新疆酒泉，四川珙县及峨眉，以及西康等地。
旧新两石器时代过渡期或旧石器时代尾期或称中石器时代之石器：广西武鸣及桂林，东北北部达赉湖等地。
新石器时代之石器：内蒙古乌里乌苏沙漠及哈达庙等地，新疆温宿、哈密、吐鲁番等地，东北地区齐齐哈尔站道南昂昂溪、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凌源及锦西县沙锅屯、貔子窝等地，陕西斗鸡台等地，河南渑池仰韶村及安阳殷虚等地，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等地，山西大同等地，河北龙关县黄土坡、董家窑等地，江苏南京栖霞山、金山卫及镇江等地，浙江杭州古荡、杭县良渚镇及湖州漾湖等地，福建武平县南小山及厦门南普陀等地，四川珙县、峨眉等地，广东雷州及香港附近之拉吗岛及兰岛等地，近年均掘出新石器时代之石兵及石具等石器甚多。
至于骨兵、角兵及蚌兵器，则凡石兵出土处大概均有，唯因较易腐碎，故完整者较少；但山东、河南等处，近年曾发现大量古代遗物，其中颇多完整者。其最古者当推周口店出土之物，次古者推西北各省出土之器，山东、河南等处出土者则已距铜器时代不远矣。玉兵即系石兵之一种，《越绝书》载风胡子对楚王曰：“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玉为美石，人类制石器时遇石质之坚美如玉者，特别细加琢磨，摩挲玩赏，以满足人类爱美之天性，斯即玉兵之滥觞，在传说中之黄帝时代，庸或有之。现在出土玉兵之较古者系河南殷虚出土之玉镞、玉匕首、玉刀、玉戈、玉矛头、玉斧、玉圭等器；其较佳者以白玉或碧玉所制之矛头，多有配以铜管柄而镶嵌绿松石者，均系铜器时代之物。殷代白玉有系来自西北者。
中国出土石兵之最古者，当推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十余年前所发现之物。先是奥国人师丹斯基（O.Zdansky），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周口店采得化石很多，于一九二六年在此化石中发现两个人之牙齿，定名为“中国原人”或“北京人”，嗣复陆续发现人齿颊骨、脑盖骨以及体骨多具，一九三九年春，复发现完整无缺之人首化石，于是“北京人”之人群存在已毫无疑义。北平地质调查所自一九二七年起开始发掘，至今未辍（历年工作及鉴评重要人士，为杨钟健、裴文中，法国考古家德日进、桑志华、步日耶及奥人步林[Bolin]诸氏）。据中外人士之鉴定，此遗址之时代当为原始石器时代或前旧石器时代，距今约四十万年。发掘时发现有人类用火之遗迹，因为地层内有灰、有焦骨、有烧过之石，并有木炭。原人之下臼齿、破牙床、牙齿、破骨及头骨化石在数年以前业已屡次发现，近年除出土整骨不少外，最近且获全首化石。原始之石兵，数年前即已掘获颇多，大都均在第二石英层之间，即发掘处第八、第九、第十层之间。一九三一年一年中即已掘得石器二千余件，其中人工痕迹显著而成器具者有数百具（据德日进诸氏之鉴定，其中石器大都为早期即最老旧石器时代之物）。其石质有数十块为绿色砂岩、石英砂岩、石英斑岩及绿色页岩，余均为石英，并有燧石数块。其类似兵器之石器，可就其形状分为七种：
（一）椭圆形 前端一钝尖，腹部前方为凹入利刃，脊部前为凸出利刃。
（二）菱形 腹部同前，脊部为一稍直之利刃。
（三）肾形 前端为圆形利刃，腹部全为利刃。
（四）长刀形 前端为一尖，腹部为外凸之利刃，脊部及后端皆为宽面。
（五）正方形 四面皆利刃。
