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那个时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阶级关系错综复杂，权力争斗你死我活，适者生存，适者“为王”，不适者“出局”，不适者“死亡”。所谓适者，实为应变能力强者。蒋介石的政治生涯虽经几起几落，但自攫取中央政权后，就一直掌控着权柄，在最高权力的宝座上坐了22年之久，败逃台湾后，居然能起死回生，在那个小天地里又称王20多年。他所以能在政坛创造这样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应变有术。
蒋介石应变所践行的是诡道，以诈成必以诈败，这是蒋介石成为集喜剧悲剧于一身的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奇货可居，待价而沽
奇货可居，待价而沽，是指投机商人囤积稀有商品，等待时机获取暴利。投机商人的经营之道被政客们引进到政治角逐场。蒋介石在自己初涉政界之时，就开始使用此法，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事例：蒋介石是由陈其美引入革命队伍，依靠陈步步攀高的。陈其美被人杀害后，蒋介石失去了靠山，也就失去了进入高层领导的机会。他想利用与孙中山的关系，寻找事业发达的新途径。由于交往不深，孙中山虽然对蒋有比较好的印象，但对其能否担起大任持怀疑态度，这样也就不可能委以重任。
护法运动伊始，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并在积极准备北伐。蒋介石决心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但又考虑到，如果这样两手空空地去面见孙中山，未必能得到位高权重的职位。如果自己开口要官的话，有违于孙中山“不求做大官，但求做大事”的训导，意图太明显，被认为是为官而来，为孙中山所厌恶，那会把事情弄糟。如想当官，只能表现出自己有志革命，无意做官的姿态。但等待时机，还要通过自己的作为创造机会。
首先，向孙中山献策，以作敲门砖。1917年9月，蒋介石写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10月又写了一份《滇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提出：“我军主作战地，当定于东南沿海一带之地区，而于湘省暂取守势。先以海军为主力，向东南沿海一带之闽浙两省，扫除北军之势力，击攘湘沪之敌军。以吴淞之门户，东南之势力不难完全造成矣。若西南战局能有转机，则与之互相策应，出入于长江沿岸一带，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则第二期作战北伐之基本定矣。”
这两份“计划”寄出后，蒋介石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孙中山阅读了蒋介石的两份军事作战计划后，对蒋介石的军事才能有所了解，认为其谋略有参考价值。于是，孙中山在11月正式委任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不过这是一个虚职，职位虽高但权不大，还要看别人脸色行事，不是一个能一展宏图的平台。在蒋介石看来，这种可有可无、有虚名无实权的职位，宁愿不做，也不能因此举降低身份。因此，蒋介石以种种借口不应孙中山之召，这一手果然奏效。在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人中，很多是以紧跟孙中山为做官之路径的，蒋介石居然不看重“官”字，促使孙中山刮目相看。
孙中山身边有为的军事人才奇缺，求贤若渴，就再次邀请蒋介石。1918年3月，蒋介石来到广州，孙中山立即委派他赴广东汕头前线，担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的作战科科长。这是一个实职，所以蒋介石欣然接受。
其次，目标清高，以退求进。粤军派中有派，明争暗斗，纷争不断。蒋介石是一个客籍人来统率一支队伍，既要遭到地方主义的排外倾向的排斥，又在派系斗争中如同夹糖饼，夹在陈炯明、邓铿、许崇智这三大派派系之间，感到左右为难。
为表示不与粤军的派系斗争同流合污，他于1919年6离开粤军，跑到福建厦门的鼓浪屿游历，做“隐士”。又是浏览风光，又是赋诗填词，似乎既清高又悠闲自在。其实，他不是真正要成为一个淡出“江湖”的隐士，真正的隐士是不过问时事的，要不然陶渊明怎么会“不知有魏晋”呢？而他却并一天也没有闲着，貌似闲居，却时刻关注着政局的变化。因此，“闲赋”的蒋介石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揣摩推算，同时继续有所作为，以免弄巧成拙。他不断地给孙中山上书，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献计献策。
1919年10月，蒋介石到上海面见孙中山，详细陈述自己辞职的缘由，进而表示到欧美去留学的意向。此时的孙中山处于军阀的压力被迫离开广州回到上海，身边正需要一大批得力干部，因此，不同意蒋长期离开中国，留下在军事方面辅助于他。
蒋介石赴欧美留学的计划是否确有此打算，这种没有记载的心理活动很难推断，但从后果看，是投石问路，以试探自己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分量。这一招又奏效了，孙中山用命令的口语表示挽留之意，蒋介石心领神会，当即表示放弃留学计划，留居上海，准备为革命领袖孙中山效力。这是口头上的答应，蒋内心还在盘算着，鉴于粤军的现状，重返粤军，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若轻易应孙中山邀请到粤军中谋职，不但成就不了什么大的事业，反而难以引起孙中山对自己的重视，他决定再等待。
1920年，蒋介石又一次离开广东。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孙中山在军事战略上有远见，但对具体些的军事谋划却不太熟悉，急切需要蒋介石这样的军事人才。于是发出数份电函，急招他到广东就职，让戴季陶到蒋介石家里去劝说。这时，蒋介石感觉到自己的身价看涨，没有立即应召。戴季陶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责骂蒋介石，两位好朋友大吵起来。
再次，以缓应急，见好即收。1920年3月，粤军征打广西，十分需要一个懂军事的人才谋划，孙中山亲自急电蒋介石，要其到粤军面事，但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却领着自己的亲属游山玩水去了。
蒋介石之所以仍不愿出山，其缘由是内心对孙中山有所不满，他觉得孙中山希望他做事，但又不给实权，如果只是个配角，当不了主角，即使胜仗打得再多，那也是别人的，不仅如此，还会产生负面影响，招人嫉妒，不可能带来多大的政治上的利益。正是因为有这样盘算，他没有急于成行，也不把自己的心思挑明，而是用打太极拳的套路应对孙中山的“急招令”。以缓应急，等待孙中山给自己更大的好处。
蒋介石不愿意轻易应召，果然取得了良好的功效，在用人之际，孙中山觉得蒋介石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对革命对领袖忠心耿耿。就在蒋介石的假意推辞之中，他的影响和身价直线上升，孙中山终于委以重任。蒋介石见好即收，借助孙中山的信任，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甚至超过自己期望得到的东西。
评析：蒋介石有在大上海闯荡的阅历，他把投机商人“奇货可居，待价而沽”的经营之道，运用于政治领域，在这方面操作得比较得法。
待价而沽中的“待”是策略和时机，“价”是关键，是“标的”和“目标”。就“标的”而言，应是实标而不是“虚托”，也就是说，应该是“物有所值”，自己确实有与追求“目标”相匹配的资本；就“目标”而言，应是可望而又有可能得到，开价或者说期望值不能太高，更不能搞瞒天要价，就地还钱那一套。其要旨在于把握时机，讲究方法，适度作为，以求抬高身价，实现增值，达到自己的期望值。否则，不得要领，弄巧成拙，会被贬值，甚至有可能一文不值。蒋介石在这方面颇有心得，时机得当，方法得体，张弛有度，收获颇丰。
巧伪装，静观其变
蒋介石擅长伪装，他往往在局势没有明了的时候，将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以达到左右逢源，自己攫取更大的权力的目的。
事例：为了学习苏联的经验，争取更多援助，1923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蒋介石一行在苏联的参观访问，对于俄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增加了了解，对一部分革命的情况和经验有所认识，对军队组织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获得了较深体会。汪精卫后来谈及此事时说，代表团“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共产党森严纪律，遂为日后回国后改组本党创建党军之一大动机。”
蒋介石以实用主义的眼光对待苏联的建军经验和党的组织领导，贬斥苏联的社会改革政策。他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共产国际对各国党的态度，以及未来两党两国关系，国共合作，产生重重疑团，后来他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我考察苏俄归来后的结果，是使我冷静下来，我深信和断定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有助于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但在我们革命奋斗的过程中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代表团回国后，蒋介石将写的一篇《游俄报告书》寄给孙中山其中包括对联俄联共的疑虑。《游俄报告书》到底如何说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蒋经国对《苏俄在中国》的诠释中略知其大意，他说：“回国的时候，（父亲）便秘密向总理报告：第一，苏俄的共产主义，实行起来，一定要为害人类；第二，今日的‘朋友’苏俄，正是我们未来的最大的‘敌人’。”蒋介石还在给廖仲恺的信中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他到了广州，向孙中山汇报了苏俄建军经验，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疑虑。孙中山认为蒋介石“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要适合于当时革命现实环境”，勉励他为中俄合作多做贡献。尽管他未接受孙中山的忠告，懾于孙中山的威严，他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
