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生平：一从吏事，便为礼法所绳

欧阳修生平与创作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生于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神宗熙宁五年（1072）去世。回首欧阳修的一生，从初入仕途的踌躇满志、一心报国，领导诗文革新运动，推动庆历改革，到晚年的病痛缠身、一心回归，想要在平淡的生活中放松心志，其背后思想的转变令人叹惋。

良好家风，受用终身

欧阳修其父讳观，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授道州军州推官。景德年间（1004—1007），欧阳观调任绵州推官，任职期间清廉正直、心系百姓，后不幸早逝，去世时欧阳修年仅4岁，生活的重担就这样落在欧阳修之母郑氏的身上。郑氏独自抚养欧阳修及其兄、姐，生活虽困苦不堪，但其始终“言笑自若”，深处逆境却精神奋发，常以其夫廉洁、仁厚、爱民的品德教育欧阳修，培养他恭俭仁爱、简约治家的理念。相传，因欧阳观为官清廉，其去世后家中“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以致于买不起笔墨纸砚，郑氏为教欧阳修识字读书，便以芦苇杆作笔，以大地作纸，培养其认字写字的乐趣。欧阳修这才有了“自幼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的卓越资质。根据欧阳修《泷冈阡表》记载：“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曰：‘毋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以庇而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回顾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故能详也。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无所矜饰，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邪！呜呼！其心厚于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欧阳修虽过早地失去了严父，但郑氏却独自一人承担起严母与慈母的责任，在潜移默化中，将其夫清正廉洁、拳拳爱子之心传递下去，可以说，这种不卑不亢、乐观豁达的家庭教育对欧阳修性格的培养、人生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继而深刻地影响着其政治理想与诗文创作的取向。

初入仕途，文名大振

仁宗天圣元年（1023），17岁的欧阳修参加随州州试，未中，三年后通过州试。天圣五年（1027），欧阳修参加礼部贡试，其作文深受韩愈古直雄博文风的影响，而“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记旧本韩王后》），因此欧阳修再次落榜。

天圣六年（1028），欧阳修拜谒了翰林学士、知汉阳军胥偃，基于上次落榜的教训，欧阳修尝试迎合时代要求，创作了骈文《上胥学士偃启》，文中记载：“伏惟某官禀粹天英，抽华道秘。虹霓远映，拂霄堮而垂光；黼黻摛文，绚云河而发藻。游士乡而著品，入圣域以践优。爽爽之声，轶前良而通美；琅琅其璞，瑞昭世以称珍。爰自览辉下翔，阶木特起，掎袂于群英之彀，頍弁乎千龄之辰。列坐棘以联曹，署法庭而奏谳。若若怀绶，宛转于一纶；翘翘聘车，壅容于半刺。陈仲举以题舆而擅美，何恭祖以丽帻而驰称。垂腰佩刀，见赏三公之器；追锋给传，终膺双武之皮。第连最以推高，贲初仪而上获。公车以两令而持牍，绨几以十篇而奏文。禅衣曲裾，暮召大台之对；尚方给札，霈洒鸿都之毫。”果然，这次尝试很成功，胥偃看后深为欧阳修的才情所折服，断言欧阳修“当有名于世”，将其留置门下，并于次年同其来到了京师汴梁（今开封）。随后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入学考试，这次考试中，他顺利名获第一，补位广文馆生。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参加由翰林学士晏殊主持的科举礼部考试，又名列榜首，并在三月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中，名列甲科第十四，荣选为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留守推官。三试第一的传奇使得欧阳修春风得意，一时声名鹊起，也是从这时起欧阳修正式踏上了仕途。

西京留守长官钱惟演乃吴越王钱俶之子，出将入相，地位显赫，真宗时，历任直秘阁、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等官职。钱惟演博学能文、礼贤惜才的品质，使其幕府里集中了一大批文学之士。“河南地望雄西京，相公好贤天下称。吹嘘死灰生气焰，谈笑暖律回严凝。曾陪樽俎被顾盻，罗列台阁皆名卿。”（《送徐生之渑池》）从欧阳修所写诗句中可以得知，当时钱惟演的幕府中人才济济，氛围和谐。也正是因为这种宽松的幕府环境，僚属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切磋诗文，在饮酒赋诗中畅谈人生。

