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解构

一 世界经济思想现代化视角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

在古代，世界各区域的经济思想（Economic Thoughts）都呈现零散的状态，经济学观点掩藏在哲学、政治学等著作中，经济学人也没有形成独立的专业的知识分子群体。各国经济思想都有其“闪光点”，并在有限范围内传播。相比于其他文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富于区域特色，处于东亚乃至世界的领先地位，拥有光辉的成就。

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标志，经济思想史步入了近代。西方经济思想从政治学、宗教学和哲学中独立出来，出现了专业知识分子、概念体系、表现形式和传播媒介，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即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Economics）或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中国经济思想依然是在“讳言财利”“重义轻利”等经济伦理笼罩下的“经世之学”或“事功之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似乎处于停滞（Stationary）状态[1]。与中西方近代经济史上“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一样，中西方经济思想出现了趋异（Divergence），形成一种经济思想史上的“大分流”。近代中西方经济思想趋异不仅是指扩大了自古以来皆有的在经济思想内容上的文化差异性，而且还包括新出现并不断扩大的在经济思想方法论、表现形式、学科界定等方面的差异性。随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大门在近代打开，东西方经济思想出现了碰撞，出现了经济思想史上的“西学东渐”和传统经济思想的式微。中国经济思想史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如果判定中西方古代经济思想都“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世界经济思想的近代史就包含了连接古代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科学（Modern Economic Science）的中间环节。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关键是古代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科学的转型，也就是经济思想领域内的现代化，即经济思想现代化。现代经济科学起源和经济思想现代化机制是经济思想史研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国际经济思想史学界的一个长期热点问题。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也应该考察中国区域内的经济思想现代化。为此，需要做三个方面的区分。

首先，如果现代经济科学是超越于国界和地域文化差异的一门科学，[3]那么就需要严格区分中国经济思想在近代的“现代化”与“西化”。外来经济学说[4]在中国的传播只是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的一种路径，而中国的经济科学研究是从属于现代经济科学的一个部分。从“西方经济学说传播”到“经济思想现代化”的概念转变绝不是修辞手法，而是分析近代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视角的变化，即对“欧洲中心论”和“西学东渐”框架的突破。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就不再是“中体西用”或“全盘西化”的历史，而是中国经济思想从古代走向现代的历史。在纵向上看，近代中国经济思想是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走向现代经济科学的过渡过程；在横向上看，近代中国经济思想是包含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科学的混合体，也就是赵靖[5]所说的“发展之学”[6]。如果说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使命是为了继承优良传统文化，挖掘古代经济思想成果，那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就是打破“欧洲中心论”，考察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化历程，回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演进和西方经济科学在中国的成长两方面的问题。

其次，为了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在近代的现代化，有必要厘清经济思想史与经济科学史的关系。经济科学史是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以后发展演变的历史。狭义的经济思想史是不具有经济科学形态的经济思想的历史。广义的经济思想史包括经济科学史。有必要区分经济科学史和狭义的经济思想史，才能明确近代经济思想现代化的起点和终点。前辈学者早已强调了这一点。民国时期唐庆增就已经区分了“经济思想”（Economic Thoughts）和“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认为经济思想“内容固属简单，与政治及伦理思想，混淆不分，且乏显明之经济派别，不足与言科学也”[7]。赵迺抟提出需要区分“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思想史”，因为二者“各有各的重点，各有各的方向”，仿佛一对孪生兄弟，已经“各自独立门户”[8]。赵靖将经济思想划分为“简单的或初级的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和“政治经济学”，其中政治经济学是“系统的学说”和“独立的科学”[9]。赵晓雷指出“经济学与其他科学一样，有它的‘前史’即‘前科学’发展阶段”。[10]已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了中国古代的狭义经济思想，还包括了近代中国经济科学，比如民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科学发展的回顾和反思[11]、当代学者经济科学史研究[12]。同时，传统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科学转型问题也得到不同角度的解读。近代中国经济科学成长的命题已经成为近几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最后，从世界范围内看，一旦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科学产生，世界其他区域的经济思想现代化都是在现代经济科学影响下进行的，是一种“后发式”[13]的经济思想现代化。“后发式”经济思想现代化在除英国以外的其他区域普遍存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现代化是在西方世界已经完成经济思想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属于“后发式”经济思想现代化。同时，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是一种考察“后发式”经济思想现代化机制和特点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在西方经济科学在近代世界范围内传播过程中，后发式区域经济思想不能够再维持独立的状态，“殖民主义将西方的学问强加给非欧洲社会的后果，与其说使欧洲的思想与本土的思想相互交融，共同受益，不如说是往往消灭了本地的文化传统”[14]，一些弱势文明的区域传统经济思想很快就消失了。中国以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富于生命力的文化品质，保留了很多的传统和独特的经济思想文化要素，存在很长时期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交汇的过程。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道路是曲折漫长的，具有其他“后发”国家和文明所没有经历的复杂性和艰难性。这为考察“后发式”区域传统经济思想演变机制提供了范例。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