1924年，蒋介石受孙中山的委任，到广州创办黄埔军校。此时的广州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革命热情高涨。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因有共产党的参加，日益衰落的国民党开始有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大批青年响应号召，到广州参加革命，黄埔军校招生，报名十分踊跃，同当时的军阀抓丁，逼人当兵形成鲜明对照。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革命势力发展迅速，共产党的思想观点对广大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种革命气氛下，如果公开自己的不同政见，极有可能革命势力所被抛弃。
尽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理想，有着天然的反感，为了自己的前途，他只好把这种情感隐藏起来，尽量伪装进步，以赢得黄埔学生的拥戴。載季陶等人也提醒他，要他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等羽毛丰满后再说。在公开言论和著述中都有很多漂亮的革命词藻，盛气凌人的锋芒也有所收敛，表现得颇为谦恭。他对苏联顾问很虚心，对共产党表示团结和尊重，黄埔军校的校训‘亲爱精诚’是他提出来的，内含着加强联合战线的意味。“他亲笔题写了这四个大字，呈请孙中山核准颁布，挂在军校门上。在一些训话中，大谈俄国革命的经验，号召学生学习俄国革命精神”，声言“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他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也表示尊重和信任。加伦当时写道：“蒋介石将军与我国教官的关系尚属融洽。”
在此期间，蒋介石曾多次表示要同共产党人合作。“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信徒非联合一致不能完成国民革命。”“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而不相悖者也”。“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团体肯定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我们国民党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能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他要求国民党员“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叛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
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深得人心，蒋介石也高喊这一口号。他多次说，现在我们生在这个乱世，是一个最不幸的事。我们的国家，已经衰落不堪，我们的党，也是积弱不振，所以我们今后要特别努力奋斗，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雪我们国家以前被人压迫的耻辱。他还说：“中国的革命事业为什么如是延长？乃是因为军阀身后有个牵线之帝国主义者做他的背景。帝国主义宰割中国必须假手于中国军阀，方得肆意残暴，而使中国人民默予敢毒。故帝国主义不倒，中国军阀之乱绝无已时。我党革命目标，与其专革军阀的命，毋宁先革北京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帝国主义的命。”
尽管蒋介石在这个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在本质上是偏右的。他在国民党内左、右派之间两面讨好，又两面开弓，以达到个人的目的。周恩来后来在论述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时指出：“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他“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
蒋介石的表现，迷惑了很多人，当时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对蒋介石很是好感，他说：“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得失地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1925年12月，陈独秀发表文章，把已经是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人物的蒋介石列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看成是仅次于党首汪精卫的第二号领袖人物。
不仅陈独秀被蒋介石的假象所迷惑，连苏联顾问也称赞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即使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发难，苏联军事顾问仍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左派。
评析：善于伪装，是政治权术家的看家本领。蒋介石在涉政之初，基本少有伪装，其傲慢加直率，常常导致自己受排斥。经过政坛的磨炼，得势后他比较善于伪装，尤其是，随着权位的增大野心膨胀，更不轻易表明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他内心不同意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却在公开场合大唱革命高调，左右逢源，确实迷惑了不少人。
由于蒋介石伪装巧妙，左右逢源，赢得左派和右派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的得票仅仅比汪精卫少一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二届执委第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他已成了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借题发挥，一举多得
借题发挥，是说假借某一个事情为题目，用来发表自己真正的想法。这本是文人们的戏法。运用到官场，那则是借用某事为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蒋介石精通此道，最为典型的就是利用“廖仲恺案”，借题发挥，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企求。
事例：廖仲恺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在国共合作筹备期间，积极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后，他坚决维护三大政策，批判右派势力的反共分裂活动，针对广东省内军阀部队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坚决主张改组军队，统一财政。因此遭到帝国主义和右派分子的仇恨，于1925年8月在广州惨遭杀害。
廖仲恺案发生，激起了广大革命人士的义愤，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和黄埔军校官兵，纷纷要求严惩凶犯。廖案发生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委会立即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廖案。蒋介石假借处理廖案，达到自己多个政治目的。
首先，借廖仲恺案之势使自己摆脱政治困境。蒋介石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曾经指挥革命军取得了两次东征，平定了滇军在广州的叛乱，在国民党内地位窜升到第四位。他不仅手握粤军和黄埔军的指挥权，而且高喊革命口号，也得到舆论相当多的支持，他以得胜者和获得工农支持的姿态出现在广州，居功自傲，为了揽权采取一些过激的举措，引起国民党内外一些人的反感，包括国民党元老的愤慨。他们群起抨击，说蒋介石是“新军阀出现”、“宁波拿破仑崛起”、“广州已成为警察国家”等等。使他一时间陷入窘境。蒋介石处理“廖仲恺案”，不仅使自己一下子解了围，而且掌握了权力角逐的主动权。
其次，借“廖仲恺案”助汪倒胡。胡汉民是党内的“元老派”，与汪精卫合称革命队伍中的“双壁”。当时人们把孙、胡、汪三人关系称之为“胡汪无先生（指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也有人把胡、汪加上廖仲恺誉为国民党的“三杰”。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由谁来继承，成为国民党内一大问题。最有资格的要数这三杰了。廖仲恺已身亡，汪、胡为了取得继承人资格，进行了明争暗斗。
汪精卫在争取继任领袖的过程中，很想利用蒋介石所掌握的军事实力。在北京处理了孙中山的后事后回到广州，便立即专程到东征前线看望蒋介石，信口开河地说，孙中山在病危之际，不断呼喊“介石”，这使蒋大为感动，“呜咽良久”。他们“倾谈党事，并谋个人行止”。汪精卫表示今后要按蒋的话作为进退的依据，使他“甚感其亲爱”。他们一拍即合，相互利用。“廖仲恺案”调查进展，为蒋介石助汪倒胡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审理“廖仲恺案”的过程中，发现胡毅生、林直勉等人与此案有牵连。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人们普遍认为暗杀与胡汉民有关系。特委会顾问鲍罗廷断定，胡汉民至少是这一谋杀的“思想上的教唆者”，“不管怎么说，他预先是知道这个阴谋的。”
虽然没有掌握实据，但汪精卫决心倒胡，蒋介石予以帮助。他安排官兵到胡汉民家借找胡毅生之名进行搜查，给胡汉民来个猝不及防。胡汉民知道形势对他不利，感到“无地安身”，先被带到蒋介石的住宅，随后转移到黄埔被看管起来。蒋介石对胡汉民说：“大家都认为您与此案有关。可是兄也该明白我们的苦衷，我们也拿不出您无牵连的依据，只好委屈您了。”胡汉民放出不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暂派他到苏联“考察”。汪、蒋请苏联顾问鲍罗廷出面找胡个别谈话，鲍罗廷说：“一般人以廖同志的案怀疑胡先生，这是没有的事。不过因此，也不宜在广东，如到苏俄走走，可以考察考察。”于是，胡汉民于9月从黄埔港登上“蒙古”号远洋轮船，“出使苏联”去了。
再次，利用“廖仲恺案”逼走许崇智。蒋介石早有完全控制粤军，排斥与已不合的粤军将领的意图。廖仲恺案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时机。就私交而言，蒋介石与许崇智不说是生死之交，倒可以说两人有深交，蒋在粤军中任职虽受到粤籍人排斥，但却一直受到许的信任和偏袒，两人曾结拜为弟兄。许是有恩于蒋的，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蒋介石并非是不讲人情之人，但为了排除自己仕途中的障碍，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一直寻机搞掉许崇智。
