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分子

安迪·库普差一点就把整个职业生涯都用来看着涂料变干。

库普的父亲是机械师，母亲在学校食堂里工作，他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的哈利法克斯。1991年，他在牛津大学完成了化学专业本科的学习，并得到了在那里继续深造的机会。卡迪夫大学有一位教授，其专业是涂料化学。当时，业界的目标是找到一种能在特定温度变干的新型涂料。在布里斯托大学，约翰·刘易斯是研究药物化学及药物成瘾的。1960年代，刘易斯发现了丁丙诺啡，这是一种阿片制剂，后来他帮助将其开发成一种治疗海洛因成瘾者的药物。

库普不记得自己曾在这个选择上思来想去。药物听上去比涂料有趣多了，于是他去了布里斯托大学投奔约翰·刘易斯。1991年，就是在布里斯托大学的实验室里，安迪·库普邂逅了吗啡分子——所有阿片制剂的基本成分。很快，安迪·库普就迷上了吗啡分子——当然，只是打个比方，因为他只服用过一次含有吗啡分子的药物，而且是在手术后。

我查了安迪·库普的联系方式，因为我想知道这个令我着迷的故事背后的分子究竟是什么样的。

和世界上的其它分子一样，吗啡分子似乎也有天使和恶魔两副面孔。它被用于现代手术，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改善了无数人的生活。它阻碍和结束了太多的生命，远不是成瘾和过量可以算得清的。谈及这个话题时，你可以想到一些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创造和最深刻的问题：《浮士德》《化身博士》，关于人和人类行为、自由意志与奴役、上帝与进化的基本性质的讨论。研究分子，会让你自然而然地陷入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比如，人类能否不经历痛苦就获得幸福？这样的幸福是否值得？我们都能拥有这样的幸福吗？

“我可能喜欢涂料，”库普告诉我，“但是，有关进化论、天堂地狱、心理学的讨论——在你［研究涂料］的时候，这些都不重要。”

在海洛因成瘾者身上，我看到了失去自由意志而造成的堕落，以及被奴役的状态，想要永久的快乐、麻木不醒和避免痛苦。可是，一旦人类拥有了一切，没有了摩擦、痛苦以及束缚其行为的困顿之后，人的衰败就开始了。

事实上，美国在本书所讲述的那个时期——20世纪最后十年和21世纪的头十年——已经出现了类似广告宣传的那种情况。那些年，当我从墨西哥回家时，注意到了一种可怕的肥胖症正在露头。不仅仅是人，一切都显得虚胖、过头。大块头的悍马和SUV就像服了类固醇似的。在南加州的一些郊区、我成长的地方附近，过去建有50年代那种三居室房子的地块上，如今7 000平方英尺的豪宅几乎贴着地块间的界限，没留出地方做院子，好享受一下加州的阳光。

在北加州洪堡县和门多西诺县，60年代的嬉皮士们逃离了父母所创造的环境，成为最后一批美国拓荒者。他们住在没有电的那种印第安人圆锥形帐篷里，靠种大麻来赚钱。如今，他们的子孙后代像科学狂人一样，用各种化学品和几千瓦的灯泡培育超级大麻，而且为了不被发现藏在火车车厢里。他们的大麻就像健美运动员的肌肉一样起伏连绵，它的种植进一步破坏了他们父母曾经寻觅的自然世界。

超量腐蚀了美国最好的一面。加州理工学院培养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学生，但如今他们中有太多人并没有从事科学研究，而是去了华尔街，搞出了一些金融噱头，他们自己回报丰厚，却没创造出任何东西。与此同时，华尔街的人和企业高管无论表现如何差劲，都领着超高的薪酬。银行将不良抵押贷款打包，标准普尔称这些是AAA级，而我们信了。经济宽裕的父母不再在孩子十几岁时要求他们去打工。

在墨西哥，我重新认识到美国对于一个出身卑微的穷人意味着什么。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比起墨西哥，美国让更多的墨西哥穷人跻身中产阶级。后来，我回到家，却看到美国有太多人是这样延续这一成就的，他们追求安逸，靠信用卡生活，试图通过更多的物质来获得幸福。当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大多是家庭富裕的白人孩子——开始大量服用吗啡分子、注射毒品、然后死去时，我看得出这并非巧合。