欧阳修任职西京留守推官期间，结识了对其诗文产生巨大影响的两个人——梅尧臣、尹洙。被称为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主张去除西昆体浮靡空泛、华而不实的弊端，追求平淡质朴的诗歌风格；尹洙师承穆修，同样主张诗文摆脱华丽浮靡，追求简约而有法、古朴而有力的风格。这种行文主张与欧阳修的写作追求不谋而合，几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时常一起赏游山水，以诗会友。据记载，欧阳修极为欣赏梅尧臣，称其诗“以深远闲淡为意”，梅尧臣去世后欧阳修痛心不已，将其诗编为《梅圣俞诗集》，并为此作序，其中写道：“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从中可知，欧阳修赏识挚友的才能、抱负，又深为其不为重用，不能施展鸿鹄之志于庙堂而惋惜、呐喊，这种文人、朋友之间惺惺相惜的情感让人感慨，亦为之动容！

《欧阳修苦志探赜》就曾记载，欧阳修“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可以说，欧阳修在钱惟演幕府中的这段时间，也正是其与文学上的知交相互进步，拓展新风的时期，他们极力摒弃宋初的浮华习气以及专事藻饰的弊病，主张革新诗文，对北宋文风的转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接连被贬，人生失意

景祐元年（1034），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秩满，他怀着无限留恋之情离开了洛阳，回京待命，后经王曙推荐进入学士院，被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参加了《崇文总目》的编纂工作。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记载：“国家开文馆，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庭，览群书，以待顾问，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由此可见，宋代的馆阁是国家育才、用才的重要机关，也是当时士子实现抱负的重要途径。从史馆、昭文馆、集贤馆，到中书舍人、知制诰、翰林学士，再到枢密院、中书门下，宋代形成了“三馆——两制——两府”的晋升渠道。因此，欧阳修担任馆阁校勘，看似是无关紧要的职责，实际上无论是对其仕途的进展还是学术的深造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平台。

景祐三年（1036），以范仲淹为代表的革新派与以宰相吕夷简为代表的守旧派爆发了第一次正面较量，范仲淹上书仁宗，指出吕夷简把持朝政，用人尽出私门，百官的迁进迟速的次序全由宰相一人主宰，劝谏仁宗必须收揽大权，避免其以权谋私，破坏宋朝家法。此举痛击了吕夷简，因此他对范仲淹怀恨在心，更是欲除之而后快。恼羞成怒的吕夷简多次在仁宗面前污蔑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仁宗因此气愤不已，将范仲淹贬往饶州，并将其“引荐朋党”“离间君臣”等罪名张榜朝堂，以作警醒。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三人也因为范仲淹辩解，相继被贬，一时朝堂之上众官皆噤若寒蝉。让人愤慨的是，以规谏朝政得失为职的左司谏高若讷不仅不站出来仗义执言，反而落井下石，诋毁范仲淹“狂言自取谴辱，岂得谓之非辜”，这种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丑陋行径彻底激怒了正直敢言的欧阳修，从宴会上回去之后的欧阳修铺展纸笔，慷慨陈词，写下了笔锋犀利的《与高司谏书》，指出：“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文章言之凿凿，鞭辟入里，痛斥高若讷作为谏官失责却恬不知耻，位列朝廷实属有愧，当为后世所笑。这番言论使得高若讷暴跳如雷，随即将此交给了仁宗，并污蔑欧阳修口出狂言，惑乱众听。欧阳修就这样被安上“移责谏臣”“显露朋比之迹”的罪名，当即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

被贬到夷陵的欧阳修并没有陷入低谷，整日自怨自艾，相反其重新振奋了精神，并将此次迁谪作为自己沉淀学识、升华自我的契机。这时的欧阳修忙于政事，兢兢业业，重读《易经》《诗经》《春秋》等文学经典，并整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成了《易童子问》《易或问》《诗解》《春秋论》等专题作品，同时也在快意人生中放松自己困倦的身躯，驻足欣赏夷陵宜人的山川景色，写下了诸如《夷陵九咏》《初出真州泛大江作》《晚泊岳阳》等优秀诗作。可以说，“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景祐四年（1037），欧阳修奉旨从夷陵调移至距京城较近的乾德，此次量移虽同为县令，但这对他来说仍算是一种恩赦，令其惊喜万分，但久居下来，欧阳修渐渐发现乾德虽条件较优，但“官属无雅士”（《与梅圣俞》），且“罕有学者，幸而有之，亦不足与讲论”，这种无人与共的寂寞心境时常困扰着身在乾德的欧阳修。其在《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中写道：“经年迁谪厌荆蛮，惟有江山兴未阑。醉里人归青草渡，梦中船下武牙滩。野花零落风前乱，飞雨萧条江上寒。荻笋时鱼方有味，恨无佳客共杯盘。”

