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批评的传统、方法与启示[1]

——基于“西方史学，中国眼光”的解读

陈安民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史学批评是衡评史家史著得失、分析史学发展趋势、生成理论的一条有效途径。源远流长的西方史学批评史自成传统，成果形式多样、论题丰富、名家名作辈出。史著可靠，即真实性与客观性追求是贯穿始终的批评原则。在其多样的批评方法之中，比较、史源考索等是较为常用且关键者。西方史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度，其间是是非非、得失成败，方法论遗产等，皆可为中国史学批评提供参照。

关键词：西方　史学批评　《近代史家批判》　客观性

史学批评是史学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史学健康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它在史实纠谬、史观争鸣、研究方向调整、范畴生成与理论构建中，具有特殊价值。中外史学尤其是中西史学发展史上，皆有丰厚的史学批评遗产。正是基于如是认识，本着“互为参考”的宗旨，“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拟对此加以专章论述，作为下编“史学理论”的八个专题之一。[2]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史学批评的研究，成果丰硕。相关文章结集有《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等，专著有《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晚清史学批评》，以及即将出版的七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等。从纵向梳理的系统性、问题所涉的广度、分析的深度上来看，相关成果已初步彰显出中国史学批评的风格与气象。相形之下，有关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直接题以“批评”的专题论述尚不多见。不过，在各类西方史学史、史学理论、文学批评之作中，以及史家、史著、史学流派的个案研究之中，虽无“批评”之名，却有其实。综合来看，尝试以“西方史学，中国眼光”[3]的视角对西方史学批评加以梳理，已具备良好的认识基础。撰写拙文的初步目的，即拟借鉴参照中国史学批评研究的范式，尝试勾勒西方史学批评的概貌。具体而言，主要涉及如下问题：西方史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有哪些主要存在形式；西方史家如何展开史学批评，主要方法有哪些；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提出了哪些普遍性范畴；这些批评与史学发展有何关系，得失何在，对于当今史学有何启示。笔者不揣浅陋论述其中几个侧面，限于学养，疏漏失当之处必多有之，敬请同仁不吝指正。

一 批评的传统与遗产

西方史学批评，能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答案是肯定的。据中国史学批评研究者的界定，所谓史学批评，指“人们反思、评析史学家们的史学活动、史学成果”[4]。这样的内容指向，大致等同于国内西方史学史界所谓“史学反省”，即“历史学家对自身工作所作的一种回顾、总结与思考”[5]。有关西方史学的相关研究中，还有以“反思”“评论”“评析”“批判”等多种术语相称者。本文基于与中国史学批评互为参照的意图，选用“批评”一语。当然，批评的对象系史学，而批评的主体并不仅是史学家，在西方史学批评史上，哲学家和文论家所扮演的角色亦不容忽视。

按照这样的理解，此处所言西方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史密切相关而又有所区别，关注重点也不在历史评论。举例来说，考察罗马帝国早期史学史，李维及其《罗马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李维并无特别的创获。后人对李维及其著作的评论，有马基雅维里（又译马基雅维利）《李维〈罗马史〉前十书评注》（中译为《论李维罗马史》，商务印书馆，2013），又有圭恰迪尼对马基雅维里之批评的批评（即《关于佛罗伦萨军队的对话和评论》）[6]。前者意在借李维之作总结罗马盛衰的经验教训，后者则不同意其历史评价与政治立场。二者从形式上说是评论史著，但其重心主要在历史观点，因而大致等于我们的“史论”，而非“史学批评”。18世纪以来，李维及其著作的校勘、注释和翻译者所详加分析的，诸如创作背景、史源、史料可靠性、史学方法、结构、写作技巧、文字风格、素养品格等，引起了更多的讨论。依据本课题的设计，前一个方面纳入上编“历史理论”，后者乃本文的主要探究对象。当然，史学批评与历史评论并非截然相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史学自身的批评最终都是服务于历史真相的追寻和历史意义的探求，历史解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反思至关重要。

与中国史学批评一样，西方史学批评也有多种存在形式。19世纪中晚期以来，批判的历史哲学和史学史撰述兴起、专业刊物勃兴，其反思与批评特质、系统性的专论已非往日所能同日而语。不过，在漫长的史学批评发展史中，实践的历史学家也通过多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一是历史撰述的开篇序言或文末结语。自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发端，这一形式广泛存在。二者兼具者如比德（Bede Venerabilis，约673～735）《英吉利教会史》之前言和末卷末章（第五卷第二十四章，概述“按年代顺序扼要重述整部著作中的大事；有关作者本身的概况”[7]），不惟有内容的拓展，也完善了史学批评的表现形式。二是历史撰述中的某些部分，典型者如波里比阿之《通史》，除第一、二、三书（卷）等处的零星批评之外，第十二书可谓专门针对强调修辞与技法的西西里学派史家泰密乌斯（Timaeus，约前356～前260）的批评之作，从内容层次上讲，既批评其史地撰述，又批评泰氏对他人的批评。前述两种形式，在20世纪以来的历史撰述中得到了极大发展，学术史的反思、方法论的评判与客体探讨往往交融在一起。斯宾格勒（又译施宾格勒）《西方的衰落》、汤因比《历史研究》、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等，皆是此中代表。三是专篇和专著。前者如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论修昔底德》、普鲁塔克《论希罗多德〈历史〉是充满恶意的著述》、海登·怀特《历史学的重负》，后者如兰克《近代史家批判》等。四是文献选编、汇编、校勘与注疏、辞书中的史学批评。古典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学者的史籍校勘、中世纪教会学者的古典辞书、拜占庭学者的文献整理、近代玻兰达斯派的史料整理等，其中不乏批评。如玻兰达斯派各类《圣徒行传》的序言（Propylaea），便被称为“历史方法和历史批评文献的里程碑”[8]。20世纪以来，洛布古典丛书之前言、导论等更是批评的典范。五是史家传记。他传，不惟起源较早，且多有名家评名家之作，如麦克尼尔的《阿诺德·汤因比传》。至于严格的自传性著作，源起相对较晚。自维科响应号召撰写学术性自传反思成长经历与学术得失以来，这一形式方得迅速推广。其中如《吉本自传》、霍布斯鲍姆《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兼具批评与自我批评。六是日记，书信，各类对话、访谈之作。如泰纳与摩诺的通信、《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厄本对话录》、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等。史著之外，哲学家与文论家的史学批评亦兼具多种形式，亚里士多德对话中论诗歌与历史、卢奇安《论撰史》、培根《论学术的进展》与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对历史编纂类型的勾勒、康德专文评赫德尔的历史哲学、卡西尔《人论》之专章论述。自批判的历史哲学兴起以来，史学批评进入知识论反思的新高度，知名者往往多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和文艺批评素养。

批评不绝，遂成连续不辍的传统。对此我们可以从理论上略作分析，进而澄清一个疑惑。一则，从理论上讲，批评的题中之意绝不仅仅是消极的负面否定，还有正面的阐扬与发展；无后者则无所谓史学的赓续，无前者则无史学的发展。道理即在于史学的内在规定性——既然称为史学作品，就或多或少是客观历史的反映，注定了“史著”不会被全盘否定。这个道理，波里比阿已经有明确的意识：“泰密乌斯说历史写作中最大的罪行是曲解造假；他因此认为他所指控的那些人做出错误陈述，要为他们的书另取一些其他名字，可以称呼它们为任何东西，就是不要称为历史……我必须同意他，真相在这类作品中扮演主宰性的角色。”[9]因而，真正的史学批评，必定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否则，就不是史学之批评了。鉴于任何时代的史学成果又会受限于史料、认识者主观条件、社会需求的制约而有其确切程度、解释模式、立论角度的局限，必然会得到后来者的进一步改写。由此，也就决定了史学批评与批评对象之间的一般关系，乃后出转精的纠谬补偏、差别解释，整体上并非非此即彼、取而代之的矛盾关系。如作为西方史学开山的希罗多德及其《历史》，随后就面对另一种史学类型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批评，之后狄奥尼修斯、波里比阿、普鲁塔克等人批评不辍，及至近代，各自的支持者间又争论不绝直到当下。然而纵然如此，二者历史记载的内核仍非对方可以替代。随着历史的发展，相应的历史记录与解释之作不断诞生。随之而来的，也就是批评的增长点与延续不绝。二则，中世纪是史学批评的断裂期吗？事实上，即使以古典史学和近代史学批评的标准，中世纪仍然具有承上启下的连续性。中世纪教会史家以特定的角度和标准评析前代经典、史学模式，从而在这种评析中构建自己独特的编纂模式。两者间的断裂和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如神意介入历史解释、证据意识的淡漠、因果关系探究的欠缺、尘世之人是否能够认识历史等。不过，其历史时间观、直线进步观、普世史观念又深刻地影响着时至今日的历史思想、历史编纂与批评标准，这些方面构成其启下的一面。就中世纪史学批评承上的一面来看，核心的依据，应该说是它仍然承继了古典史学对证据和真实性的要求。比德、格雷戈里、艾因哈德、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弗赖辛的奥托、亨利、坎帕尼等人，对此皆有强调。其他，诸如论史学功用（昂格朗）、语言与历史之关系（伊西多尔）、修辞技巧（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等，亦与古典史学批评诸多同调。这一绵延的传统，孕育出共同的批评话题，也发展出多样的批评方法，留下了诸多名篇佳作。

