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男进入清华传媒的道路

王：我知道你的学术背景和其他学者不太一样，并不是一直在人类学、民族学或者传播学某一个学科框架里的，其间有很大的跨度。今天借这个机会，是否可以讲一讲你的学术经历？

雷：学术经历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本科是电子系的，跨度比较大（笑）。我是1991年从山西平遥考到北师大，读电子系。电子系当时实际分三个专业，无线电电子学、计算机，那时候还没有单独的计算机系，然后就是教育技术。我学的就是教育技术，你知道，这个专业很多地方都叫电教，电化教育，但是在北师大叫教育技术。电教这个专业里就会学一些和影像有关的技术，除了传统的数字电路、模拟电路、数学、微积分那一大堆东西以外，还会学拍摄、制作。当时很多中学生应该看过一个片子，叫《元素周期表》，那就是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拍的（笑）。那是教育部的一个课题，当时给到电子系，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去拍摄。内容很有意思，比如钠是怎么燃烧的，磷是什么状态，放射性的物质是什么样子的，等等，拍了一个这样的片子。刚刚进入影像这个行当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学习过程不解渴，好在我们那时候氛围很好，我其实非常感激北师大，北师大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艺术氛围非常浓厚。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正好就是尹鸿他们复建了北师大的艺术系，开始在艺术系里做电影学专业。中国第一个电影学的博士点就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并且在1993年，我们大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做大学生电影节，看片的氛围特别好。当时北师大图书馆天天放各种经典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都跑到北师大来看。放的片子很杂，包括国外的一些，像《飘》这样一些传统经典的，还有国内的一些，都在看。当时艺术系在老的辅仁大学，城里也有一个放映，我们也去他们那边看《黄土地》《孩子王》等等，看一大堆电影，当时是这样的一种氛围。另外呢，我们那时候在小西天，那里本来就是一个中国电影的中心，有电影资料馆[12]，有北影厂[13]，还有新影厂[14]，等等，艺术活动氛围还是非常浓烈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就被电影所吸引。但是大学毕业以后也没有直接去从事这个行业，因为那个时候好多人想着要去深圳。南下当时比较热，那是在1995年的时候。我呢，就没有想着去深圳，反方向，去了黑龙江。但是在黑龙江待了两年就待不住了，天天喝酒，喝成了一个巨胖的胖子，实在受不了了，就决定考研，回北京。回北京考哪儿呢？那个时候就非常想学纪录片。现在想想北师大多开放啊，我一个电子系的学生，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纪录片《望长城》[15]。北师大还是允许有出格的学生，我的同学们都去做实验，都写实验报告，那我就可以写一个纪录片。因为当时我们的教学中心里有大量的大3/4的带子，塞进去看片子，这样的读片量对我也是很有帮助的。当时看了《望长城》那个片子，就觉得纪录片太好看了，以前的那些纪录片都不行，就这个好，新的一种方式，那么有力量，拍的又是西北，我又是山西人，特别喜欢。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学纪录片。那做纪录片哪家好呢？挑来挑去，好，就传媒大学，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这是最好的，就决定去北京广播学院学纪录片，这样就回来了。1997年把工作停掉，原来单位还不错，没让我辞，然后就1997年回来准备了半年，复习考研，没想到就考上了，这样就去了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读纪录片专业。选了钟大年老师，也是因为复习准备考试的时候看了他一本书——《纪录片创作论纲》[16]。看了那么多有关纪录片的书，我觉得他写的是最有学术性的。然后还看了下他家世，他家世非常好，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延安时期的老电影人，那时候就拍电影了，算是电影世家。跟有家学的人学，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他沉得住，就跟了他学习。跟了他以后呢，其实那时候他已经被挖到凤凰卫视，去做凤凰卫视节目的老大了，所以长期在香港。但好在90年代的北广纪录片的氛围特别浓，我觉得这也是纪录片的黄金时代。比如说孙曾田[17]他们，也都是那时候广院出来的，他们每次拍完片子都拿回学校去放，还有陈晓卿[18]，再比如说更早一点的王海兵[19]，一大堆人的片子全部拿回学校去放。高晓虹[20]老师跟我们讲，回到117[21]来放一下，那就是纪录片圈子里一个殿堂级的待遇，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触动。然后我就在这样的氛围里学了三年纪录片，就学拍片子。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也很巧，当时我已经准备去新影厂了，都准备要签了，要去新影厂拍纪录片嘛，就是想实至名归地干这个。有一天我一个同学说清华招人呢，清华的新闻传播学院，那时还没新闻学院，叫传播系，刚成立的，说要招有制作经验的老师。那我有制作经验啊，1997年，我不是已经回到北京了嘛，当时一边考研，一边在中央台做《走近科学》，当时还叫专题片，或者叫科学纪录片，那我就有一些创作的经验。后来我还去央视2套做了特别火的一个节目，叫《对话》，做了两期，当时影响力还挺大的，那个节目做过金庸的，做过当时如日中天的“诺基亚”的CEO，等等，这样就好像别人还知道你做过一些东西。然后我就到清华去面试，主持面试的刚好就是尹鸿，是原来我在北师大的老师，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他们首先看你拍过什么样的东西，能不能讲制作课，试讲了一下，觉得也还不错，表达能力也可以。唯一的、最大的BUG就是没有博士学位，但是当时就没有博士学位，在这个专业里面就没有博士点，所以哪儿都没有博士，就跟学校说了这个情况。他们说那行，就先进来吧。我记得特别清楚，8月6号，那时候我把所有的工作都辞掉了，要去清华教书了，自己也觉得还挺好的。8月6号一报到，结果人家说，你不能去教学岗位，因为没有博士学位嘛，只能去实验室，这跟我聊的完全不一样。我就说，你把我的报到证还给我，我就走了。人家当时就惊了，说什么人啊，不来报到，拿着报到证就走了。过了两天，那个学院的王书记打电话给我：“哎，那个小雷，你怎么不来报到就走了？”我说：“咱们谈好的不是教学岗吗，怎么我来报到就变成实验室岗了？”他说你先进来，我们再给你调。我说不不不，我拍片子去了，我不来这儿了。当时我本科毕业他们就让我去师大二附中，多好，又留北京，又是北京最好的中学，我都拒了，我现在不可能跑过来做这个。结果他还挺努力的，和尹鸿老师去人事处聊，说这个专业全世界也没有博士，最高的就是MFA（艺术硕士），全世界的制作课都是硕士在讲的。人事处可能也被他们的气势压住了，当时是2001年吧，我去面试的时候是2000年底，清华当时就想着要把新闻传播系变成学院，也觉得需要老师来，我那时候刚刚30岁嘛，算是年富力强，好，最后就以这个进去了。

