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在2006年春季写了一本小书，书名是《第一次世界债务危机即将到来》（The Coming First World Debt Crisis）。写这本书是为了给那些信奉金融自由，借起钱来就像明天是世界末日一样毫无节制的人一个警告。我担心的是，由于大众普遍对全球金融部门活动毫无了解，以及经济学界本身似乎并不理解货币、银行业务和债务问题的本质，所以在下一场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普通投资者依旧会像在梦游一样毫不知情。

当时，我并不赞成出版商确定的书名，因为我相信在2006年9月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危机肯定已经到来了，而不是书名所说的“即将到来”。不过，在那时危机真的来了吗？事实证明，我错得多么离谱，出版商否定我的决定是多么正确。与此同时，我对于金融体系的分析引来了一些刻薄的评论，而这些评论我也不得不接受。我在2006年8月29日撰写的一篇《卫报》（Guardian）专栏文章中提出，2005年夏，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屋销售数量下降，这是美国次贷危机的预警；而且与当时黎巴嫩的危机相比，美国信贷/债务危机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小鸡卡利！”人们在网络上大吼着。鲍勃多尼（Bobdoney）——我怀疑是伦敦金融城的一位交易员——添油加醋地评论：

距离鲍勃多尼发表评论已经过去10多年了，而且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

危机爆发

2007年8月9日，我记得那天阳光明媚，当时报道称同业拆借已经冻结。银行家知道他们的同行破产了，无法履行还债义务。那时我天真地相信朋友会得到这个信息，希望那些警告过危机会发生的少数人，将得到经济学界的声援，然而却是徒然。除了《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读者，当然还有一些金融领域的投机者，很少有其他人注意到这一点。

在一年后的2008年9月，当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时，公众开始意识到国际金融体系已经崩溃。但那时已经太晚了，整个世界正处于金融崩溃的边缘，情况非常危险。银行客户担心无法从自动柜员机（ATM机）中提取现金，这种担忧不无道理。雷曼兄弟倒闭后的星期三，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首席执行官（CEO）穆罕默德·埃里安（Mohamed El-Erian）让他的妻子去ATM机取现金，越多越好。当妻子问他为什么时，他说是因为担心美国银行可能会关门大吉。蓝筹工业公司呼吁美国财政部给出一个说法，解释一下为何蓝筹工业公司自身从财政部融资也会遇到麻烦。在那危机四伏的几周里，我们经历了一场可怕的经济实验，而且这场实验几乎没有成功。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和评论员对危机没有做出一致的回应，也就并不意外了。政治领域的很多左翼人士也同样感到震惊。像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们对金融部门似乎一无所知，金融部门就是他们的盲区。相反，他们关注的是现实世界的经济学——税收、市场、国际贸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就业政策、环境和公共部门。而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私人金融部门不受任何监管，悄无声息地进行肆无忌惮的扩张活动。因此，在整个左翼群体中（除去明显的例外），以及一些相关右翼人士中，很少有人对这次危机的原因进行正确分析，更不要说需要制定哪些政策来重新获得对货币体系这一公共产品的控制权了。

银行家也开始慌了，急切地寻求以税收为后盾的紧急资金救助，甚至为此不惜低头了一瞬间，但也只是一瞬间而已。紧急救助之后，政治家面临着巨大的政策真空。以时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为首的八国集团（G8）的政治家，首先在国际层面达成合作以稳定全球金融体系。但这种国际合作与协调，所能达到的刺激效果迅速消失。在全球范围内，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要么纷纷回避，要么再次提起稳定局势的正统政策，尤其是财政整顿。正如纳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所警告的那样，许多金融领域人士很快就将这场危机看作一个机会，一个全球金融体系加强对民选政府和市场控制的机会。稍有犹豫之后，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这与大部分左翼人士或社会民主党派形成了鲜明对比。

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采取了危机后的改革措施，但并没有建议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新自由主义，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遍布世界各地。保罗·梅森（Paul Mason）在2009年写了一本名为《金融大崩溃》（Meltdown）的书，副书名是“贪婪时代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ge of Greed）。他错得实在太离谱了。现在距离2007年经济衰退已经过去10多年了，而不平等使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世界被寡头垄断，寡头贪婪地积累着肮脏的财富。经济崩溃的最初阶段告一段落，但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相反，它已经从震中区的英美经济体，转移到了欧元区，现在则集中于所谓的“新兴市场”。私人银行家和其他金融机构疯狂买进中央银行家发行的廉价债券，并反过来从企业、家庭和个人身上收取高额的贷款利息。

