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岁月如流

无关岁月

蒋勋

1947年生于西安，福建长乐人。1950年赴台，小时候住在台北大龙峒。蒋勋早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涉猎绘画、戏剧、佛学、西洋音乐，以及文、史、哲学，后来又远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攻读音乐史、戏剧史、文学史及社会史课程。1981年，受邀参加美国艾奥瓦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曾任《雄狮美术》月刊主编，淡江大学、辅仁大学、台湾大学副教授，东海大学美术系创系主任，现从事写作及中国美术研究工作。曾获中兴文艺奖章、吴鲁芹散文奖等。

我喜欢中国人的除夕。年事增长，再到除夕，仿佛又回到了那领压岁钱的欢欣。我至今仍喜欢“压岁钱”这三个字，那样粗鄙直接，却说尽了对岁月的惶恐、珍重，和一点点的撒赖与贿赂。

时间其实是一条永不停止的长河，无法从其中分割出一个截然的段落。我们把时间划分成日、月、年，是从自然借来某一种现象，以地球、月球、太阳或季节的循环来假设时间的段落；时间，也便俨然似乎有了起点和终点，有了行进和栖止，有了盛旺和凋零，可以供人感怀伤逝了。

“抽刀断水水更流”，在岁月的关口，明知道这关口什么也守不住，却因为这虚设的关口，仿佛也可以驻足流连片刻，可以掩了门关，任他外面急景凋年，我自与岁月无关啊！

今日的过年是与我童年相差很大了。

在父母的观念中，过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一九五〇年许，我们从大陆迁台，不仅保留了故乡过年的仪节规矩，也同时增加了不少本地新的习俗。我孩童时代的过年，便显得异常热闹忙碌。

母亲对于北方过年的讲究十分坚持。一进腊月，各种腌腊风干的食物，便用炒过的花椒盐细细抹过，浸泡了酱油，用红绳穿挂了，一一吊晒在墙头竹竿上。

用土坛封存发酵的豆腐乳、泡菜、糯米酒酿，一缸一瓮静静置于屋檐角落。我时时要走近去，把耳朵俯贴在坛面上，仿佛可以听到那平静厚实的稳重大缸下酝酿着美丽动人的声音。

母亲也和邻居本地妇人们学做了发粿和闽式年糕。

碾磨糯米的石磨现在是不常见到了。那从石磨下汩汩流出的白色米浆，被盛放在洗净的面粉袋中，扎成饱满厚实胖鼓鼓的样子，每每逗引孩子们禁不住去戳弄它们。水分被挤压以后凝结的白色的米糕，放在大蒸笼里，底下加上彻夜不熄的炽旺的大火，那香甜的气味，混杂着炭火的烟气便日夜弥漫我们的巷弄。放假无事的孩童，在各处忙碌的大人脚边钻窜着，驱之不去，连那因为蒸年糕而时常引发的火警、消防车当当赶来的急迫和匆促，也变成心中不可解说的紧张与兴奋。

早年台湾普遍经济状况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过年的确是一种兴奋的刺激，给贫困单调的生活平添了一个高潮。

在忙碌与兴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可解的禁忌。孩子们一再被提醒着不准说不吉祥的话。禁忌到了连同音字或一切可能的联想也被禁止着。单方面地禁止孩子，便不生什么实际的效果，母亲就干脆用红纸写了几张“童言无忌”，四处张贴在我们所到之处。

母亲也十分忌讳在腊月间打破器物，如果不慎失手打碎了盘碗，必要说一句：“岁岁（碎碎）平安。”

这些小时候不十分懂，大了以后有一点厌烦的琐碎的行为，现今回想起来是有不同滋味的。

远离故土的父母亲，在异地暂时安顿好简陋的居处，稍稍歇息了久经战乱的恐惧不安，稍稍减低了一点离散、饥饿、流亡的阴影，他们对于过年的慎重，他们许多看来迷信的禁忌，他们对食物刻意丰盛的储备，今天看来，似乎都隐含着不可言说的辛酸与悲哀吧。

我孩童时的过年，便对我有着这样深重的意义，而特别不能忘怀的自然是过年的高潮——除夕之夜了。

除夕当天，母亲要蒸好几百个馒头。数量多到这样，过年以后一两个月，我们便重复吃着一再蒸过的除夕的馒头。而据母亲说，我们离开故乡的时候，便是家乡的邻里们汇聚了上百个馒头与白煮鸡蛋，送我们一家上路的。

馒头蒸好，打开笼盖的一刻，母亲特别紧张，她的慎重的表情也往往使顽皮的我们安静下来，仿佛知道这一刻寄托着她的感谢、怀念，她对幸福圆满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祝愿。

我当时的工作便是拿一支筷子，蘸了调好的红颜色，在每一个又胖又圆冒着热气的馒头正中央点一个鲜丽的红点。

在母亲忙着准备年夜饭的时候，父亲便裁了红纸，研了墨，用十分工整的字体在上面写一行小字：“历代本门祖宗神位”。

父亲把这字条高高贴在白墙上，下面用新买的脚踏缝衣机做桌案，铺了红布，置放了几盘果点，两台蜡烛，因为连香炉也没有，便用旧香烟罐装了米，上面覆了红纸，端端正正插了三炷香。

香烟缭绕，我们都曾经依次跪在小竹凳上，向这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宗族的祖先神祠叩了头。

在人们的心中，如果还存在着对生命的慎重，对天地的感谢，对万物的敬爱与珍惜，便一定存在着这香烟缭绕的桌案吧。虽然简陋到不能再简陋，在我的记忆中，却如同华贵庄严的神庥俎豆，有我对生命的慎重，有我对此身所有一切的敬与爱，使我此后永远懂得珍惜，也懂得感谢。

我喜欢中国人的除夕。年事增长，再到除夕，仿佛又回到了那领压岁钱的欢欣。我至今仍喜欢“压岁钱”这三个字，那样粗鄙直接，却说尽了对岁月的惶恐、珍重，和一点点的撒赖与贿赂。而这些，封存在簇新的红纸袋中，递传到孩童子侄们的手上，那抽象无情的时间也仿佛有了可以寄托的身份，有许多期许，有许多期望。

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

白先勇

1937年生，广西桂林人。台湾大学外文系学士，美国艾奥瓦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硕士。大学时期曾经和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等几位外文系同学创办《现代文学》双月刊，后来又创办晨钟出版社。曾任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授，在东亚语言文化系讲授中国现代小说课程，于1994年退休。1997年，圣芭芭拉分校图书馆成立“白先勇资料特藏室”，收录其作品的各国译本与手稿。著有短篇小说集《游园惊梦》《台北人》，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树犹如此》等。

我家后院西隅近篱笆处曾经种有一排三株意大利柏树。这种意大利柏树（Italian cypress）原本生长于南欧地中海畔，与其他松柏皆不相类。树的主干笔直上伸，标高至六七十呎[1]，但横枝并不恣意扩张，两人合抱，便把树身圈住了，于是擎天一柱，平地拔起，碧森森像座碑塔，孤峭屹立，甚有气势。南加州滨海一带的气候，温和似地中海，这类意大利柏树，随处可见。有的人家，深宅大院，柏树密植成行，远远望去，一片苍郁，如同一堵高耸云天的墙垣。

我是一九七三年春迁入“隐谷”这栋住宅来的。这个地区叫“隐谷”（Hidden Valley），因为三面环山，林木幽深，地形又相当隐蔽，虽然位于市区，因为有山丘屏障，不易发觉。当初我按报上地址寻找这栋房子，弯弯曲曲，迷了几次路才发现，原来山坡后面，别有洞天，谷中隐隐约约，竟是一片住家。那日黄昏驱车沿着山坡驶进“隐谷”，迎面青山绿树，只觉得是个清幽所在，万没料到，谷中一住迄今，长达二十余年。

巴塞罗那道（Barcelona Drive）九百四十号在斜坡中段，是一幢很普通的平房。人跟住屋也得讲缘分，这栋房子，我第一眼便看中了，主要是为着屋前屋后的几棵大树。屋前一棵宝塔松，庞然矗立，颇有年份，屋后一对中国榆，摇曳生姿，有点垂柳的风味，两侧的灌木丛又将邻舍完全隔离，整座房屋都有树荫庇护，我喜欢这种隐遮在树丛中的房屋，而且价钱刚刚合适，当天便放下了定洋。

房子本身保养得还不错，不需修补。问题出在园子里的花草。屋主偏爱常春藤，前后院种满了这种藤葛，四处窜爬。常春藤的生命力强韧惊人，要拔掉煞费工夫，还有雏菊、罂粟、木槿都不是我喜爱的花木，全部根除，工程浩大，绝非我一人所能胜任。幸亏那年暑假，我中学时代的挚友王国祥从东岸到圣芭芭拉来帮我，两人合力把我“隐谷”这座家园重新改造，遍植我属意的花树，才奠下日后园子发展的基础。

王国祥那时正在宾州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只有一个半月的假期，我们却足足做了三十天的园艺工作。每天早晨九时开工，一直到傍晚五六点钟才鸣金收兵，披荆斩棘，去芜存菁，清除了几卡车的废枝杂草，终于把花园理出一个轮廓来。我与国祥都是生手，不惯耕劳，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幸亏圣芭芭拉夏天凉爽，在和风煦日下，胼手胝足，实在算不上辛苦。

