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武帝之后，有四大势力逐步登上西汉的历史舞台。
第一个势力，是儒生。
汉武帝在位期间，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得公羊儒学代替黄老之术，成为了西汉官方认证的正统学说。
在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对顾命大臣之一的桑弘羊发起了进攻，他们反对汉武帝时期的国家垄断主义，要求天子奉天法古、与民更始。在滔天的舆论压力下，汉昭帝虽然没有废除盐铁专卖，但还是停罢了朝廷对酒水的专营，以此作为对儒生们的让步。
在“昭宣中兴”时期，西汉朝廷的宰相一职已经被儒生们垄断，宣帝一朝六位宰相，皆是儒学信徒。
汉宣帝是一位雄猜之主，自幼因“巫蛊之祸”流落民间，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自然不会对儒家学说偏听偏信。面对朝堂上逐渐壮大的儒学势力，他隐隐感到不安，就引入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势力，用来制衡这些儒家大师们。
这就是第二个势力，宦官。
汉代宦官得势，始自宣帝之世。因为汉宣帝认为宦官是阉人，无儿无女，不会有篡位野心，在朝中又孤立无党，只能依附皇权之上，所以他提拔宦官石显为中书官，用以制衡儒臣，维持朝局平衡。
儒生们自知无法撼动心如铁石的汉宣帝，就把目光放在了汉宣帝的儿子刘奭身上，一代大儒萧望之为太子老师，希望能将他培养成一个纯正的儒家信徒。
有次，汉宣帝要杀两个儒生，太子刘奭就劝：“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汉宣帝大怒，骂了句旷世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宣帝说罢，顿了一顿，长叹了句：“乱我家者，太子也！”
他发现太子给儒生们忽悠了，可却无可奈何，本打算废掉太子，可一想到太子的生母，那位曾经与他共患难却惨遭毒杀的许皇后，那颗冰冷的心软了下来，没有狠下心来换掉太子。汉宣帝驾崩后，太子刘奭继位，即汉元帝。
三国时期的陆景说：“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纲，元、成以儒术失皇纲，德不堪也。”意思是汉武帝、汉宣帝用政绩所恢复的帝王威仪，都因汉元帝、汉成帝信奉儒学而一蹶不振。
西汉所谓“元成哀平”之衰颓，就是从汉元帝纯任儒生始。在冥冥中，汉宣帝的那句叹息竟真的一语成谶，让千百年后的读史者们感慨不已。
但我觉得这个传统的论点有失偏颇，因为判断一个人，看的从来不是他怎么说，而是看他怎么做。
汉元帝时期从来没有重用过儒臣，他父亲当年臭骂他的话，这个倒霉孩子其实是听进去了。
班固在《汉书》中，以汉元帝时的宰相都是儒家大师来论证汉元帝“好儒”。可我也讲了，宰相为儒臣，这个是昭、宣以来的西汉政治传统，与皇帝的个人好恶没有多大关系。至于萧望之、周堪这两位儒生，都是汉宣帝留下的顾命大臣，又不是汉元帝自己选的，故此也不能作为汉元帝“好儒”的证据。
其实汉元帝早就领悟了父亲教给他的帝王之术，他在位期间，表面上对儒臣们尊敬有加，可暗地里却提拔与儒臣不对付的宦官石显，甚至还授意石显暗害了大儒萧望之，让儒学势力一度沉寂。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汉元帝都不是个“好儒”的君主，更像是一个“佞宦”的皇帝。
不过在传统史书中，每个任用宦官的君主在历史上大多会声名狼藉，所以在汉元帝死后，汉成帝刚一即位，立刻就贬黜了石显，将宦官势力清理出了西汉的政治舞台。
但儒臣还是需要制衡，现在没有了宦官作为皇帝的打手，那么，汉成帝就需要再任用一股新的势力。
