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中叶唐顺之的史学世界
- 李德锋
- 35129字
- 2022-03-29 17:02:03
绪言
一、“史学世界”释义
我们首先还是从题目谈起吧。
题目当中的“唐顺之”三字是一个人名。这是我们整部著作论述的核心人物，在这里我们就不越俎代庖、面面俱到地啰嗦了。但有关于这个人物，我们还是有两点需要事先声明的。
第一，这是一个普通的人物。说其普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平心而论，这个人物在与其同时代的众多人物中确实是不怎么起眼的一个。虽然在某些领域，如文学领域，经过后人的发掘，其已经构成历史演进不可缺少的一环，但总体上来讲，他还是不能进入我们俗人所谓的“一流”行列。二是与此相应的是，在各种通行的中国通史著作或教材中，恕愚孤陋寡闻，他没有正式出场过一次。即使在各种专门史著作中，他也是往往作为他人的参照系而出现的，躲躲闪闪于别人背后，成为别人之所以伟大的或正面或反面的陪衬。
第二，这又是一个不普通的人物。这又从何说起？对于这一问题的说明，我们需要把视野扩大一些，也需要对我们既已形成、广泛应用的各种观念有一种额外的紧张，大致才能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有所帮助。从史学史的视角来看，梁启超在现代史学史学科处于草创阶段时曾明确提出“史学史做法”：“中国史学史，至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和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1)其他三个方面暂且不论，仅关于“史家”，梁启超不仅列举了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刘知幾、章学诚，等等，而且字里行间也表达了其对各个史家及其史著的认可，如关于司马迁，“史学因之转变方向”(2)，如关于班固，“带来了创造性”(3)，如关于刘知幾，“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等等，不一而足。在文中，梁启超也注意到所谓“一等”“二等”史家，“第一期的史家有这么多，也有一等二等之分”。也提到“经过这一期以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史家多极了”(4)，但在梁启超开列的名单中，这些史家都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就是说，梁启超有关于“史家”的做法为我们其后的史学史研究规定了什么样的史学家才能够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即必须成名成家者，开一代史学风气者。这在史学史学科还处于草创阶段，这种提法本无可厚非，因为这些史家毕竟构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骨干，当时迫切的任务是在这一骨架下搭建起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整体框架。但时至今日，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很快就走完百年的历程，反观我们的研究，就涉及的史家而言，基本上还是在梁启超给我们划的圈内打转，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警醒。恐怕梁启超怎么也想不到早前所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5)的批判，我们今天会用来表达对当今史学史研究现状的担心。
与这一担心相一致的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经常萦绕在我们的脑际，就像我们对究竟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还是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疑虑一样，究竟是著名史家和史著构成了中国史学史的内容，还是非著名的史家和史著填充了中国史学史大部的内容？当然，也正像我们对于英雄、群众谁主沉浮问题的认识基本上达成了一种共识，即英雄和群众都是历史的主人一样。我们也可以依循这一看似平常但又不无道理的说法，认为著名史家、史著和非著名史家、史著都是中国史学史的有机构成。但非常遗憾的是，当今的史学史著作中，我们还不能清楚地看到非著名史家及其史著的影子。李隆国在反思库恩“范式”理论时曾表达过这种担忧，“史学史难道停留在‘点鬼簿’的状态？让普通史学家为‘大师’的光辉所笼罩？”(6)
学者们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著名史家及其史著上，其中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为各个历史时期的史学寻找代表，如汉有司马迁、班固，唐有刘知幾，宋有司马光，清有章学诚，等等，仿佛没有了这些史家和史著，史学史是不成其为史学史的。这样的思路又带来了另一个恶果，即很难心平气和地评价各时期史学的成就和价值，这一点对于从事某一个时间段的史学史研究的学者而言更是明显，心里面总想拿自己好不容易推出的代表与其他时段的代表一较高下，要想做到心平气和是比较困难的。而对于旁观者而言，带给我们的可能是更多的沮丧情绪，我们可能会认为后一个时段的代表在许多方面并不比前一个时段的代表高明，因而认为史学不是向前发展的，而是停滞不前，甚或是向后退步的。
还有一点，著名史家及其史著可能在某些方面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某一个方面的史学高度，但用这种高度来界定整个时段的史学则是很危险的，这是一种一叶障目、夜郎自大的做法。正所谓规定及否定，规定了一个内容，其实否定的是规定以外的所有内容。司马迁自有司马迁之伟大，班固亦有班固的高明。在某些方面的比较是可以的，也是值得鼓励的，但处处攀比则实在没有必要。
出现如上的问题，其中一个客观的原因是我们的研究基础太过于薄弱，研究范围太过于狭窄。一些比较敏感的学者在为史学史研究走出这种困境献计献策时，其中最为基本的一条就是史学史研究范围急需拓展。他们基本上都是基于一种这样的认识：著名史家和史著固然能在某个方面代表着一个时段的史学发展高度，但一个时段的整体史学绝不仅局限于此。那是因为：一是这个时段的史学还有众多的方面，还有众多方面的高度；二是即使就是在每一个唯一的塔尖之下，还有一个、一个、一个……众多的史家及其史著，不尽可能地梳理清楚这众多的史家的史学内涵，我们对于某一方面的史学特点整体的，哪怕是阶段性的认识也是有所缺漏的。这虽然有使我们的史学史研究陷入不可知论的危险，但这样的紧张情绪对于现在史学史研究现状的改观还是必须要有的。
我们的思路兜了一大圈，旨在说明、总结和发掘一个时段的史学高度，或中国古代整个时段的一个一个的著名史家和史著的内涵和价值，是必要的，也是极为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构成了不同时段史学的骨干。缺少了这些骨干，史学史的整体框架是不能支撑起来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了对于众多普通史家的关注和发掘，因为著名史家和史著固然能代表一个时段的史学发展高度，但这一时期史学发展更为厚实的基础则是众多的普通史家。也就是说，这一个时段的大部分内容就是由这些众多的普通的史家、史著所构成的，他们表达着史学在社会中一种更为普遍的一般存在。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哪怕是众多普通史家中的一个，相比较于著名的史家和史著而言，更具有代表性，因为其来自一般。
基于这种思路，我们认为一个普通的史家又是不普通的那一个。
钱穆亦有关于“上层的人”与“下层的人”之分，还有所谓“历史人物”与“非历史人物”之别，其言：“项羽率领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历史上只写一个项王，八千子弟姓甚名谁，历史上不曾写下。但若没有这八千人，项王一人渡江有什么用？所以我们讲历史，不是要专讲历史的上层，还要讲历史的下层。”(7)这一论说与此处所论不无契合。
以上这是关于唐顺之这一普通史学人物的一点越轨之思。
这里还需要特别声明的是，我们真心地对于过往史学史研究拓荒者和继承者怀着无比的敬意，这里仅仅表达的是我们对于当前史学史研究发展前景一点多余的担忧。也只希望，我们在仰望着这些史学高峰的时候，不妨把眼光放低一些，留意和享受一下攀越高峰时山路两旁的风景。
关于“明中叶”三字，本来的题目是没有的，想到在题目中加上这三个字最直接的原因是源于一次论文投稿的机缘。2010年，我把博士论文中有关唐顺之《左编》“经世”编纂特点的内容进一步整理、修改，并送给《内蒙古大学学报》审稿，返回的意见是，希望在唐顺之前面加上一“明”字，以说明唐顺之这个人物所处的朝代。看到这个修改意见，我起初感觉非常惊讶。唐顺之是明代的历史人物，这还用说吗？但仔细回想一下在博士论文具体撰写过程中，苦于现当代学者对于这一历史人物研究成果很少的时景，我顿然觉得这个建议非常中肯。因为我自认为读博的三年，我是花了一定力气搜集有关唐顺之史料的，也围绕着这个选题阅读了一定数量的书籍，某种程度上这个人物已经与我三年的攻读博士生涯融为一体，以致在很多场合下看到“唐顺之”这三个字中的任何一个字，我都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和无由的亲切，总觉得自己发现了新史料或新的线索。固然，有关唐顺之的这部著作中应该还有很多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但唐顺之生活的年代这一客观知识点对我来讲那是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的。私下里和师友们交流时，他们也基本对这个人物茫然无所知，即使到了今天，这种情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因此在“唐顺之”之前加上其所处历史时期就并不显得多余了。
最近还有一个想法，其实这种想法，与我们前面所强调的普通人物的不普通的论述一定程度上是相抵触的。在前面的人物说明中，我们有一个初步的打算是选择一个普通人物的史学作为考察对象，以考察某一个时段的史学于现实社会中最普通的存在状态，但这里我们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人物确实留下的史料太少，或者说经过我们一番“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的努力后，这个人物确实没有什么史著或史学表现，那这样的研究也是无法开展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说明以著名史家和史著作为史学史研究的核心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存有一点学术私心，选择的这个普通人物又不能太过于普通。怎样选择这样一个人物？一个一个的去找显然不切实际。其实我们考察每一个时段的史学时，在这个时段内的一些特定时期确实具有与其他时期不同的史学特点。大致而言，一个朝代建立之初官方史学兴盛，中后期私人著述繁兴，等等，就史学在内容方面所表现的丰富性而言，中期无疑是当仁不让的，因为这一时期处于一种承上启下的阶段，其内容既包含着对旧的承袭，也孕育着新的突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旧的承袭和新的突破往往纠葛在一起，也使得中期的史学看起来内容丰富，内涵十足。虽然看起来不像前、后期那么眉目清晰，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史学的原本历史状态？在这一思量下，我们又想在“明”字之后加上“中叶”两字。唐顺之生活在明代正德、嘉靖时期，处于明代中叶的时间界定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这可能看起来有点咋说咋有、信口雌黄的意味，但这确实是我们的一点马后炮式的想法。
有关于用“史学世界”作为本书的题眼，这里不得不说是受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的直接影响。关于余氏的这篇大作的介绍已经有许多名篇名作，我们就不做画蛇添足的评论了，但有几点内容对我们的触动特别大，不得不说。一是史料利用的丰富性。很多方面是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的。不仅引用了学者们接触到的传统基本史料，而且还使用了从未被重视甚至使用过的其他史料；不仅使用了我们所谓的历史学科的史料，而且使用了我们所忽视的其他兄弟学科的史料。二是建立在这些史料的基础上的各种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审慎的态度。把几乎每一条史料都措置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甚至是具体的时间点上予以考察，并且对每一条史料都是审慎的态度，并不因这条史料与自己观点相左而弃之不问，也不因这条史料能支撑自己的观点就心安理得的、无条件的深情拥抱。三是历史研究的细化。细化的表现既有建立在史料基础上内容的充实，更有言之有物的生动和亲切。虽然以本人的学力，还不足以理解和消化这部大作中的所有内容，出现看了后面、忘了前面等顾此失彼的窘况，但在阅读此书时有如身临其境的感觉把这所有的一切都抵消了。结合拙作的撰写，我们想表达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学术情感。
