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至上英主，无道暴君

独一无二、冠绝英格兰诸王的理查一世在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中扮演了积极的领导角色，参与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为争夺中东地区进行的斗争。相较之下，所有其他与理查一样统治英格兰的国王们都显得黯然失色——无论他们曾是多么聪明睿智、雄心勃勃、富有才干或渴求权力，都仅仅满足于偏安一隅，将其统治和征战的范围局限在欧洲西北一角。理查之前及之后的国王中也无人再能像他一样，承担起率领一支舰队和一支大军前往地中海东岸作战的重任，更不必说在那儿迎击，乃至挫败一位如伟大的萨拉丁般可怖的敌手了。无疑，长期以来理查一世都被视为最伟大的英格兰国王，根据一位生活于14世纪且作品广为人知的世界史作者雷纳夫·希格登（Ranulf Higden）记载，不列颠人夸口称他们的亚瑟王是堪与希腊人的亚历山大、罗马人的奥古斯都、英格兰人的理查以及法兰克人的查理曼媲美的人物。1不过，我们不应将希格登这一记载视作对理查的溢美之词，他只是认为这就是当时英格兰人对理查的看法而已。此外，14世纪波尔多的《风俗之书》（Livre des coutumes）所记录的部分大事年表也能表明当时人们对理查的推崇：

公元542年 这年大不列颠的亚瑟王逝世。

公元827年 这年查理曼逝世。

公元813年 这年罗兰伯爵逝世。

公元1199年 这年英格兰的理查国王逝世。2

这就是那时人们观念中可与理查并称的伟人：亚历山大、奥古斯都、罗兰、查理曼和亚瑟王。

然而最近两三百年间，正统观念对理查的评判变得更加严苛。“他无疑是英格兰历史上最糟糕的君主之一。”3这样的观念无疑是基于大卫·休谟和爱德华·吉本这些最优秀及最有影响力的早期历史学家们所达成的共识而产生的。在休谟看来，理查的行为“多受激情驱使，缺乏政治考量”，理查本人也是个“性情直爽但思虑不周、暴躁易怒且不安职守的君主”。所以，“即便在那个充满浪漫幻想的时代，也没人能比他更加勇敢无畏了”，理查的臣民们当然也“有理由为他统治期间持续发生的血腥暴力事件而深感忧虑”。4吉本则认为：“如果将冷酷无情和匹夫之勇定为评判英雄业绩的标准，那么理查无疑能够凌驾于所有时代的伟人之上。”5而19世纪时的伟大学者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表示：“哪怕我们再怎么体谅理查，他仍是一位失败的君主：与其说他精力充沛，不如说他焦躁不安，对战争的热爱以及为之而生的天赋更令他完全无法保持平和，他也完全缺乏谨慎处事的政治常识。”6在20世纪最有影响的十字军史权威、英国历史学家斯蒂芬·朗西曼爵士（Sir Stephen Runciman）的观念中，理查尽管是“一位英勇而杰出的战士”，却更是“一个不孝子，一个不合格的丈夫，一个失败的国王”；同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法国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则将理查称作“无情少谋的骑士”（ce paladin impolitique et brutale）。7到了20世纪后半期，随着理查开始被称为“同性恋者”，他作为一个不合格丈夫，一个玩忽职守、未确立合适王位继承人的冒失君主形象也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新近一项研究更是断定，“作为十字军领袖，理查是一位令人沮丧的失败者”，而且“他并非英雄，只是一个永远都想单骑决斗的莽夫”。8曾经位列至上英主的理查就这样成了一位无道暴君。我们又应如何解读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评价理查投身十字军的史实。对理查严加指责的英国史学家们批评他通常是因为他们认为理查对十字军的狂热导致他对英格兰置之不理；法国人则认为，理查对十字军活动的领导是残暴且愚蠢的，并以他在阿克城（Acre）屠杀穆斯林俘虏的行动为证据。然而，过去人们之所以将理查与亚历山大、奥古斯都、查理曼以及亚瑟王相提并论，只因为他曾领导了十字军——这正是令理查威名响彻拉丁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那些参加了阿克围城战的人们坚信，他们此刻正如进行特洛伊围城战的先人们一样，置身伟大的历史瞬间之中。西方作家将1187年萨拉丁攻克耶路撒冷，灭亡耶路撒冷王国的事件视为一场亚非联军进攻欧洲的洲际战争的结果，9相应地，阿克围城战则被视为来自欧洲的回击。此刻，基督教世界变得如此团结一致，甚至连比萨人和热那亚人这对宿敌也能为这一共同事业齐心协力。尽管那些厌恶理查的人们仍认为他傲慢无情，但理查领导的十字军更为他提供了使自己的卓越将才和绝伦勇武获得众人赞誉及拥护的世界舞台。理查的绰号也来自当时的一位吟游诗人和历史学家安布鲁瓦兹（Ambroise），他在描述理查首次目睹被围攻的阿克城及遍布城边山丘的那些“怀有摧毁基督教之心”的萨拉丁士兵营帐的情景时，第一次用了“狮心王”（coeur de lion）这个传诵至今的名号称呼理查。10此后，十字军东征的一系列传奇事件开始为人所知，萨拉丁和理查两人单骑决斗的图景也在文学作品和装饰艺术中展现。可以说，理查正是通过十字军东征跻身传奇之列，并以此名垂青史的。被认为是英格兰最古老酒馆的“耶路撒冷之路酒馆”（The Trip to Jerusalem Inn）就宣称建于1189年——这正是理查加冕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发起之年。“但是我们的国王在阿克打了场漂亮仗。”11英国著名诗人T. S. 艾略特（T. S. Eliot）写道。正如约翰·普雷斯特维奇所言：“若是忽视了那些令理查成为传奇人物的特质，我们将无法了解历史上真正的理查。”12理查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一点，理查是手握王者之剑（Excalibur）踏上十字军征途的。