第三大势力登场，就是外戚。
外戚是汉朝自打娘胎就带出来的传统势力，早在西汉初建时，吕后专政，就令朝野拜服。汉武帝再怎么雄才伟略，在登基之初照样被祖母窦氏压得大气都不敢出。为了遏制外戚，晚年的汉武帝连“立子杀母”这么极端的办法都用上了，可还是没能阻扰外戚势力对西汉朝局的影响。
在“昭宣中兴”时代，西汉出现了两个不成文的规定：儒臣常任宰相，外戚常任大司马。
可到了汉成帝的时候，皇帝打破了这一传统，将本该由儒臣担任的宰相位置也给了外戚。
在当时，大司马是王凤，汉成帝本人的舅舅；宰相是王商，汉宣帝舅舅的儿子。
恰好王凤与王商二人有矛盾，汉成帝希望这两大外戚互相制衡，至于儒臣，他打算让他们和宦官一样，一起被赶出政治舞台吧。
但是，宦官依附于皇权，汉成帝可以一句话就让他们消失，可儒臣来自于社会，可不是皇帝让消失就可以消失的。
失去了宰相之位的儒臣们心有不甘，为了夺回宰相之位，他们选择和大司马王凤联手，扳倒了王商，夺回了本该属于儒臣的宰相位置。
代替王商的宰相是儒臣张禹，但张禹感激大司马王凤帮助他们儒生夺回相位，对王凤言听计从。原本用来相互制衡的儒臣与外戚，在这一刻，居然联起手了。
汉成帝本想长袖善舞，没想到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王凤以及他背后的王氏外戚遍布朝堂，连皇帝本人都不能制，西汉的皇权再一次衰微，只不过不是因为儒学，而是因为外戚。
有次，汉成帝想任命刘歆为中常侍，连官服都备好了，可有人却提醒皇帝，此事还“未晓大将军”，皇帝就说：“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可谁知，左右朝臣竟叩头争辩，要皇帝一定要问过大将军王凤后再行任命，皇帝无奈，只好询问王凤意见，王凤以为不可，这件事竟不了了之，《汉书》在这段记载中，很意味深长地写了一句“其见惮如此”。
因为外戚与儒臣的合流，皇帝只能亲自下场，与大臣们进行权力的角逐赛。因为皇权旁落，面对种种社会危机，朝廷连一个像样的改革都推行不下去，大汉王朝日薄西山，眼见就要走向一个死胡同。
而这就不得不提起第四股势力，豪强。
秦汉之际，产生了一大批的军功贵族，这些人通过授田和俸禄，在地方上给自己置办了家业，他们的子孙后代借着“文景之治”的东风，通过购置土地、招募人口而慢慢壮大，渐渐变成一方豪强。
汉武帝时，这些豪强们遭到压制，可汉武帝一死，他们乘机再次崛起，通过贿赂朝廷要员以及察举推荐来在中央上安排代言人，在地方上他们官商勾结，大肆兼并土地、招纳无籍人口，挖封建主义的墙脚，到了两汉之交，豪强逐渐演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士族”。
士族兼并土地的行为，让贫富差距逐年增大，以致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竣局面，社会矛盾愈演愈烈，新一轮的农民起义正在蓄势待发、暗自涌动。
如果真要解决这样的社会矛盾，只能再出现一个汉武帝，用暴戾的手段来进行一场风风火火的“均贫富”行动。
可在当时朝廷之上，皇帝、外戚、儒臣三方制衡，你争我斗，连最基本的集权都无法做到，还怎么可能奢求一场雷厉风行的改革？
就在西汉王朝即将走入死胡同的时候，一个同时兼具外戚、儒臣以及皇帝三重身份的人，打开了这个死胡同，进而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这个人，就是王莽。
二
王莽是王凤的侄子，在汉哀帝时期权倾朝野，汉哀帝驾崩，他擅立汉平帝，网罗人才、收揽民心，在汉平帝死后，他仿效“周公”架空皇室，成功猎取西汉政权，为皇帝，改国号为“新”。
现在有人把王莽说成穿越者，本来是玩梗，这倒也无伤大雅，可这几年在营销号的传播下，一帮人渐渐有当真的趋势。更过分的是，他们还给王莽穿越之前安了个身份：上个世纪在考察罗布泊时不幸失踪的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先生。
