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张炎，字叔夏，号玉田，晚号乐笑翁。先祖居凤翔（今陕西凤翔），十一世祖徙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自六世祖南渡勋臣循王张俊寓居钱塘（今浙江杭州）[1]。张炎生于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卒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之前；是由宋入元的著名词论家与词人，有词学专论《词源》和词集《玉田词》《山中白云词》（又称《山中白云》，也有简称《白云》或《白云词》者）传世。张炎共存词305首[2]。其中仅有《甘州·赵文升索赋，散乐妓桂卿》《恋绣衾·代题武桂卿扇》《瑞鹤仙·赵文升席上代去姬写怀》三词写于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或稍后（详第二章第二节考证），应是玉田自编词集时辑得，因此，吴熊和先生说《山中白云词》“无宋亡前作”[3]是举其大略。
一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张炎其人其词其词学的研究已经取得重要成果，可按时间先后进行简单梳理。宋元明清至近代的研究范围可分为五点。
（一）词集整理与考证：元明之际有陶宗仪钞本《山中白云》传世。清朝开始整理其词集，如龚翔麟玉玲珑阁八卷本体例是根据陶本词题线索编年分卷。施国祁《礼耕堂丛说·张玉田词三说》（今藏国家图书馆）最早考证出张炎祖父为张濡以及张镃—张濡—张枢的世阀谱系，但施书未曾刊印，其考证成果未能广泛传播。
（二）词集疏证、批注与校勘：清朝江昱、江恂《山中白云词疏证》（未刊稿本，今藏国家图书馆）考察词中本事、时地、交游等。张惠言有手批《山中白云词》（马兴荣辑录），评述词作，屡摘龚本编年舛误。杜文澜有批校戈载《宋七家词选·玉田词选》，评注张炎对北宋以来雅词音律的传承新变，近代大型词集丛刻也刊印张炎词集，如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校勘刊刻《山中白云词》，朱祖谋《彊村丛书》校刻江昱疏证稿本。
（三）词论疏证：清朝郑文焯有《〈词源〉斠律》，近代有蔡桢（即蔡嵩云）《〈词源〉疏证》、陈能群《〈词源〉笺释》（今藏国家图书馆），解析《词源》乐律或理论。
（四）对张炎政治品格有不同评判：宋元之际舒岳祥、邓牧诸家，明代石村书屋本校勘者毛扆，清代浙西词派龚翔麟、王昶等都有较高评价。近代王国维、胡适则指为“乞人”[4]“不遇的赵孟頫”[5]。
（五）张炎词史地位：宋元时期邓牧褒扬其词兼周清真、姜白石二家所长[6]；陆辅之谓其取周清真、姜白石、史梅溪、吴梦窗“四家之所长”[7]。清代张惠言《词选序》列之于“渊渊乎文有其质”的宋词八家之中[8]，戈载选为宋词七家之一[9]。张预“比于草堂诗史”[10]，江藩以为“词之有姜张，如诗之有李杜”[11]。但清代常州词派，近代以来王国维、胡适对张炎的评价趋于贬抑。
二十世纪以来的研究。可分为两大方面。
（一）张炎生平思想：专著有吴则虞校辑《山中白云词》、黄畲《山中白云词笺》、杨海明《张炎词研究》、拙著《山中白云词笺证》，四种专著皆附张炎年表、年谱或编年词一览表；邱鸣皋有《张炎评传》。台湾地区学者李周龙有《山中白云词校订笺注》。相关论文有冯沅君《张玉田年谱》、谢桃坊《张炎词集辨证》、杨海明《张炎家世考》《张炎北游之行探测》、邱鸣皋《关于张炎的考索》等。此阶段的年表、年谱及考证文章都是以龚本为基础，利用词题对张炎事迹进行粗线条勾勒；有较大突破是杨海明、邱鸣皋等学者对张炎世系的前溯，以及对家族成员如祖父张濡、族叔张楧、兄弟张炜的进一步考索；但评价张炎思想品格仍各随明清以来截然相反的成说，未能自成定论。近期较有创获的成果有刘荣平《以〈天机馀锦〉校证〈山中白云词〉》、桂栖鹏《张炎交游人物新证》、张如安《山中白云词笺释小补》、拙文《张炎北游事迹发覆》等。