（六）三角形 前端为三个面所成之尖，腹部为利刃，脊部及后部为宽面。
（七）梯形 腹部为利刃，其他三面为宽面。
周口店出土物中，亦有骨兵及角兵，其最显著而完整者，为鹿角及其他动物腿骨打成之凿及刀，锋刃尚锐。体上有人工割切之槽，其浅槽作平行线形，或作交叉形，深槽较为宽大，均只有一槽，在器腹之中部，切工有时甚为平整（均见第一图版）。关于周口店石兵、石具之制造法，据裴文中氏之报告，第二石英层所发现之石器，其制造之方法系将力量缩小至一点而打击，出土石器之半数均具如是一次打击之痕迹，并且在石器之边上曾发现再击之痕迹。但此第二石英层所发现之石器，并非周口店出土中所含最古之石器：一则因第一石英层中，已发现炭火遗迹，可以联想至欧洲摩斯特林文化期；二则因法国考古专家步日耶是年（一九三一年）来华视察之结果，认为周口店之“中国原人”或“北京人”，业已广用石器，此种“中国原人”之生活期，伊虽未敢确定为原始石器时代，然信必可当欧洲之前旧石器时代，约在距今五十万年以前。据步日耶教授之视察结果，因周口店原人曾用花岗石子及他种石块为工具，以击碎骨角且割划石块。步氏在周口店小河中，拾得甚多；其中有一沙石块，系在较近地面之地平线上捡得者，作复杂方体形，其四平面均有人工锥刺之痕迹联作凹条形。此种凹条痕之石器，在法国自摩斯特林期起，各级地层均有，在西班牙台维拉地方亦曾发现阿雪利期之遗物。至于锥刺凹条之用意或其用途，则专家之见解不同，有谓系为便于把握而不致滑手者，有谓系为捣磨谷粟之用者，尚无定论。步氏又在曾受人工之石英之下层中捡获一沙石厚块，三面均经打制，几成直角，其左面必曾为琢割之用。据云在法国加洛勒河高流域之老旧石器时代之一地层中，曾经发现多数同样之石器，均系舍利后期之物。在西班牙之加斯梯洛地方亦曾发现此种石器，系在摩斯特林或前摩斯特林之地层掘出者。步氏又曾寻获曾经打琢之其他沙石块数具，但其人工较为简单，中有一器类于斧锛，仅一长边锐利。周口店原人又曾用石刀割物，步氏曾在小河捡获石碎片数具，均有人工痕迹；其中一石刃较宽而薄，有未发达之球形柄，想系为割木之用。但从未见有杏核形之石具，如尚有他种岩石（沙石化石）之大型石具，伊以为当在有灰迹大地层之根底求之。因步氏曾在其地寻获沙石化石块数件，业已变腐，难认其原面，然其普通外形颇类三面形之大型打击石块，或两面形之杏核形石具，但此不过言其形式颇相类似而已。至于曾经人工之燧石，仅见及带沙质之燧石打制片一块。反是，乳色石英块极多且大，在灰层下及灰之上洞中寻获至数千件之多，有大如人首者，而大如拳头者更多。其中数具必曾为锥台之用，其一边线尚凸而且锐；又有较小之多面体石英块，显系石核器，且有重用之痕迹。石英矿层系在隔水之对面，洞中或近处并无此种原料也。尚有三四小石英块，两面曾经加过工，颇似两面石器；其他则较为圆体，或系将石核器改变为小斧之用者。多数均无再击或修整之痕迹，用痕则显然可辨。此外尚有贝壳形石具颇多，有宽锋如剪刀者，有窄锋如凿者，其中颇有形如老旧石器时代之角连垂线形之石凿者，想曾用以割锯鹿角者。亦有略作螺锥形或方体形及尖锐如鸟喙形者，又有直形及凸形或凹形之石英刮，但其尖不甚锐。统上观之，乳色石英所制之石具，可谓完全无缺，各类均有，令人忆及法国协浦雷地方发现摩斯特林人所制之各种含沙石英石具。步氏结论谓：
北京“中国原人”或“北京人”，与前所观测者不符，并非无人类知识之动物；其头脑已与真人甚相接近，已属于人类。虽当时尚未脱去兽类之性质，然已有渐进之聪明，开始抑制群兽，火及打制石器是其武具。此非最古原人，其艺术及实验科学均由其多级祖先传授而成，惜此时吾人对其祖先尚一无所知耳。然则吾人在周口店所获之意外之事实，非但并不减少“北京人”之意义，且可扩充其结果，逐渐往前推进，以追求而达于吾侪人类之来源。