然而，十字军曾经争议重重，如今人们对它的讨论更是如此。从宗教意义上说，第三次十字军的目标在于收复圣城，而理查显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那么，我们是否就能断言，第三次十字军或理查本人因此就一无是处了呢？在理查时代，确实有人认同这一看法。对那些认为十字军一事无成的人，安布鲁瓦兹在他的《神圣战争史》（Estoire de la guerre sainte）中评论道：“只因为耶路撒冷没能光复，许多无知而愚蠢的人们就反复声称，他们（指十字军战士）在叙利亚一事无成。但这些人的看法是不恰当的，不过是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妄加批判，对自己从未踏足之地夸夸其谈罢了。”安布鲁瓦兹的反驳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我们率先亲临其境、亲眼看见一切并在此承受苦难。以见证者之名，我们绝不会散布那些为天主之爱而受苦的人们的谣言……（那些献身于此的人们）必将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圣城，并侍立天主之右，因为他们征服了另一座耶路撒冷。”13不过，很少有现代历史学家会认同安布鲁瓦兹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理查不过是个没能收复耶路撒冷，却在阿克城大肆屠杀数千俘虏的十字军领袖罢了。14

将宗教和道德考量暂且搁置，另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虽然理查没能重夺耶路撒冷，但他征服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在宗教意义上虽然无足轻重，但在战略意义上无疑比耶路撒冷更加重要。现代历史学家们往往也认为，萨拉丁对耶路撒冷的过度重视是他的战略错误，理查则避免了这一错误。当时他所做出的选择——征服塞浦路斯、收复巴勒斯坦的沿海城市、发起对埃及的远征——均有战略意义，它们也都可能为中东地区支离破碎的基督教据点持续带来大量收益。若理查挥兵直指耶路撒冷，他可能已经将其攻克，并迅速获得极高的声望。不过理查对耶路撒冷的占领也难以持久。很显然，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理查的当代人或随后时代的人们开始采用非宗教的标准对他领导下的十字军进行评判，而理查的勇武和征服事业甚至还得到了修士们的认可和赞誉。比如这位作为理查晚辈的西多会修士——奥布里·德·特鲁瓦-方丹（Aubri de Trois-Fontaines），他由于效忠法国王室，对理查的许多事迹都持明确的批判态度，然而他叙述理查在十字军中的事迹时，则将理查以其统御和勇气在陆地和海上创造的伟业编入书中：“理查的这些伟业都值得铭记和赞誉。首先，他攻陷了墨西拿，随后又征服了至今仍被拉丁基督徒们占据的塞浦路斯，接着他又在海战中击沉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大船……再之后他解除了雅法（Jaffa）的危机。”15