承担后果的却是西方经济体的公众。2016年，英国数百万人公开抗议，支持右翼民粹主义。公众希望这些“坚强的男人和女人”能够保护他们，不受强硬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旨在推动金融、贸易和劳动力在全球市场的自由发展。

持续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

金融和科技领域的一小部分精英，继续获得巨额财务收益，与此同时，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至少有2亿人失业。在欧洲一些国家，每一秒都有年轻人失业。中东和北非处在政治、宗教和军事动荡的旋涡中，是全球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区。即使英国等经济体的就业机会在增加，这种就业也是一种不稳定的自由职业、兼职、零时工合同类的就业，收入充满不确定性。未来将由机器人替代，人类劳动力将被淘汰，这种警告比比皆是。其实这个愿景被吹捧过度了，实际上制造机器人所必需的金属矿藏（包括锡、钽、钨和钽铁矿）不是无限供应的，而且提取这些矿物要排放的废料物质也不会无限制排放。况且，这种需要做大量工作才能将化石燃料转变为经济效益，同时却不能为数百万人提供有意义的工作的事情，几乎不会被排上大多数国家的政策议程。要是有，政治家也会要求这项议程的实施能带来全面、高薪和熟练的就业。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显示，虽然全球GDP仅为77万亿美元，但自2007年以来，全球金融资产已增长至225万亿美元。由于信贷市场监管薄弱，全球债务负担会持续增加。2015年，全球债务余额占GDP的286%，而2007年为269%。 全球数百万劳工已连续7年没有加薪。小型和大型企业均面临价格下跌，接着是利润下降和破产的问题。“紧缩经济局面”正在压垮欧洲南部经济体，并抑制其他地区的需求和经济活动。在美国，大约有1/3的成年人，约有7 600万人，要么“挣扎求存”，要么“勉强过活”。

然而，得益于以纳税人税收为后盾的政府担保、廉价资金以及仅针对金融业的中央银行的其他慷慨援助，对于食利者（银行家、影子银行家和其他金融机构）来说，生意比平时反而更好。对于新的全球寡头——苹果、微软、优步和亚马逊等大公司来说，这也有利于它们从垄断性的高价租赁活动中获利。

这些寡头及其他排名前1%的公司，据说“囤积”了约9 450亿美元的现金，而所有美国公司加起来只持有约1.84万亿美元的现金。这些现金与企业借贷相比，黯然失色，不值一提。2017年，美国公司已经有6.6万亿美元的债务。据彭博社报道，2015年公司债务达到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的3倍，创下12年来的新高。仅在2015年，公司负债就上涨了8 500亿美元，是标准普尔估算的现金增幅的50倍。预计1/3的公司无法产生足够的投资回报来弥补借贷资金的高成本。这给很多小型企业带来了破产的风险。它们的债权人可能对此并不关心，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家庭债务人不同，公司债务人很可能会再次引爆整个金融体系。

全球金融“煤矿”中还有其他金丝雀，它们都在警告全球相互关联的金融体系可能会再次发生危机。最可怕的是通货紧缩：人们几乎不了解它所带来的威胁。尽管通货紧缩的威胁没有得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严肃对待，但它在欧洲和日本已经成为一种现象。

西方政治家和金融评论员都对价格下跌的消息表示欢迎。2015年5月，英国在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正式陷入通货紧缩的境地，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表示“适度的通货紧缩对家庭来说是个好消息”。他担心的是“没有能打破价格和工资下降循环的手段”。在英国的政治经济机构中，没有人愿意承认价格下跌是世界经济放缓的结果，特别是这显示了对劳动力、资金、商品和服务需求的疲软。相反，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还认为通货紧缩只是消费者推迟购买的一个标志！

最大的担忧在于通货紧缩会增加债务，提高利率。随着全球金融体系价格普遍下跌，工资和利润会下降，企业将倒闭。同时，“相对于价格和工资来说，现有债务的价值会不可避免地在无形中增加”。即使名义利率可能很低，为负值或是保持不动，债务成本（利率）也会上升。只有在名义利率更负的情况下，实际利率才有可能真正为负——对于那些中央银行家来说，这种局面在政治层面难以维持。