又一法国考古专家德日进主教，在华传教多年，曾参与周口店发掘工作，据云其地最下层，即C层，系炭灰与石器层，此层所出之石器有数千件之多，可以为下列之分类，以研究其制造之法：
一、击碎或打制之石子。可以分类如下：
（一）方形石器 在C层中，觅得绿石三面方之大石块数件，三面打制，一面有锋，或系打劈之器。此方形石器系C层中常用之器，用痕显然可见。
（二）切体石器 多数系较小石子，曾受直下之打裂，如切割形，想系切去石子圆头之故。其平面想系为压碾之用，其凸出之部分则用作圆锤，但用痕不显。
（三）石斧C层所获之石子，大多数作石斧形，如下：
（1）笨斧，或原石斧 此为最简单之石斧，大都为绿色宽平之石子，其天然之边有一处或数处受过捶打者，裂而成锐形，用久乃成利锋。亦有长扁形石子，上端受捶打，下端犀利，较似斧形者。又有作蚌壳形者。尚有曾经先后两次击打，假作再击形者。
（2）踵斧，或制踵之石斧 均系绿色石制，其用以击劈之一端作锐锋形，其上方对端则经人工打击成方形或多边形，想系便于把握之故，故称之为踵。
（3）利斧，或带刃之石斧 均绿色石制，其一边有人工斜击形，成为利刃，虽略如刮刀，然体形较大，且受有工作时之痕迹，故仍系石斧。但制时打裂痕与用时打裂痕实难分别，有时只知制时打裂痕之粗陋，或竟难于辨认。此种锐斧，其刃既属人制，则所选择之石块或石子当然上大下小，上重下轻，上宽下窄，而且上端便于把握，下端稍为打磨，即成刃矣。
二、石英核。此类小型石器，大都作圆锥体，由不规则之人工打击而成，均系石英制，因其小故名之为核。均曾经再击之手工，有反复之痕迹，略如之字形。但有时确系石子之中心核，未受许多人工，有时直接用为石斧石锤，亦无再击之痕。可为分类如下：
（一）扁圆核 此类石英核，大都作不整齐之形体，有一面平一面凸下锐而两边作棱角形者，有两面平下锐而两边作凸角形者，有两边及上端均凸凹不平仅下锐者，有经过再击者，有用花纹石英制而作圆锥形或蛤蜊形者。打击之人工均甚显明。
（二）圆锥核 此类石英核石器，其形体较为完整，有如圆锥体，其底面及锥体上再击之工痕显然可辨，工作亦较为细致。
三、石刮。除上述圆锥及锥形斧外，C层中石刮极多，其较大者有如利斧，前已述及。今就其多数较小者言之，可分为线形、凸形及凹形等数种如下：
（一）线形石刮 其较大者有如石英制而形如镞头者（长一二〇公分），有用缺边绿色石子制而形如桃者；其较小者多用近于么石之石英块片制，其质为半透明之水晶石。工作亦颇细致，有作镞头形者，有作蛤蜊形者，有作长方形者，均上凸而下锐，两面较为平滑，边亦较为整齐，亦有直如线者，此均水晶石之原体使然，人工仅使之锐利便用耳。
（二）凹形石刮 此类石刮不多，其发现者仅石英制数件，形如鸟首，上颈方而下首锐，又粗糙水晶石制数件，形如不完整之镞头或锚头。
（三）凸形石刮 此类石刮更少，其出土者，或系偶然之器，不得视为广用之品。其形体有长而上曲，形如军刀之尖者，一边直如刀背，一边曲如刃尖，上端尖锐而下端平；有用花纹石英制而形如方贝壳者。
（四）复形石刮 此类少数石英石刮，不但一两边曾经再击，抑且四边均经再击。有正视之作正方形而侧视之作蛤蜊形者，有作长方形体者，有作马甲形者（背心形），有作两边宽平之杵形者，亦有横看如僧帽形者。各边再击之痕迹显明，是否可成为一类制之器，则尚属疑问。
（五）石锥，或尖头石具C层中觅获尖头石器四件，其上端均尖锐如锥，下端平面，未经再击，想系“北京人”有意制成之石锥。有形如香蕉者，有形如镞头者，有形如短肥之竹笋者，亦有形如不规则之茧壳者。