即便是在面临更稳妥的选择——留在本国时，在那些曾参加十字军的人里，也不再会有人像理查一样仍然置身于极端情形之中。理查的难题在于，当他在1189年即位时，距离他与法王腓力·奥古斯都的姐姐艾丽丝订婚已过去20年，而在这20年间，艾丽丝曾处于理查的父亲亨利二世的监护下，据称亨利二世没能抵制诱惑，诱奸了她。无论此事是否属实，理查都以此为由拒绝履行与艾丽丝的婚约。但20年后将她再送回其弟处，这一举动无疑会令法国王室极大受辱，也将无可避免地导致法王以战争相威胁，索取大量土地赔偿。在此情况下，理查不可能独自参加十字军，慷慨地给腓力国王留在后方并任意复仇的机会。另一方面，考虑到英格兰和法兰西以外的情况，理查又如何能拒绝参加十字军？西欧已经对耶路撒冷的陷落产生了极大的情绪反应，各地都将这视作基督教世界的危机。16尽管欧洲能够解除这一危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解除危机的难度也会逐渐增加。这样一来，作为阿尔卑斯山以北第一位做出反应的君王，理查又怎能不高举十字，将收复耶路撒冷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理查当时无疑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一位同时代的年轻仰慕者看来，理查有着“涅斯托尔般的雄辩，尤利西斯般的谨慎”，17也许正因为这些特质，理查在短期内可以通过绕开它解决这个问题。就这样，理查与腓力两位国王一同踏上了十字军的征途。但是，这不过将理查的难题延后罢了。理查在西西里宣布与艾丽丝的婚约作废，随后在塞浦路斯与纳瓦拉的贝伦加丽娅（Berengaria of Navarre）成婚，以这一既成事实回应了腓力——一场在塞浦路斯举行的英格兰王室婚礼！这无疑令法兰西国王备受羞辱，勃然大怒，不和的种子就此埋下。当重要的阿克围城战激战正酣时，腓力尚且不敢撤军，然而当胜利几成定局时，腓力便迅速率部脱离十字军，返回法国，决心让理查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而此时腓力面临的难题是，按当时的道德标准，攻占属于参加十字军者的地产是不被允许的。于是腓力只能将理查彻底塑造成一个凶狠而无耻的人物，并宣称理查为掩饰自己倒向穆斯林的事实，故意做出保护基督教世界的姿态。腓力的御用传记作者圣德尼的里戈（Rigord of St-Denis）和布列塔尼的威廉（William the Breton）则称，腓力是因为患病才不得不撤军的（从传到萨拉丁处的消息可知，理查在阿克围城战期间同样患病，且病势更重，他们显然隐瞒了这一事实），并称理查的举止十分可疑，进而编造出他向法王下毒和他背叛基督教的一系列故事。很快，谣言传遍整个西方，称理查曾收买萨拉森人的职业杀手“阿萨辛派”，以刺杀腓力的盟友、提尔领主蒙特费拉的康拉德（Conrad of Montferrat）。在一段时间内，腓力也绝不在没有武装护卫陪同的情况下出行，以此表明他对理查的刺客的恐惧——腓力担心这些手持长刀的刺客将跨越叙利亚进入法国，对他进行突袭。腓力在巴黎甚至建立了一个反面宣传工作室，成功地创造了有利于他入侵理查领土的舆论条件。18于是，以为了证实理查是否犯下如此大罪为借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Henry Ⅵ）与奥地利公爵在奥地利将远征归来的理查逮捕，并将他囚禁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很快发现能够轻易利用这些被法王广泛传播的故事和谣言，于是在德意志和奥地利编年史家笔下，理查成了一个傲慢、无情而阴险的人。

理查的支持者们受到国王本人的激励，也自然对腓力的毁谤行为做出了回应。因此，在理查一生中，他始终以一个争议重重的形象置身于这场激烈宣传战的中心。奥地利、德意志、低地国家、意大利和海外诸国，以及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历史学者和编年史家们全都卷入了这场关于理查声誉的论战之中。吟游诗人吉罗·德·波尔内伊（Giraut de Borneil）在理查死后不久创作了一首挽歌，他在挽歌中写道：“我曾听闻，若有两人哀悼这位国王，就会有第三个人出来诋毁他。”19而当一切尘埃落定后，那些最老练的政治家们，甚至许多法兰西的政治家也都认清了法王编造谣言、文过饰非的意图。让·德·茹安维尔（Jean de Joinville）在他的《圣路易传》（Life of Saint Louis）中记载了路易九世的宫廷顾问们举出理查立即投身十字军的例子，以理查作为路易应效仿的榜样，并对比了路易祖父腓力和理查二人的举止：“在阿克城被攻占的时刻，腓力国王却因逃回法国之举备受谴责。”20从这则逸事中可以看出，那些十字军的亲历者们都对理查的成就深表赞许。这时，同代人批判理查的政治共鸣已然消散，理查的传奇事迹则依然存留，在意大利、德意志、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理查也以传奇人物和英勇的圣战斗士形象为人所知。21