我找到了安迪·库普，他是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药物科学系主任。

他说，吗啡分子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效力，是因为它通过某种方式演化以适应所有的哺乳动物，尤其是人类大脑和脊椎中的受体，就像钥匙与锁一样。所谓的mu-阿片受体，其作用是在它们接受人体自然产生的内啡肽时产生愉悦感，尤其欢迎吗啡分子的到来。这种受体和内啡肽结合，让人产生比如在看到婴儿或者抚摸毛茸茸的小狗时的那种兴奋感。吗啡分子压倒了受体，创造了一种比我们体内所能产生的任何东西都更强烈的快感。它还会让人产生困倦、便秘，并消除身体的疼痛。阿司匹林所能抑制的疼痛是有限度的。可是，你摄入的吗啡越多，你的疼痛就越轻，库普说。

因此，对罂粟的药用特性的研究比对任何一种植物都多。随着成熟的罂粟花瓣脱落，茎顶就长出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球茎。球茎里装着一种含有鸦片的黏液。人们从鸦片中获得了鸦片酊、可待因、蒂巴因、氢可酮、羟吗啡酮和海洛因以及近200种其它药物，所有这些药物都含有吗啡分子或者其变体。蒂巴因的衍生物埃托啡可以用于飞镖枪，使犀牛和大象镇定。

库普说，烟草、古柯叶和其它植物已经进化成让人愉悦并上瘾的植物。但吗啡分子的兴奋强度超过了它们。而当一个人胆敢停止使用它时，它就会进行一次强烈的报复。在戒断过程中，毒品麻醉的那种麻木感会从瘾君子身上消失，正常的生活和感觉会回来。麻木状态中的瘾君子是出了名的性无能；在戒断期，他们开始恢复感觉，会有频繁的性高潮。那些贸然试图戒掉吗啡分子的人，首先会受到持续数天的剧痛折磨。如若一个瘾君子一直便秘和昏昏欲睡，戒断会让他腹泻不止并一周辗转难眠。

吗啡分子就像个被宠坏的情人，离开就会乱发脾气。事实上，和我交谈过的吸毒者都说，他们在戒断期结束时，排尿会伴有一种便秘似的刺痛感，就好像藏在肾脏里的最后一个吗啡分子在拼命挣扎，不想被排出体外。像情人一样，自然界中没有哪个分子能提供吗啡分子这般仁慈的止痛，然后如此彻底地套牢人类，在人类想要摆脱它时如此无情地施以惩罚。

自然界的某些寄生虫会采取某种控制，让宿主做出与自身意愿相反的行为。有一种原生动物，刚地弓形虫，可以在猫的肚子里繁殖，然后被猫排泄掉。这一过程可以周而复始的一种方式是感染从猫的排泄物附近经过的老鼠。刚地弓形虫会对受到感染的老鼠细胞重新编程，使它爱上猫尿，而对健康的老鼠来说，猫尿是捕食者的警告。受感染的老鼠会在猫尿中打滚嬉戏，成了一顿送给附近某只猫的便餐。就这样，寄生虫再次进入了猫的胃，繁衍，并随着猫的粪便排出，继续循环。

吗啡分子对人类也实施了类似的洗脑行动，促使他们为了得到这种分子而做出与自身利益背道而驰的事。成瘾者背叛自己所爱的人、偷窃、在恶劣的天气里住在高速公路下面，并冒着同样可怕的风险使用吗啡。

于是，吗啡分子成了一个什么都过量的时代的标志，再多也不够。这种分子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耐受性。另外，当身体鼓足勇气要把它扔出去时，它还有一个办法可以留在人体内。不仅在戒断期如此。大多数药物在人体内很容易转化为水溶性葡萄糖，然后排出体外。而自然界唯有吗啡分子会反抗，拒绝转化成葡萄糖，然后依然留在人体内。

“我们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这并不符合规律。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种药——总共上千种——都遵循这一规律。吗啡却不，”库普说，“简直就像是有人故意设计得如此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