二 批评的宗旨与功用

这些珍贵遗产的产生，与批评者对史学批评之价值的认识密不可分。古典时期的批评家卢奇安（Lucianus，约125-180后）讲得好：“首先，让我们讨论历史家应该避免甚么，必须清除甚么缺点，然后进而所要讨论的应该采取什么正路走上康庄大道。”[10]清除缺点、认清走上健康发展的坦途，这是史学批评的任务，也是根本宗旨与功用。当然，其具体情形又千差万别。

其一，史学批评往往是民族与乡邦文化认同、历史借鉴意识觉醒的一部分，当部分史家意识到本共同体历史撰述的落后，往往自发激起一种自觉的史学使命感。罗马时期，撒路斯提乌斯便说：“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并不是像盛传中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所以雅典人的功业便被认为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学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罗马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11]中世纪初期，格雷戈里有感于学问荒芜、史才缺失，不由得发出这样的哀叹：“在我们各族人中间也找不到一个能够把当代的事件写成一本书的人了……尽管言辞粗鄙，我也要把往事的记忆流传后世，决不能使那些邪恶的人和正直的人之间的斗争湮没无闻。”[12]史著是时代的记录，民族伟业的表彰，恶行的惩处，也是文化自信的源泉，史家理应肩负起这一光荣的使命。犹太史家约瑟福斯记录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战争，主教希耶特玛害怕梅泽堡的历史被人遗忘，维科感叹意大利学术研究的落后而奋起直追，英国学者面对休谟、罗伯逊、吉本等人佳作问世的欢欣鼓舞，沃勒斯坦分析法国年鉴学派崛起的政治与社会动因，也都强调了这一方面。

其二，指陈已有著述的不足而激发新的创作。从学术的角度讲，这是史学批评的基础功能之一。面对同一主题，随着新史料的发现、研究方法的进步、立场的差异，后出者总会对已出史著提出不同意见。诸如罗马帝国兴衰史、法国大革命史、苏联兴亡史，诸家撰述竞相面世，确实未曾离开史学批评的介入。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趋于极致，甚至有敢于全盘否定个人先前撰述而另起炉灶者。如普罗柯比（Procopius，500-565）《秘史》的问世，就是他不满自己所撰《查士丁尼战争史》（一译《战史》）的产物。他在《秘史》前言中悲愤而无奈地写道：“到目前为止，在我所写的有关罗马人的战争的文字中，那段历史是按年代顺序记述的，以揭露整个罗马帝国真正发生的事件，作为对以前完成的呆板的正史编年史的补充。众所周知，当某些人在世时，按照历史家本应做的那样去记载其真实言行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么他们的间谍就会发现，并且置我于最悲惨的境地。我甚至无法相信我最亲近的人。这就是我为何在前几部著作中被迫矫饰历史并隐瞒自己真实观点的原因。现在，我有责任讲出这些秘密，揭示隐藏着的事实与动机。”[13]曾经因政治高压和顾及告密而曲笔成书，君王既逝、环境改善，史家良知难泯遂决然直笔新撰。

其三，以史学批评参与当世论争，进而开辟新学科、催生新著述。除了党派立场所带来的历史解释对垒之外，西方史学批评史上的宗教论争和民族因素特别突出。近代伊始，瓦拉之后，路德派与罗马教廷之间反复论战，“双方都发现他们的教义暴露了逻辑的和历史的缺陷”[14]。由此开启了宗教文献学的学术化步伐，也留下了学术批评史的佳话。玻兰达斯派学者丕皮布洛奇（Daniel Papebroche，1628-1714）撰《古文书真伪辨异序》，攻击了本伯尼德提派圣登尼斯修道院重要特许状的真实性。后者震怒，委托马比荣（Jean Mabillon，1632-1707，又译马比昂）撰文回击。马比荣遂以纯粹学术和科学讨论的立场，探究了历史批评的一般准则和古文字学、古文书学的一般原理与方法。1681年，《古文书学》六卷出版。丕皮布洛奇读后致信马比荣：“我可以坦率地向你公开承认，我以这个题目写的那篇文章得到的安慰没有别的，只是为你那篇如此杰出的论文提供了撰写的机会。的确，在初读你这部书时，我看到自己被彻底驳倒，毫无答辩余地，也感到一丝痛苦。但你这篇极其难得的文章的效用和妙美很快就征服了我的弱点。而且，在看到如此清晰地阐明的真理之后，我欣喜万分，于是就把我的同伴邀来共享我内心的欣慰。因此，一有机会，我便毫不犹豫地公开声明，我已经完全放弃了我自己的主张，完全接受你的思想了。我向你恳求友谊。我并不是有学问的人，而是想学习的人。”[15]汤普森说这是自尊和谦逊的典范，诚非虚誉。20世纪，围绕德国战争责任及其相关问题的争议，成为民族国家立场与人道价值之争、史家道德与纯科学叙事之争的又一焦点。20世纪80年代，针对以布罗扎特（Martin Broszat）等为代表的德国史家在大屠杀研究中以学术创新的名义对纳粹罪行的淡化、去道德化等问题，犹太史家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änder）坚持将道德维度作为历史知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而撰写《迫害的年代，1933—1939》（1997）、《灭绝的年代，1939—1945》（2007）两书以发出受害者的声音。[16]

其四，发掘前人论述的闪光点，提炼范畴、总结方法、生成理论。近代人文主义史家和理性主义史家，绝大多数承继彼特拉克的观点，视中世纪为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之间的断裂。实际上，比昂多（Biondo Flavio，1392-1463）在其罗马与意大利史系列作品中，已经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欧洲历史的连续性，并且抽象出“中世纪”这一概念。汤普森指出：“他是第一位从中世纪撰写的那些编年史中抽出中世纪史的作家，并认为中世纪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时代。不幸的是，这个观点和教诲竟然无人注意，因而中世纪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一直未能取得应得的地位，直至吉本和浪漫主义运动才把它从埋没和受蔑视中拯救出来。尽管如此，夫雷维阿·俾温多在这部伟大著作中竟然还把史学批评建立在如此巩固的基础之上，以致后来意大利历史著作的篇章中就从未重复那些荒唐的胡诌，如说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起源于特洛伊战或其他古代城市等等，与此同时甚至迟至17世纪，意大利以外的欧洲的历史写作却仍然充满虚构的故事。”[17]这是通过史学批评揭示史家创见，阐发被时代学术风潮埋没的卓见，并在比较中彰显著名史家对民族史学水平的提升。自史学史研究范式逐步确立以来，史学批评往往是其中最为内核的部分。今日所谓批判的历史哲学和思辨的历史哲学论著，更是须臾离不开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反思。当代史学理论所广泛运用“历史主义”“直觉”“理解”“客观性”“弗劳德式的鲁莽”“东方学”“微观史学”“碎片化”等等术语，皆是总结提炼与反思批判的产物。这方面的典范之作，可以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对兰克式客观主义史学的总结与批评为代表。而在思辨的历史哲学家那里，修正观点而继承方法的情形亦不乏实例。如汤因比谈及自己与斯宾格勒的关系时说：“当我在读那些通篇闪烁着历史洞察力的篇章时，我起初还怀疑我的探索在连问题（更不用说答案了）还未在我心中全部形成之前，是否早已由施宾格勒解决过了。我自己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历史研究中最小的理解范围是社会的全部，而并非从这些社会中任意分割出的片段，如近代西方世界的民族国家或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城邦那样。我的另一个论点是：所有称为文明的各种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平行的、同时代；这两个论点也是施宾格勒体系中的主要论点。但是，当我从施宾格勒的书中寻找我的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答案时，我便看出仍有我所要做的工作，因为在这一点上，在我看来，表现出了最无助于增长知识的教条主义和历史决定论观点。”[18]修正斯宾格勒历史观的悲观主义，承继发扬其历史研究的单位选择与宏观比较之法，这是经思考批评后的郑重选择。