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调任滑州武成军节度判官，不久朝廷下令，复诏欧阳修回京，复位馆阁校勘，仍修《崇文总目》。庆历二年（1042），欧阳修出任滑州通判，掌握监察所在州府官员的权力。此时，欧阳修的仕途渐渐有了起色，但正在他想大展拳脚，实现政治抱负的时候，他的人生又迎来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庆历三年（1043），先后执政二十年的宰相吕夷简因年老多病辞去相位，仁宗欲借此广开言路，革除时弊。为此，仁宗增补谏官，想要发挥谏院议政的职能。欧阳修因切中时弊，敢于谏言被再次诏回京师，在谏院供职。同被任命为谏官的还有余靖、蔡襄、王素等人，他们不畏权贵，以解决宋王朝内忧外患、促进国富民强为宗旨，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良策。欧阳修在《论按察官吏札子》中指出官吏队伍的弊病：“臣伏见天下官吏，员数极多，朝廷无由遍知其贤愚善恶。审官、三班、吏部等处，又只主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诸路转运使等，除有赃吏自败者临时举行外，亦别无按察官吏之术。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贪残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县，并无黜陟，因循积弊，冗滥者多，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并针对官吏冗余等现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救其疾苦，择吏为先”，“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选强干廉明者为诸路按察使”，“其公廉才干，明著实状；及老病不才，显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书于姓名之下；其中才之人，别无奇效，亦不至旷败者，则以墨书之；又有虽是常材，能专长于一事，亦以朱书别之。使还具奏，则朝廷可以坐见天下官吏贤愚善恶，不遗一人，然后别议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岁之间，可望致治。只劳朝廷精选二十许人充使，别无难行之事。取进止”。但是，欧阳修的治吏之法并没有被仁宗采纳，后者只是敷衍应付了事。因此，他重新递上了《论按察官吏第二状》《再论按察官吏状》两份奏章，奏明各路转运使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类似的奏疏还有《论河北守备事宜札子》《论军中选将札子》《论西贼议和利害状》《论方田均税札子》《论赵振不可将兵札子》等。这些奏疏针砭时弊，有的放矢，充分展现了欧阳修异于常人的治国理政之才，也助力了“庆历新政”的展开与推行。

然而由于仁宗的软弱动摇，守旧势力庞大，范仲淹、韩琦、杜衍、富弼等人相继被贬，庆历新政推行一年多就宣告失败了。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再次被贬，谪居滁州。来到滁州的欧阳修内心悲愤交加，被诬蔑结为朋党、把持朝政的愤恨持久地困扰着他，他在《憎蚊》中将守旧势力比作吸人血的蚊虫，写道：“蝇虻蚤虱虮，蜂蝎蚖蛇蝮。惟尔於其间，有形才一粟。虽微无奈众，惟小难防毒。尝闻高邮间，猛虎死凌辱。哀哉露筋女，万古雠不复。”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的欧阳修再次痛失爱子，这内外的悲痛彻底将他的人生推向了低谷。意兴寥落的欧阳修只能将内心万分的忧愁寄于山水，以此排遣烦忧。他在琅琊山疏泉凿石，建筑小亭，取名丰乐亭，并写文《丰乐亭》，记道：“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标志着欧阳修散文风格成熟的《醉翁亭记》也诞生于滁州，文中采用韩、柳创立的新型古文形式，同时将骈文之美兼顾进来，运骈入散，极大地丰富了散文的表现形式，一时广为传诵。

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调任扬州，并于次年再次移知颍州（今安徽阜阳），直到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才被召回京，参与《新唐书》的编撰。在这十年之间，欧阳修辗转各地，眼疾复发，当年那个意气风发、针砭时弊的谏臣如今已是满头白发，面容憔悴，让人唏嘘不已！

急流勇退却官运亨通

历经坎坷与漂泊的欧阳修此时已失去了年少激扬的斗志，他只想退出官场尔虞我诈的斗争，寄情山水，过上悠游自在的生活。但是，天意弄人，欧阳修越是要求急流勇退，越是官运亨通。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礼部贡举，主张文学新风，促进科场习气的改变，选拔出了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等杰出的人才；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推恩赏转礼部侍郎，后兼翰林侍读学士、枢密副使，并于次年拜参知政事，进封开国公；嘉祐七年（1062），欧阳修进阶正奉大夫，次年又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可以说，欧阳修迎来了仕途的高峰。

但权位日隆的欧阳修却日益生起提前退休、回归田垄的强烈想法。他改号“六一居士”，其《六一居士传》中记载：“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直到英宗治平四年（1067），神宗才批准欧阳修的请求，出知亳州，改赐“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后又知青州、蔡州。神宗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最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的荣衔致仕，归居颍州西湖。次年七月，欧阳修旧疾并发，卧床不起，最终在颍州的家中去世，终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