（二）张炎词学词风：相关专著有杨海明《张炎词研究》、翦伯象《张炎词学研究》、台湾地区学者黄瑞枝《张炎词及其词学之研究》；夏承焘《〈词源〉注》、郑孟津《〈词源〉解笺》等。还有邱世友、杨海明、韩经太、孙克强、钟振振等人词论专文，谢桃坊、缪钺、邱鸣皋、马兴荣等人的词风专论，刘庆云《试论张炎〈词源〉对后世词论的影响》、傅蓉蓉《论〈词源〉理论在清代的接受》、黄浩然《张炎词在清代的接受与清代词学的建构》、莫崇毅《统序与轨式——张炎词史地位升降与常州词学师法门径的建构》、徐文武的博士论文《〈词源〉及其词论史影响研究》是研究张炎在清代接受的专文。这些专著与论文主要阐述张炎词学思想、论词主旨、乐律要则，稍涉与晚宋词论的比较，或探讨《词源》的成因、影响等。张炎研究专著论述词风与词史地位的篇章较少，专门论文也不多见，并且多从宋元易代、雅词风范的角度略论张炎词风，或与南宋、晚宋著名词人风格进行比较；莫崇毅则是在清代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理论建构中论及张炎词史地位的升降。有理论建树的论文有邱世友《张炎论词的清空》、孙克强《词学史上的清空论》、钟振振《南宋张炎〈词源〉“清空”论界说》、谢桃坊《张炎词论略》，邱鸣皋《张炎词探微举隅》、日本学者松尾肇子《〈词源〉和〈乐府指迷〉》等。陈忻、常国武则有比较辨析张炎词风的论文。
需要说明的是，胡昭曦将“晚宋”界定于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至宋帝昺祥兴二年（1279）南宋灭亡[12]。本书涉及的张炎及《词源》为中心的“晚宋词人”“晚宋词学”的迄止期无法据此而定，因为文学风气不可能随着宋亡戛然而止。这里所举的“晚宋词人”涵盖了一批由宋入元的遗民词人，除张炎之外，还有著名词人吴文英、周密、王沂孙、仇远等。“晚宋词学”则指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陆辅之《词旨》。沈义父、张炎都是由宋入元的词人兼词论家。笔者已经考证出沈义父生于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长张炎四十五岁左右，卒于元初，与吴文英生卒年大致相同[13]。《乐府指迷》成书于宋末元初，《词源》成书于元大德年间（1297—1307）。陆辅之生于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生活在元朝，《词旨》成书更在《词源》之后。但陆辅之问学于张炎，词论是遵循师嘱而作：“因从其言，命韶暂作《词旨》。”[14]《词旨》被公认与《词源》“同条共贯”[15]，甚至可以视为绍续之篇。因此，谢桃坊先生认为三种词论“全面地论述了雅词的美学规范并确立了以姜夔、吴文英、张炎为代表的雅词在南宋词的正宗地位”[16]。基于此，这里的“晚宋”是延至元朝前期的宽泛概念。
“晚宋词学”虽然相对独立，但与宋朝相关词学论述也有联系。包括李清照的专文《词论》，词选《乐府雅词》《梅苑》《花庵词选》《绝妙好词》以及其中留存的宋人点评；沈括《梦溪笔谈》、王灼《碧鸡漫志》、陈旸《乐书》以及隋唐以来正史中“礼乐志”关涉的词体音乐理论；还有宋朝诸家笔记中吉光片羽的词学评点、词集词选序跋、词前题序、题写词卷的诗词都可以类归于此。
二
综上，张炎研究自元代以来、特别是近现代的探索虽多有创新突破，但尚未汇聚并推新现有考证成果，甚至还有珍贵的一手资料未被发掘利用，如施国祁《张玉田词三说》、江昱《山中白云词疏证》稿本、陈能群《〈词源〉笺释》藏本等。张炎词学研究与词风研究的成果也远非势均力敌，并且各行其是；特别是对于张炎词风研究至今尚未能突破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的理论框架。另如周密《绝妙好词》所选精粹南宋词、《词旨》所录南宋特别是晚宋词192则精警例句，在创作层面与晚宋词学的关系，至今鲜有涉及。而我们提出“张炎是宋词殿军”这一命题，是准备结合其生平事迹，对张炎词体创作、词学理论加以集成研究。特别是《词源》昭示的诗学取向与词学法度、理论创新与审美规范都是在词史、词学史框架下进行，而张词艺术风格与词史地位也只有置于这一视野之下才是对历史语境的回归，也符合张炎最早的单行别集《山中白云集》由词集与词论合刊的初衷。基于此，其词学研究与词风研究似二实一，分而治之，易流于偏颇。而这一领域存在着的较大拓新空间，正是笔者力求突破的核心内容。本书章节布局就是围绕这一重点进行聚合与展开。
