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如实地反映与处理矛盾，就必须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当看到矛盾双方的斗争性时不要忽视了同一性，当看到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时不要忽视了斗争性，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一般说来，在矛盾双方的斗争采取比较激烈和显著的形式时，往往容易只看到斗争性而忽视同一性。其实，斗争无论激烈到什么程度，即使是敌我双方进行白刃战的时候，也是有同一性的。双方如果没有联系，就不能构成一场战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斗争采取比较缓和和隐蔽的形式时，又往往容易只看到同一性而忽视斗争性。其实，斗争形式的缓和并不等于斗争性的消失，即使是同志间和风细雨的批评，在哲学的意义上也是一种斗争。
把斗争性和同一性的作用抽象出来分别加以考察，决不是意味两者在现实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可以互相分离，可以各自独立地起作用，更不是意味着在事物发展的某一阶段可以只有其中的一个起作用。列宁在说到“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时，紧接着又说到“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毛泽东指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正是说明只有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结合，才是事物发展的泉源和动力。周恩来则从宏观上提出了认识矛盾和处理矛盾的指导原则。他说：“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心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一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矛盾的普遍性的含义，是指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毛泽东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全部科学史表明，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矛盾，不包含矛盾的事物是没有的。矛盾不仅存在于客观现象中，而且也存在于思维中。每一事物在其全部发展过程中，矛盾也是自始至终存在的，不包含矛盾的阶段是没有的。有一种观点认为，过程开始时只有差异，没有矛盾，矛盾是在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其实，差异就是矛盾，只不过是还没有充分展开和激化的矛盾而已。这只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而不是矛盾的有无问题。否认事物在开始时或者在发展的某个阶段包含着内部矛盾，就无法说明事物的自我运动，势必会陷入形而上学的外因论。
任何矛盾都有自己固有的特殊的质，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正确地解决。要想正确地解决矛盾，就必须对这个矛盾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准确地把握它的特定的质，从而采取特定的解决方法。如果不加分析地把解决一种矛盾的方法（即使是成功的方法）套用到另一种不同质的矛盾上去，是一定要碰壁的。列宁把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叫做“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说明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碰到的矛盾都是互有差别的，不可能用千篇一律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党强调各行各业的工作者都必须精通本行业务，就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按照矛盾的特点去解决矛盾，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但是，一切矛盾不仅有特殊性，而且有普遍性，两者的关系就是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一切矛盾由于个性而分别地表现为单个的具体事物，又由于共性而隶属于一定的种类。事物的个性不能脱离同类事物的共性。例如，中国现阶段各行各业尽管各有其个性，然而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这就是共性。脱离了这个共性，具体业务就不成其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了。
任何客观存在着的矛盾（不是幻想、虚构的“矛盾”）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只有共性而无个性的“矛盾”，或者只有个性而无共性的“矛盾”，都是没有的。假如我们一方面承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泉源，承认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在碰到现实矛盾的时候，却不懂得它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或者只看到共性而看不到个性，或者只看到个性而看不到共性，那么，我们就将永远抓不住任何一个现实的矛盾，我们对对立统一规律以至整个唯物辩证法的“承认”就成了空话，无异于抛弃了辩证法。因此，只有懂得了共性和个性的道理，在考察矛盾时把两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才能如实地认识矛盾，正确地处理矛盾，做好各项工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在一个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社会矛盾极其复杂的大国里进行的。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纵横交错，革命和建设任务非常艰巨。在这样异常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党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就是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一直处于最高领导岗位，又面临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这样他自然处在解决各种复杂矛盾的风口浪尖上。
周恩来认为，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在实践中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矛盾及矛盾的发展变化，寻找科学的方法去解决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第一，他提出要“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变化”。
周恩来在《关于武汉工作问题》、《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和《论统一战线》等许多文章中，无不充满着这种精神，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08页）但是，“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7页）。“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而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敌人又常常不一致，所以敌人营垒又是变化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8页）大革命失败后，南京和武汉的反动势力合作，帝国主义站在他们后面一起压迫人民大众。“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从其根本利益出发，翻过来站在抗战方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同时又与日本人相勾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固定不变的。蒋介石在大革命初期，是起了一些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的，但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以后，很快就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大革命中期，他很激进，接近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武汉时期，他又转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总之，在中国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践已经证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方面的变动是很大的，“敌人有分有合，情况就更复杂了”（《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8页）。在变化这样多、这样大的情况下，“要躬行实践，以为倡导”（《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9页），才“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变化，能够随时地认识敌人、分析敌人，能够提出战胜敌人的正确方针”（《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9页）。而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弄不清楚这些问题，首先在认识和对待敌人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多错误。从认识论上看，“右的错误常常把敌人当成朋友”（《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9页）。他们是形而上学者，不是根据客观形势，根据变化了的事实，从调查研究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最明显的是北伐到了武汉以后，蒋介石在江西杀了共产党员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以后，明目张胆地向共产党开刀。在其反动性已经公开暴露的情况下，陈独秀却视而不见，一再妥协退让，还主张继续与蒋介石合作，结果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左’的错误常常把朋友当成敌人。”（《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9页）比如，小资产阶级一直是我们的朋友。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暂时下降到次要的地位，这时候中产阶级甚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抗日分子都可以做我们的朋友，小资产阶级更是我们的朋友了。然而有“左”倾观点的人却认为小资产阶级是敌人，而且是最危险的敌人。
周恩来指出：“有些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两面性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9页）我们的思想应该随着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条件的变化去分析认识他们，来决定我们党对他们的态度。1938年蒋介石集团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时有右倾思想的人，就替他涂脂抹粉，把他的反动性抹杀了；有“左”倾思想的人，在转变的关头看不到这种变化，只注意这些敌人的反动性，看不到他们可以联合的方面。总之，随着各种矛盾的发展，“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0页）。有右倾思想的人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经成为敌人的人，仍然当做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昨天是敌人而今天可能成为朋友的人，当做敌人。他们看不到“敌人营垒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0页）的事实，不调查研究，不看实际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凭主观想象制定政策，指导工作，因而犯了“左”的或右的错误。
第二，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他主张处理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先后有序、高低有别”。
1924年即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旅欧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派机关刊物《先声报》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六期，先后登载了胡瑞图、吴樵甫、威重三人攻击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的文章。对此，周恩来作为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旅欧组织的实际领导者，为了回击国家主义派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诬蔑，撰写了《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发表在1924年6月1日出版的《赤光》第九期上。
周恩来在文中对诬蔑、挑衅者进行了观点鲜明、笔锋犀利的批驳。针对威重所攻击：“共产主义的主张明明是‘阶级革命’，明明是‘打破私有制’，明明是‘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周君是共产主义者，也主张‘国民革命’呢？”周恩来予以严正的驳斥指出：“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以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虽说走到第一步，无产阶级尚未能得到真正生路。”这样，周恩来就阐明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这个坚定的信念是不应当也不会动摇的。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周恩来虽然一再申明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但是，他同时强调并不能把三民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为此，1939年8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周恩来专门以《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为题，阐明了在统一战线中应如何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周恩来指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信仰，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方法论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主及社会政策上也有许多差异。”报告在严格区分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汪精卫、戴季陶的三民主义之不同后，指出：“我们应该赞助真正了解和实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人去发展三民主义，同时也指出要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分别清楚。就是说，共产党员既要在当前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要想到将来的共产主义。在此，表明了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最根本的原则立场与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组织和参加统一战线并非降低自己的要求，而是为实现共产主义所走出的第一步，反之，如果丧失了这个原则立场，动摇了这个根本信念，则统一战线就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总之，我们应该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能动摇，同时应脚踏实际地遵循三民主义发展统一战线。”
第三，关于如何处理教育数量与质量这一客观存在着的矛盾，他认为衡量教育发展不应单纯地看数量标准，更重要的是要看质量。
与经济建设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教育发展在处理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矛盾上常常失衡，导致教育质量频频出现问题。