其五，以批评明既有史学的弊端，探究史学发展的新方向。从宏观的层面来讲，每一次史学范型的转变都离不开史学批评。在最近两个世纪的史学转型中，这种作用愈益明显而有效。20世纪初，美国史家鲁滨孙批评当时“史学界的通病”有三：“随便罗列人名、地名”使读者乏味；“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而难以“说明一般事物的进展或某时代的情况”。如此便造成历史眼光、历史意识的缺失，以至于史学无力滋养个体的智力修养和改善人类社会。因此，他疾呼“现在到了反抗过去的时候”，设想一种理想的“新史学”：“正摆脱从前对研究过去的历史所加的种种限制。它早晚会有意识地满足我们日常的需要，它要利用人类学者、经济学者、心理学者一切有关人类的发现，过去50年中的这些发现已对我们关于人类起源、进步和前景的观念起了革新的作用。”[19]扩展研究对象与范围、借鉴新兴学科方法也是德国兰普勒希特、法国亨利·贝尔等人的共同追求。这一设想迅速在除德国以外的欧美多国改变了史学发展的方向，其中以法国年鉴学派的尝试最为成功、影响最广。这种趋向发展到极致，又造成了史学自主性缺失、历史人物缺失等多种弊病。进而又有学者呼吁“叙事史的复兴”[20]，克服历史的“碎片化”。多斯勾画年鉴学派自1929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断续与传承，肯定其以多种策略坐稳“社会科学盟主”这一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其发展中的若干危机：顺应传媒权力，“把自己塑造成一种文化时尚，在粉末化的社会中推出一种支离破碎的历史”；“复数的历史学取代了单数的历史学”，只关注某一极小的局部，“不再有关于全部现实的历史”，“没有能力解释所有现实”；史学研究的范围极度扩展，导致丧失自身特性，“史学的领域正逐渐被其他社会科学所瓦解”，“叙述事件不再时兴”，失去了应有的社会功能；“一些历史学家把目光转向了季节、周期、日常恒定的规律性和时间”，历史变成了结构史，视“人类的本性与动植物一样是永恒不变的”。史学领域的极端细化、随文化时尚而起舞、自主性的丧失、具体之人和激荡人心之事件的消失、现实解释能力降低等问题，多斯将之概括为“碎片化的历史学”。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并不一定要机械地照搬，历史学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雄心：综合与贯通多层面的现实，揭示短时段与长时段的辩证关系。”[21]在同一时期的美国史学界，亦有“新旧历史学”之争。他们在辩难中得出的结论，也与英法史家大致相似。如伯纳德·贝林在1981年指出：“在未来年代，我认为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用更深奥、更高级的技术去研究历史（但无论如何，这种努力将会继续下去，当然也应该继续下去），而是用前所未有的综合性和分析性来恢复历史的全貌，以及如何把可利用的资料，包括定量和定性资料、统计和文字资料、视觉和口述资料，融会成饶有趣味的、继续重大历史发展过程的著作。”[22]应当说，20世纪后半叶面对史学科学化弊端的集体性反思和设想，并非简单否定新史学的成果，而系充分综合利用基础上的回归叙事，这在今天仍然有其积极的指导意义。另一种宏观层面的史学批评是欧洲中心论与反欧洲中心论的较量。随着西方国势取得相对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优势，进而累积起学术霸权，史学也不可避免地滑入西方中心论，一代代有良知的史家也在不断发出批评的声音和尝试去中心的史学实践。在20世纪的史学批评史上，斯宾格勒、汤因比、麦克尼尔、巴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沃勒斯坦、萨义德等人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批判和撰述实践。时至今日，这一总的文化批判和史学革新图景仍然任重道远。

三 批评的内容与重心

在漫长的批评史中，西方史学批评有着丰富的评述内容，难以缕述。如果要选取几个截面以了解其大概，可以参看普鲁塔克论希罗多德之文、卢奇安《论撰史》、兰克《近代史家批判》（如评圭恰迪尼著《意大利史》）、卡西尔《人论》第十章、海登·怀特《历史学的重负》等。如卢奇安在《论撰史》中讨论的“拙劣史家最容易犯的毛病”，依次涉及立场不同的有意歪曲、诗人式的夸张粉饰、捏造史实、袭用旧文与尚古、语言洁癖、文题不符与史料贫乏、详略与史料选择失当、结构欠妥、地理谬误、拟撰演说词、伪造亲身经历、撰写未来之史等；给出的正面典型和积极建议则包括“序文的做法，素材分配的程序，恰当的比例，慎重的保留，叙述的详简，史实的批判，文气的连贯”等，以及历史认识主体的素养要求即“政治眼光”与“表现才能”[23]。仅仅从这一远在古典时期的批评专文来看，足见西方史学批评的内容相当丰富，各自也往往构成一个互有关联、逻辑自洽的整体，呈现全方位的批评图景。在累代不绝的讨论中，共同的话题自然形成了批评的重心。为着叙述的方便，此处择要分别论列若干。

其一，关于历史研究的内容选择。史学是历史的记录，从这一层面上讲，反思史家的主题选择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希罗多德的《历史》为西方史学的开山之作，一般被认为是世界史、社会文化史模式的鼻祖，继之而起的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被誉为当代史、军政史研究的典范。按照凯利等人的理解，虽然不乏新的模式，但整个西方史家选题的基本取向仍然主要呈现在这两者之间摇摆的面貌。两种模式间的互相批评，贯穿西方史学批评史的始终。举例来说，伏尔泰批评当时所谓的世界历史以犹太民族“作为描述的对象和立论的根据”，“而把世界上3/4的地方置诸脑后”[24]；又批评当时“欧洲的历史成了有关婚约、家谱、有争议的头衔的连篇累牍的记载，处处令人感到模糊不清，枯燥乏味，埋没了重大的事件，阻碍了对法律和风俗的了解，而这些法律和风俗才是更值得注意的对象”[25]。他意欲改变教会式世界史的狭窄地域、摆脱流俗政治史的专门琐碎，力图构建具有希罗多德式的恢宏视野、囊括法律风俗的世界社会文化史，认为如此方能真实地呈现世界历史的全景。但到了19世纪，如日中天的兰克史学却以军政大事为核心，以欧洲史为世界史，进而有布克哈特、兰普勒希特等人的批评。其他如马克思主义史学、20世纪初的各家新史学，或从横向的社会结构层级上深化，或从地域空间上拓展，无一不欲在范围和内容上丰富历史研究的面貌。模式间的辩难，往往体现了批评者对历史之局部与整体真实的理解。这种批评和革新，常常改变史学发展的方向。

关于内容选择，除主题对象范围的批评之外，西方史家从价值取向角度的批评分析也值得注意。这一问题，至少也要追溯到普鲁塔克对希罗多德的批评。他说：“希罗多德只报告负面消息，对于美好和值得称誉的事情反倒是一字不提”；“对美好的事物略而不提，丑恶的情节绝不放过，猜忌的观点加以支持，对人对事无非幸灾乐祸”；“故意忽略高贵的行动和精妙的言辞”[26]。类似的表述反复出现，背后所强调的，是历史撰述要多记嘉言懿行、隐恶扬善。在西方史学史上，持有如此观点的不止普鲁塔克一人。举例来说，在撰述实践上有教会史家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约265-339）的《君士坦丁传》，理论上的支持者有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瓦拉的同事菲西奥。前者遭到了吉本、布克哈特等人的严厉驳斥。如吉本说：“有些人热衷谀媚奉承，经常把失败者贬得一文不值，将全部光荣归于获胜的对手。”[27]对其成王败寇的书写原则，深表不满。瓦拉在《裴迪南一世时代的历史》一书中明确强调卢奇安已申明的“历史学不等于颂词”，如实直书了阿拉贡统治者的功绩与罪行。菲西奥随即提出批评：“历史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与所叙事件的内质相对称的文学丰碑……假如一个国王的某行为似乎不怎么像国王的，那么史学家就应该谨慎地把它们隐藏到其主要优点的背后去。”[28]提倡为尊者讳，自然遭到了瓦拉的回击。事实上，善恶并书不仅是历史撰述的主流，还是史学批评的公认标准，即使教会史家也多有强调。其间道理，比德讲得很透彻：“如果一部历史著作记载了善人善行，那么细心的人听到这些故事后会深受感动而去仿效他们；如果一部历史著作记载了恶人恶行，那么它同样可以使忠臣善良的读者或听众避免那些对灵魂有害的东西而更加自觉地追求他知道是合天主意的善事。”[29]简言之，正如其后辈亨廷顿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ton，约1080-1155）在《英国史》中评价威廉之死时所言：“我们必须观察这位有权势的国王的善行和恶行，以便我们以善行为样板，以恶行为警示。”[30]善可为法者当书，恶可为戒者也不应回避。早期拜占庭史家佐斯慕斯（Zosimus，？—510）谈及《新历史》的撰写：“正如波里比阿告诉了我们，罗马人是如何在短暂的时间跨度内缔造了一座广袤的帝国，而我的目的则在于向世人展示另一方面，即他们是如何因自己的丑恶行径最终让它在同样短暂的时间里丧失殆尽的。”[31]民族的兴盛值得记述，衰亡同样需要严肃探究。