圣芭芭拉附近产酒，有一家酒厂酿制一种杏子酒（Aprivert），清香甘洌，是果子酒中的极品，冰冻后，特别爽口。邻舍有李树一株，枝丫一半伸到我的园中，这棵李树真是异种，是牛血李，肉红汁多，味甜如蜜，而且果实特大。那年七月，一树累累，挂满了小红球，委实诱人。开始我与国祥还有点顾忌，到底是人家的果树，光天化日之下，采摘邻居的果子，不免心虚。后来发觉原来加州法律规定，长过了界的树木，便算是这一边的产物。有了法律根据，我们便架上长梯，国祥爬上树去，我在下面接应，一下工夫，我们便采满了一桶殷红光鲜的果实。收工后，夕阳西下，清风徐来，坐在园中草坪上，啜杏子酒，啖牛血李，一日的疲劳，很快也就消除了。

圣芭芭拉有“太平洋的天堂”之称，这个城的山光水色的确有令人流连低回之处，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城的一个好处是海产丰富：石头蟹、硬背虾、海胆、鲍鱼，都属本地特产。尤其是石头蟹，壳坚，肉质细嫩鲜甜，还有一双巨螯，真是圣芭芭拉的美味。那个时候美国人还不很懂得吃带壳螃蟹，码头上的鱼市场，生猛螃蟹，团脐一元一只，尖脐一只不过一元半。王国祥是浙江人，生平就好这一样东西，我们每次到码头鱼市，总要携回四五只巨蟹，蒸着吃。蒸蟹第一讲究是火候，过半分便老了，少半分又不熟。王国祥蒸螃蟹全凭直觉，他注视着蟹壳渐渐转红，叫一声“好！”，将螃蟹从锅中一把提起，十拿九稳，正好蒸熟。然后佐以姜丝米醋，再烫一壶绍兴酒，那便是我们的晚餐。那个暑假，我和王国祥起码饕掉数打石头蟹。那年我刚拿到终身教职，《台北人》出版没有多久。国祥自加大柏克莱[2]毕业后，到宾州州大去做博士后研究是他的第一份工作，那时他对理论物理还充满了信心热忱。我们憧憬人生前景，是金色的，未来命运的凶险，我们当时浑然未觉。

园子整顿停当，选择花木却颇费思量。百花中我独钟茶花。茶花高贵，白茶雅洁，红茶秾丽，粉茶花俏生生、娇滴滴，自是惹人怜惜。即使不开花，一树碧亭亭，也是好看。茶花起源于中国，盛产于云贵高原，后经欧洲才传到美国来。茶花性喜温湿，宜酸性土，圣芭芭拉恰好属于美国的茶花带，因有海雾调节，这里的茶花长得分外丰蔚。我们遂决定，园中草木以茶花为主调，于是遍搜城中苗圃，最后才选中了三十多株各色品种的幼木。美国茶花的命名，有时也颇具匠心：白茶叫“天鹅湖”，粉茶花叫“娇娇女”，有一种红茶名为“艾森豪威尔将军”——这是十足的美国茶，我后院栽有一棵，后来果然长得伟岸嵚奇，巍巍然有大将之风。

花种好了，最后的问题只剩下后院西隅的一块空地，屋主原来在此搭了一架秋千，架子撤走后便留空白一角。因为地区不大，不能容纳体积太广的树木，王国祥建议：“这里还是种Italian cypress吧。”这倒是好主意，意大利柏树占地不多，往空中发展，前途无量。我们买了三株幼苗，沿着篱笆，种了一排。刚种下去，才三四呎高，国祥预测：“这三棵柏树长大，一定会超过你园中其他的树！”果真，三棵意大利柏树日后抽发得傲视群伦，成为我花园中的地标。

十年树木，我园中的花木，欣欣向荣，逐渐成形。那期间，王国祥已数度转换工作，他去过加拿大，又转得州。他的博士后研究并不顺遂，理论物理是门高深学问，出路狭窄，美国学生视为畏途，念的人少，教职也相对有限，那几年美国大学预算紧缩，一职难求，只有几家名校的物理系才有理论物理的职位，很难挤进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曾经有意聘请王国祥，但他却拒绝了。当年国祥在台大选择理论物理，多少也是受到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鼓励。后来他进柏克莱，曾跟随名师，当时柏克莱物理系竟有六位获过诺贝尔奖的教授。名校名师，王国祥对自己的研究当然也就期许甚高。当他发觉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无法达成重大突破，不可能做一个顶尖的物理学家，他就断然放弃物理，转行到高科技去了。当然，他一生最高的理想未能实现，这一直是他的一个隐痛。后来他在洛杉矶休斯（Hughes）公司找到一份安定工作，研究人造卫星。海湾战争，美国军队用的人造卫星就是休斯制造的。

那几年王国祥有假期常常来圣芭芭拉小住，他一到我家，头一件事便要到园中去察看我们当年种植的那些花木。他隔一阵子来，看到后院那三株意大利柏树，就不禁惊叹：“哇，又长高了好多！”柏树每年升高十几呎，几年间，便标到了顶，成为六七十呎的巍峨大树。三棵中又以中间那棵最为茁壮，要高出两侧一大截，成了一个山字形。山谷中，湿度高，柏树出落得苍翠欲滴，夕照的霞光映在上面，金碧辉煌，很是醒目。三四月间，园中的茶花全部绽放，树上缀满了白天鹅，粉茶花更是娇艳光鲜，我的花园终于春意盎然起来。

有一天，我突然发觉后院三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那一株，叶尖露出点点焦黄来。起先我以为暑天干热，植物不耐旱，没料到才几天工夫，一棵六七十呎的大树，如遭天火雷殛，骤然间通体枯焦而亡。那些针叶，一触便纷纷断落，如此孤标傲世风华正茂的常青树，数日之间竟至完全坏死。奇怪的是，两侧的柏树却好端端的，依旧青苍无恙，只是中间赫然竖起槁木一柱，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我只好教人来把枯树砍掉拖走。从此，我后院的西侧，便出现了一道缺口。柏树无故枯亡，使我郁郁不乐了好些时日，心中总感到不祥，似乎有什么奇祸即将降临一般，没有多久，王国祥便生病了。

那年夏天，国祥一直咳嗽不止，他到美国二十多年，身体一向健康，连伤风感冒也属罕有。他去看医生检查，验血出来，发觉他的血红素竟比常人少了一半，一分升只有六克多。接着医生替他抽骨髓化验，结果出来后，国祥打电话给我：“我的旧病又复发了，医生说，是‘再生不良性贫血’。”国祥说话的时候，声音还很镇定，他一向临危不乱，有科学家的理性与冷静，可是我听到那个长长的奇怪病名，就不由得心中一寒，一连串可怕的记忆，又涌了回来。

许多年前，一九六〇年的夏天，一个清晨，我独自赶到台北中心诊所的血液科去等候化验结果，血液科主任黄天赐大夫出来告诉我：“你的朋友王国祥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陌生的病名。黄大夫大概看见我满面茫然，接着对我详细解说了一番“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病理病因。这是一种罕有的贫血症，骨髓造血机能失调，无法制造足够的血细胞，所以红血球[3]、血小板、血红素等通通偏低。这种血液病的起因也很复杂，物理、化学、病毒各种因素皆有可能。最后黄大夫十分严肃地告诉我：“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贫血症。”的确，这棘手的血液病，迄至今日，医学突飞猛进，仍旧没有发明可以根除的特效药，一般治疗只能用激素刺激骨髓造血的机能。另外一种治疗法便是骨髓移植，但是台湾那个年代，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那天我走出中心诊所，心情当然异常沉重，但当时年轻无知，对这种症病的严重性并不真正了解，以为只要不是绝症，总还有希望治愈。事实上，“再生不良性贫血”患者的治愈率，是极低极低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会莫名其妙自己复元。

王国祥第一次患“再生不良性贫血”时在台大物理系正要上三年级，这样一来只好休学，而这一休便是两年。国祥的病势开始相当险恶，每个月都需到医院去输血，每次起码五百西西[4]。由于血小板过低，凝血能力不佳，经常牙龈出血，甚至眼球也充血，视线受到障碍。王国祥的个性中，最突出的便是他争强好胜，永远不肯服输的戆直脾气，是他倔强的意志力，帮他暂时抵挡住排山倒海而来的病灾。那时我只能在一旁替他加油打气，给他精神支持。他的家已迁往台中，他一个人寄居在台北亲戚家养病，因为看医生方便。常常下课后，我便从台大骑了脚踏车去潮州街探望他，那时我刚与班上同学创办了《现代文学》，正处在士气高昂的奋亢状态，我跟国祥谈论的，当然也就是我办杂志的点点滴滴。国祥看见我兴致勃勃，他也是高兴的，病中还替《现代文学》拉了两个订户，而且也成为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事实上王国祥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不小，这本赔钱杂志时常有经济危机，我初到加州大学当讲师那几年，因为薪水有限，为筹杂志的印刷费，经常捉襟见肘。国祥在柏克莱念博士拿的是全额奖学金，一个月有四百多块生活费。他知道我的困境后，每月都会省下一两百块美元寄给我接济《现文》，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家境不算富裕，在当时，那是很不小的一笔数目。如果没有他长期的“经援”，《现代文学》恐怕早已停刊。