原因就是王莽上台后，颁布的相关政策和他本人的一些行为，让人感觉有点现代人的意思。
首先，王莽将土地收归国有，不准私人买卖，有点土改的味道，因此胡适在研究了《王莽传》《食货志》及《周礼》后，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
其次，王莽解放奴隶，废除奴婢制度，提倡人人平等。他的儿子杀了一个家仆，他竟然杀子为之偿命，足见他尊重人权，在那个等级社会尤为难能可贵。
还有他热爱发明创造，曾发明过游标卡尺，统一全国度量衡，这一技术领先了欧洲一千七百年。
王莽的妻子还穿过超短裙，在那个思想保守的年代，这一着装，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就跟个宅男穿越回去似的。
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王莽好像知道历史轨迹一般，竟满世界追杀一个叫刘秀的人。
根据以上种种，有一些人对“王莽是穿越者”这件事，已经从最初的“玩梗”变成了“相信确有其事”，还在网上各大论坛煞有其事地传播，引起过一阵沸沸扬扬的讨论。
那么，王莽真的是穿越者吗？
三
其实王莽不但不是一个眼光超前的穿越者，恰恰相反，他还是个开历史倒车的复古主义者。
王莽从小就是个儒家信徒，向往《周礼》中所描述的上古社会。在他长大后，凭借王氏外戚的势力而权倾一时，连汉平帝都是由他迎立的。当时传言“汉祚已断”，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外戚与儒臣打算合力推举一位新的皇帝来力挽狂澜，而这个人，只能是兼具外戚与大儒两重身份的王莽。
于是，为了应对当前的社会危机，外戚与儒臣合力推戴王莽为帝，取代了西汉，建立了新莽王朝。而作为新任中国统治者，王莽为了解决混乱的时局，启动了一场“奉天法古”式的改制，旨在打击豪强，解决贫富差距，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
王莽自幼“好儒”，是一个狂热的儒家信徒，而儒门中人热衷复古，言必称三代，孔子当年就企图以《周礼》救世，将社会拉回西周时代。而王莽如今一朝大权在握，自然也要以《周礼》为噱头，来践行他心目中的美好社会蓝图。
当时，社会的痼疾在地方豪强，而两汉之际豪强壮大的缘由，一是兼并土地，二是收纳人口。故而王莽宣布“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目的就是从“土地”和“人口”两方面来遏制住豪强的咽喉，让他们交出土地和人口。
所谓的“王田”，就是全面恢复土地国有制，再平均分配给天下农民耕种，想借此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这个是借鉴《周礼》上面的“井田制”，结果给一帮人理解成了土改政策，这真叫人哭笑不得。
春秋时“井田制”可以推行，有其自身独特的社会条件，但到了两汉之际，这种土地制度在中国早就失去了经济基础，所以王莽的政策刚一颁布，不但没能限制豪强的土地兼并，还让一些中农阶级面临破产，不多时就遭到了各地反对，最终“王田制”在全国的一片声讨浪潮中化为具文。
王莽不准贩卖“奴婢”，这不是要废掉奴隶制度，而是要推行编户齐民，将这些隐匿在豪门巨族内的无籍人口们抢回来，置于新朝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与什么尊重人权、废除奴隶制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去。
他为了一介奴仆而杀子，这固然大公无私，值得称赞，可也不是个例。三国时，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就曾因其子诸葛绰参与夺储之争而痛下杀手。在当今的我们看来，虎毒尚不食子，可在古代的价值观里，大义灭亲即使不算常态，可也不是什么大跌眼镜的稀罕事。