综合来看，关于史学批评之内容选择，大致可以得出如下两点意见。一是从选题范围的角度看，这类批评往往影响到史学研究方向的调整，能促进历史之某方面认识或整体面貌的研究。不过，对象与范围差异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别。如一般认为俗世历史的研究取代教会史是近代历史学的一大进步，然而夏多布里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紧张氛围中讴歌基督教的真善美精神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英国史家罗伯逊、吉本也有调整撰写对象的过程。从批评者的立场和需要评价前人的选择范围，需要审慎斟酌。他们的成功与否，在于是否以坚定的史料支撑撰述目的。二是从价值正负的角度看，善恶并书还是隐恶扬善是西方史学批评曾经争议的内容。“历史学不等于颂词”；“如果没有暴君、战争和阴谋家，我们为什么要撰写史书？”[32]在这方面，瓦拉和卢梭的意见代表了大部分史家的选择。以普鲁塔克和菲西奥式的隐恶扬善标准批评史家的内容选择，自然难以成立。如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那样以选题的美好愉悦与悲伤痛苦褒希罗多德而贬修昔底德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历史本身有治乱，述美褒善而回避惨痛就不可能有完整的历史呈现。

其二，关于证据意识与史料可信度。选题既定，则进入史料别择与可信度的考量。证据的首要选择标准，是支撑选题。近代德国史家劳麦（Friedrich Ludwig Georg von Raumer，1781-1873）撰《霍亨斯陶芬时期的德国史》时明确指出：“全书混乱的内容将条理化而不似希罗多德……作者将沿着一条道路一直走到底，走在这条笔直的道路上，作者勇往直前，而无视路边最美丽的事情。而吉本（以及那些谴责作者太过理性的人）用这些路边之事来增加著作的吸引力与丰富性，那么作者的道路将通向阿拉伯人、蒙古人。充斥此书的是日耳曼人及其相关的事情。”[33]这一批评提示我们，史料选择的首要标准，是紧扣主题，不宜枝蔓。在这方面，西方史学批评有丰富的积累。再举例来说，一般认为，苏埃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影响要高于塔西佗和普鲁塔克的传记之作。因为前者多轶闻，后者较严肃。在中世纪，甚至有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对前者从整体结构到细节的全面模仿。近代以来，随着史学批评的发展、评价标准的变化，二者的声誉才逐渐翻转。不过即使对普鲁塔克等人，批评也多有尖锐之处。如伏尔泰的批评，针对具体问题而发，却多有关于证据性质的明确理论思考。他说：“轶事是块狭窄的田地。人们对历史资料进行大规模的收割之后，便在这块耕地里拾穗。这是一些长期隐藏的细枝末节。轶事一名即由此得来。它们如果涉及名流闻人，必然使民众觉得趣味盎然。普鲁塔克的著作之一《伟人传》，是一部令人乐于阅读但不尽可靠的轶事汇编。但是作者怎么可能得到关于提修斯和莱可古的私生活的翔实可信的回忆录呢？在出自他笔下的英雄人物之口的大多数格言中，道德价值多于历史真实。普罗科普所著《查士丁尼秘史》是一部在复仇心理驱使下写成的讽刺作品。诚然，怀有复仇心理的人可能道出真情，但是这部讽刺作品与普罗科普自己写的公开的历史著作互相矛盾，因此显得并非全是事实。今天，模仿普鲁塔克是不可行的，仿效普罗科普就更不行。只有证据确凿的事实，我们才承认是史实。当雷斯红衣主教和罗什富科这样两个互相仇视的同代人的回忆录都肯定同一事实时，这一事实便无可置疑。当他们所谈的互相矛盾时，就必须加以怀疑。不可能的事情就不应该相信，除非好几个值得信赖的同代人物一致证实这件事。”[34]这些批评，一则区分了“轶事”与“大规模历史资料”的相对价值，二则肯定了轶事的吸引力，三则反思轶事与“秘史”的来源及其可靠性，进而生成理论认识何谓“史实”，最后举例说明如何在矛盾丛生中甄别可信的史料。

“只有证据确凿的事实，我们才承认是史实。”确实，西方史学的证据意识源远流长，成为贯穿史学批评史始终的核心标准。这种意识的较早典范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他批评其前辈希罗多德的轻信，也批评诗人和散文编年史家：“我相信，我从上面所援引的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总体上看是可以相信的。可以肯定，这些结论比诗人的结论更可信，因为诗人常常夸大事实；也比散文编年史家的结论更可信，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吸引听众而不是说出事实真相；他们处理主题往往是缺乏证据的，岁月悠悠抹去了它们的历史价值，使其迷失于传说的雾境中。在探讨古代历史时，我们可以要求只用最确凿无疑的材料，得到我们所期望得到的正确结论……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者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因为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未必完美无缺。”[35]诉诸证据、严格批判，这一学科纪律的树立，为西方古典史学树立了标准的典范，即使在犹太史家和中世纪的教会史家那里也可以看到这些理念的深刻影响。犹太史家约瑟福斯（Josephus Ben Mattias，37/38-约100）模仿修昔底德的口吻，从古希腊史家和先知搁笔的地方撰写《犹太战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满他人的相关撰述。他说：“一些人没有第一手资料，完全靠道听途说得到一些毫无根据、自相矛盾的故事，就断章取义地记录下来；而那些亲眼目睹的人们不是被歪曲曾谄媚罗马人，就是中伤犹太人，有意的颂扬和中伤代替了真实的记录……我决定尊重史实，写一部历史，虽然它们已经被希腊人所忽视。”[36]出自“自序”的这些话，批评前人的道听途说，也批评亲历者的偏袒，申明自己要尊重史实。中世纪时期，教会史家在评价标准上仍然承继了真实的要求。比德致信国王切奥尔乌尔夫：“为了使您和那些目览或耳闻这部历史著作的人对我所记载的史事的真实性不表示怀疑，我将细心简要地告诉您我在写作时引为主要依据的一些作者。”他明确表达了自己对真实性的追求，详细介绍资料的来源。他还谦逊地表示：“我所按照的不过是我所读过的史书的本来面目；但是，也有一部分事迹是我可能从可靠人士所提供的确凿资料中得知的，并由我精心加上去的。如果有读者发现我写的这本书中所记载的材料与事实有出入，我谦卑地请求他不要怪罪于我们，因为我们是怀着真挚的感情，为了教诲后代，努力把从普通传闻中汇集起来的资料写进这本书的。这是历史的真正规律。”这些严谨的史源追溯和真实性追求、史家责任感，传神地凝练于其临终遗言：“我绝不愿意在我死后让我的子孙后代读到谎言，以至于死后劳而无功。”（《卡思伯特给卡思温的信》）[37]艾因哈德（约770～840）撰《查理大帝传》，也在“自序”中声言：“由于我曾亲身参与这些事件，身临其境，目睹其事，因此我认为没有人能够比我更真实地记述这些事情，而且我也不能肯定有没有别人会写出它们。”正是有鉴于此，其友人瓦拉夫里德所作“序言”肯定“他的叙述在最严格的准确性方面更为见长”[38]。人们常讲，中世纪一切意识形态都成了神学的婢女。从总体思想倾向上讲，史学亦不例外。但是在这种整体思想氛围中，某些教会史学著作亦透露出了史学的光辉，史学批评思想亦有承继古典的一面。

