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蜀筠决意抓捕老同学请赏

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的第一任侦缉队长易觉先被处决了。

第二任侦缉队长邹云芳因害怕制裁而消极了。

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核心因惨遭重创而换上新人的同时，二十一军特委会的骨干分子也换成了新人。

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作为专职特务机关，其特点之一，是它的成员几乎清一色地由共产党或共青团的叛徒组成。这些叛徒各有不同情况，有的是死心塌地为虎作伥，有的是贪生怕死只求苟活，有的是一时动摇事后又决心回头，有的是一开始就存心搞“假投降”，“勉从虎穴暂栖身”……

由于各自的原因和动机不同，他们所写的“自首书”、“反共启事”，也是形形色色。

一般被迫自首而又耻于多说违心话的，所写文字大多十分简单，并且有同一模式，如：

迳启者，××（自首者姓名）智识浅陋（或“生性鲁钝”之类），交友不慎，被人引诱，误入歧途……

有的叛变者则力图从理论上为自己的变节行为辩解：

夫主义者，所以救社会之危，求黎民之安之工具也。兹者欲实施某种主义，则必先视社会之情况若何，预审黎民之需求安在，然后对症下药，社会庶不至濒于危殆，黎民亦不至遭受痛苦……

有的竭力以对共产党的恶毒咒骂来讨好敌人：

杀人放火实行恐怖政策的中国共产党，破坏国民生计，扰乱社会治安，阻滞国民革命，势非陷中国于破亡之地不止……

还有人在摇尾乞怜时也忍不住要卖弄一下“文才”：

“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我愿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

正如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叛徒也是各有不同特点的。

在易觉先被制裁，邹云芳开始消沉的时候，二十一军特委会中却又冒出来两个给四川共产党人带来极大危害的叛徒，一个叫贺蜀筠，一个叫宋毓萍。

这两个叛徒，也各有不同：贺蜀筠是自动投敌的，而宋毓萍则是被捕后经过一番折腾才叛变的。

贺蜀筠是四川梁山人，黄埔军校四期步科第一团步七连入伍生，与李鸣珂同在一团，小李鸣珂8岁。大革命中回到四川，曾在政治上“左倾”的川军郭汝栋部从事革命工作。但在革命进入低潮后，他不愿再为遥遥无期的革命成功去流血流汗，只想为自己找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闻知刘湘在重庆招降纳叛，他便急忙跑去入了伙。

可是，他在党内早已失去组织关系，在重庆更是不认识什么共产党人，无法像易觉先那样理出一条条可供出卖的线索。但是，他又深知，若不争取多出卖点昔日的同志，是不可能升官的。必须“卖友”，方能“求荣”。

想来想去，他想到了当年中法大学附设中学的同学宋毓萍。当年在学校时，宋毓萍就是共青团的干部，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听说后来此人在共青团内升了官。不管怎样，抓到宋毓萍，就有可能得到共产党的线索。

于是，贺蜀筠跑到下半城商业场，打听到宋毓萍的家还在原地，便在他家门口辛辛苦苦守了几个晚上，终于在一个春末的深夜等到了他那位久未谋面的老同学。

宋毓萍这年20岁，虽然年轻，却可以算是“老革命”了。他在中法大学附中时加入共青团，重庆“三·三一”惨案以后转移到万县，进入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担任团支部书记。一年后，因身份暴露，被迫撤离万县，团组织派他到了自流井（自贡）去参加领导工人运动。在他解放后所写交代的自传部分，对这段时间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叙述：

最初我担任了大坟堡四个厂房的支部书记工作，1927年，我被调任自贡市团委书记，我离开厂房，搬入团工作机关。当时上下两厂，共有十二个支部，每天白天四处忙着跑去参加支部会议，因为地方辽阔，每天至少来回要走二十多里路。晚上在家就开始执笔工作。有时党派我做公开的党代表出席工人大会作讲演，有时密藏在厂房内煽动工人罢工或领导斗争事件。

这以后，宋毓萍转为中共党员，担任过中共威远县委书记、共青团成华县委书记、团省委宣传部长等。那时，他对革命工作是积极努力，十分投入的，甚至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正好组织上调他到外地工作，他连母亲的丧葬事宜都没有顾得上办理，就匆匆奔赴新的战斗岗位了。正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在全省党代会上他被选为省委监察委员，在全省团代会上被选为团省委常委……

被捕之初，宋毓萍见审判官并无他什么证据，便一口咬定自己早已脱离党、团组织。贺蜀筠与他对质，也拿不出什么把柄，只急得抓耳挠腮，无可奈何。审了几次后，只好把宋毓萍关进了巴县大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