借题发挥的切入点，是在审查“廖仲恺案”中发现许的部下和亲信与案件有牵连。由于许的个别将领也参与了暗杀廖仲恺，使许崇智一开始就处在被动的地位。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点，以许崇智纵容部下，勾结右派刺廖以及把持财政、侵吞军饷等罪名，大肆宣扬，争取粤军中李济深将领的同情和支持，并对许的部将进行收买。同时以保卫许的安全为由，将许软禁起来。许暗中派人命令驻守在东莞、石龙的两个师前来广州保驾。消息被蒋截获，送到汪精卫手里。蒋介石帮汪倒胡，汪投李相报。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军委会决定，命令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置粤军”。蒋部署第一师和黄埔学生等，严密监视驻广州城的粤军，并赴东莞、虎门和石龙包围许部，同时派人送自己的亲笔信给许崇智，历数他的“罪状”，劝他放弃职务，暂离广东。许给汪精卫打电话，汪复函：“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许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辞本兼各职，当时乘船离开广州，从此一蹶不振。
评析：借题发挥是文人墨官们常用的伎俩，蒋介石如同一些资深政客一样，把其移植到官场，在处理廖仲恺被暗杀案的过程中，借题发挥达到极致。
他通过廖仲恺案，借题作自己的政治文章，获得了很大的政治利益。在倒胡问题上，与其说是给汪精卫一个顺风人情，倒不如说是为自己挤走了一个重量级的政敌；逼走许崇智不仅搞掉了一个竞争对手，也使自己接管了粤军，加重了军权的分量。1926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姿态，从东江回广州，在庆祝元旦和国民党二大召开的20万人群众大会上，他“穿着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接受欢呼；军事领袖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汪精卫等为之失色。”蒋介石跃居到第二位，与汪精卫成为广州国民政府一武一文的两大巨头。蒋在廖案上借题发挥几乎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难怪李宗仁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国民党改组之初，蒋（介石）先生尚非中央委员，但是在总理北上后两年之内，一跃而为党内最有权力的领袖，其权力增长的过程，实得于权诈的多，得于资望功勋的少。”
不过诈成必以诈损，蒋介石借题发挥，暂时在政治上获得了很多，然而，却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政治形象，失信于政界，这种负面影响在当时虽然不太明显，但其副作用是潜在的、长效的，渐进似的量的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引发政治地震，蒋介石后来几次被政敌联合倒阁，与此不无关系。
挑起迁都之争
当政治形势出现不利于自己的局面时，主动挑起争端，借机发难，使局势发生逆转，是权谋家常用的应变举措。蒋介石也曾使用这种伎俩，1927年的“迁都之争”就是其中一例。
事例：1926年国民革命军高举义旗，进行北伐，所向披靡，很快取得两湖战场和江西战场的胜利。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革命，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武汉的决定。12年，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计划半月内可到武汉办公。国民革命总司令部仍留在广州，由李济深主持。1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孙科等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以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处理决定各项重要问题，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随后，正式通知各国政府，表明国民政府迁都武昌以后，所有外交事宜即政府负责。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汉。然而，在此重大的转折关头，蒋介石以设在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为大本营，挑起迁都之争，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立。
本来蒋介石是同意迁都武汉的，而且态度相当地积极。早在未正式作出迁都决定之前，他在9月，从武汉致电谭延闿、张静江称：“武昌克后，中（蒋自称）即须入贛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就会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这表明蒋早就有迁都武汉的意向。同月，他在由武汉赴江西途经岳阳时，又致电广州说：“中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
对于蒋介石的这个提议，中央曾议决过。这是由张静江、谭延闿在广州主持进行的。蒋介石离开广州出师北伐时，由张静江代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前者是蒋的铁哥们，后者的政治倾向往蒋介石这一方倾斜，且没有多大政治主见，对蒋介石是言听计从，他们都唯蒋之马首是瞻。在接到蒋的迁都电后，即于10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海外党部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上提出迁都案，但是会议经过讨论，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愿办。
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决定之。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会议还作出请汪精卫销假复职的决议。蒋介石得悉后，于当月再次电请迁都，他说：“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他的这个提议也未被采纳。在取得江西战场军事胜利后，他更以强硬的态度，声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但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接着，他派遣邓演达等人由武昌乘飞机到广州，“催促及中央党部迁移武汉。”
既然蒋介石曾主张迁都，为什么当正式决定迁都武昌后，他却要反对这项决定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随着北伐的胜利和军事势力的膨胀，加快了反共步伐，政治态度急速右转，而当时的时局出现了一些对他政治前景不利的情况，促使他一改初衷，由迁都武昌的坚决拥护者急转成迁都武昌的坚决反对者。
第一、唐生智势力的崛起，使蒋介石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威胁。唐生智本是湖南军阀赵恒部第四师师长，在北伐前夕归顺国民革命军，编为第八军。由于唐生智攻下长沙后，收编了大量北洋军队，第八军兵力迅速“扩充到6师之众，实际有28个团，照军编制，可称10师，军械充足，精神统一，战斗力极强”。唐治军和处理政事果断，要求严格，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而且他与第四军、七、八军的不少将领，均曾毕业于保定军校，被称为“保定系”。蒋介石虽然也在保定军校学习过，但时间短暂，没有形成人际圈子，唐生智的崛起使他感到担忧，在北伐途中他的心情就起了剧烈变化。他得知唐生智为首的“保定帮”已经勾结起来，便紧张起来。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武昌当时处在唐生智第八军等部控制之下。如果迁都武汉，蒋介石不可能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只有迁至南昌属于他所绝对控制的地方，他才有可能用枪指挥党，指挥政府，控制大权。
第二、武汉高涨的革命氛围，尤其是工农运动的高涨，不利于蒋介石进行反革命的准备。武汉被北伐军占领后，尤其是国民革命指挥中枢实际在武汉发挥作用后，武汉成为中国革命中心，武汉地区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湖北省成立农民协会的县达34个，会员数增至28万多人。尤其是武汉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一举收回了汉口英租界，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武汉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决议案，并积极加以实施，为世人所瞩目。当时在天津出版的《国闻周报》赞扬说：“贛战既定，党政府迁鄂之议立决。年前中央委员纷纷北上，实行在武汉组织政府，谋政治上的建设，以巩固其地位。军政与外交统筹兼顾。”这种果敢之精神，“令中外人士为之钦敬”。
蒋介石看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表现出坚决地反帝反封建的倾向，看到高涨的工农运动，同他的愿望背道而驰，根本不可能受他控制，这对他很不利。李宗仁说：“就形势而言，中央北迁，应以武汉最为适宜。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蒋总司令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共产党人吴玉章评论后说：“当初，蒋介石因害怕广州的工农革命力量，曾提议把政府迁往武汉，遭到我们大家的反对；等到武汉工人运动和两湖农民运动起来了，我们都主张把政府迁往武汉，并根据大多数意见作出了正式决定的时候，他忽然又提出异议，不肯服从。”这些分析切中要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由主张迁都武汉到反对迁都武汉。