1953年，根据中国教育的实际状况和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国高等院校进行了一次院系调整。调整中，出现了一些不顾客观实际盲目进行的现象。有些院校不顾实际师资和力量，一味扩大建校规模和招生规模。这样，虽然在学校以及学生数量上较以前都有提高，但在质量上实际是有所下降。1953年12月21日，他署名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指出：“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今后高等师范教育必须大力发展，同时，也必须注意巩固，提高质量。”他还说：“不顾国家建设的需要，不积极发挥潜力，不努力创造条件克服困难以力求发展的保守思想是不对的；单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考虑可能条件，单纯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盲目冒进的做法也是不对的。”
1958年后，中国教育质量的下降显得更为突出。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受“大跃进”的影响。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这样，各种学校一哄而起，在建校规模和招生数量上也搞“大跃进”。这样一种不顾实际的片面追求数量造成了教学质量的下降。有些学校缺乏师资和起码的教学设备，有名无实。第二个原因是1958年，中国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这一方针本是针对过去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实践的弊端而提出的；强调学校教育要密切联系社会实际。但是，由于在理解和执行这一方针的过程中，出现了“左”的偏差，片面强调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而忽视教学，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简单地理解为学生参加一般的工农生产。这样，老师和学生过多地参加生产劳动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针对上述两种现象，周恩来在许多场合都提出过批评。1959年5月28日，他在天津大学给师生们做报告时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是主导方面，因为学生来学校就是为了学习。我们一定要认清主导方面，认不清主导就没有方向。他还针对天津大学在招生数量上的“大跃进”现象指出，天津大学是全国知名的大学，现在将近有一万学生。万人大学在世界上能有几个？我劝你们要控制，不要老在数量上高速发展，学生人数再增加就不好办了。当然，我们的大学生还要增加，但那主要是增加学校的问题。一个学校的人数有它一定的限度，你们达到一万就不少了。你们要保证教育质量，提高教育质量，如果你们再不断地增加数量，那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会降低质量，那就不是正确的教育方针。1961年4月3日，周恩来在一次人大会议上又指出，这几年的教育发展是相当快的。问题是要提高，要从数量的大跃进转向质量的大跃进。
周恩来在主张大力发展教育的同时，曾多次强调教育发展要重视质量，反对不顾质量而片面追求数量。对于教育的发展，他认为“要有重点地稳步前进，不是不进或冒进，也不是齐头并进”。在他对此的讲话中，已明确地提出了处理教育数量与质量的这对矛盾的基本观点。
第四，在处理共性与个性这一客观矛盾事物中，他主张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
共性与个性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又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共性与个性是相对的，不是指事物本来的性质而说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
他还进一步阐明：“人心不同，各为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这就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告诉我们，在事物的统一体内，“同”和“异”不仅是对立的，而且也是互补的，“同”是基本的，“异”又不妨碍“同”，而且在“同”能够更好发展的情况下，二者都是必须的。那么，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必须是而且只能是采取求大同存小异的方针。周恩来把这个方针贯彻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始终，不仅求大同存小异，甚或为了大同也存大异。只要统一战线的各方，在基本点上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尽管还存在很大分歧，周恩来都尽力联合这些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以对付共同的敌人。
二 如何看待敌我矛盾
社会矛盾多种多样，情况复杂，从性质上区分有两种基本情形，一为对抗性矛盾，二为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这是一种矛盾双方根本利益对立和冲突的社会矛盾。
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根本方法。周恩来在《黑暗势力》、《死人的祝福》和《〈觉悟〉的宣言》等文章中，就已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社会矛盾。在文章中，他既指出了官僚、政客、党阀、军阀等反动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对立，又指出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之间的严重民族矛盾。在《死人的祝福》一诗中，他认为“死人”和“活人”之间，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共同生活”，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黑暗势力（一）》一文中，他指明了当时中国的主要黑暗势力，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纲领，即“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籍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310页）。在《〈觉悟〉的宣言》中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应该铲除”的反动势力是“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31页），他们是革命的对象。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不仅要进行一场政治革命，同时也要进行一场思想革命。
第一，争取对敌斗争上的主动权。
白区工作是我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周恩来对白区工作的开辟和对白区工作的指导，有着特殊的贡献。同时，正确地处理了这条战线对敌斗争的矛盾。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和逮捕革命党人。一时间，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仅在“四一二”后4天，在上海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就有500多人被捕，300多人被杀，5000余人逃亡或失踪。报纸上每天都登载着“捕获共党”、“处决共匪”的消息，对当局稍有不满，即会招来杀身之祸。群众中流传着“白日青天满地红，青天白日杀劳工”的民谣。黄埔江畔血腥弥漫，沪市街头阴风惨惨。北伐战争后大好的革命形势突然丧失，中共一夜之间几遭灭顶之灾。这不能不引起中共很多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的关注。冷静细致地分析之后，周恩来认为，中共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忽视了对秘密工作的重视，缺乏对敌人军事政治动向的了解。在白色恐怖之下，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极为恶劣，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上层领导机关，被迫转入了一种特殊的革命斗争方式，即隐蔽的、秘密的地下斗争方式。为了使党在严酷的现实中生存下去，周恩来决定立刻建立一条隐蔽的秘密战线，专门收集、打探敌人的情报。为此，他殚精竭虑，成为中共秘密战线的主要创始人，地下工作的掌舵者。
1927年5月中旬，周恩来在武汉主持成立了中央特科。特科隶属中央军事部，以情报工作为重点。特务工作处成立以后，立即站到敌我军事政治斗争的第一线，开展情报工作。由于他们及时掌握了武汉国民政府，特别是汪精卫准备分裂、背叛革命的新动向，从而使得中共在“七一五”政变时的对敌斗争中赢得了不少主动权。
中央特科成立之初，设有两个科和一个行动队（又名“红队”）。后逐渐发展为四个科，有近百人，一科为总务科，负责人洪杨生，担任中共中央会议的选点、保卫及营救被捕同志等工作。二科为情报科，负责人陈赓。主要任务是深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尽快摸清和掌握敌人的活动动向，以使我党能够及时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防范或采取相应的行动。三科即“红队”，科长是谭余保。主要担负镇压特务，惩处叛徒的任务。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负责人李强，负责对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与各苏区的联系。
中央特科的工作是白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周恩来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指导下，中央特科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形之有效的特工斗争策略和工作方式。如在具体工作方式上，周恩来对白区地下工作作了周密细致的规定。如他要求地下党组织机关和秘密工作人员必须保守党的机密；布置任务、研讨工作必须个别进行，单线联系；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合法的形式发动和争取群众，凡是有群众参加的社团、组织，不管是灰色、黄色，地下党都应该设法打进去，以便保护组织，积蓄力量，等等。这些都是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秘密工作的成熟和完善。
严厉惩处叛徒，遏制了中共党内的叛变、自首的严重趋势，并使周恩来苦心孤诣恢复重建的党组织系统得以维持和运转。如果没有周恩来，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共产党可能会陷于群龙无首、支离破碎的境地。而且，如果没有周恩来，没有他制定的那一整套务实的秘密工作路线、方法，中共地下工作能否如此活跃，如此卓有成效，是值得怀疑的。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中共秘密战线的掌舵人。
第二，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少数党员蜕化变质，堕落成资产阶级的俘虏、人民的罪人。
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几年之后，不少人看到反动阶级被推翻，我们又进行了镇反、肃反，国内政治稳定，似乎政权的专政职能就可以削弱，以至取消。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强调指出：“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207页）因为国内还有一些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不甘心失败、总想伺机捣乱，在原来的剥削阶级分子中，也还有企图颠覆社会主义的人。
然而令一党主席和一国总理真正担心的，并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商人，而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即所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正像毛泽东曾经预料的，有些人没有被钢铁炮弹打倒，却被“糖衣炮弹”击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这种新的情况下，部分党员沾染上了官僚主义的流毒。他们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饱食终日，言不及义；有的虽然辛辛苦苦，但在进城以后丢掉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逐渐失去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同样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更有少数党员在人民群众的一片赞扬声中，在资产阶级施放“五毒”的袭击下，丧失了政治警惕性，甚而有的竟蜕化变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人民的罪人。
1951年12月1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号召党内外广大群众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7日政务院举行第114次政务会议，周恩来做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精简节约、增加生产、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发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8日党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1952年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务会议上做了报告，9日又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大会上讲话，对“三反”运动的方针、政策、步骤等问题做了明确指示，号召全国人民和国家工作人员，从自己的社会生活和工作岗位上，迅速地、彻底地、无保留地开展一次“三反”运动，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来洗净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毒（转引《周恩来在共和国重大历史关头》，辽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76页）。
2月1日，北京市召开公审大会，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原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因非法所得旧币23亿元被判处死刑，原公安部行政处科长宋德贵因贪污6.4亿元亦被判处死刑，另有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余2人免于刑事处分。
中央带头处理了一批人，其中一些人如宋德贵，毛泽东、周恩来都熟悉，也算是老革命，有过战功，杀了他们，对领袖们来说不是滋味，但又不得不如此。
尽管“三反”、“五反”风起云涌，各地每天都有案情报到薄一波那里，薄一波转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卷宗也不少。但真正动人心魂的事还是杀了天津的两只“大虎”。
据初步统计，北京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已发现贪污分子650人，贪污总额15亿元（旧币）。贪污分子中公安部门占112名，共产党员占105名，老干部占79名。
天津市12个公安分局中，仅1个分局就因受贿赂而将674个反革命分子释放或取消管制，其干部、警士受过3514户商家的贿赂。
陕西省纪委一年半时间处理了犯贪污蜕化错误的党员1400余人。
华东区人民监察委员会从1950年6月到1951年11月统计，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即达124亿元（旧币）。华东区直接处理的179件贪污案涉及615名犯罪中，有老干部126人，共产党员116人。
南昌市税务局60人集体贪污。一个粮食局长贪污20万斤大米，从其老婆鞋底即查出12两黄金。江西有一个区的区长、区委书记、派出所所长集体嫖娼。一建筑公司开幕时请客70桌，唱戏7天。不少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竞相攀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艰苦奋斗者反被讥笑为“牛列主义”……
上述种种，不禁使人联想到今日，当改革大潮扑面而来，许多共产党人湿了“鞋”，其情景与当年何其相似乃尔！
毛泽东痛心，愤慨，焦虑。
1951年10月，天津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向河北省组织部揭发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立即开展了调查。根据他们的罪行事实，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刘、张二人。并请示华北局，华北局讨论后报请周恩来批准，周恩来签字同意。11月29日上午，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12月2日，刘青山从国外访问回国后立即被逮捕归案。12月4日，河北省委报请华北局批准。做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