二 后发式经济思想现代化的第二条路径：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1840年鸦片战争前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固有的经济思想”[15]，“所谓‘传统’并非仅指‘以往的’事物，而是以往延续至今，且在今天还有生命力的东西，并蕴含不断补充又不断淘汰的含义。即传统是个不断发展的过程”[16]。考察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就不得不厘清“传统”的含义，区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固有经济思想和古代经济思想的关系。古代经济思想是一个时间范围内的经济思想。固有经济思想是一定地域上已经存在的经济思想，是相对于更晚时间的外来经济思想而言的。传统经济思想只是强调其文化上的民族性。传统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观念，“传统”二字不等于古代。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既包括了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也包括了外来的西方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不是简单的抛开中国固有的传统经济思想，创造或接受一种新的经济思想的过程，而是包括了区域传统经济思想的演进和发展。[17]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属于世界经济思想现代化中“后发式”区域的传统经济思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演变可能构成了中国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也即是说，“后发式”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包括了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现代经济科学在“后发式”区域的传播；第二条路径是“后发式”区域固有的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转变，即后发式区域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

对于第一条路径，已经有很多学者讨论了西方经济科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移植。就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而言，西方经济学说传播史[18]是主要的研究框架，是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点。第一条路径回答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的主要问题。首先，动力机制。西方经济思想传播是解释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动力的重要视角。因为“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不可能独立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从古代传统社会的经济思想自行缓慢地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思想”，“打破中国数千年传统经济思想的体系框架，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实现由古典模式向近代模式的转型，是借助于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的冲击和刺激而完成的”[19]。笔者虽然没有重点分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不过依然毫无保留地赞同西方“冲击和刺激”的关键性。也就是说，没有西方经济科学的传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是缺乏动力的。其次，现代化方向。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主要是以西方经济科学为方向。由于西方经济科学代表了“现代经济科学”，不仅移植西方经济科学是中国经济科学的成长最简捷的道路，而且参照西方经济科学的创新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实现现代化最简捷的道路。最后，现代化阶段性。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现代化具有显著的阶段性，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1949年新中国成立等都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显著节点。这种阶段性是与西方经济科学阶段性传播密切相关的，也构成了第二条路径的特征。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外来新思想新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至少是在分类体系、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上，几乎被西方经济学的迅速传播所取代；或者说，推动着中国主流经济思想的发展，脱离传统路线，进入与世界经济科学相融合的轨道”[20]。总之，第一条路径不仅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现代化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而且对第二条路径具有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两条路径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完全独立的。

不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专注于考察第一条路径的传播史研究框架有一个基本假设：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是包含着现代经济科学要素的西方经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移植。这个假设导致传播史框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传统中国经济思想在近代的状态被忽略了。存在两种现象，一种是“消失了”，一种是“古董化”和“落后”。尤其是在阶级分析方法下，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往往被描述为，封建主义经济思想在顽固抵抗之后，终于被先进的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而后者也最终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取代。这种简单化处理难以窥探近代经济思想的全貌。其次，如果说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是古代经济思想走向现代经济科学，那么回避中国古代传下来的固有的传统经济思想的主体性，就不能解释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中的一些现象，比如为什么接纳了西方经济学说后，中国依然出现了重农倾向的经济思想？