蒋介石在1926年12月间，把张静江、谭延闿从广州接到南昌，还截留了部分取道江西去武汉的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1月初，蒋介石擅自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驻南昌。会后用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从现在政治军事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应暂驻南昌，待三月一日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公决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驻地后，再行迁移。随后，他两次操纵南昌政治会议作出决定，要求武汉成立政治分会，解散临时联席会议。遭拒绝后，又提出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以便诱惑国民党中央委员到南昌来。
蒋介石还亲自到武汉游说，遭到抵制。据他当时的随从人员张治中说：“蒋在汉口公宴大家，李立三在席上有一篇措辞极其委婉而含义很锋利的讲话……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态度言论也是日趋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给蒋的刺激很大。”鲍罗廷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中共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打倒的。”
迁都武汉已是大势所趋，蒋介石无法更改，不得不在2月初同意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即日开始在武汉正式办公，结束临时联席会议，并重申准备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统一革命实力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撤销中央军人部案》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务，缩小了蒋介石个人的党政军权力，但仍保留了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这些议案主要是针对蒋介石而作的，目的是削弱和限制他的权力。《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中的规定使蒋的权力大大地缩小。而且，中执委会针对蒋介石的独裁倾向明确地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一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到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因此，条例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评析：蒋介石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期，不顾大局，挑起迁都之争，破坏了革命内部的团结，给革命高潮蒙上了阴影，当时遭到全党的反对，乃至于声讨是必然的。
从另一方面考察，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借机发难有其必然性，是其政治野心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他由迁都武汉的积极要求者到迁都武汉的反对者，这种大转弯，如果用常人的眼光观察似乎不可思议；然而，如果把握他政治野心膨胀的脉络，分析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武汉的政治态势，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不奇怪。要求迁都武汉也罢，反对迁都武汉也罢，都是围绕着蒋介石掌权控权而转的，当迁都武汉有利于蒋介石攫取更大权位，他就支持，当他感到不利于甚至威胁到自己的权位，他就要反对，万变不离其宗。
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把自己身上的左派光环冲掉了，暴露出右派真面目。蒋介石基本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退路，最后，不得不公开摊牌，走上了公开叛变革命，反共、分裂的道路。由此说来，蒋介石挑起争端，借机发难这一招是一大败笔。
寻求靠山，改弦更张
蒋介石在北伐关键时期，挑起争端，失去了民众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支持，受到空前孤立。宋霭龄在与蒋介石的一次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当时的困境，她说：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你这颗明星殒落得与升起时一样快吗？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我可以说，你纵然有此精神，但却无足够的性格促以推动你的工作。“解放并重建中国、制定国家宪法的重大责任，需要很大很多影响力、金钱与威望。照目前情形，这些你一样也没有。”蒋介石想要成就大业，迫切需要寻求新的支持力，寻求靠山。
事例：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把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引向新高潮，引起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首先是帝国主义对待革命阵营的态度和策略的变化。革命浪潮的高涨，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帝国主义本来是想利用北洋军阀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可是谁知这个奴才势力太不经打，北洋军阀濒临破产，他们力图寻找新的代理人，以便维护其在华利益。他们也感到仅仅凭武力威胁，已不可能阻挠中国革命的发展，必须改变策略。
于是，帝国主义开始变换干涉中国革命的手法，从分化革命阵营入手，引诱革命阵营中的所谓“稳健派”走上镇压群众运动，背叛革命的道路。英国政府“于通盘局势慎加熟计后”，建议列强发表声明，“情愿将修改条约问题及其他悬而未决之问题，俟华人自己立有政府时，即行与之交涉。”美国政府发表宣言，“希望中国人民及其领袖承认美国在华人民享有生命财产”等权利，表示必要时愿与中国政府谈判，否则要诉诸武力。日本外相也在议会宣布“对于中国之内乱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期望增加两国共存共荣之关系及经济上之提携”；同时也不放弃武力干涉的可能。他们为了能实施新的策略，需要寻找新的代理人，而拥有相当实力且已显现出反革命意向的蒋介石，就是他们所需要物色的对象。
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反对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的，而民族资产阶级本来是支持革命的，但由于这个阶级具有妥协性、软弱性又与封建买办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同时也由于在革命高潮中的一些过激行动，他们也因惧怕工农运动而动摇起来。这些政治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化，为蒋介石寻求新的靠山提供了可能。
蒋介石在与武汉政府对抗的同时，为了最后摊牌，实行反共反革命，寻找依靠力量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首先，组织自己的班底，形成核心依靠力量。在挑起迁都之争的同时，把自己的心腹人物集结起来包括在南方政府中任要职的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邀集到南昌，在南昌形成一个右派核心。蒋介石还急切地延揽在北方任职或隐居的密友和盟兄弟来南昌与自己共事。把他的留日同学张群从河南请到南昌，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致函在天津的黄郛，邀他火速南下共谋大计。他对黄郛如此器重，不仅因为他俩曾于1911年冬在上海与陈其美结为把兄弟，还因为黄郛任过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在北洋政府在历任外交总长，又在1924年协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任过摄政内阁总理。黄郛与美英和日本的外交人员有较密切的关系，同时，他与上海金融界都有较为深厚的关系。
黄郛到达南昌后，蒋介石和张静江等人与黄郛一起密谋策划，确定了一个背离三大政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行动纲领。要点包括，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在外交上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特别是“不应放弃日本这条路”；力争早日克复京沪，联络绅商，谋求东南底定；采取步骤联络北方冯玉祥、閰锡山，形成“中心力量”，“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
其次，通过种种途径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首先以与日本打通关系为突破口。蒋介石多次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等，明确表示他不会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要尽可能地尊重现在条约。蒋还表白：“我们没有受苏俄利用和指导”，“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我们没有考虑过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甚至对他们作出不损害日本在华的特权的承诺，他说，我理解“满洲”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的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蒋介石还派戴季陶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出访日本，与日本外务次官、亚洲司长会谈，向日本政府进一步阐明蒋的立场，“结果甚为美满”，从而促使日本当局确定了以“怂蒋反共”为主的方针，对中国革命进行破坏。在英美关系方面，蒋介石派宋子文、王正廷等与英美有关人士接触，打通关节，美国还派代表到南昌同蒋介石会谈。
