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大小
“大小”是我们最常用的语词，小老鼠大老虎，老虎大老鼠小，哪页书上都有几个“大”和“小”。
“大”“小”这两个字不仅频频单独出现，而且论理能力也强，“大”有大器、硕大、大腹便便，“小”有小人、狭小、小心翼翼。
但大和小的领域比这还要宽广。我们并非只在标称“大小”这两个字的时候才说出大小，凡说到城市、天体、战争、广场、商厦、恢宏、豪富，也就说出了大，说到蚊蝇、溪流、星星、弱智、玲珑、弟弟、细心，也就说出了小。
那么，我们能不能从“哥哥”“姐姐”“城市”“阔绰”里找到一个“大”的共相来？近人不喜欢形而上学概念，偏爱科学语汇，那就换个问法：能不能从“哥哥”里提取“大”这个义素？“哥哥”包含“大”这个义素，“老虎”包含不包含？含义通常不是由颗粒分明的单元组成，可以通过义素分析这样的机械方法探索。河比溪大，城比镇大，哥哥比弟弟年岁大，喊比吟声音大，鲸吞比蚕食气派大。然而我们也说小城市大镇子，说小哥哥大弟弟，说低声喊高声吟。初学大小，我们就知道老虎大老鼠小，但我们接着就学会了把个头比大老鼠大得多的老虎叫“小老虎”。
与其说大小概念是伟大渺小大器小气城镇河溪山丘这些形形色色概念里某一词素或义素的抽象，不如说它本来就是这形形色色概念之间的一种联络。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共相，由个体平均分有，而是一种道理，一条道路，或宽或窄或长或短或直或曲，把形形色色的独特存在连通。
我们按容积分出大碗小碗，按年龄分出哥哥弟弟，按气度分出大派小气，我们这样使用“大小”，这样形成大小概念，其中自有道理。学话，看似在学称呼这个称呼那个，其实却是在学习称呼之际学习讲道理。
你儿子问“大是什么”，你会耐心教给他，大不是个什么，这个大，那个小，A大，B小，C不大不小。孩子学话，开始会把什么词儿都当作名称或类似的东西，会把一种语法结构错误地套到另一种语言现象上去，好在几乎不费什么力气，这种“过度概括”就会得到纠正。我们长大成人，仍旧喜欢过度概括，然而我们现在已经十分固执，别人也懒得来纠正我们了，听任我们追问：什么是大？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时间？好像这些问题和老虎是什么人造卫星是什么相当。
我们说起“过去”“将来”“已经”“了”“古代”“计划”“变化”，就说到了时间。一种语言可以没有“时间”这个词，却不可能不说到时间，不可能没有时间概念。也许可以说，“时间”是“将来”和“已经”的元语言，但这绝非说，“时间”是时间概念的名称。假使真谈得上“时间的本质”，它也肯定不是由各种时间现象的共性组成。在无论多微弱的意义上，时间也不标识“已经”和“计划”的共同之处，如果你在这个意义上追问“什么是时间”，我必茫然若失。
哥哥比弟弟大，这据说包括在“哥哥”“弟弟”的定义里，所以被称作“分析为真”。娘生在女儿之前也是分析的真理吗？这个后娘偏偏比女儿还年轻。白马非马后娘非娘？城一定比镇大吗？老虎一定比老鼠大吗？鸭蛋一定比鸡蛋大吗？所有这些提法中都含有不同程度的“分析因素”，所以都不同于“这只鸡蛋大还是那只鸡蛋大”，这后一个问题字面上没有提供任何线索。语言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分析能力，只不过自然语言里的分析不是纯形式的分析。
知道张三是张四的哥哥，就知道张三比张四大。知道张三是李四的丈夫，却不知道他是不是比李四大，不过我们可以问一问谁大。知道i是-1的平方根，却问不出谁大谁小。有些问题单从语义上就可以回答，有些非得量一量查一查才知道，有些则完全无法回答——绿色大还是蓝色大？行星和恒星哪个更善良？这块砖头是公的还是母的？——砖头完全不涉及公母这一维度。