因此，有学者反思了传播史研究框架，强调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具有深厚的古代经济思想渊源。这种视角可能是基于对中国经济思想传统文化性的强调，也可能是讨论某种近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中国近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存在现代化的材料，值得深入挖掘。一方面，19世纪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也经历了主动的现代化过程。在没有外来经济思想影响下，传统经济思想努力地适应着新旧经济问题，成为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魏源、王韬、金安清等传统知识分子为了适应现代化问题，基于传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思想范式，主动寻求对洋务、公司等新事物的解释，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甚至可为今日所借鉴。这形成了思想的变迁，体现了传统经济思想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即使接触了外来思想观念，近代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还是用传统经济思想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是一种“中体西用”的方式，例如孙中山先生土地思想就有深厚的传统思想渊源。[21]这些研究虽然在主观上没有明确讨论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演变机制，但是客观上已经将传统经济思想作为一个研究主体，构建了近代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的新框架。

这个框架很接近本书提出的第二个路径，即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主体，考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后发式”现代化。二者的差异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研究视角的转换，即从挖掘近代经济思想的传统经济思想渊源，转换为讨论传统经济思想的近代演进；二是研究对象界定问题。既有研究依然停留于追溯个别人物的经济观点渊源，较少考察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演进，并没有从经济科学层面考察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

第二条路径的存在性是仍不确定而有待考证的。已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皆强调近代中国经济科学研究“译而不作”或“述而不作”的性质[22]。不过，这与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并不矛盾。因为“述而不作”是对经济思想创新性和进步性的描述，而经济思想现代化是对经济思想“科学性”的判定，不以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是否创新为标准。事实上，基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现代经济科学探索是近代经济学家的努力方向之一。比如王亚南、许涤新、陈豹隐[23]、赵兰坪、章友江、祝世康、杨及玄等都表述了吸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精华的倾向。民国时期经济学者的努力构成了第二条路径的可能的存在性。

因此，本书研究命题就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过程的第二条路径，即分析和论证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的存在性及其演进机制的特征。如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存在，那么从世界范围内看，后发式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也是存在的。

三 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四个基本问题

按照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内在机制，研究问题可以分解为四个基本问题，即“是否现代化”“哪里来”“是否进步”“如何来”。“是否现代化”是指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实现现代化的经济思想（经济科学）？“哪里来”是指如果近代中国存在经济科学，那么这种经济科学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还是西方经济学说的本土化？“是否进步”是指如果近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存在，那么这种现代化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相对于西方经济科学是否具有进步性？“如何来”是指这种现代化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如何演进而来的？

显然，“是否现代化”和“哪里来”两个问题可以回答近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存在性问题，即只要找到某一个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案例，那么就能判定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的存在性。“是否进步”则是回答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的价值，即只有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某种进步性的时候，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才是有意义的。“如何来”是回答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的机制及其可能的特征。第二条路径的存在性是讨论其演进机制特征的基础。这四个基本问题是相互关联和层层递进的，共同构成了对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存在性及其演进机制特征的解答。

四 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的意义

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的考察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哲学社会科学渗透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性格，是凝聚和激励人民的重要力量”[2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彰显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滨下武志提出“传统不应该是与近代对立的观念，而应该看作是孕育近代的土壤，近代的特征本身便受传统所制约”[25]。深入了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和机制，尤其是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的作用，可以确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消除将“近代化”等同于“去传统化”的误区，有助于更好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

其次，“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既要立足于中国，也要放眼于世界”[26]。基于世界范围内经济思想现代化的视角，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可以回答“后发式”经济思想现代化中第二个路径的特点，弥补传播史研究框架下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的不足。同时，鉴于“缺乏经济学多元主义的科学思维”，经济思想史不仅“基本上就被改造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家谱学课程，并成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27]，而且形成了一种“欧洲中心论”，将世界范围内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局限于以欧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为中心的有限范围。所以，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考察不仅可以更加完整地认识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经济科学发展路径，而且能够打破“欧洲中心论”倾向，确定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在世界经济科学史中的地位。

最后，经济科学的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如何处理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科学的关系是各个区域文明共同面临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经济思想现代化在近代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21世纪中国经济学发展所借鉴，即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实际经济问题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