进去以后，教了两年书，就想，赶紧的，去读个博士，要不然就混不下去了（笑）。然后就在我们学院读一博士，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接触到社会学的课，原来在传媒大学没有这方面的课。因为在北师大的时候，我虽然是一个理工男，但是上了很多艺术类的课，到了传媒大学就专注上技术类的课，摄影呀、剪辑呀、录音呀，这些培养是有了，但是社科类的课没怎么上过。等回到清华读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社会学的课，像李强[22]他们的课，还有历史系的课，像秦晖[23]他们的课，像汪晖[24]的课，国学院刘东[25]的课，郭于华[26]的课，张小军的课。当时就广泛地上了一大堆这种非常重量级的老师的课程，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后来到2006年要申请出国访学的时候，我毅然决然选了“曼大”的人类学。你知道的，一方面因为“曼大”的人类学系是英国最早的“曼大学派”，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视觉人类学也算全世界最好的了，剑桥也不错，但是没有他们那么强的创作实力和浓厚的学术氛围。我就去了那儿，当时申请的是半年，2007年我要回来做博士答辩，不能在那待太久，但是那半年算是对视觉人类学摸了些门道。当时最重要的就是两门课：一门是影像文化，实际上讲的是人类学电影史，不停地讲理论流派、美学流派，还有看片子；还有一门是创作课，我跟着当时的那群老外去拍片子，然后在那边学习一些他们的人类学的制作方法，与传统纪录片的制作方法还是区别很大的。2007年回国以后，我就彻底按照他们的方式把清华这个专业的纪录片课程重新刷了一遍，完全刷成了按照人类学培养的方式去做。所以总体上，实际我算一个“半吊子”，现在也还是一个“半吊子”，（笑）就是读了一些书，上了一些课，但是没有拿过人类学学位，然后看过一些东西，但又不是专业的出身，所以我就这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了。后来，因为做这些事，碰到朱靖江他们，又开始折腾咱们这个视觉人类学的专委会，慢慢地就算接触得多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