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战略联盟稳定性的预测判断及影响因素

2000年以后，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逐步向影响因素、稳定性识别和稳定性条件等多视角深入。值得一提的是，Das和Teng通过合作与竞争、韧性与灵活性、短期与长期等3个冲突6个变量构建了联盟稳定性的理论框架，试图从联盟内部冲突（tensions）的视角解释战略联盟不稳定的内在机理；同时指出，如果一个联盟非计划性地、过早地解散或合并/收购，那就应将其归结于联盟固有的内在不稳定性。[23]联盟内部矛盾的理念为充分例证联盟的各类竞争因素提供了理论深度。

（一）联盟稳定性的预测及判断

随着战略联盟稳定性问题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通过何种因素组合可以预测和判定联盟稳定性的趋势。鲁埃尔等人在过去的联盟稳定性研究中，经过由统计学观察构成的方法过程、理论分析和实证调查，研究提出联盟演化的根本动力取决于国际合资企业前期的运作。[24]有学者从资源互补性和联盟设计两个角度，提出了联盟稳定性分析模型，识别了一些用来预测联盟的稳定性和持续期的因素。通过资源的互补性和设计的复杂性来预测上述联盟哪个更稳定或更持久是存在矛盾的。总体来看，资源互补性越强，联盟稳定性就越强，但复杂性越强，稳定性就会变差。由此可得出，最稳定的联盟类型应具有较低的资源互补性和复杂性，这类联盟的目的独特专一，在同一成员行为或文化过程中不需要消耗有价值的资源。持续时间最长的联盟需要投入较多的资源到相对简单的活动或安排中。同样，具有较高成本压力和交流压力的联盟往往不稳定（见表1-8）。

表1-8 航空联盟类型选择

盖尔特曼和奥迪亚（Ghertman and Obdia）提出了辨别联盟稳定性的条件，说明为什么有些协议成功而有些失败，并通过资源互补性的平衡分析提出了战略联盟的稳定性评价模式。如果一个联盟在危险时期表现出稳定的资源平衡关系，那么可以认定这个联盟是稳定的。他们认为，是4个因素让联盟保持稳定：和平条件、松散的反垄断规则、关键成功因素的稳定状态、资源互补性的平衡与联盟设计的一致性。联盟稳定性的必要条件在于资源互补性与联盟设计的有机协调。如果处于不利地位的合作伙伴发现两者之间错位，将会重新谈判或者终止联盟。盖尔特曼和奥迪亚通过资源互补性与联盟设计相互关系推断出联盟稳定的4种类型（见表1-9）。

史蒂芬斯提出了联盟稳定性的定量测算[25]，联盟盟员的动态变化作为其衡量工具。模块密度a/n（n-1）/2，其中，a表示模块内的联盟数量，n表示模块内的企业数量。战略联盟稳定性r_s/（r_a+r_l+r_s），其中，r_s表示既定联盟模块时间t_x和t_x+1存在的联盟关系总数（即时间段内保持不变的联盟关系数），r_a表示t_x+1时刻存在而t_x时刻不存在的联盟关系数（新增的联盟关系数），r_e表示t_x时刻存在而t_x+1时刻不存在的联盟关系数（减少的联盟关系数）。此公式对联盟成员的基数敏感，在连续的时间段内，联盟块的边界和结构重叠越大，联盟越稳定。

表1-9 资源互补性和联盟设计一致性

（二）联盟稳定性影响因素分析

国外学者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或基于理论层面，或基于具体产业和企业案例，提出了影响联盟稳定性的各个相关因素（见表1-10）。国内学者对战略联盟稳定性影响因素的分析，大多是以资源基础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为基础，以具体战略联盟为样本开展实证研究分析的较少。蔡继荣和胡培从资源基础论、交易费用理论、博弈论等理论视角梳理了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的演进脉络，并指出了对联盟稳定性要求的不足。[26]