但对当代历史学家而言，产生于12世纪90年代的这场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扩散或虚或实信息的国际战争仍然是值得发掘的丰富资源，尽管学者们并非总能意识到它的重要性。那些流言蜚语也早已流通散布开来，并逐渐生成许多甚至连编年史家都感到精彩到无法舍弃的故事。下文的例子是来自古法语著作《提尔的威廉的历史的古法语续编》（Continuation of William of Tyre）中收录的一个记述了理查策划谋害腓力性命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被人们视作记录海外事件的一个可信版本：

理查国王因为计划在不接触法王的情况下将他谋害之事，犯下滔天大罪。当时法王正卧病在床，理查国王前去探视。理查到达后，便向法王询问病情和身体状况。法王说他正饱受重病折磨，只求上帝恩典。随后理查国王说道：“我想告诉您您的儿子路易的事，并前来给予您安慰。”法王便问：“我的儿子路易怎么了？我为何要得到安慰呢？”“正因为他，”英王答道，“我特地来安慰您，因为您的儿子已经离世。”

事实上，留在国内的路易并未离世。这个故事的后续是：腓力询问了他的顾问和医生们，得到了“理查这么说只是希望在您病重时加剧您的悲痛，使您一病不起罢了”这样的答复。于是，腓力便集结舰队回国了。22

现代英国史学家们往往会因为理查未对其王国恪尽职守而批评他，但与理查同时代的评论家们却不认同这个观点。尽管其中有些怀着后见之明的人认为，理查对其弟约翰过于慷慨，但他们都赞美了理查投身十字军的举动。如果说他们与现代史家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他们批评理查的“苛政”，而并非现代史家所说的“失职”。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和豪登的罗杰（Roger of Howden）便是批评理查苛政的代表，他们经历了税赋繁重的理查统治末期，自然有极好的理由为理查“永不满足的贪欲”，以及在审判庭和森林巡回法院重压下“日渐穷困”的国家而哀叹。23他们也承认这笔巨资是为了支持国王的正义战争所征收的，所以，虽然理查加于其封臣的沉重税负无疑有损于他的英雄之名，但理查的封臣们仍将理查看作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就像安布鲁瓦兹一样。稍晚时期的史学家们则由于不需为理查纳税之故，更易于关注理查的英雄一面。文多弗的罗杰（Roger of Wendover）和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则是其中对理查最为推崇的史家，他们笔下的理查全知智睿、战无不胜、至善至仁（sapientissimus, victoriosissimus, clementissimus）。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逸事是：亨利三世造访巴黎时，曾邀请法王路易九世到一间挂满盾牌的房间中赴宴，而理查的盾牌就挂在当中，有人开玩笑般指责这样的布置是对法王的无礼戏谑，在这面盾牌下用餐的法王除了因回忆往昔而感到恐惧、浑身发颤之外，什么都做不了。24这面盾牌以理查使用的第二枚国玺的图样装饰，此后这一图样也成为英格兰的王室纹章。25这无疑也是表明理查已成为英格兰王权典范的最佳图像例证。在一首宣称于理查在世时期完成（尽管它实际上很可能完成于理查逝世后）的诗中，文绍夫的杰弗里（Geoffrey of Vinsauf）以这样的开头向英格兰致辞：“正是到了理查国王统治的时代，英格兰方能令列国之女王——英格兰扬威四方！女王陛下！理查助您主宰世界，您的地位因这位伟大舵手坚如磐石！……理查国王正是照亮您的璀璨之星，是给您助力的支柱，并以雷霆之势打击您的仇敌！”26

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早期写作的一首诗的一句为“看啊！他的璀璨光芒宛若理查再世”（Behold he shines like a new Richard），这表明理查已成为那些雄心勃勃的国王们渴望追逐的目标。27当然，理查也成为判定其他国王们是否合格的标准。《爱德华二世传》（Life of Edward II）的作者对爱德华二世的评价便是例证：

