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伟大的利己主义者

一

那天晚上，我看到他们泡在游泳池里。三个人都非常年轻，也就是些大孩子，跟那时的我一样。

在斯佩齐亚的时候，我的睡眠总是被各种新奇的声音打断：灌溉设施的窸窣声，野猫在草坪上打架的声音，鸟儿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单调的叫声。刚去奶奶家过夏天的那几年，我感觉自己几乎就没睡着过。我躺在床上，看着房间里的物件离我忽远忽近，就好像整间房子在呼吸。

那天晚上，我听到院子里有声音，不过我没有立刻起身，有时候巡夜的人也会来到大门口，在门上插一张纸条。但是，接下来我又听见了窃窃私语和压抑的笑声。于是我决定起身瞧瞧。

避开脚下地板上闪着蓝光的蚊香，我来到窗前，向下望去，我没赶上看到那几个男孩脱下衣服，却刚好看到他们中的最后一个滑进黑夜中的游泳池。

借着门廊的灯光，我能看到他们的脑袋，两个皮肤黝黑，另外一个看起来是银白色的。除此之外，从我这里看去，他们几乎是一样的，都抡圆了胳膊划着圈，让自己浮在水面上。

空气中弥漫着安静的味道，日落后一切都已归于平静。其中的一个男孩浮躺在泳池中间。突然间看到他的裸体，我感觉自己的喉咙灼烧起来，虽然那还只是一个影子，也可能只是我的想象而已。他弯腰一跃，潜入水下。再探出头来的时候，他发出一声叫喊，那个银色脑袋的朋友在他脸上打了一拳，让他噤声。

“你打疼我了，蠢货！”翻身入水的家伙说，声音更大了。

打他的朋友把他按进水里，另外一个也压在他身上。我很担心他们会打起来，也担心会有人溺水，可是他们笑着分开了。他们坐在浅水区的泳池边上，湿漉漉的后背对着我。中间的那个男孩个子最高，他伸开双臂，搂着身旁两个朋友的脖子。他们小声说着什么，不过我只能偶尔抓住几个不相干的词。

有那么一瞬，我真想走下楼去，跟他们一起沉浸在湿润的黑夜之中。在斯佩齐亚所感到的孤独让我非常渴望与人接触，但是十四岁的年纪又让我对有些事没有勇气。其实我经常能远远地看到他们，一直以为他们是周围村庄里的孩子。奶奶总是叫他们“小农场的那些人”。

接着传来床垫弹簧的吱呀声。一声咳嗽。然后是父亲的橡胶拖鞋踩在地板上发出的砰砰的响声。我还来不及对着那几个男孩大喊，让他们快跑，父亲已经冲下楼梯，嘴里喊着看门人的名字。于是门廊下的灯亮了，科西莫在父亲出现在院子里的同一时刻也冲出了房间，来到院子里，他们两个人都只穿着短裤。

男孩们跳出泳池，抓起散落在地上的衣服。还有几件来不及捡，就留在地上，他们飞奔进黑暗之中。科西莫跟在后面追了过去，大喊着“我要杀了你们这些杂种，我要拧掉你们的脑袋”，父亲犹豫了一下，也追了过去。我看到他捡起一块儿石头。

黑暗中传来一声尖叫，然后是踢打围栏的声音，有人说“不对，从那边下来”。我觉得自己心跳加速，就好像我也在逃跑，我也是那个被追赶的人。

过了好一会儿他们俩才回来。父亲握着左手的手腕，上面有一块儿淤青。科西莫凑近看了看，把父亲推向门廊背后。科西莫在进屋之前，又回头看了一眼沉沉的黑夜，夜色吞噬了闯入者。

第二天，午餐时间，父亲的手缠着绷带。他说是给喜鹊搭窝的时候碰了一下。在斯佩齐亚他就像变了个人，不一样了，短短几天他的皮肤就变得黝黑，讲方言的时候甚至连声音都变了，我好像根本就不认识他。有时我也想知道，他到底是谁：是那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都灵工程师，还是胡子拉碴光着膀子在家里游荡的这个人。不管怎么样，看得出来，妈妈只是选择嫁给这两个人中的一个，而另外那一个她压根儿就不想认识。那几年她从没踏上过普利亚大区的土地。每年八月初，当我和父亲照常驱车前往南方的时候，她甚至都不会从房间里出来跟我们告别。

我们静静地吃着午饭，这时听到科西莫的声音从院子里传了过来。

在门槛上，他像警卫一样带进来几个人，是昨晚那三个男孩。一开始我只认出了个子最高的那一个，从他细细的脖子和脑袋的形状，他的脑袋有点长方形。不过我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另外两个吸引了。其中一个皮肤很白，头发和眉毛都像棉花一样白；另外一个晒得黑黝黝的，胳膊上有抓挠的痕迹。

父亲说：“啊，你们是来拿衣服的？”

个子最高的男孩用平淡的声音回答说：“我们是来请您原谅的，昨天晚上不该闯进您的院子，还用了您的游泳池。我们的父母让我们给您带来这些。”说着，他举起一个口袋，父亲用没缠绷带的手接了过来。

“你叫什么名字？”父亲问，语气也稍微温和了一些。

“尼科拉。”

“他们俩呢？”

“他叫托马索，”他指着白皮肤的男孩，“他是贝恩。”

我觉得他们身上的衣服使他们感到局促不安，就好像那衣服是有人逼他们穿的一样。我跟贝恩对视了好一会儿。他那双乌黑的眼睛，间距有点近了。

父亲晃了晃手中的袋子，里面的瓶瓶罐罐叮叮咚咚地响了起来。现在想起来，他在那种情况下接受道歉还有些费力。

“没必要偷偷进来，”父亲说，“如果你们想用游泳池，说一声就行了。”

尼科拉和托马索都低下了头，贝恩却还盯着我看。在他们身后，院子里的白色有些耀眼。

“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觉得哪里不舒服……”父亲犹豫着，表情愈加尴尬，“科西莫，我们没给这几个孩子拿点儿柠檬汁喝吗？”

科西莫做了个夸张的表情，好像在问父亲是不是疯了。

“不用了，谢谢！”尼科拉很有礼貌地回答。

“如果你们的父母同意，今天下午你们就可以来游泳。”

父亲看了看我，好像是想征得我的同意。

就在这时，贝恩开口了：“昨天晚上您用石头打中了托马索的肩膀。我们是犯了错，进入了您的私人领地，可是您也犯了错，而且更加严重，您打伤了一个未成年人。如果我们愿意，是可以控告您的。”

尼科拉用胳膊肘在他胸前怼了一下，当然他没有这个权利，只不过个子最高而已。

“我没做过那种事，”父亲回答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看到他弯腰捡起了一块儿石头，也听到黑暗中发出的声音，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一声尖叫是因何而起。

“托米，请让加斯帕罗先生看看你的淤青。”

托马索向后退了一步，可是当贝恩的手指抓住他上衣的衣角时，他也没说什么。轻轻地，贝恩卷起托马索的衣服，露出后背：他的后背比胳膊还要白，苍白的肤色更加凸显了青紫的痕迹，跟杯子底一样大。

“您看到了吗？”

贝恩用食指按了一下那块儿淤青，托马索抖了一下。

父亲好像被人催眠了一样。科西莫马上插了进来，用方言对男孩们吼了些什么，于是他们鞠躬告辞了。

那时太阳正当空，贝恩转回头，非常严肃地看了看我们家。然后他说：“我希望您的手能早日痊愈。”

那天下午刮起了飓风。短短几分钟之内，天空就被染成了紫色和黑色，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颜色。

狂风暴雨持续了几乎一周的时间，那些云都是从海上来的，突然间就来了。一道闪电劈断了蓝桉树的树枝，另外一道引燃了水井上的水泵。父亲暴跳如雷，拿科西莫撒气。

奶奶坐在沙发上，读着口袋本侦探小说。反正是为了消磨时间，我让她也给我推荐一本来读。奶奶让我去书架上随便拿，每本都不错。我选了一本《致命游猎》，但是故事挺无聊的。

发了一会儿呆，我问奶奶对小农场的孩子们都知道些什么。

“他们在做什么？”

“我猜，他们在等着父母来接他们。或者别的什么人来接他们。”

好像是我破坏了她阅读的兴致，奶奶放下了手里的书：“在这期间他们就天天祷告。他们是某种……邪教。”

当坏天气结束的时候，青蛙开始大举入侵。一到晚上，它们就跳进游泳池，尽管我们在里面加了氯，还是不能让它们远离泳池。青蛙要么成为剪嘴鸥的腹中餐，要么被机器的轮子碾碎。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就在泳池里从容地游着，其中有些成双成对，一只趴在另外一只的背上。

一天早晨，我到院子里吃早餐，还穿着睡衣睡裤，却见到了贝恩。他正拿着一个小网子追赶青蛙。每捉到一只就在空中画一个圈，然后倒进一只桶里。

有那么一会儿，我不知道是应该让他看见我，还是回楼上去换衣服，最后我还是走到他身边，问他我父亲是否付钱给他来捉青蛙。

“切萨雷不喜欢我们谈钱。”他艰难地回过头来对我说。他歇了一下又说道：“十二门徒里有一个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三十个银币。”

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不过我也不想再解释了。我看了看桶里：青蛙堆在一起，个个都在向上跳，不过塑料桶的桶壁太滑了。

“你打算拿它们怎么办？”

“放生。”

“如果你放生的话，今晚它们还会回到这里。科西莫会用氢氧化钠杀了这些青蛙的。”

贝恩抬起头，目光像闪电一样射过来：“我会把它们带到很远的地方。”

我耸耸肩：“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做这么倒胃口的事，还一分钱都赚不到。”

“这是对我的惩罚，因为我未经允许就使用了你家的游泳池。”

“可是我记得，你们已经道过歉了。”

“切萨雷说我们必须要弥补自己的过失。只不过今天之前一直在下雨，我们没有机会。”

青蛙在水里快速逃窜。贝恩拿着小网子，耐心地跟在后面。

“切萨雷是谁？”

“尼科拉的父亲。”

“不也是你父亲吗？”

贝恩摇了摇头：“他是我舅舅。”

“那托马索呢？他应该是你的兄弟吧？”

他又做了一个“不”的动作。上次他们出现在门口的时候，尼科拉说过“我们的父母”。不过很有可能贝恩并不想让我轻易了解，我也不想让他太得意。

“他的淤青怎么样了？”我问。

“抬胳膊的时候会觉得疼。那天晚上弗洛里亚娜用苹果醋给他敷了敷。”

“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弄错了，不是我父亲扔的石头。应该是科西莫。”

贝恩好像并没有听我说话，而是专心致志地在捕青蛙。他光着脚，穿一条褪了色的裤子，本来应该是深蓝色的吧。他突然对我说：“你真是个谎话精。”

“我是什么？”

“为了替你父亲开脱就冤枉科西莫先生。我不认为你们付给他的工钱里还包括了背黑锅这一项。”

又有一只青蛙被倒进桶里。那里应该有二十多只了，它们都一鼓一鼓的。

我想遮过刚才的谎言，于是问他：“你的两个朋友怎么没有来？”

“进游泳池是我的主意。”

我摸了摸头发，有点烫手。我本可以弯下腰，沾湿双手，打湿头发，可是游泳池里还有青蛙。

贝恩捞起一只青蛙，把小网子放在我面前，问：“你想摸摸吗？”

“我才不想呢！”

“我本来就赌你不敢，”他一脸坏笑地说，然后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托马索今天去监狱探视他爸爸了。”

他想看看我对这个消息有什么反应，我什么也没说。

“他爸爸用一只木鞋杀了他妈妈。然后想在一棵树上上吊，不过警察还是及时抓住了他。”

