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革命重塑大脑与基因

在美国，电视机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普及。从那时起，比起关注家人、邻居，人们变得对看电视更有兴趣，也更能从中找到乐趣。

电视带来的冲击已经相当巨大了，而其后信息环境的急速进化，又使电视也成了落后的时代遗物。电子游戏、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这些接连登场的设备、服务，以其更高的信息集成度与便利度，完全颠覆了人们的生活。显而易见，长时间沉迷于这些信息机器剥夺了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过度使用固定的神经通路不仅使人的大脑功能减弱，还会导致社会能力、共情能力的减弱。

大脑具备高度可塑性，一个人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受到怎样的刺激，不但会影响大脑功能，还会导致大脑的结构发生变化。人们或许以为这些变化只会影响正当其时的一代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正当其时的一代人最终会为人父母，大脑的功能与结构发生变化，免不了会影响他们照顾、养育孩子的态度。最终，自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原本只出现在父母身上的变化，就会通过父母与孩子两代人之间的相处，给孩子造成影响。比如，父母比起真人更愿意关注电视屏幕的倾向，肯定会影响到孩子。孩子会像父母一样，不再热衷于摆弄玩具，而是沉迷于各种信息设备。

非但如此，近年来人们还发现，环境作用会使遗传基因发生变化。这是一种被称作“表观遗传学”的控制机制。而且遗传基因的这种变化会通过反复发生遗传给下一代。也就是说，影响孩子的不仅是父母的行为，还有遗传基因层面的变化。

被环境选择的基因

环境影响的不只是个体的遗传基因，事实上，它还会在群体层面带来更加重大的影响。适应环境的个体更易繁衍生息，由此便挑选出了有利的遗传基因。不过，在通常的自然状态下，环境在波动变化的同时也会保持一定的平衡，不会始终朝同一方向变动，因此在基因选择方面的进展极其缓慢。也就是说，进化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遗传基因也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通过环境变化及人为选择，某类遗传基因的优势可以急速增大，拥有该基因的个体随即增加。

举个例子，培育斗牛犬、约克夏梗犬之类的犬种并不需要耗费几千几万年的时光。只要人为选择符合特性的个体加以培育，仅仅几代就能培育出完全个性化的犬种。

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13]显示，乳牛的典型品种荷斯坦牛在1964年以来的40年间，因持续接受人为选择而发生了遗传基因的变化，产奶量显著提高。

在人类身上，或许也在上演着同样的事情。

如果环境朝着有利于回避型人类的方向急速变化，拥有回避型特征的人被他人选为伴侣的机会增多，更易繁衍生息，回避型在某一群体内所占的比例就会加大。在高度发达的技术支配的环境中，所谓的适应能力大概就是比起人，更加亲近物与技术。或许正是有利于这一特征的遗传基因，造成了回避型人类的增多。

如此看来，回避型人类并不是无法适应环境的弱者，而是被环境选择，最先迈入进化过程的强者。

不过，培育荷斯坦牛也导致了另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增加产奶量的遗传基因发生变异，牺牲了繁殖与免疫相关的遗传基因。事实上，出于这个原因，荷斯坦牛正面临着繁殖能力低下的问题[14]。

虽说回避型人类同样面临类似的困境，但他们享有的有利因素基本可以抵消这些不利条件。

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自身所处的环境，其中变化最为剧烈的就是信息环境。信息量与通信速度的爆炸式增长，将人类的大脑纳入了信息网络，同时不断改变着大脑的功能与结构。超越了进化概念的“超进化”正在短时间内上演，恐怕并非妄言。曾经的自然选择模式耗费数十万年才能完成的变化，正在数十年的时间跨度内得以实现。回避型人类，正是因为足以适应剧变的信息环境而被环境选中的群体。

回避型依恋与自闭症谱系障碍

如前所述，相较于回避型依恋，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的神经症症状更严重，影响到了其日常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工作生活。过去，学界认为，该障碍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很大，80%～90%的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都是由于遗传因素患病；近年来，人们却渐渐意外地发现，环境因素也和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出现有关。

自闭症谱系障碍中，没有伴随智力与语言能力低下症状的叫作阿斯伯格综合征，有些患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人拥有强大的智力和记忆力，以研究人员和各行业专家的身份活跃在大众的视野里。这种类型的人常常同时带有回避型依恋倾向，不过与回避型相比，他们的神经症症状更严重，过度敏感，刻板执行同一套行为模式，往往在发声、语言理解、运动与平衡控制、注意力与执行加工能力方面都伴有相应的障碍。与之相对，在回避型依恋者中几乎不存在这些神经症症状，他们的明显特征只是回避亲密的人际关系。

在欧洲，30%的成年人都属于回避型依恋，据推测日本的比例也差不多。回避型依恋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切身问题。与之相对，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患病率在过去还不到1%，即便把诊断过程比较漫长的因素考虑在内，比例应该也只在5%左右，比回避型低了好几倍。

如果一个人可以正常工作，却在婚姻之类的私生活方面不尽如人意，这个人很有可能就属于回避型依恋。如果像自闭症谱系障碍一样，问题严重到已经对自身造成了障碍，往往就会给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带来影响与困难。

先天与后天的双重作用

形成回避型依恋的很大原因在于受到了成长环境与通信信息环境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出现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原因则大多在于遗传因素或胎儿期、新生儿期遇到问题等先天的生物学因素，这就是两者的不同之处。不过回避型依恋依然与遗传因素相关，影响力占三四成；自闭症谱系障碍也与环境因素相关，影响力占两成，最近也有研究认为，环境因素的影响占了五六成。

与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存在血缘关系的人群当中也有呈轻度自闭倾向的人，有些还在社会上大放异彩。在这些人当中，有的不擅经营亲密关系，有的不擅对话沟通，有的不擅理解他人情绪[15]。这些特征与回避型依恋的症状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

换言之，回避型依恋与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外围是接壤的，但两者间并不一定共享着同样的遗传因素。即便没有遗传因素的影响，也有可能表现出相同的症状。

举例来说，父母身上存在某种降低共情能力的遗传基因时，该基因遗传给下一代的概率在1/4～1/2，而孩子不仅受到了遗传基因造成的直接影响，必然还会受到具备该基因的父母在教养过程中施加给孩子的影响。孩子即便没有继承相同的基因，也还是要在父母的养育下长大。

遗传基因本身的影响和拥有该基因的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施加的影响，哪一种作用力更强呢？有一种研究方法可以将两者分离开来单独研究，那就是对比接受卵子捐助怀上孩子的母亲与捐助卵子的母亲，哪一方对孩子的影响更大。用这种方法研究与自闭症谱系障碍同属发展障碍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后发现，与孩子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症状存在关联的，并不是提供了卵子的生身母亲，而是养育孩子的母亲[16]。

换言之，我们一直以为的遗传因素影响，其实更多的是来自拥有该基因的父母，而不是来自基因本身。

自闭症谱系障碍很可能也是如此。即使并不具备致使共情能力低下的遗传基因，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情感共鸣，也会使当事人在人际关系和共情能力上面临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虽然不及自闭症谱系障碍，但也同样会使人变得不擅处理人际关系、难以面对亲密关系。这些现象同样会发生在父母属于回避型的孩子身上。遗传因素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在不擅处理亲密关系、缺乏情绪反应的父母膝下长大，孩子就会显现出同样的倾向。

由于遗传因素与后天成长的环境因素如此难舍难分，自闭症谱系障碍与回避型依恋也就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看来，两者同时呈现增长趋势也就很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