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杨共乐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0年下卷（总第23卷）即将付梓，现将本卷内容略作说明。本卷设立六个栏目，依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外国史学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当代史学评论”，刊发20篇论文，以及附录两篇：《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大事记（2019年9月～2020年8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著要目（2019年9月～2020年8月）》。

“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研究项目，是一个关于中国当代史学发展战略的命题。作为课题组成员，孙立新教授撰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诠释》，以丰富的世界史知识，高屋建瓴地论述人类历史发展大势，指出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进程，其动力主要来自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普遍交往。而在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虽然时有冲突，但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仍占主导地位。即使冲突，也经常会促进文化融合，形成新的更优秀的文化结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不仅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是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最科学、最理想的全球治理方案。陈安民的《西方史学批评的传统、方法与启示——基于“西方史学，中国眼光”的解读》，用中国人的眼光及学术传统，审视西方的史学批评，指出尽管西方史学批评史自成传统，成果形式多样，论题丰富，名家名作辈出，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与客观性追求是贯穿始终的批评原则。比较、史源考索等是最为常用且重要的史学批评方法。中西史学有同有异，同者反映了中西文明的共通性；对于异者，中国学者亦应注意吸收和借鉴。

在“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栏目，朱露川的《〈汉纪〉叙事特点与撰述旨趣的再认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汉纪》的叙事特点和撰述旨趣做进一步探索、评价，揭示《汉纪》叙事的结构之“新”，荀悦本人“志在献替”的撰述意旨，以及“有便于用”的具体表现。于泳、张泓林《关于谈迁〈国榷〉的几点新认识》提出三个观点：在体裁上，《国榷》不是单纯的编年体史书，它吸收了纪传体等史书体裁的优点，呈现编年为主、杂糅诸体的特点；与《明实录》相较，《国榷》从存史事、发微阐幽、呈现事件完整经过方面补正《明实录》的疏漏，具有《明实录》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在历史观上，《国榷》表现出通变的历史观。

中国近现代史学依然保持着很好的研究热度，稿源丰富。本卷“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栏目刊文较多。王惠荣的《道光朝域外史地研究兴起原因新探——基于学术史角度的考察》对鸦片战争后兴起的史地研究热潮的学术背景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域外史地研究无论著者还是研究风格、方法，都受到汉学影响。具体表现在道光朝域外史地学的代表学者，或者本身就是汉学家，或者注重考证；道光朝域外史地学是清代汉学在西北史地研究基础上的自然延伸。因此，道光朝域外史地研究的学术渊源，依然是清代汉学。曲宁馨的《简纯泽入选〈清史稿·忠义传〉考辨》对简纯泽的史迹以及当时报刊对他的报道做了系统梳理，从史实、史实传布之视角，分析了他入选《清史稿·忠义传》的过程及其必然性。周励恒的《太炎文学院的创办及终结》利用回忆录、日记、档案、报刊资料等，梳理了抗战时期太炎文学院的创办、运行和终结之过程。太炎文学院是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延续，在过去的章太炎研究和近现代学术史研究中鲜少被关注，此文具有充实薄弱环节之意义。余康的《胡适与中国佛教史学研究》论述了胡适对中国佛教史学研究的贡献及其研究的特点，认为胡适继承中西方校勘学的优点，梳理佛教文献，综合西方审定史料法和清代考据法，考订佛教史料，并以历史演进的方法剖析早期禅宗发展的历程。他撰写的佛教史，语言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李勇的《郭沫若与董作宾甲骨学谊的转变》探讨了郭沫若与董作宾学术关系的转变及其原因。郭、董在甲骨学上，1949年以前互相推重、借鉴发明，1949年以后则发生明显逆转，表面上是学术争鸣与分歧的结果，实际上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分歧才是根本原因。这一转变是学术相重而政治相轻造成的，不全是个人恩怨的结果。白悦波的《“井田辨”：吕思勉对胡适史学的一次回应与批评》通过吕思勉在井田制研究上对胡适否定井田制的回应和批评，探求今古文经学派对史料和整理国故的分歧，并由此得到启示：旧日所谓老派、传统派乃至保守派的学者，与学术思潮并未绝缘，他们与新派学者共同推动了近代学术转型。程鹏宇、兰梁斌的《走向马克思主义：侯外庐大学时代的思想及其转变》论述了侯外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历程，指出侯氏在大学时代就产生了一系列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哲学、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想。这些思想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其局限性。侯氏思想转变，大学时代是关键期，具体而言是1926年3月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侯外庐逐渐抛弃了旧思想，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思想上的革命，由此真正地奠定了其一生学术与革命相统一的主基调。贾红霞的《抗战时期金毓黻史学思想的嬗变与延续》论述了抗战时期金毓黻史学思想的变与不变。变的是他开始重新审视史学的经世功能，追求博通而非狭深之学，学术气象亦为之一新；不变的是他仍以考据为治史手段，严谨笃实的色彩依旧。王梅的《略论刘掞藜的史学成就与学术风格》对20世纪20年代古史论辩时期南高学派的青年俊杰刘掞藜的学术成就做了研究，认为刘掞藜在古史研究中，辨伪求真，自成一家；在学术风格上，新旧相资，中西兼采。刘掞藜深受传统史学熏陶，但对域外新史学思想并不排斥。这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过去对南高学人学术守旧的固有成见。