青蛙在桶里不安地跳着。那一堆黏糊糊的东西越堆越高。我有点想吐。

“这都是你编的吧？”

贝恩拿着小网子的手停在半空：“当然不是。”

终于，他抓到了最后一只青蛙，这一只可是费了他不少力气。他跪下来，以免把网子举得太高。

“那你父母呢？”我问。

青蛙还是逃了，一蹦就蹦到泳池最深处。

“该死！你看你干了什么？你手残吗？”

我也火了：“谁是手残，啊？什么词你在这儿瞎编乱造！又不是我弄伤了你兄弟，还是你朋友，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我转身想要离开，却第一次发现贝恩认真地看着我。他的脸上写着真诚的歉意，同时又带着一丝无辜。还有一点轻微的斜视。

“请接受我的道歉。”他说。

“你求我……”

我有一点激动，就像那天他从爸爸背后盯着我看的时候一样。我探出身去，想要看看那只青蛙到底逃到哪里去了。

“那些黑线是什么？”

“青蛙卵。它们到这儿来就是排卵的。”

“真恶心。”

可是他打断了我的话。

“是，真恶心。你们不仅仅在杀青蛙，还包括所有那些青蛙卵。每一个卵里都有一个生命。”

再后来我躺在院子里晒太阳，已经两点了，一天当中最晒的时候，我坚持不了多久。我穿过院子，翻过隔开院子与田野的石头堆。我找到了那几个男孩翻进来的篱笆墙，墙头的网弯了，向中间折了过去。外面，还是树，比我们家的高一些。我探出身子，想要看看小农场在哪儿，可是离得太远了。

贝恩离开的时候，邀请我跟他一起去埋捞上来的死青蛙。在太阳底下晒了好几个小时，他竟然一点儿汗都没出。

我让科西莫给奶奶的那辆旧自行车打打气，他还给车子上了油，锃亮地摆在院子里。

“你去哪儿？”

“随便转转，就在附近，沿着林荫道。”

等爸爸出门去见他的朋友，我也跟着出发了。

小农场的入口在田地的另一边，跟我们家正好相对，到那儿去需要转一大圈，除非像那几个男孩一样从田地中间穿过去。骑行在平整的柏油马路上，货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把随身听放在车筐里，耳机线有点短，我不得不向前弯着身子。

小农场没有真正的门，只有一个铁栏杆，我到的时候看见它是开着的。里面的羊肠小道边长满了野草，已经看不清哪里是路了，好像车子反复压过的地方就是路。我从自行车上下来，推着车步行向前走。又走了五分钟，我来到一栋房子前。

我之前也见过一些农场，不过这里还是有些不一样。它只有中间部分是石头的，其余的部分就像结在石头上的硬壳。我们家的院子里是铺贴平整的地板，而这里只是随便抹上的水泥，上面布满裂纹。

我把自行车撂在路边，清了清嗓子，想引起注意。没有一个人。于是我又向前走了几步，躲到藤架下面的阴凉处。纱门后面的房门敞开着，可是我不想进去。我靠在桌子上，对铺在上面的塑料桌布产生了兴趣，上面画着世界地图。我在那上面找都灵，没找到。

我重新戴上耳机，在房子周围转了转，从窗户向屋子里偷偷张望，不过因为是逆光，外面太亮，屋里很黑。转过身，我看到了贝恩。

他坐在阴凉处的小板凳上，弯腰朝向地面。这样的姿势让他的脊椎骨在后背的中间形成一道隆起。他身边是一堆堆的扁桃仁，数不清的扁桃仁，也太多了，就算我张开胳膊躺在上面都能陷进去。

他没意识到我来了，直到我站在他面前，但他没有一点吃惊的样子。

“扔石头那个人的女儿来了。”他嘟囔着。

一种堵心的尴尬从我胃里涌起：“实际上，我叫特蕾莎。”

之前我们两个一起待了一早上，但是他一直都没问过我的名字。他点点头，不过好像对于我是否准时赴约一点儿也不在意。

“你在做什么？”我问。

“看不出来吗？”

他一把抓起四五个扁桃仁，剥掉壳，扔到身边另外一堆里。

“你要把这些都剥了？”

“当然。”

“疯了吧，这有成千上万了。”

“你可以过来帮帮我，而不是站在那里说闲话。”

“我坐哪儿呢？”

贝恩晃了晃肩膀。我盘腿坐在了地上。

我们一起剥了一会儿扁桃仁。我发现从他剥出的数量来看，他已经在这里坐了几个小时了。

“你太慢了。”他突然对我说。

“这可是我第一次干这活儿！”

“那又怎么样，你慢，仅此而已。”

“你跟我说我们一起埋青蛙的。”

“我说的是六点。”

“我以为已经六点了。”我撒谎了。

贝恩看了一眼太阳，活动了一下脖子。我心不甘情不愿地伸手又抓了一把扁桃仁。想要更快地剥壳，诀窍就是别怕果仁钻进指甲里。

“所有这些都是你摘来的？”

“对呀，所有的。”

“你要这么多做什么啊？”

贝恩停下了手中的活儿：“星期天我妈妈要来，她非常喜欢扁桃仁，不过在太阳底下晒干至少需要两天。然后才能剥壳，这可是最漫长的工作。所以我已经晚了。必须赶在明天剥完所有这些。”

我停了下来，我已经很累了，可是那一堆扁桃仁根本就一点儿都没见少。我活动了一下，想要吸引贝恩的注意，可是他的眼睛压根就没有离开地面。

“你喜欢罗克塞特乐队的新歌吗？”我问他。

“当然喜欢。”

不过我觉得这不是真的，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那首新歌，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罗克塞特乐队。

过了一会儿他说：“是你正在听的这首吗？”

“你想听听吗？”

贝恩犹豫了一下，放下了手里的扁桃仁。我把随身听递给他。他戴上耳机，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着这个机器。

“你得按播放键。”

他还在看，看了一边又翻过去看另一边，然后有些激动地把随身听还给我。

“算了。”

“怎么了？我跟你说怎么……”

“算了。”

我们又开始干活，再没有看对方一眼，也再没有说话，只有剥壳发出的声音，咔嚓，咔嚓，咔嚓，直到其他孩子来找我们。

“她在这儿干吗？”托马索从上向下打量着我，问道。

贝恩站起身来面对着他说：“我叫她来的。”

尼科拉更和善一些，他把手伸给我并进行自我介绍，他以为我没记住他的名字。我默默回想那天晚上，到底是他们三个中的哪一个浮在游泳池里。就好像那晚看到的情景让我对他们三个有了一种偷偷的优越感。

接着托马索说道：“那边准备好了，走吧。”然后没等我们就走了。

在橄榄树林中的一块儿空地上，有位先生正等着我们。他张开双臂对我说：“过来，亲爱的孩子。”

牧师佩戴的圣带从他的肩上滑落，上面绣着两个金色的十字架，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本牛皮封面的小册子。他蓄着黑色的胡子，但是眼睛是浅浅的蓝色，看起来几乎是透明的：“我叫切萨雷。”

在他的脚下挖了五个小坑，青蛙已经在里面了。切萨雷很耐心地向我解释他们在做什么：“特蕾莎，一直以来，人们都会把死者埋起来。从那时起，人类就开始了我们现在的文明，也正因如此，我们的灵魂才得到保障，可以奔向一个新的所在。或者说奔向耶稣，这样灵魂的循环才得以圆满。”

当他说到“耶稣”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用手画了一个十字，接着又画了两个，最后亲吻自己大拇指的指甲。

就在这时，走过来一个女人，提着一把吉他，她摸了摸我的脸颊，好像早就认识我一样。

“你知道什么是灵魂吗？”切萨雷问我。

“不是很清楚。”

“你从没见过一株将死的植物吗？比如说快干死的那种？”

在都灵，我们的邻居家里养了一棵盆栽的棕榈，他们出去度假没管它，于是它就在阳台上干死了。我点了点头。

于是他接着说：“慢慢地，叶子卷了起来，枝条绵软无力，整株植物看着可怜巴巴的。生命放弃了它。当灵魂离开我们的身体时，也是一样的，”他把脑袋向我这边低了低，“但是还有基督教的教理没有告诉你的东西。我们不会死，特蕾莎，因为我们的灵魂会轮回。每个人身后都有很多次生命，之前也有，也许是男人、女人，也许是动物。包括这些可怜的青蛙。正因如此，我们想要把它们埋了。这不费什么事儿，不是吗？”

他满意地看着我，然后甚至没有移开目光便开口说道：“弗洛里亚娜，随时可以开始了。”

刚走过来的女人抱起吉他。由于没有背带，她曲起一条腿，把吉他放在膝盖上。她就在这样不稳固的平衡中弹了起来。她弹了一首很甜美的歌，讲的是树叶和感恩、阳光和感恩，以及死亡和感恩。

过了一会儿，一段完美的和弦之后，男声也和了进来。切萨雷的声音，深沉而嘶哑，托起了其他人的声音。贝恩是唯一一个闭着双眼、微微抬起下颌的人。我想听他独唱，哪怕只有一小会儿。

突然间大家拉起了手。站在我左边的切萨雷把他的手伸给我。我不知道跟弗洛里亚娜怎么办，她还在弹吉他。我看到托马索把手指放在她的肩膀上，于是为了不破坏大家围成的这个圈，我也照做了，她对着我笑了笑。

弹到第三遍的时候，我也会唱几句了。也许他们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就是为了这个。贝恩在哭吗，还是说他的头发留在脸上的阴影骗了我？

地上的青蛙僵硬干瘪，在那黏糊糊的肚子里是不可能装着灵魂的。我在想，对于切萨雷来说，它们的灵魂是仍在那里，还是已经飞走了？大家以各种方式为这些青蛙祈福，男孩们蹲下身子把它们埋进地上的坑里。“他们都是信邪教的人。”奶奶曾经说过。

在离开之前，切萨雷邀请我下次再来：“我们还有很多事可以聊，特蕾莎。”

羊肠小道上，贝恩握着车把帮我推自行车。“怎么样，你喜欢吗？”他问我。

我回答喜欢，主要还是出于客气。只是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是真的喜欢。

“‘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他说道，“‘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

“什么？”

“‘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公山羊。’”他重复着刚才切萨雷读给我们听的祷告词，“‘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¹⁾他念了“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这一句我最喜欢了。

“你都背过了？”

“有些赞美诗我背过了，但还不是全部。”他强调了后半句，就好像要为此请求原谅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时间啊！”

“不是，我是问你为什么要背这些？有什么用呢？”

“赞美诗是进行祈祷的唯一方式，是唯一让上帝喜欢的方式。”

“是切萨雷教你的？”

“全部都是他教的。”

“你们三个不上正规的学校吗？”

他把自行车从一块儿石头上压过去，链子摇摇欲坠。

“小心！”我对他说，“科西莫才收拾好的。”

“切萨雷懂的比那些你所谓的‘正规’学校里教的东西多多了。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探险家，他在西藏生活过，一个人住在洞穴里，在海拔五千米的地方。”

“为什么住在洞穴里？”

“你想想看，有那么一刻，他甚至都感觉不到冷，即使不穿衣服也可以平静地待在零下二十度的环境里。他几乎什么也不吃。”

“真奇怪。”我满腹狐疑地说。

贝恩耸了耸肩膀：“他就是在那儿发现了转世之说。”

“什么？”

“就是灵魂的轮回。福音书里很多地方都讲到这一点，比如《马太福音》。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

“你真的相信吗？”

他非常严肃地看着我：“我敢打赌，《圣经》你肯定一页都没读过。”

我们来到栅栏前，他猛地停下来，把自行车还给我，说道：“你如果想来，还可以来。午饭后其他人都睡觉了，只有我一个人。”