鸡在先还是蛋在先？这只鸡生这只蛋，这只蛋又生那只鸡，“鸡”和“蛋”包含了先后这一维度，却不像母女兄弟那样包含了孰先孰后的语义。于是“鸡在先还是蛋在先”模模糊糊像是个问题却明明白白没有答案。
“大小”不是形体大小和性情大小的名称，不指称大小——它怎么指称？大小不是形体大小性情大小共享的共相——除了这个自身同一的“大”，形体大和性情大有什么共同之处？
概念的联系方式曲曲折折重重叠叠，岂止共相一端？真理的形式多种多样，岂止分析与综合两种？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这是分析还是综合？有容乃大，这是综合还是分析？
大和伟大有联系，伟大和好有联系，好和善良有联系。大、伟大、好、善良有一个共相吗？这个共相是好还是大？量大就是量多，速度大就是速度快，面积大就是面积广。大和多、广、高分有几个共相？速度大就是速度高，温度高就是热，可见大和热亲缘。的确，我们说大起来热起来，说小下去冷下去，由此亦可见大和热亲缘小和冷亲缘。各种感觉连在一起，模模糊糊觉得热和高和大连在一起。我们通过某种技术把热的感觉和向上的视觉直接联系起来，身上热起来，气温计上的水银柱同时升起来。
概念的联系盘根错节，有的条理清楚，有的埋没难寻。我们就通过这些曲曲折折重重叠叠的途径学习语词理解世界。“大”通过高大和高相联系，通过高温和热相联系。反过来通过“大”，都市和巨无霸相联系，孔子与大山相联系，歌德和海洋相联系。这些远不止于字面的联系，而是感性的联系和概念的联系。通过一个“大”字，我鼻子大和他心胸大这两句话有了联系，可这算什么联系？量子物理和马王堆有没有联系？现代性和嫉妒有没有联系？走上百里千里，兜上二十个圈子，什么和什么都会联系上。在纯逻辑上，推导二十步和推导两步，无碍结论的正误，最多是增加了我们自己犯错误的可能性，可是在感性世界，兜上二十个圈子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大与优良、广大、高、热、升起来等等亲缘。这些亲戚中最显赫的，是好。伟大，大器，大方，都是好词儿。小流氓觉得作个大流氓总胜于作个小流氓。小人，渺小，小肚鸡肠，都是骂人话。在车夫的高大形象的压力下，鲁迅觉得直被榨出藏在皮袍下面的小来。
语词常含褒贬，人所周知，但其广度仍有始料不及处。一个人“具有高尚的品性”，但他能不能“具有”卑劣的品性呢？反正我们从来不说他“具有软弱的意志”。卑劣模模糊糊被视作品性的阙失，软弱明显是意志的阙失，而我们较多赞许具有和存在，不大喜欢不存在、死亡和阙失。于是，“具有”隐隐约约是个褒义词。
小也常常被视作大的阙失。我们总是用“大”来代替“大小”、“规模”。我们问“你多大啦”，不问“你多小啦”。
但显然不能得出结论说，大的就是好的。大而无当就不好。大恶棍不是好恶棍。大有大的难处，小也有小的好处，例如小巧玲珑。有人甚至断言小的就是好的。当然，正因为人们有意无意把大和好连在一起，所以才有人特别提出小的就是好的。大和好不相等。大也不是具有某种好的概率。有联系并不等于说可兑换，“联系汇率”只是联系的一种。
一尺长的老鼠叫大老鼠，三尺长的老虎叫小老虎。这还只是尺寸大小，此外，我们还会说到数量大小，心性大小，偌大个头小心眼儿，不大点儿个头是个大人物。我们还要讨论权大还是法大，还要领悟天大地大人也大。大小概念与其它千百种概念互相缠绕浸润，大小这两个词有千变万化的搭配。然而，我们无需掌握这一切才懂得大小。“大小”是我们最早学会的语词，我们呀呀学语已经会说小老鼠大老虎。老虎大老鼠小，实在没比这更简单的了。我们最初学会的自然是些简单的东西。
我不懂“宵小”这个词，我看不出你们两个谁志气大，这不表明我还没学会“大小”。就像我不必学会所有的汉语语汇才叫学会汉语。我通过一些实例掌握了“大小”的基本机制，这就是懂得大小了。目测这个圆形的面积大还是那个三角形的面积大，衡量权大和是法大，理解“宵小”的含义，这些都是应用我已经习得的大小概念。
