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光复会、岳王会的革命活动

在辛亥革命运动整个过程中，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同盟会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并不是说，它是唯一的革命力量。孙中山以外，革命党人中还有许多重要人物。中国同盟会以外，也还有不少其他革命团体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说明辛亥革命是全国性危机的产物，是人心之所向，不是少数人所能发动或制造的。其中，特别需要谈到对长江下游的浙江、安徽、江苏三省革命活动做出重要贡献的光复会和岳王会。（对武昌首义中起了巨大作用的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后面再说。）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联合而成的。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当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华兴会因为策划长沙起义失败，它的主要成员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逃亡日本，经过孙中山的积极联络，绝大多数人参加了同盟会，并担负起同盟会中的许多重要职务，华兴会的组织已不再存在。光复会的情况却不同，它的主要成员都在内地，没有逃亡海外。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它的主要领袖蔡元培、徐锡麟、陶成章都没有与闻其事。参加同盟会成立大会的七十多人中，光复会会员只有蒋尊簋一人，他同光复会的关系也并不密切。这年10月，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在上海秘密参加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但这只是他个人的行动，并没有带领光复会会员一起去参加同盟会。而且那时光复会的实际活动中心已转到徐锡麟在浙江绍兴创办的大通学堂，“光复会本部之事权亦已由上海而移于绍兴焉”[1]。同盟会虽然成立了，“然是时浙江内地多不知有同盟会事，仍其旧名为光复会”[2]。岳王会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它的南京分部长柏文蔚后来带领在南京的会员参加同盟会，但总会长陈独秀没有参加同盟会，安庆分部也仍独立开展活动。那时，国内革命力量还很小，可以活动的余地实在太大，几个组织尽可以平行地各自开展工作。

但这里也有一个复杂的问题。同盟会的组织是很松散的。参加同盟会，从组织手续上说，最重要的就是在承认它的宗旨后填写一份入会的盟书。谁只要这样做了，就算是同盟会的会员了。对填写盟书这件事，同盟会看得很重要。它的仪式也很隆重，宣誓人要当天发誓，有的地方还要歃血为誓，示无反悔。宣誓时，要有主誓人和介绍人。但在填写盟书入会后，就很少再受组织的约束。如果不是担任同盟会的职员或者自己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一般就没有固定的组织生活，也不受什么组织纪律的限制。许多人所谓同盟会的会员，其实只是指他们历史上曾履行手续，参加过同盟会，而不是指他们以后一直还和同盟会的组织保持着联系。留学生中，虽然成立各省分会，但分会本身缺乏经常的活动，主要是负责本省籍留学生入会的主盟事务。在内地，随着留日学生的陆续回国，同盟会组织发展得很快。它最初几乎集中在中国的南半部。到1906年底，长江流域和它以南的十二个省中，除贵州外都建立了同盟会分会，在北方只有直隶（今河北）的保定、山东的烟台、东北的辽东三个地方发展了一些同盟会会员，山西也有一些同盟会会员从日本回去活动。这些内地的同盟会分会，处在秘密状态，组织更为散漫。各个同盟会会员，在实际活动中通常只是本着自己的认识和彼此间的历史关系，共谋进行某一活动，或者各行其是，自由行动。甚至连同盟会本部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行动和进退出处，也往往由本人随心所欲去做，或出于朋友情商，并不受组织的多少约束。参加了同盟会的人也可以随意加入其他组织。这在当时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就像一个人可以既参加这个社团又参加别的社团那样。柳亚子说他自己1906年到上海，“就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同时，复以蔡孑民先生的介绍，加入了光复会，算是双料的革命党了”[3]。“孑民”是蔡元培的号。有趣的是：蔡元培这时已是同盟会会员了，接着又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的会长，可是他还继续在那里把一个同盟会会员发展为光复会会员。秋瑾也是先加入同盟会，后来又由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的。这些同盟会会员在参加其他组织时，并不需要经过同盟会组织的批准。他们在这些组织中的活动，也不代表同盟会，甚至和同盟会的组织没有多少关系。因此，在有些地方同盟会的活动和光复会等组织的活动难以区分得十分清楚。

