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昆虫学的璀璨历史

从人类这个物种出现在地球上的那天起，我们就和昆虫一直在打着各种各样的交道。人类开始关注昆虫、了解昆虫，进而研究昆虫已有过百万年的历史。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昆虫学，也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那么，昆虫学到底是如何被创造和推广的？中国的昆虫学历史又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国际和中国都有哪些昆虫学巨匠，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昆虫学的起源

现代意义上的昆虫学，是指研究昆虫的基本特征、特性和基础知识的学科。在这个笼统的定义下，又分出了很多更细致的学科，如昆虫形态学、昆虫生理学、昆虫生物学、昆虫系统学和昆虫生态学等。如今，人类经过不断研究，已经在昆虫学研究上取得了非常繁多且辉煌的成果，昆虫学也成为自然科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

现代意义上的昆虫学，是从300多年前开始的，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之后。那时，欧洲博物学家对自然科学的重视程度急剧增加，由此衍生出了很多现代意义上的生物学科前身，昆虫学就是其中之一。到1758年，著名生物学家、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卡尔·林奈（Carl Linné）完成生物学巨著《自然系统》（第10版），并创立沿用至今的二名法分类，对人们系统地认识生物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早期欧洲博物学家也因此开始了对昆虫的系统研究。而另一位生物学巨匠达尔文，他所编著的《物种起源》，为人们研究昆虫的进化和亲缘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现代意义上的昆虫学雏形出现开始，欧洲、美洲的博物学家们一直不间断地进行着较为分散的研究。直到19世纪，美国著名昆虫学家约翰·亨利·康斯托克（John Herry Comstock）做出了对昆虫学影响甚深的创举——将昆虫学首次“搬入”大学，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大学建立昆虫学系的伟大学者。

康斯托克出生于1838年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杰尼斯城。在他还是孩童之时，父亲就因淘金病逝于他乡，而母亲则为了生计远赴纽约。年少的康斯托克在没有父母照顾的环境下艰难成长。在其11岁踏上寻找母亲的路上，意外迷路。就在其不知所措地讨水喝时，结识了改变其一生的托尔诺船长——这位善良的船长收养了他。在康斯托克16岁时，成为托尔诺船长船上的一名厨师，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下，康斯托克在一家书店中看到了哈里斯编著的《昆虫对蔬菜的危害》。也就是在这时，他自幼酷爱昆虫的热情被重新点燃，他向船长借钱购买了这本书，并开始自学昆虫学。

在20岁时，经过4年的不断努力，康斯托克终于成功地考入常青藤名校之一的康奈尔大学，并立志要终生研究昆虫。大学毕业后，康斯托克留在康奈尔大学做助教工作，并教授大一学生昆虫学知识，他也因此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伴侣，学业出众的安娜。从此，他们夫妇二人潜心研究昆虫，并开创了一系列昆虫学学科。

康斯托克31岁时就已经是全美国最为知名的昆虫学家。美国联邦农业部聘请他为首席昆虫学家，以解决各地农作物病虫害的问题。也是在此时，康斯托克将昆虫学创建成为大学的正式学科，康奈尔大学也因此成为最早的昆虫学专业名校。在早期昆虫学家中，无论中国还是外国，从康奈尔大学毕业的不计其数，且有很多都是他的学生。据不完全统计，康斯托克一生大约培养了近5000位世界各国的昆虫学与植物病理学专家。

在康斯托克老年时，曾写下了著名的一段话：“人生虽然不断有外来的失败，但是我一生的日子像是一串喜乐的音符。”

1926年8月4日，康斯托克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享年88岁。可以说，虽然现代意义上的昆虫学开创者并不是他，但他对昆虫学的贡献是无人能及的。目前，仍有很多学者承认康斯托克是现代昆虫学之父。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每一名研究、喜爱昆虫的人士应该牢牢记住的。

伟大的国际昆虫学家们

除了康斯托克外，还有很多国际昆虫学家为现代昆虫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同样不应该被人们所遗忘。在这里，本书将选取几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昆虫学家进行简单介绍，并以此来纪念所有为现代昆虫学做出伟大贡献的前辈（排名不分先后，以出生年份为序）。

让·亨利·法布尔

让·亨利·法布尔（Jean Henri Fabre，后统称为法布尔），享誉世界的昆虫学家、文学家、自然史学家，倾其一生观察各类昆虫，并撰写了被誉为“昆虫的史诗”的名著——《昆虫记》——这套书至今仍被各国引进翻译，多种版本流传于世，成为每一名昆虫爱好者必读的启蒙读物。也正因如此，法布尔获得了“昆虫的荷马”“昆虫世界的维吉尔”的美称。

