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出身于浙东一个没落的盐商家庭，9岁丧父，母亲王采玉守寡26年，一门的希望只有儿子一人。就是在这样一个无靠山、没背景的情况下，蒋介石东渡求学无成，回国投靠革命无功，在万分痛苦中，聊以娶妾昏昏度日，以烈酒、女人消度时光……但是，从1922年后，在短短的几年中，他趋炎附势，潜心钻营，一心捞权，步步爬升，终于夺取了国民党党权、军权，迅速成为叱咤中国政治风云的新军阀。
毫无疑问，在群雄逐鹿的大革命时代，在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中，蒋介石夺权的手段是一流的，他篡权的方法也是无人所能及的……
寻找靠山，准备青云直上
蒋介石认为，“革命的人生观”只需跟定自己的领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为此，要敢于冒险，犯大难，乃至杀身成仁。所以，年轻的时候，蒋介石就到处寻找靠山，期望青云直上。
早年的蒋介石无权无势，和许多有志之士一样，也加入到了留学海外的行列。1906年，他前往日本学习军事。
来到日本后，蒋介石感到很失望：日本军事学院只接收中国政府陆军部推荐的学生，而普通人要得到这种推荐只能是一种梦想，当时可走的只有一条路——进入日本中学学习日语。蒋介石最终不能如愿以偿，但是他却结识了日后仕途上的恩师——陈其美，成为这次日本之行最大的收获。
陈其美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者，在上海金融巨头和帮会头目中颇有名气，此时正留洋日本。他比蒋介石大10岁，谙熟秘密帮会的运作，经商方面的经验也很丰富。与陈其美相识，在蒋介石这个年轻的浙江人心目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他梦想能够借此在生活中顺利找到自己的位置，做一番事业。
得益于陈其美的帮助，蒋介石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在同盟会的会议上，蒋介石和其他预备会员宣誓忠于革命：“我宣誓要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斗争！”
蒋介石在东京振武学校的三年时间里，主要是作为陈其美手下的亲信，在浙江籍的同盟会员的同学中活动。虽然当时进行的革命活动仅限于同学中交谈革命形势和理想、阅读书籍等，然而这使年轻的蒋介石逐渐积累了从事秘密政治斗争的经验，并与张静江、陈其美结成了异姓兄弟。
1911年，武昌爆发起义，陈其美发电报给蒋介石，要他回国。由于怕学校不同意，蒋介石便耍了点花招，请假48个小时，和同学张群、陈星枢抵达东京，在同盟会支部换上便服，于10月30月回到上海，参与陈其美的革命工作。就这样，蒋介石加入到惨烈的革命斗争中来，在陈其美的麾下受到重用。
1915年，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的皇帝梦，策划摧毁共和政体，登上皇帝宝座。陈其美等革命同志拟定发动一场总暴动，以削弱北京政府的声势，抗议袁世凯称帝；然而，暴动惨遭失败，陈其美和蒋介石夺命而逃。为了彻底消灭“叛乱分子”，袁世凯派密使李海秋到上海，刺杀了陈其美。
“壮志未酬身先死”，陈其美含恨九泉。蒋介石闻讯后痛哭失声，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将陈的尸体载回自己在上海的秘密寓所入殓，并撰写祭文悼念。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失去了惟一的靠山，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一般。
寻找靠山，是蒋介石夺权起家的第一步。透过蒋介石的个人成长轨迹可以发现，陈其美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陈其美生前历任上海都督，工商总长等要职，又是上海青帮的大头目；这一靠山实力雄厚、势力庞大，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蒋介石实现了早年的青云直上。
正是有了陈的帮助，蒋介石才顺利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正是有了陈的提携，蒋介石才成为中华革命军军士，以后又做了陈其美的团长、参谋长。难怪蒋介石在为陈其美送葬的仪式上说：“你那两位白发苍苍的父母还健在，你的孩子还年幼……我一定照顾你的老人，抚养你的孩子，并在自己的心里，永远记住你。”
然而，蒋介石刚刚看到一点前途的曙光，就迎来了黑暗的时刻。在失去依靠的日子里，他忧忧不得志，痛苦万分；为排遣内心的烦忧，他匿居苏州纳妾姚氏，企图在酒色中获得解脱，一段时间内走上了放荡的生活之途。这一方面说明蒋介石不成熟、缺乏远大革命理想，另一方面也表明，当时陈其美这个靠山的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陈其美的出现，让蒋介石的青云直上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尽管这一希望转瞬即逝，但是蒋介石尝到了“寻找靠山”的甜头。接下来，他把目标瞄准了孙中山，并为此累积雄厚的政治资本，以图获取更大的权力。
投靠主子，累积政治资本，厚积薄发
蒋介石虽然出身于一个盐商家庭，但是父亲早逝，家道中落，蒋家孤儿寡母无权无势，处境凄凉。
1903年，16岁的蒋介石进入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04年和1905年两次转学，1906年为学习日文又来到了奉化龙津学堂。1905年，蒋介石在宁波箭金学堂就读期间，阅读了《孙子兵法》，受到同情革命的老师顾清廉的影响，立志当一名职业军人，并决心去日本留学。第二年冬天，19岁的蒋介石怀着急不可待的兴奋心情，登上了去日本的海轮。
但是，在日本的学习并非一帆风顺，不久蒋介石返回祖国，不再指望继续学习军事。恰在这时，峰回路转，陆军部宣布为保定军校短训班招考学员。天赐良机，蒋介石参加报考，并榜上有名。在该校指导训练学员的大多数教官都是日本人，蒋介石的日语学习正好派上了用场。1907年冬天，保定开始从学员中选拔去日本留学的预备人员。蒋介石毛遂自荐，说自己去过这个国家，学过日语；随即，他和张群等40人被选中。
1908年，蒋介石第二次踏上了日本土地，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在振武期间，他给表兄单维刚寄过一张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一首血气方刚的小诗：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这首诗正是他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其中既有对战乱频繁的愤慨，又有雄心勃勃的鸿鹄之志。
在日本期间，蒋介石借助陈其美的帮助加入到革命斗争中来。接着，他参加了反抗袁世凯称帝的暴动，这为他日后的崛起积累了军事斗争经验和革命的本钱。军事革命充满了风险，后来，陈其美被袁世凯刺杀，所率部队解散，蒋介石一时间无处安身立命。
袁世凯死后，对蒋介石的追杀令终于成了一纸空文。蒋介石的性命无虞了，但是，尽管他四下寻找，茫茫然还是天绝人路，忧忧无处得志。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挣扎，蒋介石开始寻找新的投靠对象。不久，他把目标定向了此时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
蒋介石与孙中山的接近，首先是通过陈其美的关系。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始终追随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为严密组织纪律，要求参加者在誓词上打手印，许多士家出身的老国民党人如胡汉民、汪精卫等都不干，黄兴也坚决反对，而陈其美却第一个宣了誓，打了手印。因此，陈其美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
通过陈其美的介绍，蒋介石赢得了孙中山的好感；但是，真正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却是在1922年以后。这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后，登“永丰”舰避难。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认为向孙中山效力的时候到了，便急忙赶往广州。
当蒋介石登上“永丰”舰时，孙中山泪水盈眶，一下子竟说不出话来。从此，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遣“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让蒋介石担任了代表团团长，可见孙中山对蒋介石之信任。蒋介石在莫斯科住了三个月，没有考察和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也没有考察和学习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却五次瞻仰拿破仑进犯莫斯科时的驻军地点，模仿着拿破仑的姿态，昂首挺胸，俯瞰四方，俨然以一位了不起的大将军自居。
11月27日，蒋介石面见托洛斯基，托洛斯基临别赠言：“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蒋如获至宝，以此作为成功立业的秘诀，欢喜得不得了。“忍耐”可以用在革命势力强大的时候，“活动”可以用在有机可乘的时候，这就是蒋介石赴苏考察的“最大收获”。另外，他赴苏考察不曾学到革命理论，但到底还学到了一些革命词句。回国后，蒋介石讲话时满口革命词句，也就更加得到孙中山的赏识。从此以后，有了一个可靠的靠山，蒋介石心里有了底，踌躇满志要干一番“大事业”了。
蒋介石在获取权力的道路上从无到有，颇费了一番心机。他先是借助陈其美，而后投靠孙中山，最终抓住了影响个人命运的救命稻草。除了“卖身投靠”以外，蒋介石还非常清楚厚积薄发的道理。因此，他注意累积政治资本，从而在未来某个时刻获取更大的收益。
一方面，蒋介石年轻的时候就立志当一名职业军人，反映出其政治嗅觉是很灵敏的。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军权是权力的核心。另一方面，他在陈其美的带领下参加反抗袁世凯称帝的暴动，通过革命斗争锻炼了自己。正是具备了相应的军事背景，以及登上“永丰”舰表示慰问，蒋介石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
此后，蒋介石到苏联考察，加强与苏联方面的联系，通过给自己镀金扩大了个人影响，这都为他日后一步步攫取最高权力累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厚积而薄发，蒋介石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缓急相间、张弛有致，在权谋方面表现出高超的手腕。
有机会便进谗言诋毁对手，必欲除之而后快
蒋介石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虽然表面上堂堂正正，但是为了获得晋升，他常常不惜进谗言诋毁对手，耍尽了手腕。
1921年，蒋介石和陈洁如婚后到溪口度蜜月，他们刚到了九天就接到了孙中山的来电。电报中，孙中山请蒋介石尽早前赴广州，就任陈炯明麾下的一个职位。这正符合蒋介石期待已久的愿望，于是他结束了蜜月旅行，携陈洁如一同赶往广州。
尽管已经启程了，但是，蒋介石一路上还是不时盘算着这次广州之行的得失。因为此前他与陈炯明积怨甚深，所以这次到广州任职注定又将面临一种难以应付的局面。
到达广州后，迎接蒋介石的是孙中山的追随者、第三号重要人物廖仲恺。不等蒋介石开口，廖仲恺就说：“孙先生已去梧州筹备北伐，你明日即可启程前去。”廖仲恺还告诉蒋介石，陈炯明成功地收复广东、赶走军阀陆荣廷之后，就表示欢迎孙中山前来领导政府。但是，孙中山一心只想筹办北伐讨逆之事，以求得将中国统一于一个政府之下。结果，陈炯明不同意这一计划，双方无法也没有达成合作协议。
蒋介石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里凉了半截。他拜会了陈炯明，第二天就赶往梧州；在那里，被任命为孙中山先生的军事顾问及战略官。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扳倒陈炯明，报仇雪耻的好时机。于是，他一有机会便向孙中山进谗言，诋毁陈炯明，意欲除之而后快。