在光复会方面，这时的实际灵魂是徐锡麟和陶成章。他们都是浙江绍兴人。徐锡麟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徐家田产，值十五万。城内所开天生绸缎庄、泰生烛铺，为绍郡有名大号。”[4]他中过秀才，留学过日本，革命意志坚决，对待会员又亲如手足，在光复会内部的威望日增。他1905年9月在绍兴开办的大通学堂成为光复会活动的中心，浙东许多会党头目也到大通学堂体操专修科学习兵操，使大通学堂的影响日益扩大。陶成章有许多长处，对联络会党更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但他心胸褊狭，性格急躁，在团结人方面存在着缺点，后来因为一些误会同徐锡麟也闹翻了。1907年1月，陶成章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实际上已脱离光复会的活动。

徐锡麟在主持了一个时期大通学堂的工作后，又产生一个念头，想捐资进入官场，掌握兵权，来实行革命。他靠表伯、前山西巡抚俞廉三的关系，以道员分发安徽。那时的安徽巡抚是满人恩铭，过去曾在山西任知府，受到俞的提掖，结为师生，因而对徐锡麟另眼看待，先任他为陆军小学堂会办，后改任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徐锡麟常向巡警学堂学生讲解国内外形势、国家民族的危机和前途等问题，主要想凭借他的巡警学堂会办的身份，准备突然发动，夺取安徽。

1907年7月6日，巡警学堂甲班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恩铭来校主持典礼，徐锡麟就乘机发难。当学生在操场集合后，恩铭来到操场礼堂。徐锡麟突然上前向恩铭行举手礼，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恩铭愕然，说：“徐会办从何得此信？”话还没有说完，徐锡麟的助手陈伯平就上前掷了一个炸弹，没有爆炸。徐见状立即从靴筒内取出手枪，两手各持一支，对准恩铭射击。陈伯平和徐的另一助手马宗汉也连开数枪。恩铭中枪后被抬回抚署，随即死去。枪击恩铭后，“清吏既鸟兽散，锡麟即拔刀出临礼堂，拍案大呼曰：‘抚台已被刺，我们去捉奸细，快从我革命。’诸生愕然，不知所为。锡麟率伯平、宗汉二人，左执刀，右持枪，横目视学生，大呼立正，向右转，开步走。各学生从锡麟出校，欲先至抚署，闻已有备，乃折回，至军械所。锡麟领前，宗汉居中，伯平殿后。其在锡麟后之学生，均弃枪逸去，从入军械所者三十余人”[5]。他们入据军械所后，因库房钥匙被出逃的军械所人员带走，无法打开。这时，清军已将军械所重重包围。陈伯平中弹而死。徐锡麟和马宗汉被捕。第二天，徐锡麟被杀害，并被剜心以祭恩铭。

徐锡麟领导的这次起义是有严重弱点的。他过分注重个人力量，过分依赖那种突然一击的暗杀活动，以为“只要打死了他（恩铭），此外文武不怕不降顺了。我直下南京，可以势如破竹”。起义那天，随同进攻军械所的巡警学堂学生，许多人根本没有来得及弄清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中途大多自行逃散。这次起义几同儿戏。

但是，这次起义造成的震动还是很大的。由于被刺杀的是安徽巡抚恩铭这样的封疆大吏、一省最高军政长官，而革命党首领又是有着道员身份并担任巡警会办要职的徐锡麟，这就使清朝政府吓得目瞪口呆，感到革命党人神秘莫测，几乎是无处不在，防不胜防，从而更陷于张皇失措的地步。海内同情或赞成革命的人则从这个事件中受到巨大的鼓舞。

安庆事件一发生，清政府立刻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其中，直接受到牵连而在全国造成巨大影响的，是当时主持大通学堂的秋瑾被杀。

秋瑾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杰出的女革命家。她的父亲做过湖南郴州直隶州知州。秋瑾从小爱读书，有侠气。但她嫁的一个富绅儿子却充满着“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袴之恶习丑态”[6]，婚后生活的不幸，自然给她带来极大的痛苦。1904年夏，秋瑾只身到日本留学。那时革命思潮已在留日学生中高涨，像她这样的女留学生还很少，秋瑾到处参加留日学生的集会，演说革命救国和男女平权等问题。她在诗歌中满怀悲愤地写道：“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可怜大好神明胄，忍把江山付别人？事机一失应难再，时乎时乎不我待！休教他人锁键牢，从此沉沦汉世界。”[7]她在另一首诗中还写道：“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8]1905年秋，她先后加入了同盟会和光复会，并被推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

