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26年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刚进入拉第格航空公司，担任定期航行的飞行员。这家公司比邮政航空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1]更早负责当时图卢兹和达喀尔之间的联络。我在这家公司实习。在获得驾驶邮政机的资格之前，像任何一个年轻的飞行员经历的那样，我也接受了训练。熟悉飞机的飞行状况、图卢兹和培皮涅之间的短距离往返，在冷飕飕的机库里头听关于气象学的课程——我们过着那样的生活，处在对完全陌生的西班牙群山的恐惧和对前辈们的敬畏之中。
在公司的餐厅中，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些前辈的身影，但他们总是动作粗鲁，以冷漠的态度给予我们忠告。他们中有个人，大概是从亚利罕特或卡萨布兰卡赶回来的，到我们聚集的餐厅时晚了一会儿。他的皮外套已经被雨淋透了，我们中的一个伙伴拘谨地询问他今天的飞行状况，他说就像在暴风雨的日子里飞行那样，充满圈套、陷阱，前方突然出现悬崖，遇到连山毛榉大树都会连根拔起的黑色龙卷风，挡住所有山谷的入口，闪电的枪尖，扫过一切山脊。那些前辈精妙的飞行技术让我们心怀敬畏。然而有时候，这种敬畏会变成永久的缅怀，他们中的有些人再也没能回来。
现在我在这里回想的，是后来在比利牛斯山中坠机身亡的比利有一天归来的情景。这个老飞行员来到我们身边坐下，总是习惯默默地、沉闷地埋头用餐，那肩膀仿佛越发能感受到重量似的。那是天气非常恶劣的黄昏时分，整条航线的上空一片混沌。所有的山对飞行员来说，就像以前的帆船战舰上系缆断掉的大炮，在甲板上滚来滚去。我凝视着比利，咽了一下口水，终于鼓起勇气，问他飞行是否困难。比利双眉紧锁，埋头在盘子上，没有听见。在无盖的飞机上，天气恶劣时，飞行员经常把头探出遮风板外观察动静。比利终于抬起头，好像听见我的问话，才回忆起来。随后他突然开心地笑了，那笑容让我沉醉。理由是：比利是个很少笑的人，但是此刻这个笑容，却消解了他脸上的疲劳，使他看上去光彩夺目。除此之外，他对自己那天的胜利，一句别的话也没说，又低下头开始默默地咀嚼起来。然而在这个餐厅的灰色亮光中，夹杂在缓解一天严谨工作的疲劳的小官员里头，这个肩膀厚实的同事的身影，给我的感觉是高贵得近乎不可思议。他那粗犷的样貌背后，可以看到征服恶龙回来的天使身影。
那个夜晚终于来临，轮到我被叫到总经理的办公室。他只是简单地对我说：“明天让你去。”
我等待总经理的送别话语，站在那里没动。然而他沉默片刻，只是简单地说：“你知道服务规则吧？”
当时飞机发动机的性能并不像如今这样可靠。它们经常突然地、没有任何预兆地在犹如盘子或小碗碎裂般的喧嚣声中弃我们而去。在那种时刻，飞行员除了对西班牙找不到任何避难所、到处都是岩石的地表乞求投降外，别无他法。我们经常对着地图说：“若是发动机在这一带发生状况，很遗憾，就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不久飞机也要玩儿完！”事实上，飞机坏了可以换新的。重要的是不可鲁莽地去撞岩山。因此服务规则定下重罚，禁止我们飞行员于山岳地带在云海上飞行。因为在飞机发生故障时，飞行员有可能会在白色的云中迷路，不知不觉跟山顶相撞。
这就是那天傍晚总经理用缓慢的声音再一次提起服务规则的理由。
“飞西班牙时，在云海里凭借罗盘飞行是很愉快的，或许也是很潇洒的事情，只不过……”总经理说道。接着，他用更加缓慢的口吻说：“……只不过，你要记住，在那云海下……是死的永劫。”
这样一听，穿破云层之上的地方找到的那个稳静、平坦、单纯的世界，对于我来说，立刻有了未知的价值。因为那静谧变成了圈套。我想象着这个云白色的大圈套，就在那里，在我的脚下张开来。那下方，和人的想象相反，并没有人的喧闹，也没有混杂，也没有充满都市活力的大马路，只有绝对的沉默，以及更具决定性的和平。对于我来说，这个白色的云朵成为现实与非现实、已知和未知的分界。同时我也很快就知道一个景观的价值要和看那景观的人的教养、文化与职业联系起来才具有意义。山区的居民也同样知道云海，只不过他们的眼睛看不出那是遮掩虚构世界的帷幕。
