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祖国在危急中

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的苦难太深重了。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事实。

一百八十年前，英国军舰的猛烈炮火轰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脱开了原有的轨道。从这时候起，中国开始丧失一个独立国家所拥有的完整主权，走上半殖民地的悲惨道路。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到处可以看见那些傲慢的、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趾高气扬地支配一切的洋人老爷，看到那些用步枪、刺刀以至机枪、大炮任意杀戮中国百姓的外国军队，看到那些在工厂、矿山中冷酷地榨尽中国劳苦大众最后一滴血汗的外国资本家。中国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听人摆布。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笼罩在不止一代的中国人的心头。戊戌维新运动的志士谭嗣同曾满怀悲愤地写下这样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1]这一切，不能不深深地刺痛每一个对祖国怀有深厚感情的中国人的心，驱使他们苦心焦虑地去寻求拯救祖国的道路。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是当时最重要的事实。辛亥革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

要谈辛亥革命的历史，不能不从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说起。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活动是在这次战争期间开始的。这次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如果拿战争以前同战争以后比较一下，不难看到，中国的内外局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甲午战争前半个世纪，中国人是在完全缺乏精神准备的状况下，不自觉地被卷入近代历史时期的。鸦片战争的炮声，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人们感到震惊，突然发现在中国以外还存在一个如此陌生的外部世界，但他们一时并不能立刻认清周围发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魏源在当时是能够睁开眼睛重新看待世界的思想家，他在《海国图志》中详尽地介绍了当时所能了解的外国的各方面情况，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认真说来，这种了解仍是很表面的。《海国图志》叙中写道：“昔准噶尔跳踉于康熙、雍正之两朝，而电扫于乾隆之中叶。”在他看来，鸦片战争可能只是当年准噶尔事件的重演，只要实行了“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几条，中国并不难重新回到“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那样的盛世。

十多年后，又发生了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这次战争延续了四年之久。联军攻占中国的首都北京，纵火焚毁了中国皇家园林的精华——圆明园，清朝朝廷被迫逃亡到承德，最后签订了《北京条约》，这给中国人的刺激自然很大。但战争结束后不久，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被血腥地镇压下去，清朝的统治秩序又暂时稳定了二十年。这使许多封建士大夫兴高采烈，在心理上仿佛已获得足够的补偿。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着着进行，近代工业的开始兴办，新式陆海军的训练，等等，使人一度产生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同治中兴”的赞颂，便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被高唱入云的。直到甲午战争前夜，进步思想家郑观应觉得需要向社会发出“危言”了，仍不敢公然指出中国已处在“衰世”这个事实，而把他的书称为《盛世危言》，以免招来太多的不满和攻击。梁启超说过：“自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不知国危，则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卧，故于时无所谓保全之说。”[2]许多人对严重的民族危机确实还处于相当麻木的状态。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太大了。洋务运动中人们曾寄予很大期望的新式海陆军，在战争中那样快地溃败了。虚幻的安全感突然消失。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中国的一个省——台湾被割弃，重庆、沙市、苏州、杭州等地被开放为商埠，日本人被允许在中国所有通商口岸自由开设工厂，还要向他们支付二万万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3]吴玉章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玉锟）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4]这自然更使中国人感到难堪和坐卧不安。这一年，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在《直报》上接连发表四篇震动一时的政论文章。第一篇《论世变之亟》中，劈头写道：“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5]最后一篇《救亡决论》，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他在给吴汝纶的一封信中写道：“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6]许多人在惨痛的事实前猛醒过来，觉得放在面前的问题已不是一般地谈论什么“自强”“求富”，而需要直截了当地起来“救亡”。如果周围局势不突然发生如此令人心悸的剧变，人们的思想要在短期内产生这样深刻的变动是无法想象的。

“救亡”，成为一切爱国者心目中最响亮、最有吸引力的中心口号。这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历程中一个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巨大变化。

甲午战败给中国的打击已经够沉重了。过了两年多，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又成为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攫取势力范围的新起点。1898年初，康有为在上书光绪皇帝时，大声疾呼地痛陈局势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7]戊戌维新运动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迅速走向高潮的。

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愤怒。戊戌维新运动，表现出上层爱国知识分子中出现的新的民族觉醒。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更表明直接承受帝国主义侵略重压的下层劳动人民，决不甘心默默忍受外来的侵略和奴役。他们不顾一切地拿起武器，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全世界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共同向半殖民地的中国发动军事进攻。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先例。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朝政府逃往西安。马叙伦在《我在六十岁以前》中回忆到：他在杭州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天好像塌了下来似的，立刻放声大哭。这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军队武装占领北京达一年之久。他们在北京颁布戒严令，由各国分区管制，强迫居民悬挂他们的国旗，任意进行屠杀和洗劫。在天津，他们建立所谓“临时政府”，并且不时地派遣军队到直隶北部地区进行“讨伐”。1901年9月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支付赔款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拆毁大沽炮台，在使馆区和从北京到山海关的沿铁路重要地区由外国派兵驻守，清政府并承担了镇压“与诸国仇敌”的爱国活动的责任。在这个时期，沙皇俄国的军队一直占领着并准备进一步吞并整个东北。这一切，使中国人民感到极度的屈辱和痛苦，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觉醒。