我与王国祥十七岁结识，那时我们都在建国中学念高二，一开始我们之间便有一种异姓手足祸福同当的默契。高中毕业，本来我有保送台大的机会，因为要念水利，梦想日后到长江三峡去筑水坝，而且又等不及要离开家，追寻自由，于是便申请保送台南成功大学，那时只有成大才有水利系。王国祥也有这个念头，他是他们班上的高才生，考台大，应该不成问题，他跟我商量好便也投考成大电机系。我们在学校附近一个军眷村里租房子住，过了一年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后来因为兴趣不合，我重考台大外文系，回到台北。国祥在成大多念了一年，也耐不住了，他发觉他真正的志向是研究理论科学，工程并非所好，于是他便报考台大的转学试，转物理系。当年转学、转系又转院，难如登天，尤其是台大，王国祥居然考上了，而且只录取了他一名。我们正在庆幸，两人懵懵懂懂，一番折腾，幸好最后都考上与自己兴趣相符的校系。可是这时王国祥偏偏遭罹不幸，患了这种极为罕有的血液病。

西医治疗一年多，王国祥的病情并无起色，而治疗费用的昂贵已使得他的家庭日渐陷入困境，正当他的亲人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刻，国祥却遇到了救星。他的亲戚打听到江南名医奚复一大夫医治好一位韩国侨生，他同样也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病况还要严重，西医已放弃了，却被奚大夫治愈。

我从小看西医，对中医不免偏见。奚大夫开给国祥的药方里，许多味草药中，竟有一剂犀牛角，当时我不懂得犀牛角是中药的凉血要素，不禁啧啧称奇，而且小小一包犀牛角粉，价值不菲。但国祥服用奚大夫的药后，竟然一天天好转，半年后已不需输血。

很多年后，我跟王国祥在美国，有一次到加州圣地亚哥[5]世界闻名的动物园去观览百兽，园中有一群犀牛族，大大小小七只。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这种神奇的野兽，我没想到近距离观看，犀牛的体积如此庞大，而且皮之坚厚，似同披甲戴铠，鼻端一角耸然，如利斧朝天，神态很是威武。大概因为犀牛角曾治疗过国祥的病，我对那一群看来凶猛异常的野兽，竟有一份说不出的好感，在栏前盘桓良久才离去。

我跟王国祥都太过乐观了，以为“再生不良性贫血”早已成为过去的梦魇，国祥是属于那百分之五的幸运少数。万没料到，这种顽强的疾病，竟会潜伏二十多年，如同酣睡已久的妖魔，突然苏醒，张牙舞爪反扑过来。而国祥毕竟已年过五十，身体抵抗力比起少年时，自然相差许多，旧病复发，这次形势更加险峻。自此，我与王国祥便展开了长达三年，共同抵御病魔的艰辛日子，那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

鉴于第一次王国祥的病是中西医合治医好的，这一次我们当然也就依照旧法。国祥把二十多年前奚复一大夫的那张药方找了出来，并托台北亲友拿去给奚大夫鉴定，奚大夫更动了几样药，并加重分量；黄芪、生熟地、党参、当归、首乌等都是一些补血调气的草药，方子中也保留了犀牛角。幸亏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市的中药行这些药都买得到。

有一家叫“德成行”的老字号，是香港人开的，货色齐全，价钱公道。那几年，我替国祥去抓药，进进出出，与“德成行”的老板伙计也都熟了。因为犀牛属于受保护的稀有动物，在美国，犀牛角是禁卖的。开始“德成行”的伙计还不肯拿出来，我们恳求了半天，才从一只上锁的小铁匣中取出一块犀牛角，用来磨些粉卖给我们。但经过二十多年，国祥的病况已大不同，而且人又不在台湾，没能让大夫把脉，药方的改动，自然无从掌握。这一次，服中药并无速效。但三年中，国祥并未停用过草药，因为西医也并没有特效治疗方法，还是跟从前一样，使用各种激素；我们跟医生曾讨论过骨髓移植的可能，但医生认为，五十岁以上的病人，骨髓移植风险太大，而且寻找血型完全相符的骨髓赠者，难如海底捞针。

那三年，王国祥全靠输血维持生命，有时一个月得输两次。我们的心情也就跟着他血红素的数字上下而阴晴不定。如果他的血红素维持在九以上，我们就稍宽心，但是一旦降到六，就得准备，那个周末，又要进医院去输血了。国祥的保险属于凯撒公司（Kaiser Permanente），是美国最大的医疗系统之一。凯撒在洛杉矶城中心的总部是一连串延绵数条街的庞然大物，那家医院如同一座迷宫，进去后，转几个弯，就不知身在何方了。我进出那家医院不下四五十次，但常常闯进完全陌生的地带，跑到放射科、耳鼻喉科去。因为医院每栋建筑的外表都一模一样，一整排的玻璃门窗反映着冷冷的青光。那是一座卡夫卡式超现代建筑物，进到里面，好像误入外星。

因为输血可能有反应，所以大多数时间王国祥去医院，都是由我开车接送。幸好每次输血时间定在周末星期六，我可以在星期五课后开车下洛杉矶国祥住处，第二天清晨送他去。输血早上八点钟开始，五百西西输完要到下午四五点钟了，因此早上六点多就要离开家。

洛杉矶大得可怕，随便到哪里，高速公路上开一个钟头车是很平常的事，尤其在早上上班时间，十号公路塞车是有名的。住在洛杉矶的人，生命大部分都耗在那八爪鱼似的公路网上。由于早起，我陪着王国祥输血时，耐不住要打个盹，但无论睡去多久，一张开眼，看见的总是架子上悬挂着的那一袋血浆，殷红的液体，一滴一滴，顺着塑胶管往下流，注入国祥臂弯的静脉里去。那点点血浆，像时间漏斗的水滴，无穷无尽，永远滴不完似的。但是王国祥躺在床上却能安安静静地接受那八个小时生命浆液的挹注。他两只手臂弯上的静脉都因针头插入过分频繁而经常瘀青红肿，但他从来也没有过半句怨言。

王国祥承受痛苦的耐力惊人，当他喊痛的时候，那必然已经不是一般人所能负荷的痛苦了。我很少看到像王国祥那般能隐忍的病人，他这种斯多葛（Stoic）式的精神是由于他超强的自尊心，不愿别人看到他病中的狼狈。而且他跟我都了解到这是一场艰巨无比的奋斗，需要我们两个人所有的信心、理性以及意志力来支撑。我们绝对不能向病魔示弱，露出胆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似乎一直在互相告诫：要挺住，松懈不得。

事实上，只要王国祥的身体状况许可，我们也尽量设法苦中作乐，每次国祥输完血后，精神体力马上便恢复了许多，脸上又浮现了红光，虽然明知这只是人为的暂时安康，我们也要趁这一刻享受一下正常生活。开车回家经过蒙特利公园时，我们便会到平日喜爱的饭馆去大吃一餐，大概在医院里磨了一天，要补偿起来，胃口特别好。我们常去“北海渔村”，因为这家广东馆港味十足，一道“避风塘炒蟹”非常地道。吃了饭便去租录像带回去看，我一生中从来没看过那么多“连续剧”，几十集的《红楼梦》《满清十三皇朝》《严凤英》，随着那些东拉西扯的故事，一个晚上很容易打发过去。

当然，王国祥也很关心世界大势。那一阵子，我们天天看电视，看到德国人爬到东柏林墙上喝香槟庆祝，王国祥跟我都拍手喝起彩来，那一刻，“再生不良性贫血”真的给忘得精光。

王国祥直到一九八八年才在艾尔蒙特（El Monte）买了一幢小楼房，屋后有一片小小的院子，搬进去不到一年，花园还来不及打点好，他就生病了。生病前，他在超市找到一对酱色皮蛋缸，上面有姜黄色二龙抢珠的浮雕，这对大皮蛋缸十分古拙有趣，国祥买回来，用电钻钻了洞，准备作花缸用。有一个星期天，他的精神特别好，我便开车载了他去花圃看花。我们发觉原来加州也有桂花，登时如获至宝，买了两棵回去移植到那对皮蛋缸中。从此，那两棵桂花，便成了国祥病中的良伴，一直到他病重时，也没有忘记常到后院去浇花。

王国祥重病在身，在我面前虽然他不肯露声色，他独处时内心的沉重与惧恐，我深能体会，因为当我一个人静下来时，我自己的心情便开始下沉了。

我曾私下探问过他的主治医生，医生告诉我，国祥所患的“再生不良性贫血”，经过二十多年，虽然一度缓解，但已经达到末期。他用“End stage”这个听来十分刺耳的字眼，他没有再说下去，我不想听也不愿意他再往下说。然而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却像潮水般经常在我脑海里翻来滚去：这次王国祥的病，万一恢复不了，怎么办？

事实上国祥的病情，常有险状，以至于一夕数惊。有一晚，我从洛杉矶友人处赴宴回来，竟发觉国祥卧在沙发上已是半昏迷状态，我赶紧送他上医院。那晚我在高速公路上起码开到每小时八十英哩[6]以上，我开车的技术并不高明，不辨方向，但人能急中生智，平常四十多分钟的路程，一半时间便赶到了。医生测量出来，国祥的血糖高到每分升合八百毫克，大概再晚一刻，他的脑细胞便要受损了。原来他长期服用激素，引发血糖升高。医院的急诊室本来就是一个生死场，凯撒的急诊室比普通医院的要大几倍，里面的生死挣扎当然就更加剧烈，只看到医生护士忙成一团，而病人围困在那一间间用白幔圈成的小隔间里，却好像完全被遗忘掉了似的，好不容易盼到医生来诊视，可是探一下头，人又不见了。我陪着王国祥进出那间急诊室多次，每次一等就等到天亮才有正式病房。