在“外国史学研究”栏目，莫凡的《赫洛迪安对元首品行的述评——以〈帝国史〉为考察对象》论述了赫洛迪安《帝国史》的史评思想。赫洛迪安的《帝国史》是记载公元二世纪晚期至三世纪前叶诸元首言行的重要资料，但也夹杂着作者对元首品行的评价。赫洛安迪以事判德，用言定性。他对诸元首品行优劣的评论，既反映了他对元首的不同态度，更体现了他的历史价值理念与评判元首的标准原则。冉博文、董立河的《2019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年度盘点——以〈历史与理论〉〈重思历史〉和〈历史哲学杂志〉为中心》通过考察三种西方重要史学理论刊物《历史与理论》《重思历史》《历史哲学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分析西方史学理论的最新走势。该文认为2019年，西方学者既对传统议题提出了崭新见解，亦开启了一些颇具原创性的话题：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反思在不断拓展和深入，认识论历史哲学从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处获得了新的资源，实用主义与历史哲学深度结合，历史时间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对于非学术历史的研究愈显重要。

“历史文献学研究”栏目刊载了张玲莉的《国家图书馆藏〈周易象义〉的递藏与版本探析》。该文辨析了宋朝丁易东《周易象义》的版本流变，认为现国家图书馆藏的《周易象义》是元刻本，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收录的“宋刊本”实为一书，其总体由配抄和刻本两部分组成，但细部构成较为复杂，其流传、递藏、配抄和校补牵涉了朱睦、孙承泽、鲍振方、张金吾、铁琴铜剑楼瞿氏、季锡畴等人。这是版本学上的一个精细探索，颇有学术价值。

“当代史学评论”栏目刊载了娄梦然和安凤仙的文章，分别对瞿林东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外一种）》和杨共乐总主编《“一带一路”古文明书系》（六卷七册）予以分析和评述。二文均能抓住所评著作的宗旨和特点，思路开阔，不乏精彩之见。

近年，西方史学的一些话语如“历史叙事”“历史书写”等不断为中国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所使用。它们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历史编纂、历史撰述有无概念的差别？能否将它们引入当代史学理论中？过去往往将民国时期尊崇和守护中国史学传统的学术流派视为文化保守主义，把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视作它们的重要特点，这样的看法是否准确和恰当？西方史学理论界当前研究什么论题？本卷所刊发的文章对这些问题都有关涉，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史学界的新的研究兴趣，很值得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同仁自觉地重视和思考。

通过扎实的研究，融通中西，把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建设起来，是史学界的光荣使命。本刊希望成为完成这一使命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