在经济制度上，王莽实行“五均六筦”，就是在各地市场上设立五均官，负责征收商业税款和稳定物价。这个举措看起来很眼熟对吧？不错，这就是把桑弘羊的“平准”“均输”等政策换了个马甲，再给颁布了一遍而已。这里王莽不过是在抄袭汉武帝的改革，结果却被胡适等人臆想成了一位社会主义者，这充分证明了，人只有少见，才会多怪。
至于王莽老婆穿超短裙更是天方夜谭，起因不过是王莽生活简朴，缩衣节食，才闹得误会。有次，他母亲生病，公卿列侯都让各自的夫人前往探病，王莽的老婆出门迎客，可因她“衣不曳地，著布蔽膝”，竟然被客人当成了女仆。
在汉代，有地位的贵族都身着长裙，可王莽为了打造节俭人设，他的妻子便衣着朴素，裙子都没拖到地上，这让那些公卿贵妇们大为感慨，从此更加敬佩王莽，认为他是个圣人。就这么个事，可谁知道竟被某些人理解成了“王莽让老婆在家穿超短裙”，然后推出了王莽穿越者的身份。
还有王莽发明游标卡尺，更是尴尬到令人脚趾抓地的谣言，这个起因不过是北京博物馆典藏过一把“新莽铜卡尺”，但从来没人讲过这个是王莽发明的，更没有人说过这个是“游标卡尺”，根据文物专家的鉴定，只表示这是个“铜卡尺”，没有了“游标”这一网友谣传的前缀，再说这一工艺领先欧洲上千年，就是无稽之谈了。
至于所谓的追杀刘秀，这不过是西汉时期谶纬之学所闹的乌龙。
王莽篡位时，他有个合作伙伴叫刘歆，此人为了避汉哀帝刘欣的讳，给自己改名叫刘秀。
当时有本书叫《赤伏符》，有一句谶纬叫“刘秀发兵捕不道”，引申一下就是“刘秀当为天子”，故而有人猜测，这就是刘歆本人编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谋权篡位造势。
彼时刘秀还是个南阳农夫，有人听说过这句谶语，就问：“是国师刘秀乎？”
刘秀听了，笑说：“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这个事件的本质，无非就是刘歆和刘秀撞了个名，当时谶纬之说大行其道，所谓“××当天子”的谣言到处都是，没什么令人惊奇的。
只不过日后刘秀真的登基了，再回想起来这段谶语，为了昭示自己“天命所归”，当然会把这件往事大加宣传，而其他的谶纬因为没能应验，自然就销声匿迹，没有记载下来而已。
这就叫作幸运者偏差。
四
王莽开倒车式的改革，不但没能缓解社会矛盾，还闹得天怒人怨，地方豪强和底层百姓一起恨上了他，纷纷揭竿而起，其中有两支较为强大的农民武装：北赤眉，南绿林。
王莽最初因为赤眉军燃遍北方，近在咫尺，就将军队调去攻打赤眉军，仅仅派去一支偏师对付绿林好汉们。
绿林军发现被小瞧了，先歼灭掉剿他们的新莽偏师，再联合其他义军拥立刘玄为帝，改元“更始”，公开提出要恢复汉朝统治。
更始政权的建立，让绿林军成为了诸多义军中的出头鸟，王莽立刻调转枪头，集合新莽王朝的所有兵力，共计四十二万大军，由大司空王邑统帅，向昆阳开进，要一举消灭更始政权。
后来建立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此刻就在更始政权中担任偏将，眼见新莽大军开来，刘秀让绿林好汉们坚守昆阳，他出城去搬救兵，至此，决定两汉历史走向的昆阳之战打响。
昆阳之战的流程可以这么概括，先是王邑率领的新莽大军围困昆阳城，累月不下，刘秀在外部召集援兵，屡次来救，新莽军队因为久攻不下，士气低迷，被昆阳城内的绿林军和刘秀的援军合力夹击，最终新莽全军溃败，绿林一方大获全胜。
昆阳一役，王莽四十二万大军覆没，这意味着新莽政权大势已去，没过多久，绿林军攻入长安，砍下了王莽的头颅，新朝灭亡。
现在人玩梗，说王莽是个穿越者，打乱了正常的时空演进，于是上帝安排他遇到了位面之子刘秀，给这错乱的历史打上了补丁。
那么，大家为何要把刘秀叫位面之子？