近代以来，关于证据意识和史料考辨的批评有了质的提升，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约略言之。一是比昂多、瓦拉等人所开启的怀疑态度和方法为伊拉斯谟、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发扬，进而为博学派史家所遵循，开启了对基督教经典及其宗教文献的怀疑和研究，基本清理了教会史学模式的不利因素。二是对史料类型及其特征的认识与考辨技术得到极大发展。人们对史料可靠性已经逐渐习惯于一手与二手的区分，并辩证看待其史料价值，在批判中发展出外证与内证之法。因兰克的巨大努力，客观主义史学的理念得到广泛传播，进而有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之系统性总结《史学原论》（一译《历史研究导论》）。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在肯定兰克史学巨大功绩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部分兰克后学“沦入于无关要旨之琐碎状况，其校对比照之徒，唯知以校对比照为乐，或以过度之审虑，仅建立一无价值之史料”[39]，对于堕入“史学即史料学”的危险有着明确的警示。三是对史料不足与历史图景构建之间的空缺有了更多的思考。康德与赫德尔辩难，在1784～1785年相继撰写《评赫德尔〈人类历史哲学观念〉》《人类历史起源臆测》，其中特意探讨了坚实史料与宏大体系之间的微妙关系。康德既批评赫德尔“鲁莽地立足于片面的报导之上”，“那全部建立在如此之摇摆不定的基础之上的体系，也就必定带着一种支离破碎的假说的外貌了”；又从理论上肯定部分推理、想象的合理性，“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之中，为了弥补文献的不足而插入各种臆测，这是完全可以允许的；因为作为远因的前奏与作为影响的后果，对我们之发掘中间的环节可以提供一条相当可靠的线索，使历史的过渡得以为人理解。但是单单要凭臆测而整个建立起一部历史来，那看来就比撰写一部传奇好不了多少了。它可以说不能叫作一部臆测的历史，而只能叫作一部单纯的虚构”[40]。在康德这里，有经验根据的推论是为臆测，与凭空捏造的虚构不同。后来，卡西尔、柯林武德、沃尔什等人对证据不足之下的推理想象皆有细致的讨论。而且，沃尔什在《历史研究导论》开篇还特意考察了英国学界基于经验主义立场对康德式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敌意和误解。四是从知识论角度，对史料性质展开了进一步的批评。19世纪中晚期以来，在与自然科学的比较中，人们进一步意识到历史研究客体的不可再现、不能直接观察，从而赋予了史料证据在历史研究中的无比重要性。一方面，一部分学者极大地扩展了史料的范围，深化了史料解读技术，尤其是公共记忆理论的介入，对史料之部分真实与整体失实、演说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这在古典史著可靠性的重新评价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41]另一方面，一部分学者基于语言与史料、历史与审美的关系等，得出了“文本即历史”，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史学的真实观，自然更无所谓史料的真实和虚构与否。由此，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与实在论史学家的坚守者之间展开了反复的批评与驳难。[42]

其三，关于史家立场与主体性的批评。无论是内容选择还是证据的甄别，都有赖于历史认识者本身的主观介入。因而，对于史家立场公正与否的批评也就伴随于上述两方面。我们对此大致有三点认识。

首先，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是所有史家宣称的撰史追求，实际上却难免受个人情感、集团利益、民族情怀、文化取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偏见在所难免。只是拙劣者很露骨，高明者善隐没，还有的警惕性很高以至于自己都未察觉内在的偏私。因而，批评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表彰超脱者的胸襟，揭示偏私者背后的隐秘。作为罗马俘虏的波里比阿，虽然目睹地中海一统于罗马的发展趋势，却能较为客观地反映这一重大历史进程，前提就是他能克服希腊城邦的视野，放弃“狭隘或民族的观点”[43]。而罗马帝国盛期的普鲁塔克对于希罗多德许之以“恶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立场问题。对于在希腊诸族群中为谁说话、希波之间以谁为主、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以谁为尊等问题，深受希腊-罗马文脉熏陶、道德取向的普鲁塔克几乎处处持对立于希罗多德的观点。鉴于帝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真相“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损害”，塔西佗（Tactius，55-120）明确表示“在写到任何人时都不应存个人爱憎之见”[44]，“下笔的时候既不会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45]。长期以来，他也享有公正的美名。而随着19世纪以来罗马史研究的深入，蒙森等人也愈益明确地揭示出塔西佗也存在党派之私，尤其是“元老院立场”和“首都立场”严重影响其历史解释能力。[46]至于中世纪以来政教冲突中对立双方的史家立场相异，近代新教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叙事差异、托利党人与辉格党人之间的不同历史解释，以及其他民族和文化背景迥异之后的书写偏颇，实例就更多了。

其次，如何看待史家的主观立场与情感，西方史学批评中多有矛盾的分析。犹太史家约瑟福斯在《犹太战争》自序中批评基于罗马或犹太单方面“有意的颂扬或中伤”，宣称自己“无意夸大自己同胞的英雄行为从而来贬低罗马的胜利，而是公正、准确地讲述史实。……如果有人对我流露个人情感予以苛责，他必须明白史实终归是史实，而记录时的痛苦只有作者自己知道”[47]。约瑟福斯在罗马政治压力、希腊文化强势和犹太认同之间的矛盾痛苦和文化选择，决定了其历史写作中的矛盾表述，后世史家对此又多有分析。[48]尤当注意的是他已经意识到了主观情感的必然存在，但尚未予以进一步的分析。近代英国史家林加德（1771～1851）撰《英国史》，一再表明要剔除主观的情感：“撰写这一有着众多史料来源的英国史，我将严格遵照我此前版本中所制定的准则进行写作：写出事实真相而不发表任何评论；谨慎衡量我所依据的史料的价值；并带着挑剔的眼光查看我自身情感与偏好的潜在影响。倘使他渴望被人称赞确信无误、不偏不倚的话，那么这些是每一位历史学家都需要警觉的。他必须与他所描述的场景疏远而保持一段距离，就好像是一位冷漠而不相干的旁观者对待他眼前的事情一样淡漠，并对相互争斗的双方持同等态度对待。”[49]他因为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被誉为“英国的兰克”。但事实上，兰克本人并非仅仅如曾经广泛认为的那样是“忘却自我”的历史“客观性”的倡导者，[50]他也充分重视史家的主观立场与情感。固然他认为通过材料的辨析和支撑，史家能在对立的双方中做到客观公正，但是这不意味着作者没有自己的主倾向。他明确指出：“作者就是描述历史的人，必须有他自己的观点，他的信仰，这些使他无法从其自身分离开来的。”[51]基于某种误解，麦考莱对兰克大加批评，特意强调情感介入也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后来，卡西尔等人对兰克如是立场也有肯定。彼得·伯克综合考察各家批评布罗代尔的批评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自由的局限与决定论的争论，只要是还有人写历史，就还会一直继续下去。在这场辩论当中，无论哲学家有何高见，对历史学家而言，要超越立足于自身立场的简单论断毕竟是极为困难的事。”[52]霍布斯鲍姆更是立场鲜明地肯定“党派偏见”对于丰富历史认识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多的实践的历史学家，已经愈益认识到主观立场与情感难以与历史撰述相梳理。卢奇安所提倡的“历史家务使自己的头脑有如一面明镜，清光如洗，纤尘不染，照见人脸，丝毫不爽”[53]，事实上只能作为一种“高尚的梦想”，成为努力的方向。“如实直书”，兰克本人很清楚理论主张与实际撰述之间的差别。

最后，基于史家本身的主客关系分析，在历史学知识性质的理论分析中成了关注的重点之一。面对相对主义者和现在主义学派对个体、时代视角有碍历史求真的强调，以至于后现代主义者极端强调史家史料的主体性而瓦解文学虚构与史学叙事的边界，我们仍然要坚守史学的求真信念。兰克后学吉泽布雷希特指出，历史研究者的最大困难不在于面对的研究对象何其复杂，而是自身的主观性，“他是与自己打一场艰苦的硬仗”。他说：“没有人能自夸可以掌握全部真理，但是历史学家应当有意识地追求确信无误的知识——倘使历史学家能提供史料证据，那么他就可以超越个人的局限、超越世界历史研究中的纯粹直觉。”[54]这种态度，是史家应有的撰述追求，也是催生史学批评的内在动力。

证据意识和主客观分析结合的批评，也孕育了相关的理论范畴。经典者如“客观性”，戏剧化者如“弗劳德病”或“弗劳德式的鲁莽”。卡莱尔的弟子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1818-1894）历时20余年撰成《英国史》12卷，史料搜罗宏富而考订不足，赞同宗教改革而无视亨利八世的残暴，笔调鲜明。牛津学派史家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1823-1892）纠谬而特加恶意的宣扬，遂成“弗劳德式的鲁莽”一语。古奇说：“他从没有认识到，历史家的责任既非颂扬也非谩骂，而是对复杂的过程与矛盾的思想冷静地进行解释。”[55]这一表述或可视为这一批评术语的本质。它在事实上也成了绝大部分实践的历史学家的职业理念。