毋庸讳言，这里的“史学世界”一词显然受到余著“历史世界”一词的启发。余氏在《绪说》中主要说明了“政治文化”的内涵，直接论及“历史世界”的不多，但考虑到正副标题的辅成作用，其实全篇都是在说明朱熹的“历史世界”究竟为何物的问题。其中的韵意我们无力总结，仅从一些简单而直接的方面入手来交代一下这部大作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关于“历史世界”，《绪说》起首的一段中就有最直接的表述，“正题点出本书的范围，即朱熹（1130—1200）所实际经历过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不是从他出生的那一天才开始的，它的起源与形成必须上溯至北宋，所以本书的时限大致涵盖了11、12两个世纪”(8)。依从于这一思路，反观我们对于唐顺之这个人物的考察，虽然主体时段上是以唐顺之出生时开始，但植根于明代中叶，推而广之于明代，甚或是中国古代的唐顺之，其考察的范围不仅不能，也不应该局限在明代中叶，脱离了明代甚至是古代时段的考察，不仅是使之片面化，而且可能会使我们的研究出现一些根本性的偏差，甚至是错误。我们没有能力就所有的问题追根溯源，但还是希望把唐顺之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考察，包括其生前，也涵盖其身后。
《绪说》紧接着说“朱熹的世界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世界，因此儒学在这两个世纪中的演变必然构成本书的一大纲维。但本书并非关于学术史、思想史的内在研究，注意的焦距毋宁集中在儒学与政治、文化以至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关联与交互作用；易言之，即将儒学放置在当时的历史脉络之中以观察其动态。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有可能重建朱熹曾活跃于其中的真实世界”(9)。反观我们对唐顺之的研究，也有这样的打算，并不仅仅以唐顺之的史学自限，要讨论其文学表现及理论对其史学撰述的影响，也要讨论其王学后学的思想身份对其历史评价的影响，更要讨论作为一儒者的关怀对其史学价值思索的作用，等等。其实，反观当今史学史的研究路数，余氏提出的两点思路，我们都是具备的。如在研究某一个人物或时代的史学成就时，对于这一个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或时代的整体背景的介绍都是必需的，也是首要的，但整体给我们的感觉还是各说各是，一点都不生动，原因就在于时代背景交代归作一类集中介绍，史学表现归作一类集中介绍，至于两者的关系，在我们的潜意识中那是必须的，无需作多余的论证的。学者们往往能够用一个过渡段进行简单的过渡，也有的根本就没有关于两者关系的任何交代，严重一点说，这就使得我们的研究出现了脱节。因此对于余氏这一思路的借鉴关键还在于这些思路如何在文中具体展开。余氏给我们做出了表率。但同样由于本人学力有限，我们很难达到这一层要求，因此，我们首先还是以“唐顺之及其时代”简单介绍一下唐顺之所处的那个时代，至于在唐顺之的具体表现中，我们再结合时代背景予以考察。以本人目前的能力，也只能如此了。
更为重要的是，余氏此论又把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历史客观性，再次推到了史学工作者面前，逼迫着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反思自身所从事之历史学专业赖以存续的客观性，以及完成这一学科任务的具体途径。有关于前者，虽然当下对其的反思比较激烈，甚至存在着从根本上否定其客观性的趋向和危险，但我们不仅仍然固执或理想地认为历史有其客观性，而且认为这一客观性关乎历史学的生死存亡，是其丰富学术内涵中的第一要义。鉴于这一历史本体论的认识状态，我们也仍然认可“求真”作为历史价值与意义中的首出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谓“历史”的客观性是毋庸置疑的，其间也有史学工作者主观的构建，不然，历史也就没有再认识和研究的必要了，或者说“求真”也就成为了一个伪命题了。因此，我们也丝毫不用讳言历史的主观构建性，这就是我们概论历史的一个本然层面。不管是唐顺之的节选，还是选评，亦或是严格意义上的史论，其主观构建性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尽管有些不情愿，我们也不得不心平气和地承认，对唐顺之史学的研究也有我们的主观性，这也是我们改余氏“历史”为“史学”的原因(10)。
循着这一思路，作为史学工作者，如何求真，还依然会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史学工作者的求真之路大致有两条：一是依靠相对原始、可靠的文献、考古等诸种“核心”(11)史料，依循一定的科学方法和逻辑，对相关史事进行考证，以期更为接近客观发生的实际，此种途径较为依赖比较中立客观史料的发掘与合乎逻辑的论证；二是尽量扩充相关史事史料的搜求和利用范围，以期更大程度上呈现历史史事。这一方法主要是基于我们所追求的史事之真的基础就是历史细节，并且我们对于历史细节的掌握都是有限度的，因为我们的认知对象是一旦发生则不复返的客观事实，后人有关这一客观事实的记载都不可避免地打上后人的主观烙印，为了使我们的历史认识，更为贴近历史发生的实际，就需要广泛搜求史料，尽可能地披露历史事实发生的客观细节，并综合对比各种史料，梳理和解决这些史料的异与同，其最后归结点仍然是希望求得历史之真。这种方法往往表现出“尚繁”的一面，它往往是在没有较为可靠和有份量的史料的情况下得以运用。
关乎唐顺之史学的史料搜求，我们认为尽管在史料搜求上相对比较全面和完备，但仍然对我们是否掌握了有关唐顺之有份量的、可靠的史料抱有怀疑的态度，也正是出于这种近似病态的怀疑，我们认为在求得唐顺之史学之“真”的具体方法中，并不仅仅诉诸于前一种依靠“核心”史料进行“毕其功于一役”的赌博式研究思路，还要把对“核心”史料的渴求化整为零式地寄望于更多史料细节的搜集和分析上，以期更为完整地构建出唐顺之的史学形象，乃至奢望更为接近唐顺之史学的本来面目。因此，“繁复”在我们的研究中是意料之中的特点，我们也心甘情愿地愿意承受这样的批评。以我们的主观认识，《朱熹的历史世界》洋洋洒洒六十余万言的篇幅又何尝不体现着余氏求得历史之“真”的愿望。虽然在对丰富史料的分析和把握上，甚至是在史料搜求范围上，我们的研究与余氏所著根本就无法相比，但仅只是这一点我们主观上所认为的在史料搜求丰富性和文本呈现的繁复性上与余氏所著的犬、虎之似，就足使我们聊以自我安慰了。
除了《朱熹的历史世界》所提供给我们的上述启示外，我们使用“史学世界”这一措辞还有一些自己肤浅的体会。
第一，既然以“史学世界”为题，我们初步的打算还是想以唐顺之的史学活动作为我们考察的重点。唐顺之的性格、政治经历、王学背景，我们都会涉及，也都会论述这些围绕唐顺之而展开的社会因素与其史学的关系，但最根本的落脚点仍然还是其史学活动。这样可能就会使我们在学力有限的前提下，集中精力攻其一面，而不至于没有统摄，泛滥无归。
第二，我们这里的“史学世界”主要探讨的是唐顺之史学活动的内容和价值，其范围并不仅仅以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史学作品或活动为限，也包括我们现代学科体系划分下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于我们而言，都成了其历史活动，而对这些历史活动的记载，显然就是其史学活动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这些学科分野对于唐顺之而言基本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比较模糊的。为了尽量更为真实地重构唐顺之的史学世界，对于这些活动的关注是必不可少的。况且，于唐顺之而言，这些活动的指导思想与其史学活动的指导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抽离了这些活动的内容，仅仅局限于其史学活动，我们显然很难理解唐顺之诸多史学活动背后的思维模式，我们所梳理的史学活动也是片段的、断裂的。
第三，这里的“史学世界”既包含唐顺之的史学活动，同时为了更大程度地发掘唐顺之的史学价值，我们也会探讨以唐顺之为主题的其他史家的史学活动，如关于其“晚岁之出”在探讨《世宗实录》与明中叶私家修史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定程度上在发掘唐顺之“历史世界”的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发掘唐顺之“历史世界”的史学内涵。
在前贤的基础上，再加上本人研究的一些切身体会，这就是我们取名为“史学世界”的大致原因。
二、“点”与“面”：关于研究意义和思路的一点思考
选择以《明中叶唐顺之的史学世界》为题，结合对于“点”与“面”的一些思考，略述如下：
第一，“点”与“面”的观照。唯物辨证法认为，“个别就是一般”，“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12)。如果我们把史学整体比作一个“面”，则点缀于其上的是众多代表着史家或史籍的“点”。同样，我们对于每一时期史学的整体认识，必然要依靠对无数个代表史家或史籍的“点”的积累。任何事物都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这一认识规律同样也适用于史学史的研究。从史学史的发展角度来讲，这是两条同时展开的研究线索，“史学界对明代史学史的研究可分两方面内容，一是对明代史学总的发展状况进行考察，二是对个别史家、史书的考论”(13)。就早期对明代史学成就的研究而言，我们对明代中后期史学启蒙思潮的认识，就与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的“李贽热”现象有莫大的关系。同样，对明代考据学风的研究，也离不开对杨慎、陈耀文、焦竑、王世贞、胡应麟、陈第、方以智等个人史学的具体研究成果。
对明代史学整体的认识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总体认识不是建立在猜测或臆度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不假思索地批评或承袭旧说上，而是建立在我们对明代史学的扎实研究，即众多可靠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从具体史家及史籍的角度入手，进行文本解读和资料分析，进而分析个案的史学价值，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也是促进史学史研究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
同时，明代的时代特点又赋予了“点”与“面”这一一般辩证关系以新的涵义，即我们对个案，甚而是个案中“二流”“三流”的关注，也是与明代的时代特点相符的。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讲，明代是一个知识走向社会深层的时代。“如果我们愿意打个生物学比喻的话还可以看到，它在其最后阶段所具有的内部相对稳定的封闭的和光辉灿烂的传统中国文化是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将会看到人口有稳步的增长（虽然统计数字偏低），识字的人数大量增加，社会的整个精英以下各层次的学识有了增长，同时精英和精英以下的文化形式也繁荣起来”(14)。即明代文化成熟的时代特点是知识的普及、文化的社会基础更加广大。与以往相比，“精英以下”的各种文化形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成为明代突出的时代特征。对此，嵇文甫亦曾从有明一代思想所呈现出来的特征而言：“晚明时代，是一个动荡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你尽可以说它‘杂’，却决不能说它‘庸’，尽可以说它‘嚣张’，却决不能说它‘死板’；尽可以说它是‘乱世之音’，却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15)这里的“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或“杂”都展示了知识普及的时代成果。正是这样的时代特征，要求我们在研究明代史学时，不能仅仅关注明代史学的发展高度，而更应该关注明代史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即耐下心来发掘那一个个生动、具体个案的史学价值，甚而是那些所谓的“二流”或“三流”史家。诚如丹纳《艺术哲学》所说，每一时代的文化，都有一些人作为代表，而更多的人则是合唱团，没有这些合唱团，重要人物便显得孤零、突兀，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其实，明代的这种时代特点反映于史学又何尝不如此。瞿林东先生把明代史学特点深刻地归纳为“史学走向社会深层”，“明代方志撰述的兴盛和稗史著作的空前增多，以及经济史方面著作的繁富，还有史学在通俗方面的发展和历史教育更广泛地展开，反映出了明代史学之走向社会深层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特点”(16)。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有的学者认为这正是转换研究思路的一个机会，“明代史学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出现多少光芒四射的巨星，而是像夏夜的天空布满了繁星，它们也许不那么夺目，甚至使人眼花缭乱，但对于认识中国古代一个重要朝代的社会状况却提供了大史学家不可能留下的遗产”(17)。也是拓展研究视野的一个契机，“明代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部如《史记》一样网罗宏富、笔法飞扬生动，可以传之千古的史部杰作，实在令人引以为憾，这也是明代史学一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的原因所在。然而，评价一个时期史学的发展进步固然可以以一部优秀的史著产生为标志，但优秀史著产生与否并不能作为代表这个时期史学水平的惟一标准。评价一个时代史学的发展应当从多个方面来衡量，因为史学所涵盖的内容也是多方面的”(18)。