简单来说，就是对于负债过重的全球经济来说，通货紧缩构成了一个真正可怕的威胁。

但是，我和其他许多人担心的是，为了解决另一个全球相互关联的金融危机，中央银行家已经使用了所有他们能用的政策工具。在英国和美国，在2007—2009年危机后，中央银行的利率从大约5%下降到近乎为零的水平。通过从资本市场购买或借出金融和公司资产（证券），并对卖方账户进行贷记，中央银行大规模扩大了其资产负债表。通过这种方式，美联储为其资产负债表增加了4.5万亿美元。与英国GDP相比，英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庞大。尽管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已经稳定了金融体系，但它使房地产等资产的价值膨胀，整体而言，这些资产绝大部分属于更富有的人。如此一来，量化宽松加剧了不平等，也造成了与之相关的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因此，进一步扩大量化宽松可能在政治上不可行。

即使放松货币政策，由于各国政府同时收紧财政政策，经济复苏也会停滞或放缓。政府受到主流经济学界、中央银行家以及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全球机构的“紧缩”战略的鼓舞，而这些机构又都受到西方媒体的声援。结果不难预测：全球经济已经负债累累，还要面临持续的经济疲软和叠加的衰退的威胁。尤其是在欧洲，复苏经济所面临的情况，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还要糟糕，那时各国要恢复到危机前的就业、收入和经济活动水平，所需的时间比这次要少得多。

正如我写的那样，“紧缩”情绪已经改变。金融体系的波动、债务紧缩的威胁、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西方政治民粹主义的兴起，使得全球机构感到恐慌。为了应对这些恐慌，金融机构的态度突然发生重大转变，彻底改变了对于财政整顿的建议。IMF在2016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质疑新自由主义是否被过度吹嘘了。OECD在2016年多次向政策制定者发出警告，要求其“立即行动！遵守承诺”，并扩大公共开支和投资。2016年6月，OECD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判断：“货币政策本身不能摆脱低增长的陷阱，并且可能会使政府负担过重。财政空间会因低利率而得到释放。”各国政府被督促要利用“公共投资来支持增长”。但是，这些把态度转变为财政扩张的组织，可能会头撞南墙，失望而归，因为听到这些意见的是美国国会和支持新自由主义的财政部长，如德国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芬兰的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或英国的乔治·奥斯本。“紧缩”观念旨在压缩和私有化公共部门，其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紧密结合，如今深深植根于西方政府之中，可悲的是，政治家和决策者都无力采取行动。

无奈之下，一些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和瑞士、瑞典、日本的中央银行）越过了零利率的雷池，使得利率为负值。这意味着，贷款人要向中央银行支付资金，才能换取在中央银行存放资金（以贷款形式）的特权。这既标志着货币体系的崩溃，也引发了投资者的恐慌，因为金融波动迫使他们寻找唯一的“避风港”，一个他们现在认为能保证自己资本安全的“避风港”——主权国家政府债务。

要做的是什么

那么，要稳定全球金融体系，恢复就业、政治稳定和社会正义，我们应该采取哪些行动呢？

首先，我们需要让更多的公众理解货币的来源以及金融体系的运作方式。遗憾的是，许多进步的主流经济学家严重忽视了这些经济领域，而这无疑是颇受金融业欢迎的，为其操控提供便利的盲点。本书试图简化与货币、金融和经济相关的关键概念，并使它们更容易被大众理解，特别是女性和社会责任者。本书是我之前一本书《公正的货币》（Just Money）的扩展，这个主题并不容易写，我希望能以更清晰的表达来为这个主题增加更多更好的内容。不过，我会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相信只有公众对货币、信贷、银行业和金融体系运作有了更广泛的了解，社会才会真正发生重大变化。

其次，将银行家和政治家引发的公众愤怒，引导成一种进步和积极的态度。不过遗憾的是，右翼分子更能有效地将公众的愤怒转变为对移民、寻求庇护者和其他特殊人群的指责。此外，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所谓的左翼分子由于对银行家的愤怒，提倡采用新古典经济政策来解决危机。本书还讨论了一些关于银行体系“改革”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银行部分准备金制度、货币供应国家化和追求平衡预算。这些政策起源于芝加哥学派以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它们会对劳动力人口和那些依赖政府福利的人口造成毁灭性影响。那些民间社会组织虽然是出于善意，但采取的方法是有缺陷的，在我看来，这些方法将很多左翼人士带入了思想上的死胡同，而本书将对这些方法发起挑战。