孙中山给陈炯明连拍四五封电报，查询供应物资及军火何时运来，都没有回音。蒋介石借机说：“陈炯明将军不可信任，他对你担任领袖，只有轻蔑之意而已！”但是，陈炯明是孙中山一手提拔上来的，孙中山仍没有失去对陈炯明的信任和希望。虽然每天会议、谈话、出游不离孙中山左右，但是，蒋介石感觉到这位领袖进行北伐靠的还是陈炯明，并没有把自己放在重要位置，这令他十分懊恼。
有一次会谈归来，蒋介石怒气冲冲地对陈洁如说：“我知道陈炯明为人奸险，有一天会背叛我们的领袖。但是领袖却听不进我的劝告，我应当怎样说服他呢？”当夜，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向孙中山写了封信：“我在写这封信时，心情沉重，我不忍写出它，但无法保持缄默。我已就陈炯明的奸险本性屡次敬告于您，但您却总是一笑置之。我恳请您相信我，因为那个人是不可能怀有任何忠诚的。”
第二天，孙中山问蒋介石：“我收到了你的信。告诉我你心中究竟有何想法？你要我做什么？什么是应当做的最明智的事情？”蒋介石毫不迟疑地答道：“应当做的最明智的事情就是撤除陈炯明的总司令职务，借以削减他的势力，下一道命令，使我首先快速离开这里，然后强制他离开职务，接管他对军队的指挥。再转回身消灭他手下驻守广西、由叶举指挥的部队。这件事完成了之后，北伐就可付诸实施，再没有什么阻碍。”
“但是，陈炯明还没有公开反对我，所以请不要制造事端。”孙中山先生对蒋介石的话并不在意，反而说，“我信任他。此外，驻扎在广西的部队都是我的同胞兄弟，曾经多年与我并肩奋斗。你怎可提出如此的建议？”
接着，孙中山不慌不忙地告诉蒋介石：“达到和谐的第一要件，就是信任、容忍，愿意了解对方的见解，在公开场合讨论问题；而不是在心胸中怀有无凭无据的猜疑或痛恨，并且将这些虚无的东西当作确定的事实一般传说出去。你如要好好地为我工作，就应当全心全力地合作，而不要逼我去同一位多年来显然忠诚的军官兄弟斗争！”
蒋介石受了孙中山先生一顿痛训，心中很是不快。第二天，他突然离开孙中山，去了上海。在当时的革命阵营里，蒋介石认为他是孙中山先生惟一可用的曾受日本训练的军事专家；然而，陈炯明当道，使他犹如困于浅水之龙，有才也无法施展。到了这时候，陈炯明已经成为蒋介石争取孙中山宠信的强力对手。
回到上海后，蒋介石便发起函电攻势，继续反陈。
这时，蒋介石的谋略是造成声势，使陈炯明若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逼其反叛，造成既成事实，落入自己的圈套，促使孙中山先生改变看法。于是，他多次致函、致电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陈述反对陈炯明的积极主张，并劝促他们马上采取先发行动，驱逐陈炯明。同时，还继续给孙中山先生写信，力劝进攻陈炯明。
这些招式果然奏效，一时间谣言四起：“孙先生已决定逮捕陈炯明将军，剥夺其职阶，并摧毁其惠州本籍的基地。”就这样，反陈成为街谈巷议的重要话题。
三人成虎，这些谣言弄得人心惶惶，陈炯明本来也确实拥兵自重，想称霸一方，所以他被蒋介石这一招式吓坏了。然而，陈炯明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唯恐孙中山最终被人说服，于是及早采取行动了。
第一，不给孙中山任何军火、经费和供应品。
第二，秘密刺杀了孙中山的军火事务联络官邓铿。
第三，在孙先生回广州之前，为了消除谣言的不利影响，表明自己清白，致函孙中山请求辞去粤军总司令之职。
当孙中山到达广州时，蒋介石人在上海，而陈炯明已经离职归家。孙中山对蒋介石这种不妥协的精神感到困扰，于是去函一封，责备他要忍耐和谐；同时，给陈炯明三封邀请函。但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陈炯明都没有答复。
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6日，直系取得了胜利。接着，北京政府的总统换上了曹锟，副总统是吴佩孚的傀儡黎元洪。吴佩孚曾经许陈以两广巡阅使的职位诱使他叛变革命，此时的陈炯明看到直系主政，认为发动叛变机会来了，于是粤军发动武装叛乱，并悬赏20万元刺杀孙中山。
6月16日清晨2时，叛军4000人围攻孙中山总统府，并用大炮猛轰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后来，孙中山冲出包围，号召讨伐叛逆。经历这场生死考验，孙中山先生感受到了各路军阀部队的反复无常，于是给蒋介石去电：“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我现在白鹅潭外‘永丰’号炮舰上，正准备发动反攻。事紧急，盼速来。”
身在宁波的蒋介石收到电报后异常激动，见到孙中山后，他被授予海上指挥全权。蒋介石受命后，根据战情，立即掌管各炮舰的指挥，并借此充分显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在孙中山身边“日侍予侧”，参与筹划作战。
蒋介石要搬倒陈炯明，不仅仅因为对方与自己有旧怨，还在于陈炯明一直得到孙中山的信任，是北伐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为了得到孙中山的倚重、获取更大的权力，蒋介石把陈炯明这个政治对手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意欲除之而后快。
孙中山力图通过北伐实现国家统一，但是陈炯明不同意这一计划，并在物资及军火供应方面掣肘。蒋介石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便抓住机会进谗言诋毁陈炯明；但是，陈炯明是孙中山一手提拔上来的，根深叶茂，不是能够轻易撼动的。为此，蒋介石到上海发起函电攻势，继续反陈，结果引起陈炯明恐慌，并最终发动了叛乱。
在反陈的过程中，蒋介石不遗余力，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采取灵活的变通策略，表现出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正是这种坚持和苦心经营，蒋介石才让陈炯明彻底垮台，并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乃至后来孙中山为《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彻底把蒋介石作为信任的对手。
以退为进，在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辞职，从而提高个人地位
1918年3月3日，蒋介石依照孙中山先生的请求，离开上海去广州参加桂系领导的一支新编军队。
抵达广州这个南方大城以后，蒋介石发现当时的情况对孙中山非常不利，自己的领袖面临着很大风险。因为那时的北京政府仍是合法政府，认定孙中山为叛徒，计划派出一支远征军去镇压他。而这时广州的军阀陆荣廷已经对孙中山有了敌意，于是孙中山急忙向当时驻在福建漳州的陈炯明求援。陈炯明同情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所以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孙中山介绍蒋介石去陈炯明那里，目的就是要他协助陈炯明研拟一项计划，准备攻占广州，用作革命基地。但是陈炯明一心一意在军中只安插广东人，以实现“粤人治粤”的口号，并以此激发广东人的爱乡情绪，来驱逐当时蹂躏广东的军阀——广西佬陆荣廷。由于孙中山的推荐，陈炯明难以拒绝已经到来的蒋介石，于是暂时给了蒋介石一个作战科主任的职位。
在征粤作战中，蒋介石不断修改作战计划，并三天三夜到前线指挥作战，取得了一项决定性胜利。但是，蒋介石不但没有受到赞赏，反而被斥责贻误军机。一气之下，他拂袖而去。
8月18日，蒋介石回到了上海，23日晚，到寓所谒见孙中山。蒋介石在对孙中山陈述自己辞职的理由时，并不谈工作受阻、难有作为的情况，却说是因为陈炯明纵容部下诋毁孙中山，而使自己愤然去职。孙中山劝慰蒋介石再回到粤军中去，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同意。
事后，陈炯明于8月26日、29日、31日接连给蒋介石写来三封信，邓仲元也写来信，邀请他回到粤军中去。但是，这些信都被蒋介石束之高阁、置之不理。直到9月19日，粤军在福建战场取得了有利的形势，攻克了北洋军阀在闽南的根据地漳州市之后，蒋介石才重回粤军，并且升任第二支队司令官。
从“拂袖而去”到复职后升迁，蒋介石收到了“以退为进”的效果。此后，蒋介石经常有意采取这种做法，而且手段越来越高明。
在运用这一策略时，蒋介石往往选择军事上最需要他的时候提出辞职，或者干脆不辞而别，以引起孙中山对他的刻意挽留。结果，孙中山也为了挽留这位“爱将”，不但函电交加予以劝慰，而且还出动党内重要干部去邀请，比如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甚至，有时候孙中山自己还要专程前往劝驾。
对于孙中山的劝慰，蒋介石往往采取三部曲：
首先，陈述自己被迫去职是受到“小人妒忌”和“排挤”，标榜自己性格刚直，愤世嫉俗，自己参加革命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权位；所以，在意见不合时决不“恋栈”，一再声言“合则来不合则去”的原则，以博取孙中山的同情和赞赏。
然后，针对时局向孙中山提出军事方面的种种建议，表示自己虽然去职，但仍然关心“党中大事”，使孙中山更感到蒋介石人才可贵。
最后，则表示要勉为其难，把个人一切置之度外，服从孙中山的命令回到军中工作。有时候，还表示最好不担当任何名义上的职务，只求在孙中山的身边“参佐军务”，这又使孙中山看到蒋介石对他完全是一片忠心。
从这次在援闽粤军中第一次辞职，到1924年4月正式就任黄埔军校校长的六年之间，蒋介石在军中以各种借口辞职又复职，来来去去共达十三次之多。他在军队中实际工作的时间一共只有两年半左右，其中最长的工作时间为一年零十天（当中还请了两个月的假）。其次是五个月，多数是一个月左右，最短的只停留了四天便又走了。一次次的辞职、挽留、复出，都一次次地提高了蒋介石在军中的地位，增加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和重用。
《三十六计》中有“走为上”的谋略，意思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保全自己，采取主动退却的策略，以等待时机攻击敌人。这种以退为进的用兵方法，并不违背正常的用兵法则，反而是一种高超的斗争手段。
蒋介石在获取权力的道路上，不仅仅懂得积极进取，还明了以退为进的奥妙，真正做到了“走为上”。仅从这一点来看，他在权术方面就棋高一招，超越同辈之人。但是，蒋介石的“退”并不是无所作为，不是投降策略；恰恰相反，他总是选择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辞职，从而造成一种“人才紧缺”的局面，无形中提升了个人的含金量，造成一种奇货可居的局面。
这样一来，蒋介石就大大提高了自己在孙中山面前的地位，突显出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影响力。从这一角度来看，蒋介石的辞职实际上是一种进攻；在这里，“退”成为“进”的一种形式，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实现了转化。
韬光养晦，欲擒故纵，吊人家胃口
为了夺取权力，蒋介石除了赤裸裸地要权外，还采取各种手段达到目的。欲擒故纵便是他韬光养晦的拿手好戏。
1920年，广州被收复以后，蒋介石仍然担任前敌总指挥，率领粤军第二军追剿粤西北一带的残敌。但是，许崇智因病不在军中，第二军中许多高级将领不以蒋介石为重，不听他的调遣。蒋介石曾气愤地两次给许崇智写信，并上书陈炯明，表达对这些军官的不满。然而，由于派系作崇，人事关系错综复杂，蒋介石的要求根本无望解决。
蒋介石由此深感以一个外省人去指挥地方派系的军队，决不可有所作为，必须有“自练可靠”的基本部队。所以，蒋介石一生中都致力于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队。11月6日，蒋介石愤然离开正在前线作战的粤军第二军，回奉化去了。
后来，粤军把桂系军阀驱逐出广东。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离开上海，重返广州。29日，他在广东军民欢迎声中重新组成军政府，宣布继续执行职务。但这时孙中山已进一步认识到仅仅举起护法旗帜，“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护法只不过矫正北洋军阀政府的非法行为，实际还是承认它是中央政府。因此，要打倒军阀统治，统一中国，促进国家的繁荣富强，必须建立正式政府。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参众两院联合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撤销了军政府。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职。