由此而来的就是有关于明代史学评价的问题。关于明代史学的评价大致存在一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明代史学抄袭成风，人云亦云，虚妄是它的主要特征，其价值寥寥。这种观点在当今的学界中仍占据着相当的比重。考察这种武断观点的来源，许多学者认为，对于前人关于明代史学评价的不假思索地继承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历史的发展往往那么具有讽刺性，我们用来批评明代史学所谓“人云亦云”的缺点反而在我们评价明代史学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近来，随着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明代史学的重要性，也纷纷投入到对于明代史学的研究，大大地丰富了明代史学的研究，但也出现了另一个极端观点的端倪，即认为明代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出的发展，其价值远远超出历代史学之上的趋势。这种观点多为明代史学研究者所持。不管是“妄自菲薄”，还是“狂妄自大”，产生的本质是一样的，前者是对明代史学不甚了了、承袭前说而来，后者则是专囿于某一种局部，极力申说所致。这些都不是研究明代史学应有的合理态度和方法。如何使我们对于明代史学的研究建立在更为扎实的基础上，从而使我们的明代史学评价更为中允、平实？个案研究，特别是对一些以往关注较少的个案和领域研究的开展，也还是一个比较可靠的解决途径。“明代史家何其多，著述也一向称盛，只因无人注意之，加以陈言旧说，偏见诬蔑，牢固人心，咸指目明人无学，史学荒芜……明人的史学成就，仍然有它一定的贡献，只是并不显得特别地突出。明末清初的一些闪耀的大家，强烈地吸引学术界人士的注意力，因此，相对地，明代三百年间的史学，就显得黯淡无光。有此结果，其原因固然很多，无人研究并提出成果，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9)。故施丁先生提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还要‘抠冷门’，从冷宫中救出一些遗产或存货，给其加点热，让其发点光。”(20)其中，对“二流”“三流”史家史学价值的发掘成为学者们的普遍要求。葛兆光先生在《谈史学史的编纂》一文中，根据现有的史学史研究状况提出“要大力发掘那些前人未发掘的领域”，要求我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在已为人熟知的那一部分内容上下功夫，还要发掘更深的更广的材料，历史学的发展决不只是几个或几十个大史学家的功劳，往往一个大史学家只是作为那一时代更多的史学家的代表出现的，而往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却是一些中小史学家，只有说明这一些中小史学家与大史学家之间的联系，说明这一时代大史学家产生的基础，才能说明史学之史”(21)。王记录先生在谈到史学史的分期时指出：“分期所赖以建立的史学史的研究基础还是很薄弱的。”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不断扩大史学史研究的领域，除对著名史家史著进行研究外，还要注重对二三流史家、史著的研究，注重对民众史学意识的研究，注重对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22)。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明代“杂”的时代特点和史学特点，还是从明代史学的研究状况考虑，我们认为这些都赋予了个案研究无比的生动性和独立性，明代的任何一位史家都不能代替明代史学的丰富性，即使是在论及明代史学成就所达到的高度时(23)。同时，这种个案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其他时代所不能提供的研究视野和空间。这也是本人选择以《明中叶唐顺之的史学世界》为题立意的基点。
已如前述，但这里还想重复几句。不可否认，我们前面所说明的个案研究，特别是以往关注不够的个案研究的重要性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可能陷入不可行的境地。如果我们所选的个案本身价值确实很少，反复研究也无法深入，那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明代史学、客观中允评价明代史学是产生不了多大作用的。既然如此，我们在选择个案进行研究时，一方面要选取一些能够使我们深入发掘和持续探讨价值的个案。另一方面也要考虑选取那些虽有价值，而这些价值在各自领域内并不是最为突出的，但同样也可能因其最不突出，反而具有更广范围的代表性。这样的个案，往往包含的史学信息也是比较丰富的，也能够推进我们对于明代史学的深入研究。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选取了明代中叶的一位普通士子——唐顺之的史学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唐顺之是明朝正德、嘉靖时期的一位学者，而这一时期正是时代的转折时期，通过对唐顺之及其史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及史学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并且这些“转折”集约于唐顺之一身，更能凸显它们前后演变的逻辑联系和顺序。
政治上，明正德、嘉靖时期的转折意义表现在，明初统治者通过废相等一系列措施所建立起来的依靠极端人治的封建集权制度，遭到了统治者自身素质退化的现实挑战，引起了内廷和外廷的对立、公私问题讨论的炙热、官场风气腐化、世风萎靡等一系列问题，并最终导致明廷统治的暗弱和社会的混乱。
于经济上，明代中叶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24)。这就使农业和民营手工业等诸领域都突破了原来自给自足和单纯满足官府消费的理念，要求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地方权力的扩张，这与严格服务于中央集权下的“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的明皇朝经济安全政策产生了冲突，成为“明皇朝的安全之累”(25)。同时也直接刺激了“以皇族地主集团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土地及货币等财富的贪婪追求和疯狂掠夺”的欲望，统治者除了通过赋税、兼并土地等传统的方式外，还利用对重要工商业的垄断经营权等新方式聚敛财富，以满足自身极度膨胀的占有欲，“这种‘敲骨捶髓’掠夺式的盘剥，不仅激化了与农民、工商业者及中小地主等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而且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生产秩序，摧残了刚刚萌生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嫩芽”(26)。
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就是在这种种衰老与新生的矛盾运动中进行着，这样的社会特点同样也影响于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思想领域，并且体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嘉靖、万历以后，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和尖锐，思想领域也显得活跃起来。这在东南地区要更显著一些”(27)。具体表现就是王学的兴起改变了程朱理学于思想上一统天下的局面。
于史学领域，也出现了与明代前期束书不观、对史学强制利用、统治意识浓重等特点相对立的黜虚征实、经世、启蒙三股史学思潮。
如上所发生的种种变化，都生动地体现于生活于这一时期的唐顺之身上。他既有针对明廷统治腐化、世风萎靡的现状而提倡气节的政治表现，也经历了从程朱理学到王学的转变并表现出“合会朱、陆”的思想历程，更有积极参与到三股史学思潮中的具体表现，并在三股史学思潮的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唐顺之这一个案也为我们研究明代中叶社会和史学转变的总体特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野，即进一步深入发掘各总体特征之间的关系以及“旧”和“新”前后变化的逻辑联系。关于前者，如在研究明中后期的三股史学思潮时，我们大都会找出丰富的个案来论证三股史学思潮的各自发展状态，而对三股史学思潮的内在逻辑联系则关注不多。以个案为研究形式，则要求我们必须对三种史学思想为何同时表现于一人之身作出解释，从而对三股史学思潮的内在联系作出合理、恰当的分析。关于后者，如论述启蒙史学思潮在明中后期的总体发展态势，我们很容易得出明中叶启蒙史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是对明前期“空洞、虚妄而且庸俗，封建伦理观念极为严格”(28)等史学特点反思的结论，在具体论证时，我们也能就明前期和明中后期的史学特点分别找出充足的资料予以论证，排比一系列分别代表着两个时期史学特点的史学个案，来论证明中后期的启蒙史学思潮不同于明前期的史学发展状态。历史的发展是连续的，即使具体到启蒙史学思潮也是如此，它尽管透露出了明中后期不同于明前期的史学发展特点，但更是它们之间史学联系的纽带，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史学启蒙思潮的代表和“封建正统史学的一个代表”(29)等多重身份集诸于唐顺之一人之身这类史学现象。而在具体论述中，我们也不能仅仅以唐顺之史学特点前后变化的截然对立为托辞放弃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必须梳理出这种看似矛盾的学术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而这些都是总体研究要求比较模糊，甚至无法提供的视角，也为我们继续深化研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唐顺之一生著述等身，流传较为广泛的有《左编》《右编》《文编》《武编》《儒编》《稗编》“六编”，还有《荆川集》《广右战功录》《左氏始末》《策海正传》《批点〈史记〉〈汉书〉》《两晋解疑》《两汉解疑》等，共七百余卷，范围涉及政治、思想、文学、史学等诸领域。唐鼎元认为即使把唐顺之的著作置于有明一代进行比较，也是名列前茅的，“夫有明一代，著述之富莫过于公（唐顺之）与杨升庵、王凤洲三家……汪洋八《编》，天地古今盖无所不包矣，而八《编》之外著述又有数十种，公之一生其勤若此”(30)。因此，包含于唐顺之一人之身的学术分量也决定了他独立的研究价值。
并且，除个别作品外，我们都很难明确界定这些作品绝对属于哪一领域，但“重史法”是其诸多作品的一个典型特征，清人鲁九皋就肯定了唐顺之“禀史法”的整体学术特征，“示及近日讨论元明列传，此不朽之业也。鄙意两朝中名人文集，若虞文靖、杨文贞、唐荆川、王遵岩、归震川，彼其著录，皆禀史法，似亦可参互而得是非得失之准”(31)。确实，如《广右战功录》是唐顺之为沈希仪治理广西少数民族事务所作传记，于当时来讲是一篇优秀的时文，但其中又蕴含着唐顺之文以存远的史学经世动机，并且这一特点为后世学者所注意，在修《明史》时就充分参考了《广右战功录》。又如《批点〈史记〉〈汉书〉》本来是受文学复古思潮的影响而作的，但又由于《史记》《汉书》于古代史学发展上的意义，唐顺之的“批点”在主要针对两书的文章特点、结构和行文方法进行评点的同时，也透露出他在史学批评和考证上的一些观点。而一些观点的提出更是跨越了好几个领域，在诸领域内都有鲜明的特点。如今人在论及文学上“唐宋派”的理论时所广泛引用的唐顺之的“本色论”，就显然受到思想领域内王学的影响，并且这一理论不仅应用于文学领域内，在史学领域内也发挥着莫大的作用，如《左编》《两汉解疑》《两晋解疑》等代表唐顺之启蒙史学思想的史著都无不受此影响。“重史法”是唐顺之诸多作品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些都使我们以唐顺之史学为基本依托点来考察诸学科之间的联系，避免各学科之间各行其是的演化路径，从而对使我们唐顺之的学术成就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成为可能。