河北省委会同天津市委，对刘、张贪污一案进行调查、侦讯，于12月14日提出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权力，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研究后，向中央提出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当毛泽东的目光再一次盯在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时，他几乎是震怒了。
刘、张二人在进城后就成了毛泽东所预言的那种人。进城后，他们公开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他们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克扣救济灾民款、干部家属救济款、地方粮款、民工供应粮等共计171亿元（旧币），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他们勾结奸商，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曾以49亿元（旧币）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21亿元（旧币）损失。为了从东北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救灾款，并派人冒充军官进行倒买倒卖。另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在兴建潮白河、海河等工程中，盘剥民工，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22亿元（旧币）。他们生活腐化堕落，挥霍大量金钱。张子善为了逃避罪责，曾一次焚毁单据300多张。他们还把自己负责的地区视为个人的天下，说天津地区党内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头”。在工作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欺上压下，独断专行。被捕前，刘青山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任天津地委书记。
在毛泽东总体把握这类事情上，一向是教育为主，不主张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在他与周恩来及刘少奇、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议论时，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对那些所谓“手上不干净”的，还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分别对待，以免整错、杀错。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周恩来赞成枪毙刘、张二犯。
毛泽东不但赞成，而且决心不可动摇：“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但是在执行前，他仍不放心，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1951年12月下旬，党中央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二犯量刑的意见。当时地委在家的8位委员一致同意处以刘青山、张子善死刑。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有535人，判处死缓的有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有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有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有536人，判处死缓的有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有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有6人。绝大多数人同意判处其死刑。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后，根据这些材料，又请民主人士发表意见，做出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本人全部财产。
在天津，有人找过市委书记黄敬，黄敬想找毛泽东说情。因为，刘、张过去曾在他手下工作过，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他知道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应当判重刑。但他们都曾被国民党政府抓进监牢，都宁死不屈，在战争年代也曾出生入死，在干部中也有较大影响，是否能给他们一个改造自新的机会，不要枪毙。当年，刘青山36岁，张子善38岁，都还年轻。
毛泽东听说黄敬要来北京说情一事后，明确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08页）。
随后，中央的一纸电文到达河北省委，要求他们妥善安排二犯后事。省委决定了几条措施，交代于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执行：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三、二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宣判大会是在保定体育场进行的，而后押赴东关大校场执行枪决。枪响之后，人民在深思，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在深思。事实表明，他们正确处理了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这一事件。这两声枪响，穿越了40年的空间，至今仍在人们的记忆中回荡。人们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值！
从总的发展趋势看，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是一种逐渐消亡的历史现象。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高度发达，社会成员整体素质的大大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在数量上将会逐渐减少，在对抗程度上将会逐渐减弱，走向缓和，直到最后消失。
三 如何看待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社会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只靠少数人是无法成就的，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因素，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就需要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要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首先就要遇到如何看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不同意见问题。这里就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对立的思想方法和态度。如果是形而上学的态度，就会是听到不同的意见，不加分析就认为统统是反社会主义的，是反对党的领导，都是毒草；或者是麻木不仁，不加分析，认为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作原则斗争。周恩来认为应该用辩证的态度来对待，“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89页）。“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间，不能说一切参加的成员和所动员起来的力量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都是同意的，会有一部分人不同意的。……如果有人违背了毛主席所说的‘六条标准’，站在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立场，甚至进行破坏活动，那么，他就是自外于人民，变成非人民内部矛盾了，当然不能把他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对待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89页）如果“接受共产党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愿意进行自我改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89页），只是“在具体政策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与其说应该允许，毋宁说我们欢迎”（《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89页）。在人民内部有一些对立面的意见，这对我们的进步是有好处的。总之，我们“提倡在‘六条标准’的原则下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彼此讨论、研究、切磋，以求得更好的认识，求得更符合于真理，不断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90页）。
在周恩来全部唯物辩证法思想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对立中巧妙把握统一、灵活地协调各种矛盾，促进革命事业顺利发展的高超技巧。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矛盾、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矛盾以及国家之间矛盾，他总能做到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消极因素限制在最小范围，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周恩来对待人民内部不同思想不同认识，甚至错误认识，态度是严肃的，处理方法是辩证的。这样的态度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也就能够造成毛泽东倡导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周恩来终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人民的疾苦常使他痛心疾首，彻夜难眠。他最难过的事就是看到养育过自己的人民群众，还未摆脱贫困，受着缺衣少食的煎熬。他对老区人民怀有特殊的感情，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常常想念延安的乡亲。他在延安的日子里，与延安人民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情谊，特别是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时时处处得到人民的掩护和支持。“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知识青年插队到延安，他们写信给周恩来，反映陕北人民生活很苦，粮食不够吃。周恩来特意接见了这些学生，对他们说，毛主席在延安时，陕北人民还可做到“耕三余一”，怎么现在陕北人民的粮食反倒不够吃了呢？国家解放了这么多年了，根据地人民还过着这么贫困的日子，我作为一个人民哺育的战士，一个国家的总理，我感到对不住老区人民啊！周恩来落泪了。尽管他为人民日以继夜忘我地工作，鞠躬尽瘁，但仍然深深感到自责，感到对党对人民的愧疚，向人民做出真心诚意的检讨，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党性原则。
作为人民的公仆，周恩来最不能容忍的是那些高高在上，不关心人民疾苦，当官做老爷的现象。他认为，这同党的宗旨、同人民政权的性质背道而驰。1955—1956年间，广西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一些干部还盲目乐观，对救灾未采取有力措施，以致饿死多人。周恩来听了这一报告后，心情无限沉痛地说：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我们国家制度所以优越，就是我们国家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或者关心不够，那是不容许的。听到这种事，我非常气愤。不管它是局部的，还是一个县，一个省，就是一件事，也必须进行严肃处理。
周恩来关心人民疾苦，特别是在制定各项政策时，真心实意为广大工人、农民着想，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1956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职工伤亡事故报告规程，有关部门谈到旅大有两只渔船沉没，原因是渔业公司领导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气象部门已发出大风预报，渔业公司竟扣压24小时才发报通知渔船，报文开头不是让渔船转移到安全地带，而是问鱼捕得怎么样。周恩来听了十分气愤地说，封建时代，马厩被烧了，孔子还是问人不问马，“贵人贱畜”，今天我们共产党的某些干部却问鱼不问人。他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责令有关部门在起草安全指标时，要以具体事例说明这个道理：关心工人，事故就少；不关心工人，事故就多。关心人，贵人，是每个干部的责任。在会上，周恩来还提出鞍钢矽尘损害工人健康的问题。他说像现在这样，工人在那里劳动几年，就得死掉。事故死亡是看得见的，这是看不见的。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因此，不仅要尽量减少看得见的事故，而且要主动采取措施，解决那些危害人民健康的“看不见”的事故。他要求有关部门，对鞍钢矽尘问题尽快解决。
周恩来关心人民无微不至，作为国家总理，他日理万机，昼夜操劳，但忘不了走下基层，亲自为群众排忧解难。他得知北京市公共交通拥挤不堪，影响上下班，便亲自同群众一起乘车，了解群众的要求，听取群众的意见，亲自体验乘车困难，获得了第一手材料。他指示有关部门，采纳群众建议，提出具体措施，缓解了北京市公共交通拥挤状况。1967年8月，有关部门考虑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保证中南海进出车辆的畅通，曾设想把途经中南海西门的14路公共汽车改道绕行。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指示不要改动，北京的交通本来就很拥挤，不要只想到自己的便利，要想到人民的便利。他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面一段话，激励自己，教育干部：“他们用小米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上，就让她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周恩来微微颤抖地说：“我每次听到这段话就要流眼泪”。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斗争不断升级，这大大超出了周恩来的预想。对于这场平地而起的狂飙，周恩来深感“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做梦也没有想到”。怎么办？周恩来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被你冲垮。1966年12月间，周恩来对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友李富春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还说：“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为了减缓“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刘少奇等人的冲击，周恩来正面阻挡不了，就拿出调和的方式来“降温”。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国庆17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的论调，使“文化大革命”性质进一步升级。10月3日，经毛泽东审阅的《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又发出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号召。对此，周恩来感到斗争在升级，就试图以调和的方式减缓运动对广大老干部的打击。他专门找了毛泽东谈此事，表示不同意这一提法。他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说是“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么？当时毛泽东仍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不采纳周恩来的意见。而周恩来则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四 如何看待党内矛盾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们的思维不是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依的各个对象或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作为有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各个对象互相有机的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所以，“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2页）