回国后，她于1907年1月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创刊号上，她用白话文写了一篇《敬告姊妹们》，着重指出：妇女由于依赖别人生活，就只能过囚徒和牛马般的生活，失去独立和自由，永世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中。怎么办？她认为，一切在于自己要有志气，求得自主。第2期上，她又写了一首《勉女权歌》，歌词中说：“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9]20世纪初年在中国能公开鼓吹这样的思想是不容易的。秋瑾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中确实起了先驱的作用。

绍兴大通学堂在徐锡麟离开后无人主持，处于涣散状态。1907年2月，秋瑾应学堂诸办事人的邀请，以董事的名义，到绍兴主持校事。到校后，她派人同浙东一带会党取得联系，秘密编制了光复军制，起草了发动起义时使用的檄文、告示等。她还在浙江各地发展不少同盟会会员和光复会会员。

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后，事情立刻牵连到他所创办的大通学堂和秋瑾。浙江巡抚张曾敭派兵两队到绍兴府查办。秋瑾虽早已听到风声，但拒绝别人要她躲离绍兴的劝告。她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成功至少可以提前五年。牺牲我一人，可以减少后来千百人的牺牲，不是我革命失败，而是我革命成功。我决不离开绍兴，愿与男女两校共存亡。你回去同我们妇女同志说，要求男女平权，首先要做到男女平等的义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10]

7月13日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审讯时，秋瑾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一字未吐。绍兴绅士章思寿（介眉）等同绍兴知府贵福商议，虽无口供，仍定罪处斩。15日，秋瑾被杀害于绍兴轩亭口。

秋瑾的死，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巨大影响。特别是，因为她是中国第一个为民族民主革命流血的女革命家，更博得人们广泛的同情。留日学生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纪念她的诗歌、传奇和评论。她的英烈的榜样，激励着许多人走向革命。

徐锡麟、秋瑾先后遇害后，光复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吕公望回忆说：“由于徐锡麟、秋瑾等革命的失败而身死，浙江的光复会也就无形解体。”[11]

以后，章太炎、陶成章在1910年重建光复会，严格说来，并不是恢复原有的光复会组织，而是由于他们对孙中山不满而另立山头。只是为了便于号召，才继续沿用光复会那块旧招牌罢了。重建的光复会的成员和原来的光复会有很大不同。其中，虽然有一部分光复会的旧人，如陶成章、龚宝铨，也有一些过去没有参加光复会但同它关系密切的，如魏兰，但更多的是南洋一带的原同盟会会员，他们本来和光复会素无瓜葛，只是由于对孙中山不满而参加到这个反孙的行动中来。他们中的核心人物李燮和是湖南人，原来是华兴会会员（一说他从湖南到上海时一度加入过光复会），以后加入了同盟会。陈方度、柳聘农等也先后参加过华兴会和同盟会。另一个在新加坡参加光复会的许雪秋是广东人，原来同兴中会关系密切，后来参加同盟会，因为对孙中山不满，也参加了光复会。而国内许多原来的光复会会员却没有同这个重建的光复会发生关系，连原光复会会长蔡元培也没有同这个组织发生任何关系。显然，它并不是原来那个光复会的恢复和继续，而是同盟会中分裂出来的一种新的政治组合。

这种新的政治组合的共同基础，是出于各种不同原因而对孙中山有不满，其中很多是误会或意气之争，但也有比较深刻的根源。在同盟会内部，对“反满”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就比较多。章太炎、陶成章两人虽都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并且先后主持过《民报》的编辑工作，同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却不完全一致。他们两人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都比较深，在“反满”问题上表现得比较激烈，但对共和国制度并不十分热心。他们对农民的土地问题比较关心，主张平分土地。他们又都看重教育问题，对群众性的武装斗争不很重视。思想上的种种不一致，最后自然也容易导致组织上的分裂。可是，他们和同盟会的分裂是仓促从事的，政治上的准备并不充分。因此，在分裂后没有独立提出比较完整的政纲来。

