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本序

“这是一个阴森可怖的故事，在彼得堡阴沉的天空下，在这座大城市的那些黑暗、隐蔽的陋巷里，在那令人眼花缭乱、熙熙攘攘的人世间，在那愚钝的利己主义、种种利害冲突、令人沮丧的荒淫无耻和种种隐秘的罪行中间，在毫无意义的反常生活构成的整个这种地狱般的环境里，像这种阴森可怖、使人肝肠欲断的故事，是那么经常地、难以察觉地，甚至可说是神秘地在进行着……”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书第二部末尾写的一段话。

十九世纪中叶，封建农奴制俄国的一切基础急剧地土崩瓦解，广大人民群众由于资本主义的猛烈发展而遭到无穷的灾难。出身于城市的下层社会，自幼就尝到了贫困滋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那些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城市小市民阶层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十分熟悉居住在城市的陋巷和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的小市民的遭遇。在俄国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个以城市贫民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家。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为作品所反映的那个时代彼得堡的悲惨凄凉、腐朽黑暗的可怕图景勾勒了一个轮廓。

在这幅图景中出现了两个家庭的全部成员——伊赫缅涅夫夫妇和他们的独生女儿娜塔莎，史密斯和他的女儿与外孙女涅莉，他们都是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直接受害者。作者怀着深挚的同情描写了这一群“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小人物的痛苦和不幸，愤怒地鞭挞了以瓦尔科夫斯基为代表的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卑鄙与残忍，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状况。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四六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穷人》。《穷人》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真实感人地描绘了小人物、小官吏的悲惨遭遇，并对他们寄予无限同情，因而立即博得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的热情赞扬（在《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第一部里提到了这件事，作品中的万尼亚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作者的自画像）。一八四九年春，作家因参加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一个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反对俄国专制农奴制的革命团体）的活动和传播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而被反动当局逮捕。八个月后，他被判处苦役和流放。四年的苦役和五年的流放生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青年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信念渐渐破灭，他不再相信沙皇专制制度有推翻的可能，并鼓吹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应该忍辱含垢、逆来顺受，到宗教教义中去寻求解脱。作家的这种错误思想，在本书中也有所反映。

在被迫沉默了十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五九年回到彼得堡，重新进行文学活动，从此开始了他创作中一个新的时期，即由他的处女作《穷人》到代表作《罪与罚》的过渡时期。《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发表于一八六一年，是他在过渡时期完成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他早期一系列有关“穷人”的作品的顶峰，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创作中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首先，从作品的篇幅上来看，《穷人》是一部只有十万字的中篇，而《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则已是三十万字的长篇。到了《罪与罚》，篇幅扩展到四十余万字。至于作家晚期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更是洋洋八十万言的皇皇巨制了。

其次，从作品的结构来看，《穷人》写的是年老的小公务员马卡尔·杰武什金和孤苦伶仃的贫穷少女瓦莲卡纯朴真挚的友谊，只有一条情节线索。《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则同时叙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娜塔莎的故事，另一个是小涅莉的故事。《罪与罚》写的是穷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和退职九等文官马美拉多夫这两个人物及其家庭的悲惨遭遇，也是两条情节线索在作品中同时展开。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又是从“单线”到“双轨”的过渡。

《穷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果戈理的小说《外套》的直接影响下写出来的。《外套》的主人公丢失了一件千辛万苦得来的新外套，但是外套毕竟是身外之物，而《穷人》的主人公马卡尔·杰武什金失去的却是他在人世间唯一的知己。果戈理可以用含泪的笑来叙述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和他的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能不用充满哀怨然而又十分严肃的文笔来写马卡尔·杰武什金绝望的悲鸣了。《外套》基本上是讲故事，而《穷人》已经接触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当然，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位心理描写的大师来说，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由于作品的篇幅从中篇发展到长篇，结构从“单线”发展到“双轨”，因而无论是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是在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的刻画上，《被欺凌与被侮辱的》都比《穷人》大大前进了一步。就以本书中的娜塔莎和涅莉而论，她们心理内容的丰富与复杂程度都超过了《穷人》中的马卡尔与瓦莲卡。对于马卡尔与瓦莲卡的性格特征，我们用寥寥数语即可加以概括；然而对于娜塔莎和涅莉的形象，却绝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得了的。娜塔莎和涅莉的悲剧，其社会内容比瓦莲卡的遭遇丰富得多，她们的性格也比瓦莲卡丰满得多。但是，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作品中的一系列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女性形象（如《罪与罚》中的杜尼娅和索尼娅，《白痴》中的娜司泰谢·费里帕夫娜等）相比，娜塔莎和涅莉的形象却依然具有过渡性质。