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也有矛盾乃至斗争；执政党内部矛盾及其转化结果，深刻地影响着其他社会领域的矛盾和社会发展。30年代，苏联共产党内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用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解决党内矛盾，从而使苏联共产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由此埋下了隐患。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又出现了“左”的盲动冒险错误，再次给党和革命带来损失。党的领导屡次出现错误，主要原因何在？当时，周恩来就明确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页）他根据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情况，特别强调要注意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到现在党的组织仍然还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仍然存在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尤其在党员成分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因此，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页）周恩来还具体指出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在政治和组织上的各种表现，如“左”倾冒险、右倾悲观、家长制、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小组织倾向、个人意气之争、雇佣观念、脱离群众，等等。他为六大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也曾尖锐指出：“党的工人成分减少，农民数量超过工人同志七倍，农民意识将影响到党的组织路线上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272页）他把这个问题列为党在组织路线上的首要危险。鉴于小资产阶级意识“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周恩来要求“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页），并认为这是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关键。他说：“要使党布尔什维克化，第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9页）周恩来的这些论述表明，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是党的建设中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有过多次路线斗争和思想分歧，周恩来以其高超的处理矛盾艺术，协调党内矛盾，避免了党和国家的分裂，使党得以立于不败之地。
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成员，他在处理党内矛盾关系时，采取了积极、慎重、稳妥的斗争方式，这样既纠正了某些错误倾向，又有利于党的团结和统一。
第一，在党内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分歧的情况下，周恩来坚持了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1956年6月1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264页）计划必须“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能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44页）。周恩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反对超越客观可能的冒进行为，当时却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批评。1958年1月11日，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637页）。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639页）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讲到反冒进问题。他认为：当年毛泽还反冒进是不尊重唯物论，也不尊重辩证法。不讲全面，不抓本质和主流。毛泽东还说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要和反冒进对起来，反对慢的路线（《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640页）。毛泽东认为出现反冒进还有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平衡和不平衡的问题。他说：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平衡，没有一个暂时的平衡和统一也不行。但它是相对的，就是要不断地用先进的经验，在前进中把原来的平衡打破。只有把平衡不断打破，事业才能前进。平衡打破了就前进了，前进又达到平衡。平衡又是暂时的，然后又有好多工作前进了，又把原来的平衡打破，又前进。不要把平衡当作主要的，比如钢铁，一个先进的技术搞起来了，所有都赶不上了，所有的都要赶，就是要在这里面前进。平衡是革命的平衡，是积极的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不是保守的平衡。（《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648、649页）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写道：“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转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49页）从理论上讲，毛泽东关于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相对的平衡不是可有可无，更不能随心所欲地打破；相对的平衡应不应该保持，什么时候需要打破，这完全应该随事物本身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定。脱离实际，抽象谈论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关系，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的冒进，1958年的“大跃进”，都是脱离了当时实际，把辩证法变成了“思辩的想象”。
后来，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周恩来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终于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回顾这段过程时，无限感慨地说：“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1956年恩来同志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顾明：《怀念与思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7页）1965年毛泽东在谈到“大跃进”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又说，1958年大办钢铁，几个大办，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后来，万马齐喑，一马也半死了。今后再不要闹这个笑话了（顾明：《怀念与思考》，第30页）。长期的、多方面的正反经验告诉我们，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应该高度统一。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一旦分离，就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的挫折。在这一历史时期里，周恩来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是我们应该首先继承发扬的宝贵思想财富。
第二，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带头批判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
周恩来认为，执政党内部的矛盾，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治矛盾中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也具有极其特殊的性质，必须予以特殊的重视，采取特殊的方法促进矛盾向着有利于党的建设和社会进步的方向转化。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贵州的第二大城——遵义。9日，周恩来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接着，在遵义召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转折性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的。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识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最早对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提出批评的是毛泽东。在行军途中，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不能再按原计划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写道：“毛泽东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中央红军在离遵义不远的一个地方，王稼祥首先向毛泽东提议，前面快到遵义了，这样下去前途黯淡，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了，要开个会总结经验。这个倡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遵义会议是王稼祥同毛泽东商议后由他出面提议，并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支持而召开的。聂荣臻后来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246页）周恩来还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现在留下一份他在1月13日致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通知。电文是：“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在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恩来，二十四时。”（周恩来致李卓然、刘少奇的电报，1935年1月13日）
遵义会议是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列席了会议，共20人。
召开遵义会议的目的之一，是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与向西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简称主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做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红军不能用粉碎第五次“围剿”的种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围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博古和李德作了间接批评。随后会议转入大会发言，张闻天根据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了尖锐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发言。
接着，毛泽东发言指出，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并系统地分析和批评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及其表现。他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这样当然打不好。毛泽东还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泽东还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毛泽东特别系统地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他指出：“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第一个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是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制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他还对“左”倾领导者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方面的错误进行了批评。针对李德、博古的领导方法，毛泽东指出这种方法“极端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在军事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独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杀了”，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但这对于博古、李德却是“徒然的”。毛泽东的发言，获得了与会者中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也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邓小平没有在会上发言，但他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坚定的支持者。（《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第三部，人民出版社，第191页）
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陈云当时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手稿中记录着：“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手稿。《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42页）1月底，当红军准备一渡赤水时，毛泽东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谈了遵义会议的情况，也强调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星火燎原》丛书之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53页）显然，周恩来的态度，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能取得胜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过三天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做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浦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手稿。《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42页）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以后，对仗如何打法产生了分歧。于是，建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进行中国革命，并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红军的重大行动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共同指挥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立后，周恩来不仅是红军行动的决策者，而且是战役战斗的具体准备和组织实施者。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周恩来同张国焘分裂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第三，在党内人事安排上，他的策略体现出能进能退、时柔时刚、刚柔相济的特点。