在国民革命军进占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武装挑衅，使我军民数百人伤亡，财产受到重大损失，酿成了“南京惨案”。随后，英美、日等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形势紧张。蒋介石不积极组织还击，不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反而向它们道歉，并嫁祸于人。蒋指使人与日本驻南京领事接触，说这次事件“非党军领导之意，而是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制造的”，声称已解散共产党支部，表示愿与英美等国谈判善后问题。接着，蒋派人到上海前往上海访英、美、日、法、意驻沪总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蒋介石到上海后，亲自接见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他还公开宣布：“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这表明蒋介石为了得到列强的支持，已改变国民革命反帝的纲领，力求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蒋介石在结束反共秘密会议的当晚，就派黄郛向日本总领事矢田通报政变计划的细节，告知蒋介石将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取代武汉派，南京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具体措施“首先要做的是解除工人武装”。在矢田的转达和周旋下，英、美、法、日、意5国的态度渐趋向一致。他们决定向武汉政府提交抗议“南京暴行”的照会，并派军舰陆续向汉口集结，只向蒋介石送交一个副本，同时又向蒋表示驻沪的外国武力愿意与他协同行动。
第三，争取江浙财团的支持。这一举措，一举两得，江浙集团是民国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江苏、浙江两省的大银行、大企业资本集团的统称，是旧中国最大的财团，掌握着中国主要经济命脉。银行资本掌握着金融实力，是这个集团的代表，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起来的。至20年代末，形成了若干财力雄厚的大银行，其主要特点是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的若干大企业资本集团和大银行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有的工业资本家参与银行的投资，而银行也增加对工业的放款，并对工商企业起一定的控制和监督作用。与江浙集团联手，就等于有了财神爷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就是更重要的，江浙集团与英美有关历史与现实的密切联系，这种关系通过经济利益紧密联在一起。因此，与江浙财团联手，更易于成事。宋子文家族本是江浙财团主要成员，而蒋介石早年在上海交易所与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虞洽卿有过密切交往，有着一种特殊关系。
就江浙财团的构成而言，江浙财团的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它的投资人和主持人，有的是出身于买办或者继续兼任买办职务，有的是北洋时期的军阀官僚，而多数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既带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一些特性，也具有民族资本的某些特性。其中某些代表人物，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政府的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也有人对广东革命政府有过某些联系和支持。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工人运动的空前高涨，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表现出动摇性和妥协性，而对蒋介石表示赏识和支持，这也使得蒋介石有机可乘。
1927年1月，蒋介石在武汉宁波会馆与江浙资本家以及工商界头面人物会面，明确表示他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同时还含蓄地透露，自己正在策划的阴谋。虞洽卿、钱永铭等江浙集团头面人物，亲自到南昌同蒋介石秘密晤谈，共同策划反共清党，镇压工人运动诸问题。这些人回上海后，在上海总商会之外，组织了一个上海商业联合会，旨在配合蒋介石的行动，为其筹措军事经费。正如该会自己声称，是为“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身之保障”而成立的。这个商会拉拢了不少资本家入会，包括了江浙财团的主要人物。
评析：蒋介石寻求靠山，改弦更张并非即席之作。宋蔼龄对他的游说与其说是开导，倒不如说是把蒋介石的内心世界点明，实为一拍即合。蒋介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寻求靠山，改弦更张只是迟早的事情。随着自己势力的扩大，权力扩张，蒋介石自恃羽毛已丰，决意背叛革命，而寻求靠山则是反革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具本行动过程中，蒋介石精心策划、有组织地实施的：首先，组织自己的班底，形成核心依靠力量，通过这个班子四处活动，打通关节；其次，明确重点，以点带面。在寻求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方面，以与日本打通关系为突破口，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在中国寻求政治代理人上表现更为迫切；另一方面，蒋介石等人大都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本政界有些熟人，联系起来比较便捷。再次，主动出击，以内促外。在寻求国内力量的支持方面，蒋介石重点放在争取江浙集团的支持上，他派人主动与江浙集团联系，为了得到他们的信任，甚至向他们透露政治底牌。而江浙集团与英美帝国主义在经济利益上有着密切联系，与江浙集团结成联盟，势必促进同英美关系的发展。
由于有了江浙财团的支持，有了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帝国主义的撑腰，蒋介石有恃无恐地进行反革命叛变活动。就其个人和其所代表的阶级而言，蒋介石改弦更张，寻求新的靠山之举获得了巨大成功，被他所依靠的人们称为“大英雄”。然而对于国家和民族，对于全国人民而言，一个光明的前途因他的叛变而被葬送，蒋介石有负于国家，有负于民族，有负于全国人民，不是什么“英雄”，而是罪人。
以退为进，争取主动
以退为进，转移矛盾和视线，等待机会重新掌权，是我国历史上的官场惯用的伎俩。但论起用此道之频繁，用得游刃有余，非蒋介石莫属了，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事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到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讨伐。国民党于4月18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所兼各职。而蒋介石在南京作出决定，否定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另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非法建立，举国反对。
此时已回国在上海同意对共产党采取“暂时应急之法”的汪精卫，悄悄回到武汉，以左派领袖的姿态出现，努力适应那里的革命气氛和高昂的反蒋呼声，他题词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起开去。”汪精卫大唱革命高调，举起“联共反蒋”的旗帜，与南京政府相抗衡，以达到自己重新掌权的目的。随着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某些上层分子对三大政策日渐怀疑，动摇而趋向反对，武汉政府逐渐向右转化。在宁汉对立的情势下，汪精卫企图拉拢貌似中立的冯玉祥反蒋、“分共”。他亲自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晤，不惜对冯作出许多让步，终于对“分共”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玉祥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汉方“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蒋介石也极力拉拢冯玉祥，给他提供巨额军事援助，冯玉祥大为感动，表示今后“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在冯玉祥的斡旋下，宁汉合流了。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武汉举行秘密会议，悍然决定“分共”，七月十五日举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汪精卫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后，国民党阵营形成三个主要派系，以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为代表的宁派；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汉派；以张继、许崇智为代表的沪派（即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
蒋汪在反共的基础上实行了形式上的联合，但又各人自封为正统，展开争夺权力的角逐。尽管蒋介石极力拉拢汪精卫，想宁汉“息争”，但是，汪精卫对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排斥他的所作所为心有余悸，更不能容忍蒋无视武汉而在南京另立中央的行径。为了确保自己的“正统”地位，提出了蒋介石必须下野作为各方和解的强硬条件。并发兵东进讨伐蒋介石；同时拉拢宁方中的桂系，与他们“通力合作，共除凶孽”。
桂系协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建立起南京政府，自侍立有“大功”，但却处处受蒋掣肘，未能满足夺取大权的欲望。双方貌合神离，互存戒心。在宁汉军事对峙，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形下，对于蒋介石来说控制军队最为重要。当时，他在控制黄埔嫡系部队的同时，乘北伐之机收编了大量的北洋军阀旧部，这些部队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而一些嫡系将领虽装备优良，但在胜利的情势下，骄横放荡，军队纪律败坏，战斗力也不强。邮于战事失利，尤其是蒋介石所指挥的部队，协同白崇禧部与孙传芳等部北洋军作战时，全线溃退，引起舆论大哗。
