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网”年

公共传播研究2019年综述

张淑华 邓元兵

摘要：2019年的公共传播研究，一方面继续遵循公共传播研究的惯性，继续以舆情、公共关系、公共性等研究为基本路径，讨论政府、阶层、企业、城市、乡村、环境、健康等多元主体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丰富活动及其现象依附，并拓展到海洋传播、时尚传播等新领域；另一方面也在发生着一些细微转向，理论探讨更具场景感，问题分支更加细密，实践研究也呈现方法更讲求实证、问题更加精细化、改革方案更重视协同性等趋势。

关键词：公共传播　舆情　公共关系　建设性新闻

Overview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9

Zhang Shuhua，Deng Yuanbing

[Abstract] The studies on public communication in 2019，on the one hand，still followed the research inertia.Public opinion，public relations and publicity as the basic paths，multiple subjects were discussed，for example，urban，rural，government，class，enterprise，environment，health and so on.Rich phenomena and activities in the fields of politics，economics，culture and diplomacy were mentioned.New research areas were expanded to the marine communication，and fashion communication.On the other hand，some subtle shifts were also taking place.Theoretical discussions were more situational and branch problems were more detailed.In addition，practical research also showed a trend of more empirical methods used，more refined problems，and more emphasis on synergy in reform schemes.

[Keywords]Public Communication；Public Opinion；Public Relations；Constructive news

公共传播涉及舆论与劝服、伦理与法律、各种各样的受众、互联网与社会媒体等，是关乎娱乐、体育、旅游、政府与政治、非营利组织、健康和教育等领域公共关系的应用。[1]2019年的公共传播研究，既有“承前”的惯性，又表现出具有“启后”意义的问题和遗憾。

一 数据来源与年度研究概况

公共传播一直是近年来的“显题”，每一年的成果数量都相当可观。为了对2019年度公共传播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基本了解，本文作者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作为主要数据来源，进行了成果扒梳。首先，对新闻传播“四大学刊”全年发表的文章进行检索和人工筛选，从全部694篇论文中甄选出与公共传播相关的论文187篇作为分析对象（《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数量分别为19篇、35篇、32篇、101篇）；其次，为了保证重要成果不被遗漏，并尽可能更为充分和更多层次地呈现2019年公共传播研究的全貌，本文作者进一步扩大文献的甄选范围，将文献来源设置为核心期刊以上，以“公共+传播”为检索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获取发表在“四大学刊”之外的期刊论文115篇，通过人工方法进行二次甄别，选出49篇论文作为研究对象。由此，本篇综述共有236篇文献作为分析样本。作者根据议题的重要程度、作者的影响力、内容和方法等创新程度、社会建构的意义大小等指标进行较为主观的价值判断和自主选择，形成具体的研究论述和观点。根据这236篇样本论文标题中出现的高频关键词生成词云图1。

图1 2019年公共传播研究主题高频词

2019年的公共传播研究给人的总体印象是：（1）成果数量有所下降。与2018年的301篇论文成果相比，2019年度筛选获得的236篇论文，单从数量上看是减少状态。（2）话题和内容相对分散和碎片化，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取向的研究，都呈非均匀分散状态，虽然出现了“群体极化”“数字劳动”“××共同体”等研究热点，健康传播、农村传播呈持续增长态势，但这些“集中”多属无意识和自发行为，像《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社推出“建设性新闻”、《新闻大学》推出“县级融媒体”等自主设计选题数量不多，集中、深入的专题讨论还需期待。（3）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和更具跨学科特性。一些来自信息工程、信息管理专业背景的学者加入新闻传播学研究队伍，对公共事务特别是公共事件中的舆情传播进行以大数据、智能化为方法特征的研究，公共传播实证研究的比例在不断增加，方法更加多元，对于只具单纯新闻传播学知识背景的学者来说，研究的难度相对增加。

二 公共传播基础理论研究概述

在经历了2016年和2018年两次相对集中的公共传播元概念讨论之后，2019年的公共传播理论研究更侧重于基础性、支撑性资料的挖掘，这一年的公共传播理论研究有两个较为明显的内容取向。