现在我有时也会想，当初我为什么会回到小农场，是想要再次见到贝恩吗——这种好奇不可名状，抑或是仅仅因为斯佩齐亚这个地方太无聊？第二天下午我又去了，我帮他剥扁桃仁，我们总算是把那一大堆都剥干净了。

在普利亚的最后一天，我只用了一个上午就把东西都收拾完了，装好了行李。以前一想到要离开这里我就特别兴奋，但那一年没有。午饭后我蹬上自行车，骑向小农场。

可是，贝恩没在。我围着那栋农舍转了两圈，低声叫着他的名字。扁桃仁还在那里，都剥好了，只剩下不大的一堆。

我走到藤架下面，坐在摇椅上，轻轻地摇了起来。两只猫抻平了身体卧在一侧，热得昏昏沉沉。接着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你在哪儿？”我问。

贝恩指引我看向二楼的一扇窗子，他小声地说：“过来。”

“你怎么不下来？”

“我下不了床。我背疼，动不了。”

我想起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弯着腰剥扁桃仁：“我能上来吗？”

“最好别。你会吵醒切萨雷的。”

我觉得自己跟一扇窗子说话有点儿傻。

“我想给你一样东西。我今天晚上就要走了。”

“你去哪儿？”

“我回家，回都灵。”

贝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祝你一路顺风。”

也许这个冬天会有人来接他，也许是他妈妈，那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这人啊，来的来，走的走。”奶奶曾经这么说。一只甲虫爬到我的脚边，我抬脚用凉鞋底碾死了它。他们会连这个也埋了吗？

我扶起自行车。当我骑到车座上的时候，贝恩又叫住了我。

“又怎么了？”

“你可以拿一些扁桃仁。带回都灵去。”

“为什么，你妈妈不要了吗？”

我故意使坏，而且很有可能我做到了。他好像想了一下。

“你拿走吧，”最后他说，“想拿多少拿多少。就放自行车筐里吧。”

我捏了捏车闸，犹豫着。然后我下了车，向那一堆扁桃仁走去。我也不知道自己要用它做什么，但肯定是不会吃的。我一把一把地抓起扁桃仁，装满了车筐。我在逃走之前，把随身听藏在了扁桃仁壳堆里，我在播放键上贴了一片彩色胶纸。

妈妈发现装扁桃仁的盒子时已经是二月份了，也可能是三月。她利用我去上学的几个小时帮我收拾房间。她总是喜欢挪挪这个，扔扔那个，腾些地方出来。她把盒子放在床上，我放学回来看到它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一直被我忽略了。我打开盒子，里面是空的。我伸出食指在盒底划了几下，那里积满了细细的灰尘，我舔了舔手指，把灰尘咽了下去。不是甜的，没什么味道，却让我想起贝恩，又看到他手里抓着果壳，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再也无法集中精神做任何事。

那天下午是个例外。开始那几年，每到初春，斯佩齐亚和小农场就都变得模糊了。直到八月，我要回去的时候，它们才清晰起来。我不知道对于贝恩和其他人是不是也一样。如果他们想我，肯定不会表现出来。就像如果我们再见面，不会贴面或者握手，也不会互相询问过去的几个月发生了什么。对他们来说，我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随着季节出现又消失的一种现象，无需过多的思考和解释。

越了解他们，我就越明白他们的时间与我的时间在以不同的方式流逝，或者说他们的时间根本就是停滞的。他们每天早上都花三个小时学习神学，下午再花三个小时学习手工劳动，只有周日例外。这样的节奏即使在夏天也不会改变。因此我避免在午饭前到小农场去，我更希望自己不要出现在切萨雷的课堂上，他的课总能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他总是讲造物的神话，讲果树的嫁接——楔接或者劈接，讲《摩诃婆罗多》，所有那些我根本就不懂的东西。

有时男孩们会跟着他一起走远一些，一个一个去。他们坐在一棵大栎树的树荫下说话。其实，一直都是切萨雷在说，而贝恩、托马索或者尼科拉只是不断地点着头。有一天切萨雷对我说，如果我愿意，他也欢迎我去聊聊。我对他表示了感谢，但一直都没有勇气跟着他去树下坐着。

一年又一年，家人也接受了我这样的行为。高中一年级的暑假，还有二年级的暑假。父亲对此不再上心，他什么也不说，因为从邻居口中他能知道我在做什么，而且这比看着我整日闷闷不乐地在家里转悠好得多。我想，对于奶奶来说，也是一样的。

作为对小农场款待的回报，我总是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会去摘豆角和西红柿，拔小路边的杂草，学习用干树枝做编织品。我笨手笨脚的，但是没人为此而责怪我。每次我编得一团糟的时候，贝恩和尼科拉都会过来帮我。他们解开我编的枝条，找到出错的地方，再第N次给我从头讲起：抓住这根枝条的一端，从这下面穿过去，然后放在中间，拉紧，就这样，再来试试。他们闭着眼睛应该都可以把那些树枝编好，能编几公里长，虽然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用：每次一编好就烧了。我问贝恩他们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他总是回答我说：“为了谦卑。这只是一种练习。”

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大家都坐在藤架下面，一串串的紫葡萄挂在我们头顶。尼科拉正在生火，其他男孩子把用过的餐具拿到厨房去。我刚刚勉强吃了几口。小农场里的人都是素食者，而那时候的我几乎是不吃蔬菜的。但我宁愿忍饥挨饿也想待在那里，远离一切喧嚣，静静地待在贝恩身边，待在火堆旁。

切萨雷给我们讲故事，讲他二十岁时看到前世的故事。

他说：“我前世是一只海鸥，也可能是只信天翁，总之就是在空中飞行的动物。”

我感觉大家好像都知道这个故事了，不过所有人还是专心致志地听着。切萨雷说，在那个清晰的梦境中，他被一股力量推着，一直飞到了贝加尔湖畔。他想在桌布上印的地图里找到那片湖。于是男孩们一把推开还堆在桌子上的东西，开始在各个大陆仔细地搜寻。

尼科拉第一个叫了起来：“在这！在这！”

切萨雷为了奖励他，让他尝了一口烈酒。尼科拉得意洋洋地嘬了一口，而贝恩和托马索则恶狠狠地斜眼看着他。尤其是贝恩。他死死地盯着桌布，盯着上面贝加尔湖的蓝色印记，就好像要一次记住那上面所有的名字。

接着弗洛里亚娜端来了冰激凌，一切又归于平静。切萨雷继续讲着他的前世，而且还加上了几个男孩的前世。我忘了他说尼科拉的前世是什么；托马索是只猫科动物，而贝恩的血液里还保存着某些地下的东西。轮到我了。

“你呢，亲爱的特蕾莎？”

“我？”

“你觉得自己曾经是什么？”

“我不知道。”

“试着去想象一下，勇敢点。”

大家都看着我。

“我什么也想不出来。”

“那就闭上眼睛。告诉我你看到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

“可是我什么也看不到啊。”

他们都很失望。我小声嘟囔着：“很抱歉。”

切萨雷从桌子对面看着我，说道：“我觉得我明白了，特蕾莎以前是长时间待在水里的动物。她学会了无氧呼吸。不是吗？”

“一条鱼！”尼科拉喊着。

切萨雷看着我，就好像要看透我的身体和我的时间。

“不，不是鱼。也许，是两栖动物。我们来看看我猜对了没有。”

男孩们明白又要进行一场比赛了，立刻就活跃起来。

“我数到三，你们开始憋气。谁坚持得最久，谁就胜利。”

他开始慢慢地数数，数到二的时候我鼓起了腮帮子，然后保持不动。我们互相监视，都憋住不笑，切萨雷从我们坐着的椅子后面走过，把食指放在我们的鼻孔下面，检查我们有没有耍小聪明。

最先憋不住的是尼科拉，他生气地站起身，转身进了房间。然后是贝恩。于是切萨雷就站在我和托马索之间，轮流检查我们两个。我的喉咙开始涌动，托马索呢，喉咙都憋紫了，看着很让人担心，最后他还是比我早一秒张开了嘴巴。

切萨雷递给我一杯烈酒，那是我赢的。我喝得太急，酒精的灼热感在我胃里炸开。大家都看着我喝，表情严肃，甚至可以说是庄重，就好像喝下这杯酒，我终于也成了这个大家庭的荣誉成员：小农场的第一个姐妹。我没告诉他们，我天天在泳池里练习憋气，那是我独自一人时的游戏。相信前世是件很让人着迷的事，我竟然跟这两年夏天开始在乡下大行其道的青蛙差不多。对，我可以选择要相信什么。在去那里之前，我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这样的选择。

也许我当时应该意识到，有种微妙的不满正伤害着一切，尤其是贝恩。我应该感觉到他因为那些从未做过、从未见过、从未体验过的事情受了多么大的伤害；他妒忌，因为我的生活在远方展开，而斯佩齐亚只是一段插曲。

那一年他借给我一本书。他说那本书非常打动他，仿佛说的就是他自己。我把书拿到手里反复翻看时，感觉到他用一种不同的目光看着我，就好像在他面前的是一块璞玉，而他正在评估这块石头是否值得雕琢，或者说是否经得起塑形，是否太过脆弱。

回到家，我把《树上的男爵》放在床头柜上。奶奶看见了。她问我：“学校让你放假的时候看卡尔维诺？”

“不是。”

“那是你自己选的了？”

“算是吧。”

“对你来说太难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走到哪儿都拿着那本书，院子里，泳池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翻开。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我想试着读一读，可是很快就走神了。

过了几天，贝恩问我是否喜欢那本书。

“我还没看完呢。”我说。

“那你看到大盗贾恩·德依·布鲁基那一段了吗？那是我最喜欢的部分。”

“好像还没有。可能快了吧。”

那时我们正走在乡间小路上。潮湿的夜晚，远处传来迪斯科的音乐。

“那秋千那一段呢？”

“好像也没有。”

“那你根本就没看！”他咆哮道，“现在就把书还给我！”

他在发抖。我求他把书再借我几天，但是他坚持要我去把书拿来还给他。之后他就走远了，紧紧缩成一团，连招呼都没跟我打。

他消失在夜色中，我感到浓浓的悲伤。每次快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会这样。我总是不断地想：这是我最后一次穿泳衣，这是我最后一次看着猫咪靠近游泳池，这是我最后一次把小农场留在身后，这是我最后一次看着他。

最后一次看着他。

也许那天晚上，在我的悲伤当中已经掺入了某种不一样的情绪，一种强烈的情感。现在回想起来，问题就在于此：对于贝恩，我永远也学不会如何将悲伤与情感区分开。

第二年夏天。我十七岁了，贝恩在三月份的时候已经满十八岁。有一片芦苇丛，长在田野里，那里有地下水冒出来，水流再次被大地吞没之前汇成了一条小溪。贝恩在橄榄树林里走十多分钟，从小农场那边步行过来。他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把我带出来，那时候别人都在睡觉，从一开始这就是属于我们俩的秘密时光。

我们躺在地上，我闭着眼睛。突然，映在眼皮上的颜色变了，我以为是飘过了一片云，但是当我睁开眼，看见贝恩的脸就在我的眼前。他的呼吸有些急促，认真地看着我。我对他做了一个几乎觉察不到的许可动作，于是他低下头亲吻我。

那天，在我们亲吻的时候，我任由他的手指抚摸着我的脸和身体两侧，别无其他。在斯佩齐亚我们总是穿得很少，而芦苇丛也远离一切。我们每天下午都回到那里，越来越大胆地做出更多的尝试。