在蒋介石四面楚歌的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趁机向他摊牌。白崇禧拥兵自重，拒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调兵兵不动，遗将将不听。他心里明白其中缘由，试图以辞职要挟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表示：“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此言一出，其谋士吴雅晖等人慌了手脚，立即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会上，吴雅晖等文官竭力主张蒋介石留存任上主持大局，而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却一言不发。李宗仁也透露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蒋介石感到内外交困，难以应付。他在日记中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衹有静镇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动”。这不仅记载了他当时的处境，而且还表达了他以退待机的应对之策。
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说：“中正自蒸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厉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大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尽全力以铲除之。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为依旧……故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从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因无时无刻成忘归隐者也。由第二义言：苟不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怠其卫党之天职。”在自我标榜了一番之后，蒋又“掬诚”宣告三项愿望：一、要求宁汉双方“悉摒外间挑拨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同志也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二、“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拼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全革命。三、要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
8月14日，蒋介石率其心腹和卫队回到他的老家溪口，在这里，看望家人，接见外国记者。蒋介石浏览故乡山水，在下榻的雪窦寺，常与寺中的老僧谈经文说风水，还报生辰八字，求签问卜。和尚恭维他：“从此逢凶化吉了！”很是对他的心思。蒋介石此时看似轻闲，实际另有打算。他之所以主动要求“下台”，是要以退为进，争取主动。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明白，如果不及时辞职下野，他将成为众矢之的，宁、汉两方无论是分还是合，因为有汪精卫在，他蒋某都只能当半个国民党领袖，很难大权独揽。他一旦下野，就避开了各派的攻击，超脱纷争，待时机成熟后，他再出山收拾残局，以坐收宁、汉相争之渔利。
因此，蒋“下野”后，仍紧紧掌握着权柄的另一端，并没有放弃对时局的控制。他回到了溪口，以电台与自己的亲信联络，照样指挥着他手下的文官武将，在政治、军事、财政上控制着南京政府。
在政治上，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内有一群坚定的支持者，如张静江、吴雅晖等人，这些人没有权，但资格老，在党内谁都不敢轻视。而汪精卫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他自反共后，去掉了原来的国民党左派的伪装，成了被通缉的对象，自己又得不到广东地方势力的支持，手下的人又大多是些无名之辈，看上去气势汹汹，实际上是外强中干。果然，蒋介石下台后，国民党内失去了蒋这个大靶子，把攻击的矛盾指向汪精卫，几天之后，汪就以“反共不力”宣布“下野”。
在军事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蒋介石，尤其是第一军中的各级军官，都是蒋从黄埔系挑选出的，他们只听从校长，铁心保蒋。虽然何应钦心怀二心，趁蒋之危拆台，但他生性懦弱，根本无法独自控制局面。因此，蒋介石虽然下野，但嫡系部队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经济上，蒋介石在下野前已做了手脚。江浙财团及上海的买办阶级是坚决“挺蒋”的。蒋介石下台，江浙财团和上海的买办势力立即停止供给军饷，切断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原以为蒋介石一“下野”，南京政府的权力就在他们的掌握中了，没想到适得其反。江浙财团根本不买桂系的账，桂系得不到江浙财团的支持，经济上逐渐陷入窘境。军事上，桂系主力第七军伤亡很大，而蒋介石的第一军，他们根本指挥不动，面对唐生智东进和北洋军阀抵抗的重重军事压力，加上经济上的尴尬处境，李宗仁才真正感受到“总司令”虽威风八面，但并不好当。在李宗仁一筹莫展之际，蒋介石却跑到日本，俨然以中国“唯一领导人”身份，与日本政治要员谈判。又拜访在日本温泉疗养的宋美龄的母亲，终于得到应允，他能够与其女宋美龄结婚。蒋介石在国事家事上都有丰富的收获。
12月，桂系在万般无赖的情况下，只好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联合汪精卫，共同复职，到南京主持大政，国民党暂时得到统一。蒋介石以退为进，重新掌握大权。
评析：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有过多次的“以退为进”的表演。与他初涉政坛主动的退相比，这一次的退是被动的退，是不得不采取的策略。尽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却实施得很有章法，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事先都有安排，表面上看，他暂时失去了最高权位，但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权力。
就这场政治斗争而言，蒋介石以退为进是一高招，不仅规避了政治风险，而且以守为攻，使政敌不得不臣服。蒋介石的退并不是无为而治，他在静中有动，退中求进，意在一个“求”字，通过自己设局，给对手设下陷阱；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尤其是通过近臣心腹，掌握权柄的另一端，为出山埋下伏笔；出访日本，一举两得，得到取胜的重要筹码。蒋介石在权力游戏圈内，比同类要高一筹。
危殆关头，“走”为上计
常言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从军事上诠释这一哲理，是说在两军交战，败局难以挽回时，有三种选择，走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降是全败，和是半败，走则未败，没有失败，就可能带来转败为胜的转机。在官场角逐时，形势难以挽回时，权谋家也常常把“走”作为上策，急流勇退，通过退却促使时局的变化，创造新的转机。
蒋介石多次用过此计谋，前面已论及他在1927年的下野，以退为进，使自己转危为安。5年后，蒋介石再次玩弄此计谋。
事例：蒋介石重返南京，掌握南京大权后，国民党内的争斗并没有终结，而是在积累、发展。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内斗争再次白刃化，蒋介石再一次陷入群起而攻之的尴尬境地。
经过第一次“下野”和复职的波折，蒋在退中有进，势力有了新扩张，但其实力还远没有达到能支配一切的程度。各种因素严重制约着他对权力资源的垄断。
在党内，蒋介石虽然居权力的最高位置，但却在党内、政界因为资历浅，受到党内元老派的轻视。当时的胡汉民、汪精卫虽然在与蒋角逐时，几次遭蒋介石的算计，但他们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不怎么看得起蒋介石，他的政治地位还不十分巩固。各派人物通过各种方法积聚力量，或施加影响，窥视时机，时刻准备夺取最高权力。各派反蒋势力之所以未采取行动，主要是尚没有可乘之机，同时，也没有人敢出来领头举反蒋大旗。
随着蒋介石“围剿”红军多次失败，反蒋势力趁机倒蒋，形成了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首的反蒋运动。
陈济棠是当时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军阀，所控制的广东是比较富裕的地区，有军队15万人，组建比较可观的空军部队，空军力量甚至比蒋介石的“中央军”力量还强。到了1931年，他不但在军事上准备充足，而且在政治上也有了可与蒋抗衡的资本，这就是胡汉民对陈济棠的支持。从历史上看，胡汉民的政治地位比蒋介石高，而且在权力角逐中，他多次被蒋介石的诡诈术搞倒，耿耿于怀，必会坚决支持陈倒蒋。由于有这些资本，陈济棠认为可与蒋在政坛比试比试，此举若胜，便可以取而代之。
此时，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原因起于1930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制服了冯玉祥和阎锡山，稳定了政局，这样，他坐镇南京，独揽大权，凡是都得他点头，事无巨细，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人们只得忍气吞声。对此，有极强权欲的元老派胡汉民怎能容忍，开始同蒋介石唱对台戏，批评蒋介石专权。
1930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吴稚晖等人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在会上鼓噪通过国民议会制定约法，然后依据约法选举蒋介石为总统。胡汉民在会上公开表示反对。由于胡的声望，蒋介石那边的少壮派们一时间没人敢出来与他对阵。只有国民党四元老之一的吴稚晖挺身而出，与胡汉民对簿公堂，两人发生激烈的争吵，把整个会议全搅乱了。会议之后，胡汉民在国民党反蒋派系中积极活动，反对吴稚晖传达的蒋介石的旨意，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容忍的。