这是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孙中山在广州组成革命政府后，随即颁布、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吏治与保障人民权利的法令和措施。
不过，孙中山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要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进行北伐。而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免除北伐的后顾之忧，必须首先消灭在广西的桂系军阀的残余势力。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各军分兵三路，讨伐广西桂军。
自1920年11月间离开在前线作战的粤军后，蒋介石除了回家乡探望母亲、游览山水外，就到上海照料交易所的生意。1921年初，正当孙中山初返广州重建政府之际，事业万端，亟待用人。孙中山以及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函电交驰，一再请蒋介石回到广州来，但是蒋介石都以家母有病进行推脱，始终没有答应。
这时，蒋介石采取的方法是人虽然不出山，却不时给孙中山和陈炯明等人写信，针对时局提出自己的建议。例如，1月10日给孙中山寄呈了军事意见书；1月21日给陈炯明上书，纵论全局战略。
蒋介石这样吊得众人胃口悬到了喉咙，大家更加以为他是个千年难得的人才了。陈炯明更是急不可耐，一再来电催促，但是蒋介石还迟迟不点头答应；于是，陈炯明在电报中委任蒋介石为援桂中路军总指挥，这样蒋介石才于2月6日抵达广州。
可是，到达广州后在召开平定广西作战的军事会议上，陈炯明与许崇智为各自部队进攻地点争吵起来，邓仲元又避而不出席会议。三位实力派人物意见不合，手中无一兵一卒的蒋介石在其间无从置喙，感到地位很窘迫。2月14日，蒋介石又离开广州，回奉化了。
这时，孙中山正在广州准备召开非常国会。选举总统前夕，蒋介石于3月5日从奉化给孙中山写信，建议缓选总统。因为他在私下里了解到，许崇智和陈炯明都主张缓选总统，如果操之过急难免引起分歧，难以俯顺各方，对孙中山不利。在回信中，蒋介石又表示他虽然韬养乡里，仍朝夕关注孙中山的行动和时局动向。
这时候，蒋介石的母亲王氏患病，蒋介石静观局势，以照顾母亲为名，待机而沽。3月17日，“他就带着母亲上普陀山拜庙求佛，向上千的和尚施舍斋饭，祈祝母亲康健”。
3月29日，孙中山给蒋介石来电，说出征广西事关重大，盼他速来粤筹划。蒋介石不予理睬，于31日去祭扫三代先人的墓地。4月21日，孙中山又给蒋介石来电，说出征广西已下动员令，许崇智病未痊愈，军事紧急，盼他接电速来。蒋介石在接到电报的当天，却带上儿子蒋纬国游天童山去了。
蒋介石之所以迟迟不肯去广州帮助孙中山筹划平定广西的事情，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愿意再与日趋骄横、以粤军为私产、视广州为领地的陈炯明共事，为陈“做嫁衣裳”；另一方面，他当时已另有打算：一是想赴欧洲考察，并去看看苏俄是怎样粉碎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而取得革命胜利的；二是想练成一支由自己掌握的军队。
但是，实现这两个目标不是马上可以做到的，蒋介石还要顾及到眼前的时局。5月10日，他勉强离开奉化的寓所，20日抵达广州。蒋介石离家时，母亲正在患病；来到广州后，他在粤军中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不愿意供职。没过多久，蒋介石又设法脱身。
1921年5月底，蒋介石从广州回到奉化溪口家中，这时他母亲病情已经开始恶化。6月14日上午，蒋母王采玉因患心脏病离开了人世，时年57岁。蒋母死后，蒋介石在家守孝，并自己撰写了《哭母文》和《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两篇祭文。这时，已经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完全被蒋介石搁置脑后了，他在奉化溪口大学姜子牙渭水垂钓，韬光养晦，静待时机。
蒋介石获取权力是从白手起家的，尽管他能够找到可以借助的靠山，但是权力场上的争斗从来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因此，当许崇智、陈炯明等前辈掌握着兵权，而自己还势单力薄时，蒋介石采取了韬光养晦的行动策略。
看到自己率领的粤军第二军不听从指挥，蒋介石先是给许崇智、陈炯明上书，表达对这些军官的不满；看到上诉无门时，他愤然离开前线，返回奉化老家。这固然是一种无奈之举，却让蒋介石冷静下来，反思自己的作为、审视当时的时局。于是，他意识到：只要自己有了部队，就会有一切。这一认识，对蒋介石日后不遗余力地打造自己的嫡系部队、通过军权稳固自己的政治权力是大有裨益的。
当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政府，需要助手时，蒋介石都以家母有病进行推脱；同时，他又给孙中山和陈炯明等人写信，针对时局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一欲擒故纵的手法吊足了大家的胃口，无形中提升了蒋介石的个人威望。
《鬼谷子·谋篇》中有“去之者纵之，纵之者乘之”的观点，蒋介石在实力不济的时候，行韬光养晦之法，通过欲擒故纵吊得众人胃口，显露自己是不可忽视的一分子，实在有权谋大家的风范。
不甘心只做军事干部，力图扩大个人权势从而大有作为
对权力的渴望是蒋介石最大的野心，为了达到目的，当采取韬光养晦，达不到目的时，他就从暗到明，公开地伸手要权了。
1922年，蒋介石与孙中山离开“永丰”舰，于8月14日回到上海。他只在孙中山的寓所帮助办事七天，就到普陀山海岛，住在天福庵游山玩水，静养身体去了。
蒋介石在普陀山住了六天，到南天门去探过胜景，去般陀庵观鱼，剩下的时间就“泥塑”般地坐读佛经。廖仲恺与汪精卫来信，请蒋介石到上海协助孙中山策划军事方面的事情，蒋介石回信说：“连日腹泻不止，回沪之期，不能如约。”
当时，孙中山正在积极进行联俄、联共、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孙中山在上海“为一租界之亡命客”，认识到没有一个革命根据地，要真正打倒军阀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要建设广州为革命的大军营。因为身边可信赖的人不多，孙中山迫切需要蒋介石到身边来，为自己筹划夺回广州的军事。
8月29日，蒋介石从宁波给廖仲恺、汪精卫写了一封长信，对国民党目前应实行的方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信中绝大部分内容是谈军事的，围绕如何夺回广东，提出一个面面俱到的军事计划。汪精卫与廖仲恺收信后，连夜给蒋介石回信，要求他回来谋划；而孙中山也给蒋介石回信说：“函悉……日本变局愈速，非兄来沪同谋不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这封信中提到：“请孙先生注意，党约不改，党务终难整顿。乘此时机改正誓书，收容一般有为青年，则党势必能增大”。最后还建议，经费再困难，也应维持国闻通讯社和商报这两个宣传机关。
由此可见，这时的蒋介石已不甘心只做一个单纯的军事干部了，他要过问国民党的改组、宣传等“党中大事”，涉足党务事宜。从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孙中山只在军事上倚重他，自己在党内没有地位早就不满了。
蒋介石认为，自己多年来不仅在军事上有贡献，他在陈炯明叛变后登上“永丰”舰、救孙中山于为难之间，就已经是“有功之臣”了。但是，蒋介石的要求并没有受到孙中山的重视。在国民党改组的各种委员会中，没有蒋介石的位置；在各个重要的政治、外交活动中，也没有让蒋介石参加。
9月9日，孙中山和廖仲恺、汪精卫等人，好不容易在上海把蒋介石盼来了；但是，蒋介石只在上海住了一宿，就又回宁波了，原因是他“心绪不佳，亦无所事”。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上海一天都不能住，人们骂北京是铸造恶人的烘炉，则上海更是一个大烘炉，铸恶人的范围比北京更为广泛。”
上海对于蒋介石，应该说是“发祥地”。因为他在这里受到陈其美的栽培，参加了革命活动，登上了政治舞台。那么，为何今天竟有“斯地不可一日居”的恶感呢？一个原因是蒋介石经营的交易所投机生意彻底失败了；另一个原因是，蒋介石9月9日来到上海时，孙中山正召开有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改组国民党计划的首次会议，但是蒋却没在受邀之列。要知道，蒋介石此前曾经给孙中山写过信，对改组国民党发表个人见解。因此，蒋介石到上海感到“心绪不佳，亦无所事”，第二天就走了。
蒋介石离开上海就直接到天童山去了，他在玉佛阁殿前“纳凉”，在寺庙外的幽静小路上散步，时时“作解脱尘缘之想”。此时的蒋介石，心情悲伤得竟想要出家去当和尚了。
9月12日，孙中山完全以知心朋友的心情，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到上海来，但是蒋仍旧按兵不动。直到10月7日，蒋介石才迟迟到上海见孙中山，却也只是请领袖为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
1922年10月18日，孙中山将撤退到福建的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准备讨伐陈炯明。10月22日，蒋介石到达福州，来到了东路讨贼军军部工作。在此工作初期，蒋介石拟订作战计划、观察地形、慰劳伤员，颇为起劲。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此次讨逆杀贼，复仇雪耻之责，吾当以一身任之。招疑招忌，任劳任怨。以求达乎目的而已。”
但是刚来三天，蒋介石就给在上海同孙中山进行改组国民党工作的胡汉民、汪精卫写信，说“在这个部队中也还是存在有派系斗争的苦恼”。在信中，他竟提出：“十日内如毫无进步，则无可如何。”这简直是给孙中山下最后通牒了。孙中山见蒋介石信后，急回电请他无论如何不要离去，并告诉他，已经派廖仲恺前来福州，帮助他解除困难。
11月24日，廖仲恺急急赶到福州，但是，这时蒋介石已上轮船就要走了。廖仲恺顾不上喘口气当即赶到船上，把孙中山的一封长信交给他。但是，廖仲恺一走，蒋介石还是回到上海。见到孙中山以后，他大言不惭地说：“任何工作，都不敢违命，惟望准我不再回闽……”蒋介石如此不愿意到军队中工作，固然有派系斗争的苦恼和军费拮据这方面的问题，然而，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蒋介石不满意自己在军队中的地位。
孙中山虽然很重视蒋介石的才能，凡有重大军事决策和行动，都要蒋介石参与计划和执行；但是，孙中山却一直没有授蒋以实际军权，让他独当一面。因为孙中山早已看出蒋介石在军中缺乏人望，他主观好胜，脾气暴戾，动辄与人争吵，上下关系弄得很僵。所以，孙中山认为蒋介石做高级参谋工作较为合适。但是，蒋介石却不甘心长期充当别人的副手，做一个没有实权的高级幕僚。
此外，蒋介石是有更大欲望的人，他在努力寻找一条扩大个人权势的道路，而当前最迫切要求的就是过问“党中大事”。蒋介石非常清楚，只有在国民党内取得地位，才能有所作为。
军权是政治权力的核心与基础，蒋介石对这一点十分清楚。但是，他的终极目标不是成为军务系统的过江龙，而是要成为政治权力中的弄潮儿。所以，在写给廖仲恺、汪精卫的信中，蒋介石对国民党应实行的方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充分显露出他不甘心只做军事干部的愿望，一心想力图扩大个人权势、大有作为。
事实上，即便在军事工作中，蒋介石也不能充分按照个人意愿行事。比如，他刚到孙中山组建的讨贼军军部工作，就给胡汉民、汪精卫写信：“在这个部队中也还是存在有派系斗争的苦恼”。这更加剧了他进一步掌握核心权力，从而“大有作为”的渴望。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蒋介石的种种不满，以及他为何对最高权力如此迷恋。
从暗到明，一步一步把自己揽权的手从军队伸进党务
一旦明确了自己需要什么，蒋介石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实现目标，表现出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性。为了掌握核心权力，蒋介石采取了进退结合、从暗到明的策略，逐步染指党务活动。
1922年12月，孙中山联络了驻在广西的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两支军队，组成了西路讨贼军；配合在福建的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准备夹攻广东陈炯明叛军。直到12月28日，蒋介石才在孙中山的劝说下，重返福州讨贼军总部。