从总经理办公室出来时，我感觉到一种孩子气的骄傲，认为这样一来，我也终于从明天的黎明时分起，背负着对客户的责任、对送往非洲的邮件的责任。同时我也感受到深深的自卑，我觉得现在自己的训练还不够完备。西班牙是避难所极少的国度，让我感到不安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故障，是否能够找到适当的降落场，我低着头在地图的不毛之地上看了片刻，却得不到任何自己期待的结果。所以我带着胆怯与骄傲的复杂心情去找我的同事吉约梅，在他家里度过我初上战场的前夕。吉约梅是这条航线上比我更有经验的飞行员。吉约梅知道取得西班牙钥匙的秘密，我有必要向他请教。
我走进他的房间时，他笑着说：“我听到消息了，你高兴吧？”
他从柜子里取出波尔多葡萄酒和杯子，依然笑嘻嘻的，又回到我身边。
“先干杯庆祝一下。不会有问题的，放心吧，一定会很顺利。”
这位后来在邮政飞行中创下横贯南美大陆安第斯山脉、横贯南大西洋两项纪录的同事，犹如油灯撒下的亮光一般，向我传递着一种自信。创下这两项纪录数年前的那个晚上，他脱下上衣，在灯光下两臂交叉，露出世上充满最大诚意的微笑，只是简单地对我说：“或许雷雨、浓雾和雪之类，有时会让你左右为难，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想想在你之前遇到这种状况的人，对自己说：别人能够完成的事情，自己也一定能够完成。”在他说话时，我摊开自己带来的地图，恳求他为了谨慎起见，和我一起重新探讨这条航线。我在油灯下低着头，和这个前辈并肩相倚时，大学时期内心的平和重返我的心中。
但是，那天晚上我听到的是多么奇怪的地理课呀！吉约梅没有告诉我关于西班牙的水路学、居民和当地的动物等事情。他把西班牙作为一个朋友介绍给我，他不跟我谈葛第斯，却跟我谈葛第斯附近的一处原野上的三棵橘子树，他说：“要小心那三棵树，要记在你的地图上……”于是那三棵橘子树在地图上的位置，立刻比内华达的高峰还要显著。他不跟我谈罗尔卡，却跟我谈罗尔卡附近一户不起眼的农家，一户生机勃勃的农家。他跟我谈主人，谈农家的主妇。这对夫妇明明远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1500公里以外，却顿时变得无比重要。他们在那住惯了的山腹，就像灯塔管理人或守护者似的，在远离人烟的星空下，随时做好准备为他人提供救援。
我们就这样把全世界一切地理学家不知道的事情，从遗忘中、从不可思议的地方召唤回来了。因为地理学家感兴趣的，只有贯穿大都市中央的埃布罗河，至于莫托里尔西郊，藏在草丛中、只滋养30朵花的那条小河，他们绝对没有兴趣。“要注意这条小河。因为这条小河破坏了场地，会导致飞机无法迫降……这个也要记在你的地图上。”是的，莫托里尔的那条小河，我应该一辈子都忘不了：尽管那条小河乍看之下是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小水流，那轻盈的水声，顶多只能让几只雨蛙感到快活，但事实上那只不过是让人放松警惕的假象罢了。在此地2000公里以外天堂般的紧急降落场上，它躺在草丛中窥视着我。一有机会，就把我变成一束火焰。
我也毫无畏惧地等待着那30只气势汹汹的绵羊，它们在山坡上伺机而动。“你以为这片草地上没有任何障碍物，忽然哗啦一声，30只羊冲着你的飞机轮子跑过来了……”我听到如此凶险的威胁，不由得发出惊讶的笑声。
不久，地图上的西班牙在灯光下一点儿一点儿地变成了童话的国度。我在那些避难所和陷阱处画上了十字标记。我把那个农夫、那30只羊、那条小河也做了记号。我把地理学教授忽视的那个牧羊女放在应有的位置上。
