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民族志电影是什么？

家中稚子顽皮，刚刚学会识字，一日看到案头上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的经典著作《电影是什么》，哈哈大笑，跟进跟出地对我说：“写书的这个人真是可笑啊，他都不知道电影是什么。”于是我问他：“那么你知道电影是什么吗？”孩子回答：“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你们带我去电影院看的《变形金刚》啊。”全家人莞尔。

的确是这样，孩子面对“电影”，有他所理解的清晰定义，同样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有时就显得很模糊。具体到我们共同为之思考和实践的民族志电影，可能分歧会更多，以至于经常在不同的城市里、不同的会议上、不同的场合中，一群志同道合的学友为此激烈地争论，甚至争吵。近五六年，我给不同本科专业的学生开设了一门全校通识课“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志电影”。前来选课的同学构成很有意思，只有小部分来自人文社会学科，大多是理工科或医科背景，如化学、药学或核物理等，他们对民族志电影均怀有极大的兴趣。课堂上与同学们的对话，同样经常会陷入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民族志电影到底是什么？

应该说，从1895年或者更早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角落里产生的那些关于不同族群的影像记录片断开始，民族志电影一直走在一条伟大而艰难的实践道路上。言其伟大，是因为多数先贤前辈上下求索的过程完全没有可供依照的基础，而只是凭借自觉的学术追求；言其艰难，是因为这一条道路在很长时间内并不为学界大多数学者接受或认可，置身其间前行，或感孤独。一般我们认为民族志电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民族志文本，是一种以影视人类学为其学科基础的研究成果形式，它通过视觉感知实现个体与世界的连接，而不是概念、理论或者其他什么难以理解的东西。半个多世纪以前，被称为影视人类学“庇护女神”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针对影视人类学当时的境遇指出，“那些口口声声高叫‘科学性’的人，最不情愿使用那些有利于人类学的科研工具——那些工具作为更准确观察和扩大观察范围的手段，已使其他学科获益匪浅了”。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广泛的跨学科实践，这一情况开始变得好了许多，更多的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影像是有一些价值的。然而，民族志电影是什么，仍然还是个问题。换言之，大多数时候，一位民族志电影工作者或者愿意以影像的方式来呈现其研究成果的学者，其首要任务是证明自己工作的合法性，因为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所有对科学研究的评判，首先建立在对其研究方法和路径认可的基础之上。习惯于文字文本的人们，即便对影像有了一些了解，可能依然还没有完全认识到民族志电影的全部价值，并未理解在表达知觉的影像的基础上如何建立起一整套系统、连贯的概念性学术框架。因而，在大多数时候，他们可能认为民族志电影不过是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补充手段或是一些出于兴趣的对“异文化”的简单记录。类似对民族志电影的解读，使我们知道，学术在前进的历史中，也可能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其实熟悉影视人类学发展道路的人都很清楚，民族志电影早已远远超越一百年前哈得孙海湾捕猎海豹的群体表演与记录，或是八十年前在萨摩亚对一段皮影刻录过程的细致描摹。不但如此，或许是因为与现代影像技术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或许是因为视觉语言天生具有的更强的通约性和张力，民族志电影总是表现出自觉的、积极超越“本我”的特征。在“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民族志电影这样一种民族志文本曾经的面向已经经过太多的“转向”和否定之否定。应该说，在“异时性话语”下的经典民族志文本面对“他者”、建构“他者”的同时，民族志电影以其独具魅力的光影世界，作为一种积极力量，一直在直面民族志的“表述危机”，寻求与“他者”共生和对话的道路上。通过对影视人类学学科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道路上，影像本体历经了从“上帝之眼”到“众生百像”，从“远方轶事”到“门前故事”，从“抢救落后”到“关注现实”，从“强调科学观察、记录”到“实现阐释、演绎”等不同阶段的前进和跨越。另外，从与田野的关系来看，民族志电影也经历了从以摄影机为中心的记录表达到实现田野中的合作与互动，从北美等地兴起的“影像赋权”到今天在国内已经结成硕果的“村民影像”“社区影像”等，从强调不干预观察的“作壁上观”到开始讨论影像进入文化变迁场域后所形成的积极力量和行动结果。不同的历史阶段，总有新的成就和新的目标，在不断的积累中前行一直是学科发展不变的规律，影视人类学下的民族志电影亦是如此。