但是，这次回到军中，他几乎不理事。12月28日，孙中山下令东路讨贼军进攻广东潮汕地区，蒋介石在这时却跑到鼓山过除夕之夜了。新年过后，蒋介石回到军中；但是元月7日，他又离开讨贼军总部，来到鼓山游山玩水。当革命军与叛徒陈炯明奋战的时候，蒋介石却一再无心军务，说明他的革命意志消沉已极，也表明他更热心党务活动。
当蒋介石1月15日回到福州时，西路讨贼军已攻取了广州，陈炯明携残部逃回惠州老巢去了。这时在福建的东路讨贼军也全部正向广东开进，而蒋介石却在15日这天启程回上海了。
这时，孙中山正与专程来到上海的苏联驻华大使越飞会晤，他们接着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商讨了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革命军队，以及苏联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1月26日，双方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这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重要文件，它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最后确立。
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从上海启程，21日到达广州，3月1日宣布成立大元帅府，孙中山被推举为海陆军大元帅。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孙中山回广州途中，曾给蒋介石发急电，告诉他已经被任命为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催促他“万请速来，勿延”。
孙中山急于请蒋介石回广州，因为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要继续进行，军事方面更需要人。这次帮助孙中山把陈炯明赶出广州的各部军队，都是西南几省军阀的旧部；他们不过是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替自己扩充地盘。而孙中山的嫡系部队、许崇智率领的粤军正在潮州、汕头一带与陈炯明的旧部作战。因此，孙中山在广州的处境是很不安全的。
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的急电后，并没有立即去广州，只是先后给廖仲恺、汪精卫、许崇智智写去三封信，对广东的局势加以分析，提出军事作战方面的意见。此后，他来到上海，后又到宁波，仍继续用信件应付广州方面的催促。期间，蒋介石所写的信较过去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直接在信中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不像以前那样只是发泄不满，博取同情，从而求得进展。
如3月21日，他直接打电报给孙中山，提出现任管理财政人无能，要求并归廖仲恺一人全面负责财政。3月30日与4月7日，他两次打电报给许崇智，都是以“请令本军”如何的口吻提出作战主张。4月8日，他给大元帅府秘书处长杨庶堪写信，提出在他回广州之前，需发表任命廖仲恺主管财政、许崇智部调回省城两道命令，否则他回广州后无法进行工作。
就这样，蒋介石直接向孙中山提要求、讲条件，并干预人事安排，认为自己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地位提高了。直到4月15日，他才从上海动身赴广州，以大元帅府参谋长的名义入大元帅府办公。
5月9日，陈炯明从东江再次叛乱，大规模向广州反扑。被赶出广州的沈鸿英的部队，又勾结北洋军阀吴佩孚，从广州北面猖狂反攻。孙中山两面受敌，处境十分险恶。于是，他亲赴前线督师，南征北战，捍卫着广州的革命政府。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参谋长跟随出征。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敌我双方各有胜负，形成拉锯战。
这时，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大元帅府的参谋长，经常陪同孙中山视察，制定军事计划，慰劳部队，但是手中仍然没有一兵一卒。想要贯彻自己制定的军事计划，蒋介石必须奔波于各军的司令部，仰人鼻息。最后，蒋介石到任还不到3个月，便于8月12日“愤而辞”，离开苦战中的孙中山，回避到了香港。
广州革命政权重建之后，就遭到反革命势力四面八方的包围和进攻，这使国民党改组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孙中山与敌人殊死苦战的情况下，没有放松改组国民党与联俄、联共的工作。
1924年1月12日，共产国际已通过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4月1日，孙中山指令正式恢复国民党广东支部。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这时在广州曾多次会见孙中山，他们谈话的中心是与苏联的联合和国民党的改组。这时马林建议孙中山派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并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进行谈判。孙中山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决定派出代表团赴俄国考察。
蒋介石在7月12日离开广州往香港时，就已经知道孙中山接受了苏联的邀请，决定派出代表团到苏联考察。7月13日，他从香港写信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表达他对孙中山的要求：“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孙中山答应了这一要求，决定派蒋介石赴苏。
8月5日，孙中山写信叫蒋介石到上海，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商谈赴俄考察事宜。最后决定由国民党人蒋介石、王登云、沈定（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8月16日由上海乘船启程。
蒋介石因此终于开始踏入国民党的党务活动了。
蒋介石的“靠山”是孙中山，因此他要抓住核心权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必须迎合孙中山的需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开始从暗到明揽权。
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充满坎坷，这与当时复杂险恶的革命环境有很大关系。1923年3月1日，孙中山宣布成立大元帅府，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孙中山忙于国民党改组和军事斗争，迫切需要得力助手，于是蒋介石被任命为元帅府行营参谋长。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以后，蒋介石直接向孙中山提要求、讲条件，并干预人事安排。这是他从暗到明揽权的重要标志。
此后，孙中山决定派出代表团到苏联考察，学习苏联红军的组织经验，从而为蒋介石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当蒋介石主动提出赴俄时，孙中山水到渠成地答应下来，最终实现了蒋介石由军队迈进党务的第一步。
由此可见，蒋介石在获取权力的道路上非常善于把握时机。他从暗到明揽权，把手从军队伸进党务系统，并非乱来、胡来，而是切合时局的变化，注意顺势而为，最终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
耍手腕争当“一把手”，以建立自己的军事实力
建立自己的军事实力，是蒋介石篡权的重要谋略，也是他最终成功的根本原因。为了取得军权，他把争当黄埔军校的“一把手”作为开始。为了达到目的，他耍尽了手腕。
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运动，到1924年，已经有30多个春秋。在这漫长的历程中，他以很大的精力领导武装斗争，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惨痛的失败给了孙中山很大的教训。特别是通过陈炯明的叛乱，使孙中山渐渐觉悟到：旧军队都是靠不住的，要想使革命成功，决不能依靠这个或那个军阀的支持，必须组建自己的革命军队。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下令筹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指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月28日，孙中山指定以广州黄埔岛为军官学校校址，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2月，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在黄埔，又通称“黄埔军校”。
蒋介石深知，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不掌握军队，就没有实力，一切都无从谈起。蒋介石十分崇拜拿破仑，因为拿破仑以赫赫战功称霸欧洲于一时。蒋介石更崇拜曾国藩，曾国藩也是以治兵有道，屡建战功而成为封疆大吏。
民国以来，蒋介石看到袁世凯由于掌握北洋军事实力，不但威迫清廷，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而且还能左右民国大局，其后各大小军阀也是凭借个人的军队才能割据一方。同时，蒋介石也看到孙中山所从事的国民革命，以及为打倒军阀、统一中国而发动的“北伐”屡遭失败，也就是因为孙中山手中没有可靠的军队。
这些年来，蒋介石因为手中没有掌握军队，因此在军中一直充任参谋一类的幕僚、副手，“为他人做嫁衣裳”，还受排挤、奚落，以致长期一事无成。因此，当蒋介石得知孙中山准备让程潜任黄埔军校校长，让自己和李济深为副校长时，他老大不高兴，嫌官小无权。
其实，这时蒋介石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军中都是后辈。蒋介石任副校长已是重用，孙中山满以为这一安排能拢住蒋。谁知道，蒋介石不愿居程潜之下，于是，便耍起以退为进的手段，竟放弃筹备军校的重要任务，未经孙中山和廖仲恺的许可，擅自发给为黄埔军校招来的教职员一笔离职津贴，声称学校不办了。而他本人则于2月21日私自溜回了上海，又从上海回到老家溪口，整天同自己的新欢陈洁如游山玩水，他想以此要挟孙中山。
但是，就在蒋介石走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就任命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接替了蒋的职务。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静江、戴季陶都为蒋介石撑腰。蒋介石一急，赶紧找张静江、戴季陶哭冤，结果，张静江专为此事亲自由上海跑到广州，找孙中山替蒋介石说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烈钧等也都极力推荐蒋介石任校长，并向孙中山说：“校长一职，非蒋莫属。”
这样，5月3日，孙中山最后决定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5月9日，又任命廖仲恺为军校国民党党代表，并规定，凡军校的一切命令、公文必须交由党代表签署后交校长执行，否则无效。
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后，蒋介石工作非常勤奋。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接着开始巡视，这使不少还躺在床上睡懒觉的人感到吃惊。其实，蒋介石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黄埔军校是培养忠于自己的干部的熔炉，要达到这个目标，自己就要身先士卒，做出样子，以便让人们去效仿。蒋介石当这个校长开始时，就抱着个人目的，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自主持。500多名学生一律穿着苏式黄咔叽布军装和翻毛皮鞋，英姿勃勃，军容极盛。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作重要讲话，赢得了台下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蒋介石又在典礼上致词。就这样，黄埔军校成立后，蒋介石以此为摇篮开始培养他的亲信，建立自己的军队。