一是进行知识考古和厘清公共传播的理论来源，从形成历史和构成要素上去重新打量公共传播的定义、功能和学术地位。代表性成果如胡百精和杨奕回顾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从历史经验中获得启示，对公共传播“多元共识”及其“价值共识、认知共识、行动共识”等内涵进行再确认，尝试提出“构建始于公共传播、导向立法和公共政策优化、增益公共性的良性循环机制”的实践策略；[2]胡百精等还通过知识社会学视角，还原卓越公关理论诞生的时代背景、思想语境和相关知识谱系，尝试在历史—社会—知识的框架中重新理解该理论进而提出在对话时代完善卓越公关理论的可能路径，从而为公共传播的可能路径提供参考；[3]还有常江等对美国资深传播学者杰伊·布卢姆勒学术思想的梳理和分析，围绕传播与民主等问题，考察布卢姆勒建立于协商式民主理想基础上的传播公共性理念，为了解公共传播的理论渊源提供帮助。[4]在强调公共传播的公共性、协商民主形式等要素之外，学者们还研究了公共传播过程中的“注意义务”和提出公共传播“多元共同体”的目标建构。宋小卫在提出“注意义务”的核心要求是“行为人对其社会活动中可预见或应预见的损害须当保持必要的、合理的主观在意和行为谨慎，以防止侵权或其他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同时，进一步思索公共传播的学术地位和使用价值，提出“可以考虑在公共文本的表述中，更多地援用‘公共传播’这一更具覆盖力和开放度的术语表达，以之作为超越‘大众传播’的高位阶学科概念指称的优先增补选项”。[5]冯建华也认为，公共传播对推动构建社会共同体、传播共同体与学术共同体，具有强基固体的聚合性作用，是“后真相”时代社会分化和冲突语境下实现多元共同体的关键。[6]

二是对公共传播外延的拓展，在公共传播的宏大框架下，出现了更加细致具体、更具场景化和指向性的相近或相关概念和研究分支，譬如共识传播、共情传播、公共诠释等，通过相关概念的不断提出、界定、辨析、碰撞去充实和拓展公共传播的内涵和外延。共识传播，被看作是“为寻求共识并最终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而进行的交流、沟通活动”“共同意义空间的最佳境界是最大程度的懂得和理解，而共识的最佳境界是最大程度的认同和协调行动”，因此，共识传播可以看作是公共传播的理想效果，也被看作是实现目标的务实路径。[7]共情传播，则是作为全球化语境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策略被提出，其意义诉求是“当理解受阻，共识难达，承认无望，分配的正义亦有障碍，那么人类首先建立一种与他者共在的理念，并努力发展共情的关爱，如此方有利于解决全球传播中‘对空言说’的传播困境”。[8]还有公共诠释，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话语交往方式”，具有凝聚社会共识、维系社会团结等作用。[9]2019年度值得关注的另一个理论现象是“建设性新闻”研究的崛起，“建设性新闻”作为“人类社会面临各种危机，新闻业也面临危机的特殊历史阶段”[10]的产物，既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更是“公共协商与社会整合的宏观社会历史语境下”对公共传播活动的规约和集训，作为公共传播的实践改革方案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承认。

三 公共传播应用研究及成果特色

公共传播曾被描述为“传播主体——多元主体，价值规范和实践准则——公共性，内容——公共议题及其背后的公权力和公共利益，发生场域——公共领域的讨论，目标与预期效果——认同、共识、承认”，[11]这是基于传播要素的定义。为简化问题同时又能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考察公共传播研究的年度情况，本文也侧重从传播要素出发（因为新媒体时代传授边界的模糊，本文统一用多元主体来概述传者和受者），对2019年关涉公共传播实践的研究做出简明扼要的描述，以期能识其概貌，显其特点。