本书分为正文与二种附录。正文分为七章。
第一章“张炎家世家学与词集词论”，分为“显赫家世与家学渊源”“词集《山中白云词》与词论《词源》”两节。第一节运用翔实资料概述张炎六世祖张俊以来的勋烈惠泽，曾祖张镃、祖父张濡、父亲张枢的文采风流，以及对张炎思想立场、词学理论、艺术造诣、生活方式的影响；涉及临安（今浙江杭州）沦亡后张炎父祖遭磔杀、兄弟四散逋逃、妻妾籍没官府的政治事件。再以较大篇幅论述其曾祖张镃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张镃笔记《仕学规范》过录的诗学理论体现出的江西为体、晚唐为用的诗学观，是张炎词论中诗学取向的源头活水。第二节先介绍张炎词集二卷钞本、八卷刻本的版本源流，推证张炎八卷本虽为编年体例，但不够完善；还论及词集独特的“别本”“别题”现象；阐述江昱《山中白云词疏证》的搜罗资料及考证之功。再探讨《词源》二卷分合及下卷旧称。宋元时，《词源》或称《乐府指迷》。之后，《词源》下卷曾与《词旨》合刊，也称《乐府指迷》，后种合刊本论词观点条贯相通，进一步印证《词旨》可以统属于晚宋词学。而张炎最早的单行别集又是词集与词论合刊本，元人孔齐记载此本“首论作词之法，备述其要旨”[17]。仇远、陆文圭（一作“陆文奎”）的序跋又涉及词集与词论，推测可能为合刊本而作。这一失传的元朝版本样貌仍保存在清代曹炳曾刻本、四库全书本中（仅把词论移于词集之后）。第二节对版本的梳理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两种系列的版本是否真正存在编年体例，二是复原元朝版本的样貌，从中可以认知张炎词学理论与词体创作之间的紧密联系，与第一节所论家世与家学等同属背景描述，也是后文论述的基石。
第二章“张炎生平事迹考述及发覆”，分为“交游分类、交游新考及往来唱和”“宋亡后两次北行及浙水东西之隐遁”“再次北游十年后浙江西路的隐迹浪踪”三节。第一节对张炎交游词人进行基本分类。张炎是宋元之际交游广泛的词人，略有事迹可考者高达79人，可分为5类：入元不仕的前朝遗民、短期担任学官的隐逸者、担任元朝官员者、同行北游大都（今北京市，元朝因辽之燕京改置）抄经者、方外僧道。而以第一类为多，足见其声气所求。再对其交游作出新证与考异。新考有袁竹初、白香岩等，考异有舒楳、史允叟、魏叔华等。其次交待重要交游事略以及往来唱和，形成张炎宋亡后往来道途、长期隐居的时空坐标系。而与张炎往来最为密切者有八人：周密、王沂孙、仇远、韩铸、陆文圭、袁易、袁桷、陆辅之，则显示出张炎行迹的坐标点。第二节是本书最为重要的创获所在，颠覆了张炎研究中最有影响的北游一年说与十年说，以及综合两种观点的北游十一年说。在内外证推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张炎在临安倾覆之后曾两次北行的观点：一次是父祖被磔杀后，作为罪囚后裔北上逋逃，一次是抄写金字藏经。初次北游在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此年五月宋端宗改元）或景炎二年（1277），祥兴元年（1278，此年五月帝昺改元）秋天南归；再次北游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次年南归。张炎此次抄经之行在庚寅、辛卯年间，属于“官府以势迫其来”[18]的首批抄经人员（详后说）。厘清了两次北行后的隐居客地，并为初次北游所写两首著名词作《解连环·孤雁》《绮罗香·红叶》准确编年。第三节主要描述张炎再次北游十年后即大德三年（1299）开始的浙江西路之游以及隐居寓地，推进了邱鸣皋先生关于张炎在江阴、宜兴时的投依对象是族叔张楧的观点，首次考出张炎足迹曾到吴兴霅川（今浙江湖州）及毗陵（今江苏常州）。
第三章“张炎‘文化遗民’身份与《山中白云词》思想倾向”，分为“创作分期界定及文化遗民身份”“两次北游未肯屈志的民族情怀”“故国故家的忠爱诉求”“豹隐雾藏崇尚气节”四节。第一节主要驳难学界张炎创作分期的一期、二期、三期、四期说，提出新三期分法，始于临安倾覆，或以两次北游大都的时间为界限，或以浙东、浙西的空间为畛域。第一期主要是政治逃亡避难，第二期主要在浙东隐居守节避乱，第三期在浙西吴地为南山豹隐以避世。宋季典雅派词人受当时政治气候影响，词中都会因裹挟时代风云之气而向苏轼等豪放词倾斜，张炎也不例外；而且，张炎对家国的忠爱不仅是易代特殊时期的表达，而是终其一生的政治诉求。张炎文化身份的政治归属有“宋词人”抑或“元词人”之辨，究其实质，取决于张炎北行是否有求官意向。我们提出的两次北游说显示：在来去匆匆行程中所谓求官未遇是空穴来风，从而明确张炎“宋词人”身份归属。后三节，分门别类地论述张炎词作的思想倾向，也与其“宋词人”身份定位若合符契。