吾王爱德华已统治整整6年，至今却仍未取得任何值得赞颂或纪念的功绩。反观理查国王，他早年的统治何等不同！统治的第三年尚未结束，他的武名便已传至海外：他仅用一天便挥兵攻克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又用两周时间令塞浦路斯称臣，随后他来到阿克城下浴血奋战，令他在异国他乡的光辉事迹得以被拉丁世界和法语世界的人们广为传诵。哦！若吾王爱德华也能有如此波澜壮阔的人生将多么幸运！28

与此类似的是，《短韵文编年史》（Short Metrical Chronicle）中记载：爱德华一世未能履行参加十字军的诺言，这也与其先辈理查一世在东征时取得的赫赫武功形成鲜明对比。阿克城于1291年陷落，此时距离理查攻占阿克城恰好过去了100年。在阿克城陷落之日，作为英吉利民族象征的理查再度引人追思，而理查的历次亲征也宣示了英格兰人凌驾于其他民族，尤其是法兰西民族之上的至高权威。29尽管14世纪时爱德华一世对苏格兰发起战争使苏格兰人产生了对英格兰诸王的敌对情绪，然而理查的声誉却并未因此受损。富尔顿的约翰（John of Fordun）就认为理查是“对苏格兰人友善的高贵君王”，而在理查统治时期“两国建立起诚挚友好的同盟关系……两国人民也一体同心，不分彼此”。30

将罗宾汉（Robin Hood）和小约翰（Little John）在英格兰活动的时期定在1193至1194年理查在从十字军征途归来、身陷囹圄时，也是苏格兰史家约翰·梅杰（John Major）在1521年时最先提及的。31尽管随后也出现了关于罗宾汉活跃时间的其他说法，但当时最流行的仍然是约翰·梅杰的版本，这很可能与理查这位历史人物兼具传奇和浪漫色彩的特质有关。在一部以失传的13世纪法国传奇故事为蓝本、成书于14世纪的英格兰传奇故事中，理查能将手伸入狮子的喉咙，并将其心脏拔出。32类似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约翰王》（第一幕，第一景）中，法孔布里奇夫人（Lady Faulconbridge）告诉其子腓力（Philip），他的父亲并不是她的丈夫，而是理查国王之后，剧中的主角腓力却并无责备其母之意：

母亲，我不再祈望能有更好的父亲……

他能用强力掏出狮子的心，

自然也容易赢得一个女人的心。33

正如腓力·法孔布里奇（Philip Faulconbridge）在剧中的情感所揭示的那样，16世纪的史学家们仍然将理查视作伟大的国王。史学家波利多尔·维吉尔（Polydore Vergil）尽管主动使用人文主义者惯用的拉丁语写作，但他对理查的君王风度和男子气概的赞美仍是中世纪式的。他认为，理查赋予某些人的高傲印象，不过是他伟大天性的自然流露罢了；编年史家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的观点与维吉尔类似，他将理查称为“值得所有王侯效仿的知名典范”；34约翰·福克斯（John Foxe）尽管是一个坚定的反教宗者，但他却支持十字军，认为理查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勇士，更是一位高贵、宽容、慷慨而富有才智的人物。35生活于詹姆士一世统治早期的制图学兼历史学家约翰·斯皮德（John Speed）也将理查视为“决断英明、才思敏捷的高贵君王”，理查的统治“体现了他对英格兰人的关爱和对正义的关切”。斯皮德还为“那招致死亡阴云遮蔽凯旋之喜，令闪耀的骑士之星倏然黯淡的致命劫难”深深哀恸，而这次使理查再也不能重返耶路撒冷的劫难也“在此时令所有基督徒深感悲痛”。36

首位对统治英格兰史学界400余年的观念提出异见并开始建立评价理查的新式正统观念的学者，是宫廷诗人兼历史学家萨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在他著名的《英格兰历史集成》（Collection of the Historie of England）——我认为这是第一部英格兰中世纪史的经典著作——中，他对理查的评价是，“他向这个王国所索取的和消耗的财富，要远远超过自诺曼王朝以来的所有先辈君王，但他获得的成就与此毫不相称。理查不在这里生活，并没有为这个王国留下什么，他没有留下对天主虔诚的纪念物，对公众事务漠不关心，更没有对国民福祉表现出仁爱和关切之情，他所做的不过是掠夺一切可获得的资源罢了”。尽管萨缪尔·丹尼尔认为理查除了他的勇武一无所值，他也坦承“理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也深获他们爱戴，因而封臣们尽力为他效劳，为了赎回和保护他们的封君而不遗余力”。正如这段文字所表达的那样：