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全国上下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盲从有了信仰上的危机和新的觉醒。这时候，人事安排工作对实现周恩来的主张非常有利。于是，当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由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周恩来力荐叶剑英元帅。1971年10月23日，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的第十天，毛泽东把周恩来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了彻夜长谈。议题之一，就是谁来接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说：“剑英同志合适。他本来就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但是林彪想搞他的一统天下，想把自己的心腹安插进去，竭力地排斥剑英同志，使他无法进行工作。”就这样，一锤定音，使叶剑英等老同志重新掌握了军委的日常工作，避免了以后江青等人想插手军队的祸害。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觊觎总理之位已久的江青一伙急忙开始了篡党夺权的活动。10月18日，王洪文飞往长沙向毛泽东诬陷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受到毛泽东的批评。20日，毛泽东指示唐闻生、王海容回北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但11月12日和19日，江青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谢静宜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以后，又提出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对此，毛泽东尖锐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周恩来的“组阁”就成为一桩难事。他既要安排好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又不能排除江青及其爪牙。为此，他约王洪文于12月23—27日，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着重谈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周恩来返京后，与几位老同志反复商量了组阁问题。对于“四人帮”一伙提出的教育部人选，周恩来感到关系重大，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对其他部门人选，则做了策略上的让步。这样，一方面在政府中保证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掌握了实权，另一方面又确保了“组阁”的成功。
为了扶助邓小平，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举行以后，2月2日，周恩来在病榻上拟就了一份《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呈毛泽东。《请示报告》中提出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这样，邓小平同志实际上居于代总理的地位，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五 如何看待统一战线的矛盾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能不能在对立中把握好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好对立，是理解不理解、会不会真正运用辩证法的关键所在。周恩来所以能把辩证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运用得得心应手，就在于他巧妙地娴熟地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
统一战线思想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思想。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把统一战线归结为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之一。建立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在解放斗争中团结自己和同盟军，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实现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政治目标而斗争的战略策略武器。周恩来是我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时间最长、成效最显著的党的领袖之一。他不仅有丰富的统战工作及处理统战中矛盾的经验，并且有精辟的理论阐述，这些重要论述成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
把握事物中对立面的统一，就应该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对立面的统一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话、一句套话，任何事物都是具体的，都是具有许多规定的关系的总和。每个事物都是自身对立的整体，并在一定时间、空间条件下，通过特定的结构系统同其他事物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正是这种事物内在的以及它同其他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规定了这一事物的具体存在、具体本质和具体发展趋势。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03页）如何认识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周恩来指出：“由于阶级的存在，各阶级的利益不同，反映到统一战线内部，各方面人士的思想、观点就不同，就会有矛盾、有斗争。”（《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76页）因此，需要协调工作正确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便团结一致，为共同目标而奋斗。
在统一战线中，周恩来一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并本着求同存异的指导思想处理好统战关系，在实践中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原则性和具体工作上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正如他所说：“在斗争上，我们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4页）
第一，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中，非常善于化敌为友，团结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
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中，非常善于化敌为友，团结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他多次批评党内有些人的关门主义、孤立主义，强调：“对于反对营垒中可能分化出来的人物，要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他十分善于处理统战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尽可能多地争取同道者和同情者。
抗战时期，国民党委派同共产党谈判和联络的代表张冲，是周恩来同国民党打交道的良好合作共事者。他与周恩来结下深厚友谊，至今仍为世人津津乐道。可是谁又会想到，原来的张冲却是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就是他曾经炮制了周恩来等人的脱党启事。
他们于1932年2月间，以周恩来的化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等报刊上相继登出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这一事件当时闹得沸沸扬扬，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周恩来的声誉更是严重的伤害。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委托陈云等同志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揭穿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造谣污蔑。
这件事的策划者就是张冲（淮南）。张冲把启事写好以后，交给另一个特务黄凯，让他派人送往上海各报刊载。因此可以说，周恩来与张冲既有公仇，又有私怨。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派代表去西安与周恩来等商谈国共两党合作的有关事宜时，张冲就在其列。
如何处理与张冲的关系呢？周恩来陷入沉思。最后，他决定从拯救民族、团结御侮的国家最高利益出发，与张冲坦诚合作。会谈的一个月中，他主动与张冲交往，朝夕相处，谈笑风生，完全看不出是曾经有过生死搏杀的对手。他的豁达，赢得了张冲的敬佩。再加上两人都以民族利益为重，张冲开始由过去的反对共产党转变为同情共产党，与周恩来结下了超越党派利益的私人情谊。
张冲主张全民族一致抗战。因而他自始至终致力维护国共统一战线，给周恩来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周恩来在重庆的住所处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张冲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顺利地进出，开展工作。有一次，重庆邮街发生了所谓“民众”捣毁苏联驻华使馆事件，张冲即于大风大雨中，陪伴周恩来到现场勘查，以保护他的安全。
1941年，国民党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张冲对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痛心疾首。他愤慨地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为了弥合事变后国共之间的裂痕，他劳神焦思，力维大局，以致“备极憔悴”。他对共产党的同情，引起了顽固派的怨恨。他们到处攻击陷害他。但张冲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不断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
1941年8月11日，张冲病逝，周恩来送去挽联，上书“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并于11月9日出席了重庆市各界人士举行的追悼会。在会上，他发表了20分钟的演说。讲到后来，感情激动，语不成声，闻者无不动容。之后，特务头目徐恩曾感叹道：“周恩来真厉害，做宣传工作竟然做到我们家里来了。”
与张冲从对手到朋友的经历，使周恩来更加坚信，只要有颗宽容的心，只要善于做转化工作，就能够化敌为友，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第二，周恩来说：“我们要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
解放之初，对于国民党战犯，当公安部长罗瑞卿提出要把一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战争罪犯予以审判，量刑处置时，周恩来坚决反对，并郑重宣布：“我们把这一批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我们要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
杜聿明，就在这批战犯当中。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是蒋介石的宠将。国共双方三大战略决战，他参加了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并实际指挥了一次半战役。1949年1月，淮海战役中，他率领的几十万军队全军覆灭。为效忠“党国”，他拔枪自杀，被副官阻止。被俘后，他想到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心想自己是必死无疑。但周恩来特地派人去做杜聿明和其他人的工作，让他们认真改造。
有一次，杜聿明得了结核病，需要特效链霉素。当时，中国还不能生产，美英又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他们的药质量好，可运不进来，所以只能用苏联的，可性能又不很好。杜聿明因此病势不见好转。周恩来于是派人用黄金到香港和澳门去购买。杜聿明痊愈后，得知此事，感激万分地说：“共产党真正乃我再生父母！我一定好好改造思想，争取新生，争取立功赎罪，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惠！”
1959年，杜聿明等33名战犯批准特赦获释，特赦以后，周恩来亲自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与他们亲切地交谈，鼓励他们，并妥善安排了他们的生活。1960年4月，原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到中国访问。周恩来特意请杜聿明作陪。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哥马利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聿明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他们惺惺相惜，彼此倾慕，只是无缘见面。蒙哥马利这次见到杜聿明十分高兴。他从与杜聿明交谈中，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战犯的宽大政策，十分赞赏。因此，通过他回国的宣传和媒体的报道，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好感又进了一步。后来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华访问，周恩来又邀杜聿明出席。在向西哈努克亲王介绍时，周恩来说：“这是杜聿明将军”。杜聿明心里一热，很久没人这样称呼他了。他特别感谢周恩来对他的尊重。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报答党和周恩来对他的关怀。
1957年，杜聿明的女婿、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在国际上获得了很大的声望。蒋介石马上找到杜聿明在台湾的妻子曹秀清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为国争光。李政道的母亲在台湾，杨振宁的父母都在上海。你这次到美国去，凭着岳母的关系，要争取杨博土为党国效劳。”
杜聿明也在周恩来的嘱托下，几次给杨振宁博士写信，在信中他着重强调要杨博士注意“民族”二字。1972年，杨振宁博士偕夫人杜致礼从美国回来。杜聿明深情地说：“希望你们听从周总理教诲。回美国之后，多做些工作，争取祖国早日统一，你们的根在中国，共产党是众望所归，有发展前途，通过几十年经历的比较，我发现并认准了这点。”杨博士及其夫人都点头答应。
周恩来对国民党俘虏不计前嫌，尽释旧怨，使国民党其他人士深受感动。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赞叹地说：“周恩来的人格真是伟大。”
六 如何看待人际关系中的矛盾
矛盾的普遍性含义，是指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所谓规律，就是事物之间必然的关系。关系即矛盾。
人际关系与上下级关系密不可分，所以它既是组织关系，又是工作关系，这一关系，在领导者处理矛盾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么如何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之间的矛盾？周恩来在这方面同样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第一，他善解人意，以主动的姿态，真诚的态度与人民群众和谐相处。
由于领导者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们在与群众共处时，一般情况下，群众会感到紧张、拘谨。此时也正是领导者展示自己平易风度的时机。周恩来善解人意，以主动的姿态，真诚、和蔼的态度，风趣的言谈，制造出和谐轻松的气氛，消除对方的紧张心理。