小溪边的地面十分松软，我觉得泥土粘在我的脊背上，我的头发上，还有脚边的芦苇上，而覆盖在我身上的贝恩，他的身体好像是黏土做的。我用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他脊背上的骨头，另一只手撑着地面，周围都是碎石子和小虫子。我时不时地抬头向上看：芦苇秆显得很高很高。

那个八月，贝恩仔细检查了我身体的每一道皱褶，一开始用手指，后来用舌头。有时我被激情冲击得意识模糊、筋疲力尽，甚至不知道他的头、他的嘴、他的手到底在哪里。我握住他火热的勃起，一开始，我得帮助他插入我的两腿之间，他好像因为害怕而僵住了。在那之前我从未与男孩发生过关系，那一年的夏天，他拿走了一切。

我用双手擦了擦汗。他对着我的额头吹气，想让我凉快一点，在他的气息中我感觉到了我们两个人混合的味道。他用大拇指沾上唾沫，清理皮肤上的泥点，又一片一片地摘掉头发里的树叶。每到这时我们总是感到尿急，于是就在旁边解决，我蹲着，他跪着。我看着我们的尿液在地上流淌，希望两条能汇成一条，有时真的会发生。然后我们就回到小农场去，不拉手，也不说话。

一开始我担心他会在栎树下单独聊天的时候，把这一切告诉切萨雷，但是那一年好像有什么事让他们之间产生了嫌隙。整个夏天，除了每天吃饭前的祷告，我没参加过一次别的祷告。没有歌声，没有课程。九月起，贝恩和托马索就要去布林迪西上学了，为即将到来的高中毕业考试做准备，尼科拉前一年就去了。

于是我们在小农场之外度过了很多时光。由于托马索皮肤的问题，我们总要等到凉快点的时候再出门，爬上弗洛里亚娜的福特车。在梅拉塔海滨有一小片港湾，我们躺在水泥地上，把那儿当作沙滩，虽然连一块儿毛巾都没有。随着不同的风向，水时而清澈，时而浑浊，但是大多数时候海面都平静如镜，远处是深蓝色，接近岸边的地方则是绿色。尼科拉和贝恩从最高的岩石上跳入海中。我和托马索在水里给他们计分。我们俩彼此并不交谈。有些深海小鱼在水里咬我的脚跟和脚踝，我晃晃脚，把它们赶走，可是过不了一会儿它们又来了。

贝恩和尼科拉向我们游过来。贝恩偷偷地用手托着我，手指在我泳衣的边缘摩挲，同时还在跟其他人聊天。

晚上我们去斯卡罗。有一群孩子已经占了灌木丛与海水之间平坦的岩石，就在废弃的螺旋形瞭望塔旁边。那儿有一辆房车，车身上画着玫瑰，周围摆着几条长条凳和几张桌子，音响里传出吱吱呀呀的音乐声，声音不大，想在上面跳舞的话最好穿上凉鞋，因为岩石里嵌着的化石非常锋利。贝恩他们认识那些人，一直在跟他们打招呼。而我几乎从头到尾都坐在一边喝着啤酒，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也会有烦人的陌生人过来搭讪。

有一天晚上，看到贝恩和托马索在狼吞虎咽地吃马肉三明治，着实吓了我一跳。我清楚地记得，切萨雷说过，吃马肉是严重违反诫律的。尼科拉在一旁一口一口地吃着他的炸薯块，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好像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贝恩用手背抹去嘴唇上沾着的番茄酱，对尼科拉说：“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爸爸养的漂亮小母鸡也吞了。”尼科拉一跃而起，利用身高优势挑衅地看着贝恩。贝恩和托马索拿他开玩笑，乍起胳膊装小鸡。

快到午夜的时候，我们沿着爱神木树丛间的小路回到车上，每个人抓着前面那个人的肩膀。

回到我家的别墅，男孩们都下了车，把我送到大门口。“泳池在邀请我们。”我们开着玩笑说，看看有没有可能穿着衣服跳进去，还说我父亲会不会拿石头扔他们；不过我们不会真的跳进去。回到房间，我从窗户听见福特车发动的声音。我的头发上全都是海水晒干后留下的盐粒，一团乱麻一样，指间全是烟草的臭味，脑袋被啤酒泡得昏昏沉沉，而我，却从来没有那么幸福过。

后来我们已经不满足于芦苇丛。有张床的想法成了贝恩的执念。我问他到底有什么不同，他很含糊地回答我：“总有许多其他东西应该尝试一下。”

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切萨雷一直都待在小农场，而我家的别墅里科西莫和罗莎当起了长期警卫。我们从头到尾把所有可能性都想了个遍。

此时，圣洛伦佐日⁽²⁾已经过了，暑热也不同往日，夏天的节奏越来越慢。周围的每一件事都向我们传达着紧急的讯息。

“我晚上过来。”贝恩一边说着，一边用指尖在我的肚脐周围画圈圈。

“来哪儿？”

“过来找你啊。”

“他们会发现你不在的。尼科拉总说他比别人睡觉都轻。”

“胡说，我才是睡觉最轻的那个。没事，尼科拉不是问题。”

“那要是我爸爸听到我们的声音呢？”

贝恩转过头。他的眼睛离我的眼睛那么近，有点难以承受。

“我是不出声的，倒是你要小心了。”他说。

过了几天，我们才开始实施计划，那几天我们没去芦苇丛，因为贝恩太过专注于这件事的细节。我有些失望，不过没有告诉他。这只是那个夏天我没对他坦白的几件事之一，比如说，我也没有告诉他，我爱上了他。我用尽全力说服自己，他并不是把拥有一张床看得比跟我在一起更重要，虽然这种念头一直在折磨着我，尤其是每到下午的时候，当他只是牵着我的手，而不是拉着我去小路尽头的夹竹桃林那边的时候。

我们从一个隐蔽的角落仔细研究着奶奶的房子。“我可以把一只脚放在那块儿凸出的地方，然后爬到屋檐上，”贝恩说，“你试没试过那里撑不撑得住？从那儿我应该可以到窗台上，但是你得帮我。你一听到这个声音就过来。”他嘬起下唇，发出鸟儿一样的叫声。

约定好的那个夜晚我们没去斯卡罗。贝恩跟其他人说他不想去，每天晚上都去那儿，就不能想点不一样的玩法吗？

“比如说？”尼科拉问他，有点儿不高兴。

“比如说买点儿喝的，拿到广场上去。”

他总能赢，我是说贝恩，于是我们就去了奥斯图尼。在圣奥龙佐广场上，小孩子们四处奔跑嬉戏，我们就坐在广场中心，圣人塑像的脚下。还有十几天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保圣人节了，节日的彩灯早已就绪，贝恩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小农场也装上这些彩灯该有多美。

我们买了一大罐啤酒，这种包装是最便宜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喜欢那种啤酒罐在大家手中来回传递的感觉，一边喝着酒，一边互相交换唾液。

“我爸问我，跟咱们在一起的还有没有其他女孩。”我说。

“那你怎么说？”托马索问。

“我就照实跟他说了。”

我背靠在尼科拉的膝盖上，腿搭在托马索的腿上，而贝恩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感觉到这些男孩就在我身边，我喜欢这样。而且还有那个秘密，我们那晚要做的事。

当我们来到停车场的时候，已经快一点了，中心的老城全被汽车包围了。这些车形成了一条延续的光带，在白色的城市周围流动。一群半大孩子站在我们的福特车旁，车顶上放着酒瓶。尼科拉跟他们说把瓶子拿开，可能有点不客气，但那几个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其中一个让他再说一遍，加上个“请”字。

贝恩把我挡在身后。我看到尼科拉拿起那些瓶子，一个一个地放到那些人的车上。他们集体发出一阵嘘声，嗤笑尼科拉的自作主张。贝恩站着没动，右边的胳膊张开护在我身前，不让我上前。

接着，一个穿着红色冲浪服和干净耐克鞋的男孩递给尼科拉一瓶啤酒。

“别紧张，头儿，来，喝一点儿。”

尼科拉摇了摇头，但是对方很坚持：“就当是讲和了。”

尼科拉喝了一口，把瓶子递还回去。他打开福特车的车门。如果一切就这么结束，他会倒车离开，我们也会上车，汇入弯弯曲曲的车流，驶向斯佩齐亚，如果不是有个家伙指着托马索说：“他们是把他给漂白了吗？”

尼科拉势如闪电般扇了他一巴掌，扇在脸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打人的。我紧紧地抓着贝恩的胳膊，他站在那儿一动没动，就好像从我们刚一到那里他就预见了要发生的一切。

大家都愣住了。我数了一下，他们有五个人，年纪可能比我们要小一些，也没有尼科拉壮实。他们应该也感受到了自己的弱势，上来推了尼科拉一下，不过推得软弱无力，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意思，尼科拉连晃都没晃。他旋即以刚才的速度抓住对面男孩的肩膀，把他怼到车身上。尼科拉弯下身，小声对他嘀咕了句什么，我们谁也没听清。

旁边以步行速度经过的汽车车灯，一闪一闪地照着我们，不过没人停下来。我们钻进汽车，托马索和我坐在后面，贝恩和尼科拉坐在前面。

当我们拐到大路上，跟着车流排到最后，大家激动地欢呼起来。贝恩模仿尼科拉扇的那一巴掌，接着又摸了摸他脖子和肩膀的肌肉，壮得像个拳击运动员。

回到家，我在客厅看到奶奶。她开着电视睡着了。我轻轻碰了碰她的胳膊，她吓得跳了起来。

“你去哪儿了？”她揉揉脸颊，问我。

“去奥斯图尼。就在广场上。”

“奥斯图尼那边乱得一团糟。都是些粗鲁的游客。你想来点茶吗？”

“谢谢，不用了。”

“那去帮我泡一杯吧，乖。”

我把杯子端过来的时候，她还像刚才一样，一动没动，瞪大眼睛盯着电视。

“是那个黑黑的小子吗？”她头都没回地对我说。

杯子在小托盘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什么？”

“对，就是那个黑黑的小子。还有另外一个，小男子汉，还挺可爱的。不过还是那个黑小子更有魅力。他叫什么？”

“贝恩。”

“贝恩，然后呢？不是‘贝尔纳多’这个名字的简称？”

“我不知道。”

她沉默了一下，然后接着说：“我试着回想自己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也常去奥斯图尼的广场。他对你好吗？”

“好。”

“这就不一样了。”

“我把茶给你端到房间去吧，你可以躺床上了。”我提议道。

她跟着我上了楼梯。离开之前我对奶奶说：“别跟他说，拜托了。”

她对我笑了笑，算是同意了。来到走廊，我在父亲门前停下脚步，听见里面传出他沉重的呼吸声。

我洗了个澡，又过了些时间，这期间我脱下短裤式的睡裤，又穿上，还试了至少四件不同的短袖，一会儿躺在被单下面，一会儿又坐到椅子上，因为我怕贝恩不喜欢热乎乎的床。在芦苇丛里自然涌来的情愫，现在让我坐立不安。

三点了，我相信他不会来了。也许他没能出来，或者他忘了。我满脑子都是第二种猜想。是啊，今晚那一架让他忘了我们的约会。

没过一会儿，我就听见有什么声音。我猜是他踩在房檐上的脚步声。我待在原地，直到听见他的口哨声。他来了，我打开百叶窗，帮贝恩爬了上来。他立刻热情地吻住我。他满嘴都还是啤酒味，要么是没有刷牙，要么就是又喝了几口。他的手在我胸前摸索，一开始隔着衣服，接着就掀开了屏障。

“你怎么这么僵硬。”他一边抚摸着我，一边脱我的衣服，对我说。

“我怕他们听见。”

他离开我的身体，看了看墙边的床：“你想睡在上面，还是钻进被单？”

“我不知道。”

“我喜欢睡在上面。灯呢？就开着？”