向吉约梅道别后，明明是冬天酷寒的夜晚，我却想到处走走。我竖起外套衣领，走在素不相识的行人中间，心潮澎湃。和这些陌生人擦肩而过时，由于心中埋藏着秘密，我感到非常骄傲。这些“野蛮人”，现在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可是到了明天的黎明时分，邮包被装进飞机的那一刻，他们就要将所有的苦恼和热情委托给我，他们要将所有的希望交到我手中。现在我全身深深裹在外套里，混在他们当中，有如保护者般踱着步，他们却完全不知道我的心思。
我从夜空中获得的信息，他们同样感受不到。因为这场正在酝酿，并会给我的初航带来苦难的暴风雪，与我息息相关。星星一颗接一颗地消隐，这些路人又怎么会明白呢？只有我才知道星星背后所蕴藏的秘密。战斗前夕，有人已经把敌人的排兵布阵透露给我了……
然而，这些激励我去战斗的召唤，我是在明亮的橱窗旁感受到的，那里面陈列着光彩夺目的圣诞礼物。在黑色里，仿佛世界上所有的财宝都陈列在那里了。而我却不为所动，我为自己的超然物外感到骄傲和陶醉。我是一个身历险境的战士：这些用于节日的夜晚里光彩照人的水晶器皿，这些灯罩和书籍，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已经作为飞行员品尝到了夜航的苦涩果实。
我在凌晨3点被人叫醒。醒后我猛然推开百叶窗，看到天空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于是神情肃穆地穿好衣服。
半小时后，轮到我坐在小皮箱上，在雨中湿漉漉的发出亮光的人行道上等着公司的班车来接。在我之前，有多少即将踏上征途的伙伴，也曾像我一样心情沉重，感受着等待的煎熬。巴士终于在街道转弯处出现——这辆老式的车子，哐当作响。我像其他伙伴一样，坐在长板凳上，挤在睡眼惺忪的海关职员和几个公务员中间。车上弥漫着封闭的霉味，以及灰扑扑的机关和陈旧办公室的沉闷气息，让人一旦陷入这里就无法自拔。车子每500米停一次，好让某位秘书、海关职员或者督察员上车。车上那些已经昏昏欲睡的人含混不清地嘟囔着，算是对刚上车的乘客的问候。后者勉强找个位置坐下来，也很快打起盹儿来。在图卢兹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这是一辆阴郁的车子。飞行员与公务员混坐在一起，一点儿也不起眼……街灯一盏盏闪过，机场渐渐近了，这辆颠簸的旧班车变成了一只灰色的茧，人一旦出来，便是脱胎换骨。
就这样，每位同志都曾在一个相似的黎明，从一个地位低下、受督察员呵斥的小人物，一下子变成西班牙和非洲邮航班机的机长。再过三小时，他就要成为在闪电中迎战奥斯皮塔勒巨龙的勇士。再过四小时，降服巨龙后，他就有权决定是绕行海路还是直接飞越阿尔科伊[2]山脉，他将挑战的是风暴、高山和海洋。
每位同志，都曾在图卢兹冬日灰色的天空下，混在默默无闻的人群中，然后在一个相似的黎明，觉得自己成为一个主宰。五小时后，把北方的雨雪和寒冷抛在身后，减慢机速，在仲夏灿烂的阳光下降落在阿利坎特[3]。
这辆破旧的班车已经不存在了，但它的坚硬和不舒适的感觉仍然让我记忆犹新。这辆车象征了这个既艰辛又快乐的职业所必需的准备工作。这个职业的一切都一丝不苟。我还记得，三年后的一天，就在这车上，通过一段不到十句的对话，我们被告知飞行员勒克里凡遇难的消息。他是航线上上百个飞行员中的一员，在一个雾茫茫的白天或夜晚，永远地退出了我们的队伍。
那时也跟今天一样是凌晨3点，一片寂静中，我们听到坐在阴影中的经理对督察员说：“勒克里凡昨晚没有在卡萨布兰卡降落。”
督察员回答道：“啊！是吗？然后呢？”
突然从梦中惊醒的督察员，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为了表示自己的关切，他接着补充说：“是吗？什么？没有降落？那么，回来了吗？”
从小巴士的深处传来一句简单的回复：“没有。”我们等待着下文，但之后一句话也没有出现。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我们所有人都明白任何话语也不会接在这个“没有”之后，这个“没有”中包含无法改变的事实，那就是勒克里凡不只是没有成功降落在卡萨布兰卡，今后他也不会降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了。