自从王国祥生病后，我便开始到处打听有关“再生不良性贫血”治疗的讯息。我在台湾看病的医生是长庚医学院的吴德朗院长，吴院长介绍我认识长庚医院血液科的主治医生施丽云女士。我跟施医生通信讨教并把王国祥的病历寄给她，与她约好，我去台湾时，登门造访。同时我又遍查大陆中医治疗这种病症的书籍杂志。我在一本医疗杂志上看到上海曙光中医院血液科主任吴正翔大夫治疗过这种病，大陆称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简称“再障”。同时我又在大陆报上读到河北省石家庄有一位中医师治疗“再障”有特效方法，并且开了一家专门医治“再障”的诊所。我发觉原来大陆这种病例并不罕见，大陆中西医结合治疗行之有年，有的病疗效还很好。于是我便决定亲自往大陆走一趟，也许能够寻访到医治国祥的医生及药方。我把想法告诉国祥，他说道：“那只好辛苦你了。”王国祥不善言辞，但他讲话全部发自内心。他一生最怕麻烦别人，生病求人，实在万不得已。

一九九〇年九月，去大陆之前，我先到台湾，去林口长庚医院拜访了施丽云医师。施医生告诉我，她也正在治疗几个患“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病人，治疗方法与美国医生大同小异。施医生看了王国祥的病历没有多说什么，我想她那时可能不忍告诉我，国祥的病，恐难治愈。

我携带了一大盒重重一叠王国祥的病历飞往上海，由我在上海的朋友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陪同，到曙光医院找到吴正翔大夫。曙光是上海最有名的中医院，规模相当大。吴大夫不厌其详以中医观点向我解说了“再障”的种种病因及治疗方法。曙光医院治疗“再障”也是中西合诊，一面输血，一面服用中药，长期调养，主要还是补血调气。吴大夫与我讨论了几次王国祥的病况，最后开给我一个处方，要我与他经常保持电话联络。我听闻浙江中医院也有名医，于是又去了一趟杭州，去拜访一位辈分甚高的老中医，老医生的理论更玄了，药方也比较偏。

有亲友生重病，才能体会得到“病急乱投医”这句话的真谛。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于我重于一切。

我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便由社科院袁良骏教授陪同，坐火车往石家庄去，当晚住歇在河北省政协招待所。

那晚在招待所遇见了一位从美国去的工程师，原本也是台湾留美学生，而且是成大毕业。他知道我为了朋友到大陆访医特来看我。我正纳闷，这样偏远地区怎会有美国来客，工程师一见面便告诉了我他的故事：原来他太太年前车祸受伤，一直昏迷不醒，变成了植物人。工程师四处求医罔效，后来打听到石家庄有位极负盛名的气功师，开诊所用气功治疗病人。他于是辞去了高薪职位，变卖房财，将太太运到石家庄接受气功治疗。他告诉我，每天有四五位气功师轮流替他太太灌气，他讲到他太太的手指已经能动，有了知觉，他脸上充满希望。

我深为他感动，是多大的爱心与信念，使他破釜沉舟，千里迢迢把太太护运到偏僻的中国北方来就医。这些年来我早已把工程师的名字给忘了，但我却常常记起他及他的太太，不知她最后恢复知觉没有。几年后我自己经历了中国气功的神奇，让气功师治疗好眩晕症，而且变成了气功的忠实信徒。当初工程师一番好意，告诉我气功治病的奥妙，我确曾动过心，想让王国祥到大陆接受气功治疗。但国祥经常需要输血，又容易感染疾病，实在不宜长途旅行。但这件事我始终耿耿于怀，如果当初国祥尝试气功，不知有没有复元的可能。

次晨，我去参观那家专门治疗“再障”的诊所，会见了主治大夫。其实那是一家极其简陋的小医院，有十几个住院病人，看样子都病得不轻。大夫很年轻，讲话颇自信，临走时，我向他买了两大袋草药，为了便于携带，都磨成细粉。我提着两大袋辛辣呛鼻的药粉，回转北京。

那已是九月下旬，天气刚入秋，是北京气候最佳时节。那是我头一次到北京，自不免到故宫、明陵去走走，但因心情不对，毫无游兴。我的旅馆就在王府井附近，离天安门不远。晚上，我信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看，那片全世界最大的广场，竟然一片空旷，除了守卫的解放军，行人寥寥无几。那天晚上，我的心境就像北京凉风习习的秋夜一般萧瑟。在大陆四处求医下来，我的结论是，大陆也没有医治“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特效药。王国祥对我这次大陆之行，当然也一定抱有许多期望，我怕又会令他失望了。

回到美国后，我与王国祥商量，最后还是决定服用曙光医院吴正翔大夫开的那张药方，因为药性比较平和。石家庄医生的两大袋药粉我也扛了回来，但没敢用。而国祥的病，却是一天比一天沉重了。头一年，他还支撑着去上班，但每天来回需开两小时车程，终于体力不支，而把休斯的工作停掉。幸亏他买了残障保险，没有因病倾家荡产。第二年，由于服用太多激素，触发了糖尿病，又因长期缺血，影响到心脏，发生心律不齐，逐渐行动也困难起来。

一九九二年一月，王国祥五十五岁生日，我看他那天精神还不错，便提议到“北海渔村”，去替他庆生。我们一路上还商谈着要点些什么菜，谈到吃我们的兴致又来了。“北海渔村”的停车场上到饭馆有一道二十多级的石阶，国祥扶着栏杆爬上去，爬到一半，便喘息起来，大概心脏负荷不了，很难受的样子。我赶忙过去扶着他，要他坐在石阶上休息一会儿。他歇了口气，站起来还想勉强往上爬。我知道，他不愿扫兴，我劝阻道：“我们不要在这里吃饭了，回家去做寿面吃。”我没有料到，王国祥的病体已经虚弱到举步维艰了。

回到家中，我们煮了两碗阳春面，度过王国祥最后的一个生日。星期天傍晚，我要回返圣芭芭拉，国祥送我到门口上车，我在车中反光镜里，瞥见他孤立在大门前的身影，他的头发本来就有少年白，两年多来，百病相缠，竟变得满头萧萧，在暮色中，分外怵目。开上高速公路后，突然一阵无法抵挡的伤痛袭击过来，我将车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盘上，不禁失声大恸。我哀痛王国祥如此勇敢坚忍，如此努力抵抗病魔咄咄相逼，最后仍然被折磨得形销骨立。而我自己亦尽了所有的力量，去回护他的病体，却眼看着他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终至一筹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胜天，常常逆数而行，然而人力毕竟不敌天命，人生大限，无人能破。

夏天暑假，我搬到艾尔蒙特王国祥家去住，因为随时会发生危险。八月十三日黄昏，我从超市买东西回来，发觉国祥呼吸困难，我赶忙打九一一叫了救护车来，用氧气筒急救，随即将他扛上救护车扬长鸣笛往医院驶去。去医院住了两天，星期五，国祥的精神似乎又好转了。他进出医院多次，这种情况已习以为常，我以为大概第二天，他就可以出院了。我在医院里陪了他一个下午，聊了些闲话，晚上八点钟，他对我说道：“你先回去吃饭吧。”我把一份《世界日报》留给他看，说道：“明天早上我来接你。”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

星期六一早，医院打电话来通知，王国祥昏迷不醒，送进了加护病房。我赶到医院，看见国祥身上已插满了管子。他的主治医生告诉我，不打算用电击刺激国祥的心脏了，我点头同意，使用电击，病人太受罪。国祥昏迷了两天，八月十七日星期一，我有预感恐怕他熬不过那一天。中午我到医院餐厅匆匆用了便餐，赶紧回到加护病房守着。显示器上，国祥的心脏愈跳愈弱，五点钟，值班医生进来准备，我一直看着显示器上国祥心脏的波动，五点二十分，他的心脏终于停止。我执着国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霎时间，天人两分，死生契阔，在人间，我向王国祥告了永别。

一九五四年，四十四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与王国祥同时匆匆赶到建中去上暑假补习班，预备考大学。我们同级不同班，互相并不认识，那天恰巧两人都迟到，一同抢着上楼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那样，我们开始结识，来往相交，三十八年。

王国祥天性善良，待人厚道，孝顺父母，忠于朋友。他完全不懂虚伪，直言直语，我曾笑他说谎舌头也会打结。但他讲究学问，却据理力争，有时不免得罪人，事业上受到阻碍。王国祥有科学天才，物理方面应该有所成就，可惜他大二生过那场大病，脑力受了影响。他在休斯研究人造卫星，很有心得，本来可以更上一层楼，可是天不假年，五十五岁，走得太早。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于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

我替王国祥料理完后事回转圣芭芭拉，夏天已过。那年圣芭芭拉大旱，市府限制用水，不准浇洒花草。几个月没有回家，屋前草坪早已枯死，一片焦黄。由于经常跑洛杉矶，园中缺乏照料，全体花木黯然失色，一棵棵茶花病恹恹，只剩得奄奄一息，我的家，成了废园一座。我把国祥的骨灰护送返台，安置在善导寺后，回到美国便着手重建家园。草木跟人一样，受了伤须得长期调养。我花了一两年工夫，费尽心血，才把那些茶花一一救活。退休后时间多了，我又开始到处搜集名茶，愈种愈多，而今园中，茶花成林。我把王国祥家那两缸桂花也搬了回来，因为长大成形，皮蛋缸已不堪负荷，我便把那两株桂花移到园中一角，让它们入土为安。

冬去春来。我园中六七十棵茶花竞相开发，娇红嫩白，热闹非凡。我与王国祥从前种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后，已经高攀屋檐，每株盛开起来，都有上百朵。春日负暄，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愣愣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催魂铃