我们面对面跪在床上。他也脱了衣服。看到他在深夜赤裸的身体，以及一片乌黑的毛发中勃起的器官，一切都让我呼吸困难。

他还跟刚才一样，疯狂地向我靠过来，不过这一次我挡住了他。我跟他说这次来点儿不一样的，我们慢慢来。现在我们躺在床上，有大把的时间。他向后退了退，好像没听明白。于是我向他靠过去，让他躺下，然后把自己的膝盖放在他的腰间。

我在他的身上来回蹭，从肚子到双腿，前前后后，开始很慢，然后越来越快，直至感觉到我们相触的部分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一股热流迅速地涌上喉咙。这是我之前从未有过的感觉。

贝恩充满惊喜地盯着我，双手撑在床单上，就好像害怕打断我正在做的事。看着他这个样子，我又感到一阵颤栗。

之后，我的唯一印象就是我们做得太大声了，也许是我喊出了声，也许是他。我已经什么都意识不到了。

“这跟我之前想的一点儿都不一样，你甚至都没让我动一下。”他说。

“对不起了。”

“不，”他赶紧说，“这样很好。”

我的前额抵在他的锁骨上，我想睡了，可是感觉到他的肌肉还绷得紧紧的。

“现在我得走了。”他说。

我躺在床上看着他穿衣服。我并不为自己的裸体感到不自在，而是为自己在他准备离开回到小农场去的时候还想要他而难为情。

“你可以从门出去。”我说。

不过这时他已经爬上窗户，我走了过去。当我再从窗口向下望的时候，他已经滑下去半米了。

“你看到尼科拉有多厉害了吗？他保护了我们所有人。”

他把一只脚踩在墙面突出的石头中间，跳了下去。走到泳池边的时候，对我做了一个告别的手势，然后就跑远了。

第二天，父亲让我陪他去法萨诺见一位儿时的朋友。我不想去，不过前一天晚上做过的事让我觉得自己有愧于心，就答应了他。

父亲的朋友住在郊区，那里有一排排的独栋别墅，墙面都涂成黄色。他这位朋友非常胖，呼吸都困难，从我们见到他直到我们离开，他都没从沙发椅上挪动一下。他身边有一个跟我同龄的女孩，在他渴的时候给他端水，还要时不时从地上捡起总是掉下来的靠垫，也会突然起身去把百叶窗放下来几厘米，因为窗外的光线让父亲的朋友感到不舒服。她心不在焉地做着这一切，好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时候她好像在听我们谈话，但也有可能根本就没听。我一直盯着她的双腿，从背带短裤里伸出的一双瘦瘦的、古铜色的腿。

父亲的朋友一直在咳嗽，用皱巴巴的手帕捂着嘴，还时不时地拿下来看看，好像在寻找什么痕迹。我说了一声，得到允许出去透透气。

没过几分钟，女孩也跟着我出来了。我正在墙根儿抽着烟。

“我这儿有大麻，如果你想来点儿的话。”她说。

她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塑料袋，问我要了一支烟，很熟练地把烟丝倒出来，放在一只手里握着。她的指甲涂了颜色，不过涂了应该有几天了。“你会装过滤嘴吗？”她问。在我做准备的时候，她把大麻和烟丝混在一起，然后轻柔地卷进烟纸筒里。我们吸了几口。

“他病得厉害吗？”我问她。

女孩耸了耸肩，对着烟头吹了一口气，红色的火星一闪一闪的：“他快死了，我觉得。”

我跟她说了我的名字，还有点儿别扭地向她伸出了手。

“我叫维拉丽贝拉。”

“这名字真好听。”

她做了个鬼脸，有些害羞，露出两个小酒窝：“我原来还有个别的名字，不过我再也不想用了。”

“叫什么？”

她看了看旁边，拿不定主意。“那是个阿尔巴尼亚名字。”最后，她这么回答我，好像这样就够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担心自己是不是有点太八卦了，于是就问她：“你不去斯卡罗吗？”

“什么？”

“一个露天俱乐部，在海边。他们会放电影。还有一个酒吧，不过只卖啤酒和马肉汉堡。”

“好恶心。”

“是有点儿油。不过你很快就会习惯的。”

我们抽完烟，两个人都神清气爽。在我们面前是一排还没有完工的小别墅，跟父亲朋友家的房子一模一样。屋外的阶梯通向空洞的大门，窗户上也没有玻璃。四周全是用仙人掌围成的吓人的墙。

“你能给我点儿大麻吗？”我说。贝恩和其他几个男孩应该也会喜欢的。我们一直想买点儿，不过他们都没钱。“我买你的。”

维拉丽贝拉拿出小袋子：“拿着吧。我还有。”

她扔进嘴里一块糖，也给了我一块。接着我们回到屋里，她准备了一些桃仁露。一阵咳嗽声让她急忙走进主人的房间。父亲就在他身边，但不知该怎么才能帮助他。维拉丽贝拉对他说没关系，接着在那位先生的背上拍了几下，直到他停止咳嗽，然后用托盘把水杯端进厨房。余下的时间我一直低着头，就怕自己凭空笑出声来。

回家的路上，父亲很难过。他问我想不想在海边走走，或者去吃个冰激凌。我急着到小农场去，没几天了，而我竟在这儿浪费时间，不过我还是觉得不能让他失望。

我们来到圣萨比娜海滩。这里的沙子很紧实，渔船漂在岸边，起起伏伏。他搂着我。

“小时候，我和乔瓦尼常来这里钓鱼，”他一边说，一边随意地指着岸边，“我们总是提着装满鱼的桶回家。那时候还能钓鱼，还没有现在这些禁令。你钓到的就是你的。”

他把装冰激凌的蛋筒在手里转来转去，时不时舔上一口。

“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回到这里来生活。你觉得怎么样？”

“我只想说妈妈不会同意的。”

他耸了耸肩。在大堤的尽头有一座没通电的旋转木马，木马上的座位都用铁链子圈了起来。

“乔瓦尼认识你朋友的父亲。”

“切萨雷？”

“不。另外那个男孩的父亲。贝恩，对吧？”

他从很近的地方盯着我看。难道是奶奶告诉他的？我真希望他不要再说了，可是：“他们叫他‘德国佬’。没人知道他后来去哪儿了。”

“贝恩的父亲已经死了。他跟我说过。”

父亲对我挤了下眼睛：“我看，他可不是个诚实的人。”

“我们回家吧，爸爸。”

“等一下。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叫‘德国佬’吗？那个故事还挺有趣的。你从来没听说过盗墓人吗？”

我在历史书某一页的边框里看到过。我没说话。

“这附近的地下到处都是文物：箭头，黑曜岩，古瓶的碎片。一般来说都是没什么价值的东西，不过也有例外。小时候我也收集这些东西。我刚刚跟你说过，那时候你找到的就是你的。可是对于‘德国佬’和他的朋友来说就不一样了。他们来这里度假，却不到海边去，反而奔着考古遗迹去。说是度假，就那么一说。”

他用纸巾擦了擦嘴和黏黏的手指，然后团成一团，扔在地上。

“他们整晚整晚地挖。能装满一卡车的时候就拉走，运到德国去卖掉。他挖到过一些很漂亮的钱币。有一年，他开着奔驰来到斯佩齐亚。警察在找他。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他一次性挖空了一个大墓，然后一走了之，再也没回来。这在斯佩齐亚引起了轩然大波，你能想得到。乔瓦尼说那时候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

海鸥飞走了。它们大声叫着，不安地拍打着翅膀。

“咱们回家吧，求你了。”我弱弱地说。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那个故事还是影响到了我，好像父亲跟我说“德国佬”，跟我说古墓，是想让我离开贝恩。

当我再一次跟他来到芦苇丛，我无法全身心地投入。芦苇根扎着我的背，而且胳膊肘沾上的脏东西也让我心烦。我觉得有千万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一架歼击机划过竹林上方的天空。接着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我猛地抬起身子，只看到芦苇秆在晃。我听见急促的脚步声越走越远。我告诉贝恩，可是他毫不在意。

“可能是只猫。也可能是你想象出来的。”

我们跟大家一起坐在藤架下面，像往常一样假装在等着其他人来一起玩斯卡特牌⁽³⁾。托马索不情不愿地跟我打了个招呼。我们都在花时间吸引贝恩的关注。

过了几分钟，切萨雷也来了。他对我心不在焉地笑了笑，然后转身对男孩们说：“需要打扫一下鸡窝了。谁来帮我做？”

贝恩和托马索暗中交换了一下眼神，假装什么也没听见。尼科拉屈服了，说道：“我一会儿就来。”

切萨雷又等了一下，然后在心里默认了，他走开了。

贝恩喊了一句“施耐德”，打出一手好牌。在他洗牌的时候，我想着他说出“施耐德”时的发音方式，还有所有那些玩牌时会说的德语单词。这些词应该是跟他父亲学的吧，我心中暗自思忖。但是很快我就强迫自己赶走了这些疑虑。

那一年，我回家的日子刚好跟托马索十八岁的生日碰到一起。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决定大肆庆祝，好好消遣一番。

我们带足了钱。我在一堵矮墙后面脱下衣服，换上细带凉拖、春天时跟妈妈一起买的裙子和上衣。布料蹭在带着盐粒的皮肤上有些发痒。

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候每个人的穿着：托马索穿着一件芥末黄的短袖T恤衫，贝恩的黑色短袖T恤衫上写着ZOO SAFARI，这件衣服他十年后还穿着，尼科拉则穿着一件艳丽的衬衫。我还记得我的激动不安，每时俱增，因为想着第二天一早我就要离开了。

当我们来到斯卡罗，天空已然全部被染成玫红色。我把维拉丽贝拉给我的大麻拿给他们看，尼科拉想马上就试试，但是我们决定留到晚一点儿再试。他和贝恩为托马索准备了惊喜：把一瓶琴酒和一瓶菠萝汁拿出来放在一边。我们把两样东西倒进一个玻璃瓶。这种自制鸡尾酒很烈，喝了之后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歪倒在躺椅上。天色就这样出人意料地黑了。

在中心广场搭建的大屏幕上放着一部黑白电影，演员好像都在一跳一跳地移动着。我很快就发现，托马索的生日让大家忘了我明天就要走了，而我却认为那天晚上一定要让贝恩当着大家的面吻我。不然我要带着什么回到都灵去呢？

我们避开人群去抽烟，每个人都对托马索的成年表示了祝福。我祝他早日找到女朋友，他说谢谢，但是笑得有些别扭。贝恩最后一个开口，他说：“祝你学会从任何高度跳水。”

但他一直拒我于千里之外，心不在焉。他和尼科拉只为托马索的生日而干杯，还掐着胳膊把他举起来。菠萝汁喝完了，我们也不再往琴酒里兑别的。瓶子传到托马索手里，没再往下传。他灌了几口酒，喘不上气来。

贝恩决定我们应该爬到塔上去，他想给我看一样东西。尼科拉向后退了退，他说自己已经去过了，托马索不识趣地凑了过来，我想，他是不想让我和贝恩单独待在一起。

我们走近包围着那个废墟的带刺铁丝网。远处的灯光刚刚好能让人看清牌子上写的“禁止进入”。贝恩拔出一根固定铁丝网的小木桩，打开一个通道。还需要越过一片荨麻地，而我光着腿，我对贝恩说这样会刺得我浑身都是，但是他径直朝前走去。

楼梯从一米半的地方才开始有。我们爬上去，又走了十几级很陡的台阶，才来到塔的中心。瞭望窗口正朝着海面，但是只能看到一个四方形的黑洞。贝恩打开手电筒，“这边。”他说。