很多时候，学术探索总是从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出发，通过“把握的综合”，在“主体实践”的方向上做出很多努力后，才会回头对蹒跚走过的道路做一些反思。当然，大部分情况下，不会仅是一条路径，而是多条支路的汇集。因为影视人类学学科的特殊性质和进入中国的曲折过程，所以中国的民族志电影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前半期实践先行，反思和理论探讨相对滞后，后半期理论与实践并重，相得益彰。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实践大致可分为早期零星实践和后期集中实践两个阶段。其中，集中实践阶段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为基础，一些先行者迈出探索的脚步，随后，带着鲜明时代烙印的大批优秀民族志电影陆续被生产出来。大约三十年后，国外相关学术研究成果通过一些学术交流和学术会议进入国门，我们的学科理论研究迅速跟进。20世纪的最后十年到21世纪之初，整体上是理论研究趋于活跃的阶段，一些学者和民族志电影作者开始致力于对前期影像实践的整理与反思，以及对外部理论的消化，持续推动学科本土化理论建设和更丰富的民族志电影表达。十多年前，我曾经撰文《近三十年来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与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做了较为粗浅的总结，梳理已有成果，也尝试提出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当时关注这一新兴学科的力量还没有今天这样的气象，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思考都不及今天这样丰富。总体看来，其后这十多年学科发展的相关成就和积累有两个趋势：一些方面在原有的道路上继续深耕；有一些方面远远超越了当时的一些思考，形成一些新的热点问题，值得投入更多力量予以讨论、研究和书写。首先，作为学科概念的影视人类学在近十年以来逐渐被学界更多的人接受和熟悉，影视人类学的学科意义逐渐得到认可，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学界之外，把学科名称误记为“人类影视学”的人越来越少了；其次，在广泛接受的基础上，影视人类学在中国呈现全新的多元发展态势，甚至使国外的同行刮目相看，这在近十年间几次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可窥一斑。近十多年，影像形式的民族志作为民族志的一种文体的正当性被大家普遍接受。因为之前的积累和各方新的力量的推动，加上诸多前辈的引领和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民族志电影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都达到之前从未有过的高度，其实践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大量理论研究著作、论述面世，针对学科建设的一些重要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和表达。特别是近几年来，投身影视人类学学科并积极推动其发展的同人有了更多的探索，尝试建构更加符合中国实践道路的理论框架。大家在思考民族志电影的解释基础，在讨论“作者”如何赋予影像更多的意义，在试验戏剧理论进入民族志电影的途径，在分析人类学影像中多重空间的区隔与融合，在把握影像“在场”对田野的触动规律。以对影像“在场”的讨论为例，八十年前，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提出图像的“在场”比它们被看见更重要，指出图像或形象的崇拜仪式价值。今天，似乎是个轮回，同时也是超越，民间仪式中影像的“在场”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其指向早已不仅仅是崇拜仪式，而是互动、话语权转移或基层组织结构等诸多问题。

在《电影是什么》中，巴赞明确表明他给文集所起的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并不意味着许诺给读者现成的答案，而只是他对自己的设问。我想，对于我们这些当下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而言，或许也不敢说完全获知了“民族志电影是什么？”这个问题所有的精神脉络和细节，更无法给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明确定义。就像福柯面对临床医学所言：“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去解开几条线索……”以此为题，只是有一些感受，因为我们身处这个时代，与影像结缘，所以很幸运地接近了这个问题，并且得以围绕这个问题持续思考和讨论；也正因为处于这个我们所热爱的，让我们感觉到力量的学科中，看到那么多优秀的民族志电影作品，看到那么多不同的文化表达，看到那么多人生之艰辛与欢乐、焦虑与从容、转型与困惑，才会不断地返身追问这个问题。可能意义就在于追问本身，而不在于某个答案。尽管今天人们已经不难感受到民族志电影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方法论层面，更体现在其历经破茧，终成一途，但追问的过程会让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依然还在路上。以人的存在作为实证知识的对象，通过一种学问的形成，进而达成与世界和解的道德实践基础，何其漫漫修远。具体到我们所前进的道路，如同众多学者所达成的共识，学科发展至今最为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完善中国影视人类学学科的系统框架，包括概念、边界、方法、成果体系和理论反思等，这当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担当。这本在学术访谈基础上形成的集子，以及为此提供支撑的兰州大学人类学影像映坛，也是在这样的学科发展背景下产生的。