（一）对多元主体的研究

有学者提出，在构建全媒体的公共传播体系中，要处理好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精英和草根的关系，让多种媒体“协同发展”，[12]公共传播的主体因此更加多元，以多元主体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也颇为壮观。从研究范雨素“远处苦难”的跨阶层传播及其“承认政治”意涵，[13]到对海南“候鸟族”生活方式型移民、[14]“夸夸群”[15]等新群体的传播行为和信息技术使用，再到对网络自治区中自媒体美妆视频中的“女性嫌恶”[16]等新现象的讨论，对留守儿童、小镇青年、农民工、新社会阶层、中产阶层、网络水军、网络主播等已有话题的重新挖掘，公共传播的主体研究不断被扩展。在对多元主体的关注中，群层传播和网络语境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关注度最高的两个议题。群层传播的关注焦点是“群体极化”，如黄河等从“江歌案”解读中发现的“在源头事件刺激、自媒体煽动的影响下，具有全新媒介使用习惯的网民在移动互联网空间互相传染、彼此暗示，加速了极端倾向的形成、极端情绪的扩散和极端态度的固化”[17]等“群体极化”的表达特征和演进规律，虞鑫等基于社会网络关系对“群体极化”的仿真研究，[18]蒋忠波对“群体极化”概念形成、影响要素及价值判断的研究。[19]在传播主体的研究中，张杰、郭超基于中西对话视角对本土人际传播中“自己人”还是“自家人”的辨析，[20]郭子淳对赛博空间中“比特视域”和“原子视域”的区分以及人在其中所呈现的主体身份变化等探讨，[21]都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二）媒介平台及其公共性观察

社交媒体和融媒体是2019年媒介研究的两个重点。以社交媒体为对象的研究，除了传统的政务短视频、微信公众号，新增了智能媒体、算法、短视频等技术加持的各种新媒介现象及其传播特征的研究，譬如学习强国的出现和对党员干部日常生活的“嵌入”，[22]人工智能在网络舆情沟通中的建设性作用的研究，[23]智能媒体对塑造公共传播新图景的研究，[24]对算法“在代码、编程、计算、模型等环节产生权力空间，是一种程序化的政治”的认知以及对“算法技术实践理性对功效的追求，就是对人的精神领域的操控”“算法传播的个性化和商业化带来公共性流失和主体扭曲的风险”的批判。[25]在对县级融媒体的讨论中，学者们敏锐地观察到了县级融媒体在“县级新闻资源”整合中的成绩，[26]同时也提出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不是静态的新闻室空间形态与流程再造，更重要的是空间权力的变化、空间资源的再分配，以形成新的空间生态系统为目标”[27]的理解偏差，并进一步提出从“政治—经济”二元主导的基层传媒结构上寻找突破，重新激发政治与资本的互动关系，“调动处于传媒改制困境中的基层媒体从业者的积极性、主动性与价值感”的解决方案。[28]与新媒体传播主体的繁盛相比，传统媒体的“传者”研究正走向式微。冉华等基于电视对农传播的研究，[29]是为数不多的成果。此外，孙信茹等对云南石龙村微信山歌群“对歌”行为的公共交往意义、[30]范明献对“道德捆绑式转发呼告微信帖文”话语策略中道德期待与道德焦虑的分析，[31]都是读来饶有趣味的文章。

（三）被不断拓展的内容范畴及其意义承载

随着公共传播概念内涵的不断被挖掘和对传媒“公共性”理解的不断加深，公共传播的概念外延和应用研究范围也在不断延展。除了传统的政治传播、国际传播、危机传播，近年来逐年增多的还有健康传播、环境传播、公益传播、城市传播、乡村传播、企业传播等，虽然存在着内容和对象上的交叉，但每一个传播主题和领域都有其相对明晰的特质和规范性。2019年公共传播研究话题和内容范畴有以下几个特点。

1.出现了不少吸引眼球的新话题。如“海洋传播”——海洋信息的传播，被认为是“自古就有且源远流长”但现行研究严重滞后的话题，也是传播研究的新任务之一。[32]再如媒介技术视域下的“时尚传播”，研究者提出了“媒介即时尚”的概念，认为新型媒介不仅是时尚传播的首选，而且新型媒介本身亦成为时尚。[33]

2.传统话题的不断衍生和细化。政治传播、国际传播、危机传播依然是占比最高的三大范畴。同时，多元议题在其“公共性”联结过程中，又衍生出很多次级话题，譬如政治传播下的政策传播——政策能够勾连起政治、公共、危机、健康、环境等诸多话题，并有着显著的公共性。随着“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政策传播研究趋热，从话语制度主义视角阐释政府回应公众意见的行为模式和内在动因，[34]通过政策传播的结构化考察来分析政策传播效能危机的成因，[35]从西安的出租车调价政策来透视政策过程中的风险沟通，[36]从合肥市的垃圾分类公益广告看政策传播中劝服知识模型的功效[37]等，从不同维度拼接出“政策传播”的框架和范式。健康传播则是年度“爆款”——与往年相比，2019年论文成果数量剧增，内容也发生了转换，从“医患冲突报道”为主转变为集中讨论“网络医疗”等新现象，如对“在线医疗口碑”[38]“移动端网络健康互助群组”[39]、医患纠纷报道在线评论[40]、“网络化病人”等的研究，并衍生出“生命传播”[41]等次生概念。