1953年，周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慰问驻旅大的苏军。在招待会上，苏军一位中尉翻译周总理的讲话时，因过分紧张，在一个地方译错了。苏军司令大为恼火，当场要撕下他的肩章。周总理连忙上前劝阻、解围，说：“两国语言要做到恰到好处的翻译是很不容易的，也可能是我讲的不够完善。”（《周恩来的人际世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3页）然后，周恩来又重述了自己刚才讲的那段话，让翻译仔细、准确地翻译出来。总理的体谅和解围，使翻译非常激动。讲话后，在同苏军将领干杯时，周总理还特地同苏军翻译单独干杯，翻译感动得眼含热泪举杯久久不放，在座的苏军官兵也感到了中国领导人的一颗体贴入微的心。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在北京饭店理发。有一次周恩来来到饭店理发，在刮胡子时，自己忍不住咳嗽了一声，理发员朱师傅没有防备，结果把总理的下巴刮破了。朱师傅连忙道歉，周恩来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宽慰他：“怎么能怪你呢？怪我咳嗽没有事先和你打招呼，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一席善解人意的话说得朱师傅心里热乎乎的。
1975年9月，周恩来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最后一次去北京饭店理发，提出和理发员们合影。朱师傅心肠好，说有些理发员不在，下次人齐了再照。没想到这是周恩来的明白暗示。1975年12月底，周恩来病情恶化，朱师傅几次捎信要到医院给周恩来理发，周恩来说：“老朱给我理了20多年的发，看我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病重的周恩来想到的首先是别人！周恩来去世后，朱师傅极度悲痛。
由于工作关系，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的次数特别多。每次去，他总喜欢在饭店内走动，同店里的领导、服务人员见面，打打招呼，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饭店里所有的职工都对周恩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周恩来共事的人，除了把他看成领袖，还会从内心把他当成良师益友。中南海摄影师徐肖冰说：周恩来与人交往时，并不是把自己当做官，恩赐地去“近人”，他发自内心地把自己看做普通人中间的一员。和周恩来谈话，无需“仰着脸”。他不是高高在上，他就在你我他之间。正因为这样，周恩来赢得了所有下属的心。下级人员把他当做自己的亲人，乐于同他谈话，渴望听到他的声音，并喜欢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告诉他，把心掏给他。所以，周恩来能够从下级那里听到最真切的话语，获得最多的情感。
第二，他在人际交往中，讲一个“诚”字。
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军已兵临北平城郊，但为了保护千年古都，我们党力争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提议。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则成功地运用了人际交往中“真诚待人”的方法，为争取傅作义并坚定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的态度做出了杰出贡献。
从1948年11月中旬起，傅作义开始秘密同中国共产党接洽起义。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22日，傅作义就签订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
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飞抵石家庄，转到西柏坡。周恩来先接见他们，对傅作义说：“傅先生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和平解放了北平问题，避免了一场灾难性战争。”
当“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时，周恩来看到许多科学家被错误地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批斗，立刻出面保护了大批的知识分子。他曾明确指出：“像华罗庚这样的知识分子要保护。”了解到科技大学要斗争华罗庚，国务院立即要求科技大学的上级出面，说服劝止。有一天，华罗庚的办公室被盗，偷东西的人，一不要钱，二不要东西，专盗科研成果——数学手稿，并且狡猾得连一个指纹也没有留下。这在当时是一宗重大案件。华罗庚认为，这并不仅仅是关系个人的小事，而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科研成果，于是写信向领导反映，要求追查。周恩来知道后，很重视此事，立即批示：“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其次，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周恩来还指出：“华罗庚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会常委身份留住北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科学院数学所封存的他的文物，也要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要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在当时中国混乱的情况下，周恩来的批示不仅保证了华罗庚的安全，而且为他提供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是中国藏传佛教的领袖。1951年4月，中央特别邀请十世班禅到北京，共同协商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4月27日，班禅一行45人到达北京，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隆重欢迎。当晚，周恩来举行宴会。这是班禅大师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参加重要的政务活动。虽然他当年只有13岁。周恩来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连最细小的生活琐事，总理也没有忽略。谈话结束后，周恩来总理陪班禅步入宴会厅。到了门口，总理止步，伸出左手，请班禅大师先行；班禅则双手合十，微微弯腰低头，恭请总理先行。两个人互相谦让了一会儿之后，总理挽起班禅的左臂，并肩进入宴会厅。
周恩来还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周恩来指出：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在中国，宗教同政治一向是分开的，所以宗教问题不像欧洲政教合一的国家那样严重，但宗教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我们认为，唯物论者与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应该相互尊重。我们之间有合作之道。这是我们衷心的希望。我们同宗教界朋友的长期合作是有基础的，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希望宗教界朋友有这个信心。当然，我们也不隐讳我们之间的不同点。但是，我们可以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行合作，这是我们一致同意的。
谈到宗教和宗教界的许多重要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宗教界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各宗教之间和各教派之间就应该加强团结，联合起来，研究怎样服务于中国人民；就应该在民主和爱国的立场上，健全自己，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一个宗教团体，对新中国有无益处，要以爱国与民主两个条件来鉴别。”
周恩来强调指出：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谁要企图人为地把宗教消灭，那是不可能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它还是有宗教的。我们决不打算这样做。如果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就认为它不会存在，那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们主张，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信教的、不信教的可以共存。我们要团结和照顾到各种社会力量，使大家各得其所，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安定，社会前进。
第三，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怕得罪人。
领导者在协调同级关系时，首先应当坚持原则，如果丢失了原则，那就不会得到广大群众的信赖和拥护，也有损于同级关系。只有对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毫不含糊，这样才能消除障碍，改善关系。当然，有时只讲原则，不讲究方法也是不够的。
周恩来爱跳舞，而且舞姿极其优美儒雅，如果平时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同时，跳舞也是与同级间增进了解、融洽关系的途径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也很喜欢跳舞。调到北京后，有一天在家组织舞会，特意邀周恩来参加。作为政府总理，对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是非常尊重的，所以，第一次邀请，周恩来兴致勃勃地去了。但由于在跳舞的过程中，高岗自恃位高功高，对女性举止轻浮，行为不太检点。对此，周恩来很生气，告辞时态度也比较冷淡。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周恩来跳舞，周恩来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的职务，又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放肆，周恩来气得中途退场，不辞而别，使高岗很觉狼狈。后来高岗又多次请周恩来参加舞会，周恩来却再也没有去高岗家，并吩咐工作人员：“告诉他，不去，高岗的舞会，我再也不参加。”（《周恩来的人际世界》，第105页）在大是大非面前，周恩来在同事交往中是很有原则性的。
在50年代，党内确有极个别的干部，由于进了城，胜利了，头脑里滋长了居功自傲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在一些场合行为极不检点，有损共产党的形象。对此，只要周恩来发现了，不管对方过去对革命的贡献有多大，也不管对方现在地位有多高，总是通过各种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或含蓄地批评、抗议和警告，或不留情面地表达自己的义愤。周恩来对善恶的毫不含糊的态度，赢得了广大正直、善良的干部的心，也使那些个别行为不检点的干部望而却步，不能放肆地再往错误的路上滑得更远。
七 如何看待政治与经济的矛盾
旧中国为什么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因为落后，首先是经济落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中国人民直不起身来，处于被压迫、被榨取的境地。革命胜利了，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是改变了生产关系，这就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中华民族才能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说自己要说的话，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这是一百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52页）
第一，他把“战争胜利，物价稳定，进行建设”作为1952年的重大工作要求。
1949年12月，他提出了“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不料想，1950年夏，发生了朝鲜战争，后来中国进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需要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出，同时，周恩来还要照顾到国内的事情。在国内，土改、剿匪、镇压反革命、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重大任务，仍在进行，必须统筹安排。
当然，首先要保证战争的胜利，否则国家就会陷于危险之中。在战争情况稳住以后，他就在考虑怎样继续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了。
到这年11月，周恩来提出：“既能保证朝鲜战争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稳定，同时还要照顾国家建设”，把“战争胜利，物价稳定，进行建设”（转引《周恩来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271页）作为1952年的重大工作要求。
后来，毛泽东概括这12个字成为6个字：边打，边稳，边建。
1952年度，军事费用（包括在朝鲜的战费）降到了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33%，这年，国家经济建设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国防开支。
1952年，国内，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了。
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稿）》，提出了“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
1953年初，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上说：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动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度的建设计划而奋斗，是我们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1954年9月23日，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讲：“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1963年9月5日，他在接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时，还对他们说：取得完全的独立，建设和改造一个国家，是个更艰巨和长期的任务，不只是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要上百年。关键不仅是取得政治独立，而且要取得经济独立，才算是真正的民族独立。
他说：“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01页）还说：“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53页）
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可以使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现在，人民掌握了政权，具备了条件，周恩来说：“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59页）
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马列讲：1952年8月，周总理审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后和陈云、李富春、李强、阎宝航等同志以及计委、经委的部分同志到苏联去谈判，在双方协定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项目时，开始是90项，以后增加51项，合共141项，到1956年时经过增补，成为156项，这156项援助项目，从项目定下来，到来货、安装、生产，以及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进行施工设计、试验研究等，周总理都是亲自过问的。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周恩来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他就设想通过革命来建立新的政府，从而发展生产，开发实业，达到经济的发展。他说：“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革命成功后，生产的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世界上有作用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学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那时候，才能够“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转引自《周恩来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275页）
现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在中国开始了，周恩来已经是政府总理，面对着旧中国半殖民地的极不合理的经济布局，他费了很多心血——对能源、电力、有色金属、重要煤矿等这类属于经济命脉性质的工业，放在什么地方；内陆地域的大片工业空白中，怎么布点，等等，大到国家宏观安排，小到企业内部的一些重要措施，周恩来都考虑到。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抓紧经济建设工作，而且抓得很多，很广，很细，对许多部门的情况、问题、数字了如指掌，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重要企业，有的还不止去一次，50年代、60年代，一直这样。