余光中

1928年生于南京，卒于2017年，福建永春人。台湾大学外文系学士、美国艾奥瓦大学艺术硕士。曾担任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政治大学西语系主任，台大、东海、东吴、淡江四校兼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1954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友人创办“蓝星诗社”，并曾主编《蓝星诗刊》《现代文学》等刊物。曾获吴三连文艺奖、中山文艺奖等。余光中的创作涵盖新诗、散文、评论和翻译，至今已出版著译六十余部。

一百年前发明电话的那人，什么不好姓，偏偏姓“铃”（Alexander Bell），真是一大巧合。电话之来，总是从颤颤的一串铃声开始，那高调，那频率，那精确而间歇的发作，那一迭连声的催促，凡有耳神经的人，没有谁不悚然惊魂，一跃而起的。最吓人的，该是深夜空宅，万籁齐寂，正自杯弓蛇影之际，忽然电话铃声大作，像恐怖电影里那样。旧小说的所谓“催魂铃”，想来也不过如此了。王维的辋川别墅里，要是装了一架电话，他那些静绝清绝的五言绝句，只怕一句也吟不出了。电话，真是现代生活的催魂铃。电话线的天网恢恢，无远弗届，只要一线袅袅相牵，株连所及，我们不但遭人催魂，更往往催人之魂，彼此相催，殆无已时。古典诗人常爱夸张杜鹃的鸣声与猿啼之类，说得能催人老。于今猿鸟去人日远，倒是格凛凛不绝于耳的电话铃声，把现代人给催老了。

古人鱼雁往返，今人铃声相迫。鱼来雁去，一个回合短则旬月，长则经年，那天地似乎广阔许多。“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那时如果已有电话，一个电话刘十九就来了，结果我们也就读不到这样的佳句。至于“断无消息石榴红”，那种天长地久的等待，当然更有诗意。据说阿根廷有一位邮差，生就拉丁民族的洒脱不羁，常把一袋袋的邮件倒在海里，多少叮咛与嘱咐，就此付给了鱼虾。后来这家伙自然吃定了官司。我国早有一位殷洪乔，把人家托带的百多封信全投在江中，还祝道：“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这位逍遥殷公，自己不甘随俗浮沉，却任可怜的函书随波浮沉，结果非但逍遥法外，还上了《世说新语》，成了任诞趣谭。如果他生在现代，就不能这么任他逍遥，因为现代的大城市里，电话机之多，分布之广，就像工业文明派到家家户户去卧底的奸细，催魂的铃声一响，没有人不条件反射地一弹而起，赶快去接，要是不接，它就跟你没了没完，那高亢而密集的声浪，锲而不舍，就像一排排嚣张的惊叹号一样，滔滔向你卷来。我不相信魏晋名士乍闻电话铃声能不心跳。

至少我就不能。我家的电话，像一切深入敌阵患在心腹的奸细，竟装在我家文化中心的书房里，注定我一夕数惊，不，数十惊。四个女儿全长大了，连“最小偏怜”的一个竟也超过了《边城》里翠翠的年龄。每天晚上，热门的电视节目过后，进入书房，面对书桌，正要开始我的文化活动，她们的男友们（？）也纷纷出动了。我用问号，是表示存疑，因为人数太多，讲的又全是广东话，我凭什么分别来者是男友还是天真的男同学呢？总之我一生没有听过这么多陌生男子的声音。电话就在我背后响起，当然由我推椅跳接，问明来由，便扬声传呼，辗转召来“他”要找的那个女儿。铃声算是镇下去了，继之而起的却是人声的哼哼唧唧，喃喃喋喋。被铃声惊碎了的静谧，一片片又拼了拢来，却夹上这么一股昵昵尔汝、不听不行、听又不清的涓涓细流，再也拼不完整。世界上最令人分心的声音，还是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家人的语声。开会时主席滔滔的报告，演讲时名人侃侃的大言，都可以充耳不闻，别有用心，更勿论公交车上、渡轮上不相干的人声鼎沸，唯有这家人耳熟的声音，尤其是向着听筒的窃窃私语、叨叨独白，欲盖弥彰，似抑实扬，却又间歇不定，笑嗔无常，最能乱人心意。你当然不会认真听下去，可是家人的声音，无论是音色和音调，太亲切了，不听也自入耳，待要听时，却轮到那头说话了，这头只剩下了唯唯诺诺。有意无意之间，一通电话，你听到的只是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的“片面之词”，在朦胧的听觉上，有一种半盲的幻觉。

好不容易等到叮咛一声挂回听筒，还我寂静，正待接上断绪，重新投入工作，铃声响处，第二个电话又来了。四个女儿加上一个太太，每人晚上四五个电话，催魂铃声便不绝于耳了。像一个现代的殷洪乔，我成了五个女人的接线生。有时也想回对方一句“她不在”，或者干脆把电话挂断，又怕侵犯了人权，何况还是女权，在一对五票的劣势下，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绝望之余，不禁悠然怀古，想没有电话的时代，这世界多么单纯，家庭生活又多么安静，至少房门一关，外面的世界就闯不进来了，哪像现代人的家里，肘边永远伏着这么一枚不定时的炸弹。那时候，要通消息，写信便是。比起电话来，书信的好处太多了。首先，写信阅信都安安静静，不像电话那么吵人。其次，书信有耐性和长性，收到时不必即拆即读，以后也可以随时展阅，从容观赏，不像电话那样即呼即应，一问一答，咄咄逼人而来。“星期三有没有空？”“那么，星期四行不行？”这种事情必须当机立断，沉吟不得，否则对方会认为你有意推托。相比之下，书信往还，中间有绿衣人或蓝衣人作为缓冲，又有洪乔之误周末之阻等等的借口，可以慢慢考虑，转肘的空间宽得多了。书信之来，及门而止，然后便安详地躺在信箱里等你去取，哪像电话来时，登堂入室，直捣你的心脏，真是迅铃不及掩耳。一日二十四小时，除了更残漏断、英文所谓“小小时辰”之外，谁也抗拒不了那催魂铃武断而坚持的命令，无论你正做着什么，都得立刻放下来，向它“交耳”。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是为接天下之贤士，我们呢，是为接电话。谁没有从浴室里气急败坏地裸奔出来，一手提裤，一手去抢听筒呢？岂料一听之下，对方满口日文，竟是错了号码。

电话动口，书信动手，其实写信更见君子之风。我觉得还是老派的书信既古典又浪漫；古人“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的优雅形象不用说了，就连现代通信所见的邮差、邮筒、邮票、邮戳之类，也都有情有韵，动人心目。在高人雅士的手里，书信成了绝佳的作品，进则可以辉照一代文坛，退则可以怡悦二三知己，所以中国人说它是“心声之献酬”，西洋人说它是“最温柔的艺术”。但自电话普及之后，朋友之间要互酬心声，久已勤于动口而懒于动手，眼看这种温柔的艺术已经日渐没落了。其实现代人写的书信，甚至出于名家笔下的，也没有多少够得上“温柔”两字。

也许有人不服，认为现代人虽爱通话，却也未必疏于通信，耶诞新年期间，人满邮局信满邮袋的景象，便是一大例证。其实这景象并不乐观，因为年底的函件十之八九都不是写信，只是在印好的贺节词下签名而已。通信“现代化”之后，岂但过年过节，就连贺人结婚、生辰、生子，慰人入院、出院、丧亲之类的场合，也都有印好的公式卡片任你“填表”。“听说你离婚了，是吗？不要灰心，再接再厉，下一个一定美满！”总有一天会出售这样的慰问明信片的。所谓“最温柔的艺术”，在电话普及、社交卡片泛滥的美国，是注定要没落的了。

甚至连情书，“最温柔的艺术”里原应最温柔的一种，怕也温柔不起来了。梁实秋先生在《雅舍小品》里说：“情人们只有在不能喁喁私语时才要写信。情书是一种紧急救济。”他没有料到电话愈来愈发达，情人情急的时候是打电话，不是写情书，即使山长水远，也可以两头相思一线贯通。以前的情人总不免“肠断萧娘一纸书”，若是“玉珰缄札何由达”，就更加可怜了。现代的情人只拨那小小的转盘，不再向尺素之上去娓娓倾诉。麦克卢汉说得好，“消息端从媒介来”，现代情人的口头盟誓，在十孔盘里转来转去，铃声叮咛一响，便已消失在虚空里，怎能转出伟大的爱情来呢？电话来得快，消失得也快，不像文字可以永垂后世，向一代代的痴顽去求印证。我想情书的时代是一去不返了，不要亚伯拉德和哀绿绮思[7]，即使近如徐志摩和郁达夫的多情，恐也难再。

有人会说：“电话难道就一无好处吗？至少即发即至，随问随答，比通信快得多啊！遇到急事，一通电话可以立刻解决，何必劳动邮差摇其鹅步，延误时机呢？”这我当然承认，可是我也要问，现代生活的节奏调得这么快，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你可以用电话去救人，匪徒也可以用电话去害人，大家都快了，快，又有什么意义？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8]

在节奏舒缓的年代，一切都那么天长地久，耿耿不灭，爱情如此，一纸痴昧的情书，贴身三年，也是如此。在高速紧张的年代，一切都即生即灭，随荣随枯，爱情和友情，一切的区区与耿耿，都被机器吞进又吐出，成了车载斗量的消耗品了。电话和电视的恢恢天网，使五洲七海千城万邑缩小成一个“地球村”，四十亿兆民都迫到你肘边成了近邻。人类愈“进步”，这大千世界便愈加缩小。英国记者魏克说，孟买人口号称六百万，但是你在孟买的街头行走时，好像那六百万人全在你身边。据说有一天附带电视的电话机也将流行，那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二〇〇一年：太空放逐记》[9]的作者克拉克曾说：到一九八六年我们就可以跟火星上的朋友通话，可惜时差是三分钟，不能“对答如流”。我的天，“地球村”还不够，竟要去开发“太阳系村”吗？