挑战经济学专业

公众对货币、银行业务和债务感到非常困惑，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学专家总体上远离了金融体系，拒绝了解或教授这些课题，并且傲慢地指责是其他人（包括政治家和消费者）造成了金融危机。作为这种傲慢的证据，斯蒂夫·基恩（Steve Keen）教授在《经济学的真相》（Debunking Economics）一书中，引用了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经济危机时所说的话：“最近的金融危机更多的是经济工程和经济管理的失败，而不是我所谓的经济科学的失败。”

这位专业的“经济科学家”（以及许多左翼人士），也系统地忽视或低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天才理论和政策——这些理论和政策本可以避免2007—2009年的危机。相反，“凯恩斯主义”政策被嘲笑为“支出和税收”，尽管凯恩斯的主要关注点是货币政策（货币流通、货币供应和利率的管理）。他关心的是预防危机，而不是治愈危机，毕竟他的伟大作品题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将财政政策（支出和税收）作为治愈危机的一部分。他只是希望货币政策得以良好地运行，以确保就业和繁荣，以及预防危机。因为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极具价值，所以本书借鉴并大量引用了他的政策，虽然其仍被经济学界视为禁忌。

凯恩斯是一位聪明博学的英国人，在我心里唯一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就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两个人都具有革命性，并为各自致力研究的领域带来了更深刻的见解，这也使得许多他们的同时代人和同龄人感到不适。他们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这一点从美国有些学校仍然坚持神创论就可以看出；还有所有大学院系，甚至凯恩斯自己的母校剑桥大学，都恢复了古典经济学。

我认为，未能巩固凯恩斯对货币体系的透彻理解，导致正统经济学家（以及许多政治阶层）陷入了非理性地否定之中，正如反对达尔文主义的“创造论”一样。我将会证明，忽视凯恩斯的代价是极为高昂的，这会导致数百万人失业和贫穷，反复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极端的不平等，社会和政治动荡，甚至是战争。即便现实如此，这种对凯恩斯主义的忽视也应该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凯恩斯毫不留情，坚持要让金融部门服从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并且他还是“食利者的安乐死”活动的积极支持者。他认为追求金钱本身是“有点令人厌恶的病态，这是一种让精神疾病专家都不寒而栗的半犯罪、半病态倾向”。

凯恩斯在金融部门和经济部门中树敌众多，所以也难怪他们反对他的理论，并让新自由主义的“创造论”在大学和经济部门里占主导地位。

所以，尽管凯恩斯去世后，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他对货币体系基本面的理解仍然很重要，而且仍然可以指导做出合理的决策。此外，在我看来，采用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和相关政策，对恢复经济和环境的稳定以及恢复社会的正义来说都至关重要。

那么，除了对金融体系有更广泛的理解，还要做些什么来恢复经济繁荣、金融稳定和社会正义呢？

我认为，答案可以归结为一条：将离岸资本引回境内。

对于一个受监管的民主体制来说，管理一个金融体系，不仅仅是为了移动的、全球化的少数人的利益，而且是为了人民整体的利益。这就要求通过资本管制的方式将离岸资本引回境内。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有可能对利率进行管理，并在各种贷款中保持低的利率水平——这对任何经济的健康和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在本书后面解释的，对于有毒物质排放和生态系统的管理来说，这样做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才能对信贷创造进行管理，并对不可持续的消费和债务的增加进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执行民主决策的税收规则，并管理逃税。民主决策（税收、养老金、刑事司法、利率等）需要界限和边界。无边界的国家无法强制执行税收政策，也无法就哪些公民应该有资格领取养老金达成一致，也无法惩罚犯罪分子。但全球许多金融家都憎恨边界的限制，也憎恨受监管的民主体制。

一些勇敢的经济学家包括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和凯文·P.加拉格尔（Kevin P. Gallagher），多年来都坚持认为，国家应该有权管理资本流动。最近他们之中也加入了一些正统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备受尊敬的埃莱娜·雷伊（Hélène Rey）教授，她认为宏观审慎工具的手段里不应排除资本管制。现实情况是，他们的声音已经被淹没，被来自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家的有效游说所淹没。与此同时，资本管制的论点并未得到左翼或社会民主党派的支持。相反，大多数社会民主政府都接受并强化了一种超全球化的经济形式。

将全球资本收回境内，将导致全球货币秩序的转变。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从两极分化严重的、危机重重的不平等世界，恢复到一个稳定、繁荣和充满社会正义的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迎接气候变化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