蒋介石软禁胡汉民，本想杀鸡给猴看，弹压反蒋举动。谁知适得其反，促成了反蒋派的联合。胡汉民通过前来为他看病的医生与孙科、古应芬联系，授意他们到广东联合陈济棠组织政府，与蒋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政府直接对抗。陈济棠得到这一信息后，急忙委派古应芬做桂系的工作。古应芬带着巨款，找到李宗仁、白崇禧，本来就有反蒋倾向的李、白欣然同意，一拍即合。广东和广西势力联合，国内反蒋派别马上响应，都集中在广东周围，党内有胡汉民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地方军阀有唐生智、桂系、冯玉祥的西北军等，这些平时互有矛盾时有争斗的政治军事派别，在反蒋的旗帜下，抱成一团，为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一致行动。
1931年4月30日，广东的古应芬、林森等人，以中央4个监察委员的名义，提出《弹劾蒋中正案》，历数蒋的罪状，要求撤职查办。5月3日，陈济棠、李宗仁等发表联名通电，拥护此弹劾案。5月27日，广州正式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提出“救护党国，打倒独裁”的口号，宣布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广州政府与南京政府相对峙，蒋介石不得已，以退为进，提出议和，两广方面要求先释放胡汉民，一方面蒋介石被迫答应，另一方面组织反击，从政治上、军事上打击广州政府。
就在这时，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东北的战争，张学良奉蒋介石的命令，实行不抵抗政策，放弃东北。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遭到国人口诛笔伐。他执迷不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是一种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坚持内战，剿灭红军，强化独裁统治的政策。
蒋介石希望以妥协退让，换取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松动。然而，日本侵略中国的目标已定，并不愿留给蒋介石的面子，不但不止住侵略的步伐，反而在占领东北三省之后，又侵略热河，步步紧逼。在蒋介石妥协、退让，日本咄咄逼人，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的背景下，全国的抗日热潮无法平息下来。上海各界迅速组织了抗日民众团体，80万工人发出告世界工人书，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和平的正义声明，北平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抗日。9月28日，南京和上海学生甚至包围了南京政府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根据当时统计，有将近五六万人到南京请愿，游行队伍喊出了“惩办祸首蒋”，“反对国民政府投降政策”等口号。
广东国民政府看到全国各地抗日反蒋声势浩大，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威逼蒋介石下台。他们也打出了“抗日”口号，虽然他们的目的是借题发挥，乘机夺取中央政权，但对比南京政府压制民众抗日激情行径，广州政府能有抗日的表示，对人民群众的抗日要求总算是个回应。因此，广州政府一时间赢得民众的支持，而南京国民政府对广州的“爱国举动”，也就无法批驳了。
1931年9月，蒋介石决定跟广州国民政府妥协，蒋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唯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
反蒋势力看到蒋介石做出妥协的姿态，认为蒋介石示弱，越发威逼蒋下台，提出三个条件：“一、蒋介石下野；二、广州政府取消；三、由南京和广州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的国民政府。”
南京政府回答：“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商量，唯一不能接受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利用全国要求团结抗日，反对独裁统治的呼声，没有丝毫让步。而蒋介石为了确保手中的权力，竭力进行讨价还价。
由于蒋介石将军队主要放在“围剿”红军上，同时也由于国民党内的纷争内耗，使日本有机可乘，日益扩大对华侵略的战火。在内外压力下，11月7日，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然后共同产生一个统一的中央。尽管统一的中央有蒋介石的地位，但蒋介石并不甘休，他通过活动，把已投靠广州政府的汪精卫接到南京方面。代表广州政府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汪精卫的代表，得到汪的指示，宣称不去广州了。在广州和香港的汪派代表也都齐集于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果，国民党竟开了三个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闹出空前绝后的政治笑话。
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大上，蒋介石表示承认错误，要求大家能够“竭诚团结，来努力奋斗以完成革命使命”。他的这一举动收到较好的效果，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都表示拥护蒋介石。蒋介石看到政局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态度又开始强硬起来，表示国难当头，他不能放弃自己向上的职责，凡是想让他下野的人，都是对党国力量的破坏，他要求广州国民党势力能够以大局为重，团结在他的身边。
但是，广州方面并不示弱。蒋介石没有办法，不得不面对现实，以“走为上计”，作出下野的选择。12月22日至29日，三个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于会前辞去自己所兼各职。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的这次下野的选择，尽管是被迫作出的选择，但在危殆关头，采取此举，使自己摆脱了困境，并掌握出重新复出的主动权。他对“走”作了周密的安排，布下了杀机。
首先，使下野变成金蝉脱壳。在全国抗日热情高涨的情势下，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受到朝野内外的声讨，如果任其发展，他有可能遭到更大的反对。鉴于此情，蒋介石希望有人能够代他受过，分担骂名，使自己窥避政治风险。
其次，在人事上进行安排。他在下野前，在国民党中央安排了大量亲信，使统一后的国民党中央中，支持蒋介石的势力能够占据相当比例。在军事上，依靠黄埔系，来维系他对军队的控制。在财政上，由宋子文控制财政部，把握经济命脉。宋子文在离开财政部时，把所有的文书和现金全部挪走，新的政府将面临资金和人才的短缺。一个没有军队和财政支持的中央政府，名存实亡。维持不到两个月，孙科呼吁汪精卫和蒋介石重新上台主持中央。1932年1月20日，蒋介石宣布恢复职务。
评析：蒋介石此次被迫下台，是咎由自取。在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后，仍然奉行妥协退让的政策，引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因政见不同将胡汉民软禁，引发了政敌的声讨。这是从大略上评判蒋介石的退。
从小谋的角度评判，蒋介石以“走为上计”，比较成功。虽然是被逼而采取的“走”，但不是仓皇溃退，在对方“逼宫”时，自己进行讨价还价，发表讲话和声明，陈述自己政治上如何地“清白”，赢得了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同情与支持，并且赢得了布置防守的时间与空间。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作了安排，使自己有了变不利的局面为有利的态势的本钱。在“退”中有所作为，使用“离间术”，瓦解敌对营垒，转守为攻，变被动为主动。
这次在处于下风的情势下，蒋介石“以走为上”，运用自如。若在四面楚歌的情势下，硬顶生扛，可能凶多吉少。选择“走”是明智之举，走不是结局，而是争取转机的开端，因此，走不应是仓促应付，更不能变成溃逃，而应沉着应对，精心安排，周密部署，为取胜创造条件。蒋介石在这方面又一次玩转了。
导演双簧，他人受过
表演双簧，是曲艺中的剧目和表演，通常在大众化的舞台表演。蒋介石把这种表演形式移植到政治舞台，演得十分逼真。经他安排与其合作演得很对路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敌汪精卫，另一个是美国政客赫尔利。
事例：汪精卫与蒋介石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既是国民党政坛上的冤家对头，又是相互利用，形影不离的难兄难弟。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宁、汉、沪三方达成协议，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委会由宁、汉、沪三方人士组成。1927年9月特委会在南京成立。由于汪精卫不是实力派，再加上汉派内部有矛盾，在商谈过程中，汪精卫被凉起来了，起不到关键作用，于是汪精卫闹起别扭来。他以特委会不合党统为由，拒不参加联席会议。这样三个关键人物，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虽被列入特委会名单里，但三个人都宣布下野，拒绝就任。特委会实权掌握在桂系和孙科手中。蒋介石下台，桂系起了很大作用。桂系原本是蒋介石依靠的主要力量，现在成了肘腋之患，是其难以容忍的。
在日本的蒋介石，派宋子文到广州与汪精卫商谈合作。宋子文对汪精卫说，如能驱逐李济深，蒋介石回国后将到广州来，重办黄埔军校练兵，与汪合作建立中央。
李济深是支持桂系的，此时他在广州。后来，支持汪精卫的张发奎带第四军来到广州，大有反客为主之势。张发奎与李济深二人发生了矛盾。汪派人物云集广州，把广州作为反对特委会的基地。李济深历来与桂系关系很好，不赞同汪精卫的做法，于是汪精卫密谋驱逐李济深。汪假故邀李济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在汪精卫、李济深一起离开广州到上海期间，受汪的指使，第四军军长发动了“广州事变”，结果，汪精卫、张发奎，在国民党内一下子被置于被告席上。
驱李倒桂，是蒋介石在暗中策动，汪精卫在前台表演。驱李最后输了，蒋介石却一点没输，还赚了许多。镇压广州起义后，南京政府授李济深全权处理广东的政局。李济深组织他手下的粤军和桂军，攻打第四军。蒋介石资助李济深30万军费。第四军苦战不能胜，乃遵从蒋介石的意思，退往江西，接受蒋介石的保护。双方均不以蒋为敌，因此，蒋介石顺利复职上台。汪精卫在前台表演，只得替蒋受过，被白崇禧步步紧逼，最后不得不听蒋介石的劝告，逃避国外。