野心勃勃的科学家认为，有一天我们甚至可能探访太阳以外的太阳。但人类太空之旅的速限是光速，一位太空人从二十五岁便出发去织女星，长征归来，至少是七十七岁了，即使在途中他能因“冻眠”而不老，世上的亲友只怕也半为鬼了。“空间的代价是时间”，一点也不错。我是一个太空片迷，但我的心情颇为矛盾。从《二〇〇一年：太空放逐记》到《第三类接触》，一切太空片都那么美丽、恐怖而又寂寞，令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而尤其是寂寞，唉，太寂寞了。人类即使能征服星空，也不过是君临沙漠而已。

长空万古，渺渺星辉，让一切都保持点距离和神秘，可望而不可即，不是更有情吗？留一点余地给神话和迷信吧，何必赶得素娥青女都走投无路，“逼神太甚”呢？宁愿我渺小而宇宙伟大，一切的江河不朽，也不愿进步到无远弗届，把宇宙缩小得不成气象。

对无远弗届的电话与关山阻隔的书信，我的选择也是如此。在英文里，叫朋友打个电话来，是“给我一声铃”。催魂铃吗？不必了。不要给我一声铃，给我一封信吧。

蟋蟀

司马中原

本名吴延玫，1933年生，江苏淮阴人。现专事写作，著有散文集、小说集约七十部。

童年家宅的庭园很宽大，墙角蔓草丛生，后园更见荒芜，有许多砖堆和瓦砾。每到秋天，那些地方便是鸣虫们的天下了。秋虫夜吟声繁密而柔和，织成一阕伴人入梦的歌，像蝼蛄、蟋蟀、纺织娘、金铃子，偶尔也伴和着断续的蛙鼓。尤其在有月光的夜晚，坐在花坛边，倾听着秋夜自然的歌声，很使人着迷。

在鸣虫合组成的乐队里，蟋蟀该是主要的歌手了；其实，有些形状很像蟋蟀的鸣虫，并非真的蟋蟀，只能算是它们的亲族。一种体形特别大，满身褐红色油光的，我们管它叫“油葫芦”，别名“油叫鸡儿”，因为它们喜欢躲藏在温暖的灶缝里过冬，也有人称它为“躲壁儿虫”，它的叫声尖锐绵长，很像高音的唢呐。有一种体形特别小，背呈深褐黑色，有着长过尾叉的飞翅，我们管它叫“草蟋蟀”，它也不是蟋蟀的正种，它们到处飞跳，经常会飞到灯下来。它们的鸣声短促低弱，很容易辨别。还有一种，头部凸起，我们管它叫“棺材头”，把它看成不吉利的虫子。而正种蟋蟀，俗称“蛐蛐儿”，形体适中，形貌威武，雄的性好斗，尾生双叉。母的头部小，腹部大，翅短，尾生三叉，我们管它叫“三尾儿”。

最早我对蟋蟀懂得很有限，只知道这些，而且也从没想到翻砖弄瓦去捕捉它们。后来，我的一位远房姑丈从江南避乱到家里来，跟我讲起养蟋蟀和斗蟋蟀的故事，我才知道这种鸣虫，因为勇狠好斗的缘故，在古代就被人捕捉饲养着，作为斗乐娱人的玩物。那位姑丈自幼受到流风的感染，迷上了玩蟋蟀，一直到头发花白，仍然兴致不减，每当他提起蟋蟀的时候，就显得眉飞色舞，嗓门儿也大了起来。

据他说，蟋蟀有很多名贵的品种，愈是勇猛健壮勇于咬斗的，品价愈高。古代有人凭借经验，写了一部有关捕捉、辨识、饲养蟋蟀学问的书，叫作《蟋蟀谱》。他曾经看过，那部线装书一共有好多本。

他又告诉我一些关于捕捉蟋蟀的技巧、辨识品种的方法和饲养上应该注意的地方，比如捕蟋蟀，考究一些的人，要带着竹筒、捕网、柔软的扫子（用狗尾草制成，挑逗蟋蟀之用）等等的工具，不能在捕捉时伤着它们，即使弄断它一节触须，都是很大的损失。

因为蟋蟀打穴或巢居的地方不同，有的在土层下，有的在砖堆瓦缝里，有的甚至躲在成长中的辣椒里面，使人必须使用不同的捕捉方法，有的要灌之以水，有的要翻砖弄瓦，主要是要把它逼出来，然后用捕网扑获，装进刻有细缝的透空气的竹筒，携回去饲养。

但在夜晚，四处都是蟋蟀鸣叫的声音，怎样辨别哪只是上品的蟋蟀呢？他说：“凡是鸣声粗洪嘹亮，平时不常鸣叫的，大多是好的蟋蟀，更有些极上品的，都有异物守穴，像蛇守穴的，蛤蟆守穴的，蜈蚣守穴的，你想捕捉它，非得先把那些异物驱除不可。”

蟋蟀既有无数珍贵的品种，他也就大略地告诉我一些：像紫牙、辣牙、麻头、毛项、蓝项、大翅……这些都算是最上乘的异品；一个人玩一辈子蟋蟀，也不见得遇上几只。一般的蟋蟀品评，多半是看它的体形是否壮健，斗志是否高昂。通常是身体狭长的，不敌身体粗圆的；身体粗圆的，又不敌身体方正的；而身体方正的，仍不敌前述的异品。

那位姑丈在我们家寄居不久就离去了，但我却迷起玩蟋蟀来了。凭着他教会我的那点知识，每个秋季，我都利用闲暇去捉蟋蟀，捉来之后，把它们分别养在铁罐或粗陶的器皿里，上面盖上玻璃片，喂给它石榴子或熟米粒，经常把这一盆和那一盆的蟋蟀放在一起，用扫子激怒双方，使它们舍生忘死地互相咬斗。有时双方势均力敌，能咬斗很久，都难分胜负；有时甫一接触，胜负立判，胜的剔翅扬须，发出得意的鸣叫，败的一声不响，被追逐得绕罐奔逃。经过咬斗的过程，产生了冠亚季殿，我管它们叫“头盆”“二盆”……并在罐外写明它们的身份，再逐渐把新捉来的蟋蟀，参与过关斩将式的试验，先和末盆斗，如果斗赢了，便淘汰原有的，再胜，便逐级递升，完全使用奖优汰劣方法，加强我所饲养的蟋蟀的阵容。

在当时，老家小镇上也有些玩蟋蟀的人，有个陈姓的年轻医生最为著名，我把我捉得的头盆蟋蟀去挑战，想不到它竟以横扫千军的姿态，斗胜了他那些称王称霸的所有蟋蟀，使我这毛头孩子，被那些玩家另眼相看。

当我还不足八岁，已经算是玩蟋蟀的能手了。不过，逐渐我发现，在饲养方面，我还非常欠学。有个老玩家告诉我，把蟋蟀养在铁罐或光滑的器皿里，极为不妥，日子久了，会损伤它们爪上的斗毛。他养蟋蟀，都使用古老的瓦制的蟋蟀盆，那是专为饲养蟋蟀制造的器皿。有些名贵的蟋蟀盆，是用紫砂烧制的，和紫砂茶壶是同一种质料。那些蟋蟀盆的外面，有的烧出花纹，有的雕上草体的诗和词，盆底并注明了烧制的年代。我看过许多名贵的蟋蟀盆，大都是清代的，间有明代的，当然愈古远的愈值钱了。

有经验的老玩家又告诉我，早年在北地若干城镇里，都有专门开设的蟋蟀斗场，更有些人，靠着捕捉和饲养蟋蟀斗采维生的，那俨然成为一项特殊的行业了。据说斗场里立有很多的规矩，并设有公证人，双方的蟋蟀开斗前，先要用过笼引出盆来，先称体重，这倒与现代拳击所订的规矩差不多了。体重相当的，放入斗盆前，先行展览，使一旁博彩的人自由下注，斗场不管谁输谁赢，只收取一分水钱，因为以蟋蟀作为赌博的工具，使有些人满载而归，而有些人甚至输到倾家荡产。

我玩蟋蟀的兴趣，前后维持了四五年之久，经验也随着时间不断增加了。其间也听过许许多多前朝前代发生过的关于蟋蟀的故事，说是有个穷苦的人，无意中捉着一只蟋蟀，那只蟋蟀逃走了，旁边有只公鸡想啄食它，它竟然敢和公鸡相斗，一跳跳到公鸡头上去，咬住鸡冠。有人知道这事，便劝他把这只蟋蟀捧进京师去，献给一位玩蟋蟀成癖的王爷，准能得到厚赏，那人果真去献蟋蟀，结果竟然得到千金赏赐。……这类的故事太多了，只能当成缥缈的传闻罢了！

在我玩蟋蟀的岁月里，民间以蟋蟀博彩之风业已过去了。我所捕捉的蟋蟀倒真有几只名贵的异品，一次是在观音柳丛的根部捉得的，体形奇大，我管它叫“楚霸王”，因为一般蟋蟀和它咬斗，一交齿便败，从没撑过两个回合的。我一天让它咬斗十多次，过不久它便自己死掉了，也许是累死的。另一次在砖堆里捉住一只大翅，用它换得一个紫砂的蟋蟀盆子。我也捉到过麻头、紫牙，都用它们换了蟋蟀盆子，每年辛勤捕捉，使我拥有十多只很讲究的蟋蟀盆子，都是从老玩家那儿换来的。