这是因为，在昆阳之战中，某日天降陨石，落入王莽阵营中，将新莽四十二万大军给砸没了，这让刘秀捡了个大便宜。于是，有人大呼不可思议，坚信刘秀有神助，还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魔导师”，觉得这些陨石都是刘秀施法召唤出来的。
以前有人提出过质疑，但这些营销号们言之凿凿地拿出《后汉书》中的记载，来论证“陨石梗”的存在，原文为“夜有流星坠营中，昼有云如环山，当营而陨，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厌伏。”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某天夜里，一颗流星坠落在军营中，次日白昼，又有一团浓云陨落下来，在快落到地面上时消散，把新莽士兵们给吓得伏在地上。
第一，原文说的是“流星”，不是“陨石”，这在天文学中是两个概念，陨石群可以灭绝掉恐龙，可流星只不过是宇宙中微小固体进入大气层后，与大气产生摩擦从而产生的一道光迹，这东西落下来跟个火星子一样，最大的效用就是给渣男渣女发誓用，是砸不死人的。
第二，即使把“流星”给理解成“陨石”，从史书原文中，也没讲王莽的军队被陨石砸了，而是士兵们看到了这些天象，给吓到跪伏在地上而已。
所以我们还原下昆阳之战的现场，就是当年在大战前夕，有流星陨落在新莽军营里，古时候的人迷信，看到这场面，没有浪漫的双手合十许愿，而是误以为这是上天示警，要惩罚他们，结果都给吓到龟缩在地上，一夜之间，军心涣散。第二天打仗的时候，这些新莽士兵们都忧心忡忡的，当然发挥不出真实实力，结果就被更始军队给打败了。
其实相信这个流言的人，他们难道不能多想一下，倘若真有威力那么大的陨石，都能够把四十二万大军给砸没了，那么距离王莽军营不远的刘秀、绿林军他们，又怎么可能幸免？
那么，刘秀既然不是“位面之子”“大魔导师”，他又是怎么在乱世之中笑到最后、成功重建了大汉王朝的？
五
刘秀，字文叔，汉朝宗室之后。新莽末年，天下大乱，他跟随大哥刘演起兵，他们带领的舂陵军与绿林军等农民武装联手，一起推举刘玄为帝，即“更始政权”。
昆阳之战后，刘演、刘秀两兄弟功高震主，被更始帝刘玄猜忌，就借故谋杀了刘演。
刘秀得知兄长被杀，既没有悲痛欲绝，也没有起兵复仇，而是急忙返回宛城，向更始帝谢罪，表示哥哥以下犯上，死有余辜，自己没能规劝他，特地前来领罪。
史书上讲，更始帝刘玄见刘秀如此忠诚，反而心生愧疚，不但没降罪，还让他担任破虏大将军，授封武信侯。于是有人感叹，这刘玄与项羽得了一个病，错过了“鸿门宴”上提前铲除大敌的良机，连刘秀那么浮夸的演技都能相信，真是妇人之仁，难成大事。
但事实上，更始帝没那么蠢。当日刘演虽死，但他们两兄弟拉起来的舂陵军还在，更始帝要真动手杀了刘秀，就意味着要与舂陵军开战，而这时候更始政权还要面对赤眉军等其他势力的威胁，内部的争斗当然是能避免就避免，既然刘秀这么识时务，不但主动谢罪，还替他安抚舂陵军，那么，更始帝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不介意做上个顺水人情。
当时的天下局势，新莽王朝虽然灭亡，但更始政权还没能一家独大，各地势力都在蠢蠢欲动，要与更始帝逐鹿天下，当时有句童谣叫“得不得，在河北”，意思是谁得到了河北之地，谁就可以得到天下。
这时候，更始帝就需要派个人去招抚河北的各个势力，而这个最适合的人选，就锁定了刘秀。
更始帝也考虑过，他与刘秀有杀兄之仇，万一他一去不回，自己岂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可当时赤眉军在山东日益壮大，威胁着新生的更始政权，更始帝要派个能力不足的人去，耽误时间不提，要是招抚不力，把河北军阀推向赤眉军一边，自己可就真的要步王莽后尘了。
