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一次地冲进去，有人试图阻止我闯入，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退缩了。其实他是可怜我。
爱人身上被各种管子包围，一群白衣们围着床进行着又一轮的抢救，他们在忙，并顾不得我这个家属还在这边，我很镇静，没有打扰他们，我只是心里嘱咐自己，我们的最危急的人生关头，我一定要坚强。
爱人处于十分危急状态，这时候一位医生离开爱人的病床，来到我的面前，问，你是家属？是！跟我来。医生带着我来带ICU里面的医生室，我俩开始了医院行使的职置范筹的例行公事的常规签字手续——签订生命的协议。
医生告诉我，目前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哪里出血，这种凶猛的大出血估计是哪根血管破裂了，是哪根呢？无法知晓。库房的全血供应已经用完，在没有全血补充的大出血情况下，凶多吉少，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医生接着告诉我，如果还没有找到出血点，血库停止供血，我们这场抢救就结束了，没有血的供应，生命就没有了，这边大出血，像漏斗一样，一边进一边出，是一场没有底洞的较量。我们俩都在沉默。我说，我是临床大内科出身，没有血的供应，用血浆代替也行，用血浆维持一段，看看能不能等待找到出血点。反正不能停止抢救，如果你们停止抢救，我会把医院告上法庭的。我俩又是一阵沉默。这算是医生又一次对我下了通牒令——拔管，放弃抢救。
那边，抢救还在紧张地进行着，他们就是这样一次次地把我的爱人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接着大出血，又深度昏迷......。这里的抢救只是意味着生命体征的抢救，由于找不到出血点，休克，昏迷，抢救，不断交替进行着......。
我趁着医生不在的档口，我跑进去玻璃隔断，我摸着我的爱人额头，脸贴在他的脸上说：“我在这里，你不要怕。”我的爱人竭力地睁开他的双眼说：“你不要走，你不要离开我”。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死过几次，他的神志是恍惚的。我看着爱人越来越白的脸色，越来越微弱的生命体征，我恨不得和我的最爱一起深陷休克，和他一起昏迷，和他一起深陷即将停止的生命体征......。
又一次对生命体征的大抢救后，我又一次签署了死亡协议（病危通知、气管切开、重大手术的责任自负等，我没看......。）我不知道自己在短短的几小时签署了多少张的死亡协议，我只有一个信念，你们只管救，什么样的字我都愿意签署，什么样的责任我都愿意自负。这时候下午4点左右，病危通知书已经签署了三次。我看了一下手表4:30分。
我告诉医生你们不能停止一分一秒的抢救，我继续和医生讨论下一个抢救方案——破腹探查方案，后来才知道找我谈话的这位赵良医生是急救科的副主任，一位真正的急救专家，硕士生导师，他用科学的态度告诉我，这种凶猛的不明原因的大出血一般是没有生还的可能。
抢救仍旧一次又一次的在继续，出血点仍然没有找到，我又一次与抢救小组的博士生、博士生导师们做了沟通，我想是不是可以破腹探查。抢救小组同意试一试，申请请求外科来会诊，请求指导帮助。很快，外科医生来了，我们一起讨论破腹探查的可能性？外科医生听了抢救小组的介绍病情，出现的一个个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外科医生提出几个疑点：
1.出血位置方向不明，我手术探查从哪个部位下手？
2.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喷射状呕血（7点—4点），体质已经不能接受手术。
3.建议等病人缓解一下，再胃镜一次，再研究手术方案。
4.预测破腹风险很大，手术会失败，病人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
用大量全血维持生命也只是时间问题，外科专家明确表示，没有明确的出血位置我不能下刀子，会死在手术台上。但是我愿意自负责任，外科专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破腹探查这条路，我必须尊重科学。一条生还的路又堵死了。
经过讨论，外科没有把握和信心手术，外科更下不了决心，我也没有信心手术，因为没有方向，腹部打开在哪里探查？爱人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住破腹、和折腾性的在腹部里面探查，我决定放弃外科手术的破腹探查这条路。
其实外科大会诊的专家他们也束手无策，即使下刀子也并无目标，时间一分一秒的流淌，输入的鲜血一滴一滴地输进我爱人的血管，已经输入四千毫升的鲜血，但是流出的血在与输入的血赛跑着。
医院阴暗的ICU抢救中心，大夫、专家们的无奈眼神、我的爱人那张大的血口、苍白的脸颊......。
医生又开始填写各种的单子，最重要的那张“病危通知书”又放在我的面前。在医院临床工作的我，我并没有被这张病危通知书吓到，这是例行手续。我一口气刷刷刷地签着这些我看都没看的一摞文件。我知道，这些签字都是责任的推诿，危险是必然的，抢救是积极的，责任是病人的，所以医生需要的签字我很快签完，交给医生，说，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继续寻找出血点。
后来才知道找我谈话的这位医生是急救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陈德昌，急救科第一负责人。我抓住这个机会，在ICU就给爱人的老板打了一个电话，通报爱人因为无名的大出血正在医院抢救，老板吃了一惊，问是这怎么了？我跟老板说，我请抢救室的主任陈博士跟你通话。
我赶紧把电话交给陈德昌，说明请他与爱人的老板通话，并向他介绍了老板的身份，我说，这是爱人的老板，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导师，美籍华人。简单的介绍，陈德昌主任知道，电话那头的对方是一位科学家，对生命学科有着比他更高级别的学识和认知。陈主任很礼貌地与老板通话，老板也很认真地咨询陈主任到底发生了什么，询问抢救过程中的生命指标、抢救障碍？
我的这一通骚操作使ICU对爱人的处理和急救有了更进一步的态度。下午五点不到，是医生们准备下班的时间，但是这里没有下班的时间表，因为陈主任还在与爱人的老板通电话。他们的通话长达20多分钟。
至于那些对医学术语的描述和可能发生的预后，陈德昌主任表达的一定比我准确，老板向陈主任表示，你们尽力找出血点，我也尽力找官方做出对你们抢救上的相对的支持。陈主任表示首先是用血困难，血库已经没有全血，需要动用紧急库存，我没有这个权限。爱人的老板说，好吧，我来想办法。
这时我为爱人第三次打开了生命通道，没有余总的到来，爱人因为没有血，早就没有命了。没有余总的到来，医院也不会深夜派出专家来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