后来，年纪略大了一点，突然觉得玩蟋蟀固然会使人入迷成癖，但把那种快乐寄放在蟋蟀同类相残的咬斗上，实在太残忍了。母亲为这事也曾责骂我，举出玩物丧志的例子，仔细说给我听。我也自觉每夜翻砖弄瓦，满身泥污，失去当年静坐着聆听自然虫吟的乐趣，便痛下决心，把那种癖好戒除了。但那些制作精致的蟋蟀盆子，我却珍藏着，直到战乱离家，我还把它们埋藏在地下。

人在战乱里成长，逐渐领悟到在时代的风暴中，一个必须肩负着更多思想和感觉的重量，奋力为更庄严的人生理想去贡献力量的人，自身命定不是有闲人，无须再去品尝古人的风月了。玩弄蟋蟀成风的中国，将是怎样的中国？如果说一族的文化精神，表现在民间广大的多面生活形态上，那么，玩蟋蟀的流风，消闲固然消闲，颓废也够颓废了，既用以赌博，又涉及残忍，哪有泱泱大国的温厚之风？这无疑是优美的传统文化中的一股逆流，真不知前朝前代，怎会有那许多有头脑有智慧的风雅之士，竟也会迷于它成好成癖的？

观诸先秦时代，我国浑莽的民风习尚，雄昂奋发，简朴单纯，方得开创出汉唐盛世。也许，人逢安乐饱暖之余，便会耽于逸乐罢？生活上贪闲图乐的花式繁多，人的精神便会在愈益升起的文明假象里松弛下去，多数社会人终生浮荡，白耗光阴，何止是百年积弱？仔细算来，怕有千年了！无怪早年有人以睡狮形容吾土吾民，安闲饱暖之余，狮子也会打盹的！若以历史为镜，照照当前呢？勤奋图强的固居多数，至少，少数都市生活的病态，使人有推陈出新之感，蟋蟀是不玩了，而旁的借口消闲的玩意儿还多着，仿佛忘却此地何地、今日何日了！

正因童年迷溺过玩蟋蟀罢？用它比映真实人生，使人很容易产生触类旁通的领悟，观诸人类种种历史愚行，仿佛都展现在蟋蟀盆中，不论它胜者瞿瞿，败者鼠鼠，只激起人无限的悲怜和慨叹！

而人毕竟为万物之灵，深知拥抱理想，秉持正义，历史上复国之战，仁义之师，值得人仰怀和称颂。而蟋蟀只是无知鸣虫，除了逞猛私斗，便别无所有。其间区分是极为明显的。

经历过战斗岁月和无尽长途，寄居岛上，转瞬间已度过半生；如今眼见一些青少年，荒游嬉乐，逞强私斗，仿佛我当年饲养在蟋蟀盆中的那些将军霸王，内心悲怜得直欲滴出血来。人间的战斗应是理性的，自觉的，有理想有选择的，为国族自由与生存而兴的战斗。那种血流五步的蟋蟀式的私斗，早该扬弃了！谁愿把自身当成蟋蟀，自己玩弄自己呢？

然而，忍心切责那些无知的黑发少年吗？社会是河床，少年是流水，有什么样的河床，便有什么样的流水罢？若从根检讨，社会上衮衮诸公能无汗颜之处吗？

窗外正是皓月当空的秋夜，山麓的鸣虫们，正繁密地吟唱着，温静而祥和，在如此安定繁荣中成长的小友们，你们都自具有极深的灵性、极高的慧根，该摆脱不正常的流风的浸染，多在自然的和谐里去领悟人生的真谛罢！去听听秋夜的鸣虫，感觉那种快乐的奥秘，便不会再学斗盆里剔翅扬须的蟋蟀了。

我虽是个愚鲁浅俗的人，愿将经验和思悟到的一得之愚，极为恳切地贡献给我关爱的小友们。

只因为年轻啊

张晓风

笔名有晓风、桑科、可叵，1941年生于浙江金华，江苏铜山人。东吴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教于东吴大学、香港浸会学院、阳明大学。曾获中山文艺奖、吴三连文艺奖、联合报文学奖、洪建全儿童文学奖等。张晓风的创作跨越散文、小说、剧本、儿童文学等四个文类，著作近四十部。

爱·恨

小说课上，正讲着小说，我停下来发问：“爱的反面是什么？”

“恨！”

大约因为对答案很有把握，他们回答得很快而且大声，神情明亮愉悦，此刻如果教室外面走过一个不懂中国话的老外，随他猜一百次也猜不出他们唱歌般快乐的声音竟在说一个“恨”字。

我环顾教室，心里浩叹，只因为年轻啊，只因为太年轻啊。我放下书，说：“这样说吧，譬如说你现在正谈恋爱，然后呢？就分手了，过了五十年，你七十岁了，有一天，黄昏散步，冤家路窄，你们又碰到一起了，这时候，对方定定地看着你，说：‘×××，我恨你！’”

“如果情节是这样的，那么，你应该庆幸，居然被别人痛恨了半个世纪，恨也是一种很容易疲倦的情感，要有人恨你五十年也不简单，怕就怕在当时你走过去说：‘×××，还认得我吗？’对方愣愣地呆望着你说：‘啊，有点面熟，你贵姓？’”

全班学生都笑起来，大概想象中那场面太滑稽太尴尬吧？

“所以说，爱的反面不是恨，是漠然。”

笑罢的学生能听得进结论吗？——只因太年轻啊，爱和恨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的一个字吗？

受创

来采访的学生在客厅沙发上坐成一排，其中一个发问道：“读你的作品，发现你的情感很细致，并且总是在关怀，但是关怀就容易受伤，对不对？那怎么办呢？”

我看了她一眼，多年轻的额，多年轻的颊啊，有些问题，如果要问，就该去问岁月，问我，我能回答什么呢？但她的明眸定定地望着我，我忽然笑了起来，几乎有点促狭的口气：“受伤，这种事是有的——但是你要保持一个完完整整不受伤的自己做什么用呢？你非要把你自己保卫得好好的不可吗？”

她惊讶地望着我，一时也答不上话。

人生世上，一颗心从擦伤、灼伤、冻伤、撞伤、压伤、扭伤，乃至到内伤，哪能一点伤害都不受呢？如果关怀和爱就必须包括受伤，那么就不要完整，只要撕裂。基督不同于世人的，岂不正在那双钉痕宛在的受伤手掌吗？

小女孩啊，只因年轻，只因一身光灿晶润的肌肤太完整，你就舍不得碰撞就害怕受创吗！

经济学的旁听生

“什么是经济学呢？”他站在台上，戴眼镜，灰西装，声音平静，典型的中年学者。

台下坐的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而我，是置身在这二百人大教室里偷偷旁听的一个。

从一开学我就昂奋起来，因为在课表上看见要开一门社会科学概论的课程，包括四位教授来设“政治”“法律”“经济”“人类学”四个讲座。想起可以重新做学生，去听一门门对我而言崭新的知识，那份喜悦真是掩不住藏不严，一个人坐在研究室里都忍不住要轻轻地笑起来。

“经济学就是把‘有限资源’做‘最适当的安排’，以得到‘最好的效果’。”

台下的学生沙沙地抄着笔记。

“经济学为什么发生呢？因为资源‘稀少’，不单物质‘稀少’，时间也‘稀少’。而‘稀少’又是为什么？因为，相对于‘欲望’，一切就显得‘稀少’了……”

原来是想在四门课里跳过经济学不听的，因为觉得讨论物质的东西大概无甚可观，没想到一走进教室来竟听到这一番解释。

“你以为什么是经济学呢？一个学生要考试，时间不够了，书该怎么念，这就叫经济学啊！”

我愣在那里反复想着他那句“为什么有经济学——因为稀少——为什么稀少，因为欲望”而麻颤惊动，如同山间顽崖愚壁偶闻大师说法，不免震动到石骨土髓咯咯作响的程度。原来整场生命也可作经济学来看，生命也是如此短小稀少啊！而人的不幸却在于那颗永远渴切不止的有所索求、有所跃动、有所未足的心，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为什么竟是这样的呢？我痴坐着，任泪下如麻不敢去动它，不敢让身旁年轻的助教看到，不敢让大一年轻的孩子看到。奇怪，为什么他们都不流泪呢？只因为年轻吗？因年轻就看不出生命如果像戏，也只能像一场短短的独幕剧吗？“朝如青丝暮成雪”，乍起乍落的一朝一暮间又何尝真有少年与壮年之分？“急罚盏夜阑灯灭”，匆匆如赴一场喧哗夜宴的人生，又岂有早到晚到早走晚走的分别？然而他们不悲伤，他们在低头记笔记。听经济学听到哭起来，这话如果是别人讲给我听的，我大概会大笑，笑人家的滥情，可是……

“所以，”经济学教授又说话了，“有位文学家卡莱亚这样形容：经济学是门‘忧郁的科学’……”

我疑惑起来，这教授到底是因有心而前来说法的长者，还是以无心来渡脱的异人？至于满堂的学生正襟危坐是因岁月尚早，早如揭衣初涉的浅溪，所以才凝然无动吗？为什么五月山栀子的香馥里，独独旁听经济学的我为这被一语道破的短促而多欲的一生而又惊又痛泪如雨下呢？