就这样，在我第一次起飞前的那个黎明，我与所有的飞行员一样，经历着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所必须经受的神圣洗礼。我透过窗户，看着被街灯照得发亮的柏油路面，感到一阵惶恐不安。路面的水洼上，风不时地将水面吹动得泛起涟漪。我心想：“这是我的第一次邮政飞行，我的运气真是不太好。”我抬起头对督察员说：“这天气不太好吧？”督察员将无精打采的目光投向窗户后，才喃喃地说：“这点儿小雨，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很想知道判断恶劣天气的征兆是什么。昨晚吉约梅只是以一个微笑，就将前辈们所告知的那些不祥的征兆统统否定。然而那些不祥征兆却又在我的记忆中苏醒。他们经常这样说：“一想到没有把这条航线的每一颗小石子都弄清楚的飞行员，万一遭遇到暴风雪，就让人同情不已……的确！真是太可怜了……”当然他们有必要保持自己的威严。由于他们是以同情的眼神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们的脸，所以显然是在怜悯我们心中所怀的无忧无虑的天真。
仔细想来，有多少同事将这辆巴士当作自己最后的藏身之处？60人？80人？同样是这个沉默寡言的司机，在下雨的早晨将他们送走。我环视四周，阴影中闪动着几点光亮，香烟的火光让人的思绪停了下来。抽烟的是上了些年纪的公务员。作为最后的守卫者，他们不知陪伴了多少飞行员。
我时不时会听到他们低声交谈、倾诉心事，说的都是些生病、赚钱和养家糊口的事。这些谈话为我们勾勒出一堵黯淡的监狱的墙，无情地将人们关在里面。突然间，命运的真实面孔在我面前显现。
坐在我身边的公务员，你从来都没有机会从这堵墙翻过。这不是你的错。你就如同那些白蚁一样，用水泥将通往光明的一切出口堵住，建立你所谓的平静的生活。你在属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式的安全感和习惯里面，在几乎令人窒息的乡村生活的礼仪当中舒适地生活。你将身体蜷缩在所筑起的堡垒中，抵御来自风、潮水和星星的侵袭。你根本不想关心人世间的大问题，因为你好不容易才摆脱昔日沉重的生活负担。你并不是游荡在某个星球的居民。你绝对不会向自己提出没有答案的问题。总而言之，你只是图卢兹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市民。在还来得及做一些事情的过去，没有任何东西能一把抓住你的肩膀，如今，你自己堆砌出来的黏土已变干、变硬。曾经在你身体里熟睡着的音乐家、诗人或者天文学家的心灵再也不会苏醒过来。
我不再抱怨这暴风雨的天气。职业的神奇，已为我开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不到两小时，我应该很快就会直接面对有如王冠般有着黑龙和蓝色闪电头发的高大群峰。在那个世界中，夜色来临，突出重围后，我将在夜幕下的星辰间找寻自己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在成为飞行员之前所要接受的职业洗礼，之后就可以启程了。那些空中之旅，大多都会平安无事。我们就像职业潜水选手那样，平稳地降落在自己的领土深处。这片领土现在已经被我们非常详细地调查掌握了。现在飞行员、工程师、通信员不再将每一次出发当作探险，而是走进了实验室。他们参考的是各种仪器指针的数据，而不受外部景观变化的左右。机舱外的山川被黑暗笼罩着，但事实上那已经不是山川，而是需要精确计算的看不见的某种力量。通信员在灯光下精确地记录着数字的变化，工程师在地图上做着记号。飞行员不时地根据眼前的地理参照，修正飞机的方向。
至于在地上各机场值夜班的通信员，他们则是一丝不苟地在自己的记录簿上记下他们的同事发来的通报：“凌晨0点40分。方向230度。机上一切正常。”