（六）石灰石制石器C层出土者，中有两件，一作方帽形，一作尖帽形，工作颇细，下端均平，疑系捶打或捣磨之器。
关于周口店C文化层石器之制造方法及其上两层A与B文化层石器之制造方法，德日进均有阐述，因限于篇幅，姑予节译。德氏之结论，认为“周口店石器自成一类，不能强与他处出土之摩斯特林期或较古期之石器相比，应视为周口店特有之文化期。周口店地层，远在石器时代以前，盖在地质时代之早期更新统之间。‘北京人’就文化方面言之，可以视为老旧石器或前旧石器时代之最早一代表”。然则“北京人”或竟为东亚之原始人，尚在“爪哇原人”之前，生存于四十万年以前之世界亦未可知。因“北京人”关系中华民族之来源至巨，故不惮详述其原始式之兵器焉（关于周口店出土之石兵骨兵，参阅第一图版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等号）。中国旧石器时代之石兵，近十数年以来，因发掘工作之发展，其他各地陆续出土者亦正不少。其较先发现而有专书记载者，当推法国教士考古专家桑志华、步日耶及德日进诸氏于十余年前在宁夏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左近长城南边水洞沟地方掘得之旧石器时代石器。其中较著之石兵，如石髓石器，颇类欧洲出土早期旧石器时代之石兵；石英石石凿，有似摩斯特林文化期之人工式样者；石灰石石刃，有似奥利那西文化期之人工式样者；石英石双面石刮，亦有似属于奥利那西文化期之人工式样者。其他许多石灰石及石英石等等大小石刃，均系旧石器时代之物（关于宁夏水洞沟旧石器时代之石兵，参阅第一图版第八、九两号）。一九三二年德日进氏又与杨钟健君随同中法人士所组织之法国锡特洛因（Citroïn）爬行大汽车队西北考察团前往甘肃、内蒙古及新疆一带考古，获得旧及新石器时代之石器不少，其中有他处未曾发现、从未经人研究者，颇饶兴趣而有价值。其旧石器时代之物，有威城（宁夏、兰州间）迤南中加儿河流域获得之石英石制石锤、石凿，杂斑累累，又作蚌形，琢打简单。内蒙古通古尔地段获得之石斧、石核锤及石英石凿，其人工琢打之痕迹似较为整齐，然其形式古笨，想系旧石器时代之物，但未能确定。在新疆哈密与肃州（酒泉）间获得石英石尖刮、石英石尖凿及石英石一面平之圆刮。尖凿之尾部曾经人工打琢修整，尖刮又似石刀，德日进均断为旧石器时代之物，然存疑问。吾人以为自一九三五年广西发现中石器时代石器证明与安南中石器有关。一九三六年前后，马来半岛及南洋群岛发现腰形石斧，与内蒙古、西藏、新疆同形石斧有关，同时出土之其他石器又与广西中石器有关，于是中石器时代石器之系统逐渐露其重要性。此项内蒙古、新疆之石器，德氏未敢断定为旧石器时代之物，而又非新石器时代之器，或者为中石器时代之石器欤？四川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藏有中国旧石器时代之石兵等器数十件，系该馆人员在四川及西康各处搜寻及发掘所得者。内有数器系在四川觅获与摩斯特林文化期之石器同式者，其他各器多系西康出土者，石质以黑石块者为多，沙石次之。四川出土者，有作磨盘圆凸纹，颇似碎磨石片，打工均甚简单，仅边上间有打制痕迹；西康出土者，其黑石片仅边刃上稍有人工，颇似天然石片，其他沙石器则打击之人工较显（第一图版第十、十一两号）。
中国原始石器时代及前、中、后旧石器时代之石兵，现在业已出土者似尚只有此数处，但绝不止此，国内必有多数地方，均蕴藏旧石器时代之石兵甚多，将来发掘之结果，想必陆续有以昭示吾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