四 批评的理路与方法

西方史家展开批评，有基本的批评理路和多样的批评方法。波普尔说：“首先是要解释，然后才是要批评。”[56]这一研究路径的表述，虽话无玄虚、理路平实，却是极高的批评标准。以第一步“解释”而言，要做到准确、全面、无歪曲就不容易。波普尔本人对其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多有误解，上溯至希罗多德的批评者之一普鲁塔克那里也常有不确。解释失准，卢奇安所讲清除缺点而走上康庄大道自然也就失去了根基。在求真标准的指引下，批评理路的落实常与批评对象、具体内容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多样的史学批评方法。史学与时代的关联分析、史学方法分析、内在矛盾分析、理论前提分析、辩证分析等都是常用者。下文考察如下两种。

其一，比较与史学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说，比较是史学批评的根本大法，因为所谓批评，总是要将对象置于某种参照系中加以定位。这一方法的运用，在西方史学批评史上相当广泛。普鲁塔克批评希罗多德，时常将之与修昔底德对举。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活跃于公元前30年前后）则偏爱希罗多德。在一封书信中，他从多个方面比较了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其中两个方面是这么讲的：“对所有史家来说，首要和最基本的任务是为他们的读者选择一个美好和令人高兴的主题。我认为，希罗多德的选择比修昔底德的要好。他的历史是有关希腊人与蛮族人的总体的历史，如同他所说的，‘为了使人类的业绩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但修昔底德仅仅描写了一场单独的战争，这一主题既不高贵，又非常不幸。它本不应该发生，但却事与愿违，它应默然置于一旁，并且被后代遗忘或忽视”；“历史写作的第二项任务是知道从哪里开始，应该走多远。在这方面，希罗多德远比修昔底德明智。他始于蛮族人对希腊的第一次侵略，结束于他们遭到惩罚与报应。而修昔底德却从希腊民族陷于困境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叙述。他，一个希腊人，实际上一个雅典人不应该如此做……他的总结性叙述是巨大的错误。尽管他声称他目睹了整个战争，并允诺描述战争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但他却止笔于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间的赛诺西马战役……如果他完整地叙述了整个战争，如果他有一个令读者高兴的、不同寻常的结尾，比如，使全篇结束于雅典重获自由后，流放者们从菲尔归来之日，那么，他就较好地完成了史学家的任务。”[57]在狄奥尼修斯看来，修昔底德的主题既已不美，断限又误，自然就不如希罗多德。虽然西方学界从城邦公众记忆和价值取向的角度理解狄奥尼修斯等人的立论标准，不过，总体来说这一批评应该是失多于得。又有从方法角度比较批评的例子。巴格比论汤因比和斯宾格勒：“汤因比给文明的比较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并以他在研究中使用的如此拙劣的想象和非科学的方法，破坏了整个事业的信誉。甚至与斯宾格勒相比，汤因比也代表着向前科学的，道德的历史哲学倒退的一个阶梯……而在斯宾格勒那里，尽管存在着广泛的夸张，以及他对直觉的依赖，他仍持有同人类学家接近的文化概念，并较他的后继者更能系统地应用这种概念，并更尊重证据。”[58]从方法论的视角比较分析，巴格比褒斯宾格勒而贬汤因比，这与一般总体分析所得出的二者优劣论有所不同。这些都是在于两个典型史家个体的比较。

还有综论国别学术的比较。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在史学批评中的比较分析，涉及内部的区域比较、国际范围内的比较、代表人物的比较，而且将之与社会史、学术史的分析紧密结合，实际上是总体分析某一时代史学的发展路径、特征及其得失。如他指出：“较之对马比荣《古文书学》的接受，对《希腊语古文书学》的接受要困难得多，也就不会让我们惊奇。《古文书学》可以在广泛的拉丁语知识基础上予以接受，而《希腊语古文书学》是以希腊研究的变革为前提的，而变革尚未来临……马比荣的胜利和蒙福孔的失败，是1710年左右意大利历史研究状况的主要特征。他们并不是暂时的，甚至今天，我们还能看到，意大利学者在中世纪宪章研究领域的活动，较他们在希腊抄本研究中的活动更加自如。”[59]这类比较批评，与摩诺致信缘何要到德国留学的大手笔勾勒模式接近，而又大大深化了历史与学术交往的分析；从个案入手的细致推演，又带有传统史学讲故事的意味。

又有史学自身的宏观比较批评。近代培根、伏尔泰、黑格尔等人的综论，实际上涉及史学类型（形式或体裁）的比较。在20世纪，史学流派内部的纵向比较、国别史学发展趋势的横向比较广为发展。彼得·伯克、多斯等人论年鉴学派，巴勒克拉夫、伊格尔斯论国际史学发展趋势等，都是其中典型。在澄清前辈史家形象的误读方面，伊格尔斯提供了美、德学界关于兰克的典范分析。至于跨文化史学体系的比较批评，在巴特菲尔德之后，较近的例子有穆启乐关于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史学的比较。他认为相较于一般将中国史学与作为整体的希腊罗马史学比较，不如将道德化倾向甚为明显的中国史学和罗马史学作为一个整体与擅长分析的希腊史学比较，在方法论上更有教益。[60]

其二，史源考索与史学批评。这一批评方法的考察与前文论史学批评的内容之第二点证据意识紧密相关，之所以特别在方法部分加以提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角度有异，二是借此特别表彰兰克在史学批评史中的卓越贡献与突出地位。

在西方史学的创立之初，希罗多德就有明确的史源意识，不过其态度大抵是来者不拒的。“埃及人所讲述的这些故事，是他们相信这些故事就是历史；就我个人而言，我整个这部著作的任务，就是如实地记载各个民族的各种传说。”[61]此后两千多年，修昔底德、普鲁塔克、伊西多尔、比德、瓦拉、路德派与罗马教会史家、维柯、伏尔泰、兰克、布克哈特等，以及20世纪以来的“科学化”史学家，无不将史源考索作为批评的方法之一。近代以来有两人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维柯，另一个是兰克。意大利学者维柯（GiambattistaVico，1668-1744）驳斥希腊罗马文明的埃及来源说，今天看来自然有矫枉过正之嫌。不过，其所用的方法之一正是史源的追溯，典型实例可见他对自己所编制的时历表与他人的比较说明。而且他通过大量这类实例，揭示了各民族学者认识自身历史的共同误区，即“学者的虚骄讹见”与“民族的虚骄讹见”。[62]他的努力有利于打破自认为本民族最古老、自己的认识最古老这一普遍存在的心态与认识论迷思。

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以其1824年出版的《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一举成名。书中所宣扬的“如实直书”，成为摒弃主观、客观治史的标志性口号。不过，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真正奠定西方历史科学基础的，却并非此书的正文，而是副卷《近代史家批判》。正是凭此，“兰克不仅在西方史学界首开史学批评之风气，也为史料考证树立了榜样，为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奠定了基础”[63]。在“第一版前言”中，兰克自述撰写此书有三个意图：“其一是为我在论述罗曼人和日耳曼人历史时所采取的运用史料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辩护；其二是告诉那些想要全面了解近代历史开端的人，从哪些书中可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从哪些书中找不到；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纯粹学术性的意图，就是尽我所能，为近代历史搜集一些未掺假的资料，对现存有关近代历史的较早著作的性质和价值做认真细致的鉴定。”这三个目的，一是考异，说明正文“运用史料的方式和方法”；二是指示研究“近代历史开端”的门径，有目录解题的意义；三是搜集资料，鉴定“史著性质和价值”，这是“最主要的、纯粹学术性的意图”。其性质，可以目之为以注为书、史学批评之典范。其批评的具体内容，涉及史著形式、演说辞真实性问题、语言风格、版本考校、具体事件记载可靠性的辨析、史料辨析、事实与历史解释之关系等诸多问题。兰克的史学批评，值得专文考察。这里仅就兰克实现这些目的的核心手段和最大特色，即史源考索略作述陈。他较多肯定西班牙史家组里塔等人，偏重否定意大利史家圭恰迪尼所撰《意大利史》等，核心的手段就是依赖于此。圭恰迪尼享有盛誉，兰克肯定其宗教批判、政治洞察力和所发议论的精辟，却断定他“写作的历史著作根本不配享受人们以往赋予它的荣誉，完全不是什么原始记录和细致研究”。依据即在于史料价值的低下，方法正是史源考索：“圭恰尔迪尼（即圭恰迪尼）的历史著作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内容讲述作者亲身参与过的事件，另一部分内容则讲述他没有亲身参与过的事件。显然，为了满足总体需要，实现写作一部鸿篇巨制的愿望，他必须部分地依靠事后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因此，在利用他的著作之前，人们必须问一问，它所提供的情报是不是最原始的？如果是借用的，又是利用什么方法借用的？是以何种研究方式把借用的资料吸收消化的？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假设，圭恰尔迪尼历史著作的后半部分包含有最原始、最富有教益和经过最好研究的情报。这位历史编纂者不仅身居高位，权倾一时，而且十分敬业，事必躬亲，有条件洞悉许多事实真相。然而，恰恰在这里，圭恰尔迪尼著作显出了明显的依赖性，是依据另外一部著作写成的。”主要的依据，有加利亚佐·卡普拉（也称卡佩拉）《米兰公爵弗朗西斯光复原位记事》一书，也有“出自他人之手的报道”。“圭恰尔迪尼不只是在记述个别事件方面利用了加利亚佐的著作，他把后者的全部章节尽收眼底，随取所用。现在，饶有趣味的是搞清楚此书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中的其他内容来自何处。在抄袭而来的内容中，有的无疑是错误的。”[64]通过丰富而具体细致的比对、来源之来源的追溯，兰克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其《意大利史》不可靠。这样的追问与分析，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开了史学批评的新境界。这些批评遗产在后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洛布古典丛书之导言便是显例。

