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改变人类

柯克伦与哈本丁认为，从遗传学的角度看，人类的进化速度同样加快了百倍，其依据是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系的霍克斯（John Hawks）等人于2007年发表的论文《近年人类适应性进化的加速》[17]。

对比黑猩猩与人类的DNA碱基排列可以发现，两者的DNA碱基排列差异仅有1%左右，不同的部分是黑猩猩与人类分化后产生的变异。变异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消失，但越有用的变异越容易被保存下来，并向其他个体扩散。因此，只要研究这1%的不同中保存下来了多少、出现的频率如何，就能知道它是最近（其实也有几千年了）发生的变异，还是几百万年前就已经存在的。

采用这个方法调查研究后，学者们发现，大约从1万年前起，有用的变异出现的频率急速增长，甚至多达以往的100倍。这一时期恰与人口急速增长的时期重合。霍克斯等人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随着冰川期结束，人口猛增，文化与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变化使得人类的适应性进化开始加速发展。

冰川期结束，环境朝着利于人类生存的方向发展，这非但没有使淘汰压力得到减轻，反而引发了人口猛增，进一步加剧了淘汰压力。

柯克伦与哈本丁的著作以霍克斯等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进一步发展了霍克斯等人的结论。柯克伦与哈本丁认为，导致进化加速的最重要原因是人类掌握了语言，而农业生活的开启又进一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同畜牧业和农业尚未出现时相比，在农业广泛普及，由此积攒的财富孕育出了城市和庞大帝国的1万年间，欧洲的人口规模增加了百倍。人口的增长成为生存压力的来源，加快了有利于人类生存的变异，把进化的速度提升了百倍不止。人类的进步不仅体现在文化上，也体现在遗传基因上，这就是霍克斯等人以及柯克伦和哈本丁的结论。

定居生活和人口增加在城市里种下了文明之花。然而与此同时，它们也连续不断地向人类丢出了新的问题。生产力的确在爆炸式增长，但人口也在同步增长，再加上来自国家的掠夺，平民的生活水平非但没有改善，人口密度的增加还引发了卫生状况恶化与瘟疫横行。

与狩猎采集者那种富含蛋白质及维生素的饮食结构相比，农耕者的饮食以碳水化合物居多，就算吃得饱，也依然会面临营养问题，受到维生素缺乏及各种营养不良问题的困扰。其结果是，农耕者的身高降低了10厘米以上。平民因饥荒或瘟疫而死，使农耕者的人口保持了平衡态势。

农业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整个物种的繁荣，然而从个体层面来看，人们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富足、幸福。甚至可以说，农业技术剥夺了人们自由选择向往的生活场所、摄取营养均衡的饮食、不受任何人控制、与自然万物共存的空间。

在此之后，人类不止一次体会到，技术虽然能带来眼前的繁荣，却带不来个人的富足与幸福。然而，已经获得的文明无法再倒退。无论生活多贫困，多凄惨，想要存活下去，就只能不断前行。

这一过于残酷的现实进一步加大了人类面临的淘汰压力，成为促使适应性变异，也就是进化增多的重要因素。身高的降低也是适应性变化之一。对于农耕生活而言，狩猎采集所需的高个子是无用的，反倒是矮个子的能量效率更高，更加适应狭小地区的定居生活。肤色变白也是适应性变异的结果，为的是让太阳光更易抵达皮肤，补充短缺的维生素D。以碳水化合物为主食后，拥有防止血糖值上升的变异对生存更加有利。事实上，这一变异早在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之初就开始扩散了。

适于农耕生活的遗传性状已在长期实行农耕的地区普及开来。顺从、忍耐、勤勉就是性状之一。与好奇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关系颇深的多巴胺D4受体多态性（出现频率高的遗传性变异被称作多态性）在中国等东亚地区极其少见，在游牧民族与狩猎采集者身上则频繁可见。追求新奇刺激的性格完全不适合受到狭小土地束缚的农耕生活。统治者也会排斥性格叛逆、不遵守农耕生活规则的群体，不断对他们施加各种管束，最终导致拥有强烈好奇心的遗传基因成为人们在农耕社会里繁衍生息的阻碍。

多巴胺D4受体多态性同时也是引发人们成为最不安定的混乱型依恋者的风险因子[18]。柯克伦等人没有察觉，在东亚的农耕社会里，这一类型的遗传基因多态性出现频率很低，有助于依恋的安全。农耕社会会孕育和维持安全型依恋。

狩猎采集者必须分享猎物，很难积累财富。农耕者则必须守住自己的土地和作物，否则就会饿死，与此同时，他们也可以积蓄剩余的收获。农耕者执着于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为了保护所有物，他们重视秩序，甘愿接受强权的支配。通过辛勤劳作、点滴积累，农耕者中也出现了一批使得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不断增加的成功者，他们积攒起来的财富孕育了新的阶级与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