还有一点必须坦白的是，由于本人史学史基础知识非常薄弱，只是因着机缘巧合在攻读博士阶段选择了史学史专业。又鉴于硕士阶段对于自己迟迟进入不了研究状态而导致硕士论文撰写不能深入的窘况，入学初始就和向燕南师商量论文的选题，严格一点来讲是向导师要题目，希望能够尽早确定一个题目，笨鸟先飞。并且还提出了额外的要求：希望做一个比较小、好把握、能够深入的题目。向燕南师大人大量，没有对我的无理要求有任何的不满，并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让我考虑一下“唐顺之史学”这个题目，并从各个方面给我提供史料和启发。因此，关于唐顺之史学这一选题，最为直接的来源就是向燕南师。这一点也是不忍掠人之美的，也恳请读者能够原谅我本该在著作“后记”中表达的情感情不自禁地于此表达了。
向燕南师在给我提供了这个参考题目之后，我最终把其作为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还出于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理由。就是希望能够做我力所能及的研究，顺利博士毕业。我的私心是这样的：找一个大家做得不多，或者甚少涉及的题目进行系统研究，起码在关于论文“创新性”的外在形式上能够符合这一要求，也可能更容易获得大家的认可。这一时期又看到英国史学家约翰·托什《史学导论》中的一段论述：“首次尝试以专题论著形式写作的历史学家通常会面对形式选择问题——即将一项原创性研究书面记录下来，最初是作为获得较高级学位的论文，然后是一部专著或在一个学术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在这种著述中，复杂的证据有可能在文本中展示，在其中所做的陈述要由对相关档案资料的细致脚注参引证实。许多专著或论文是高度专业性的，很难被同行专家以外的人读懂。因为，专题论著的本质就在于它是基于原始资料而不是二手资料写成，所以它的研究范围可能非常有限。这尤其适用于年轻学者，他们提出的是3或4年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尽管在专业意义上，这种著述是‘对知识的原创性贡献’（正如在申请较高级学位的规定中所要求的），但它们的重要性通常较小。在几年中完成一篇合格论文以获得一份学术工作的压力，通常会导致研究者求稳。他们会研究一套尽管以前从未被研究，但却得到很好整理的资料——或至少不会涉及别人想到的历史问题。”结合本人对于唐顺之史学研究的经验，我们认为约翰·托什道出了作为“年轻”的我们初涉史学研究领域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当然这也并不能成为为我们的研究“重要性通常较小”缺憾开脱的理由，但关注很少有人关注和发掘的主题确实是我们在面临各种学术压力时一个“求稳”的现实方法。即使吕如西安·费弗尔的尖锐批评“仅是会简单地表明他们了解和尊重其专业的规则”如影随形，我们还是从约翰·托什“这无疑是历史专业化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至少，博士论文写作提供了进行专题研究和专题论著写作方面的训练。正是借助这些手段，被严格证实的历史知识存量才得以增加”(32)的宽慰中寻得了一丝慰藉，或者说顿然有一种甘于平庸的释然，这也更加坚定了以唐顺之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决心。虽然认识确实如此，我们还是想为我们平庸的工作找到一些高尚的理由，职此之故，古代大学问家顾炎武的一段话读起来特别有感觉，“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33)我们暂且一方面把选题的价值推卸到唐顺之自身的学术价值上，另一方面用顾炎武的这段话来作为我们选题价值的说明，这也无疑缓解了自我评价之“平庸”于本人的心理压力。最后，我还是想表明本人所不具备的但又心向往之的一个学术素质：我们一直以为选择学术热点，或既有研究成果很丰富的问题进行再深入研究，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能力。这里选择这么一个壮夫不为的题目，也是出于自身能力有限的无奈，这一点也是必须坦诚的。
目前的研究成果，是在我博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而完成的。当然，如果就其内容而言，其与我的博士毕业论文相比，已经是面目全非。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完成时大概只有十七八万字，而现在此书的规模已经超出了这个数字一倍多。这多出的一半多内容从何而来？这也是需要说明的。总体看来，新增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唐顺之史学而展开的发散性思考。换句话来说就是，通过研究唐顺之的史学，所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对于明代史学一般特征的深入思考。如从唐顺之在明中后期三股史学思潮中的突出表现，联想到三股史学思潮为何集中在唐顺之一人之身，进而深入到三股史学思潮的内在逻辑联系。这大概也是唐顺之“史学世界”所应包含的史学内涵之一。这一点在绪言第一部分“‘史学世界’释义”已经作了相对详细的交代。二是《唐荆川诗文集》的获得也为我们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唐顺之的“史学世界”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史料来源。在撰写博士毕业论文时，《荆川集》也作为论文的一个基本史料来源，但对其的利用多是需要什么内容就去《荆川集》中查找所需要的相关内容。由于自身的学力有限以及投机的心理，致使对于《荆川集》的利用还是很不够的。2014年初，承常州市唐荆川研究会惠寄由其所编的《唐荆川诗文集》，此书虽然主要是对《唐荆川诗文集》的标点句读，也进行了简单的校勘，但确实为本书的进一步充实，甚至是深入，提供了诸种便利。如关于唐顺之《广右战功录》与《明史·沈希仪传》之间的关系，是在日本学者村濑海辅观点的启发下而撰成的。在获得《荆川诗文集》点校本后，我花费了相当的时间把其精读一遍，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史料的综合对比分析，就发现唐顺之所作人物传记，绝不仅《广右战功录》为《明史》所采用，其所作《周襄敏公传》和《旸谷吴公传》都被《明史》所沿袭。应该来讲，如果没有获得这本《荆川诗文集》，唐顺之本来具有的史学内涵和成就就因为本人素质的低下而被当然地忽略掉了。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这一研究成果经过这样一番认识和历程以后，关于唐顺之的史学成就不可能再被遗漏。从认识的无限性来讲，应该还是广泛存在的。但这里也只能以“不断被重写，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34)说法聊以自慰。
鉴于以上认识，本书选择唐顺之史学作为研究对象，以期推动对唐顺之史学的直接研究，当然在此基础上也不免奢望能够对于认识明代中叶史学和整个明代史学，甚至是对于认识史学的一般基本特征有所帮助。
同样也鉴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唐顺之史学研究时，主要有以下思路和方法：
首先，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唐顺之的学术思想和史学与明代社会发展大势、学术思想的演变和史学特点紧密联系起来，作为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发掘唐顺之的学术特点和史学成就，进而深入探讨唐顺之史学于明代整体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
其次，充分发掘和阅读原始资料，采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和评价唐顺之的史学成就及其在明代史学上的地位，力争最大限度地贴近事实。作为一位处于社会和思想都正在进行转变的学者，唐顺之身上既存在“旧”的枷锁，同样也孕育着“新”的突破，我们看待这些“旧”与“新”的问题，要采用辨证的方法，消极和积极的因素都应考虑到，将唐顺之置于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之中去理解。尽量避免以我们当代的文化观、史学观去套评和苛责古人。
当然，这样的史学认识已经成为现代史学工作者一个基本的认识常识，也成为现代史学工作者史学研究展开的一个无需再啰嗦的理论预设前提。但我们不想把这一认识仅仅当作一种信念，或仅仅停留于设想的一种理论，希望能够把其真正贯彻到我们的研究中来。
再次，尽管对唐顺之学术思想和史学的评价，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文化观、史学观去套评和苛责古人，但当我们在评价和总结唐顺之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所达到的时代高度或取得的成就时，我们又不能完全脱离唐顺之与他人的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进行一些共时异类、历时同类的比较，其实也是我们认识深化的一个途径。当然，在做这一工作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情感会对唐顺之的评价产生不同程度的干扰，这也是个案人物研究的一个可能的通病，虽然这很难也不可能根本避免，但还是希望尽量不要出现“把一切事都归入一人身上”(35)之缺憾，特别是在评价其价值时。在涉及其他史学人物的史学与唐顺之的史学纠葛时，也希望我们的研究尽量避免出现“人身攻击之后的另一次人身攻击”(36)的情况。
三、学随时变：有关唐顺之研究状况的分析
正如我们在“‘史学世界’释义”部分中所言，我们虽以“史学世界”为题，但探讨的范围包括其史学、文学和思想领域。因此，我们的综述是以唐顺之为主题来梳理的，并不仅仅局限于其史学方面的研究状况。
还有一点，为了使研究现状的分析能够真正地作用于我们的研究，我们也希望在这一部分不是简单地罗列一些别人的研究成果就作罢，还是希望深入谈一下既有的研究成果究竟在哪些方面会作用于我们的研究，包括直接史料的供给、给予我们以启示、提供给我们学术资源、指引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成为辩驳的对象等等诸方面功能。
严格意义上来讲，有关唐顺之的研究，在其生前就已经展开，这一部分的大多数内容在我们的正文中会有具体的引述和阐发，我们就不在“研究状况”中涉及了。“研究状况”记述的范围大致就是从其身后开始的。
总体上来看，后人对于唐顺之的关注和研究呈现出学随时变的特点，即以唐顺之为共同的研究主题，不同时代的人表现出对唐顺之不同侧面的兴趣，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价值需求。
但于现代以前，相近的群体和文化认同，是唐顺之逝后的学者们关注其价值的一个不变的原因。
另，与唐顺之以文名于世的事实一致，后世学者对于唐顺之学术特点的关注和研究也首先是从这一领域开始的。
唐顺之逝后时段内的明人对唐顺之的关注在呈现方式上是比较零散和单一的，也多源于学者们的文化和群体认同。这些关注大都依从于明人所撰的明皇朝史著作和地方史志，如《世宗实录》（后将以“唐顺之‘晚岁之出’与明皇朝史”为题以辩）、唐鹤征《常州府志》《武进县志》、焦竑《献征录》、李贽《藏书》、傅维麟《明书》、毛宪《毗陵人品记》、黄宗羲《明儒学案》等著作。记载内容也比较单一，主要集中于唐顺之早期坚拒嘉靖礼议重臣张璁拉拢的气节和晚岁出山抗倭的史实，并且各著作之间转相摘抄，重复较多。尽管如此，明人对唐顺之的关注也为后人的唐顺之研究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即保存了有关唐顺之的史料。如其大量作品就以书目的形式简单地存于地方史志中。唐顺之许多著作的流传也都源于明人的刻本，如《左编》为胡宗宪刊刻；《右编》的刊刻也得力于焦竑所藏抄本以及刘曰宁、朱国桢的补校之功等等。在对唐顺之史实记载的基础上，对唐顺之有限的评论也多从整体的学术特点入手。明人还把唐顺之的诸多文章零散地收入到他们编辑的明人文集中，如张时彻所编《皇明文范》和黄宗羲所编《明文海》就收录了唐顺之的诸多篇章。稍后于唐顺之、同为王学后学的袁宏道言：“而识见议论卓有可观，一时文人望之不见其涯际者，武进唐顺之是也。”(37)
这里需要特别介绍的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明代中后期是一个斑驳陆离的时代，“述朱”(38)者有之，“述王”（指王阳明及其心学）者有之，合会朱、陆者亦有之，这在说明明代中后期思想丰富的同时，也说明了学派林立的社会现实。出于各自的现实利益，各学派之间也是相互攻伐不止。针对这一情况，黄宗羲《明儒学案》出，践行“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39)的主张，利用宋儒的“理一分殊”理论，主张兼收并蓄。其在《明儒学案》开篇即言：“盈天地间皆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故穷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后之学者，错会前贤之意，以为此理悬空于天地万物之间，吾从而穷之，不几于义外乎？此处一差，则万殊不能归一。夫苟功夫著到，不离此心，则万殊总为一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畔道，时风众势，不免为黄芽白苇之归耳。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涔，莫不昼夜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40)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唐顺之作为“南中王学”的代表被列入《明儒学案》予以介绍，并概括出其心学“以天机为宗，无欲为功夫”(41)的特点。王学后学周汝登也编有《王门宗旨》，其中以《祭荆川墓文》作为全书的终篇，把唐顺之明确视为王学后学，但其气象显然不如《明儒学案》宏大。