然而，学习不也需要操作，使用不也是一种学习吗？的确，我们通过游泳学习游泳，通过战争学习战争。使用和学习互相渗透，却并不因此互相混淆。当然，学开车时我也把着方向盘，但那是在模仿打方向盘，真正的司机坐在副驾驶座上。我现在开车的任务是开车，我还不能用开车来完成运货送人的任务。
使用也是学习，糟蹋纳税人的钱也叫学习管理。我们这个民族充满“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智慧，不屑于像夷人那样分析辩驳。糊涂也是明白，明白也是糊涂，我们得道的年代久远，已经记不清我们交了学费是在为别人学习管理还是为自己学习被管理，反正几十年的血汗交出去了。
可在学习和学会之间有一条分明的界限吗？没有。明明白白的眼睛看得见模模糊糊的界限，模模糊糊的眼睛自然看不见任何界限了。
我会分辨老虎比老鼠大，我知道大老鼠比小老虎小，这我就学会了“大小”——我第一次见到大象就知道大象大。否则我们还要语言这种工具干什么？说大象大，说泰山大，这是“大小”的机械重复运用。有了语言和机械，我们就可以通过掌握一些简单的机制去应付各式繁复的局面。
我们学会了走路以后，还会走很多很多路，但我们不再提高走路的水平了。同样，今天我用这个“大”字，不比我六岁时用得更好。自然把行走设计得简单易学，因为我们必须早早学会走路，今后才好走很多路，才好进一步学习播种收割行军跳舞。自然也把语词的基本机制设计得简单易学，以便我们早早学会，以后好唠唠叨叨说个没完。
当然，为了特殊的目的，我们会学习仪仗步法，学习竞走。竞走还是走路吗？倒更像走路的抽象，为走路而走路。我们学开车，为了运货送人。赛车运动员学开车，是为了把车开得更快更险。为开车而开车，开车技术就成了无止境的，还可以提高一分钟、一秒钟，就像为需要而需要，消费就成了无底洞。
你我都不是赛车手，但开车的技巧仍有些差异。这种差异可以通过比赛表现出来。希腊人是在这种意义上开展竞赛的。来到竞技场上的是战士和水手，这些战士和水手同时还是运动员，演员，作家。埃斯库罗斯自撰的墓志铭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战士深感自豪，却忘了提到他是个悲剧诗人。职业运动员、职业作家、时装表演与智能飞弹、克隆羊一道，把我们的时代定义为技术时代。
希腊人当然不止把体育看作战斗训练这类实用课程，就像希腊的雕像不只是单纯的宗教作品。体育自有其紧张和愉快。体育竞赛的完整形式发源于希腊。希腊人热爱体育，儿子得了冠军，当爹的可以死而无憾，科林斯青年跑了第一，科林斯一片欢腾。但他没留下世界记录。四年后还会有一个第一。希腊人好争第一，但不会想到“向人类的极限冲击”。希腊人把人的极限理解为使人完美的自限，这样的自限是无法通过冲击达到的。
我掌握了大小的基本用法，就能在不同程度上应付变式，或在特定条件下的作独特的使用。碰到“宵小”，我可能猜出它是什么意思。我一来灵感还可能说出“榨出皮袍下的小来”这样的妙语。可以把这叫作创造性的使用。
含义的新形式不仅依赖于概念的基本机制，而且反冲基本机制，使之发生微小的改变。语义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变化着。所以，我们应当把概念结构理解为布迪厄所说的那种“动态结构”。
解构主义盛行以来，结构常被当成了僵化的同义词。然而，与结构相对的不是灵活，而是涣散。要富有灵活的功能，就必须具有结构而不可停留于涣散之中。
“大小”的含义是一种可能性，特定的使用是这种可能性的某种实现。形体大小是大小概念的最初的最基本的实现。既然它是可能性，我们当然不知道下一轮会怎样出牌，然而，大小之为概念也非耽留于无名无形无辙迹之中。已经实现的用法规定了“大小”含义的范式。概念的可能性属于概念结构本身，我们发现这些可能性而不是发明之。
