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同盟计划

欧洲的当代观点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情绪和经历，特别是“大同盟”的胜利的强烈影响。由于它们在1918年和1945年的胜利与冷战在1991年的结束，西方强国能够将它们对事件的解释在世界范围输出。这方面它们在德国做得特别成功，德国人的接受度由于本国的罪恶和同盟的再教育政策而得到提高。

源自战时同盟国态度的前提和假设，在20世纪的论述中颇具普遍性，有时会投射到更遥远的时期。试将它们总结如下：

——相信西方文明独特的、世俗的品质，在西方文明中，“大西洋共同体”体现了人类进步的顶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主、《大宪章》传统中的法治以及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善的最高形式。这个计划的基石包括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1917年）与《大西洋宪章》（1941年）。

——“反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看成“反法西斯战争”，是善战胜恶的决定性事件。反对法西斯主义或受到其迫害，是衡量功绩的最高标准。法西斯主义者的反对者或受害者理应得到最大的赞美和同情。

——一种对德国这个被击败两次的敌人魔鬼式的狂热。作为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恶帝国主义和催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恶毒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源头，德国处于受谴责的地位。站在德国一边战斗的个人和国家，特别是在1939—1945年，被打上了“通敌”的烙印。（注意：德国的文化不能与德国的政治混淆。）

——一种对于沙俄和苏联宽容的、浪漫化的观点。这个在东方的战略同盟常被称为“俄罗斯”。俄罗斯的错误永远不能和敌人的错误相提并论，因为俄罗斯正不断向西方靠拢。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俄罗斯做出了巨大贡献，它的巨大牺牲使法西斯主义者投降，这一点胜过它的所有负面记录。

——默认欧洲划分为西部和东部。“大西洋价值”被期望在更先进的西方占主导地位。俄罗斯对安全的渴望可以理解，因此它对落后的东方的统治是正当的。西方强国当然要保护自己，对抗俄罗斯进一步扩张的威胁，但是它们不应当干涉俄罗斯合法的势力范围。

——有意忽视所有不能对以上论点增加可信度的事实。

历史的同盟计划的发展自然超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和同情心，并且从来没有被有意识地或精确地表达过。在自由社会的喧闹声中，它从来不能确立一种垄断地位，也没有遇到系统的挑战。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它在学术讨论中随处可见，也许不知不觉地表达了政府的政策所确定的概念框架。它是一种事态的自然残留，身处其中的同盟国士兵可以因为说斯大林和希特勒“同样邪恶”被正式逮捕。104

在学术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同盟计划影响了制度优先级和结构，也影响了特定主题的讨论。它使纳粹或纳粹相关主题的历史和政治科学研究占据压倒性优势，使德国研究尤为突出，特别是在美国。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对东欧事务的分析继续由“苏联”或“斯拉夫”研究机构进行，为什么苏联研究领域少有表现苏联生活现实的内容。105对于苏联和斯拉夫人研究领域过分强调俄罗斯人，并经常在总体上排除非俄罗斯文化的现象，它要负部分责任。最重要的是，它存在于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观点的假设和幻想中。在这场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里，与这个同盟神话相矛盾的大多数事件不断被缩小或忽视。［阿尔特马尔克广场］［基尔豪尔］

许多战争时代的旧模式存续下来，特别是对东欧的看法。人们可以看到一种清晰的等级观念，这种观念与各国对同盟事业的贡献程度有关。例如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有着与俄罗斯合作并与德国敌对的长期传统，对同盟计划很适合。因此他们可以被认为是“勇敢的”、“友好的”和“民主的”，至少在波斯尼亚战争之前是如此。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和波罗的海各民族则相反，被认为拒不做西方的朋友或与敌人勾结，不值得受到这样的赞美。波兰人一贯不适合任何计划。由于抵抗了德国的侵略，他们明显是在为民主斗争；又由于抵抗了苏联的侵略，他们明显是“背叛的”、“法西斯主义的”、“不负责任的”和“反民主的”。乌克兰人也完全不适用于这种分类。尽管他们可能遭受了欧洲国家中绝对数量最大的平民死伤，他们的主要政治目标却是摆脱苏联和俄罗斯人的统治。对于这样一个令人为难的国家，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假装它不存在，并接受过去沙俄的谎言，说他们是“小俄罗斯人”。其实他们既不小，也不是俄罗斯人。［乌克兰］

在政治领域，同盟计划是美国想象的与英国的“特殊关系”的基石，并且是将民主的德国和民主的日本排除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类组织之外的一个依据。当英国首相就《大宪章》与《人权宣言》的相对优劣指责法国总统时，或者当一个欧洲“超级国家”的前景被人用皮特或丘吉尔的语调抨击时，这是显而易见的。它是英国议会下院投票赞成一项《战争罪行法案》的依据。这项法案将战争罪行限制在“在德国或德国控制的领土”上所犯的罪行上，仿佛其他战争罪行都不算数。可以说明问题的是，它也体现在一个国家级的大屠杀纪念馆在华盛顿开馆时。106

然而同盟计划的影响，可能最明显的证据是对1989年东欧剧变的反应。“戈尔巴乔夫狂热”的爆发、对战争时期同盟国（首先是苏联，然后是南斯拉夫）完整性的优先考虑以及对东欧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故意混淆，只能用预设的历史条件反射进行解释。只有经过缓慢的重新调整过程，西方舆论才会明白“俄罗斯”和“苏联”不是一回事，南斯拉夫联邦是一个共产主义阵线组织，立陶宛、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克罗地亚是独立的欧洲国家，有追求国家地位的合法权利。人们认识到，“西方”已经在如此之多的基本问题上被误导，修正欧洲历史的要求必然会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