清人对唐顺之的关注虽有所丰富，但也大致继承了明人的这一特点，也多是依从于大型史著和类书。如官修《明史》《大清一统志》《畴人传》等等，其内容也多是对明人有关唐顺之记载的翻版。但也有新的突破，如万斯同就对《世宗实录》中有关唐顺之的评价进行了逐条的辩驳，提出了与《世宗实录》有很大不同的观点。清人对于唐顺之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利用官方修纂和整理史籍的强大功能，不仅保存了唐顺之各种文献，而且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如《四库全书》就全文收录了唐顺之的《武编》《稗编》《荆川集》《文编》等著作，对唐顺之的著作作了简短的提要，这也算是初步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诸多思路。如关于唐顺之《左编》之与李贽《藏书》的关系，在四库馆臣为《左编》所作的提要中就提供了侧面的信息。总体上来看，四库馆臣虽对唐顺之的文章还是比较认可的，但对唐顺之其人的评价并不高，基本上沿袭了其既有的对明人纰缪、无根柢的学术批评论调，如对《两晋解疑》评价曰：“顺之学问文章具有根柢，而论史之纰缪如此，盖务欲出奇胜人，而不知适所以自败，前明学者之通病也。”(42)与四库馆臣“顺之学问文章具有根柢”的有限度认可一样，清人对唐顺之的文章也是比较推崇的，如康熙年间的吕留良、俞长城评点了唐顺之的八股文作品《唐荆川稿》（又名《唐荆川先生传稿》或《四书文》），李祖陶选辑《唐荆川先生文选》，刘肇虞选《唐荆川文选》等等，不一而足，详参文后所附《唐荆川编著目录表》之“他人评选唐顺之著作”部分。清人彭士望亦云：“一二百年间，世盛推李献吉、王弇州，近数十年始知有归太仆。愚则断以王阳明、顾泾阳、唐顺之三先生之文行云流水，自然合度，无论王、李，即归、钱有所不能并。”(43)
明人和清人对唐顺之整体学术独立价值的忽视一直延续至近代，这从系统研究唐顺之学术第一人——唐鼎元的身份上亦可看出。因为唐鼎元是唐顺之的十四世孙，这说明唐顺之学术价值的发掘依然要依靠家族的文化认同才能得以实现，而非单就其学术价值的本身。这生动地体现在《明唐荆川先生年谱》的编纂动机上，“荆川公一代伟人，晚年一出，以身殉国，而世之哓哓者，转以其晚年之出而议之，盖史传简略，不能发挥，公之心事与动略无由以折群喙也。瓜棚豆架、谬说纷论者四百年矣，而家乘所载公之志传亦寥寥数篇，楹书虽存，祖德莫述，侄孙玉虬（唐鼎元）乃奋起为详确之辨正，遍考群书为公年谱八卷，于公晚年之出系徐华亭之力为推毂，而非系于甬江”(44)。同样作为唐氏家族一员的唐肯在阐发《明唐荆川先生年谱》的编纂动机时，毫不讳言此书的直接编纂动机是为唐顺之晚岁出山辩解。但从客观上来讲，此部著作的问世又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研究思路，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唐顺之的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源于直接的家族文化认同，民国时期的唐鼎元当被推为系统研究唐顺之的第一人，其作品主要有《唐荆川公著述考》《明唐荆川先生年谱》《荆川学脉表》等。《明唐荆川先生年谱》以“时”统“事”，按照时间的顺序，对唐顺之的人生历程、交友活动、为官经历等客观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排比和考订，深入剖析了其思想和为学途径，特别是对唐顺之的学术价值进行了一定的发掘。
综观《明唐荆川先生年谱》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所包含的信息量大。这不仅体现在对唐顺之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上，还体现在以唐顺之为媒介的一个学者群体的资料搜集和研究上。首先该《谱》是在吸收前人对唐顺之的研究成果以及充分阅读唐顺之的著作以后编纂而成的，是有关唐顺之研究的一个资料总汇。“是谱以张廷玉所修《明史》，陈鹤所纂通鉴明纪，黄宗羲《明儒学案》，赵时春撰公墓志铭，顾宪成、李贽撰传，王锡爵祠堂记为主而以公之文集及郡邑志、家乘、诸家文集、载记、谱牒为考证、参酌、会通，五月而书成”(45)。其次，通过对唐顺之的师友交往的梳理，进一步厘清了唐顺之学术的发展脉络以及与其相关的学者的学术特点和渊源。“公受业弟子数百人，其著者若万思节士和、姜廷善宝……政绩行谊备载于史传，文章播于艺林，其有特立独行、潜修苦学，能得公之精微，卓然为世师表者更难悉数……兹于史传及以供欲考荆川之学者考焉，而其弟子书牍与师有关系者则备载之谱中”。又“荆川本人虽不以文章为重，然被推为一代宗工。而嘉靖八子、七子实为有明中叶张唐宋与张秦汉两派之领袖，故于谱中，两派源流叙之较详，以供考订文学者明其升降得失”(46)。二是考论详实，观点新颖，重在对唐顺之学术特点和价值的发掘。通过对唐顺之生平历史的排比和考订，对业已形成的观念提出了异议。如“世传荆川以赵文华荐起，而玉虬（唐鼎元）则曰：‘文华荐荆川为嘉靖三十六年，荆川方居父丧。是岁文华罪发削籍，归病死。九月荆服阕，明年春御旨起用，实得华亭徐公力，是荆川不以文华荐起也。’世传荆川劾诛蓟辽总督王忬，玉虬则曰：‘荆川劾忬在嘉靖三十七年九月，忬仅贬秩。三十八年忬为御使，方辂累劾下狱。三十九年冬见杀，而荆川先以御倭卒于是年四月，是王忬之死不由荆川也。’”(47)关于唐顺之于学术史上的意义，唐鼎元在此谱《例言》中申之已详，“世不以讲学与荆川，而荆川晚年所视为性命者实惟讲学一事。且兵、农、礼、乐、历算，皆孔门之实学也。荆川一生于此致力尤勤，岂仅高谈心性乃为讲学哉！欲复孔门之实学，当自荆川始。而谱中亦特为注重”。同时，对唐顺之与东林学派的关系也作了一定的梳理。三是对唐顺之时代意义的发掘也是重点之一。这一特点多体现在诸多学者为其所作序中。如吴佩孚所作序中称：“民国二十年秋，日人伺我之不虞也，卒起而攘我东北三省，旋又进窥淞沪，大肆焚夷，海内外同胞相为赫然。于是义旅云兴，雄师慧扫，寇锋亦因之屡挫。翌年，武进唐君鼎元录其所撰先人荆川先生年谱，谓将以是振厉人心也。寓书于余。余维明自嘉靖以来，江、浙、闽、鲁诸省倭寇剽掠几遍，海堧之民被祸尤烈。荆川先生……使此身如锋镝死亡之地，而不忍使吾邦为戎马蹂躏之场。一念慈祥，兆民是赖……吾人厕身军籍，负国家治乱安危之重，审乎此，当憬然知所以自处矣。今日寇益深，岂更有荆川先生者乎？窃不禁有高山景行之志也。”(48)把唐顺之抗倭和民国时期的日本侵华史实结合起来，从而论证了唐顺之学术的时代意义。
总起看来，从《明唐荆川先生年谱》的成书来看，其中固然有唐鼎元源于家族内部的文化认同，但从吴佩孚的立论来看，唐顺之于明代中叶抗击倭寇的史实也成为时人在日本侵华时代背景下关注其价值的一个学术的进路。
《荆川先生著述考》是在对唐顺之学术一生多“变”的认识前提下编著的。“鼎元尝辑公年谱矣，而公一生著作不能确知其年月，未由载入，于是别为著述考以附于年谱之后”(49)。其中辑录了历代学人对唐顺之的“六编”以及《荆川集》等其他著作所作的研究和评价，并对各个著作的成书时间和观点作了一定的考订，尤其是对《荆川集》中各作品的撰著时间考之尤详，对于唐顺之的学术思想的演变及其特点也作了深刻的发掘。
当然，在唐鼎元有关唐顺之研究的著作中，也有为其先辈辩解的嫌疑，如《两晋解疑》中关于冯道、秦桧的“和蔼温柔”和“功者直以为有功”的“息民之功”的评价，招致四库馆臣的抨击，唐鼎元是作如下辩解的：“公素不祈以文传世。《两汉解疑》《两晋解疑》等文当是窗下游戏之作，然名高之士下笔即为人传钞，杜甫之恶诗与我公此类文字皆偶然下笔为人传钞，虽欲收回而不可得者也。”(50)忽视了两部《解疑》的理论背景。但总体来说，唐鼎元对唐顺之的研究，是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顺之学术的第一次系统梳理，是唐顺之研究历程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观念的刺激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离摆脱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愈来愈趋于细化和专业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文名于世的唐顺之于近世以来除了唐鼎元出于家族认同的系统研究外，其亦首先进入了文学史研究者的学术视野。20世纪上半叶，宋佩韦的《明文学史》、钱基博的《明代文学》、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等各类文学史著作都开始注意到唐顺之的文学价值，其作为“唐宋派”的代表开始登上文学史的舞台，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相比较于文学领域，其他领域关于唐顺之研究的跟进显然要滞后一些，但整体上看来，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各种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开展，有关唐顺之的研究，都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进入了各学科学者的视野。以下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姑且按照现代学科的分际予以梳理。
（1）文学方面
从20世纪90年代前后为始至今，有关唐顺之的文学研究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各种文学史及其批评史著作中，都会设立相应的章节对唐顺之的文学成就予以介绍和研究。这一点我们无需作过多的说明，只要翻看各种这类的著作，就可一望而知。
二是学者们在发掘和总结唐顺之的文学成就时，这一时期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强调文学和其他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把唐顺之的文学价值观措置于更为广阔的哲学、思想和历史领域予以考察。学者们着力发掘的一个热点就是唐顺之文学理论的“本色论”之与其思想领域的“天机说”的关系。左东岭《从本色论到童心说——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更是梳理了从唐顺之“本色论”到李贽“童心说”的思想演变于明代文学思想的影响。作者把唐顺之的“本色论”镶嵌在以阳明心学为哲学基础的性灵文学发展的前期，即“大致说来，王阳明与唐顺之的文学观体现了性灵文学思想的早期特征，公安派与汤显祖体现了其后期特征。李贽的童心说则介于此二者之间，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虽然唐顺之的“本色论”与李贽的“童心说”在“以主观心性作为文章的首要因素，而对形式技巧不屑一顾”等重文章的内容因素方面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但其中包含着巨大的差异。唐顺之“本色论”立论的核心是实与虚这一对概念，关注的角度是文之有用或无用、有识或无识；而李贽的“童心说”立论的基础是真与假这一对概念，关注的焦点是文之真与不真。同时，这种差异又是唐顺之儒家道德中心主义所决定的，这表现在唐顺之的“本色论”上一是“必须有自我的特性”，二是“在本色之中又有高低之别”，这就使唐顺之的“本色论”“严格讲仍停留在道德论层面而未进入审美论境界”，而李贽“所称的真实童心不仅不需要道德伦理作为其前提限定，而且恰恰与所谓的‘道理闻见’相对立，可以说真与假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便是童心与道理闻见的对立”。从而使他的文学思想完成了由以伦理为中心到以自我为中心的转换，“而且还使其文学思想真正进入了审美的境界”。通过两相比较进一步揭示了唐顺之“本色论”于其文论思想上的核心地位，以及在王学性灵文学发展中的地位(51)。在其专著《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中也专辟一节“唐顺之——从气节到中行的心学路径”对唐顺之的心学路径和文学思想进行了细致的论述，比较深入，是研究唐顺之文学思想的一个阶段性成果(52)。
宋克夫《论唐顺之的学术思想》明确把“天机说”归为唐顺之的哲学主张，把本色论归为文学理论，并从心学思潮的角度梳理了唐顺之哲学和文学理论的渊源，突出了唐顺之的王学后学的身份以及所参与的王学后学的活动都是其理论的来源。“唐顺之的天机说”部分对唐顺之“天机说”所包含的“天机具有‘自然之妙’”和“天机与人欲是对立的”哲学含义进行了发掘，这两点构成了唐顺之主要的哲学主张，即“一是主张‘欲根洗尽’，一是主张‘天机自然’”。“天机说”表现在文学思想上则是“本色论”，并对唐顺之“本色论”于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53)。