兰州大学较早开始关注影视人类学学科发展，曾于2002年作为东道主召开第二届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后遴选一部分优秀参会论文出版了会议论文集《视觉·对话——兰州2002’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主编为杨建新先生。杨先生向会议提交的学术论文《浅谈影视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之间的互动》，较早在学科框架层面探讨了影视人类学与民族学之间的关系、学科间的互动以及存在的问题。2002年兰州大学召开的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历时三天，有80多位中外专家、学者和民族志电影作者参加，提交会议论文12篇、民族志电影24部，其中有13部优秀作品获得奖励。这是中国继1995年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的第二届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影视人类学学科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之后，在杨建新先生的积极推动下，兰州大学的影视人类学学科发展一直没有中断。从2006年到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分前后两期建设完成影视人类学实验室，购入当时较为先进的影视摄录设备和其他教学科研设备，并配备专职教学和科研力量，使兰州大学影视人类学学科进入一个新的规范发展阶段。其后每年，影视人类学实验室均有一定规模的民族志电影生产和理论研究成果产出，一部分影片在国内各级各类民族志影展和相关学术会议上放映并获奖，一些理论研究文章在国内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刊发。

2017年春季，在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社会科学处等方面大力支持下，在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兄弟院校和学界诸多前辈、同人帮助下，兰州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创办兰州大学人类学影像映坛，不定期邀请国内众多致力于影视人类学教学、科研和民族志电影创作的专家、学者和作者，带自己的民族志电影作品到兰州大学进行专题讲座和影片放映。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学术平台，推动学科内民族志电影的交流与传播，助力学科发展，同时开阔相关学科学生的视野，丰富校园文化。映坛活动分几个板块，包括讲座与放映，还包括实验室对来访学者的访谈。访谈内容大多聚焦于访谈者的具体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内容、重要观点和标志性影像作品，议题包括学科发展、学科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学术探索与实践、学科未来方向和路径等。借助对话的方式，我们能够比较深入而且不受约束地探讨一些学科当下比较集中的问题，同时能够为参与学科发展和民族志电影生产实践的诸位同人提供一个充分思考、充分表达的契机。我想，很多时候撰写文章，或者会议发言，总还是没有面对面交谈来得更自由、真诚和细致。

从2017年到2019年，兰州大学人类学影像映坛已陆陆续续开办十余期，在学界也受到大家普遍的肯定和支持。依照映坛创办的初衷，我们整理了对第一期至第七期应邀到映坛做交流学者的访谈，依序结成《微行集——影视人类学的道路》（第一辑）。在整理过程中，我们把握了一些原则，例如尽可能保留访谈中的有效部分，只做较小幅度的、必要的编辑。很多时候，谈话者在对谈语境中表达的内容是在其他情境下不太容易显现的东西，有的时候似乎就是灵光一现，同样的内容，不同的面向一下子就彰显出来，而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学术讨论中最珍贵和精彩的部分。初步整理好的访谈内容都一一经过访谈者审阅与校对之后才完成初定稿，其中部分内容访谈者还有修订补充，之后各位专家、老师又给我们提供了学术简历和研究与实践工作的图片资料，最后形成这本访谈集子。集子体量虽小，但内容广博，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文字，都是众人智慧的共同闪耀。

访谈录的编辑、校对工作接近尾声时，突然传来杨光海先生仙逝噩耗。杨光海先生是中国影视人类学学科重要的开路人和民族志电影发展的见证人。在访谈中，多位学者提到杨先生的实践与研究对中国影视人类学的贡献与意义。在此，我们也以这本集子，来纪念这位学科的先行者。

“微行”这个名称，来自诗经《豳风·七月》“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大概意思是“循彼微细之径道，求柔稺之桑，以养新生之蚕”。取来作为书名，一是呼应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二是想表达一种希望。我想这个“微行”恰恰就如我们的学科，乍行处，是微细的小径，但是我们坚持走下去，不断汲取新的力量，不断成长，最终会汇集成一条“大道”。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坚信，吾道不孤，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学科一定会日新月异地发展下去，我们每天都在见证其朝气蓬勃，见证其成长与变化。我希望，这本访谈录能够成为学科发展壮大、开枝散叶的一个注脚、一个备忘，也成为我们继续向前探索的依据。

王海飞

己亥岁尾于兰州大学衡山堂

庚子年初修订于兰州大学二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