例如，为了解决石油问题，中国开始兴建大庆油田，周恩来就去过三次。康世恩回忆说：
周总理第一次到会战现场视察，正是大庆艰苦创业的1962年。当时，大庆全体干部、群众住牛棚、干打垒，以五两粮加野菜保三餐，艰苦地开发建设油田。6月21日，千里油田，芳草萋萋，碧空如洗。周总理来后，首先到正在打井的1202、1203钻井队，登上钻台向工人们一一握手问候。他关怀工人们的冷暖，一面细心询问，一面耐心倾听大家的话。他走进大庆北二注水站后，仔细地看了贴在墙上的各项岗位责任制度，边看边点头说：“好，你们这样做很好。”他发现泵站流程图没有填写时间，就嘱咐“要把时间标上”。当他发现200米外有一个职工家属从地窝子里出来倒垃圾，就向地窝子走过去。人们劝总理不要下去了，总理却一个劲向前走。家属杨德群又激动又担心，说：里面又黑又暗，首长就别进去了。周总理说：“你们能住，我就能进。”他一面弯下腰往地窝子里走，一面问小杨是哪里人？生活习惯不？小杨一一回答了。在地窝子里，周总理深情地端详着躺在土炕上刚刚满月的孩子说：“同志们现在生活得确实很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
1958年7月17日上午和晚上，周恩来两次到上钢一厂，在炉前，他和工人一起挥舞铁锹，进料加矿石，尽管满头大汗，依然干劲十足。在劳动间隙，他和工人一起就地休息，聊天，了解情况。
周恩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非常内行，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广博的学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注意倾听大家的意见，直至亲自实践和体会。
周恩来把经济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在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概括出很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他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一定要落实到经济建设这个业务上；他认为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妥善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他认为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等等。
周恩来说，经济建设要有四个观念：整体观念，重点观念，先后观念，全面观念，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建设不看到整体不行，看到了整体，心中有了全局，才能够建设有重点，安排有先后，全面地考虑问题。他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时，突出地强调了要“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
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既分工又合作的事情，必须安排得恰当，才能把全部机器都运转起来，才不至于互相妨碍或抵消，这部机器不是简单的，是一部很复杂的机器，领导者对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得好。
第二，命要革，修要防，国家的经济建设也要搞上去。
“文化大革命”以来，为了尽量减少运动对国民经济的冲击而造成的损失，维系最起码的国计民生，周恩来费尽心血，与林彪、江青一伙及一切破坏经济建设的行为进行了多个回合的较量与斗争。
按照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却出现“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的势头。
针对这种势态，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两个文件，试图对运动做出某些限制，但均遭到中央文革康生、江青等人的反对，致使没能“令出中南海”。
运动初期，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打算也不太清楚。他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员，拥护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反修防修的良好初衷来考虑的。但他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总理，还有一个基本的务实态度，那就是革命也要吃饭。命要革，修要防，国家的经济建设也要搞上去。
9月1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对红卫兵冲击生产提出了批评。他说：有的地方，红卫兵与工人对立起来，要求工人像学生一样闹革命才没有意见。这怎么行呢？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工厂总不能放假搞革命不搞生产吧？服务行业也不能停止供应吧，这个道理给你们一说就应该懂得。比如，还有热电站，也是一秒钟也不能停的。凡是有生产任务的地方都不要去影响，你们学生放了假闹革命，工人还有他们的生产任务，你们要照顾他们的生产任务。
9月2日，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政策要求。其中在红卫兵串连的问题上，周恩来写道：串连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受危害；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红卫兵要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要到这些部门去串连。
但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对《意见》表示否定。
康生说：这十个问题，需不需要讲？我看不需要讲。如果这个文件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结果，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被压下了，没能发出去。
很快，周恩来担心“文化大革命”会冲击经济建设的预感就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如今，不光是红卫兵串连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工厂、农村内部自己也点起“火”来了，工人、农民也开始离开生产岗位，四处“闹革命”。如果听任这种势头在工厂、农村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与陶铸商量，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重申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应结合原“四清”的部署，分期分批进行，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同时，要陶铸组织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一下革命不影响生产。
周恩来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商量一下，负责起草有关农村、工厂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要求所有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基本建设单位的领导都要适当分工，建立两个领导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广大工人、社员和科技人员及其他劳动者“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学生不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预那里的革命和生产。
同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学生大会和中国科学院辩论大会上都反复提到《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他在中国科学院辩论大会上说：我们在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他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就是今天《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科学院既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要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不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需要的业务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李富春、谭震林把起草的关于农村、工厂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两个文件——《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送周恩来审批。
周恩来对这两个文件稍稍做了修改。
这两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尽可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于工厂、农村生产领域之外。
这两个文件的精神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尤其对广大基层干部来说，犹如雪中送炭。周恩来提醒赴上海串连的红卫兵：上海是一个大城市，那里的生产关系到全国的建设。那里的生产任务很重，还有很多的尖端科学实验，不应该做的事，你们不要强加于他们。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有革命和建设的秩序，否则，生产就要受影响。他还说：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十六条》讲了，是文化教育机关和党政领导机关。那些机关也还有它的日常业务工作，也并不是所有的党政机关和它们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个框框不符合《十六条》。否则，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不就是漆黑一团吗？逻辑不通嘛！
毛泽东经过一番反复考虑后，此时也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感到强调一下不能冲击生产很有必要。这样，就在周恩来讲话的同一天，毛泽东对周恩来送来的《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近几天讨论一下。
9月14日，毛泽东又指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时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周恩来的这番举措，招致了中央文革江青一伙的不满。9月15日，即《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两个文件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第三次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讲话强调搞好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革命要促进而不能影响工农业生产。他说：“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也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关系到支援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然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会上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只字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显然，对于那些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的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他们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的不和谐。
9月25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杨成武、刘志坚、周荣鑫在场陪见。
周恩来说：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季节到了，不抓怎么能行？工人、农民总不能停止生产放假搞革命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连大大超负荷，每天增加40辆客运列车，而货运量减少了百分之十。再增加运输量就要影响国家建设了，到外地的串连不得不停止。
自红卫兵大串连狂潮席卷全国以来，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学生和红卫兵做劝说解释工作，强调生产业务部门与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要求工人农民坚守生产岗位。
江青攻击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在一次碰头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陶铸正色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跳了起来，向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来反问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江青大怒：“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转引自《周恩来在共和国重大历史关头》，第263～264页）
江青气得撒泼而去。
周恩来的处境越发艰难了。他自己表示的“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必须从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体问题上，他又难以表示赞同。另一方面，此时的林彪、江青一伙，经过从5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这几个月的经营，已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这张“底牌”也十分清楚了。周恩来要稳住国民经济这一支柱，就必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施加的各种压力。中央文革一伙公然指责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
在10月1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公然指责周恩来所强调的革命不能冲击生产是“怕字派”。即怕群众，怕革命。
陈伯达不同意周恩来的主张和做法倒也罢了，关键是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这样一种场合公然与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总理唱反调，给周恩来的工作制造了相当的困难。试想，如果陈伯达的讲话传扬到社会上，周恩来还怎么去说服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去影响工人、农民的生产？周恩来几次强调：陈伯达的讲话不能传出去，因为现在还在修改。但中央文革却故意把陈伯达的讲话扩散到社会上去。
尽管周恩来的处境是那样的艰难，但是，周恩来抱定“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决心，紧紧把住国民经济这个大关，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顽强抗争。
11月9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停断的重要性，严词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愤然指出：“不搞生产，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强调：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分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一切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科学研究部门和农村，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遵守，时刻遵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工人、农民不能离开生产岗位。这篇社论，无疑是向正冲入工矿、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亮起了“红灯”。
英国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是这样写的：