陈怀利《浅论唐顺之的本色论》认为唐顺之的“本色论”与李贽、公安三袁的主张存在本质差异。这体现在唐顺之“本色论”提出的立场，“唐顺之的本色论是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从否定文学的观点出发，从排斥诗文创作的艺术性的角度提出的”。其次在心性问题上，唐顺之属于王学后学王畿、钱宽一脉，“强调以内心自省的功夫克制人欲，恪守封建道德”。与王学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虽唐顺之也主张直写胸臆的“真精神”和“天机”，但唐顺之的“天机”是“人们所达到的自觉克制人欲的精神境界”，强调理欲之分、义利之辨，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导源于此的文学观实质就是“否定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的理学观”(54)。这样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唐顺之史学经世作用的局限性不失为一种启发。
对唐顺之文学思想或理论的探讨还有宋克夫《论唐顺之的天机说》、贝京《唐顺之本色论重析》、马美信《唐顺之诗文的艺术成就》等(55)。从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在基本厘清了“本色论”与“天机说”的关系以后，一些学者逐渐扩大了研究视野，开始反思这些理论的时代来源，研究结果大致都指向了兴起于明代中叶的王阳明心学。如马晓虹《阳明心学与唐顺之文学思想的演进》一文认为“完全接受心学对其中后期文学观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56)。
这里还必须重点介绍的一部著作，就是目前对唐顺之研究最为全面的、台湾地区学者吴金娥于1984年出版的《唐荆川先生研究》，其中，唐顺之的文学思想是此书的研究重心之一，因此我们放在这里予以介绍。当然，就其所涉客观范围而言，绝不仅局限于文学思想，这是必须要事先声明的。
全书共分“唐荆川的生平”“唐荆川的交游”“唐荆川的学术思想”“唐荆川的文学理论”和“唐荆川的作品”五章。前两章阐述了唐顺之的生平和交游活动，但又不是简单的描述。这些外在客观活动对唐顺之的学术品格的铸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作者所言：“首言其家世，以窥探荆川个性、人格塑成之源头；并列其年谱，以了然其时代环境及思想发展之历程，藉为探讨其学术思想及文学观念之蓝本。次叙其治道及事功，以见其经世思想之发挥与剑及履及之实践功夫……论列其学友、文友，以明其问学论难、针芥相投之实。”“唐荆川的学术思想”一章首先是对唐顺之出世与淑世两者紧张关系的探讨，剖析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是对唐顺之本体、修养、实践学术思想的探讨。对唐顺之文学思想的探讨首先从其文学思想的来源来进行，即“由少年于时文上之专力揣摩、其后对拟古主义之不满、入道后宋明理学家所给予之启示等”。紧接着是对唐顺之为文的两个阶段及其各自特点的探讨：“四十岁前犹高唱‘闻崇宋唐、文必有法’，四十岁后则尽弃声律、华采而标榜真精神之‘文章本色’。”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荆川的作品”对其文学进行分类阐述，如首先论述了诗、文，“诗以产生时间分五期，各举若干实例以评析其特色；文则归纳为‘直抒胸臆多用白描’、‘譬喻诙谐不避卑俗’、‘委婉精实不失矩镬’三项以勾勒其风格”。第三部分是对唐顺之选集，即六编部分的解析。这是一部研究唐顺之比较充分的著作，特别是在其学术和文学思想上着力甚多，这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同时，从对唐顺之学术思想影响的角度来分析他的生平和交游，使两者融会贯通，也为我们研究唐顺之的思想和史学提供了绝好的视野(57)。
也正是建立在学者们对唐顺之“本色论”的深刻理解和对其文学成就认可的基础上，学者们的研究视野逐渐扩展，在既有理论积累的基础上，极大拓展了唐顺之在文学领域的研究范围。这种研究范围的拓展一是表现在对唐顺之其他具体文学作品的关注。如孙彦《唐顺之论“文”的第二次转变》对唐顺之一生为学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对唐顺之的本色论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58)。其《从〈文编〉看唐顺之的“文法”说》《融汇经史 自成一家——论唐顺之的古文创作》《以古文之法入于时文——论唐顺之的八股文创作》等文也分别就唐顺之的《文编》和八股文作品的文学价值进行了梳理和探讨(59)。孙彦和周群还撰有《唐顺之》一书，简要概括了唐顺之的生平、学术思想、文学思想(60)。姜云鹏撰有《唐顺之古文评点初探——以〈文编〉为中心》也是以《文编》来评价唐顺之的文学评点的(61)。张慧琼《明代抗倭儒将唐顺之及其海防诗创作》不仅梳理了唐顺之抗倭的史实，而且把其与抗倭主题相关的诗词作为考察的对象。其《论唐顺之的边防诗》更是把研究视野扩大到唐顺之的边防诗。张慧琼还有《唐顺之〈荆川集〉版本研究》《唐顺之集类著述考》等文对《荆川集》及其他著作的版本和文学价值进行了集中的研究。服务于进一步发掘唐顺之文学成就的需要，张慧琼等还撰有《唐顺之家世考述》一文(62)。
二是发掘唐顺之与其他文学派别和文人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如陈书录《唐顺之与明代“毘陵诗派”考论》着意说明了唐顺之“本色论”对晚明文学解放思想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63)。薛梅撰有《汤显祖与唐顺之》一文，对唐顺之与汤显祖的文学传承关系进行了具体的梳理(64)。
关于唐顺之与其他文学派别和文人关系的研究，我们还要注意到由于唐顺之是明代文学“唐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对他的文学思想的研究也集中地体现在今人对“唐宋派”的研究以及“唐宋派”与其他派别的关系梳理中。如宋克夫、余莹《唐宋派考论》对唐宋派的概念界定、形成时间和学术特点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和考证(65)。这类文章还有熊礼汇《唐宋派新论》等(66)。有的学者也以“唐宋派”为基点，考察了“唐宋派”与王学的关系。如周群《论王畿对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影响》论述了王学后学王畿在以王慎中、唐顺之为代表“唐宋派”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唐宋派中的王慎中提出以唐宋古人为法则，与王畿对其讲解阳明学有直接的关系；唐顺之受王畿的传示，其文学思想受王畿的影响甚大：其天机自然论中王畿良知说的影子清晰可寻，其‘洗涤心源’、‘直抒胸臆’的思想也与王畿强调自性的学术思想有直接的关系”(67)。雍繁星《阳明心学与唐宋派》的视角更加广泛，以唐顺之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了王阳明心学对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影响，并对唐宋派于文学思想史上的意义也进行了一定的揭示(68)。
三是一些学者通过合理的推导，进一步扩充了唐顺之的文学价值，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认为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出于唐顺之之手。胡令毅《〈西游记〉作者为唐顺之考论》一文通过世德堂本《西游记》“陈元之序”的分析，认为三藏隐涉的是嘉靖皇帝，三藏取经故事影射的是嘉靖皇帝南巡，孙悟空是唐顺之的自我写照，《西游记》的原作者就是唐顺之(69)。邢慧玲等撰有《〈西游记〉与唐顺之的仿生思想及“白猿”仿生意象》一文通过对比唐顺之笔下的“白猿”仿生意象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文化原型，进而认为《西游记》为唐顺之所作(70)。固然，《西游记》究竟是否为唐顺之所作尚需更多史料的佐证，这里大概体现的是学者们对于唐顺之文学价值的认可和拓展唐顺之文学研究范围的时代要求。
总起看来，文学领域有关唐顺之的研究主要表现出以下几点特征：一是早期主要集中在有关唐顺之文学理论“本色论”的探讨上；二是研究呈日益丰富的发展态势，这主要反映在对于唐顺之文学研究范围和视野的拓展以及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上。
在文史概念相对模糊的古代社会以及强调各学科交叉研究的当今学术界，学者们有关唐顺之“本色论”的理论价值及其影响的梳理，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在史学领域中也有同样的指导意义和价值。这都是我们从事唐顺之史学研究必须重视和面临的既有前提。通过以上当今学术界关于唐顺之在文学成就上的发掘，我们也多少可以感觉到其他领域有关唐顺之的研究是势在必行的。
（2）思想方面
平允而论，思想领域关于唐顺之的研究起码从时间节点上来看，是落后于文学领域的。在早期的思想领域，唐顺之并未作为独立的研究单元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在古代传统社会中，家学的影响相对浓重一些，正像唐顺之的先辈于其性格和思想之铸成上所施加的影响一样，唐顺之的思想也对其后辈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思想背景下，唐顺之儿子唐鹤征以其“实功论”进入了思想史学者的视野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留意唐顺之的实学思想。其实通过对其后辈思想的梳理，我们也可窥到唐顺之的学术思想与史学价值之一斑。
目前对唐顺之儿子唐鹤征的思想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在陈鼓应、辛冠杰、葛荣晋主编的《明清实学简史》中就专列一章“唐鹤征的‘实功论’及其‘辅世拯民’思想”，从唐鹤征“辅世拯民”的救世思想、“天地之间，只有一气”的实体论以及反对“空悟”、提倡“实功”的道德修养论三个方面对其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在文中作者也明确注意到唐顺之对唐鹤征的影响。“唐鹤征承袭其父唐顺之的经世思想，他不但以锐利的眼光洞察到明朝末年的社会弊病，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济世匡时’的改革主张”(71)。从这一方面来讲，这也是对唐顺之研究所展开的一条思路。葛荣晋先生《试论唐鹤征的哲学思想》从“天地之间，只有一气”的宇宙观，“心性兼修”的心性论，反对“空悟”、提倡“实功”的道德论三个方面对唐鹤征的哲学思想进行论证的同时，也从分属于王学后学同一派别的角度肯定了唐鹤征对其父唐顺之学术思想的继承(72)。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亦有一章“南中王门薛应旂与唐鹤征的思想特色”，论及“唐鹤征是唐荆川（顺之）的儿子。《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周易象义》提要说，唐鹤征在‘凡例中屡称先君，盖右都御使顺之之子也’。又说，《周易象义》‘大旨述顺之之说，主于以象明理’。刘曰宁在《周易象义叙》中说：‘闻荆川先生有言：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余于先生（唐鹤征）亦云：奉常先生者，荆川先生子也。盖尝发百家之藏，殚三绝之力，廪过庭之训，而益畅其言，作《周易象义》。’从以上两段记载可见，唐鹤征的学术思想受其父唐荆川的影响很大。《唐氏丛刊·唐荆川公弟子考》中列有唐鹤征，可见唐顺之既是他的父亲又是他的老师”。对唐鹤征的思想渊源进行了梳理，进一步肯定唐鹤征学术思想中所体现的唐顺之的学术思想痕迹。从宇宙生成论、心性说和认识论的角度对唐鹤征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大致与《明清实学简史》的观点相埒。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分析唐顺之的学术思想提供了间接的材料(73)。
有的学者从唐顺之思想以及其思想对现实行为的指导意义的高度，对其政治行为进行了一定的剖析和梳理。赵园先生《关于唐顺之晚岁之出》由唐顺之晚年因严嵩党羽赵文华之请而出任军事说起，通过大量资料的发掘、考证和比较，对唐顺之晚岁之出在学者们中间引起的争论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并对唐顺之的学术思想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认为：“唐顺之晚年的出任军事，固然因缘自严嵩党羽赵文华的疏荐而备受后世诟议，但其用心却在于平定东南倭寇和西北边患。体现了明代士人进退有节，‘以身蹈天下之难，而为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计’。唐顺之其人的魅力，或许正在于其不能忘情于用世，在危机时刻任事之勇，以至于在道德重压下毅然担荷的定力。”也是研究唐顺之生平、政治作为与思想的一篇力作(74)。