残酷的现实让蒋介石意识到，只有掌握军权，建立自己的军事实力，才能凭借军事力量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因为这样一来，军权党权互相促进，交替上升，最终才会集党权军权于一身，使自己成为掌握军事实力的“革命领袖”。
明确了这一篡权要领，蒋介石就大胆行动起来。出于民主革命运动的需要，孙中山下定决心组建自己的革命军队。在这一背景下，黄埔军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一心想建立自己嫡系部队的蒋介石看到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自然不会错过。
然而，蒋介石当时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军中都是后辈，所以他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副校长。由于不满自己的职位，蒋介石便耍起以退为进的手段，并纠集张静江、戴季陶等人游说孙中山，结果他如愿以偿坐上了黄埔军校“一把手”的位子，开始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后来的历史表明，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紧密追随蒋介石，与蒋介石最初千方百计争到黄埔军校校长的职位有很大关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蒋介石颇有战略眼光，他放长线钓大鱼，在争当军校“一把手”的权谋上棋高一招。
用“铁血”和收买政策，操练新军，培植亲信
蒋介石为了使学生和官兵养成对他个人的崇拜，树立自己的威信，非常注意收买人心。黄埔军校开课以后，他每个星期都要找十几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蒋介石由此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
东征出发前，共产党员李之龙等创办的血花剧社在黄埔军校北校场表演新剧《革命军》。演出结束后，蒋介石请学生到家中聚会。
言谈之中，蒋介石忽发奇想地说：“我看看你们之中谁最机灵。我这屋里有三件宝，我喊一二三，看你们谁先找到，本校长给予特别嘉奖！”
“校长的内室也可以进吗？”孙文主义学会领袖贺衷寒颇为自信，似乎已经有了目标，恭恭敬敬地问。
“当然。”蒋介石饶有兴味地靠在木椅上。
话语未了，十几个同学拥进蒋介石内室，偏着脑袋七猜八猜，蹲下身子东寻西找。青年军人联合会领袖蒋先云直扑蒋介石的办公桌，桌上有孙中山从北京写来的三封信。蒋先云琢磨，蒋校长素以孙总理弟子自称，自然视先生墨迹为珍宝……他一把抓起这三封信，走到蒋介石面前，可蒋介石摇了摇头。
陈赓翻开蒋介石的抽屉，一下发现三枝镀银的小手枪，枪身只有巴掌大，闪闪发亮。陈赓记起这三把小枪的来历。那是商团事变后，军校从苏联运来的一批枪械。陈赓和同学们连夜上码头去搬，十几小手枪，当时就少了几枝，蒋介石严令交回，几个同学才将手枪送回。原来蒋介石也爱枪如命！他兴致勃勃地招呼蒋校长：“宝贝在此！”蒋介石还是摇了摇头。
后来，贺衷寒取下蒋介石与陈洁如、张静江的大照片，蒋介石站在母亲后面的照片，蒋经国、蒋纬国站在蒋介石身旁的照片，蒋介石也叹息地摇头。
人们还在寻找，谁也不知道蒋介石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只有李之龙不动声色，在别人寻找的时候，他在仔细观察蒋介石的脸色变化和目光所向。蒋介石为什么总不时扫一眼枕头呢？李之龙走过去，把手搭在枕头上，蒋介石禁不住张开嘴。李之龙急忙翻开枕头，从底下取出三本书：《俾斯麦传》、《曾胡治兵语录》、《曾文正公家书》。
“还是你聪明。”蒋介石笑得脸色泛红。“我奖励你：从连党代表升为营党代表。”李之龙兴奋异常。他的这一任职是当时军校毕业学员中最高的一个。
蒋介石敛起笑容说：“我希望同学们都能熟读这三部书，并且记住：为军之精髓，在于绝对服从。”
说着他从公文夹里抽出一张纸解释道：“此次东征，为我校军首战必胜，我和廖党代表拟了《革命军连坐法》，之龙，你念念。”
李之龙非常恭敬地将《连坐法》从头到尾念了一遍：
“现在军队，不知节制，所以上下不相连系，以致进前者徒死而无赏，虽欲赏之，无从查考；退后者偷生而无罪，虽欲罚之，亦无从查考。今定有节制矣！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以上皆然。……这个连坐法一行，就是全军之中，人人似刀架在头上，似绳子缚着脚跟，一节一节互相顾瞻，连坐牵扯，谁亦不能脱身……”
李之龙读完《连坐法》，客厅里静得可怕，仿佛有个无形的、可怕的魔鬼溜进了房里，散发着恐怖和死亡的气氛。
蒋先云如同被针尖刺了一下穴位，有些麻木。他的眉毛皱了几皱想问句什么，却又打消了念头。
贺衷寒心笃笃跳，眼皮直哆嗦，脸发烧得像烤了火……陈赓摘下鼻梁上的散光眼镜，先用嘴对着眼镜哈了两口气，然后用衣角擦着，又戴上，提心吊胆地坐着。蒋介石的这个做法似乎给人一种下马威，真使这些黄埔生如坐针毡，陷入一种可怕的境地。
就这样，蒋介石抛出他的“三件宝”和连坐法，在操练新军的过程中恩威并施，有力地收买了人心，培植起自己的亲信。
借黄埔军校培养效忠自己的军队，这是蒋介石通过军事手段掌握权力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怎样才能有效操练新军，培植起自己的亲信呢？我们看到，善于学习他人的经验，从而为我所用。
在日本求学时，蒋介石就受到了日本军官的熏陶，非常欣赏日本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此外，中外历史上的拿破仑、俾斯麦、曾国藩也都是他效法的榜样。蒋介石明白，只有用绝对服从的思想对下属进行灌输，用连坐法进行限制、约束、威慑，才能使下属绝对服从。
另一方面，他也注意采用温情手段收买拉拢部下。总之，通过赏罚并重、恩威并举的御人手段，蒋介石把黄埔军校的学生聚拢到自己旗下，培植了一大批亲信，真正建立起一支尽在掌握的“蒋记军队”。从这里可以看到，蒋介石在统御下属、掌握人心方面是很有一套的，他借助这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
审时度势，随时转换，先求保全自己，然后择时而进，争抢头功
审时度势是年轻时蒋介石最大的本领，他随时转换，以多面孔出现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地方，从而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保全了自己。
1924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广州工人和许多团体的代表举行示威游行。商团分子公然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开枪射击示威游行的群众。很快，商团头子筑起炮台，封锁市区，进而控制了全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商团叛乱。
叛乱发生后，黄埔军校忙作一团。升旗山架起了瞭望哨，学校四周日夜警戒。蒋介石更是内心恐慌，坐卧不安。他几次发电报给孙中山禀报：
“商团武装叛乱，广州危在旦夕，请总理即刻班师，巩固省垣……”
这时，蒋介石已认为广州既是革命的根据地，又是自己刚刚打下的地盘。决不能轻易拱手相让，但是，仅凭他的学生军难负守卫广州的重任，于是便向孙中山力陈平叛之必要，请总理班师助剿。
谁知孙先生获悉广州方面种种恶劣情况时，开始打算舍弃广州，要蒋介石将学生及枪械器材迅速运往韶关。
这一下使蒋介石急得团团转了，他一会儿摸摸稀疏的平头，一会儿对着门上的玻璃整整衣领，过了许久，他突然转身对着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说：“我委托你做代理校长，如果为守卫本岛和军校需要发布什么命令，你有权以我的名义发布。”
“你到哪里去？”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诧异地问。
蒋介石扬扬手，不置可否，没作正面回答。沉默了许久，他才说：“我是假定我不在岛上的话。你没有听说吗，杨希闵坚决反对我出任司令，他参与商团叛乱，声称要解除黄埔军校的武装，枪毙我！”
切列潘诺夫马上劝勉道：“你无须担心，我国支援的枪支即将运到。‘沃罗夫斯基’号巡洋舰正停泊在黄埔码头。”蒋介石这才底气足了些，放弃了出走的念头。
过了几天，形势好转，全国各地的革命者开始声讨商团叛乱。于是，蒋介石打定主意，想趁此机会露一下脸，抢个头功，进而树立自己的威信。
而孙中山在工农群众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也大大增强了解决商团问题的信心和勇气。“双十”惨案发生的当天，成立了镇压商团叛乱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亲自担任会长，蒋介石是该会6名全权委员之一。10月13日，孙中山命令调参加北伐的警卫军全部及湘、粤军各一部，星夜从韶关回师广州戡乱。
14日下午，传令兵终于送来了孙中山的急电：“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此令。”
蒋介石接到电令后异常激动，迅速在公文上签了字。然后抓起电话：“金佛庄、李伟章，你们听见我的话了吗？”蒋介石高声喊着，“本校长以总指挥的名义，昭告在校师生，为平定商团叛乱，我将带领你们即赴广州，首树我黄埔军威！”
商团分子不是正规部队，属商界保镖性拼凑的武装。15日晨4时，各军同时向商团叛军发起反攻。在工农武装队伍和广大人民积极支持下，仅仅经过几小时的战斗，蒋介石就平定了商团叛乱。黄埔军校学生得到了一次实战锻炼，军威首树。而作为校长的蒋介石，不仅初露锋芒，而且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誉。
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以后，蒋介石迫切希望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然而，当战争真正来临时，他又因为实力不济而犹豫不决。
1924年爆发了商团叛乱，蒋介石受到军阀杨希闵的威胁。他固然不想放弃广州根据地，但是起初孙中山打算撤退了。危险之中，蒋介石一度想委托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做代理校长。但是，革命形势变化很快，当全国各地的革命者开始声讨商团叛乱，特别是孙中山决定平定叛乱时，蒋介石开始急于抢个头功。
后来，蒋介石担任平叛总指挥，把广州各地的军事力量抓到自己手中，更使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得到锻炼。蒋介石的态度变化紧随着外部时局的改变，而他本人非常善于随时转换，既保全自己，又适择进取、争抢头功，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稳固了手中的军权。
在剿灭商团叛乱的过程中，蒋介石有了自己的军队——第一批2000多名黄埔毕业生。此后，他率军攻打惠州、东征陈炯明，揭开了通过军事斗争扩大个人权力的序幕。
玩弄两面派手法，捞取政治资本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没有政治资本，是难以出头露面的。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蒋介石在革命风云变幻时，耍尽了两面派的手法。
蒋介石原本是不赞成国共合作的，但是孙中山对他表现出很大的信任，于1923年下半年派他到苏俄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尽管如此，蒋介石对孙中山亲自手订的联俄、联共政策，仍然隐含反对之心。从苏联归来以后，蒋在1924年3月写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透露出这种反对之意，他说：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之一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蒋介石认为，“俄国共产革命，决不能算是成功，即使退一步说，他们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决不能适用于中国。所以回国以后，对于共产党加入本党问题，曾对总理提出异议。”