“他要是否定、谴责‘文化大革命’，他就会成为反党分子、内奸、‘牛鬼蛇神’，‘而且没有人再去跟随他了’。假如情况如此，中国人民、中国经济、整个国家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呢？他的消失就意味着林彪、江青、康生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的极端分子的胜利。这就意味着党的垮台。赶走刘、邓之后，除了毛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能有周的地位和影响。”
“另一位前大使说：‘我认为周想起了孩提时所崇拜的英雄人物，那就是胯下受辱的韩信。周在1928年不是就说过，为了革命可忍辱负重吗？’‘他牺牲了自己，牺牲自己的荣誉和声望。他那些岁月里顽强地忍受着痛苦。但是他挽救了无数的男男女女。’经济专家陈云说：‘没有他，局势将会变得更加无法收拾’。‘他与人民风雨同舟。他作出过最困难的决定，而且是他独自一人作出的。今天的青年人无法想象他当时的处境。只有我们这些与他在一起的人才清楚地陷入了十八层地狱，最终又是他把我们带出地狱’。”
在周恩来一生传奇般的经历中，不知有过多少次荣与辱、生与死的考验，他都挺住了。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从不去计较个人的权力地位、利益得失、荣辱升降，始终都顾全大局，坚持为党为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劫难中，他忍辱负重的自我牺牲精神几乎达到了极限。在这艰难的境况下，他仍在苦撑危局，十分繁忙地处理着急需解决的各种矛盾，竭尽全力地减少这场浩劫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损害。
八 如何看待事业与个人的矛盾
一个成功的革命家不仅能够率领群众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而且还必须善于处理党内斗争和党内矛盾，以及事业与个人的矛盾，经得起失败的考验，顶得住挫折的打击，忍得了一时的委屈，放得下个人的恩怨。这就需要具备宽阔的胸怀、高尚的情操和坚韧的毅力。周恩来就是一个具有这种优秀品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密切相关，他一生曾经历过两次大的失败，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党人大批被屠杀，只好转入地下活动；另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进行长征。每当此紧急关头，他都能力挽狂澜，使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在党内经受过批评，也经受过错误的处分甚至是无情的打击。有错误他勇于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对于误解和错误的批评，他从不抱怨，认为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党内斗争的无情打击，他也能做到相忍为党，顾全大局。这一思想境界，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处理个人与事业矛盾的态度和胸襟。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到处都笼罩着白色恐怖的阴影，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由革命高潮时的5万多人锐减至万余人。面对失败，中国共产党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关，撤销了原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的职务，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中央临委决定：一是要把大革命时期处于公开状态的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二是准备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三是筹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这都是极其繁重而又艰巨的任务，此时国共关系已完全恶化，秘密设在武汉的党中央总部随时都有可能被摧毁的危险，在五人临时中央内，张太雷和李立三已去江西九江，李维汉从湖南来到武汉，对什么事都还不很熟悉，而张国焘则是一个爱说大话、少干实事的人，这副重担就毫无疑问地落在了周恩来的肩上。尽管时间是如此仓促，人心是那样动荡不安，周围环境是如此险恶，周恩来在那段日子里，不顾个人的安危，始终是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工作，夜以继日地处理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7月中旬，周恩来接受了领导发动南昌武装起义的任务。南昌起义在那危急的时刻，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作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按原计划，周恩来率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但在汕头一带遭到敌人的重兵包围，起义军势单力孤被打败了。本来周恩来准备带余部去海陆丰和那里的农民武装会合，但不幸的是他患了恶性痢疾，发高烧昏迷不醒，被叶挺和聂荣臻用一条小船护送到香港。重病刚愈，就急赴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却受到了他自加入共产党以来的第一次处分。因追究南昌起义失败的责任，中央对南昌起义的前委全体成员都给了警告处分，而身为前委书记的周恩来自然首当其冲，受到了处分。面对不公正的处分，周恩来从心里感到委屈，但他想到革命事业以及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就完全抛弃了自我，还主动承担了起义失败的责任。
1930年春，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事事依靠时任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因此在周恩来离开期间，实际是由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李立三错误地判断了当时的形势，不切实际地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认为新的直接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他要求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数省胜利，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进而建立全国政权乃至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在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下，各地红军进攻大中城市，城市的地下党组织也纷纷搞飞行集会，发起暴动。这样无疑就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8月底，周恩来与瞿秋白从苏联回到上海，就立即开始着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如马上停止各地的暴动，迅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六届三中全会，并从组织上停止了李立三的工作，被派到苏联学习。
这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来了一封信，在信中说：“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并且强调一定要指出“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实质”。这和三中全会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三中全会就被国际指责为是“调和主义”了。这时留苏回来的王明、博古等人，得知国际来信的消息后，认为这是一次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大好机会，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一部分受过李立三打击的同志也认为，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错误批判不彻底，坚决要求召开像“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撤销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职务，彻底改造中共中央。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中国，他从个人的小宗派的立场出发，直接干预中共的事务，使得本就极为复杂的党内斗争更加激烈化了。在米夫的支持下，在次年召开的四中全会上，王明夺得了对中央的控制权，他们指责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周恩来和瞿秋白都成为了批判的对象。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下级服从上级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是党内铁的纪律。周恩来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避免党内意见的严重分歧而导致党的分裂，他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恰当地结合起来，主动承担了三中全会的错误的责任，提出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领导的职务。周恩来就是这样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无论在党遇到什么样的失败和危难的局面时，他都在奔走协调，苦苦支撑，使我们党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周恩来逐渐并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一种内心的痛苦。这种内心的痛苦比较强烈的产生是在1958年初。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连续地批评以他为代表的“反冒进”。毛泽东在会上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离右派只有50米。这两次会议之后，接着就是准备召开提出“总路线”、掀起“大跃进”的八大二次会议。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主要内容就是“检讨”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据当时任周恩来秘书的范若愚回忆，周总理在准备这个发言稿的十几天过程中，一下子两鬓的白发增加了许多。开始准备时，总理说一句，他记一句。可是总理说得极慢，“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他就让总理做一下构思，可是却彻夜难眠，仍然不能成章。后来只好改由总理口授内容，再由他来整理。他把整理稿送给总理审阅，当总理看到稿中写有“我和毛主席‘风雨同丹，朝夕与共’，但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这一句话时，便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同时又几乎流出了眼泪。周恩来还是经受住了这般沉重的折磨，相忍为党为国，违心地做了检讨。（《周恩来超群智慧》，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25页）
周恩来还曾对叶挺说过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干革命不必自我”。叶挺是北伐的名将，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对党有莫大的功劳。但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事情中，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他把广州起义说得一无是处，指责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在关键时候，对起义指挥不力。当叶挺等同志表示不同意见时，又变本加厉地宣布给叶挺等人开除党籍、留党察看的处分。叶挺一气之下去了苏联，中共正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他想去找中央讨个说法，但没想到又受到了冷遇，叶挺感到心灰意冷，便背着中央擅自到德国去了。
周恩来听到叶挺出走的消息，在六大结束后，就到德国并找到叶挺，与他进行了一席促膝长谈。他发现叶挺对革命事业已失去信心，对个人的委屈看得过重，最后还是苦口婆心地规劝他“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干革命不必自我”。但叶挺仍不听劝告，不肯归国，滞留于德国，脱离了革命队伍。周恩来甚感无奈，他既为我党失去一员难得的战将而痛心，也为战友因意气用事走入迷途而惋惜。
但在过了10年之后，叶挺在这段人生道路上经过了无数次的反思，他深深为自己所做出错误的抉择而懊悔。在革命失败时个人所受到的那么一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抗战爆发后，叶挺找到了周恩来，痛切地说：“我惭愧万分，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爬到山顶，而我只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我常常想起你讲的那两句话‘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干革命不必自我’。”
后来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虽然他此时已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却十分尊重党对他的领导，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工作中有什么误会和委屈，他都用“干革命不必自我”作为座右铭来警示自己，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把党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皖南事变发生，叶挺被捕后，一直坚持斗争决不屈服。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叶挺的表现，中共中央立即批准了他的要求。不幸的是，叶挺在回归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殉职，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与生命实践了周恩来给他的忠告，那就是“干革命不必自我”。
周恩来作为党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可他总是反复地告诫自己，功劳属于党，属于人民。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在摄制过程中，周恩来自始至终地参加指导、审定，他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在选材和节目安排上，周恩来一再强调：“影片一定要突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要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的光辉思想生动地显示出来。”对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革命业绩，周恩来也都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和体现。可是他对自己的革命功绩，却不准在影片中表现。有一次，陈毅对周恩来说：“你这个总导演太‘霸道’了，其他领导同志的事迹你都体现了，唯独你自己的事一点也没有，提意见你还不听！”周恩来听了只是爽朗地笑了笑，又一次拒绝了重复提了多次的这条意见。
周恩来一生任劳任怨，忍辱负重，承受了常人所无法承受的太重的压力和太多的委屈。然而，他毫不计较，至死毫无怨言。1976年初，周恩来已经病危，叶剑英找到周恩来的卫士长，用命令的口吻对他说：“张树迎同志，你们准备一个空白的本子，一支笔，班班交接下去，从现在开始，总理说一个字，你们记一个字，说一句话，你记一句话，不许有一句遗漏，明白吗？”周恩来去世后，卫士长找到叶剑英，泣不成声地说：“叶帅，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总理病危期间，一个字也没讲。”叶剑英翻开洁净的本子，老泪纵横，仰天长叹：“总理，我们到哪里去找您这样忍辱负重不给人间提出半点个人奢望的总理啊……”
“立党为公，相忍为党”，这是周恩来毕生所恪守的信念。在多次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关头，周恩来总是以大局为重，挺身而出，为了挽救党的事业的继续和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把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虽身居高位，却把自己当做普通一兵，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就是以如上的精神和实际行动，正确地处理了他个人与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的关系和矛盾，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