五 西方史学批评的若干启示

西方史学批评史发展漫长，遗产丰厚，其间是是非非，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启示。

其一，形成和养护健康的史学批评之风，乃史学发展之幸。批评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接受批评、回应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风度。对于史学家来说，肩负求真之责，故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学科发展所必须。波里比阿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当然有权去批评及嘲笑那些做梦、写的像是神鬼附体的作家。但那些自己出产如此多胡说八道的人，不仅不该攻击他人，而且如果能躲开责备，就应该认为自己很幸运。这确实是泰密乌斯自己的立场。他谴责凯利斯尼兹写作的风格，因为他是位阿谀奉承之人，并且辩论说他一点都不像哲学家，因为他如此注意乌鸦以及口吐呓语的女人，所以泰密乌斯的结论是亚历山大有充分的道理去惩罚他，因为他尽己所能去腐化这年轻国王的心灵。他赞美德摩斯梯尼斯以及当时活跃的其他政论演说家，并说他们是配得上希腊的人，因为他们发言反对颁发神圣荣誉给亚历山大；另一方面，他辩称凯利斯尼兹这哲学家值得降临到他身上的命运，因为他赋予一介凡人宙斯神的神盾及雷电，所以很应该地受到天谴。”[65]正如波丹所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著作，所以必须有批评改进。波里比阿这里的批评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班固对于司马迁、范晔之于班固“智不及身”的讥讽。形成和养护一种友好健康的批评之风，是史学发展的必须。丕皮布洛奇面对马比荣的风度是谦逊和开放的典范，而兰普勒希特之史学批评的遭遇则是德国史学发展的悲哀。双方因学术立场的争论，进而发展到人身攻击、对簿法庭的地步，正统体制的史学势力不容异端、强势围剿，结果是德国的史学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二战结束，“新史学”在法美觅得同道而迅速成长。其间教训，有论者说得好：“史学革新不是简单地推翻过去的传统、胡乱拼凑某种‘全新的’理论—方法论体系就大功告成了，它需要严谨的态度和坚实的学术功力，容不得粗制滥造和仓促急就。恰恰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方法论修养，兰普莱希特未能在德国史学发展进程中树立一座不朽的丰碑。他虽然看到并正确地指出了德国传统史学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却未能以更科学、更有说服力的新成果取而代之。他的著作和理论因为错误百出而遭到众多职业历史学家的激烈反对，他的妥协退让更有损于新史学的原则和声誉。而那些谴责兰普莱希特为唯物主义者的职业历史学家显然是神经过敏和乱扣帽子，但其对兰普莱希特著作中的细节错误的揭露和批评却并非毫无道理。”[66]批评者严肃认真、经得起检验，被批评者开放包容，诉诸学术的辩难而非权力的压制，方为健康的史学批评。

其二，展开史学批评，需要恰当的标准，正确理解批评对象，摒弃二元对立的“敌对”思维。一般认为，史学批评的标准，就是真实。但是，在真实之外，是否应有致用的考量？兰克声称：“历史学被认为有判断过去、为未来指导现在的职能，对这样的重任，本书不敢企望。它只想说明：什么确确实实地发生了。”[67]以此来看，致用似乎被舍弃了。兰克的有意而为，并非没有道理。鲍威尔在为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史学原论》英译本所作《致读者》中也对史学与政治的结盟深表忧虑。19世纪史学与史家的系统批评者古奇，曾就德国普鲁士学派有这样的评论：“这个学派的成员是在德意志的消沉时期的政治教员，他们唤起他们的同胞努力奋斗，而这种奋斗精神终于造成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个学派是由于民族的需要而成长起来的，而当这种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如果说历史学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一个民族采取行动，那么德罗伊曾、聚贝尔、特赖齐克都应归入最伟大的历史家之列。如果说历史学的基本目的是揭出真实情况和解释人类的活动，那么就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算作第一流的历史家。”[68]古奇在此提出政治鼓动的标准（作为致用之一）与求真解释的标准，两相对立，自然会各有判断。显然，标准的选择与对史学根本性质的认识有关。兰克的理论主张，就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撒路斯提乌斯、卢奇安、比德等人所坚持的读者预设、民族历史认同功能相背离了。20世纪后半期对科学化历史学的批评，公众史学对所谓“学院派史学”的批评，一个共同的重要指责就是对读者的不友好和与公众的疏离。有关大屠杀研究的争论也告诉我们，在史学众多的功能中，惩恶劝善的道德评判，一旦被舍弃，历史知识本身将不完整。因此，今天言史学批评，似乎须坚持史学之求真与致用相统一基础之上的批评。失真不成其为史学，仅仅有真而无用在现实中不但不可能，果真以此为追求，也就失去了任何科学与学术研究必定有用于世的发展源泉。在先解释后批评、先清除缺点后讨论走上坦途的基本理路中，二者系逻辑的先后而无实际论述的分离。实际的批评案例显示，如何正确解释往往就是一个难题。就是对于兰克，也存在被误解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其客观性主张和历史学家自身主观性之关系的判断。卡西尔曾经明确指出：“最好的解决方法或许不应到兰克的话中而应当从他的著作中去寻找。”[69]他秉持这一方法，通过对兰克历史撰述的解读，从而刷新了对兰克求真观的认识。理论宣言与实践之间，后者可能更真实，这是卡西尔留给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启示。否则，没有对批评对象的正确理解，随之而来的矛盾性批判也就成了镜中之花，再好的方法也就成了无的之矢。在西方史家的理论与方法论批评中，事实与解释、个别典型与一般整体、经济动因与心态文化、分析与叙事、科学追求与道德评价、文史关系等，正从长期的对立逐渐走向融会综合。

其三，史学批评的考察有助于认清民族国家史学的处境，在比较中取长补短。1864年，法国史家摩诺致信泰纳请教是否有必要留学德国。泰纳回信说：“作为一名聪慧、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一名受过最全面法国教育的人，是否有必要到德国完成其教育？我的回答是，当然有必要，这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最出色的历史研究的源泉和中心都在德国。德国人在梵文波斯文研究、《圣经》诠释、拉丁及希腊历史以及语言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无可争辩的。在近代史方面，德国史学则稍微差一点；因为每个国家，比如英国和法国，都有本国出色的历史学家。但在意大利、普罗旺斯或西班牙等这些异国历史研究方面，德国人所写的史著是可以与那些本国人所写的相媲美。德国人在史学上所取得的瞩目成就主要就源自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们大多数是语言学家，他们直接阅读原文；阅读手稿以及未经出版的文件；他们为了对比不同文本，甚至前往巴黎、牛津、都柏林去查找资料；他们研究的是第一手史料。大学教育的缺点是传授第二手的知识，学习的是一些指南手册、摘要、课堂讲授以及早已成书出版的知识。最重要的是，一位作家，一位历史学家，是必须直接地，而不要任何中间人介入其中地，面对未经任何改动的、原初的原始文献与遗物。第二，因为这些德国历史学家是哲学家。他们中间绝大多数在大学或毕业之后都曾听过一到两门哲学课程。因而他们养成了把成批事物放在一起来看待，并从复杂情况中总结出一般规律的习惯。这样就形成了对整个文明的总体的、发展的观点。并且，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远古那些时序不明的时代，诸如古代希伯来、古印度等，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观念才使得文献被归类并在年代学时序上找到其相应的位置。当你学成归来之时，你或许能在法国找到一些德国所欠缺的事物，你会看到艺术家、画家、游客、追逐时尚之人，特别是小说家，诸如福楼拜、圣佩甫……他们会教你什么是独特的、真正的、活生生的人……先生，这就是最好的史学素养。在我看来：为了获得这种史学素养而努力是高尚而具有风险的事业。”[70]这封信基于法国人的视角，肯定了德国史学的巨大成就、形成原因（方法与史料、哲学素养、学术与教育传统）及其特征，同时又意识到了德国史学的不足与欠缺。两国史学特征的差异，简而言之，是哲学洞见与活生生的人之展现之间的差异。泰纳认为，两者的结合，就是最好的史学素养。梳理不同时代、代表性学者的类似评论，各国史学面貌的时代变迁、力量分布、学术特征、重大转折等，自然也就得以呈现于读者面前。在比较中揭示各自民族国家史学的优长和劣势，这样的批评，不仅有助于认识一个时代的世界史学面貌，也是正确评判国际史学交流之必要性的良言。

