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少时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打下扎实国学功底，年稍长，又接受西学，可谓通古今，贯中西；那个时代的文化多元、自由、包容，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碰撞，有利于各类人才的诞生；那个时代的政局混乱，为执时代之牛耳，各个派系争相吸纳、培养和破格任用人才，有利于人才的崛起。
于是乎，民国时代各类人才辈出，其盛况，上可直追春秋战国，中可比肩三国南北朝，下不逊于五代十国。真可谓“华夏多才，民国为盛”！
在民国诸多人才中，蒋介石的秘书是一个特殊群体，也许他们不如宋子文、孔祥熙等政界高官知名度高，也许他们不如胡适、陈寅恪等学术大师受人敬仰，也许他们不如陈诚、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光彩夺目，但能入蒋介石幕僚者绝非庸才，他们凭借其才能，凭借其领袖秘书的身份，或以一言断人生死，或以一策决乾坤，或以一笔驭万民，在精彩纷呈的民国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他们的痕迹。
蒋介石一生秘书多达五六十位，本书选择了陈布雷、杨永泰、陈方、陶希圣四位，是因为他们或在个人才能，或在跟随蒋介石时间，或在历史影响等方面，较为突出。例如陈布雷，他从1927年第一次见蒋介石，到1948年自杀，20多年时间里，几乎蒋介石的每篇重要文告，都是出自陈布雷之手，他也因此被誉为“领袖文胆”“国民党第一支笔”，与陈诚并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武将”，自杀之后，被蒋介石追授为“当代完人”。
例如杨永泰，他是蒋介石的决策秘书，被誉为“当代卧龙”“首席智囊”“民国第一谋臣”，他提出“削藩”大计，帮助蒋介石逐个击败了李宗仁、冯玉祥等军阀，帮助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
其他二人也不逊色，例如陈方，被誉为“江西才子”“天下第一刀笔吏”“大内总管”，抗战结束后，出任政务局局长，俨然军机大臣，权倾一时；例如陶希圣，他本是北大教授，中国社会史巨匠，成为蒋介石秘书后，协助起草《中国之命运》，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名噪一时。
不可否认，当时他们的影响很大，但时至今日，他们的名字已经不太为大陆人所熟知。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他们职业的原因。秘书这个职业与古代幕僚较为接近，其主要工作多是深居幕后，为其“主”出谋划策，佐理文书。他们像蒋介石的影子，朝夕相随；又像蒋介石的脑细胞，影响着蒋介石的决策；他们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甚至幕后操纵者，但他们却只能躲在蒋介石的光芒之下。于是，他们形如流水的文笔，他们瑰丽恣肆的想象，他们神鬼莫测的谋略，也都化为了蒋介石“英明神武”的一部分，而他们自己却被湮没于滔滔的历史洪流。
才华横溢，贡献巨大，却不能达于天下，载入史册，这未免太不公平。本书作者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回忆记录、书籍杂志，对有关陈布雷、杨永泰、陈方、陶希圣四人的资料，进行了归纳梳理，整理成文，撰成此书。这既可以消除历史之不公平，又可以让后人了解四人的故事，学习四人的优点，记住四人的名字。
蒋介石的这四大秘书，各有所长，陈布雷长于文笔，担任宣传秘书；杨永泰长于谋划，担任决策秘书；陈方文采斐然，担任公文秘书；陶希圣是中国社会史巨匠，担任理论秘书。四人职责不同，人生经历自然也有很大不同，故而他们各自的传记亦有不同。如陈布雷部分，对其起草的文件着墨甚多；杨永泰部分，对其谋略写得很详细；陈方部分，对其如何做好秘书，列举了很多事例；陶希圣部分，对其早期理论成果，作了一些介绍。
此外，还需要说明一下，本书除了对四大秘书作了详细介绍之外，还对蒋介石的一些人生际遇，例如三次下野，复出，与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人的矛盾纠葛等，作了一些概述性的插入介绍。这样做既是因为这些介绍本身具有一定的故事性，更是因为四大秘书会随着蒋介石的起起伏伏而有所变动，所有只有了解了“主子”蒋介石的人生际遇，才能更好地了解四大秘书职务的变动，所提政策、所写文章的背景，从而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认识这四大秘书。
最后，本书在书写过程中，除了翻阅大量历史档案、回忆材料之外，还参考了诸多学界人士的研究成果，借鉴了许多前辈同仁的文章书籍。在这里，笔者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由衷的感谢。
2018年早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