但是，由于孙中山坚持联俄联共，态度明确，蒋介石不得不隐忍下来；而且，为了表示对孙中山本人的服从与忠顺，他又竭力装出完全拥护的样子，借以骗取革命人民的信任，捞取政治资本。
1925年4月9日，蒋介石在第一次东征攻下潮梅后，回到黄埔军校对入伍生进行第三次训话。期间，他大力赞赏共产主义，主张要学习苏联。他说：“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整个的，在社会学名词中，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为了说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蒋介石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的”，民主主义的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蒋介石还说，中国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是因为国民党员“不遵守党的纪律，不服从党的命令，不知道我们党员既然入了党，在党里头这个生命，就是整个的”。
接着，蒋介石又赞扬苏联共产党，进而指出：“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本分。”他还称赞俄国共产党员的自由牺牲精神，说他们把苦留给自己，把乐让给人民，因而取得了人民的“感佩”，所以15000人能够治平1.5亿人。“这样看起来，无怪乎俄国共产党成功那样快，我们不能成功，真是我们的大耻辱，倒霉！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
此后不久，广州商界代表召开了一个联欢会。会上，蒋介石对关于联合苏联、仿效苏联的问题又发表了演说。他指出，有人说国民政府里有许多俄国人在里面办事，这是共产的表示，这是谣言。“俄国人来帮助我们，是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因为要中国能够做到自由平等，才可以打倒帝国主义，俄国才不至于再受帝国主义的牵制和压迫，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才可以解放起来。”
但是，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就翻脸了。他在1927年前后导演了一幕幕反俄反共的闹剧，使中国的革命斗争转入低谷。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羽翼已丰，彻底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蒋介石对权力的迷恋超出人们的想象，为了获取权力，他经常把自己扮演成一个革命者，以博取孙中山的赏识和他人的敬重。因此，在早期革命阶段，蒋介石大力赞赏共产主义，主张要学习苏联。结果，孙中山派他到苏联学习考察，使他具备了雄厚的政治资本和革命接班人的印象。
这种玩弄两面派的手法蒙蔽了孙中山先生，使蒋介石的威望确立起来，军事实力也逐渐膨胀。也正是由于早期的政治主张是虚假的，一旦孙中山逝世、自己成为“革命领袖”，蒋介石就丢掉了自己的面具，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嘴脸。
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可以不顾个人信义，可以信口雌黄，大肆玩弄两面手法，这就是蒋介石获取权力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他能够蒙蔽一时，却逃脱不了历史的拷问。
借机会设圈套，夺取军权，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
1925年3月，蒋介石率军攻下惠州，陈炯明乘炮艇逃之夭夭。蒋介石接管了城区，采取措施履行了必要的肃清工作，并将降军重新进行编组。
1个月后，肃清工作宣告结束。蒋介石急于返回广州，办理军校及其他业务，于是决定将这座新占领的城市移交给自己的长官兼导师许崇智。在离开惠州前，蒋介石为了鼓舞士气，还作了一次胜利演说，借以缅怀阵亡和伤残的三千多将士。
惠州是一座古老的小城镇，全无现代风味，也没有夜生活的刺激可言。没过多久，许崇智就烦腻了这种乡居生活，于是他选定一位部下代理自己的职务，交出惠州的官印，匆忙返回广州了。
许崇智这样做，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未曾与人商量。更要命的是，代理惠州事务的部下是陈炯明的亲信洪兆麟的兄弟。因此，许崇智离开惠州不到48小时，这位下属就把惠州城门打开，让陈炯明和他的部队回来。结果，惠州再度落入陈炯明之手。
消息传到广州，蒋介石气得全身发抖，脸上一片惨白。他两手向上挥动，诅天咒地，一连串秽语脱出了口，几乎发起疯来。
这是一桩牵涉到三千多条人命的罪行，蒋介石强烈地感觉到有责任惩处失职者。按理许崇智应该送交军法会审判，会被判枪决。但是，蒋介石经过深思熟虑，有了新的打算——他要借此机会逆中取利，把许崇智赶走，掌握粤军领导权。
在与许崇智见面时，蒋介石异常镇静，他没有责备许崇智，只是对许崇智说：“发生这样的事，当然很不幸。我那么多学员士兵都白白送了性命，我将带一支军队去夺回那城。不过，你必须拨给我一些你的士兵。”
“当然，我愿意照办。”许崇智说，这时他很想讨好蒋介石，因为他明白自己这一次是犯了大错。他也明白自己的这一失职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并且将可能会受到什么惩处。
“但是，你整个粤军，从上到下都毫无纪律。”蒋介石傲然地说。
“那你建议怎么办好？”
“让我为你把你的全军重新编训。”
这时许崇智只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官职，温顺得像只小猫：“凡是你建议的事我都同意。”
“可是，为求完成此事，我必须有一年时间，并且可以自由行事，来个彻底整顿。”
“你是什么意思？”许崇智不解地问。
“你本人在广州的时候，我无法重新组训你的部队，这点你了解。我需有一年，才能办好这事，你必须去上海度个假。你的军队整顿好后，我会请你回来接收它。”
“那太好了！”许崇智惊喜而叫。他想到将有整年的快活时光，去上海尽情享受一番，自然求之不得。
一切谈好之后，两人召开了一次交接会议，所有粤军大小将军都来出席。总司令许崇智宣布说：“从今天起，黄埔军校的蒋介石将军接掌我的粤军总司令职务，为期一年，以重新编训全军。我已授权给他，担任你们的新长官。从此，你们大家都要听他直接号令。”说完，许崇智豪爽地把粤军总司令的大印递给了蒋介石。
但是中将张国桢和少将杨锦龙拒绝接受新总司令的命令，完全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张国桢指责蒋介石虚伪、谄媚、奸诈，而杨锦龙向许崇智建言：“你落入圈套了！你索性向本军说声再见吧，因为即使30年后，本军也不会还给你！记得借荆州的故事吗？那块地方就是有借无还！”
对此，蒋介石哪能容忍？于是他决定先拿张国桢、杨锦龙二人开刀，杀一儆百。两天后，蒋介石以黄埔军校的名义，在广州城的大三元餐厅邀请张，杨两人赴宴。结果，两位抗命将军被逮捕，最后被押到东校场，未经军法审判便遭枪决。
自此，军内再无微词，蒋介石牢固地抓住了粤军的领导权。
为了夺取军权，蒋介石把自己的人格扔入臭水沟，像猎犬一样寻找机会，一有机会，他就布圈套，巧取豪夺，提升自己的实力。
许崇智是粤军的总司令，手握重兵。他为了享受城市生活丢掉了惠州，本应送交军法会审判；但是，蒋介石为了把势力庞大的粤军收归到自己门下，采取了逆中取利的策略——借机把许崇智赶走，掌握粤军领导权。果然，蒋介石的策略受到了很好的效果，危难之中的许崇智轻易进入了蒋介石的圈套，拱手把军权让与了对方。
蒋介石兵不血刃就收编了粤军，使自己的军事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这得益于他善于篡权的伎俩。通常，军事力量的获取借助的是实力和战场上的谋略，但是蒋介石善于钻营，借机会设圈套夺取军权，展示了一个权谋家高明的一面。
抓住机会，一箭双雕；为了除去异己，像猫一样等待着机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当时，中国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刻，军阀混战，四分五裂，反对军阀暴力的人们纷纷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为接班人的问题竞争激烈。1925年发生的廖仲恺遇刺案件，给蒋介石权力的上升带来了新的机会。蒋介石为了爬上国民党权力最高层，开始了紧张活动。
1925年8月20日早晨，廖仲恺在夫人何香凝的陪同下，前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去参加会议。来到中央执委会大楼时，廖仲恺等人遭到刺杀，最后因为伤势遇难。
事后，人们从行刺后被逮捕的受伤刺客身上搜出了武器携带证，武器是国民党右派交给刺客的。廖仲恺的葬礼还没举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就决定了党的领导问题。国民党中央作出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尽管这样，但是，党内最高职位还是空缺，成为人们垂涎的目标。
在最希望得到党内最高职位的人选中，有汪精卫、胡汉民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但是，许崇智因为他的部下梁鸿楷、梁士锋、杨锦龙等人与刺廖者有关而被捕，一开始就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而汪精卫和蒋介石由于右派行刺的名单中有他们的名字却身价大增。
这样，特别委员会实际上就成了汪蒋联合专政的机构。借着清查廖案，汪精卫、蒋介石有权审查任何个人与党、政、军机关。这时他两人手中的权力，可以说是至高无上。廖案发生的当天，蒋介石以卫戍司令名义，宣布广州市戒严，命令何应钦率领第一军第一师分布市区警戒，并派兵驻防市区制高点观音山阵地。于是，蒋介石控制了全广州市。
为了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国民政府又组织了“廖案检察委员会”，周恩来、杨匏安等共产党人都参加了。
开始时，刺杀廖仲恺的幕后策划者一时尚未查清，社会舆论对国民党右派分子胡汉民、许崇智表示怀疑。胡汉民实际上充当了谋杀廖仲恺的“思想上的领导者”。蒋介石感到这是搬掉压在他上面的两个人的天赐良机。于是，他胁迫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进入了廖案审判委员会。此后，他一不做，二不休，利用群众的公愤情绪，亲自率领黄埔军校学生包围了胡汉民、许崇智的公寓。
当夜，胡汉民听到有人敲门，知道事情不好，就赶忙跳下床，光着脚从后门溜到了汪精卫的家里。后来，蒋介石又派人把胡汉民押送到黄埔，软禁了一段时间，就悄悄地把他放走了。不久，胡汉民流亡国外。从此，蒋介石除去了一块心病。
至于倒许，则更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事。这时，许崇智因廖案已处于被审查的地位；蒋介石通过廖案，查明许崇智的罪名是纵容部下勾结右派刺廖，并有阴谋叛国的行为。接着，蒋又将许本人把持财政、私吞公款等种种罪状散布出来，争得了汪精卫和各军军长的支持。同时，蒋介石还把粤军中对许崇智不满的将领李济深和陈铭枢设法拉到自己的一边，并收买了许崇智的嫡系第二师的旅长谭曙卿等人，使许崇智陷入了内外交迫的境地。
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介石以保护许崇智为名，建议派黄埔学生军负责许崇智住宅的警卫。从8月底起，许崇智事实上已被置于蒋介石所派的黄埔学生军的武装监视之中。9月15日，许崇智想调驻守在东莞、石龙他最得力的许济、莫雄两个师的兵力，回师广州，企图用武力来保卫他自己的地位。
面对这种情况，汪精卫与蒋介石联合起来。9月18日，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决定，命令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置粤局”。9月18日深夜，蒋介石命令黄埔军校全体学生、教官武装出发，抢占了要地，防止许济、莫雄回师广州。19日深夜，蒋介石对许崇智发动突然袭击，将他软禁起来。20日凌晨，蒋介石率领兵马解除了许济、莫雄两部的武装。
