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交通史与人类文明的总进程

早在人类历史的初年，远古先民们在艰难的环境中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往往不得不辗转迁徙，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在开始经营农耕养殖之后，依然“披山通道，未尝宁居”。[1]早期交通的发展，是人类距今最久远的富于开创意义的成就之一。最原始的道路和航线，形成人类文明在这个星球上留下的最初的印迹。中国远古传说中著名的夸父追日[2]、愚公移山[3]等故事，即借助神话方式，使得人类早期开拓交通事业的英雄业绩保持着经久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

在漫长的数以万年计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交通的进步总是同人口和需求的增长，同生产力的发展，同文化的演进呈同步的趋势。

在探索史前文化的面貌时可以发现，时代愈古远，则不同生活情境下人群相互间的文化差异愈明显，甚至相距不远的人类居住遗址的同时代的出土物也表现出鲜明的各自相异的特点。经过长期的交往与沟通，才逐渐显现越来越突出的文化共同性，于是导致具有共同文化特点的部落、部族、部族联盟乃至民族的形成。

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形成与存在的首要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以交通发达程度为必要条件。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成千成万倍地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相反，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每一种发明往往“必须重新开始”，历史上甚至多有相当发达的生产力和一度极灿烂的文明由于与其他地区交通阻断以致终于衰落毁灭的事例。[4]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交通网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甚至交通的速度也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有重要的影响。

人类不断深化对自身历史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生产”对于历史进步的意义。他们同时又突出强调“交往”的作用，认为：“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他们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5]在论说“生产力”和“交往”对于“全部文明的历史”的意义时，他们甚至曾经取用“交往和生产力”的表述方式。[6]“交往”置于“生产力”之前。此说“交往”，实与“交通”近义。有交通理论研究者说，“交通这个术语，从最广义的解释说来，是指人类互相间关系的全部而言”[7]。所谓“人类互相间关系的全部”，可以理解为“交往”。中国古代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通其交往”（《尉缭子》卷三《分塞令》）、“通交往”[8]的说法。

交通发展在历史进程中的突出作用，使得交通史逐渐成为学人瞩目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