了解哪些事情是现实的，或是实现了的，是知识。从现实中掌握可能性，是理解。我们从已经实现的用法掌握可能性，就像我们从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了解他的潜能。这些使用方式是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无法事先推知，否则它就不是可能的新的用法，而是尚未实现但必然实现的用法了。
有人潜能丰富，有人不过如此。词也一样。“锌”这个词几乎没什么新鲜的可能性。基本概念语词，如“大小”“高下”“家”“艺术”之类，具有最丰富的潜能，从来不完全成为实现了的东西。
这些基本概念构成了语言共同体的理解脉络。我们把什么看成高的什么看成低下的？什么显得自然而然而什么显得荒谬绝伦？天大法大还是党的恩情大？大哉孔子还是大哉孔方？这些大是大非勾画出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哲学关心基本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我们的终极关怀之一。
哲学家从已经实现了的含义来清理基本概念的联系，把这些概念的可能性清理出来。但这并不就实现了这些可能性。诗人跳跃着实现语词的可能性。在最广泛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诗人，都偶或会诗性地使用语词。
我们无法预定创造性，事后却能够理解创造性。虽没有通向创造性的现成道路，却可以从创造性返修一条道路，通回常规。我们这样区分诗和语言错乱。我们虽然不会写诗，但我们能够读诗。我们倒都会胡言乱语，但我们互相都听不懂。
共同语言是我们生活中基本而又基本的东西。你我可以争论天大地大还是党的恩情大，但要争得起来，你我必须都承认老虎比老鼠大，四两的馒头比二两的大。你要坚持老鼠比老虎大，我就不和你争了。即使今人特别喜欢觉得自己特立独行，我们的共同之处还是太多，没办法，抽掉这些共同之处就不知道怎么才能特立独行了。
独特的思想，只能用我们都明白的道理教给我们。你可以教给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尺比寸长。你叫出一个不常见的叫牌，你要说服我你叫得有理，就得表明这叫牌其实合乎你我的叫牌约定。高水平的桥牌手不是那些不遵循叫牌约定的牌手，相反倒是碰到复杂牌型仍能够坚持约定的牌手。高深奥妙的思想不会妄图全盘代替基本而简单的见识，倒是要在复杂的情境中获得理解，亦即与常理常情沟通。
“大小”是最早学会、最常使用的语词，大小是最早形成的概念，这些最早成形的概念，勾画出我们日后理解的格局。我们把大小之类的概念称作基本概念。
我们对基本的东西往往不加注意，只有别的事情遇到麻烦找不出个所以然的时候，我们才回过头来检讨基本的东西。哲学家特别关心所以然，常遇到麻烦，喜欢检讨基本的东西。
摩尔说，我们用基本的概念来定义复杂的概念，而基本概念本身无法定义。摩尔提到的这个事实导致一种误解，彷佛概念像分子一样，可以分解为原子，进一步分解为亚原子粒子，直到夸克这样的东西，单纯得无法形容无法定义。
我们说“一个概念”，但那和“一个”苹果相差甚远。我们分析一个概念，不像把一个苹果分成两半或分成果皮果肉果核，而是看看这个概念的位置是由哪些别的概念维系的，即确定这个概念在概念系统中的坐标。概念系统不是由一个一个概念累积而成，相反，一个一个概念只是概念系统的分化，每一个概念的意义都在于它在概念系统中的位置，就像围棋盘上这个棋子和那个棋子起到不同的作用，端在于其所处的地位不同。
我们从形体大小形成大小概念，进而至于事体大小，性情大小。但不宜把性情大小看作形体大小的借喻，或引申。各式各样的“大小”，都从感性世界生长出来，从感性世界汲取意义。我们了解虎和鼠的区别，草原和草坪的区别，司马迁和你我的区别，出神入化和装神弄鬼的区别，于是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大小是概念，也是感觉，它们是感性和理性的交会之处。只有通过根须的蔓延、渗透、接触，一棵树才成为能够界定的个体，而自然理解中的基本概念就是联系那不可界定者与可定义者之间的根须。
