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缉队闯入地下省委招待处
立冬刚过五天，天气尚不很冷，早上起了一点淡淡的雾，到近午时就消散了。从灰色的云层里洒下一片金色的阳光，照得人身上暖暖的。
几乘滑竿从通远门出了城，沿兴隆街、神仙洞走上往两路口去的那条官道。这官道依傍从西北方向延伸下来的山脊的南坡蜿蜒西上，山脊的北坡是一片棺山坡。因新城区的开拓，原有坟地已经大部分迁走，显出一片千疮百孔的样子。那下边正在修筑一条蜿蜒曲折经观音岩、罗家湾、严家湾、两路口、火烧坡通往曾家岩的新市区中区干道。一阵叮叮当当的打石声从山脊高处祭祀吕洞宾的道观纯阳洞上方传来。那里正在修建一座菩提金刚塔。这塔是为了不致因毁坟筑路激起民愤，刘湘手下的教导师师长、当时的首任重庆市长潘文华采纳由康定请来的藏传佛教喇嘛多杰觉拔的建议而修建来超度亡灵、安慰生者的。
侦缉队长宋毓萍躺在打头一乘滑竿上。在吱呀吱呀的滑竿颤摇声中，他不觉有些睡意蒙眬了。他把头上的黑丝绒卷边博士帽拉下来遮住眼睛，十分惬意地打起盹来……
几天前，二十一军特委会在城内鲁祖庙街破获了一处中共重庆市委的交通机关，抄到一些文件，其中提到两路口新市街106号。他们判定该处有共党嫌疑，宋毓萍这天特地带了几个人前去搜查。
两路口新市街位于出城过浮图关上“东大路”（去省城成都的古官道）的必经之路旁，是在原两路口老场迁来此地后形成不久的一条新街，开设了不少栈房、茶馆、酒馆、烟馆，显得颇为繁盛。到了目的地，宋毓萍叫随行几人暂到一家茶馆歇息，先派一人前去假装租佃房屋打探情况。
不一会，去的人回来报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是个普通住家户。几个特务有些不耐烦了，有人打着呵欠嚷着要早点回去找“幺妹儿”（妓女）打牌玩。这时宋毓萍忽然挥手制止了他们的吵闹声。
从茶馆里向门外望去，只见两个青年匆匆往那屋子走去，走近屋门口时还回头警觉地看了看身后。
宋毓萍脸上顿时浮现出得意的笑容——凭他多年从事共青团地下工作的经验，他判定这两个青年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无疑。
“你快去找团防派人来把守路口……”他吩咐一个特务道。然后一挥手，带着另外几人往那屋子闯去……
屋子里光线昏暗，有三个青年正围着一张床边坐着，床上躺着一个病人。见到宋毓萍一行闯入，三个坐着的人都一下子站了起来，显出惊慌不安的样子。
“我们是军部的。”宋毓萍气势汹汹地晃了一下侦缉证，“你们在干啥子？”
“我们是来看病人的……”一个青年回答。
“你们是他啥子人？”
“是朋友。”
宋毓萍一边盘问每个人的住处、职业、从何处来等情况，一边贼眉贼眼地四下里打量着。问了一阵后，他下令搜查。在三个青年身上没有搜出什么东西，宋毓萍并不甘心。他找了一根竹棍，伸到床下去一阵乱掏，掏出来一堆谷草，再翻了几下，就从草中翻出四本书来。
“哈哈，这是啥子东西？”宋毓萍得意地拿着这几本书在病人眼前晃了晃，高声念出书名，“目前政治宣言……”
“那不是我们的东西，”躺在床上的房主岑浩然有气无力地说，“不晓得是哪个丢到那里的……”
特务们哪里还容他分辨，一见确有秘密，都大为振奋，一齐起劲搜查起来。不一会儿，就在一张破桌子抽屉内搜到一封未寄出的信件和中共地下组织特制的小红格纸数百张，在屋角米缸内搜出几种共产党的政治通告和信件，一个特务还粗暴地掀开病人，从床上破棉絮下搜出几份《红旗》报和中共某直属支部通告……
屋里几人当场被捕。卧病在床的岑浩然也被特务们粗暴地拖了起来，一起抓走。
从搜得的文件获知，这个地方是中共四川省委的招待处机关，岑浩然是招待处长。
但岑浩然等人拒不承认。岑浩然一口咬定所有搜到的东西都是别人拿来的，他看都没有看过。
岑浩然原本卧病不起，在特委会经受了两天刑讯折磨，病势更加沉重，关进监狱后，得不到医治，被狱吏们扔在过道里的一张破床上，无人照料，于次年2月9日含恨病逝。
被捕的其他三人是：领导了铜梁县土桥农民暴动的中共铜梁县行委主席濮生秋，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文件印刷科负责人梁国龄，中共江津县委干部陈学孚。