驱走了胡汉民、许崇智，蒋介石一下成了国民党内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在蒋看来，影响自己通向梦寐以求的权力之巅的人物，就只剩下一个人——汪精卫。蒋介石在暗暗盘算着，他仔细地瞅着猎物，像猫一样悄悄地沿着晋升的阶梯往上爬，等待着机会的再次来临。
1925年发生的廖仲恺遇刺案件，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动荡，改写了国民党权力格局。最后调查发现，出面组织和收买凶手的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但是，蒋介石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抓住关键时刻，纵横驰骋，巧妙运筹，驱走了胡汉民、许崇智这两个政治对手，使自己在晋升的阶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正如许崇智早期所言，蒋介石是一个追名逐利之徒，一个依靠钻营而获得飞黄腾达的人。他先权衡了自己的条件，然后意识到自己在演讲和文才、表演艺术方面都不如汪精卫；并且汪得到许多人的拥戴，被看作新型革命运动的领袖。所以，蒋介石把赌注押在了先和汪精卫合作。
果然，两个人的通力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后来的事实表明，蒋介石通过廖案所得到的东西，可以说是许多人，甚至蒋介石本人在事前也没有料到。一方面，蒋介石取代了许崇智成为东征军的总指挥，为自己日后成为“军界领袖”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廖案使许多国民党元老辈的右派不能再在广东革命政府内存身，这就给蒋介石这位晚辈进身到国民党领袖位置造成了极好的形势。由此可见，蒋介石一箭双雕除去异已的权术确实高人一等，难怪他能够青云直上，成为后来的佼佼者。
巧打牌，利用自己的军事胜利一步步夺取政权、党权
1925年，蒋介石决定再度率军攻打惠州。当时在广州，除了粤军外，还有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刘、杨两军曾协助孙中山驱走陈炯明，立过大功，因此深得孙中山赏识，而蒋介石也自然给予了足够重视。
为了再度派兵去夺回惠州，蒋介石想到利用驻在广州的这两支友军，去获取胜利。但是，刘、杨二人收到蒋介石的请求后，都保持缄默，实际上进行暗中抵抗。蒋介石看到这种情形，忽然觉得刘震寰、杨希闵两人也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于是，他发了一个通报给杨、刘的粤军，企图劝说他们进行配合，击败敌人。然而，蒋介石的这一招仍然没有奏效，刘、杨仍旧默不作声。蒋介石胸中燃起了无名的怒火，对刘、杨痛恨之极，开始把他们视为新的敌人。
如能除掉刘、杨，那么广州就是自己控制指挥的天下了；蒋介石想到这里，开始倾注精力，策划如何把这两个人搞垮。在政治军事斗争中，一切都要靠实力说话。蒋介石决定带领学生军再度攻打惠州，然后解决刘、杨两军，从而釜底抽薪。
经过艰苦的奋战，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又获得了胜利。为了庆祝惠州大捷，蒋介石对部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提出了把盘踞在广州的桂、滇军队驱逐出去的口号，一时间鼓舞了将士的战斗热忱。
在率部返回广州前，蒋介石使用心理战，对刘震寰、杨希闵实行强烈的政治攻势，鼓动广州及附近的所有铁路工人和公共运输工人罢工，欢迎返穗大军，将恐惧注入敌人心脏。果然，刘、杨两位滇、桂军头目听到东征胜利的消息，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蒋介石这次荣归，必定拿他们是问。现在，民众也对他们感到不满了，刘、杨更是手足无措了。
5月20日，滇、桂军先发制人，抢先占领了广州市城北的狗头山、观音山等重要阵地，控制了广州电报局、车站等处。一时间，广州危急！5月21日，蒋介石率领黄埔军第一旅由梅县出发，粤军第一旅和第四师从汕头出发，同时回师平叛。
6月6日，这两支东征胜利之师抵达广州市外围，同叛军展开战斗。在工农运动的配合下，革命军将叛军赶出广州，杨希闵、刘震寰二人逃入沙面租界，由英帝国主义庇护出走香港。
广东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很快，蒋介石率领部众凯旋广州，刘、杨的叛军立刻作鸟兽散。蒋介石轻而易举拥兵广州，随即出任广州卫戍司令，掌握了最高军权。
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上，蒋介石要求选他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命他为所有各军总司令。大家慑于他新近大获全胜的余威，没有人敢拒绝，这样他如愿地当上了统帅诸军的总司令。
会议期间，蒋介石宣布戒严，在总司令部中，他又委派设置了与党部各机构实际相同的各部门及人员，进而独揽所有文武公务的否决大权。然后，他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一套套的决议案，这些决议案也在紧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多数获得通过。
这次会议后，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了政府的最高机构，从前具有革命政府职权的大元帅府，改组为了一个正式的国民政府。此前名称互异的各种军队改组为了国民革命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自此，蒋介石从渐渐获得军权开始，一步步获得了政权、党权。
在夺回惠州的计划中，蒋介石起初想借助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但是，两个人不合作、不配合，招致了蒋介石的懊恼，更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既然没有力量可以借助，蒋介石索性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攻取了惠州，革命军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
这一军事胜利不但使蒋介石达到了最初的军事目的，还被他用来当作攻击和战胜政治对手的手段。蒋介石巧打东征胜利牌，掉头把滇、桂军平叛，进而利用自己胜利的威望和兵权出任广州卫戍司令、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揽权，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由此可见，在夺权的过程中，蒋介石把自己所取得的一个个军事胜利并不是看成为了战败敌人，而是当成自己在内部阵营中夺取权力的资本和手段。因此，每胜利一次，他获取的权力就大一级。这种步步为营、通盘考虑的做法既得宜于蒋介石的勃勃野心，也离不开他玩弄权术的高超手腕。
建立私家兵，保命护身，以备在争权夺利中性命无虞
夺权有性命之虞，但是，蒋介石有自己的护身办法——建立私家兵。
蒋介石改编许崇智部队，引起多数将领的强烈不满。他虽杀了张国桢、杨锦龙，暂时以威服众；但是，许崇智的堂弟许楚为首的一些粤军将领却伺机寻求报复。
这天下午，蒋介石要召集一次会议。午餐后，议员们聚集在财政大楼的国民党总部等候；蒋介石行至二楼时，遇到一位年轻人，身着制服，两手捧着一叠摺好的报纸走过来。他突然停住，对蒋介石说：
“你霸占我堂兄的军队，还把他手下两位最好的将领枪决，现在就给你这个！”
霎时间，他握着一枝手枪的右手从报纸下面伸出来。
蒋介石的卫士看见有枪，就立即跳上去抢夺。但是，枪弹瞬间发射了，只是已经偏离目标，没有打中。蒋介石大吃一惊，吓得沿着走廊跑开。这刺客不是别人，就是许崇智的堂弟许楚。
这一刺杀事件给蒋介石极大的震动。更令他恐慌的是，事后不久接连发生了几次行刺事件，无不是因为蒋独断专行、与人结怨造成的。
尽管蒋介石避免了一次次的意外袭击，但是这种危险举动使他忐忑不安，整日在恐惧中生活。同时，几次遇刺经历，也使他有了戒备之心。蒋介石不但对陌生人常持怀疑心，即使对身边的人、前去探访的朋友，也都不敢信任，他的直觉也被生活的阅历和恐惧感磨炼得异常敏锐，他时常警告自己提防眼前的危险。
然而，蒋介石知道，单单仅有戒备的心理还是难保生命无虞，在饱受惊悸之后，他想到了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系统，日本的绿黑龙会和上海的三合会和各种谍报组织，于是，蒋介石决定组织属于私人的秘密团体——蓝衣队，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他马上制定了全盘计划，以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为助手，分管蓝衣队的调查处、统计处。这件事是绝对机密地进行的，丝毫没有泄露出去。
陈氏兄弟奉命成立蓝衣队后，把这个机构凌驾于警察之上，使它成为直接隶属于蒋介石总部的一个私人专用单位。而对蒋介石来说，启用陈果夫、陈立夫不仅实现了他在陈其美死后的诺言，更主要的是二陈都是他的同乡，又有与陈其美结拜的这层关系，由他们干这事，绝对放心。
陈氏兄弟接受任务后，负责挑选队员，然后由蒋介石过目。他们在挑选队员时只有一个原则，能够以他们的生命保护他们的领袖，效忠他们的领袖。除了来自广州中下层家庭的人员外，这些队员大都是从蒋介石的家乡挑选来的。
蓝衣队组织成立后，所有人员都分别进行了高度的专门训练。他们的具体任务，主要是打入敌人内部，搜集基本资讯，并防范各种反叛阴谋；秘密逮捕、扑灭一切抗拒政府的行为，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其方式是先妥适地设立一套由侦听点和监听站构成的工作网，这使阴谋分子策划阴谋时难以掩人耳目。
这些队员开展工作后，每天都向蒋介石提供一份报告，列述他的敌人们正在想什么，做什么。这些报告就是足以令人安心的情况报告书，蒋介石因此也获得一种强有力的安全感。
陈氏兄弟非常了解，他们的工作定将形成蒋介石手下政府中一个势力非常强大的组织，随着蒋介石权势的扩张，这个组织也会更加壮大。所以他们非常卖命地工作，不准他人染指。他们在若干幕僚协助之下，做出了许多奇迹般的事，为巩固蒋介石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蒋介石也没有亏待他们，使他们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二陈的地位也不断提高，最终也成为了国民党中的显要人物。
自古以来，军事政治斗争充满了血雨醒风，身在其中的人要面临巨大的生命危险。但是，那些对权力有着强大贪欲的人就像飞蛾扑火一样，明知有危险还要迎难而上。当然，为了确保自身安全，他们都努力打造自己的“锦衣卫”。
蒋介石在经历了多次危险后，开始效仿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系统、日本的绿黑龙会等组织，建立自己的“蓝衣队”。为了激发蓝衣队员的极度忠诚，蒋介石经常对他们讲述效忠之道，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知识，培养他们民族主义的狂热精神，从而形成一种习惯接受命令的愚忠思想。这一秘密团体有效保护了蒋介石的个人安全，使他充满自信地在夺取权力的道路上为所欲为。
处心积虑地阴谋策划，寻找机会对革命力量开刀，巩固自己的地位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后，蒋介石的地位明显上升。这时，蒋介石已是国民党中执委委员、军委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有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重要职务。
与当时广州的一些国民党领袖相比，蒋介石在军事、政治各个方面都超越了汪精卫、李济深、程潜等人。等廖仲恺被刺杀，胡汉民、许崇智被排挤之后，蒋介石认为，这时横在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就只有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了。于是，他又绞尽脑汁，处心积虑地阴谋策划，寻找一切机会对革命力量开刀。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尝试着对革命发动了第一次突然袭击，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中山’舰事件”。