他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让刘秀前去河北招抚当地军阀，但前提是他不准带任何亲信，只能独自前往。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拿捏住刘秀，却不想给刘秀上演了一出“单车巡河北”的史诗传奇。
刘秀到了河北，凭借他以往的人脉以及自身的人格魅力，一通连削带打，迅速拉拢了当地大大小小的豪强军阀，组织了一支上万人的军队。
当时有个盘踞真定的军阀叫刘扬，坐拥十万大军，可他本人并无军事才能，只能在乱世中做到自保，而无进取之力。刘秀的到来让他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将自己的外甥女郭圣通嫁给了刘秀，两家联姻，刘秀的领导才能与刘扬的十万真定军强强联手，一个与更始、赤眉分庭抗礼的第三股势力，在河北大地上崛起了。
更始三年，更始军与赤眉军发生了火并，刘秀选择坐山观虎斗，直到更始政权崩溃，刘玄本人被杀，刘秀这才趁机东进，把更始军与赤眉军给一锅端了。
到了这一刻，刘秀已经成为天底下最强大的势力，他统一天下的步伐即将展开，一个叫东汉的王朝即将拔地而起。
六
公元25年，刘秀称帝，改元建武，建立了东汉王朝。
刘秀刚一披上龙袍，立刻废除了王莽颁布的种种政策，恢复炎汉传统，并逐步翦灭各路军阀，将中国再次统一。可打江山易，坐江山难，直到这时刘秀才意识到，当年王莽面临的问题，现在轮到让他来解决，如果他无法解决，那么下场可能也会如王莽那般身首异处。
刘秀本想恢复西汉传统，在税制上以“一百亩”为单位来进行收税。但到了东汉建立时，因为各地豪强上百年的土地兼并，许多老百姓根本没一百亩的土地，如果再以这个标准来征收税赋，那么这些百姓交不起税，只能逃亡沦为流民，或者给豪强们为奴为婢，脱离官府名册的掌控。
当初王莽给出的办法是将土地收归国有，再平分给老百姓们，这样大伙儿都有土地了。可这一做法无异于虎口夺食，不甘被夺田的豪强们裹挟流民武装暴动，推翻了这个要革他们命的新莽王朝。
刘秀本人就是南阳豪强，跟随他建功立业的“云台二十八将”多半也是豪强出身，他如果也去学王莽“打土豪，分田地”，那么新莽覆灭的结局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刘秀决定退一步，不在土地制度这个命根子上跟豪强死磕，而是选择改革税制，不再以“百亩”为单位收固定税，而是以“亩”为单位收浮动税。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得清查各地豪强们所拥有的真实土地数字，不然你连他们有多少亩地都不知道，拿什么依据去收他们的税？
建武十五年，汉光武帝刘秀终于下定决心，颁布了著名的“度田令”，要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各地豪强的户田数额，这就等同于向这些世家大族宣战。
刘秀的“度田令”刚一下达就遭到了举国反对。在中央，大司徒欧阳歙带头闹事被刘秀下狱论死，他的上千弟子联名上书向皇帝施压，要求朝廷停止丈量土地。在地方，各地豪强发动武装暴乱，攻杀清查垦田的朝廷官员，刘秀虽然四处弹压，可还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还有些地方长官与豪强们勾结，包庇这些武装地主，不肯如实核准他们的垦田数字。有一次，刘秀就在陈留郡奏事的文牍上发现了一个字条，上面写着“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刘秀勃然大怒，将陈留的使吏叫上来盘问，这位吏员顾左右而言他，不肯吐露实情，还是刘秀年仅十二岁的四子刘阳（即汉明帝刘庄）出声道：“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即使田宅逾制，官吏们也不敢认真盘查。”