对唐顺之哲学思想的研究往往体现在各种思想史通史和思想家传记中，但大都不成体系，仅是论述其他思想家思想价值的辅助、参照。如吴震先生《阳明后学研究》中在论及罗念庵对王畿的“现成良知”的批判时，指出罗念庵对阳明的良知本体当下具足这一观点有所误解，进一步引用唐顺之对罗念庵这一理论的发挥：“中间辨析精切，深有忧于近世卤莽之学，力于破除，可谓有益世教不小。然以此验兄近来所得，则尚有论在。盖犹未免落于文义意见之间，而自己真精神不尽见有洒然透露处。”(75)通过唐顺之对比罗念庵思想积极意义和对自己心性问题的思考，作者认为：“念庵的这一说法，不可谓尽非。”作者在与唐顺之交往较密的王畿、聂豹等人的思想梳理中，也引用了有关唐顺之的思想主张予以论证。在这种学术交往中，对唐顺之的学术思想立场等都有一定的揭示，这也是对唐顺之思想的间接发掘，也是本人研究唐顺之思想的参考思路。对唐顺之思想资料的发掘属于此一类型的还有方祖猷先生《王畿评传》(76)、吴震先生《聂豹 罗洪先评传》(77)等等。
最近则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倾向，学者们逐渐把唐顺之作为独立的单元从思想的角度进行研究。向燕南师《“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唐顺之之实学及其转向的思想史意义》从明代中后期学术界出现“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经世意识相结合”实学思潮的高度，分析了唐顺之的学术思想及实践于这一时期思想史上的意义。唐顺之的现实作为、王学后学身份以及由王学思想所蕴涵的“知行合一”理论开出的“即将‘行’置于日常世界的具体展开之间，从而将道德性的‘知’导向对纯粹实用知识的追求，将心性问题的探求转向外在世界的实践，形成形而上之‘道’，落实于形而下之‘器’，积极干预或参与日常生活的理论依据”的实学倾向，都昭示着唐顺之学术的实学倾向，从其“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的理论主张中亦可看到传统学术中道德哲学与经世意识于唐顺之一身的融会，而在这种史学倾向中更为可贵的是孕育着“作为本土传统科技发展‘本土之根蘖’的思想史意义”。这种思想倾向“缓解了儒家意识中的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的紧张，而具有了促进科技思想发育的思想史意义”，对明代后期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唐顺之后期发生潜心研习“为己之学”的学术转向，也体现了唐顺之求圣问题的思想彷徨和挣扎。同时，唐顺之的这一转向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古代传统科技之所以没有自然转化到现代意义上的科技的原因，甚而揭示了“儒家思想走向近代之途的困境和局限”。此文打通了史学与思想之间的学科界限，使唐顺之的史学在更广大的层面上展开，大大拓展了史学研究视角和空间的同时，也赋予了史学更深层次的思想涵义(78)。
周焕卿《从心学到实学之丕变——论唐顺之对王学左、右两派的突围》针对当前对唐顺之实学思想研究的薄弱，通过对唐顺之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梳理，认为唐顺之由于体认到本心的圆活洒脱，对王学左、右两派的思想重新作出整合，吸收左派（现成派）良知自然的学术观点，主张纯任天机流行，去欲工夫则突破了“闭门厌事”“闭关独卧”等刻意求虚寂的修行方式，转向“应接纷纭”“观书学技”等外在的“事上磨炼”上。由此，完成了对心学思想理论困境的突围，重返经世之学。阳明心学也因唐顺之的理论发展，完成了向实学的丕变(79)。
拙文《唐顺之军事思想探析》(80)也把有关唐顺之的研究引入到了军事思想方面。
在班门弄斧地述评了文学领域和思想领域有关唐顺之的研究成果之后，我们再集中来看一下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唐顺之史学的研究。
（3）史学方面
毋庸讳言，从唐顺之进入史学领域的客观时间节点来看，其更是远落后于文学领域和思想领域的。白寿彝先生早于20世纪80年代就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于史学的高度评价明代史学的特点时认为：“一方面是因循保守气息的充斥，另一方面，是反映时代抗议精神的优秀作品在不断地问世。”(81)这一角度为后来学者提供了诸多启发，如向燕南师从史学思潮的角度对此予以明确：“作为史学思潮的重要表现，明代后期这种抗议封建思想专制束缚，强调要以自己的价值观点重新评论评价历史的思想、学术倾向相当普遍。仅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论来看，除祝允明、李贽外，比较典型地表现出这种思想、学术倾向的史学著作，至少还有唐顺之《两汉解疑》《两晋解疑》《史纂左编》……这些著作论述的理论层次虽然有高有低，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反对封建伦理束缚，蔑视既定权威的思想和学术的特征。”(82)也同样依循这一思路，向燕南师也把对唐顺之实学思想的研究引入到史学研究领域，代表作品就是其《从“主于道”到“主于事”：晚明史学的实学取向及局限》一文。文中就以唐顺之为例，认为晚明时期，在社会危机的压迫下，一贯标榜经世致用的史学，在经世取向上发生了重大转向——从“主于道”转向“主于事”，即史学撰述渐渐脱离开宋元以来的泛道德取向，转而对形而下的具体事务倾注更多的关怀。其影响不仅导致史学自身的学术取向发生变化，同时也构成当时实学思潮的主要表现。晚明史学的实学取向，是晚明社会知识界的普遍话语，并不表现为对王阳明心学的反动，所谓“从思想发展的逻辑看，心学的没落是实学思潮兴起的原因，实学思潮的兴起是心学没落的归宿”，将实学置于与心学对立位置的观点是不恰当的。晚明史学中所体现的实学思想，一些已溢出了儒家的思想传统，表现出一定的前近代思想的“启蒙”性。但与此同时，也因其对形而下事物的过度关注而使史学少了一些形而上目的的学术关怀与追求，从而构成这些实学取向史学的局限性。王家范对此评价道：“作者以通达的眼光看出晚明史学所具的标志性特征，为经世主题向实学的方向转变，乃发前人之所未发，新意盎然。其力排心学与实学不能两立说，有理有据；选择唐顺之为例，颇具匠心。对后一点，我尤为欣赏。”(83)王先生这段话其实也说明了唐顺之进入史学家视野的另一个进路。
唐顺之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还与有关拓展史学研究范围和深化史学史研究的要求的时代呼声密切相关。学者们对唐顺之史学的关注是与要求深化明代史学的研究同步的。初始，由于历史的原因，明代史学不受世人重视，评价当然也不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一局面得到了改观，人们的视野进一步拓展，以为数不多的几位“大家”为跳板，开始把关注的焦点向具有更广大基础的“二流”“三流”史家扩散，发掘了一大批史家及其史学价值，如宋濂、王袆、方孝孺、朱国祯、陈建、薛应旂、高岱、胡应麟、郑晓、湛若水、何乔远、吴士奇、许重熙、张燧等等(84)，唐顺之史学价值最初就是在此背景下被学者们重视起来的，进入了史学史的研究视野。瞿林东先生《中国史学史纲》从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的角度入手，认为唐顺之《史纂左编》“所介绍的只是一些片段的历史知识，不过它立意还是可取的，历史教育也需要这样的书”(85)。仓修良先生也在其《中国古代史学史》中从与瞿先生相似的角度提到过唐顺之(86)。
钱茂伟更是在其《明代史学的历程》中专门设立“‘留心治乱’的《左编》”和“《藏书》对《左编》的继承与批判”两节，重点探讨了唐顺之《左编》的经世特点和《藏书》之与《左编》的关系(87)。这些研究成果又都反映在其《论〈藏书〉对〈左编〉的继承与批判》一文中。此文系统考察了李贽《藏书》与唐顺之《左编》的关系，下分“《藏书》对《左编》的继承”“李贽对《左编》的改动和批判”“明末清初人对《藏书》的呼应与抨击”三部分。作者援引明人陈懿典《藏书》“本《左编》，写独见而为品骘”、顾大韶“《藏书》百卷，止凭应德《左编》，恣加删述”和明末清初王弘“《藏书》则率本他人成稿”之论，并对《左编》和《藏书》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对照，阐述的重点多就《藏书》在体例和内容上对《左编》的继承，并对《左编》的史学价值和特点进行了一定的发掘，如认为《左编》编写的目的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正反两方面治国理世经验与教训”，“是最能体现唐顺之经国思想之著述”；《左编》是一部讲褒贬的史书；《左编》有强烈的夷夏、正统色彩；《左编》重方技等。认为“《藏书》不是一部原创型史著，它是对《左编》的改编、评注”。与此同时，钱先生还认为《藏书》对《左编》也进行了突破性的发展，这种突破性的发展不仅体现于体例和内容上，并且认为“形式的变化，服从于作者思想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于两者的撰述思想或旨趣上，认为：“《左编》是一部封建说教式的史著，重在为世人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而《藏书》，则是一部评论性的史著，重在指点历史人物的功过。”进而认为：“某种意义上说，《左编》是封建正统史学的一个代表，而《藏书》则是新生市民史学的一个代表，是一部挣脱了‘旧史学’枷锁的‘新史学’著作。”从而得出两者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史学价值观，作出了作者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88)。从钱先生的研究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发掘史学内涵和扩展史学史研究范围这两种唐顺之进入学者研究视野的路径的联系，因为要求拓展明代史学研究范围自是学者们关注唐顺之的一个原因，但其《左编》与李贽《藏书》的关系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有关唐顺之的研究成果，最后还需要特别介绍的是由常州市唐顺之研究会主编的《唐荆川研究》(89)，该书是一个有关唐顺之研究的论文集，集中以文学成就、学术思想、抗倭勋业和旧事钩沉四个部分收录了如上所述的关于唐顺之2010年之前的既有研究成果。后又出版了《唐荆川研究文集》(90)，分人文精神、历史影响、学术思想、广益研究和百年唐氏五大篇章，主要收录了2010年以后有关唐顺之研究的成果，包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从时代背景来讲，这两部文集的编辑体现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时代背景下，常州市政府发掘本地区的文化资源以为当世所用的能力和愿望。这也是学随时变的一个切近的、生动的表现。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7—328页。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332页。
(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333页。
(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334页。
(5) 梁启超著，陈书良选编：《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218页。
(6) 李隆国：《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5页。
(7) 钱穆：《中国史学发微》，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93页。
(8)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11年，第3页。
(9)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3—4页。
(10) 关于改余氏“历史”为“史学”，还有最为主要的原因，即本书的主要认知对象就是唐顺之的史学，而非其历史，后将述及。
(11) 这里所谓的“核心”史料，是指那些能对史事考实产生直接的、决定性作用的史料。
(12) 列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8页。
(13) 杨翼骧审定，乔治忠、姜胜利编著：《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59页。
(14)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
(15)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页。
(16)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94页。
(17)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5页。
(18) 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1页。
(19) 吴智和：《谢肇淛的史学》，《第二界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与近代史组）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1987年编印，第49页。
(20) 肖黎：《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99页。