3月18日晚，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等三个蒋介石的爪牙，以学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到广州文德路李之龙住宅传达命令，全文如下：
顷接邓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
3月18日
这是蒋介石精心设下的诬陷计谋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李之龙在接到这个命令后，用笺纸写了两张命令，一张交给“宝璧”舰舰长，一张交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命令略云：“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19日上午6时，“宝璧”舰抵达黄埔。7时，“中山”舰抵达黄埔。这时，蒋介石不在黄埔军校，“中山”舰长即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并请示任务。邓演达说不知此事，可稍待请示校长蒋介石。
因为“中山”舰是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困守的“永丰”舰，后来为纪念孙中山而命名“中山”。不多时，李之龙又接到海军局的通知，说苏联参观团要参观“中山”舰，李之龙于是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可否将“中山”舰从黄埔调回省城供苏俄参观团参观？在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后，“中山”舰于19日下午6时30分返回广州市。
这时，蒋介石的爪牙们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立即开始了诬陷阴谋的第二步：大放谣言。他们说“共产党要暴动”，“李之龙要造反”，“共产派阴谋倒蒋，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于是蒋介石借机开始了大举逮捕共产党人，实现反革命政变。
19日深夜，蒋介石的行动开始了。当蒋介石在广州市内一切布置妥当后，于是他即电令驻扎在潮汕的第一军，把全军党代表撤销，并把他们逐出军外。
3月20日凌晨3时许，李之龙在睡梦中被蒋介石派人逮捕。随后，蒋介石调动大批军队和警察，断绝广州市内交通，实行戒严，扣留“中山”舰及其他海军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卫队枪械，包围苏联顾问的办事处及住所，监视苏联顾问行动。同时，黄埔军校及第一军第二师中的共产党员40多人被拘捕了。何应钦将驻防在潮汕的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逮捕，并取消第一军的党代表制度。汪精卫的住宅也被蒋介石以“保护”名义派兵包围。
这次事变，达到了蒋介石的目的。“中山”舰的军权被夺，舰长换成了欧阳格，国民革命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被驱逐，党代表被取消，以季山嘉为首的几个坚决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苏联顾问也被解聘回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精神上都受到了一次很大的打击，而蒋介石则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广东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地位。
“‘中山’舰事件”，对于蒋介石的意义并不至如此，可以说它的作用是一箭双雕，当时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也因此被逼出国。
但是，这时蒋介石感到自己的力量在国民党内还不够强大，还需要继续玩弄两面手法，借以欺骗群众，巩固已得地位。因此，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即3月25日，他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文”中，又演了一幕自请处分的丑剧。尽管蒋介石把这次事件说成是不得已而为之。还装出认罪悔过的样子，其实这是他玩以退为进的把戏。
野心谋求权力，权力助长野心。蒋介石在谋求到了相当大的权力后，个人野心随之膨胀，开始寻找机会对革命力量开刀。
蒋介石通过阴谋策划“‘中山’舰事件”，排挤了共产党；同时利用汪精卫羞愤出走的机会加强了对国民党的统治、巩固了自己的专制独裁地位。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把发动“‘中山’舰事件”的责任推卸给国民党右派部属，进而借以掩盖他的主谋元凶面目。
通过这种左右开弓的手法，蒋介石一方面骗取了革命人民信任，使左派对他抱有幻想，继续受他欺骗、利用。另一方面，他又争得了右派或明或暗的支持和鼓励，从而逐步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力，最终夺得了国民党的军政领导大权。
蒋介石一手炮制“中山”舰事件，抵挡住了各方势力的强大压力，并通过推卸责任、转移视线、军事行动等各种手腕地位一稳定，再进一步夺取权力，实现党权、军权和政权集中于一身的目标。
经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的力量和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与稳定。为了使自己的限共、反共措施取得合法根据，进一步夺取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力，他于1926年4月3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整军肃党，准备北伐”的建议，要求“应即于一月内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整顿纪律，检查分子”。
5月15日至2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选举谭延闿、蒋介石、谭平山为主席团。会上，蒋介石打着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幌子，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抛出了他蓄谋已久的“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提出：加入国民党的他党党员的名册要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加入国民党的他党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高级党部部长；他党党员担任国民党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多于该党执行委员名额的三分之一，等等。很明显，这些限制性的无理规定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因为这时的“他党”尽管泛指，但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了党内合作。
蒋介石的上述提案背叛了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建议，剥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职位，限制他们的权力。这时他为全面限共、反共作准备已经十分清楚了。
中国共产党为了寻找和确定自己的对策，派了彭述之、张国焘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讨论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时，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但是当问他不接受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但当有人提出意见时，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
后来，苏联顾问鲍罗廷来到中共党团会议上，传达苏联政府的意见，说：“不管蒋介石的三月政变的后果多么严重，‘国共合作’的政策应保持不变。……中共应接受三月政变所造成的局势，承认蒋的军事独裁，接受他的‘整理党务案’，同时协助他领导北伐。”
鉴于这种情况，张国焘让大家签了字，接受了蒋的“整理党务案”。这样，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又作了一次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
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以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对“整理党务案”是旗帜鲜明地持反对立场。但是，由于蒋介石纠集右派在二中全会占了多数，“整理党务案”被通过。
接着，国民党根据所通过的“整理党务案”的有关规定，对国民党中央的人事重新作了调整。
在蒋介石的一手导演下，原在国民党中央任部长的共产党人全体被撤职。由于汪精卫已离职去国，会议推选“八面观音”谭延闿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推选半身不遂的张静江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己则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他又把组织部长一职让给了他在上海交易所的老搭档、干侄子陈果夫，又让老政客顾孟余当了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当了中央党部秘书长。这样，国民党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不论是党的还是政府的实权，都落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这次会议后不久，也就是6月5日，蒋介石又通过国民政府的任命，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除了第一军原来就归自己管辖外，蒋介石把对军队的控制权、指挥权扩大到了其他各个军。
7月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因张人杰患足疾辞职，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凡国民党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就这样，蒋介石垄断了国民党、北伐军、国民政府的所有大权，代替汪精卫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领袖人物。
至此，蒋介石实现了把国民党的党权、军权、政权集中于一身的目标，拥有了作为一个新军阀头子所必须具备的实力基础，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军阀。
20世纪以来，孙中山开创了中国党派政治的先河；从此，党权与军权、政权一起成为权力系统的三驾马车。
蒋介石并不满足拥有一方诸侯的权力，他的夺权目标是做“皇帝”，获得绝对安全地位。为此，他致力于把党权、军权和政权集中于自己一身。借助“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进一步巩固与稳定了自己的地位；接着，他把魔爪伸向国民党的党务系统，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整理党务案”，由此迈向了权力巅峰。
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蒋介石从投靠陈其美到追随孙中山，根据时局变化、借助权术智慧，一步步实现了自己争夺权力的勃勃野心。从这一点来看，他与其他旧军阀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彻头彻尾的独裁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