的确，没有谁通过定义学会大和小。在这里即使说到“实指定义”也太狭窄，太学究气。自然理解所依赖的概念系统不是数学那样高度形式化的系统，我们不可能把大小的基本机制像一条数学定理那样充分明确表述出来。在这里那里，在某一点上，一切证明都失效了，一切表述都多此一举，我们只还能闭上眼睛感觉一下，睁开眼睛看一看，同时邀请我们的同胞睁开眼睛看一看——你要是连这个比那个大都看不出来，我们还能说什么？
常听人评论说，文化、宗教这些词，直到今天也没有明确一致的定义，由此可见我们一直理解得稀里糊涂。其实，由此至多可见学术界还不曾公认某种形式上的定义。你不能因为我画不出我女儿就断定我无法在火车站上认出她来。我们三岁就掌握了大小多少上下来去的基本含义，直到今天哪位读者能为这些词下个过得去的定义？
我们三岁就掌握了大小概念，人人都掌握大小概念，就此而言，它们颇为简单，不像隐喻和导数，有人总闹不明白。我们能够把导数的概念表述清楚，想来定义一下大小又有何难？——既然我们都承认大小是简单得多的概念。然而，大小并非在任何意义上都更加“简单”。
你看她一眼，下次就从下火车的千百人中把她认出来，然而，你却无能把她的特征描述出来。从千百人中识认她，不是微不足道的本事，我们的祖祖辈辈经过无数次微调，才练就了这样一双眼睛，把它传给了我们。祖先不曾传给我们一眼识别出某只特定狍子的眼睛，——我设想，狍子也没有识别西施和东施的眼力。你一眼就认出了她，绝不意味着这种识别的机制特别简单。同样的道理，人人都识得大小，不仅不证明大小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简单”的，反倒提示在某种极其重要的意义上，其机制特别复杂。
复杂之处就在于这些基本概念就像理解之树的根须，千丝万缕蔓延在感性——意义的土壤里。同样，一门科学的基本概念，其作用也在于向其形式体系输送意义。
科学概念从自然理解汲取意义，自然理解由于浸润在感性里而充满意义。在学会测量三厘米四厘米之前，我们先得知道大和小；而我们之能够形成大小的概念，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大大小小之中。
我们说“大眼睛”，并非大而化之，也不是因为没得着机会计量那双眼睛的表面积。在通常意义下，说不上“三平方厘米的眼睛”比“大眼睛”更精确，这个说法隐示“大”像“三”一样是个数字，只不过这个数字比较笼统。大小不是数字，也不是一二三四五的总称或抽象。十八和一百八可以数出来，多和少却数不出来。十八可能很多也可能很少。“多少”和“十八”起作用的方式完全不同，学会这些语词的过程也完全不同。一二三四五是尺子上的刻度，长短却不是和一米八并列的一个刻度。无论一把尺子分成十个刻度还是一百个刻度，长短都不在其中。长短是这些刻度的方向和意义，是我们借以理解世界的一维。大小长短贵贱是方向，所以我们通过差别很大的事物来教孩子学这些词。
大小是一二三四五的方向或意义。轻重是天平的意义，冷热是温度计量的意义。不消说，不是轻重冷热这些向度的综合产生了理解，而是已经在先的领会通过这些向度得到了明确的理解。这些向度本身就是领会向理解转化时所产生的形式标记。
“大眼睛”是“三平方厘米的眼睛”的意义。不妨说，“大眼睛”直接有意义，“三平方厘米”要绕到大小这类概念上才有意义。你读一篇农业现状报告，记住了其中所有的数字，但你一点都没有感觉到：需求这么大呀，产量这么少呀，情势这么危险呀。那么，这篇报告对你没有意义，或干脆说你没读懂。这么大这么少这么危险等等感觉使统计报告里的数字获得意义，对，使数字获得生命——当然只有和生命相连才能获得意义。我们量出一米八十，或180万光年，是为了知道多大多小，多远多近。一米八的床太小了，两米正合适。太小，不大不小，这些是一米八的意义和指向。
