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当我动笔写我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的时候（那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事），我从未考虑从事音乐学方面的事。那是1902年，我历经着一个困苦的时期，充溢着毁灭与更新的雷雨。我逃离了巴黎。

我在幼年玩伴的身边，也就是在人生战斗中曾多次支持过我的那个人——贝多芬的身边。我在他波恩的家中，暂避了十天。我在那里又看到了他的影子还有他的老友们，也就是说我在科布伦兹从其孙子身上又见到了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听到了他的交响乐演奏会，主持人是魏思加特纳。随后我又与他单独在雾潆潆的莱茵河畔，在四月潮湿的灰暗的日子里，我倾诉着衷肠，完全沉浸在他的痛苦、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弗洛伊德之中，我跪倒在地，又被他那有力的大手扶起，他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洗礼，满怀他的祝福，我又踏上回巴黎的路，充满信心，与人生重新盟誓，并向神明歌颂着病人康健的感谢曲。——那支感谢曲就是这本短小的书。它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又由佩居伊再版。并且这本书还出乎我意料地从一个狭小的友人圈里传出来。不过，“人各有命……”。

我对自己在这里说了这些细琐的点滴表示歉意。我应该答复那些今日前来，从这支颂歌中找寻按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著作的人。我是个史学家，但是按自己的时间去做事。在几部书中我对音乐学尽了一种很大的义务，诸如在《亨德尔》和我在关于歌剧的一些研究著作中都有体现。但是，《贝多芬传》绝不是这样的研究著作，它并非为了学术而作。它是为受伤的心灵、窒息的心灵所唱的一支歌，它复苏了，它振作了，而且它在感谢救世主。我非常明白，这个救世主被我重新包装了。但所有的信仰的和爱情的行为还是原模原样。我的《贝多芬传》就是这种行为。

人们争相抢购。这本小书逢上了好运，这是出乎它意料的。那时节，在法国，有数百万人是一代被压迫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焦急地渴盼着一个解放的大声呼唤。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里得到了满足，于是，他们便跑来向他发出请求。从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所有人都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它们宛如一些教堂，在做着以“天主羔羊”起首的弥撒祷告，——任何人都不会忘记那些痛苦不堪的注视着祭献并被启示之光芒照耀着的面庞！今天活着的人是与昨日的人们遥遥相隔的。（但他们将会与明日的人们靠得更近吗？）从本世纪开始几年的这一代人中，身份地位几乎全无：战争是个深渊，他们和他们儿子中的最优秀者都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依旧保存着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一个孤独者之手，却在无意识之中与他们相仿。而他们已从中认出了自己。

短短几天，这本由一个无名之辈写的小册子，走出了一家默默无名的小书店，在人手互相传阅。由此，它就不再是属于我的了。

我刚刚重读了这本小书，尽管有所不足，但我还是想让其保持原样。因为不能改变它的原始特征以及伟大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忌展之际，我既缅怀他，同时也歌颂其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纪念那位告诉我们怎样生与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