我们又来到一段台阶前，这次是向下走的。周围的墙上满是涂鸦，地上有一些碎玻璃，在我的凉拖鞋下嘎吱作响。汗滴开始顺着我的身体滑落。我求贝恩往回走，但是他说想带我去最下面。

“我不想去了，我们回去吧。”我带着哭腔说。

“我们就到了。你安静点儿。”

在我身后，能感觉到托马索呼出的酒气。我抓着贝恩的T恤衫，使劲儿地摇晃着，但他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下走。

终于到了阶梯尽头。我们来到一间屋子，我说不出这屋子有多大，直到贝恩用手电筒三百六十度照了一圈。

“就是这儿。”

他用手电照了照扔在角落里的一张床垫。周围都是空瓶子和易拉罐，杂乱地丢在地上。贝恩弯下腰，捡起一个，给我看上面已经褪色的标签。

“你看这日期：一九七一年。你能相信吗？”

即便是在黑暗之中，他的双眸中也闪耀着兴奋的光芒。但是我对那个易拉罐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对其他的瓶瓶罐罐也没兴趣。我想象着蟑螂在那片黑暗中爬来爬去，就在我脚边。

“我们走吧。”我恳求他。

他把易拉罐放回原处。

“有时候你真像个被宠坏的小孩儿。”

虽然我看不到，但能感觉到托马索在我背后笑。

贝恩飞快地回到楼梯，把我留在后面。我伸出双手摸索着，以防前面突然出现一堵墙，自己会撞上去。等我们来到塔外，我把晚餐吃的东西都吐在了荨麻地上。贝恩什么也没说，甚至没有过来帮帮我。他用大拇指按着手电的开关，一亮一灭。他冷冷地看着我，就好像在给我打分。他只在钻铁丝网的时候向我伸出一只手，但我没有抓他的手。

在这期间，斯卡罗已经到处都是人了。我们开始跳舞。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跟这个夜晚激动的情绪格格不入，但我还在挣扎，为了不让自己的低落破坏这最后的时刻。那晚响起的是罗伯特·迈尔斯的音乐，没有歌词，只有忧伤而梦幻的乐曲，我很希望有人能去换掉这音乐，或者干脆让它永无休止地响下去：我整个人都分裂了。

就在我们跳舞的时候，托马索冲向贝恩，用前额顶着他的肚子，开始抽泣。贝恩双手抓着他的头，弯下腰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托马索使劲儿摇了摇头，但身体并没有分开。

“你跟我来。”尼科拉对我说。

我们点了两杯啤酒。我在想，那些烟草跟所有这些酒精饮料混在一起会有什么后果，我在想，明天我将如何面对坐车回都灵的旅程，然后我又想，管他呢。贝恩和托马索还留在舞池里，不过托马索已经站起身来，他们俩互相搂着肩膀，就好像在跳一支慢舞。

“他今天怎么了？”我问尼科拉。

他垂下眼睛回答我：“他只是有点喝高了。”

再过一个月，尼科拉就要去巴里市开始他的大学生活了。整个夏天，他有别于他人的优待——上大学的计划——让大家疏远了他。

“三点多了，”他说，“咱们得回家了，切萨雷一定气疯了。你父亲估计也是。”

托马索和贝恩远离人群，向海边走去，我看到他们坐在一块岩石上，然后仰面躺下，就好像在等着潮汐把他们带走。

“我们等等他们吧。”我说。那声音好像已经不属于我了。满是失望。

“别管他们了。”

尼科拉拉着我的胳膊想把我带走。我挣脱了，跑向贝恩。他的头和托马索的头靠得很近，但他们并没有讲话，而是仰望着漆黑的天空，仅此而已。

贝恩看到我，他坐起身来，带着温驯的表情，就好像一直在期待着这一刻。我们走开了几步，走到更黑的地方。

“我要走了。”我说，无法控制自己的痛苦，浑身颤抖。

“祝你明天旅途愉快。”

“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祝你明天旅途愉快？”

贝恩看了一眼托马索，他还在那边一动没动。接着贝恩深吸一口气。那一刻，我觉得他还是自己的主人：烟草和琴酒都没能侵蚀他清醒的头脑，一刻也没有。

“回都灵去吧，特蕾莎。回到你的家、你的同学身边，回到你熟悉的生活。别担心这里会发生什么。等你再来时，明年，什么也不会改变。”

“你为什么不在大家面前吻我？”

贝恩点了点头，两下。手插在口袋里。他靠近我，抓住我的身体。

那不是一个深情的吻，也并不笨拙。相反，他一只手抓住我的身体靠向他，好像要跟他的身体合在一起；一只手在我的背上游走，抓住我的头发。我好像在吻一个其他什么人，一个我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就在那一刻，我想，那是一个很像吻的冒牌货。

“我想这就是你想要的吧。”他说。

托马索闭着眼睛，但即使是这样，他好像也横亘在我们之间。贝恩盯着我，并没有生气，那表情更像是不舍，就好像我已经坐在疾驰而去的车上，在车窗里后遥不可及。我退后几步，一直看着他，然后转身跑开。我把他和瞭望塔的废墟一起留在身后，还有被海水的泡沫打湿的岩石，沉默的大海，周围的一切，以及南方那冷酷无情的纯净夜晚。

我已经习惯了身处都灵，它比我离开时更加冷漠，过于宽阔的街道，白色的天空，像个塑料大帐篷一样让人喘不过气来。切萨雷曾经说过：“最后，人类建造的一切都将成为一层尘土，一厘米都不到的尘土。我们如此渺小。只有上帝的思想能让我们获得价值。”在市中心的高楼之间，他的那些话不断地回响在我脑海里，一切看起来都那么虚幻、不真实。我知道，我的这种状态是暂时的，在一两周之内，一种介乎于饥饿和恶心之间的感觉，就会在我胸口形成一股旋风，横扫一切，所有东西都会恢复正常。每年都是这样的。但那一年，悲伤的情绪持续了更久。直到圣诞节的时候，我还在思念斯佩齐亚。

我的同学们一直都在狂欢。我们一个个地成为成年人，每个人的生日都变得无比重要。翁贝托·琼是第一个。他包下了军官俱乐部，另外还租了都灵城里唯二的豪华轿车。到达聚会现场之前，我们在车上喝着起泡酒。男孩穿着燕尾服，我们女孩穿着长裙。翁贝托跟他妈妈跳了一曲华尔兹，跟着我来到阳台。他说看到我独自一人，抽着烟，手里拿着一杯酒，就像一个消沉的公主。他还说口袋里有一些摇头丸。

第二天早上，那种魂游身外的感觉几乎让我无法忍受。如果我带着贝恩的扁桃仁，我一定会找出来，握在手里，去感受它们可能还在散发的热量，但是那些扁桃仁已经扔掉很久了。关于他，我什么也没留下，只有日复一日，越来越清晰的记忆，以及最后那晚我是如何强迫他吻我的窘迫。

六月来了，我的生日到了，父亲有些小心翼翼地问我想要怎么庆祝。我回答说我还想仔细地考虑考虑，不过后来我没再提过这件事，他也没有。就在我满十八岁那一天，在枕头里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几张钞票，还有一张卡片，上面用钢笔画着一个大大的心，左右不对称，心形图案的中央写着数字十八。我把钱夹在法语词典里，然后一整天都在等贝恩的电话，但一直没等到。我是告诉过他日期的，甚至几周前我还在寄给他的一封信里写过，但是那封信，我也没收到回信。

我给奶奶打了个电话。当我问到贝恩、托马索和尼科拉的时候，她有些吃惊。她不断地重复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来的来，走的走。”我觉得她是故意的。

期末考试的最终成绩公布在布告栏上，没有什么意外，但是我连这个都不想庆祝。七月，朋友们都去西班牙度假了，这是他们计划了好几个月的旅行，而我也终于可以全身心地倒数自己与斯佩齐亚重逢的天数。

我一个下午就花光了字典里所有的钱。我买了一件“香蕉月亮”牌比基尼，我把剩下的钱给了一个突尼斯男孩，换了一盒烟。回到家，我把烟藏在两块挖空的香皂中间，都是他教我的。前一年贝恩曾经许诺过，一切都将如往常一样。

过了巴里市，最后一段高速路，沿途都是苗圃。在围栏的另一边矗立着一排排棕榈树。那一直都是快到斯佩齐亚的标志。我不知道棕榈树还能卖，很难想象怎么把它们运到别的地方去。那一年，我看到棕榈树都被砍了，所有的，剩下的树干就像钉耙上的齿。我问父亲这是怎么了，他心不在焉地看了一眼。

“我也不知道，”他说，“可能是修剪了吧。”

我家别墅门前的两棵棕榈树也死了。科西莫解释说需要一台挖掘机来连根拔起。

“你来看，这些混蛋。”他说。

他让我们跟他到门廊，但只有我跟着去了。架子上堆满了各种工具，他从上面拿下一个玻璃罐子。罐底躺着一只甲虫，红色有毒的甲虫，长着一根长长的、弯曲的吸管。

“红色象鼻虫，”他一边说，一边在我眼前摇晃着那个罐子，“它们能钻进树皮，在里面产卵。一只象鼻虫就能产下成千上万的幼虫。它们从里面蚕食棕榈树，吃完一棵就去吃下一棵。都是从中国来的，该死的东西。”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尽一切努力控制着自己没有马上奔向贝恩。当天晚上我还是忍耐着，跟奶奶和爸爸待在阳台上，给他们讲这一年的学习生活，直到我自己都厌倦了自己的声音。我背靠着栏杆，但是一站起来帮忙收拾桌子上的盘子，我就向小农场的方向望去，在橄榄树树冠的那一边，闪烁着一个小亮点，黄色的，非常微弱，就好像是从无尽的天边发出的光。

第二天一早，天空像是盖上了一层棉絮。我曾经想象过，见到贝恩的时候应该是晴朗的一天，因此我有些遗憾。我对奶奶说要出去散散步，也许回去看看那些男孩。我在沙滩裙下面穿着“香蕉月亮”泳装，希望不会有人看出我在发抖，我的脑袋已经因为急不可耐而有些昏昏沉沉。在我的草编挎包里，装着那块藏着烟的香皂，我要马上拿去给贝恩，一方面是为了让他大吃一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放在家里太危险了，因为罗莎到处翻。

但是奶奶叫住了我：“先吃早饭。”

一个美式牛角面包摆在桌子上，旁边是一杯牛奶。我犹豫了一下，然后坐在椅子边上，奶奶坐在我对面。我用手指掰下一块牛角面包，放到嘴里嚼了起来。

“好吃吗？”奶奶问我。

“你知道这是我最爱吃的。”

一会儿我还得再回到屋里去刷牙，还得浪费些时间。

“是啊，好好地品一品。这些在都灵是找不到的。”

桌子上放着一本书。我翻过来看了看封面。《克雷丽亚·格雷的线索》。

“你喜欢这本书？”我为了找个话题，问奶奶。

她做了个夸张的手势，说：“我刚刚开始看。觉得还不错。”

“你总能猜到谁是凶手？”

“差不多吧。但是有时候这些小说也会蒙人，你知道的。”

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应该藏着一只知了，每次我稍微一动，它就突然不叫了，过不了一会儿便又开始那令人疲乏的叫声。

再远一点儿，科西莫正忙着摆弄浇水的设备。他交叉着双臂站在出水喷头中间。

我默默地嚼完了牛角面包，喝光了牛奶。以前奶奶从来不会坐在这里陪我吃早餐的，一般都是从远处用责备的眼光看我几眼，因为我起床的时间总是没有规律。而这一次，她前一天晚上对我那么好，现在也是。她把书的封面折了一个角。

“你在小农场见不到他的。”奶奶终于说。

“嗯？”