如果作者是花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诗选的课上，我把句子写在黑板上，问学生：“这句子写得好不好？”

“好！”

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像真心的，大概在强说愁的年龄，很容易被这样工整、俏皮而又怅惘的句子所感动吧？

“这是诗句，写得比较文雅，其实有一首新疆民谣，意思也跟它差不多，却比较通俗，你们知道那歌词是怎么说的？”

他们反应灵敏，立刻争先恐后地叫出来：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

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那性格活泼的干脆就唱起来了。

“这两种句子从感性上来说，都是好句子，但从逻辑上来看，却有不合理的地方——当然，文学表现不一定要合逻辑，但我还是希望你们看得出来问题在哪里。”

他们面面相觑，又认真地反复念诵句子，却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来。我等着他们，等满堂红润而聪明的脸，却终于放弃了，只因太年轻啊，有些悲凉是不容易觉察的。

“你知道为什么说‘花相似’吗？是因为陌生，因为我们不懂花，正好像一百年前，我们中国是很少看到外国人，所以在我们看起来，他们全是一个样子，而现在呢，我们看多了，才知道洋人和洋人大有差别，就算都是美国人，有的人也有本领一眼看出住纽约、旧金山和南方小城的不同。我们看去年的花和今年的花一样，是因为我们不是花，不曾去认识花、体察花。如果我们不是人，是花，我们会说：‘看啊，校园里每一年都有全新的新鲜人的面孔，可是我们花却一年老似一年了。’同样的，新疆歌谣里的小鸟虽一去不回，太阳和花其实也是一去不回的。太阳有知，太阳也要说：‘我们今天早晨升起来的时候，已经比昨天疲软苍老了，奇怪，人类却一代一代永远有年轻的面孔……’我们是人，所以感觉到人事的沧桑变化，其实，人世间何物没有生老病死，只因我们是人，说起话来就只能看到人的痛，你们猜，那句诗的作者如果是花，花会怎么写呢？”

“年年岁岁人相似，岁岁年年花不同。”他们齐声回答。

他们其实并不笨，不，他们甚至可以说很聪明，可是，刚才他们为什么全不懂呢？只因为年轻，只因为对宇宙间生命共有的枯荣代谢的悲伤有所不知啊！

高倍数显微镜

他是一个生物系的老教授，外国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

“小时候，父亲是医生，他看病，我就站在他旁边，他说：‘孩子，你过来，这是哪一块骨头？’我就立刻说出名字来……”

我喜欢听老年人说自己幼小时候的事，人到老年还不能忘的记忆，大约有点像太湖底下捞起的石头，是洗净尘泥后的硬瘦剔透，上面附着一生岁月所冲积洗刷出的浪痕。

这人大概注定要当生物学家的。

“少年时候，喜欢看显微镜，因为那里面有一片神奇隐秘的世界，但是看到最细微的地方就看不清楚了，心里不免想，赶快做出高倍数的新式显微镜吧，让我看得更清楚，让我对细枝末节了解得更透彻，这样，我就会对生命的原质明白得更多，我的疑难就会消失……”

“后来呢？”

“后来，果然显微镜愈做愈好，我们能看清楚的东西，愈来愈多，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我并没有成为我自己所预期的‘更明白生命真相的人’，糟糕的是比以前更不明白了。以前的显微倍数不够，有些东西根本没发现，所以不知道那里隐藏了另一段秘密，但现在，我看得愈细，知道的愈多，愈不明白了，原来在奥秘的后面还连着另一串奥秘……”

我看着他清癯渐消的颊和清灼明亮的眼睛，知道他是终于“认了”。半世纪以前，那意气风发的少年以为只要一架高倍数的显微镜，生命的秘密便迎刃可解，什么使他敢生出那番狂想呢？只因为年轻吧？只因为年轻吧？而退休后，在校园的行道树下看花开花谢的他终于低眉而笑，以近乎撒赖的口气说：“没有办法啊，高倍数的显微镜也没有办法啊，在你想尽办法以为可以看到更多东西的时候，生命总还留下一段奥秘，是你想不通猜不透的……”

浪掷

开学的时候，我要他们把自己形容一下，因为我是他们的导师，想多知道他们一点。

大一的孩子，新从成功岭下来，从某一点上看来，也只像高四罢了。他们倒是很合作，一个一个把自己尽其所能地描述了一番。

等他们说完了，我忽然觉得惊讶不可置信，他们中间照我来看分成两类，有一类说“我从前爱玩，不太用功，从现在起，我想要好好读点书”，另一类说“我从前就只知道读书，从现在起我要好好参加些社团，或者去郊游”。

奇怪的是，两者都有轻微的追悔和遗憾。

我于是想起一段三十多年前的旧事，那时流行一首电影插曲（大约是叫《渔光曲》吧），阿姨舅舅都热心播唱。我虽小，听到“月儿弯弯照九州”觉得是可以同意的，却对其中另一句大为疑惑。

“舅舅，为什么要唱‘小妹妹青春水里流（或‘丢’？不记得了）’呢？”

“因为她是渔家女嘛，渔家女打鱼不能去上学，当然就浪费青春啦！”

我当时只知道自己心里立刻不服气起来，但因年纪太小，不会说理由，不知怎么吵，只好不说话，但心中那股不服倒也可怕，可以埋藏三十多年。

等读中学听到“春色恼人”，又不死心地去问，春天这么好，为什么反而好到令人生恼，别人也答不上来，那讨厌的甚至眨眨狎邪的眼光，暗示春天给人的恼和“性”有关。但事情一定不是这样的，一定另有一个道理，那道理我隐约知道，却说不出来。

更大以后，读《浮士德》，那些埋藏许久的问句都汇拢过来，我隐隐知道那里有一番解释了。

年老的浮士德，坐对满屋子自己做了一生的学问，在典籍册页的阴影中他乍乍瞥见窗外的四月，歌声传来，是庆祝复活节的喧哗队伍。那一霎间，他懊悔了，他觉得自己的一生都抛掷了，他以为只要再让他年轻一次，一切都会改观。中国元杂剧里老旦上场照例都要说一句“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说得淡然而确定，也不知看戏的人惊不惊动），而浮士德却以灵魂押注，换来第二度的少年以及因少年才“可能拥有的种种可能”。可怜的浮士德，学究天人，却不知道生命是一桩太好的东西，好到你无论选择什么方式度过，都像是一种浪费。

生命有如一颗神话世界里的珍珠，出于砂砾，归于砂砾，晶光莹润的只是中间这一段短短的幻象啊！然而，使我们颠之倒之甘之苦之的不正是这短短的一段吗？珍珠和生命还有另一个类同之处，那就是你倾家荡产去买一粒珍珠是可以的，但反过来你要拿珍珠换衣换食却是荒谬的，就连镶成珠坠挂在美人胸前也是无奈的，无非使两者合作一场“慢动作的人老珠黄”罢了。珍珠只是它圆灿含彩的自己，你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它，你只能欢喜或喟然——因为你及时赶上了它出于砂砾且必然还原为砂砾之间的这一段灿然。

而浮士德不知道——或者执意不知道，他要的是另一次“可能”，像一个不知是由于技术不好或是运气不好的赌徒，总以为只要再让他玩一盘，他准能翻本。三十多年前想跟舅舅辩的一句话我现在终于懂得该怎么说了，打鱼的女子如果算是浪掷青春的话，挑柴的女子岂不也是吗？读书的名义虽好听，而令人眼目为之昏眊，脊骨为之佝偻，还不该算是青春的虚掷吗？此外，一场刻骨的爱情就不算烟云过眼吗？一番功名利禄就不算滚滚尘埃吗？不是啊，青春太好，好到你无论怎么过都觉浪掷，回头一看，都要生悔。

“春色恼人”那句话现在也懂了，世上的事最不怕的应该就是“兵来有将可挡，水来以土能掩”，只要有对策就不怕对方出招。怕就怕在一个人正小小心心地和现实生活斗阵，打成平手之际，忽然阵外冒出一个叫宇宙大化的对手，他斜里杀出一记叫“春天”的绝招，身为人类的我们真是措手不及。对着排山倒海而来的桃红柳绿，对着蚀骨的花香、夺魂的阳光，生命的豪奢绝艳怎能不令我们张皇无措，当此之际，真是不做什么既要懊悔——做了什么也要懊悔。春色之叫人气恼跺脚，就是气在我们无招以对啊！

回头来想我导师班上的学生，聪明颖悟，却不免一半为自己的用功后悔，一半为自己的爱玩后悔——只因年轻啊，只因太年轻啊，以为只要换一个方式，一切就扭转过来而无憾了。孩子们，不是啊，真的不是这样的！生命太完美，青春太完美，甚至连一场匆匆的春天都太完美，完美到像喜庆节日里一个孩子手上的气球，飞了会哭，破了会哭，就连一日日空瘪下去也是要令人哀哭的啊！

所以，年轻的孩子，连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难道也看不出来吗？生命是一个大债主，我们怎么混都是他的积欠户。既然如此，干脆宽下心来，来个“债多不愁”吧！既然青春是一场“无论做什么都觉是浪掷”的憾意，何不反过来想想，那么，也几乎等于“无论诚恳地做了什么都不必言悔”，因为你或读书或玩，或作战，或打鱼，恰好就是另一个人叹气说他遗憾没做成的。

——然而，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吗？在生命的面前，我可以大发职业病做一个把别人都看作孩子的教师吗？抑或我仍然只是一个太年轻的蒙童，一个不信不服欲有所辩而又语焉不详的蒙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