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之所以比《穷人》大大前进了一步，主要是因为这部长篇小说里出现了《穷人》没有写到的另一种类型的人物，即被欺凌与被侮辱者的对立面瓦尔科夫斯基公爵。这个恶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作品中一系列同一类型的人物（如《罪与罚》中的斯维里加洛夫和卢仁，《白痴》中的托慈基，《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等）的先驱。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形象，瓦尔科夫斯基在作家塑造的同类人物中却是最不成功的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未能以社会条件来解释瓦尔科夫斯基的性格，未能揭示出他那卑劣残忍的心理的社会本质，因此，瓦尔科夫斯基的反面特征便缺乏概括性。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曾经指出，瓦尔科夫斯基是“以强烈的情感描写出来的连续不断的丑态，以及各种恶劣的、无耻的特征的集合”，尽管瓦尔科夫斯基引起人们的厌恶和愤怒，但是人们却不能“怀着那种并非针对个人，而是针对这一类型的人，针对人所共知的这类现象的深刻仇恨”予以痛斥。瓦尔科夫斯基形象塑造中存在的这种缺陷，损害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削弱了它的社会意义。

作品的另一个缺陷，是通过娜塔莎和涅莉等形象宣扬了受苦受难的基督教精神。例如，娜塔莎对万尼亚说：“我只得继续受苦才能换取未来的幸福……痛苦能洗净一切……”万尼亚在谈到涅莉时也不止一次地说：“她仿佛……竭力刺激自己的创伤；她仿佛从自己的痛苦中，从这种只顾自己受苦的利己主义中获得一种快感。”“忍受苦难”可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创作中的基调。譬如在《罪与罚》里，斯维里加洛夫在同拉斯柯尼科夫谈到杜尼娅时曾经说道：“毫无疑问，她会成为一个殉难的人。当人们用烧得通红的大钳子烙她的胸膛时，她准会露出笑容来。而且她会有意地自己迎上前去。若在四世纪或者五世纪，她就会走到埃及的沙漠里，靠草根、喜悦和幻想过日子，在那里住上三十年。她渴望赶快为了某一个人去受苦受难，要是达不到受难的目的，她很可能从窗户里跳下去。”

我国著名作家邵荃麟同志在为本书旧译本写的《校订后记》中，曾对这种错误观点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写道：“作者不是引导他的人物去面对生活的斗争，而相反的要求他们用一种倔强的忍受和高傲的蔑视来对待这些侮辱与损害，用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的爱和宽恕，来溶解自己心灵上的痛苦。在作者看来，似乎这种倔强的忍受和高傲的蔑视正是抵抗侮辱与损害的唯一的崇高的方法，是保卫自己灵魂的纯洁的唯一的方法，是缓和自己的痛苦的唯一的方法。人类只有从苦难的忍受中得到拯救。这正是这部作品中所反映的作者的一个基本的致命的观点，实质上就是基督教的受苦受难的精神……毫无疑问，这种思想是空想的，不健康的，而且是有害的。这是和现实斗争要求不相容的失败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可能引导人们走上苏生之路，只有引导人们走向痛苦的毁灭，走向对压迫者的屈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书中显示了他在写对话方面的卓越技巧。这部作品几乎是由各种人物的对话组成的，作者通过他们的对话来叙述故事、交代情节，又通过人物的长篇独白对他们复杂的心理活动进行细腻的刻画。作品故事情节的发展既紧张又曲折，各种事件纷至沓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读来引人入胜。作者善于在叙述的过程中设置一个接着一个的悬念，诱使读者非终卷不忍释手。这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艺术上可资借鉴的特点。

这部作品曾由荃麟同志根据英译本转译为中文，因此书名被译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从俄文来看，似以译作《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们》（或简略地译为《被凌辱的人们》）更为确切。但是考虑到旧译名久已为读者所熟悉，因此这个新译本决定把书名译作《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使它同旧译名比较接近。至于这种处理办法是否妥当，尚祈读者不吝赐教。

南江

一九八〇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