表1-10 联盟稳定性影响因素综述

影响联盟稳定性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控制权结构因素。基林认为，跨国公司主导的方式相对于控制权对等的方式更利于维持联盟稳定性。[27]比米什和布罗杰特认为，联盟伙伴拥有相等的股权结构或近似的股权数量能够利于维护联盟的稳定性。亨那特等通过对57个美日联合企业联盟的调查研究，认为控制权可作为影响联盟不稳定的指标。此外，也有学者针对某一具体行业分析影响联盟稳定性的因素，如毕尔里等人研究发现，生物技术行业产品开发的早期阶段，在核心企业有更高水平的财务灵活性的情况下，股权治理结构更加不稳定。

二是信任因素。张明、江旭、高山行从联盟间的信任等方面对联盟稳定性进行了研究，指出联盟风险可分为关系风险和绩效风险，并提出了信任和控制两种降低联盟风险的方法，其中企业间的信任被广泛地认为是联盟稳定的基础以及联盟成功的重要标志。[28]江旭、高山行、李垣在随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了联盟稳定性的定义，指出稳定性包含动态、以过程为基础、多维结构等特性，联盟伙伴关系的稳定决定着联盟整体的稳定性，最后还提出使用二阶因子分析结构去度量联盟稳定性的状态。[29]杨光采用社会资本等理论深入研究联盟稳定性问题，指出联盟盟员间高层领导的商业友谊会反作用于联盟盟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并对盟员之间的信任产生间接影响，从而对战略联盟的稳定性产生影响。[30]胡耀辉研究认为，机会主义行为是影响联盟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盟员之间的信任程度能够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概率，进而促进联盟的稳定发展。[31]

三是联盟经验与联盟范围因素。帕克等指出，联盟盟员拥有较多的联盟经验则能够提高联盟的稳定性。哈里根研究认为，联盟伙伴能够从以往的合作过程中获得经验，以避免之前联盟失败的因素，进而提高联盟的稳定性。[32]合作伙伴的规模和前联盟经验（除收购的预测）、联盟的范围、类型涉及的技术联盟及合作伙伴的国籍等相较于其他变量，已被普遍认为对联盟稳定性的影响更强。联盟盟员必须决定彼此之间任务或功能的接口区域。一般来说，一个联盟协议可能涉及三个不同的功能区或合作活动：研发、制造和营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范围可以用成员之间开展创新活动的数量来表示，不同规模、不同领域的战略联盟的合作范围不尽相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范围比单一联盟更广泛，选择的范围对联盟随后的动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鲁埃尔等人认为，联盟范围越广，伴随的不确定性就越大，联盟运行会越困难。一个联盟合作范围的增长幅度越大，就会带来更大程度的协调，导致比例较高的成本，从而增大合作的潜在危害。[33]更高层次的合作、协调、整合的需要也可能增加有关目标、系统、程序和策略的不相容问题。可以预见，随着联盟范围的不断增加，联盟未来稳定发展的可能性会不断降低。

四是合作伙伴及资源投入因素。蒋国平提出，联盟的高失败率会在联盟内部产生消极影响，联盟伙伴的选择会直接影响联盟是否能保持稳定并获得成功。[34]达斯等指出，资源投入是影响联盟稳定性的功能性因素。王向晖、胡继云等提出了战略联盟企业投入资源的个别振荡子与联盟体系统振动子的比值、战略联盟企业投入资源的互补性是影响战略联盟稳定性的条件，同时指出联盟企业建立学习机制的重要性。[35]蔡继荣以我国轿车工业竞争性战略联盟为实证对象，分析和验证了联盟伙伴特征、可置信承诺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作用效应，研究表明，关系资产投入和质量测度的伙伴可置信承诺行为对联盟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36]哈里根等基于对联盟盟员在规模等方面的研究指出，规模等特征的差异性可能影响联盟的稳定性。科格特指出，提高合资企业的选择权价值将会影响联盟的稳定性。

五是冲突的管理等因素。帕克等研究认为，联盟伙伴的恶性竞争、冲突等行为可能会导致联盟失败和解体。亨那特等认为联盟盟员的冲突越多，则联盟的稳定程度越差。哈梅尔等认为，联盟盟员通过联盟的平台能够互相学习对方的技术、经验和知识，增强凝聚力，以此能够影响联盟的稳定性。但昆塔斯等认为，联盟可能会使其盟员为了保护各自的技术而陷入“边界困境”。[37]巴特勒认为联盟能够对合作盟员的资源予以整合和利用，能够促使盟员获取更多的新知识和新技术。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视角研究了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稳定性的影响因素。有学者研究提出了保持联盟稳定性的相关条件：联盟盟员共同致力于系列目标；盟员在结盟后仍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盟员对联盟特定财务绩效的控制；盟员具有为联盟持续贡献的技术或产品等核心资源。Jiang等人结合战略联盟的4个生命周期阶段——合作伙伴选择、构建谈判、组织、绩效评价，从定性的角度研究了各个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38]