从未有过一位君王像理查一样麻烦缠身、躁动不安，导致他陷入困境的既有投身圣战的缘故，也有捍卫基督的缘故，他在圣战中遭受苦难，这使得教会对他的要求一概来者不拒，对他的事务毫不干预。而那些满足于了解理查在海外冒险中的非凡勇武和惊险遭遇（以及随后对法作战的胜利等事迹）的民众，仍然要背负日渐沉重的压力。

作为当时杰出史家的丹尼尔意识到，在他对理查一世进行批判，并穿透当代观念的樊篱探寻隐藏其后的“历史真相”时，他的观念却体现出既独具一格又时空错位的矛盾性。于是我们能看到，他在另一篇重要文章里迅速对过去的冒失言辞表示了歉意。“先祖啊，请宽恕我们！若我们曾因受到这个时代的风尚影响，而对您的事迹判断不公，这不过是我们接受了当下观念的结果：当我们的后代讨论我们这代人时，正如我们总是认为今人比古人更有智慧，并因此妄议先祖一样，他们也会因为施展自己的想象力犯下与我们类似的错误。”37

值得注意的是，在稍早的16世纪90年代，丹尼尔还不吝惜对理查的赞美。38那么，他为何要在看到他人使用这种时空错位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批评后，又有意地接受这套方法呢？这或许与丹尼尔所处的宫廷情况有关。当他还是为王后的王室住宅服务的廷臣时，正在写作其史书中将要进献给当时的王后丹麦的安妮（Anne of Denmark）的1612年至1618年的纪事部分，这部分在他看来是“我在尊贵的王后门下效劳期间完成的最重要部分”。应该说，他对理查的新批评是对当时宫廷斗争内容的部分反映。当时负债累累的詹姆士一世竭力抵制宫廷内部那些举足轻重的人的意见，他们迫切希望他成为欧洲大陆清教徒们反抗西班牙的“十字军”领袖。而丹尼尔对理查以“残暴压迫”征集大量财富，并在海外耗尽财富行为的批评，也无疑符合詹姆士一世宫廷的利益。