3.议题更加广泛和日常生活化。譬如对粉丝社区中的“面子协商”的研究，[42]对美食类纪录片的研究，[43]对“网络化病人，即主要通过互联网经历而获得认同的病人身份”现象的发现和思考，[44]对移动终端中“众筹式信息拼图”辟谣模式的总结——即通过网络及新媒体技术提供的便捷，使个体能够以个人化的视角来解读或拼接同一个事件，以最大限度地还原真相以消除其不确定性，以及背后的发展逻辑关系。[45]

4.依托公共事件和对网络舆论的倚重。无论是公共传播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讨论，都需要一个“抓手”，其中被“抓取”最多的便是公共事件及与之相关的形形色色舆论。被依托的典型事件包括，抵制韩国“乐天”事件，[46]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阅兵仪式，[47]中美贸易摩擦，[48]长春长生问题疫苗，[49]基因编辑婴儿引发科学伦理争议，[50]山东于欢案，[51]奔驰女车主维权和凉山大火[52]等。这些事件一方面提供了资料和案例，同时也深化、生动化地推进了相关理论研究，提升了研究问题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5.类型化描述和阶段性总结类促使相关研究从微观走向中观。譬如陈先红等对中国公共关系研究本土化的总结，[53]沈正赋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舆论关系图谱和生态形成过程的研究，[54]李耘耕对健康传播话语建构历史的回溯[55]等，都使公共传播研究的理论分支和应用研究更为系统、科学和本土化。

四 研究不足及未来趋势观察

2019年公共传播的遗憾，首先在于基础理论研究的相对乏力和未能深入持续，没能在2016年、2018年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式探讨等论题基础上持续发力，深入推进公共传播的学科体系建构和进一步巩固其学术地位。其次，公共传播研究还面临着“融合”与“分化”的撕扯，一方面，很多学者认为公共传播是覆盖了新闻传播学全领域的知识体系和学科架构，是大众传播的替代范式，一个宏大框架正在被建构；另一方面，随着研究内容细分和场景的具体化、研究范式的不断被建构和拓展，公共传播又被狭义地理解为同健康、环境、城市、乡村等研究范畴平行，立足于公共领域、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集中研究政府公务活动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公共传播”认知上的差异。公共传播“扩张”和“窄化”两种趋势产生的矛盾，不仅会使其概念运用出现场景、主体、意义等歧义，而且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人们对“公共传播”的使用意愿和行为。

如果说，公务事务、公共领域和公共关系是公共传播研究的核心，那么批判性就隐含其中。如何在保证意识形态安全和信息安全前提下，保留公共传播研究特别是政治传播研究的多样化和建设性，更好地发挥学术研究的预警作用和多维度的建设性，也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

另外一个缺憾是公共传播教育研究的不足。大众传播向公共传播的转向和实践先行的现实，对高等教育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提出了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双重要求，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对公共传播的变化应有及时的回应和相应的方案调整，与之相应的理论研究也应及时跟进。有学者对此做出了敏锐反应，如张志安提出了公共传播时代新闻传播人才专业教育的三种核心能力——对内容产品进行融合生产的能力、将内容传播与社会公共议程相结合的社会连接能力、新闻专业精神和公共服务能力”[56]等主张，但遗憾的是，类似成果数量稀少，难以形成推动传播教育改革的强劲力量。

因为媒介平台的变化和公共覆盖的广泛，跨学科研究已然成为当下公共传播研究的典型特征。传统的学科边界被打破，单一的传播学理论不能满足研究的现实需要，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工程、信息管理等学科知识和方法不断加入，文、理、医、工内容均有涉猎，公共传播宽广的话题范围和方法的日趋规范，使公共传播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学科互融、跨学科合作成为常态，也将是未来公共传播研究的必然趋势。而且，随着“公共”意涵的不断丰富和外延扩张，新的研究内容会被不断挖掘，公共传播的研究领域必然越来越大。进一步明确公共传播的定义和适用范围，明确其学科属性和确定其学术地位，始终是一个历史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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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淑华（1968-），女，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邮箱：100aishenghuo@163.com。

邓元兵（1987-），男，博士，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