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傀儡政府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人维持了一个流亡的上海市政府。^[1]尽管如此，当国军于11月11日从上海撤退，日本当局就提议由若干名人——杜月笙、虞洽卿等——接管城市的行政管理。然而，这些对象不是离沪前赴香港，就是表示异议，因为他们害怕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2]天主教神甫陆伯鸿，在南市有轨电车、电力公司以及闸北自来水厂拥有大量投资，他同意组织一个“南市地方自治委员会”，但是拒绝出任市长。^[3]

最后，日本人打算说服通商银行董事长、商务总会会长傅筱庵出任此职。^[4]傅筱庵是1927年4月反对借钱给蒋介石的少数几人之一，结果遭到监禁。获释后便避难于日本人控制的伪满洲国，因此，他一方面亲近日本（其铁门住宅就位于“小东京”境内），另一方面则仇恨蒋介石（他曾说：“我的身价5，000万，但是我将把每一元都花在反蒋上。”），遂于1937年12月5日在浦东组成了伪上海市大道政府。^[5]

最初，傅筱庵并不愿意接受“市长”的称衔，伪大道政府的名义首脑乃是苏锡文，他是受过早稻田大学教育的通敌分子，一度与胡汉民密切合作。苏锡文曾在江湾的私立持志大学传授道教—佛教哲学和政治思想^[6]，其“天下一家，万法归一”的传统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了大道傀儡政府对旗帜的选择——杏黄色背景上的太极符号。苏锡文与敌合作的保守主义，在其公文形式上亦有所反映：淞沪会战结束后，新行政机构在清扫南市街道和清除闸北尸体等事务的公文上，其纪年既用旧农历，也用昭和纪年。^[7]为避免时疫，促进公众健康，伪大道政府命令以朱玉轸为首的警察局“维持地方秩序”。^[8]若用意识形态的措辞来说，这意味着强调“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日月之道，万法归一，世界大同，以道立国”^[9]。用政治术语来说，伪大道政府允诺根除国民党和共产党，消除军阀造成的苦难，并在东亚建立和平。^[10]

虽然伪大道政府对新警察局做了若干任命（包括任命前江苏省警察厅的督察长张松林为副总务主任），该政权仍然是短命的，至少从名义上来说是如此。^[11]1937年12月占领上海以后，日本特务部并未认真地对待苏锡文，他们未几即擢用了自己的合作者，来自华北的恶棍王子惠，以运作地方事务。^[12]同时，与安福系有着极好关系的前北洋官吏，诗人梁鸿志则始终向日本人“送秋波”，从而使他成为众所周知的合作者候选人。^[13]

因此，当1938年1月，华北的傀儡政权并入以王克敏为首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后，华南则于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以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14]伪政权宣称，它将废除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政府，消灭共产党，避免东亚“赤化”，巩固中日和平合作，使难民重返家园，成立保安组织，以清除盗贼和进行“清乡”，救济失业者，借助外国资本和“友邦”，促进工农业生产，协助现有的工业和金融机构增产、发展，使国家富裕起来，将中国的传统道德价值与国际科学知识相结合，彻底改革教育，废除此前导致民众负担沉重的苛捐杂税，坚决支持和鼓励人才的充分使用、对政府的自由批评，以及严格限制下层官吏的腐败与专政。^[15]

3月28日，上海以并不热烈的形式庆祝了伪南京维新政府的成立，游行队伍举着北洋军阀的旧五色国旗。^[16]伪自治委员会在文庙举行了一个会议，向孔子像鞠躬致敬，大夏大学的听众听了《新申报》（日报《大陆新报》的中文版）编辑的演说，并在鞭炮声和铜管乐队声中，数次高呼“新政府万岁”。南市的日军华中卫戍部队特务部成员参加了第一次集会，虹口地区的数百名流氓与苦力则参加了第二次集会，集会结束后，每人得到一块面包和八角钱，还有一条布徽，上书“上海市民庆祝中华民国新政府成立”。^[17]

不到一个月，1938年4月28日，伪维新政府宣称，将先前伪大道政府的市政权移交给一个新的“督办公署”。^[18]正式承认伪维新政府之合法性的苏锡文，于5月3日改挂五色旗，继续出任督办公署的首脑，直到1938年10月16日傅筱庵获得“上海特别市市长”的正式官衔为止。^[19]苏锡文被取代后，即被任命为汉口的伪市长，但实际上去了东京，在此策划伪警卫人员，在五个多星期后于江湾闹市区试图暗杀傅筱庵，未遂。^[20]

注释

[1]整个战争期间，俞鸿钧始终是正式的市长，见Henriot,Le gouvernement municipal de Shang-hai，428。

[2]见SMP,D-8194，21/12/37。虞洽卿的三北轮船航运公司在上海战事期间损失了大量生意，他使用了挂着挪威、巴拿马及意大利国旗的货船，从西贡、仰光运载大米到上海销售，以降低成本。1945年，他卒于重庆，其灵柩被运回上海，于1946年11月以极高的荣誉安葬。后来，虞洽卿路改名为西藏路。见Coble,Chinese Capitalists，7；Tsao,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Capitalists，6。