（三）基于博弈与系统动力学战略的联盟稳定性

采用不同的定量模型进行战略联盟稳定性“均衡点”的分析是国内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的一大特点。凯密恩基于三阶段博弈模型的研究认为，联盟伙伴的资源和研发投入、研发策略等影响联盟的稳定性。孔费索来等利用R&D竞争动态模型指出，知识吸收能力和研发投入相关。国内学者单汨源和彭忆中首次对战略联盟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引入了光滑斜坡、自阻斜坡、黏性山坡、循环步4种多组织博弈模型，提出联盟稳定性问题就是虚拟成员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决策问题。[39]李旭军利用logistic模型对企业战略联盟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当竞争结果增加了联盟盟员的资源优势而非减少资源优势时，联盟系统将会达到稳定状态。[40]蒋樟生在运用贝叶斯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投资收益预测的决策方程，指出联盟盟员数量越多，就越有利于联盟稳定运行，但盟员对投资收益的先验预期、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负外部效应对联盟稳定运行具有负向作用。[41]宋波和黄静利用鹰鸽博弈模型对非对称性合作视角下的战略联盟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联盟的非对称程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联盟稳定性与联盟盟员冲突的单位成本收益有关。[42]

基于系统动力学视角分析战略联盟稳定性是国内近几年来兴起的新的研究方向，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李煜华等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认为联盟沟通信任机制、合作成员关系、技术创新能力、复杂产品项目、外部环境等是影响联盟稳定性的主要因素。[43]陈文霞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分析了复杂产品系统技术创新联盟稳定性，并以航空系统技术联盟为例，开展仿真分析，得出复杂产品系统项目自身对联盟稳定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原毅军等结合产学研技术联盟稳定性的反馈特征，从匹配性、互动性和共赢性三方面分析其因果关系，建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结果表明，信任、投机行为、利益分配合理度等内部变量对联盟稳定性具有较大影响。

有学者提出战略联盟稳定性的边界问题，如蔡继荣通过研究，提出了稳定性边界的改变将引起联盟的不稳定，并指出对稳定性边界发生变动起关键作用的是联盟的内生交易费用、投资成本和市场交易费用，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投资成本和市场交易费用较低者减去内生交易费用的值决定了稳定性边界的大小。蔡继荣和郭春梅随后提出了专业化水平与分工协作模式之间的动态决策会影响联盟稳定性，联盟盟员投入战略联盟的资产专用属性、交易价格与联盟内部交易效率之比、市场交易效率等决定了联盟稳定性的边界。

此外，陈菲琼和范良聪依据Das和Teng的联盟内在张力框架，通过对浙江民营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基于竞合战略，证明了战略联盟的不稳定性将随着联盟内合作与竞争力量之间差异程度的扩大而上升。[44]国内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研究正在成为该领域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但该研究更多的只是作为联盟研究中的相关理论的延伸，尚缺乏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系统性、综合性研究。

在过去的10年间战略联盟方面研究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大多数研究只涉及简单的联盟稳定性，通常是建立在业务单位层面的合资安排，其研究结果又千差万别（不稳定的范围从24%到75%）而使彼此之间难于比较，但这些成果也足以让我们对企业间合作带来的风险有很好的了解。然而，在联盟合作的文献中存在学术空白和实操管理空白，学术空白源于大多数学术研究未能贡献基于经验验证的知识基础，实操管理空白存在的原因是现有的联盟研究与联盟经理人的需求无关，只提供了管理问题的部分答案。贝尔等人建议，未来的研究应该更专注开发适当的理论和提高与实际操作管理的关联度，以填补两个缺口。[45]另外，现有文献大多是依靠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缺乏实际运行数据分析[46]，本文尝试在这方面作相关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