三个人都拒不承认是共产党。特委会中的叛徒们又恰好无人认识这三人，但因找到了“物证”，仍然认定三人必是共产党。
在特务们搜到的省委文件中，有一份由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制定的《招待处规则》，其中作了一些严格的规定，如“住招待处的同志，不得携带任何行李进出，引人注意”“处长于招待之人到时，即与之将关系弄清楚，反复熟悉几遍以备盘诘及应付环境，并告以环境情势”“住招待处的同志，应极端沉静，禁止不必要出入，免多人注意，致妨招待处的安全”“住者在外被人尾随或有人同路时，不得径行到招待处，以妨招待处之秘密”“不得以真姓名籍贯相互介绍”……
规定得是颇为具体详尽了，但是当时的共产党人毕竟都很年轻，这次被捕的濮生秋等三人都只有20来岁，对敌斗争经验不足，那时当然也没有人对他们进行过什么“反审讯”训练，因此一开始就出了个小纰漏：濮生秋在宋毓萍突然盘问下，失口说出了自己的原籍是铜梁县。
这就给了特务们一个突破口。
那些年代里因各地县城、乡间交通不便，环境闭塞，人口少，外出人员更少，因此要查找某地一个外出人员的情况是很容易的。特委会发函到铜梁县查证，很快便得到一个有力证据，是铜梁县三教板桥虎峰等八乡士绅的联名具报：
濮生秋即濮文昶，久为共匪领袖，铜人共知共忿。……本县土桥暴动，杀死夏作舟团总，俱与有关，又潜逃渝城，秘密活动，今幸拿获，请将此要犯处决，明正典刑……
原来，一个多月前的10月2日，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共铜梁县行委领导了土桥乡农民武装暴动，镇压了欺压农民的团总夏作舟，在当地震动极大。后来暴动失败，数十人被捕，二人被杀。暴动领导人濮生秋逃来重庆。他住在省委招待处，就是在等候省委另行分派工作。却未料到会在这里落入敌手。
“省委招待处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又有农民从该处屋后路过，发现草丛里有一堆书籍，捡回来给人看，才知道是共产党的宣传品。马上被交到二十一军特委会去。其中除了几十本准备发往各县的书籍外，还有一些重要文件，特别是一份中共四川省行委巡视员所写的关于涪陵工作的报告，涉及不少党内机密，如在涪陵建立地下机关的地点、用费、存在问题等情况，在涪陵各地组织军事暴动的困难、条件、可能发展路线等情况。特务们认为这个文件“颇值得注意”，特别摘录出来，进行研究，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规律及面临的困难等有了更深的了解。
濮生秋等三人即被送进巴县大监，不久，转入反省院。
在四川的中共地下组织中，濮生秋是一个很有特点、发人深省的人物，有必要多说两句。
抗战初期，濮生秋从反省院获释后，恢复了中共党籍，以后又继续投身地下革命工作，改名为蒲华辅，先后担任过中共铜梁县委书记、江北县委书记、万县中心县委书记、成都工委书记、川康特委书记，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20余年，却在眼看革命就要胜利的1949年1月，再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经不起刑讯逼供，交代出一些他领导下的共产党人，致使川康地区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而蒲华辅本人，则因交代显得被动，未能积极主动表现“反共诚意”，最终被当作无价值的废物。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上报蒋介石批准，将他连同坚贞不屈的陈然等革命志士一起，枪杀于重庆大坪刑场。
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干部，就因为晚节不忠，落到了这样一个可耻可悲的下场。后来著名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们在塑造叛徒甫志高这一艺术形象时，就有一部分原形素材取自于蒲华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