(21) 葛兆光：《谈史学史的编纂》，《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
(22) 王记录：《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分期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6期。
(23) 在选择谁作为明代史学的代表时，钱茂伟先生曾作如下的探讨：“明代史学群体人员不少，作品数量十分大。二、三流史家自然多，也有李贽这样的一流史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天才史家。西汉是司马迁及《史记》，东汉是班固《汉书》，唐朝是刘知幾《史通》，宋朝是司马光《通鉴》，清朝是章学诚《文史通义》。明朝是谁？我想，首推李贽《藏书》。”（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80页）在其后的论述中，似觉不妥，把李贽所能代表的范围划定为“启蒙史学”，“李贽是中国第一个启蒙史家，《藏书》是中国第一部启蒙史学著作”。姑且不论这两个“第一个”的头衔是否妥当，即使于明代史学所表现出来的丰富性，“启蒙”一路显然无法穷其内涵。
(24)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页。
(25)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第2—3页。
(26) 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第168页。
(27)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9页。
(28) 葛兆光：《明代中后期的三股史学思潮》，《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
(29) 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41页。
(30) 唐鼎元：《荆川先生著述考》卷首《自序》，国图藏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31) 鲁九皋：《山木居士外集》卷2《答黄筠庄书》，清乾隆四十七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631页。
(32) 〔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4—135页。
(33) 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卷19《著书之难》，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46页。
(34) 王学典：《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35) 钱穆：《中国史学发微》，第57页。
(36) 〔英〕基思·詹金斯著，江政宽译：《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埃尔顿到罗蒂和怀特》，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4页。
(37) 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18《叙姜陆二公同适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95页。
(38)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10《姚江学案序》，中华书局，2008年，第178页。
(39)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5《浙东学术》，中华书局，1985年，第523页。
(40)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首《明儒学案序》，第7页。
(41)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26《襄文唐荆川先生顺之》，第598页。
(4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90《两晋解疑》“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762页。
(43) 彭士望：《耻躬堂诗文钞·文钞》卷4《复邹吁士书》，清咸丰二年刻本，《四库禁毁丛刊》集部第52册，第66页。
(44) 唐鼎元：《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卷首《唐肯序》，民国二十八年武进唐氏刻本，见陈来选，于浩辑：《宋明理学家年谱续编》第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225页。
(45) 唐鼎元：《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卷首《唐鼎元序》，《宋明理学家年谱续编》第4册，第231页。
(46) 唐鼎元：《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卷首《例言》，《宋明理学家年谱续编》第4册，第242—244页。
(47) 唐鼎元：《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卷首《钱振锽序》，《宋明理学家年谱续编》第4册，第211页。
(48) 唐鼎元：《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卷首《吴佩孚序》，《宋明理学家年谱续编》第4册，第205—206页。
(49) 唐鼎元：《唐荆川公著述考》卷首《自序》，国图藏民国铅印本。
(50) 唐鼎元：《唐荆川公著述考·两晋解疑条》，国图藏民国铅印本。
(51) 左东岭：《从本色论到童心说——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6期。
(52) 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38—492页。
(53) 宋克夫：《论唐顺之的学术思想》，《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54) 陈怀利：《浅论唐顺之的本色论》，《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
(55) 宋克夫：《论唐顺之的天机说》，《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贝京：《唐顺之本色论重析》，《浙江学刊》2005年第3期；马美信：《唐顺之诗文的艺术成就》，《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1期。
(56) 马晓虹：《阳明心学与唐顺之文学思想的演进》，《兰州学刊》2012年第12期。
(57) 吴金娥：《唐荆川先生研究》，文津出版社，1986年。
(58) 孙彦：《唐顺之论“文”的第二次转变》，《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59) 孙彦：《从〈文编〉看唐顺之的“文法”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以古文之法入于时文——论唐顺之的八股文创作》，《船山学刊》2013年第4期。
(60) 孙彦、周群：《唐顺之》，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
(61) 姜云鹏：《唐顺之古文评点初探——以〈文编〉为中心》，《理论界》2013年第6期。
(62) 张慧琼：《唐顺之〈荆川集〉版本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4期；《唐顺之集类著述考》，《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63) 陈书录：《唐顺之与明代“毘陵诗派”考论》，《文学遗产》2011年第4期。
(64) 薛梅：《汤显祖与唐顺之》，《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65) 宋克夫、余莹：《唐宋派考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66) 熊礼汇：《唐宋派新论》，《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67) 周群：《论王畿对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影响》，《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
(68) 雍繁星：《阳明心学与唐宋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69) 胡令毅：《〈西游记〉作者为唐顺之考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70) 邢慧玲、邢琎：《〈西游记〉与唐顺之的仿生思想及“白猿”仿生意象》，《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71) 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38—249页。
(72) 葛荣晋：《试论唐鹤征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4期。
(73)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8—382页。
(74) 赵园：《关于唐顺之晚岁之出》，《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75) 唐顺之：《荆川集》卷6《与罗念庵修撰》，第114页，转引自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9页。
(76) 方祖猷：《王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77) 吴震：《聂豹 罗洪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78) 向燕南：《“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唐顺之之实学及其转向的思想史意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79) 周焕卿：《从心学到实学之丕变——论唐顺之对王学左、右两派的突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80) 李德锋：《唐顺之军事思想探析》，《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81)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第77页。
(82) 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第179页。
(83) 向燕南：《从“主于道”到“主于事”：晚明史学的实学取向及局限》，《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
(84) 朱仲玉：《宋濂和王袆的史学成就》，《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吴智和：《何良俊的史学》，《明史研究专刊》第8辑，1985年；《朱国祯的史学》，《明史研究专刊》第8辑，1985年；《谢肇淛的史学》，《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与近代史组），台湾“中央”研究院，1987年；李焯然：《焦竑之史学思想》，《书目集刊》15卷4期，1982年；《丘浚之史学——读〈世史政纲〉札记》，《明史研究专刊》第7辑，1984年；陶懋炳：《李贽史论新探》，《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张明堂等：《〈罪惟录〉的编纂特色》，《盐城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
(85)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第637页。
(86) 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
(87) 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第191—197、336—341页。
(88) 钱茂伟：《论〈藏书〉对〈左编〉的继承与批判》，《福建论坛》1998年第6期。
(89) 常州市唐荆川研究会编：《唐荆川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90) 常州市唐荆川研究会编：《唐荆川研究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