当下，基于中国特色历史学发展的需要，西方史学批评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与我们直接相关。一是西方史家的中国史学批评，二是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三是他们对于欧美中心论的自我批判。就第一个方面而言，虽然不乏误解，但他们基于异质文明的背景，论衡中国史学时天然地带有比较视角，有助于破除自我认知“身在庐山”的孤芳自赏，丰富中国史学的研究视角和评价参照。就第二个方面而言，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便成了西方各家思想流派的重要学术对话方。在20世纪史学发展史上，除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外，影响广泛的法国年鉴学派、美国新史学等，多有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借鉴与批评。甚至不乏有意疏离者，如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者比尔德就一再申明自己与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的关联。他们的问题意识抑或误解、批评等，皆可成为中国史学解决“真懂”这一问题的参考。就第三个方面来说，基本上可以视作当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突破的总体知识障碍。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如果我们不仔细甄别欧洲中心论的逻辑理路和隐藏前提，就难免会堕入“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论”而不自知。他列举了其中两种。“第一种说法是，不论欧洲发生过什么，其他文明也在经历同样的历程，只是欧洲用它地缘政治力量打断了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一进程；第二种说法是，欧洲发生的只是其他地区一直在进行的业绩的继续，欧洲人只是暂时走到了前面。”熟知近代历史解释模式的人们，对中国史学上的类似论调一定都不会陌生。在他看来，这样的说法事实上加强了欧洲中心论思想对社会知识的恶劣影响，因为它在价值上接受了欧洲人定义的“成就”标准。有效的批评，应该是从质疑“欧洲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积极的成就”这一假定入手，扭转科学与哲学人文学科的根本分离——即“求真”与“求善求美”的分离。一言以蔽之，“我们必须充分承认欧洲在重建世界中的独特作用，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超越它，才有可能实现一种关于人类可能性的更具包容性的普遍主义视野，这种视野不会回避在同时追求真与善的过程中遇到的任何棘手而复杂的问题”[71]。这样的认识，无疑与当前中国各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思路——“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72]是相通的。由此，也就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解西方史学批评、文化批判成果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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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VXK006，主持人：瞿林东）的阶段性成果。

[2]瞿林东：《理论思维的历史品格和时代特点——谈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之构建》，《光明日报》2020年5月20日。

[3]张广智：《漫谈七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4]瞿林东：《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5]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第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42页。

[6]〔德〕利奥波德·冯·兰克：《近代史家批判》，孙立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9页。

[7]〔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1，第378页。

[8]〔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11页。

[9]Polybius，The Histories，12.11a；12，A new translation by Robin Waterfie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10，p.423.〔古希腊〕波里比阿：《罗马帝国的崛起》，翁嘉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525页。

[10]Lucian，VI.6，How to write history，translation by K.Kilbur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9.〔古罗马〕卢奇安：《论撰史》，缪灵珠译，《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190页。

[11]〔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94，第114页。

[12]〔法兰克〕都尓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英〕O.M.道尔顿英译，寿纪瑜、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1页。

[13]〔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吴舒屏、吕丽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第1页。

[14]〔美〕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王加丰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59页。

[15]参阅〔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12～13页。

[16]参阅梦翊洁、周巩固《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化问题——布罗扎特与弗里德兰德之争》，《史学月刊》2020年第5期。

[17]参阅〔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二分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706～707页。

[18]〔英〕汤因比：《我的历史观》，《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厄本对话录》附篇，胡益民、单坤琴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170～171页。

[19]〔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13、19页。

[20]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Past ＆ Present，No.85（Nov.，1979），pp.3-24.E.J.Hobsbawm，“The Revival of Narrative：Some Comments，”Past ＆ Present，No.86（Feb.，1980），pp.3-8.

[21]〔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65、167、207、218～219、234页。

[22]〔美〕伯纳德·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422页。

[23]Lucian，VI.6；34，How to write history，translation by K.Kilbur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15，49.〔古罗马〕卢奇安：《论撰史》，缪灵珠译，《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第191、201页。

[24]〔法〕伏尔泰：《风俗论》上，梁守铿译，商务印书馆，1994，第73页。

[25]〔法〕伏尔泰：《风俗论》中，梁守铿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80页。

[26]〔古希腊〕普鲁塔克：《论希罗多德〈历史〉是充满恶意的著述》，席代岳译，《普鲁塔克全集：道德论丛（三）》第六十章，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第1580、1586、1603页。

[27]参阅林中泽《谄媚之歌抑或景仰之辞——一部备受争议的历史杰作》，〔古罗马〕尤西比乌斯《君士坦丁传》，林中泽译，商务印书馆，2018，第ⅳ页。

[28]转引自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68页。

[29]〔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前言第18页。

[30]转引自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237页。

[31]转引自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第三卷，第175页。

[32]〔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24页。

[33]转引自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第五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160～161页。

[34]〔法〕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35页。

[35]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21；22，translated by C.F.Smith，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9，pp.37，39.〔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71页。

[36]〔古罗马〕约瑟福斯：《犹太战争》，王丽丽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自序第1、2页。

[37]〔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第18～21、15页。

[38]〔法兰克〕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3、1页。

[39]〔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历史研究导论》，李思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61页。

[40]〔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53、59页。

[41]参阅郭涛《在历史和文学之间：希罗多德historia的体裁》，《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3期。

[42]参阅〔美〕佩雷斯·扎格林《再论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张云波译，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170～183页。

[43]〔美〕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宋立宏译，三联书店，2003，第57页。

[44]〔古罗马〕塔西佗：《历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1～2页。

[45]〔古罗马〕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2页。

[46]参见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204～205页。

[47]〔古罗马〕约瑟福斯：《犹太战争》，王丽丽译，自序第1～2页。

[48]参阅吴晓群《约瑟福斯的历史叙述》，《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

[49]转引自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第五卷，第178页。

[50]〔德〕耶尔恩·吕森、斯特凡·约尔丹：《〈近代史家批判〉编者导言》，见〔德〕利奥波德·冯·兰克《近代史家批判》，第9～10页。

[51]转引自易兰《兰克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第124页。

[52]〔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5页。

[53]Lucian，VI.50，How to write history，translation by K.Kilbur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63.〔古罗马〕卢奇安：《论撰史》，缪灵珠译，《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第206页。

[54]转引自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第五卷，第261页。

[55]〔英〕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第546页。

[56]〔英〕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赵平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6页。

[57]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Letter to GnaeusPompeius，Critical essays，vol.II.Translated by Stephen Ush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373，375，377.中译文转引自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第二卷，第100页。此书误注出处（On Thucydides，15，41.）。

[58]〔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夏克、李天刚、陈江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215页。

[59]〔意〕莫米利亚诺：《论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学》，晏绍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297页。

[60]〔德〕穆启乐：《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史学——比较视野下的探究》，黄洋编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61]〔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257页。

[62]参阅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Vico，44，122-128，trans.by Thomas Goddard Bergin＆ Max Harold Fisch from the Italian，the third edition（1744），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pp.29-30，60-61.〔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第51～52、103～104页。

[63]孙立新：《〈近代史家批判〉译后记》，见〔德〕利奥波德·冯·兰克《近代史家批判》，第289页。

[64]〔德〕利奥波德·冯·兰克：《近代史家批判》，第Ⅲ、16、21、24页。

[65]Polybius，The Histories，12.12b，A new translation by Robin Waterfie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10，p.424.〔古希腊〕波里比阿：《罗马帝国的崛起》，翁嘉声译，第526～527页。

[66]柏悦：《“兰普莱希特争论”初探》，《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

[67]〔德〕兰克：《1494—1514年的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前言》，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第223页。

[68]〔英〕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第286～287页。

[69]〔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321页。

[70]转引自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第五卷，第67～68页。

[71]〔美〕沃勒斯坦：《“欧洲中心论”及其表现：社会科学的困境》，马万利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

[7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