有些面包屑沾在我的手指上，但是桌上没有纸巾。为了不弄脏沙滩裙，我在腿上抹了抹。

“贝恩。你见不到他。”

我把胳膊架到桌子上。虽然天阴着，光线还是很强，刺得我眼睛很难受。牛角面包油腻的味道开始从胃里往上返，我忍耐着。奶奶放下书，向我伸出手，我往后缩了缩。

“你还记得你向我打听他消息的那一天吗？就是你过生日的时候。”

“记得。”

“我的确有一段时间没在小农场里看到任何人了。贝恩和另外那个男孩。”

“托马索？”

“不，不是托马索。约安。”

“没有人叫约安。”

“也许你没见过他。他是去年夏末时节来的。他们一直在这儿工作到十二月，他和贝恩，帮我们家摘橄榄。贝恩看起来非常瘦弱，你知道他每天有多少个小时抓着打橄榄的杆子吗，这让科西莫都感到吃惊。约安则负责整理树下的网子，把里面的橄榄都倒出来。榨出来的油很香。你也尝过了，当然，我给你们寄了一些……”

“然后呢？”

奶奶叹了口气。

“摘完橄榄就没什么事做了，于是我再没叫过他们。但是几个星期之前，我有些好奇，想知道他们怎么样了。贝恩曾经跟我说过，他有些数学问题，我当然自告奋勇要帮他，我觉得对他不闻不问是我的不对。于是我去了小农场。那时已经是七月了，我想。只有弗洛里亚娜一个人在，从她那儿我得知……嗯，发生了什么。”

我看见父亲从屋子后面闪出身来，看到我们在这儿，就又消失了。

“发生了什么，奶奶？”

“好像是贝恩犯了错，”她紧紧地盯着我，“跟一个女孩。”

我用食指把桌上的面包屑一个一个地沾起来，想都没想就送进嘴里，我吮吸着自己的手指。

“什么错？”

奶奶苦笑了一下：“就是能跟女孩犯下的唯一的错，特蕾莎。他让她怀孕了。”

我猛地站了起来。椅子向后倒去，撞到石头上。奶奶吓了一跳。“我去看看。”我说。

我根本就没想到要把椅子扶起来。

“你不能去那儿。”

“自行车在哪儿？该死，你们把它放哪儿了？”

我看到铁栅栏关着，还上了锁。我把自行车扔到地上，从下面钻了进去。我注意到右边是一棵缀满黄澄澄果实的梨树，很多梨已经掉了下来，散发出一股腐烂的味道。

小农场里没有一个人。我坐在摇摇欲坠的摇椅上，没有摇晃。我等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

所以贝恩让一个女孩怀孕了。

我看着猫咪沿着墙边走来走去。有些猫去年还没有。一只长着红毛的大猫盯着我看了很久。

贝恩让一个女孩怀孕了。为什么他没让我怀孕呢？

我听到汽车的声音由远及近，但是我一动没动。切萨雷和弗洛里亚娜穿着进城的衣服，他穿着一身蓝色的棉质正装，还打着领带，而她则穿着带有奇特图案的紧身衣。他们后面跟着一个小男孩，低着头，同样穿着正式，但是没打领带。切萨雷剪了头发。我应该迎着他们跑过去的，但我规规矩矩地待在原地。

“亲爱的特蕾莎，”弗洛里亚娜抓住我的胳膊，然后又伸直双臂，好像想要从头到脚看全我的样子，“我们去参加弥撒了。你等了很久吗？天气这么闷热。我这就去给你拿一杯凉茶来。”

“不用了，谢谢。”

我的心跳已经不受控制。我担心她能从我手腕的脉搏感觉到我的心跳。

“当然要了。来点儿凉茶清凉一下。我昨天做的。我用龙舌兰代替了糖，所以不用为身材担心。你还不认识约安吧，是吗？”

她很快消失在屋子里面。约安对我点头示意，什么也没说，然后他也走开了。切萨雷解开领带，热得直喘气。他从桌子底下拿过一把椅子，放在我的对面。

“我们找到的这个教区，”他说，“有点儿远，在洛克罗通多，但是那里的神父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没有那四个执念的人。他叫唐·瓦莱里奥。是个思想开放的人，我想他也很看重我。他在跟约安做一件了不起的工作。这位神父应该是个东正教徒，虽然他也并不十分清楚东正教意味着什么。总之他很愿意跟我们一起。我真想把他介绍给你，让你认识唐·瓦莱里奥。你是路过，还是说今年也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他讲话的方式中有某种东西让我更加难受。切萨雷和弗洛里亚娜在见到我时表现出来的惊喜不温不火。有那么一瞬间，当他们靠近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见到我并不高兴。

“你这次可没遇到好天气，”切萨雷说，“直到昨天都还好，不过现在……湿度太大了。没有转好的迹象。”

“我是来看看贝恩的。”

为了不显得太没教养，我又加了一句：“还有尼科拉。”

切萨雷用手掌拍着膝盖。“哦，尼科拉，我受主祝福的儿子！从他去上大学开始，就很少能见到他了。不过他真的很出色，我必须这么说。他参加了几乎所有的考试，除了私法。大家都知道私法就是个讨厌鬼。好几百页的东西要记啊。”

“贝恩呢？”

切萨雷好像没有听见。他正用蘸着唾沫的手指努力把衬衫上的一块污渍抠下来。他的胡子也没有了，这又是一个不同往年的地方。他的脸也圆了，干干净净的，好像带了一些孩子气。

“尼科拉还有四天就回来了，”他说，“他会在这儿待一个星期。我想他还得学习，他总说要学习，不过我肯定他会非常愿意见到你。”

弗洛里亚娜回到院子里，端着一杯凉茶。杯口有一圈白色的水垢，在其他时候这不会让我感到恶心，但是那一刻我决定不把杯子放到唇边。每一个细节都让我觉得是一种新的背叛：切萨雷的外貌；弗洛里亚娜没有跟我们坐在一起，而是立刻起身去两棵树之间搭的绳子上晾晒床单衣物；而那个新来的小男孩，约安，已经换了衣服，赤裸着上身悄悄溜走，到田地那边去了。

我曾经花了那么多时间梦想着小农场和他们所有人。

为了不第三次提起贝恩，我问托马索在哪儿。

“托米也长大了。现在在过他自己的日子。他在马萨夫拉工作，在一个富人度假区。叫什么来着，弗洛里亚娜？”他提高了声音，好让她听见。

“萨拉切尼海滨驿站。”

“萨拉切尼海滨驿站，对。也许建造这个度假区的人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萨拉切尼做了什么。”他冷笑着，为了应和他，我也笑了。

也许对他说一句话就够了：贝恩真的让一个女孩怀孕了吗？但是我觉得那会像一个响亮的巴掌打在切萨雷的脸上。我看着他靠在椅背上，沉重地呼吸着。

“我想我们可能不吃午饭了。太热了。不过你要想多待一会儿我们是很欢迎的。”

“他们在家里等着我呢。”

约安在什么地方敲打着扁桃仁树，让果子掉下来。能听到树枝摇摆的簌簌声，跟着是一阵下雹子的声音。切萨雷焦躁地揉搓着自己的脸：“等尼科拉回来我会告诉他你在这儿。”

我不知道如何描述接下来的几天，以及我在那几天中的状态。就好像小时候害怕黑夜的那种感觉，我盯着蚊香看，直至感觉到整间房子在呼吸，它在膨胀、在收缩。没有什么理由再待下去了，除了希望贝恩回来的念头，然而这希望遥远而渺茫。但我还是决定等尼科拉回来。

我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泡在泳池里，或是躺在气垫床上。我从气垫床的一边轻轻划水，划向泳池的另一边，同时回想着那一晚他们几个泡在泳池里的情景。从那时到现在，泳池几经放空又注满，里面的水也用氯和抗藻剂反复处理了许多次，但或许还有贝恩的皮肤分子幸存其中呢。我沾湿双手，把水抹在肚子和肩膀上。

奶奶一直都像第一天那样关心着我。她离开沙发，到泳池边的小床上看书，在这里陪着我。她蜷缩在阳伞投下的阴影里，有一次她甚至穿上了泳装。她的腿——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她光腿了，松软而苍白——还长着褐色的斑点。那天下午她全神贯注，书一直合着拿在手上，就好像在思考什么事情，然后她下定决心转向我说：“你知道你爸爸在遇到你妈妈之前，差点儿就结婚了吗？”

我抓住小扶梯，停止在水里转圈。

“他认识她时，就像你这么大。她叫玛利亚安吉拉。一个漂亮的姑娘。”

我从气垫床上滑下来，来到浅水区。

“他跟我说想娶那个姑娘，我着实吓了一跳。我不同意，但你爸爸非常固执，你了解他的。于是我们就达成了一个协议：他得先完成大学的学业，然后再娶玛利亚安吉拉。”

我努力尝试着勾勒女孩的样子，但是毫无结果。有一瞬间，奶奶转头看向别墅。好像有什么打断了她。她担心父亲在听我们说话吗？或者她还不十分确定要不要相信我？

“于是他去了都灵，上了都灵理工大学。一放假他就回来了，跑去找那个姑娘，但是一见到她，他就明白了，那个姑娘跟他没关系了。当天下午他们就分了手。那个夏天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难熬。”

她伸直腿，翘起脚尖，像一把锄头。

“第二年，他认识了你妈妈。”奶奶语调平缓地说。

“她知道吗？”

“你妈妈？也许吧。不过我认为她不知道。”

“你觉得爸爸从来没跟她说过？”

“哦，特蕾莎！并不是说两个人结了婚就什么都说的。”

我从奶奶那里继承了饱满的手指甲和脚指甲。我不知道这算是美还是缺点。奶奶抱怨随着年岁的增长，指甲开始往肉里长。

“我只是想告诉你，”她接着说，“只有愚蠢的人才会相信，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只要有一方愿意，就会消失。你爸爸获得的一切，都是在浪费时间，浪费了那些本可以好好度过的时间。他和玛利亚安吉拉本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这几乎毋庸置疑。”

“有多幸福？”

“不幸。我说的是他们在一起会不幸的。”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是幸福。”

奶奶摇了摇头。她用手抚平自己的大腿。

“你看，我这膝盖现在有多难看。”她一边评价着，一边像捏两个橙子一样捏着膝盖。

她抬起头对我微笑：“对于其他人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东西要去了解，特蕾莎，永远也没个头。有时候最好就不要开始。”

一天傍晚，尼科拉来找我。从窗口我看到他身边跟着罗莎，体型的对比让她看起来更瘦小了。我觉得她正在教他什么，尼科拉点点头，但我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反正我也不感兴趣。我让他等了一会儿，穿好衣服，涂上睫毛膏。

我立刻就注意到他的行为方式有些不一样，一种精心研究过的规矩和得体。他从来就不是伙伴中最活跃的那一个，但是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他严肃的一面显得尤其突出。他提议出去走走，而我只想走得远远的，我恳求他。经过那几天，奶奶的别墅对于我就像一座监狱。

斯卡罗没有几个人，我们坐在空地中心的一张桌子旁。傍晚的海水激荡。尼科拉去点了两杯啤酒。他好像为终于能在我面前展示绅士的一面而倍感自豪，他很高兴能单独跟我在一起，而我却很烦。

很快我就后悔让他带我来这里。我们好像无法开始任何一种对话。

“你父亲说你在大学里学得很好。”我没话找话。

“他对所有人都这么说。但实际上我也就是普通而已。你想来巴里吗？我可以带你去，这几天里哪一天都行。”

“也许吧。”

他的手让我印象深刻，手掌很大，手背平滑。他的香水喷得太多了。

“你在那儿找到女朋友了吗？”我问他，想带他远离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幻想，包括一起游巴里。