第四章“张炎《词源》的诗学取向与词学法度”、第五章“张炎《词源》的理论创新与美学规范”，是从全新视角对张炎词学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陆辅之《词旨》共同构成晚宋词学的主体，张炎《词源》具有最为重要的理论价值。鉴于张炎词学理论对词体创作的指导意义，先行研究《词源》的理论内涵及审美价值，有助于在理论“顶层”俯瞰张炎《山中白云词》。本章论证《词源》的诗学取向，是把晚宋词学理论置于两宋词学及诗学的交叉视野中，特别与张炎家学即曾祖张镃《仕学规范》加以延伸对比。在这一视域中，通观两宋相关词论与诗论，辅以《词旨》句例，从温柔敦厚与诗骚遗意、夺胎换骨与点铁成金、规矩法度与悟入“活法”三个层次加以论述。张炎词论汰弃俚俗词质、与诗合流的雅化倾向，为词体承载家国重大主题提供了理论支撑。《词源》的词学法度意识也以《仕学规范》所引诗论及晚宋词论的文章制法为参照，阐释晚宋词学法度的基本构成是追求全章精粹锤炼警策、情景交炼意在言外、本制平正各得其体。张炎《词源》的理论创新表现在歌谱合乐、原创范畴、创作技法三方面对两宋词论的通变。歌谱合乐方面，张炎认同南宋中晚期张镃、杨缵为代表的流派以因革古音的新调代替有亡国之音嫌忌的大晟府音乐，原创范畴方面，通过相类范畴的外延限制，对清空疏快与古雅峭拔，质实软媚与凝涩晦昧进行理论界定。创作技法方面，主要论及与《乐府指迷》相较，《词源》兼容两宋特别是苏轼、姜夔立意高远的作词方法。张炎词论的美学规范与诗学取向密不可分，是诗体雅质尤其是宋诗雅质渗透于词体的表现形态：即以高雅典重拒绝俗艳，以瘦硬通神摒弃姿媚，以高华自然澄汰生硬。
第六章“《山中白云词》的艺术风格及词史地位”。前两章研究张炎词学理论的内容之所以置于此章前，是基于张炎最早词集与词论合刊，表明张炎词艺术风格是其词学理论的实践形态。也就是说，只有在两宋词学专论特别是《词源》诗学取向、词学法度、理论创新、美学规范的观照下，概括出词体艺术风格的理想范式以及词史发展轨迹，张词艺术风格才能得到准确归纳，词史定位也能趋于精准。张炎词风正如宋元论者所说，是对周邦彦、姜夔、史邦卿、吴文英等著名词人取长补短、集成创新，通过《词源》举证，知其对苏轼也多有取益。风格呈现是古音雅词济溺起衰，求存华夏文明一脉；空灵婉丽返虚入浑，这是有宋季特色的创新尝试；高旷清雄高出人表，则是追溯李白、杜甫，踵步苏轼，形成的豪放飘逸、沉郁顿挫的特色。张炎的词史地位，是在“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19]背景中显现。从风气转移渐重南宋、宋词入元传世犹久、集成创新矜式后世三个方面，集中论析张炎《山中白云词》是《词源》理论的创作范本。至此，晚宋词坛已经完成了词学法度从自发到自觉的理论阶跃，从此，词体创作开始有大法可以依从，各类题材创作因之能够各得其体，晚宋词作立意高远，情感飘逸，布局畅达，渊渊乎文有其质，法度森严而能清空灵动，可以文藻流传，矜式万世。张炎卓立其中，成为“宋词三百年发展的最后殿军”[20]。
第七章“清代张炎接受的深刻歧异与理论渊薮”，分为“浙西词派的理论起点与汉学根基”“常州词派理论重建与宋学底蕴”两节。本章鉴于词学界张炎接受研究与清朝词学建构的关系已经取得不俗成果，转而专论清代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对南宋以来特别是张炎词学词风臧否迥然有别的内在原因。清代词论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推尊宗主发生从姜夔、张炎到周邦彦（包括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的转移，其理论起点都在晚宋词论《词源》或《乐府指迷》，是晚宋词学未坠之宗风。理论歧异则主要源于清代不同的治经方法对词学的渗透，浙西词派以汉学为根基，常州词派则以宋学为底蕴。前者知人论世，理论宗法南宋，推崇姜夔、张炎，是对《词源》《词旨》乃至周密选本《绝妙好词》词学观的全面接受。后者尽管在阐释学方面打破了文学与经学的壁垒，研究更贴近文学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但其直探义理的宋学理路不可避免地带有“六经注我”的主观色彩。而折衷浙西、常州二派，要从调和汉学与宋学的内在理路入手：不仅需要借助汉学挖掘思想源头，更要借助宋学构筑思想景观[21]，进一步淡化经学色彩，回归词学理论本身。