由此可知，刘秀实行“度田”的难度，未必下于当年的王莽改制，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是反对核查垦田的既得利益者。为此，刘秀不止一次地大开杀戒，连秦始皇、汉武帝当年“徙其魁帅于它郡”的强硬手腕都给用上了。
有次，刘秀因“度田不实”一次性处死了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他还向马援感叹：“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因“度田令”杀人过多，有点自责。
马援答道：“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复生也！”——这些人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怎会嫌多呢？
在刘秀一连串的打击下，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西汉以来尖锐的社会矛盾，促成了“光武中兴”的大好局面。史载当时“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桀之侠”，曾经在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够手眼通天的世家大族们，终于在这位汉光武帝面前有所收敛，向这个新兴的东汉王朝宣誓效忠。
但是，刘秀虽然通过恩威并施的手段暂时抑制住了豪强势力，但终归没能做到如先祖刘邦那样能够将社会的财富重新分配。他没有真正意义上做到“打土豪、分田地”，所谓“度田令”的意义无非是在承认了豪强侵夺百姓利益的现状下，再让朝廷从豪强的碗里分上一杯羹而已。
对此，刘秀也心知肚明。建武三十年，有个大臣拍刘秀马屁，建议让皇帝去泰山封禅，刘秀就自嘲道：“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东汉田亩数字最高的汉和帝时期以及人口最多的汉桓帝在位期间，在耕田和人口上的数字都还不如西汉末年，而从后世的印象上来看，东汉也始终不如西汉那般生机勃勃，譬如诸葛亮在劝导后主刘禅的《出师表》中，对西汉的形容是“兴隆”，而对东汉的描述却是“倾颓”。
不过，两汉政治最根本的缺陷，还是汉朝一直以来都没有设计出一个良好的官员选拔制度。在当时没有科举制，而是察举制，就是地方长官推荐他们当地的人才，这种人才叫“孝廉”，再由中央对这些“孝廉”进行考察，只要通过了，就可以成为汉朝的公务员。
但这种制度有个漏洞，就是这个人到底算不算人才，全赖地方长官一张嘴。地方豪强只要靠银钱开路，就能打通关节，让自家的子女被举为孝廉。而这些豪强们的子女进入官场，一般都会互帮互助，今天你提拔了我家孩子，明天我就举荐你家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把起初的暗箱操作给摆到了台面上，形成了所谓的“士族”。他们不但抱起了团，还明目张胆地排挤那些寒门出身的子弟，最终在魏晋之际进化到了他们的终极形态——门阀政治。
在光武帝刘秀死后，他盼望自己的后代可以出现一位像汉武帝那样的强势君主来解决豪强问题，可在堪比文景二帝的汉明帝、汉章帝驾崩后，东汉的即位之君不是无知孩童，就是庸弱之徒，外戚与宦官轮番把持朝政，地方豪强们趁着皇权羸弱，通过举孝廉将东汉官僚系统给渗透成了筛子，原本在地方上横行霸道的世家大族，现在连中央高官的位置都给他们垄断了。比如袁绍家族就号称“四世三公”，四代人里有三个人都位列三公之尊，这样让普通的寒门子弟根本晋升无望，社会矛盾再次达到了它的阈值。
东汉末年，巨大的贫富差距逼迫农民们揭竿而起，黄巾军的起义声响彻四海八荒。宦官之后的曹操、宗室之后的刘备、豪强之后的孙坚，都参与了镇压黄巾军的叛乱，最终与其他军阀一起瓜分了名存实亡的东汉王朝。
再后来的事情，想必你们都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