不过，当时以这样激进的新观念对这位英格兰历史上最具英雄色彩，且因传奇声名更盛的国王进行的重新解读，显然无法立刻获得所有人的支持。比如，史学家理查·贝克爵士到1641年时还认为理查“英勇、睿智、慷慨、仁慈、公正、至虔至诚，是为基督教世界福祉而生的君王”。39尽管如此，这时也还是发生了一些推动丹尼尔的思路成为标准解读的事件。宗教改革使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抛弃过去人的观点，约翰·福克斯甚至说，“那个时代的任何证词都是不可信的，人们因为迷信而愚昧堕落”。事实上，在宗教改革后的英格兰，十字军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1639年，托马斯·富勒称“迷信不仅污染了（十字军的）外在，也腐蚀了它的核心”。40富勒认为“比起一位将军，理查更像是一位挥霍民财的败家子”，随着军队统帅亲自参加战斗的情况越来越少见，这一评价显得更加尖锐。类似地，他认为阿克城的大屠杀“令理查的声望极大受损”，这一观点也成为现代观念的先导。41作为一名圣战君主的理查所具有的愿与将士们同生共死的品质，也由于不符合当时的统帅标准逐渐不被公众认可。所以，丹尼尔将理查视为置其王国于不顾、在海外挥霍财富的君主的新观念也变得更易为人们所接受。1675年，温斯顿·丘吉尔爵士（Sir Winston Churchill）在为理查三世平反后，将理查一世称作“我们所有的理查国王中最糟糕的一位”，他认为理查是“不孝之子、无爱父亲、无情兄长和顽劣之君”；“上述特质也使理查在他的臣僚前毫无价值，他不仅与其臣民形同陌路，更让臣民有被外来生人统治之感”。42丘吉尔的思路也被18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史家们认可，劳伦斯·厄查德（Laurence Echard）强调了理查“从未在英国驻留”这一方面。43保罗·拉宾（Paul Lapin）则认为，理查除了对金钱贪得无厌的爱和“蛮横凶暴”的性格外毫无德行，再加上他的傲慢和贪欲，导致英格兰这片“他整个统治期间仅停留不足8个月的土地，因其统治而怨声载道”。44大卫·休谟将十字军视为“所有时代以来，所有民族之中曾出现过的最为持久也最能体现人类愚昧的典型事件”，无疑，他自然也不会对这位最伟大的英格兰十字军战士有什么好感。尽管休谟承认“由于国王精湛武技赢得的荣光令英格兰人都倍感欣慰”，然而理查“鲁莽暴烈的性情”也使他“更容易以其盖世武功扬名立万，令人瞩目，却无法通过施行善政造福民众，增进名望”。45休谟对理查的诠释也在随后的200年间被奉为圭臬。以至于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也未能免俗，他在《艾凡赫》中对理查统治的总结是，“为民间歌手和行吟诗人提供了题材，却不能给他的国家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而历史往往只青睐后者”。置王国于不顾的理查形象也更加深入人心，尽管20世纪早期的史学家们也对理查的统治进行了最详尽的研究，但凯特·诺尔盖特（Kate Norgate）和莫里斯·波威克（Maurice Powicke）的研究中也只能暗含着对上述观点的质疑。普尔（A. L. Poole）则在《牛津英格兰史》（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中提出了理查的“小英格兰”（Little England）观念，认为“理查将英格兰当作可以获取和透支财富的银行，以此为他雄心勃勃的海外冒险提供经济支持”。46一部出版于1974年的理查传记则指出，“若以理查所处时代和他身处的具有侠义精神的统治阶层及骑士阶层的标准来看，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君主和伟大的人物。理查也作为美德典范成为他们最崇敬的人，对他们来说，理查的缺点和过失则居于次要地位”，但他继续写道，教会和市民阶层的看法则全然不同，“理查的道德缺陷招致教会指责，他荒唐的税收政策则令市民们惊恐不已”。47到了20世纪50年代，即便是孩童在学校操场上玩“扮演狮心王理查”的游戏时，也会得到这样的教诲：“理查不是一个合格的国王，他只关心手下的士兵。”48

到了20世纪后期，对理查的负面看法仍然被希望影响大众观念发展的权威人士们使用。49比如，巴里·诺曼（Barry Norman）在他的一篇题为《罗宾汉：经久不衰的角色》（The Evergreen Role of Robin Hood）的短文中指出，电影中“将罗宾汉支持的‘狮心王’理查描写为正面角色，而约翰王子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从而将罗宾汉打造为一个超级英雄。事实上理查才是个极坏的君主……约翰尽管不慎在沃什河口将王室御宝遗失，但他可能是比他兄长更好的国王”。50正如这段文字所暗示的，16世纪时产生的理查与罗宾汉之联系，对塑造理查缺席的国王的形象适时地提供了有力支持，罗宾汉则作为保护人民，帮助他们反抗压迫的斗士，履行起国王应尽的职责。最重要的是，这也是好莱坞所塑造的理查形象。1938年埃罗尔·福林（Errol Flynn）主演的电影《罗宾汉历险记》中，由福林饰演的罗宾汉成了“教导理查对其国家职责所在的不法之徒”。而1973年华特·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出品的动画电影《罗宾汉》则将十字军归结为本性善良的理查被约翰亲王的阴险顾问西斯爵士（Sir Hiss）催眠后所做出的“疯狂之举”。20世纪时，“狮心王”（Coeur de Lion）一词也不再用于描述一位强力人士或大胃王，而成了“缺勤怠工”的同义语。“因他无论何时返回英格兰，都会立刻出发前往地中海，所以被称作‘里昂车站的理查’（Richard Gare de Lyon）”①。51

总之，无论我们如今对发起十字军一事的看法如何，本书的目标都在于：将理查还原为一位12世纪的统治者和国王，并根据同时代人对理查功过的看法，以及他们对理查是否符合其预期的评估状况进行研究。无疑，我们只能接触到那些被人们记录下来的观点，这些观点的记录者们常常试图提出新观点，而非仅仅转述旧观点。因此，本书关键在于阐明两个相关问题：理查本人的声誉如何？这些对立观点又是如何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