今天的机组人员都从事着这样的工作。他们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正处在某种行动中。他们在离所有的坐标点都非常遥远的地方。但是发动机响彻机身的呻吟声却赋予这看似平凡的一切以特殊意义。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这些仪器盘、无线电设备和指针都在进行着一项非常不可思议的炼金术。每一秒中，那些神秘的手势、欲言又止的话语、所有的注意力都在等待奇迹的发生。正是因为这样，当这一刻真正来临的时候，飞行员才能安心地将额头贴在挡风玻璃上。“黄金”从虚无中诞生出来，中途站的导航灯在闪闪发光。
可是大家一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离中途站还有两小时的航程时，突然，一个特别的视角给我们启示，我们意识到自己偏离了航线，这比去到印度给我们的感觉还要遥远，我们以为自己再无重新返航的希望了。
当梅摩斯[4]第一次驾驶水上飞机飞越南大西洋时，在日落时分抵达波托努瓦尔区域时，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眼看着几条龙卷风的尾巴一点儿一点儿地收缩，好像在筑造墙壁似的。最后夜晚来临，把这些酝酿的风暴遮得一丝不露。一小时后，梅摩斯驾驶着飞机钻进了云层，他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那里聚集着无数的龙卷风，乍看之下，犹如寺院的黑色圆柱般一动不动。那些如同圆柱般的龙卷风前端膨胀起来，支撑着阴暗的风暴。从天空的缝隙间，撒下一束光亮，那是柱子间闪耀着的月光。梅摩斯穿梭在这荒无人烟的废墟中。他避开海上巨大的龙卷风，在月光下继续着自己的飞行。沿着眼前的急流，他共飞行了四小时，才找到那个龙卷风的出口。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难以想象，以至于从这片区域走出来时，他才发觉自己当时连害怕的念头都还来不及有。
我还记得那些在现实与梦境的边缘飞行的感觉。那天夜里，撒哈拉沙漠机场的无线电所传达的消息误差非常多，以至于通信员聂利和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当我透过浓雾的裂缝看到光亮的水面时，我急忙调头转往海岸方向。我们不知道已经在外海飞行了几小时。
我们甚至不知道能否抵达海岸，因为燃料或许已经不够了。即使抵达海岸，我们还得寻找机场，更何况正值月落时刻。在没有飞行角度情报的情况下，飞机几乎是在空中盲目飞行。不久，月亮落下去，在看起来像雪山的雾霭中，像一堆木炭似的逐渐熄灭。头顶上的天空也被云覆盖着。我们继续飞行在云层和雾气之间，飞行在一个无光无影的空洞世界中。
飞机停靠站无法传达出关于我们飞机当前所处位置的任何消息：“没有测定报告……没有测定报告……”
就在我们已经感到绝望时，前方左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发光的点。我欣喜若狂。而坐在边上的聂利则唱着歌身体朝我倾斜。这点光亮并不是来自某个停靠站，它应该属于某座灯塔。因为到了晚上整个撒哈拉沙漠停靠站的灯都会熄灭，一片死寂。然而那个亮光只是闪了一下，随后就消失了。于是我们向另一处闪着亮光的地方继续飞行。
之后我们也看到别的地方出现各种亮光，于是我们就抱着某种盲目的希望，朝着它的方向飞去。如果那亮光持续不灭，我们就下意识地去证明，它是来自某个航线的停靠站。聂利这样向锡兹内罗斯机场呼叫：“可以看到灯光，请将贵机场的灯塔熄灭，然后闪烁三次。”如果是锡兹内罗斯机场的话，应该会熄灯，然后为我们闪烁三次。然而我们飞去的那强光，一直凝视着我们的那亮光，却丝毫不闪烁，噢！那是意志坚定的星星呀！
明知道燃料在逐渐减少，我们每次还是向着金色的诱饵扑去。每次我们都以为那是真正的灯塔亮光，是我们在寻找的机场、我们的生命，但是不久我们就必须转向另一颗星星。
从那个时候以来，我们在遥不可及的群星之间，犹如迷路了一般，寻找那颗唯一正确的行星——我们的那颗，唯一有着我们的眼睛熟悉的风景、我们怀念的房子和对我们怀着爱情的那颗行星。