1932年12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继续寻求与汪精卫联合。没有掌握到大权的汪精卫正需要蒋的力量。汪接到蒋的信后，立即派自己的老婆陈璧君到杭州，连夜与蒋介石密谈。蒋汪联手，胡汉民拒绝合流。已担任行政院长的孙科把蒋、汪请回南京后，二人立即一致把矛头对准孙科主持的政府，孙科只好辞职。1月2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批准孙科辞职，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此后，汪精卫掌行政，蒋介石掌军事，国民党中央由蒋汪共掌。
蒋介石这次拉汪精卫合作，一方面是为了打击支持胡汉民的广东势力，减轻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压力。另一方面，他还有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对日外交。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要聚精会神地“剿灭”红军。这样，对日就必须努力寻求妥协。蒋介石自己又不愿意落卖国贼的骂名，那么由谁来承担这副“重担”呢？在他看来汪精卫最合适。在对日问题上，此时的汪精卫与他基本一致，当然汪精卫更倾向于妥协。再则，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威望比较高，在社会上影响力也比较大，日本人自然也愿意同汪精卫打交道。
蒋汪合作，同日本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1932年5月，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5月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6月签订《秦土协定》，7月签订《何梅协定》。由于是汪精卫主政，他在前台表演，这些丧权辱国的协定签订后，声讨声朝着汪精卫滚滚而来。
对于蒋汪合作的内幕，汪派骨干分子陈公博十分清楚。1932年8月，汪精卫曾辞职，以养病为名去了法国。蒋介石不同意汪精卫辞职，只准假三月。三个月后，正值热河吃紧，蒋多次发电报催促汪回国复职，汪精卫于1933年1月自法国启程，3月至上海，陈公博就此事写道：
“汪先生这次归来很使我担心，他主持了一个淞沪协定，已给人家批评不少，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因为汪先生虽然离国几个月，行政院长还是虚悬，他虽然三番四次推荐宋子文，蒋先生只是不答应。我又怎样能够帮助汪先生呢？只能听其自然吧。蒋先生之虚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许因为汪蒋合作的关系，也许蒋先生要对日缓和，不愿意自己嫡系人物首当其冲。”陈公博所言，对蒋的意图揣摩得太透了。
汪精卫受蒋介石之托对日妥协，不能说是被迫而为之，因汪精卫从骨子里说，就有亲日倾向。但是，他这次主政对日妥协退让，却是中了蒋的圈套，他只得替蒋受过，背卖国的“黑锅”。汪精卫挨骂，他的朋友们替他打抱不平，劝他说，你何必替蒋介石“背黑锅”？汪精卫回答说：“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
在蒋介石的精心导演下，汪精卫与蒋两次合演双簧，蒋介石安排巧妙，汪精卫表演得“精彩”，一个需要替身，一个愿意让人当枪；一个看重名声，怕落骂名，一个愿替人受过，不怕“背黑锅”，这大概是这对政坛冤家的区别所在吧！
另一个被蒋介石聘任演双簧的人，是美国政客赫尔利。1944年9月，美国总统派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罗斯福派他来，是有其战略考虑，调解国共矛盾、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的关系，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以保证战后的中国置于美国战略利益内。10月，赫尔利在重庆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谈，向他们表白，自己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到中国来，是为了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他还表示，在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
对于赫尔利的访问，毛泽东非常重视。11月，在赫尔利到达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件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这样的分析：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感觉相当乐观。会议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赫尔利到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会谈。他说，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还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蒋介石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会议。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
接着，赫尔利宣读了一份由他所起草的《停战协定的基础》，共有五条建议，其核心内容是同意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承认中国共产党地位，共产党的军队在经费、武器装备分配方面与国民党军队享有平等待遇。对于赫尔利能提出如此宽松的条件，毛泽东等人有点半信半疑。毛泽东在赫尔利讲完后提出一个问题：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说，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
在会上，毛泽东就赫尔利的五点建议提出具体修改和增补意见，这些意见合情合理，分寸适当，易于对方接受。赫尔利对毛泽东的修改意见很满意，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
经过双方反复讨论修改，定稿。赫尔利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在协定草案上签字，毛泽东说可以，赫尔利说，那我也要在上面签字，题目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协定”。
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向全会报告与赫尔利会谈情况。他说：经过三次会谈修改的五项协定，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进步。大会一致同意批准这个协定，并且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这个协定上签字。
这个经过讨论修改的协定草案全文是：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合法地位。
随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字，赫尔利是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签字的，文本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
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介石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草案。接着，赫尔利却提出一个“反建议”，完全站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立场，拒绝了联合政府，限制中共武装。这时，他虽然口头上继续表示原来的“协定”草案的内容是公平合理的，实际上却完全转到蒋介石一边。蒋的“反建议”通过赫尔利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将同赫尔利会见的情况电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来电上批示：“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
毛泽东在会见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时，拒绝了蒋介石的“反建议”，并且严肃批评了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赫尔利说，你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上蒋介石的圈套。后来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公开宣称不与中共合作，其扶蒋反共政策，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蒋介石执意召开以粉饰其独裁统治为目的的四届国民参政会，不但中共方面无人出席，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第一次会议到会的人数只有一半多一点。“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越来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政府还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光明前途。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评论，对赫尔利与蒋介石狼狈为奸的笨拙表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评析：蒋介石先后曾与汪精卫、赫尔利一起表演双簧。在与前者合演时，演得惟妙惟肖，其权术玩得天衣无缝，收到奇效；在国民党政客中，他的确是鹤立鸡群。然而，与后者搭档演双簧，却演砸锅了。按理说，美国后台老板不仅全力支持，而且亲自出马与蒋合演双簧，胜算的可能性应更大。可是，却弄巧成拙。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的对手不同了，蒋介石的权术，碰到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中国共产党，与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过招，必败无疑。这除了个人因素外，更主要的是阶级本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