正文后有附录二种：《张玉田简谱》《主要参考书目》。通过《简谱》，可以获得对张炎生平事迹整体直观的印象，并对正文限于谋篇布局未作叙述的相关事迹有全面认知。《主要参考书目》则是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
本书以“张炎其人、其词学、其词风”个案探求为切入点，进行晚宋文学思潮下词学词风综合研究。研究过程显示，晚宋词学理论的建立，实由两宋词学理论与创作实践汇聚而成，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受到江西诗学的影响：晚宋词学理论由沈义父推崇周邦彦质实典丽到张炎宗奉姜夔清空骚雅的渐变，就是最好的体现。《词源》倡导的原创词学范畴如“清空”“骚雅”等是南宋词学的结穴与归宗，并最终成为晚宋词人群体共同的创作追求，入元之后，传世犹久，影响深远。综上所述，本书研究的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综合考察张炎交游群体的相关史料，以词集（词题、排序）等为辅助，定谳张炎两次北游以及入元后四十多年的行迹。张炎《山中白云词》共305首词作，涉及交游119人，通过词题及宋元之际的相关史料，综合考述交游群体的相关事迹，知集中存词多写于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临安沦亡之后，集中有210首词可以编年[22]。从而推新了张炎生存状态、思想品格的既成结论，解决了悬置已久的学术难题。如最为重要的两次北游的考证过程如下：龚本有《水龙吟·寄袁竹初》，据宋代四明遗民陈著书札《与袁竹初（洪）》，知袁竹初即袁桷之父袁洪。《天机馀锦》别题作“袁竹初之北，赋此以寄”，据其子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五，知袁洪曾于至元十五年冬天（1278，宋昺帝五月改为祥兴）北行大都。张词有句曰“远草兼云，冻河胶雪，此时行李”“笑我曾游万里。甚匆匆、便成归计”，表明张炎此年已经北游并匆匆南归。不仅可为《水龙吟·寄袁竹初》准确编年，也是张炎初次北游并已南归的“铁证”。而排比张炎两次北行的20多首词作，历历可辨其北上、南归的时间各不相同。本书除新考出袁竹初外，还考得白香岩为白廷玉之号；考异则有舒亦山为舒楳，而非舒襟，魏叔皋为魏叔华而非魏峻（字叔高）。依绿庄主人为史允叟名公升，继承家业允斋，故以“允叟”为号。推考出陆辅之晚号处梅，是张炎后期寓居苏州的主要交游者。周密晚年确实归居吴兴，张炎与其在霅川话旧的词作可以证明何忠礼先生的观点（详后说）。陆垕（号义斋）与张炎族叔张楧、友人袁易也有交游。
其二，建立张炎《词源》研究的纵横坐标，研究《词源》的诗学取向、法度意识、理论创新、审美规范。纵向是以张炎曾祖张镃《仕学规范》作为《词源》延伸端口，以其所录以江西诗派、中兴著名诗人为主体的诗学理论，不仅获得对《词源》诗学取向的准确深刻理解，也使《词源》成为宋朝文学理论的有机组成；真实地反映出词坛在“别是一家”前提下“以诗为词”[23]的理论转型以及在此理论形态下所建立的词学法度。横向是把《词源》《乐府指迷》《词旨》定位为“晚宋词学”（三种词论的论述对象、引篇、摘句都以两宋词人为例，可以佐证这一判断），结合周密《绝妙好词》选篇、《词旨》引句，把《词源》置于宋朝特别是晚宋词学的发展环节中，并与张炎交游者的词学评点相互阐发，探究晚宋词学理论创新的嬗变之迹。《词源》的美学规范则体现出诗学取向的深刻影响，反映出北宋苏轼豪放词与南宋姜夔典雅词合则双美的交融过程：词学理论研究因而被纳入更为宏通的时代文学思潮视野。