[3]王方南：《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第143页。不管怎样，陆伯鸿是在1937年12月30日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工刺杀的，见Ch'eng,The Banker，第255页。“地方自治委员会”通过伪大道政府的警方与相邻的自安会联结起来，负责保护臭名昭著的通敌分子，如浦东的韩紫东。见SMA,Wang 1.1.173——大道政府——剿捕盗匪窃贼案，1938年1月3—5日，第4b、14页。该文件中还有关于浦东军事状况的完整报告，包括沿海水域海盗的严重程度，许多货物由此运往杭州湾，然后经由金华与江山运入内陆。见第51—52页。

译者注：“韩紫东”系Han Zidong的音译。

[4]傅筱庵的原名是傅宗耀。他原籍浙江镇海，曾是军阀孙传芳的客卿，还曾当过上海法商电车公司董事长。见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8页。

[5]见Finch,Shanghai and Beyond，第312页；RWSSZ，第1—2页（亦见卷首插图中的第一幅，是为政府创建宣言的一张照片）；White,Non-governmentalism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Shanghai，48。

[6]苏锡文，47岁，原籍厦门，曾任福建财政局局长。见RWSSZ，第13页。

[7]见SMA,Wang 1.1.10——大道政府（1938年2月24日）——警察局项章则，第2、5—7页。旗帜的照片见于RWSSZ的卷首插图，并见CWR，1938年1月8日，第152页。为了证明其统治是合法的，伪政府指责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全国挑起内战，并承诺恢复和平与安宁。见RWSSZ，第6页。

[8]见SMA,Wang 1.1.10——大道政府（1938年2月24日）——警察局项章则，第5、9b、18、24a页。卫生科科长范继民，36岁，毕业于浙江医药专门学校，曾任松江县医院院长。见SMA,Wang 1.1.58——大道政府（1938年4月）——关于警局内外远景，第2b页。侦缉队的首席顾问是李金标，一个歹徒，曾任淞沪警察厅的探员，后于1939年10月28日被国民党特工所杀，见SB，1939年10月29日，第9版。

[9]RWSSZ，第12页。

[10]RWSSZ，第12页。

[11]见SMA,Wang 1.1.58——大道政府——关于警局内外远景，第19页。在SMA，1.1.226——大道政府——警察局三月份清册中有大道警察局的完整花名册。SMA,Wang 1.1.34——大道政府——警察局委任暨任免，第66a页列有巡官名单，包括正巡官刘万庆和稽查长许文彬。SMA,Wang 1.1.29——大道政府——警察局存人，第2b—3b，则提到了其他重要岗位（侦缉队长胡正古以及他的副手霍良臣）。人们听到“大道政府”一名时，无不面露讥笑，因为“道”字与“盗”谐音，故竟成“大盗政府”了。见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4册，第32页。

[12]王子惠后来在伪维新政府中当了实业部长，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139页。

[13]见曹振威：《梁鸿志》，第407页；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5册，第108—109页。关于梁鸿志个人生活方面的精彩写照，见同上书，第4册，第36—37页。

[14]见“《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政纲》”，“伪维新政府组织系统及重要职员表（1939年9月10日）”，附于第311页；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127—128、132—138页；梨元勇平：《中国の中の日本人》，第二卷，第65—74页；刘其奎：《王克敏》，第342—343页；Epstein,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315；Koo,Some Eco-nomic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Genesis of the Japanese-Sponsored Regime in North China，66；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1937—1945，88—89、110—111；Jones,Japan's New Order in East Asia，第72页；今井武夫：《支那事変の回想》，第282—283页。

[15]“《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政纲》”，第1页。亦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140—141页。关于“清乡”政策，见同上书，第142—143页；黄美真：《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第52—53页。

[16]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4册，第33页。伪维新政府最初是在虹口的新亚饭店开始运作的，因为日军征用了南京大部分重要的政府建筑物。见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1937—1945，112。

[17]SMP,D-8155D，30/3/38.Michael指出：“真正的主人是日本的特务部与宪兵队。”见Michael,The Significance of Puppet Governments，411。

[18]RWSSZ，18—20.关于调节南京中央政府与上海特别市之间关系的规则，见“《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政纲》”，第70—80页；以及RWSSZ，18—19。督办公署甚至没有足够的权力在上海设立办事处。1938年10月，其代表仍在寻觅房屋，却发现“最合适的地点已被日本当局抢先占据了”。见RDS，893.00 P.R.Shanghai/121（1938年10月），15。

[19]RWSSZ，第31、38页。关于上海特别市政府的组织（它在10月15日真正公布），见同上书，第43—45页；以及SB，1938年10月15日。

[20]SEPM，1938年11月25日，第1页，载SMP,D-8870，25/1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