测量最基本的要求是把所测量的变成一条直线，二元就是这条直线的两个方向。大小多少上下来去指明了方向，在特定的方向上，我们衡量。一把尺子上有无数刻度，但它只有两个方向。一与二的关系，和一与多的关系不属同类。
一把尺子，两端是两个刻度，中点也是一个刻度。但作为概念，中点不是两个终端刻度之间的平均值，而是一个方向，中庸和极端各为一极。这在哈特曼试图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概念时早已注意到了：事事取中本身成了一种极端的态度，成了两极中的一极。
人是尺度，二元是尺度的两个指向。二元性的宿根总是埋在思执这一方面。我一个月挣300块，为什么我就穷呢？还不是我眼巴巴看人家挣了三千三万？还不是因为我六根不净，拿着贫富来对照？要是我一箪食一瓢饮乐我自己的，则何穷之有？
构成对立的是贫富观念。但我绝不是说贫富“只是观念而已”，不是旌动不是风动是尔心动。改变一下观念而不去挣钱，钱包不会自己鼓起来。我承认，转变观念，人可能从钱眼儿里转开视线看到海阔天空，我也承认，精神上的富有经常比多两个钱更让人开心，但我相信这样的事实可以用很平白的话表示清楚。贫富观念不具备把三百块三千块溶化成单纯观念的功能；其功能在于使我们对三百块或三千块有个概念。概念是一套机制，让事实获得意义，把数字连向感觉。
三百三千三万没有意义，多和少有意义，穷和富有意义。为了获得理解，为了有个概念，看来我们不得不求助于两向性。“历史”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由得想到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历史与悲剧，历史方法与数学方法，历史与虚构。二元宿根扎得很深，扎在意义的深处。
一篇天文学论文，可以完全不出现大小这样的字眼，但一本科普读物就不可能。这却不是说科学家只和数字打交道。他说到质量为100 000 000吨的黑洞，连带也说出了“小”黑洞。他在写科普读物的时候，只是明确地把这个“小”字说了出来。100 000 000吨对他直接具有意义，就像“一米九的个头”对我们直接具有意义一样。
你说“他一米九”，我听到了“大个头”。我们首先和最后要知道的是大小。在首先和最后之间，我们有时需要知道得更确切，究竟大到多大小到多小。有时我们需要知道小到一微米还是半微米。我们不是技术专家，量不出一微米还是半微米，但工程师、法医和天文学家却是“我们”，不管他能计量多大多小的距离，他必须像我们一样具有大小远近的基本概念。
大小多少上下来去，这些不是可有可无的词汇。若抽去大小多少上下来去，凭我们还有多少化学名称力学概念，都不可能组织成一种语言。
Sinn或sense既指感觉也指意义，在中文里我们有两个词，但不难发现两个词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感觉意义，不能计量出意义。意义的一个基本含义是“可感”。
只有在感觉中显现出来的，才有意义；只有有意义的，才被谈论、理解。而且，只有有了意义，才会有没意义的东西。只有通过已经理解了的，才能理解还没被理解的。我感觉不到地球绕着太阳转，但我可以理解日心说，因为我承认有时坐在火车里，明明自己的车开动了，倒觉得别人的车在动。我感觉不到电子绕着原子核转，但我可以理解这个图式。
自然理解为专门理解搭好了平台。我们在学会数字以前就学会加减法了，少加少等于多，小加小等于大。我们懂得了这样的道理，才能进一步学会四加四等于八。计算根植于感觉。我们可以从感觉上把计算割下来，交给计算机去处理，但我们不能要求计算机生出感觉来，就像我们不要求黄油里长出小牛犊来。