唯一怀抱着我们希望的行星……我把这个时候浮现在我眼前的东西说出来如何？或许你会认为很孩子气，不过人即使处在危险当中，也依然会有普通人的烦恼。总之，那个时候我喉咙干渴，肚子饥饿。如果能够发现锡兹内罗斯机场，飞机补给燃料后就立刻飞回去，那么不久就会在黎明的清爽中降落在卡萨布兰卡。只要能平安降落，工作就可以宣告结束！聂利和我会一起到市内去。天亮时，有个一清早就开店的小酒馆……聂利和我会坐下来，沉浸在没有任何危险的安全感中，为昨晚发生的事情感到好笑，面前摆着刚出炉的羊角面包和咖啡。聂利和我，会接受人生早晨的这个礼物。对于年老的农妇来说，经由一幅画像、一面幼稚笨拙的金牌、一小串念珠，就能到达自己的神。与这相同，为了让我们了解自己，别人必须用单纯的话语对我们说话。正因为如此，生命的喜悦对于我们来说，就集中在这香喷喷和热腾腾的面包和咖啡上。经由它们，人与和平的牧场，与异国风格的耕地，与收获合而为一；经由它们，人与整个地球合而为一。在那众多的星星中，为我们准备这香喷喷的早餐的星星，只有这个地球。
然而难以超越的距离，却越发阻拦在我们的飞机和人所住的这个地球之间。世间所有的财宝，似乎都栖宿在星座之间迷失的一粒尘埃上。天文学家聂利，为了找出那一粒尘埃来，面向星星，继续恳求。
他突然摇晃我的肩膀，递给我一张纸条：“发生了很了不起的事情，传来了好消息……”我看到这里，一颗心怦怦乱跳，等待他写完应该会解救我们的几个字。不久，我等到了这个上天的礼物。
那是从昨晚我们出发的卡萨布兰卡发出来的信息。由于转发延迟，所以这通信息，现在突然在2000公里外的远方，追上了在雾霭之中的海上迷路的我们。这通信息是派驻卡萨布兰卡机场的管制官发出来的，我读着：“圣埃克絮佩里阁下：阁下从卡萨布兰卡出发时，由于在太过靠近机库的地方改变方向，所以本人不得不向巴黎申请惩戒阁下。谨此报告。”我在太过靠近机库的地方改变方向的确是事实。另外，这个人生气完全是出于对职业的恪尽职守。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是在那里的机场办公室被告知的话，我应该会心怀谦逊地聆听。然而消息却在此时送到我们手中。这个消息在星星、雾霭和有威胁性的潮水气味中，回响得未免太大声了。现在我们手中掌握着自己的命运、邮件的命运、飞机的命运，现在我们处在“要活下去，必须征服许多困难”的状态中，然而这个官员却将自己小小的愤怒向我们吐露出来。可是聂利和我不但不觉得生气，反而感到巨大的并且是强烈的喜悦。他——那个小官员，让我们得知只要这里是天外，我们就是自由的这个事实。那个中士，难道没有从我们袖子的星星数目上，看出我们已经晋升为上尉了吗？所以他才会像现在这样，在我们严肃地在北斗星和射手座之间逡巡百遍时，在我们此时唯一关心的是背叛了我们的月亮时，插队进来打扰我们的冥想。
眼前的要务、那个官员所在的星球的唯一的要务，应该是给予正确的数据，作为在星星之间迷路的我们的计算基础才对。然而他所给的数据却是错误的。所以有关那以外的事情，地球应该暂时保持沉默。那时候，聂利写给我看的是：“在对无聊的事情感兴趣之前，那些家伙首先应该把我们引导出这片虚幻世界……”这句“那些家伙”，对于他来说，指的是地球上所有的人，包括参议院、众议院、海军、陆军，甚至皇帝在内的所有的民族。在看着这条荒唐的、不可理喻的消息时，我们转向了水星。
这时候我们因为非常不可思议的偶然而获救了。反正去不了锡兹内罗斯了，我也放弃了那个希望。终于到了要下定决心的时刻，我们将飞机朝向海岸线，决定在耗完最后一滴燃料之前，都不改变方向。我在寻求仅有的一丝机会，希望这个做法能够让我们避免沉入大海。但不幸的是，因为那几个虚虚实实的灯塔，我们不知道自己要被引导到哪里去。同样不幸的是，即使万一能够抵达陆地，由于不得不在夜晚的浓雾中降落，所以平安降落的机会非常小。尽管知道这些，但是我却没有选择的余地。