其三，阐释《山中白云词》的风格生成，在多维向度中探究张炎其人、其词、其词学之间的关系。如张炎生平事迹与词作思想倾向、风格特色之间的关系，张炎词学理论与词作风格之间的关系，张炎词风、词学与晚宋词风、词学之间的关系等等。其中张炎词学与词风之间的关系，是张炎研究的薄弱环节。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以来张炎研究的主流倾向，是对张炎词艺术性以及《词源》的学术探讨基本处于各行其道的状态。张雷宇综述二十年来这一现象时指出：“近来，学者们对张炎的《词源》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但这些论文中．对于张炎的词作与其词学理论二者之间的关系、还缺乏探入的探讨、此方面还有待加强。”[24]在本次研究中得到重视内在理路的强化。
其四，考察《词源》作为礼乐文献的价值。谢桃坊先生曾指出：“《词源》上卷虽是资料辑录性质，但张炎为什么要汇集呢？这与其词论之间有何联系呢？词乐在宋亡之后已经散佚和失传，因而《词源》中的词乐研究是非常专门的难题。夏承焘先生的《词源注》避开了上卷，翦伯象先生关于《词源》的研究也尽可能地避开，这毕竟令人感到一种缺失或遗憾。”[25]晚清以来，研究《词源》上卷，有郑文焯、陈能群、蔡嵩云、郑孟津等人所作的纯粹音乐研究；本书则从词乐理论、词乐流派入手，厘清了南宋两个新兴音乐流派即张镃、姜夔、张炎一派，杨缵、周密、施岳一派，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流派，但都认为“大晟久亡，宫音不正”[26]，所以是不同于北宋大晟府音乐的古音新调，仅在“按月律为之”[27]方面与大晟音乐殊途同归，另外，还探讨了音乐方面“融字无疵”的唱法对词律的影响等。
其五，不同于前此张炎接受研究，本书着重点在于探讨清朝词学发生浙西词派推崇姜夔、张炎到常州词派推重宋词四家（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词学理论取向从崇尚“清雅”转而追求“寄托”风气转移的内在原因。张炎词及词学在浙西、常州的接受过程中消长起伏、褒抑迥别。究其实质，是在清朝经学盛极一时的学术背景下，浙西、常州两派治词各以汉学或宋学为根基，因为阐释方法相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观点分歧。但无论如何，张炎词学对清朝词学建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浙西词派，张炎词及词学是最为主要的理论来源与实践“语料库”；而对于常州词派，又是潜在的互文“语言场域”，因此，张炎在被批评乃至被取代的过程中，其词其词学的影响度反而获得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
本书引用资料较为繁复，若引而未注，表明前已见引，间隔较远或有特殊需要以括号注出“已见前注”；但后注内容溢出前注者，再次出注。为省文计，注释体例首见为全部出版信息，再出仅注书名与页码。行文中出现篇名，注释仅出别集名称。不同作者的同名书籍，每注必出作者。注释中若出现版本不统一，则是因为主要注释版本有夺文、异文。径改引用书证中错字及标点错误，异体字改用通行字。文中引词，首次出现引录全部题序，有需要并引“别题”；再次或多次引证则按需要对题序断章截句或括号引首句；无词题如有需要则以括号引出首句。正文与附录一《张玉田简谱》各自独立，两处征引或不避重复。诗词原文及题序、自注等不出注释。为统一全书体例，按新标准删除引文中单双引号、书名号之间顿号（若间有人名、括号等保留顿号）。古今地名不同出括号注（省略“省”“市”），相同则不出注。本书所引张炎词皆出自拙著《山中白云词笺证》，不一一标注；引录选本用同调异名，如不产生歧义，为避辞费，也不标注。学术论文不入参考书目。
[1] 周麟之《张循王神道碑》载张炎六世祖张俊生平：“公讳俊，字伯英。其先凤翔人，五世祖徙秦州，子孙遂为秦州三阳人。”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1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54页。另，参见曾维刚《张镃年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页。