《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开始陆续撤兵，民族矛盾从某些方面看起来有了一些缓和。但如果深入一层来观察，就会看到，民族危机其实是向着更深刻的方向发展了。

如果说1901年以前，列强虽然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攫取了各种投资的特权，但一时还来不及直接从事大规模的投资活动，那么到1901年以后，它们便以空前的规模来实现这种投资的特权，消化、巩固和扩大前一时期获得的侵略成果。这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步骤上的一个严重进展。

这种投资的集中点，是建筑铁路和开矿，它是在中国丧失独立主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京汉铁路、粤汉铁路、津浦铁路、陇海铁路、正太铁路、沪宁铁路、滇越铁路等陆续开筑。列强通过借款或强行承筑等方式，实际上控制了这些铁路。它们不但获得一定年限内对某些铁路事业的管理权，获得优厚的借款手续费、利息和红利，并且使铁路通过的区域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开掘矿藏，不仅提供给外国企业家以优厚的超额利润，并且也提供给它们可靠的原料来源。中国的铁矿生产，当时全部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下开采。煤矿生产，据1906年统计，外资占百分之三十九点八，中外合资占百分之四十，两者合计占百分之七十九点八。

许多人强烈地感到：外国人一旦完全控制了我国的铁路和矿山，那就是握住了我们的命脉，就要吸干我们的血髓，这在某种意义上比明火执仗的侵略更为危险，更能置中国于死地。在20世纪初出版的《江苏》《浙江潮》等杂志中，到处可以读到这一类沉痛的词句：“呜呼，铁路之于人国，犹筋脉之于人身也。是故一县失其权则一县死，一省失其权则一省死，况全国南北（粤汉铁道）、东西（蜀汉铁道）交通之大关键乎？”[8]“经济上之竞争，其祸乃更毒于政治上。何以故？譬之是犹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警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犹可以复生也。若举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犹茫然皇然莫知所由，未几乃病瘵以死矣，此言其术也。若夫于政治上，则未有经济之权既占，而政治上之权乃犹能以人者也。盖其资本所在之地，即其政治能力所到之地，征之于近代，历历有明征也。”[9]

在这段时间，列强对华的商品输入也急剧增加。从1901年到1905年的短短五年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陡增一倍以上。长沙、秦皇岛、鼓浪屿、腾越等地相继辟为商埠。许多内地城市，也开来了外国轮船，出现了许多俨然以主子姿态君临到中国国土上来的“洋人”，激起人们的愤怒和不安。

列强们还在中国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争夺的焦点是中国的东北。沙俄的军队在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中占领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战后却迟迟不肯撤兵。1902年10月，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呈沙皇的有关满洲问题的备忘录中明白提出：要“把北满归并俄国”[10]。这使许多爱国者更感到寝食难安，把它看作帝国主义列强就要动手瓜分中国的信号。亡国灭种的惨祸，仿佛时刻都可能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

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假托别人的口说道：“你但问俄国占东三省的事真不真，不要问瓜分的事真不真。俄国占东三省的事倘若不虚，这瓜分的事一定是实了。你看德国占了胶州海口，俄国、英国、法国，也就照德国的样儿，各占了一个海口。于今俄国占了东三省，请问中国有几块与东三省一样宽的地方？将来分的时候，恐怕还不够分哩！于今还来问真问假，真正不知时务了。”[11]这段话，确实反映出当时无数爱国者为祖国命运而忧心如焚的急迫心情。

紧接着，日本和沙俄又为争夺远东霸权而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延续达一年半以上。它在中国东北的国土上进行，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同中国一水相隔的邻邦朝鲜，又给了中国人强烈的刺激。

“救亡”，成了摆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如果连国家都灭亡了，其他问题说得再好听，也将化为泡影。这不是哪一个人作出的主观选择，而是整个客观局势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先进分子日日夜夜苦思焦虑，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一切代价，都是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而寻求答案。离开这一点，就不可能对辛亥革命有正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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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谭嗣同：《有感一章》，《谭嗣同全集》，第488页。

[2]哀时客：《尊皇论》，《清议报》第9册，1899年3月22日。

[3]其中三千万两是作为赎回辽东半岛的偿金。

[4]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第34页。

[5]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1页。

[6]严复：《与吴汝纶书》，《严复集》第3册，第521页。

[7]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189页。

[8]《南方之三大铁道》，《江苏》第7期，《记事》，第147页。

[9]飞生：《俄罗斯之东亚新政策》，《浙江潮》第1期，《大势》，第1页。

[10]《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98页。

[11]陈天华：《警世钟》，《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2册，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