尽管如此，在反对满族贵族统治的清朝政府这个根本问题上，重建后的光复会和同盟会依然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属于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并没有根本利害上的冲突。所以，当以后几次革命运动出现高涨时，双方又能携手合作。

岳王会是创立在安徽的革命组织。他们“秘密结合，采取烧香宣誓方式，效法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对外不发表文字，也没有什么政治纲领，完全是个策划军事行动的组织。联络对象是安徽武备练军学生、新军中下级军官和警察学堂的学生等。如1908年南洋秋操（一名太湖秋操），以熊成基为首在安庆发难，当时新军中死难的张劲夫、范传甲和薛哲，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死难的倪映典（原名秉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宋玉琳，都是当年‘岳王会’的主要军事骨干”[12]。

安庆当时是安徽的省会。1905年，安徽开始筹办新军。原来武备学堂的练军停办，改组为新军第二标第三营，俗称“老三营”。岳王会安庆分部成立后，分部长由常藩侯（恒芳）担任，“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维新会，老三营的人大概都参加了”。这年秋天，为了培养新军骨干，安徽成立了五个弁目训练所，常藩侯投入炮兵弁目所充当学员，毕业后派充骑兵营弁目。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前，同当地新军虽有过一些往来，但没有同岳王会建立联系。徐的起义计划，岳王会事先并无所闻。但事后清政府大肆搜捕，常藩侯却受到牵连，不得不离开安庆。他说：“自我离开了安庆以后，岳王会也关了门，只是维新会还活动。”[13]

维新会的主要成员，还是原来岳王会的人。他们密商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推新军第六十一标第三营管带冷遹为总指挥，第六十二标第二营管带薛哲为副总指挥。后因风声有所泄露，冷遹被捕，革命党人又改推炮队队官（相当于连长）熊成基代为总指挥。

1908年秋，南洋各镇新军开往安徽太湖准备进行秋操。忽然传来西太后、光绪皇帝先后死去的消息。11月19日下午，革命党人举行会议，决定当晚由安庆城外新军发难，先取火药库，然后攻城，并由薛哲率新军一营在城内接应。熊成基根据会议决定，颁布了作战密令。

熊成基对这次起义的成功抱有很大希望，对失败也有所准备。他认为，即使失败了，革命党人的鲜血也不会白流，它对唤醒后起者的继续奋斗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之宗旨，事成则已，否则牺牲其身，社会上亦不无小影响也。况各国革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茂盛？”[14]

当晚，安庆城外的新军马队、炮营等首先发难，占领子弹库。安徽巡抚朱家宝严令紧闭城门，并调巡防营据险防守。原定在城内策应的薛哲临阵畏缩，不敢发动。起义军屡次猛扑省城，都被击退。停泊在长江江面的清方军舰又发炮轰击。起义军内部出现动摇，逐渐溃散。熊成基被迫离队，后在东北被清方捕获后杀害。

安徽新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斗争发展进程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到来，那就是新军革命的开始。这次起义震动了全国。它使人们打开了眼界，看到原来清王朝用来镇压革命的新军，经过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后，可以转化为革命派用来反对清朝政府的力量。具有这种信心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重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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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63页。

[2]陶成章：《浙案纪略》，《陶成章集》，第335页。

[3]柳亚子：《虎丘雅集前后的南社》，《越风》第8期，第3页。

[4]《皖变始末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443页。

[5]陶成章：《浙案纪略》，《陶成章集》，第355、356页。

[6]秋瑾：《致秋誉章书》，《秋瑾集》，第36页。

[7]秋瑾：《赠蒋鹿珊先生言志且为他日成功之鸿爪也》，《秋瑾集》，第78页。

[8]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秋瑾集》，第77页。

[9]秋瑾：《勉女权歌》，《秋瑾集》，第113页。

[10]王璧华：《秋瑾成仁经过》，《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第98页。

[11]吕公望：《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近代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09页。

[12]朱蕴山：《辛亥前后安徽的几个杰出人物》，《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117页。

[13]常恒芳：《记安庆岳王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439、440、441页。

[14]《熊成基供词》，《扬州文史资料》第6辑，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