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之旅

延：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向您请益。请问您何时开始对中国文化和宗教，尤其是对道教产生了兴趣？

傅：我的家族与亚太地区素有联系——我的父母从欧洲移居澳大利亚，祖辈中人也曾久居中国，或许是得益于此，激发了我早年对中国文化的好奇。我中学时修读古典语言，这使得我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极大兴趣，引而伸之，在读大学时亦对中国文学饶有兴致。在牛津大学读博期间，我主攻唐代想象文学，其中包括传奇小说和敦煌变文。我的研究得到杜德桥（Glen Dudbridge）教授指导，聚焦于道士杜光庭的叙述作品。为了更好领悟杜光庭著述里的思想脉络和宗教动机，我将自己的研究范畴扩展至道教历史和更为宽泛的道教文本书写传统，同时继续将文学批评和文本解读的技巧应用于道教经典和叙事文学之中。

延：可以谈谈您在巴黎高等研究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的学习经历吗？当时有哪些领域和学者对您影响最大？深谙汉语的您，汉语学习经历又是如何的？

傅：当时由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代表的牛津大学是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在巴黎领衔的欧洲科学基金会“道藏计划”（Daozang Project）的研究机构之一。在龙彼得教授的指导下，牛津大学组织了道教历史文献学的培训课程。我加入了这一计划并且转学去了巴黎高等实践研究院，师从施舟人，追求更专门的训练。除了施教授在道教仪式和文学方面有着开创性的研究外，巴黎高等研究院注重将人类学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宗教学，对我的研究影响甚深。至于汉语学习，我最初受训于在汉堡修读本科之时，随后又在台深造，彼时大陆对国际学生交流仍是国门紧闭。

延：您在法国和美国都有执教和研究的经历，尤其是您1990年代曾受托创办法国远东学院台北中心，继而又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可以谈谈这几个地方他们各自的研究特色是什么吗？

傅：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共计五载，其后以人文学院斯图尔特讲师（Steward Lecturer）及高等研究院研究员身份重返普林斯顿。我很重视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学术和教学方面所展现出的活力和创造力的平衡，顾首回望，那亦是我职业生涯成形的几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有幸得以与研究理学著称、对中国所有宗教都饶有兴趣的专家狄培理（Theodore de Bary）教授紧密合作。而普林斯顿大学则专注于唐代研究，通过与唐史学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和我的故交及同事——研究唐代佛教的翘楚太史文（Stephen Teiser）教授富有启发的交流，我都获益匪浅。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我与当时在巴黎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携手合作，并将他的著作《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Aspects économiques du bouddhisme）翻译成英文。1991年，我离开北美，任职于巴黎的法国远东学院（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EFEO）。法国远东学院尤以其遍布亚洲十二国的研究中心网络而著称——提供东亚、东南亚、南亚间的田野调查、文化渗透和研究域内跨文化交流之便，譬如，研究佛教的传播与其因地制宜。就汉学领域而言，法国远东学院培养并且接待了一批学界翘楚，诸如伯希和（Paul Pelliot）、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马伯乐（Henri Maspero）、石泰安（Rolf Stein）、索安（Anna Seidel）、谢和耐（Jacques Gernet）、饶宗颐（Jao Tsung-I）及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2] 2004年至2014年出任法国远东学院院长的这十年，让我有机会积极参与法国乃至欧盟的学术政策和管理，这使得我对亚洲各学科研究和文化领域的相互关联、中国与周边文明的历史互动，以及中国在世界史中的地位都有了更为广博的认知。如你所讲，随后我又分别出任了隶属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下的法国远东学院台北中心主任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之法国远东学院香港中心主任。这两个研究所优质的人力和文献资源，为访问学者开展原创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他们当属中国研究机构之上乘。此外，香港中文大学还是国际道教研究的重镇；法国远东学院香港中心协同黎志添教授的道教文化中心（Centre for Studies of Daoist Culture）发行了学术期刊《道教研究学报：宗教、历史与社会》（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延：自您投身汉学研究以来，道教研究领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法国汉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影响至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法国道教研究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吗？

傅：同日本一样，法国在20世纪对开辟道教研究领域起到了先锋作用。彼时，中国对现代性的探索导致其知识分子十有八九都背弃了固有的宗教和传统思想体系。刚才提到的“道藏计划”培养了一批新生代的国际学者。2004年，计划的最终成果——由施舟人和我共同编辑的《道藏通考》[3]出版，这是第一次从典籍的历史脉络出发，梳理分析了《道藏》的内容。依我的经验来看，道教研究继续在法国兴盛的同时，中国和北美学者的贡献与日俱增，道教研究领域也发生了一个巨大转变。这些研究共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道教历史图景，其中囊括详尽的个别运动史、文本传统、修行方式、各宗派之思想。过去三十年里，还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子域，涉及诸如道教文化中的女性地位、环境、传统医学，以及道教在中国政治史和地方史中起的作用。此外，数位革命创造的强大工具使得人文学科的研究方式发生了质变与量变的转化——包括对中国宗教和社会的研究。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学术兴趣、学术资源、职业机会皆向近现代中国倾斜。加之公共机构愈渐倾向资助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对于那些进入中国宗教领域并以此为志业、初出茅庐的学者来说，这无疑变得更加困难。

延：您又是如何看待西方“汉学”到“中国研究”的转变的？它们各自在研究对象和方法层面有何不同，又存在哪些问题？该如何评估彼此得失？

傅：老派“汉学”旨在对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有一个通盘的融会贯通。在我看来，当今资料不胜枚举，术业专攻，如此笼统的宗旨似乎不切实际且失去优势。相反，作为“中国研究”的学者则首先应当是其所在学科内公认的专家，历史、文学、宗教学、艺术也好，法律、经济、人类学也罢；其次是要有必备的语言能力和驾驭中文文献材料而进行原创研究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