[2] 明清时有存词149—153首《玉田词》系列钞本4种。《山中白云词》八卷刻本系列10余种，存词296—297首，《全宋词》本302首，拙著《山中白云词笺证》（中华书局2019年12月）再从《天机馀锦》辑入3首，玉田词集始成完璧。
[3] 吴熊和《论词绝句一百首·张炎》，《词学》第十六辑（2006年）。
[4] 彭玉平编《王国维词论汇录》，王国维著，彭玉平编《人间词话》，中华书局2010年，第232页。
[5] 胡适选注，刘石导读《词选》，中华书局2007年，第324页。
[6] 参见邓牧《张叔夏词集序》，《伯牙琴》，中华书局1985年，第19页。
[7] 陆辅之《词旨》，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01—302页。
[8] 张惠言《词选目录叙》，张惠言《词选》，中华书局1957年，第6—7页。
[9] 戈载《宋七家词选》选词480首：周邦彦59首、史达祖42首、姜夔53首、吴文英117首、周密69首、王沂孙41首、张炎101首。清光绪十一年（1885）曼陀罗华阁重刊本。
[10] 张预《山中白云词跋》，张炎著，许增校刊《山中白云词》，清光绪八年（1882）榆园丛刻本。
[11] 江藩《词源后跋》，《词话丛编》（第1册），第269页。
[12] 参见胡昭曦《略论晚宋史分期》，《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13] 参见拙文《吴梦窗年谱》，《词学》二十六辑（2011年）。夏承焘亦载廖恩焘（忏庵）语：“谓梦窗必卒于宋亡之后。”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夏承焘集》（第6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9页。
[14] 陆辅之《词旨序》，《词话丛编》（第1册），第301页。
[15] 胡元仪《词旨畅旧序》，《词话丛编》（第1册），第343页。
[16] 谢桃坊《南宋雅词辨原》，《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17] 孔齐《至正直记》，中华书局1991年，第101页。
[18] 郑介夫《太平策》，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23页。
[19] 朱彝尊《词综·发凡》，朱彝尊、汪森辑，民辉校点《词综》，岳麓书社1995年，第10页。
[20]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43—444页。
[21] 参见陈少明《由训诂通义理：以戴震、章太炎等人为线索论清代汉学的哲学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22] 参见《张炎词编年一览表》，拙著《山中白云词笺证》（下册），中华书局2019年，第879—893页。
[23] 陈师道曰：“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陈师道《后山居士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
[24] 张雷宇《20年来张炎研究述略》，《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25] 谢桃坊《张炎词学研究序》，翦伯象《张炎词学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26] 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虞云国整理《越缦堂读书记》（五），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98页。
[27] 张炎《词源序》，《词话丛编》（第1册），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