他神色黯淡：“不算有吧。”

彩灯组成的花环在风中颤抖。天空中划过几道闪电。我在想，是不是跟去年夏天一样。

“你呢？”尼科拉问。

“没什么新鲜事。”

但是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太矫情。一直在等待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于是加上一句：“只有一些小故事。”

“小故事。”他失望地重复了一句。

“他在哪儿？”

尼科拉咂了一口啤酒，平静地说：“我不知道。他消失了。”

“消失？”

“他走了。我早就注意到了，去年夏天他就有些奇怪。”

“并没有。”

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变得这么尖刻，就好像这一切都是他的错。

“怎么个奇怪法？”我问。

“他变得……我不知道。神经质吧。很坏，尤其是对切萨雷。”

我一直不理解尼科拉对他的父母以教名相称。

“切萨雷是很宽容的，”他说，“对于他来说，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只要不冒犯别人就好。但是贝恩……一直在挑衅他。尤其是从贝恩开始看那些书，而切萨雷把书撕掉的时候起。”

“什么书？”

“冒犯上帝的书，仅此而已。几乎每一天贝恩都会让切萨雷在桌子上看到一本这样的书，还标出最过分的部分，以便他一眼就能看到。”

尼科拉捡起一根掉在他肚子上的小树枝，用它在桌子浅色的表面划了几根竖线。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待切萨雷。你知道切萨雷曾经跟我说什么？”

“什么？”

“他说贝恩的心被魔鬼碰过了。”

“魔鬼？”

“恶鬼，特蕾莎。切萨雷知道那恶鬼就住在他身体的某个地方。他每天都祈祷那个恶鬼不要苏醒，可是结果恰恰相反。”

“你真的相信这些事？”我气哼哼地说。

小树枝在他的手指间折断了，尼科拉扫兴地看着它，把那两截扔掉：“如果你了解贝恩，你也会相信的。”

我很了解他。在芦苇丛里，我们在一起，他用他的舌头以那样的方式滑过我的身体。

“只是切萨雷那么说，并不代表就是对的。”

“贝恩针对他是因为托马索走了。他说是切萨雷赶走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成年人当然要离开小农场，去过自己的生活，这很正常。这是惯例。如果不是切萨雷，托马索可能现在还生活在监狱旁边的孤儿院里。而贝恩就是不肯原谅他。他们俩一直都跟连体儿一样。你还记得托马索生日那天晚上吗，他们哭的那个样子？”

突然间，我转头看向聚会那晚贝恩和托马索躺过的岩石。那里只有平整的岩石。再往前，是铁丝网和荆棘丛生的废墟，还有瞭望塔。好像有只动物在荨麻地里晃动。

“那女孩呢？”

尼科拉看着我，好像在猜我都知道些什么。如果我不提，他根本就不会跟我讲。他摇摇头，就好像关于这件事没什么好说的。

“谁啊？”

他把杯子端到嘴边，却发现已经空了。他有些不知所措。也许在他的想象中，这应该是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我把自己的啤酒推到他面前，那杯酒我几乎没碰过，他点头向我致谢。

“我只见过她一次，因为我一直住在巴里。她缺钱，于是……我不知道，也许还有毒品的问题。她怀孕以后，切萨雷同意在小农场里收留她。她无处可去。”

他看了一下我的反应。我努力表现得不动声色，想着那块为了装烟而改造成珠宝盒的小香皂，这项工程现在看起来真是愚蠢透顶，这些事从各个方向向我碾压过来。

尼科拉接着说：“她的名字很奇怪。维拉丽贝拉。”

我感觉自己在向后倒下去，赶紧抓住板凳。

“维拉丽贝拉。”我重复着。

“她是……”但是他说了一半就停了。

我头晕目眩，很可能面色惨白。

“她是什么？”

尼科拉把一只大手伸过来，伸向我的脸庞，捋了捋我前额的头发，轻柔地抚摸了我的面颊，那是一种我从未想象过的温柔。“我为你感到非常遗憾。”他说。

“我想回家。”

“现在？”

“现在，立刻。”

“随你吧。”

但我们还是过了几分钟才站起身。斯卡罗的人越来越多。端茶送水的姑娘靠在快餐车的窗台上，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我和那姑娘对视了很久，越过尼科拉的肩膀，看到她眨着眼睛，好像在问我有什么好看的。

第二天一早，我对父亲说我要回都灵。他问我原因，就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而我，如他所愿，编出了想要回去准备开学的功课，跟卢多维卡一起学习的借口，而实际上卢多维卡正跟男朋友在福门特拉岛度假呢。父亲说让我独自一人坐那么长时间的火车，这件事根本就不予考虑，但是奶奶说服了他，午饭后，我们一起去了火车站，买了第二天晚上出发的城际列车车票。

我收拾好行李。时不时地，恶心的感觉迫使我坐下深呼吸。我跟罗莎生气，就因为她把牛仔裤扔进了洗衣机。不到一个小时，那条裤子就熨烫整齐，折好放在我的床上，放在行李边。

早上，我看到她和科西莫开车出去了。我不记得自己是突发奇想，还是在黑夜的焦躁不安中精心策划的。我拿了门廊仓库的钥匙，走近摆放工具的架子，抓起那个放着红色象鼻虫的罐子。然后我骑上自行车，一路奔驰，来到小农场的时候几乎喘不上气来。

我看到切萨雷跪在地上，正在水井周围忙碌着。他穿着一双高腰靴，戴着橡胶手套。约安站在他身边，靠在一把铲子上。水井里散发出一股恶臭。

我把装着虫子的罐子放到切萨雷的鼻子下面，对他说：“这个，给这个东西也要办个葬礼吗？”

他呆呆地看着我。

“怎么样？”我又追着他问，“这里也应该有个灵魂，不是吗？我们得埋葬它。”

他慢慢地站起身，脱下手套：“当然，特蕾莎。”他缓缓地说。

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来，包括弗洛里亚娜和尼科拉。切萨雷用食指挖了一个小坑，我们把红色象鼻虫放进去。他高声朗读着赞美诗：“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⁴⁾，”接着弗洛里亚娜在没有吉他伴奏的情况下唱了起来，她的声音无法抗拒，让我的泪水涌上眼眶。

坑被填了起来，我发誓一切都结束了：我不会再让对贝恩的执念从心里吞噬自己。

之后，我跟尼科拉在田间散步，我们两个都沉默了很久。

“我要走了，”我说，“我想我不会再回到斯佩齐亚了。”

我想了一下，再说下去对他会不会太残忍，但我还是说了：“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回到这里来了。”

我们沿着一堵坍塌了一半的干裂的墙走着。我看到一朵开在墙缝里的刺山柑花，我停下脚步，摘下花，在指间转了两圈，然后扔到地上。

翻过一个小山坡，我很意外，我们来到了芦苇丛。

“我们为什么来这儿？”我问。

尼科拉把手撑在一棵橄榄树的树干上，低头看着大地，这并不是我和贝恩躺过的地方，那地方要靠右一些。

“我问你我们为什么来这儿？”我又问了一遍，激动不安的心情掐住了我的喉咙。

“贝恩和托马索都是我的兄弟。也许他们更加亲密，形影不离，但我总还是他们的兄弟。”

“那又怎样？”

“我们三个分享一切，”他盯着我的眼睛，“所有的一切。但是贝恩从来不愿意分享你。他总说你是他的，不容商量。”

他把手插进头发。小溪的水悄悄流过，发出低低的汩汩声，谁知道这溪水是从哪里来的呢，谁又知道它消失在哪里。“我要去赶火车了。”我说。然后我转过身，匆忙向小农场走去。尼科拉并没有追我。

当我已经走远，我看到他还是以同样的姿势站在那里，面朝芦苇丛，一只胳膊无力地垂在身旁，另一只张开撑在树上，他还想要窥探贝恩和我拥抱在一起的影子，也或许是贝恩和维拉丽贝拉的影子吧，是任何一个躺在那片土地上的人，而我却幻想那里只属于我。

火车上，我透过留着油手印的车窗看向外面一排排的路灯，然后是一长段漆黑的乡村之路，以及标示着站名的站牌，这些地方我从未听说过。我们应该在阿布鲁佐大区了吧，或许已经到了马尔凯大区，这时开始落雨，很快车窗玻璃就模糊不清，车厢里的湿度上升，令人窒息。我想小便，但是我没有站起来。我好像瘫痪了一样。我从未体验过如此痛彻心扉的感觉，就好像被注射了大剂量的毒药。想象着贝恩和维拉丽贝拉在一起，那个画面我想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天亮也没能停下来，直到平原上升起昏暗的太阳也没能停下来，我意外地清醒，一直清醒。

高中的最后一年我无休无眠地学习，因为我不知道除了学习还能做什么。那是唯一可以避免大脑在一瞬间奔驰几千公里，带我回到斯佩齐亚的方法。我跟尼科拉通过几次信，都是些索然无味的话，他的信是这样，我的也是。后来我就不给他回信了。

我睡觉的时候，头脑里还会盘桓着一样的画面。三个男孩跳进游泳池。我们四个一起在奥斯图尼的中心广场，周围全是灯光。芦苇丛，还有我筋疲力尽地回到父亲身边，他只想再听一遍《星星留下》，而我却不知道如何掩藏我的忧伤。早晨，妈妈发现我趴在写字台上，她抚摸着我的额头叫醒我，然后需要好几个小时，头颈的僵硬感才会消失。

每隔一天的晚上我就会去市游泳馆，在泳池里游到筋疲力尽。每次从游泳馆出来抽的第一根烟都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像是烧过的塑料，每次都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毕业会考我拿了最高分，得到很多表扬和认可。没人知道真正的我是什么样：一个学霸，却在努力忘记跟一个男孩两年前的恋情，那个男孩让另外一个女孩怀孕了，然后就消失了。

八月，父亲独自一人去了斯佩齐亚。他走的那天早上我没有起床跟他告别。之后的几天我一直在找借口，最后一个电话也没给他打。

我决定在他回来的时候什么也不问，但是他来到我的房间，带着长途驱车留下的满身汗渍。我正在看MTV，里面放着《悄悄地》的音乐短片。

“今年比往年更热。”他说。

“我听说了。”

“今年这旱情，就连老人都说没见过。不过应该对橄榄树有好处。”他坐到我的床上，“我到海边去了几次。大海很美。平静、光滑，闪着迷人的反光。海水跟汤一样热乎乎的。在小农场……”

我转向电视，装作专心致志的样子，但是父亲并没有走。短片中的三个主角正在把一家汽车旅馆的房间搞得乱七八糟。

“你能不能把电视关一会儿？”他说。

我开始找遥控器。不过我没关电视，只是把音量调到最小。

“我刚才要跟你说，小农场里一片荒芜，还挂着一个‘出售’的牌子。”

我问他切萨雷呢，声音很小。

“他走了。我问了村里的人，但是没人知道具体消息。他们，一向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父亲说“他们”的时候语调怪怪的，就好像在说一群外星人。

“他想卖掉那个地方可不容易。房子只能拆了重建。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能不能重建。我相当确定那里有很大一部分是违建。所以，谁会买那么一块地呢？你奶奶说他们往里面搬石头就搬了好几年。”

他终于站起身来，拍了一下鞋子，掸掉上面的灰尘。

他交给我一个小纸包，我看出那是一本书。

“奶奶很遗憾今年没有见到你。”

我试着勾勒那座荒芜的小农场，紧闭的门窗，“出售”的牌子。看着父亲走出我的房间。

《悄悄地》画面还在无声地播放着，已经是尾声了。我关了电视，拆开奶奶给我的纸包。里面是一本书，玛莎·格里姆斯的《寻宝》。真可笑，我想。我翻都没翻，就把它放到了书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