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大约20年前，本书以《中国的文化遗产：清代（1644—1912）》为题出版。此后，关于中国，尤其是关于清代的西文研究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原因之一自然是新资料的出现，包括海峡两岸中国学者的诸多研究。大量以往无法获得或未曾发现的汉、满、蒙及其他相关文字的档案文献面世，极大扩展了我们对于满人的多元文化世界的认知。同时，考古发掘也以相同的方式增强了我们对于满人如何建立并维护其广阔帝国的理解。

这些新的信息，不仅增进了我们对清代（从满族统治者宣称建立政权的1636年开始，这是在满人于1644年正式入主中原近十年之前，至末代皇帝退位的1912年为止）的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了解，同时也使得我们对这些方面的发展更加钦佩。这些新的信息还促使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满族统治者及其与汉族臣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满族与其他内亚族群（包括蒙古人、藏人、中亚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之一，就是形成了新的研究趋势，它的学术取径基于的理念是“清朝”与“中国”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满人并没有将中原视作其帝国的“中心”（尽管1644年之后，清帝国的主要都城是北京），而只是其更加广阔的统治区域的一部分（尽管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而已，这一统治区域延伸至蒙古、西藏、东北、新疆等地区。

这一清史研究取径视野更加广阔，“中国中心”色彩更弱，促使学者对满人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成功在多大程度能够归功于接受汉族文化，即“汉化”的过程，进行根本性的重估。“汉化”这一概念受民族主义激发，曾长期主导中国的清史研究（对中国历史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研究也是如此）。然而时至今日，西方大多数中国研究者以及部分中国学者都接受了新的基本框架。但是，对于程度问题仍有热烈的讨论：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满族统治者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政策？反之，满族和其他内亚族群的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不仅在有清一代，还包括更早时期——的认知、思想和行为方式？

原先我重点强调满人如何推崇和接纳中国文化，至少有部分清史研究者一定会将这种看法视作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投降。现在，我对中国文化在清代的多方面作用仍有兴趣，但是我尝试将这一演变进程放入更大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中——不仅包含满族，也包括更大的内亚世界的文化遗产。通过关注说通古斯语的满族与有着3000年历史传统的汉族之间复杂的文化互动，我希冀找出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和其内部臣民协商各自的身份，以及与此同时逐渐达成一定的文化共识的过程。

出于多元文化观的考虑，我选择了本书英文版的封面。多尔衮（1612—1650）是清朝建立者努尔哈齐1（1559—1626）的第十四子。作为一位广受尊敬的武将和皇子，他对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也是年轻的顺治皇帝（1643—1661年在位）统治时期权重望崇的摄政王。我认为，这幅画像恰到好处地体现了满汉之间的相互影响。佩剑代表满人由来已久的尚武传统，题字以满文书写。全文（只露出部分文字）为：“画于38岁，弟常海题。”然而与此同时，画作明显遵循汉族宫廷肖像画的风格。多尔衮身着汉族式样的官服（根据满族风格有所改动），身边环绕着汉族的工艺品，包括绘有“龙”的画作、线装书、古青铜器、有汉族纹饰的案几。在顺治皇帝统治的前10年，多尔衮是中国实际上的统治者，他既推崇满人的尚武精神，同时也倚重汉人官员以及由大量汉人官员组成的前代文官制度。

本书与众不同之处还体现在何处？除了将来自东北、蒙古、中亚和西藏的影响纳入清代文化的概念范畴以拓宽其内涵，和许多清史研究者一样，我将清帝国放入真正的“全球”背景中——这一背景在19世纪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相遇之前早已存在。清朝与内亚、东亚、东南亚、南亚这些相互勾连的世界有着长期且持续的接触，我所采取的历史视角不仅将此纳入考量，并且将近代清朝与包括欧美在内的更广阔的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考虑进来。

尽管此研究的重点在于宏观的主题阐释和概观性的历史、文化模式，但是我也会对异常、矛盾特别是争论给予极大关注——不仅包括清代学者之间发生的此类现象，也包括从那时起涉及亚洲和西方学者的此类现象。尽管中国知识分子一直认为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并且普遍以此为荣，但是中国的历史经验以及学界对此的研究却以大量分歧和异见为特征。在这本书中，我试图追踪清代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离心与向心趋势之间的复杂互动，并找出清代研究领域的某些重要学术论争。

《中国的文化遗产》一书的最初两版，对诸如法律、科学技术、性别、性行为和军事等清代文化的重要主题较为忽略，这一版的另一个目的就是给予这些方面更多关注。在过去的20年中，学界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尤为丰富。比如，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清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政策对全国的精英女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不仅如此，女性的行动也影响了满族统治者。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许多其他文化领域，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些。

最后，相较于《中国的文化遗产》一书而言，这本书更加直接、系统地阐释了清代中国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我近期关于历书（通书、历书等）以及日用类书的研究，促使我更加认真地思考两者之间复杂且持续演变的关系。这类材料也有助于对此书原版中的初始主题进行更加精细的讨论，即文化的分类。

感谢所有对我的研究有所助益的人，他们的名单差不多和参考文献一样长，几乎所有人都被我列了出来，且通常被多次引用。但是对以下各位，我需要特别感谢，他们以各种方式阅读了本书的部分手稿，不过本书中的错误与他们无关：欧立德（Mark Elliot）和威哲扬（Stephen Wadley）——毫无疑问，对他们而言，本书对满人的论述非常不足；艾尔曼（Benjamin Elman）——毫无疑问，对他而言，本书对科学技术的论述非常不足；欧中坦（Jonathan Ocko）——毫无疑问，对他而言，本书对法律的论述非常不足；钱南秀和宋汉理（Harriet Zurndorfer）——毫无疑问，对她们而言，本书对女性和文学的论述非常不足；黄士珊（Susan Shih-shan Huang）——毫无疑问，对她而言，本书对艺术的论述非常不足；罗威廉（William Rowe）和盖博坚（Kent Guy）——毫无疑问，对他们而言，本书方方面面的论述都非常不足。我只能说，他们切实的建议，最重要的是他们出色的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我对这些话题的讨论。在我写作和构思此书期间，对我有极大帮助的还包括我在莱斯大学的同事——不仅包括上文提到的黄士珊和钱南秀，还包括赵沈允（Anne Chao）、莉萨·巴拉班利拉尔（Lisa Balabanlilar）、安妮·克莱因（Anne Klein）、杰弗里·克里帕尔（Jeffrey Kripal）和阿伦·马图索（Allen Matusow）。我还要感谢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的克里斯托弗·巴索（Christopher Basso），感谢他耐心、出色的编辑工作。最重要的是，和以往一样，我要感谢妻子丽萨和儿子泰勒，谢谢他们充分的支持和一贯的好脾气。

1亦作努尔哈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