馕的口感十分质朴扎实，并且非常耐饥而易久存，是当地维族最为重要的主食，一个家庭里即使没有其它的食物，馕也是必须要有的，所以馕的制作倍受维族人的重视。
次日，吃完早饭后，阿扎提家开始打馕，
发酵了一整晚的面团，那是五十斤面粉与油酥和水的混合物，北疆干燥的气候加上超长的光照时间使得这里的麦子的生长全程都受到优待，因而磨出的面粉也富有更高的筋度和更浓郁的麦香。
而现在眼前的面团正被阿扎提的老婆从大缸里一块块的揪出来，然后麻利的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并进行揉搓，再由大女儿用短粗的擀面杖擀成一张张面饼，安渼惠则要用手指的关节将面饼的中央按压出高低不平的凹陷，最后要用一种叫“馕针”的工具把每个面饼都戳满同心圆形的小孔。
当所有的面粉都变成了合格的面饼后，就用棉被盖好拿到室外。
此时阿扎提已经开始搬来大块的木柴将院子里的馕坑烧热，并在内壁上撒满了盐水以防馕在烤制时脱落。
我本来想过去帮忙，却被他阻止。
“你不用过来，你干不了这个。”
“怎么就知道我干不了？”
他笑道：“一看你就知道你干不了。”
在如此充分的理由下我只好沦为一个旁观者。
这些摆在外面即将进入馕坑的面饼竟还有最后的一道工序，阿扎提的小女儿在一旁要把每个面饼都刷上牛奶再撒上洋葱粒。
很难想象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馕，制造的过程居然如此复杂。
而在我看来，整个打馕的过程中，把馕贴到馕坑里的这一步则是最为辛苦的。
外面的天气很冷，而馕坑周围的温度却很高，尤其是坑口的位置最为灼热，为了防止烫伤和烟尘，贴馕的人要用围巾包裹住头和脸部，戴上粗布套袖，用特制的“馕托”将预制好的面饼一个个送进馕坑。
由于做出的面饼数量众多，单凭一个人难以全部贴完，所以需要有人分工轮流作业。
我没想到安渼惠竟然也在这分工之列，而且还是头一个，看她包裹严实蹲在馕坑前接过阿扎提小女儿递过来的馕托后一手支撑于坑口的边缘，然后俯低身子将面饼贴进冒着烟火的馕坑，她的动作扎实从容，并且异常娴熟，可见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了。
贴完一坑后盖上盖子，在等待烤制的期间她走到我身前双臂抬起弯曲，做了一个秀肌肉的动作，她包着围巾我看不到她的全貌，但很明显她在笑，可我的眼泪却流了下来。
她拍拍我小声道：“你干嘛？哭啦？”
我搪塞道：“没有。”
“怎么没有？你眼泪都流到胡子上了。”
“那是被你身上的烟呛得。”
她低下头看着地上我俩的影子道：“苏峻，你一个大男人别这么多愁善感，我就是个普通的女人，任何时候都是。”
我抹了一下脸上的泪水笑道：“谁说你不是了？”
当然，我理所应当的被怼了一拳，还是那句话，男人难啊。
回瀛滨的那天，我跟阿扎提一家辞行，他说现在天太冷，让我下次挑个暖和的季节在这多住上几天，我说等我确实没有事了就在这买个院子跟他做邻居。
这绝不是敷衍的话，而是我的真实想法。
临走时安渼惠并没有说明她的决定，似乎她还在犹豫。
而在我回来的一周后，她带着儿子安小山坐上了返回瀛滨的班机。
我觉得她对窦小婉母子未必怀有多少感情，可却不愿意他父亲遗留下的事业就此崩塌，这或许是促使她回来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的事我并没有向她打听过，因为那已是我完全不能企及的领域，而她也没有跟我说过这其中的只言片语，或许她真的是有某种天赋异禀的能力，可以在那样的斗争环境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因为她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因为我大概太过注重于和她接触时自己的感受，而没有真真正正的从客观上去理解她，以至于到现在仍然感觉她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我和她在偶然间相识，后又共同经历了这一段绝非平常的日子，至于今后在我们之间还会发生什么，我不得而知，也无法预测，我所能做的只有把握当前的现实。
于是在这以后我把自己关在屋子整整三个月，过着封闭又日夜不分的生活，只为了完成郭瑶那生前的夙愿。
小说杀青的那一天我没有感到任何的兴奋与喜悦，因为最想看这部小说的人已不在人世。
我把原稿拿给陈立民看，他说我在小说的写作上有了突破，其实我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突破，有的只是把思念与痛苦强行转化成欢乐与喜悦。
这本书出版后的所得我会以抚恤烈士的名义捐献给郭瑶的父母，除此之外，我还对这部小说的上架时间提出了额外的要求，定在了郭瑶生日之后。
郭瑶生日当天，我带着鲜花和刚刚印刷出厂的新书来到她的墓前，我把她的墓地扫净后献上鲜花，并在书中挑选了一大段她所喜欢的情节细细的念给她听，最后我将整本小说在她的墓碑前焚尽。
那霜白的灰烬忽然被一阵风吹起，全数飘散到了空中，很快就在夕阳中消失不见。
当我从烈士陵园回来的时候已是傍晚，我驱车路过中山路时恰巧看到那间costa咖啡店，那是我初次见到安渼惠的地方。
我望着那并不醒目的霓虹招牌有意或无意的将车子停在路边，下车后漫步走近这间咖啡店，隔着落地的玻璃橱窗可以看到店里的情景，而在那不明不暗的灯光中我注意到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女孩，她独自一人正看着手机，淡淡的妆，别致的唇色，不时的向门口看去，似乎是在等着什么人……
全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