一米八可能太长也可能太短，这岂不等于说，一米八是客观的，长短是主观的？同一杯水，你觉得热，我觉得冷，要确定客观的温度，就需要用温度计来测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用温度计测量“冷热”，即测量“温度”。在另一种意义上，冷热不是用温度计量出来的，温度计上的指示不变，而且你我都承认测得很准，但你还是觉得热，我还是觉得凉。只不过，我觉得凉，你不能说我这人主观，我客观上觉得凉。
主观这个词的一个意思是“属于人这方面的”，这层意思是中性的。首长来视察，说，不要总强调客观原因嘛，要多从主观上检讨检讨嘛。“主观”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是“不顾事实的”，这层意思是贬义。——成千上万人饿死了，还说形势大好，这位同志太主观啦。虽然迹近包庇，总还算句批评吧。
无论在哪层意义上，我觉得凉都不主观。反复量出二十五度我却坚持说二十度，我这个人才主观。冷热的确和感觉相连，但感觉并不天生主观。主观客观用来判断感觉根据于什么，而不是用来判断感觉到什么。当然，感觉和感觉的根据通常就是一回事。世界通常就是我们感觉的那个样子。而且不是碰巧如此，因为感觉本来就是从世界生长出来的。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通过冷热这样的概念保证了感觉和世界的一致。
没有感觉，零下30度也不冷。然而，不是零下30度的感觉冷，是零下30度冷。冷热是描述感觉的还是描述世界的？冷热从感觉的角度从意义的角度描述温度，从感觉的根据方面描述感觉。我觉得水冷和我觉得心疼这两句话的语法不同，觉得水冷不但说出了我的感觉，而且同时说出了这个感觉的根据。冷热既不是用来描述主观感受的，也不是用来描述客观世界的，冷热把我们自己和世界连在一起说出来。
只有有了天然正确的感觉，才可能发生错觉。我说天安门广场比我家院子大，我不说我觉得天安门广场比我家院子大，虽然两边我都没有量过。用不着量，我不会错，我不能错，如果这都弄错了，你不送我去学测量，你把我送到医院去。但我看不出这个圆形大还是这个三角形大，却挺正常的。正因为在这里我们常常看不准，所以我说我觉得这个圆形大，不说这个圆形就是比那个三角形大。主观的不是我的感觉，而是我不承认我的感觉在这个场合出了错这个事实。错，就是错开了，感觉和感觉的根据错开了。
大小、好坏、高低、升降，这些语词一向成双成对，大小相形，高下相倾。为什么凡说到高，低也一起浮现？说到一切皆有，无总是悄悄跟着？为什么成双而不是成三？我们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地球却只有南北两极。两极怎么对立？又怎么互相依赖？这些成双成对的语词，语文教科书不过用“反义词”一语了之，古今中外的哲学却为它们伤透了脑筋，想不出个好办法来克服二元性，达乎统一。然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克服二元性，我们身上哪里藏着这永恒的冲动？
大鹏扶摇而上九万里，大气磅礴，谁不慕其大？小麻雀吱吱一笑：飞那么高干嘛？我们飞过篱笆墙就算了，飞不到就往地上趴着歇一会儿呗，又有什么“大”不了。小筐子能装的，大筐子也能装，小螺丝钉能扣上的，大螺丝钉就不一定能。大亦一是非，小亦一是非，既然如此，大小高下之分何必认真？因其所大而大之，物莫不大，故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圣人十分明白这里面的辩证法，所以终不为大。然而，大鹏和小麻雀各得其乐，终究一个乐在四海一个乐在尺塘，圣人终不为大，终究他成了大圣人。明乎此小大之辩者，可与语大小焉。
（本文初刊于《读书》1999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