事态非常紧急，所以我忧郁地耸了一下肩膀。这时候，聂利告诉我一个消息——如果是一小时前得知这条消息的话，我们或许就能获救——“锡兹内罗斯可以引导我们。锡兹内罗斯虽然不怎么确信，但还是指定了216度的方向……”现在锡兹内罗斯并没有逃进黑暗的深处，它在我们的左边，成为可以触摸的东西。那是可以确定的，可是距离呢？聂利和我商议片刻：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我们的意见一致，若是飞往锡兹内罗斯，反而会造成让我们失去抵达陆地岸边机会的结果。因此聂利回电说：“由于燃料只剩一小时，所以继续保持93度的方向。”
在这段时间里，各地的机场都醒过来了，阿加迪尔的声音、卡萨布兰卡的声音、达喀尔的声音都加入到我们的对话中。这是因为所有城市的无线电基地都紧急通报了当地机场。机场场长紧急告知了工作人员。他们就像聚集在病人枕边那样，逐渐在我们周围聚集。这虽然是无用的热情，但毕竟还是温情；纵然是无用的忠告，但还是温柔得难以言喻！
但是突然间，图卢兹出现了。图卢兹位于航线起点4000公里的远方。图卢兹突然挤进来，并且出其不意地问道：“你们驾驶的飞机是F××吧？（编号我忘记了）——没错——那么燃料还有两小时，该机的油箱是非标准油箱。必须飞往锡兹内罗斯。”
就这样，职业的种种需要改造并丰富了世界。要让定期航行的飞行员在自古以来的景观中发现新的意义，并不一定需要现在这里的夜晚。比如即使在乘客眼中是无聊、单调的窗外风光，对于机组人员来说，已经具有别的意义。即使是挡住地平线的云块，对于机组人员来说，也已经不只是背景，已经直接与他的肌肉关联，向他们发出挑战。他已经在考虑，在权衡，一种真正的语言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是一座山峰，离得还很远，它将露出怎样的面目呢？若是在月光下正常飞行时，那会成为很好的目标。但如果飞行员是在盲目飞行时，而且是在修正偏航有困难时，或者正在对自己的位置有疑问时，那座山顶就会变成爆炸物，让整个夜晚充满危险，就像隐在水中的一枚水雷，随波逐流，让整片大海都危机四伏。
海洋也同样千变万化。在飞机上单纯的乘客眼中，他们看不到暴风雨。由于是从非常高的高度观察，所以完全看不出波浪的高度，结冰的海面上有大片的白色浮冰，展露着裂痕与纹路。只有机组人员才明白，这意味着无法在海面上迫降。大海对于飞行员来说，就像一条有毒的河流。
即使那天的飞行很顺利，在航线上的飞行员也绝对不会欣赏窗外一路上的风景。大地和天空的色彩、海上的风的足迹、日暮时分的金色的云，他绝对不会称赞那些东西，它们只能引起他的沉思。就跟巡视自己的耕地的农夫从各种征兆看出春天的临近、晚霜的威胁、雨势的大小相同，职业飞行员也能看出雪的征兆、雾霭的征兆、幸福的夜晚的征兆。只有掌握了这些信息，在遇到大自然的挑战时，才能从容应对，让飞机服从自己的指挥。飞机在暴风雨组成的法庭面前，需要面对的是山峰、海洋、雷电这三个神，要从他们手中争夺自己的邮件。
注释
[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埃尔·拉第格看出邮政飞行大有可为，便创立了拉第格邮政航空公司，获得迪迪艾·德拉的协助，开拓从图卢兹飞越比利牛斯山脉，沿西班牙地中海海岸南下，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抵达卡萨布兰卡的航线。1925年6月，这条航线一直延长到达喀尔。1927年，拉第格和巴西实业家布伊由·拉封合作，在南美大陆开拓航线，拉第格航空公司改组为邮政航空公司。1930年，梅摩斯完成壮举，将南美航线和非洲航线在南大西洋结合。1931年，邮政航空公司因资金和内讧，业务缩小。1932年，被法国航空公司兼并。
[2]阿尔科伊，西班牙地名。
[3]阿利坎特，西班牙地名。
[4]冉·梅摩斯（1901—1936），法国飞行家。空军退役后，1925年，进入拉第格航空公司，先是飞行图卢兹和达喀尔之间的航线。1928年，被派往南美，与吉约梅一起完成飞越安第斯山等开拓内陆航线的先驱任务。1930年5月，与达布里和吉米艾一起，首次完成圣路易、塞内加尔、纳塔尔之间的不落地邮政飞行，实现了联结法国、非洲、南美的邮政飞行梦想。1936年12月，在南大西洋上空失去音讯。有自传《我的飞行》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