法布尔，1823年出生在法国南部鲁耶格山区的撒·雷旺村。幼年的时候，他最喜欢走进大自然观察各类生物美妙的行为，倾听鸣虫与鸟兽的叫声。13岁时，他随全家搬到托尔斯，并进入基尔神学院，刻苦研学拉丁文和希腊文。法布尔的学业成绩极为优秀，为以后撰写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家中贫穷，法布尔不得不在14岁便开始了打工的生涯。尽管如此，他依旧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仅用两年时间就修完了三年内的全部学分。1842年，师范学校毕业后，法布尔成为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在工作的同时，法布尔自学数学、物理等科目，并顺利获得了这些门类的学士学位。他曾说过：“学习这件事不在于有没有人教你，最重要的是在于你自己，有没有悟性和恒心。”

1849年，法布尔成为科西嘉岛阿杰格希欧中学教师，并开始研究博物学。1854年，法布尔取得博物学学士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阅读了雷恩·杜夫尔有关狩猎蜂的论文，从此开始励志观察、研究昆虫的生态。他常常带领学生们前往大自然中，一起仔细观察和记录各类昆虫的形态和习性。实际上，《昆虫记》的原标题为“昆虫学研究的追忆”，而副标题则是“对昆虫本能及其习俗的研究”。

1861年，法布尔担任鲁基亚博物馆馆长，1865年开始出版科学读物《天空》和《大地》。1868年，由于他对自然科学教育的成就，被当时法国教育部长德留依颁发勋章。然而在同一年，由于他坚持推动女子教育，遭到了保守人士的强烈反对，不得已被迫辞职。

1871年，法布尔正式开始了《昆虫记》的撰写。在写书期间，他继续不间断地观察各类昆虫。1877年，次子朱尔去世，这对53岁的法布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然而，丧子之痛并没有击垮法布尔，他比以前更加勤奋，笔耕不辍，希望可以将与儿子一同观察昆虫的点点滴滴记录在书籍之中。同一年，他还用朱尔的拉丁文“优利渥司”为三个蜂类的新种进行了命名，以纪念他永远的骄傲和助手。

1879年，法布尔用了几乎全部的积蓄购买了隆里尼村外的一片土地，并将其取名为“阿尔玛斯”，意为荒野之地，这便是后来著名的法布尔昆虫乐土——荒石园。同年的4月3日，《昆虫记》第一卷正式发表。从此以后，《昆虫记》以大约每三年出版一卷的速度进行着。

1889年，法国政府为表彰法布尔在文学和自然科学教育领域做出的贡献，给他颁发了法国学士学院最高荣誉奖。然而，这样的奖项似乎并没有为他的著作打开更多的销路。在晚年，法布尔由于著作销路较差陷入了生活的窘境，但艰苦的日子并没有让他停下笔来，直至1907年，《昆虫记》已成功出版了10卷。1908年，在诗人米斯托拉的大力帮助下，法布尔终于获得了养老金，他的生活有了一点转机。

1909年，已是85岁高龄的法布尔开始了《昆虫记》第11卷的撰写工作，但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衰弱。每写几个章节，法布尔不得不在床上休息很久，病痛与贫穷不断地折磨这位孤独的老人。1910年，崇拜法布尔以及《昆虫记》的忠实读者们一同前往法布尔的住所，庆贺《昆虫记》出版发行30周年，并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在集会上，大家为推广《昆虫记》献策献力，《昆虫记》也终于在此时成功地扬名于世。1915年10月11日，法布尔静静地闭上了双眼，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大自然，享年92岁。

法布尔曾在《昆虫记》中感叹道：“在水中诞生了许多小生命，显得繁盛而活跃，像个小宇宙一般。贝壳上的螺纹就像星云。如果能悠游地探索这个生命世界，将是件多么快乐的事呀！”是的，他穷其一生献身于理想的不朽传奇中，描绘着大自然最精彩的画卷。这位伟大的昆虫诗人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像美术家一样观察，像文学家一样书写。即使是现在，说起昆虫爱好者的启蒙读物，《昆虫记》依然会力拔头筹！

松村松年

松村松年（まつむら しょうねん），日本昆虫学奠基人之一，病虫害防治、益虫保护和昆虫分类学家。他的一生出版过31部著作，其中的《日本昆虫大图鉴》《昆虫分类学》《昆虫学概论》《农业昆虫学》《昆虫的社会生活》等著作皆为当时享誉世界的昆虫学参考文献。可以说，松村松年是日本早期最著名的昆虫学家之一，由他创办的《松年昆虫》作为昆虫分类学杂志至今仍在继续刊行，由他创立的日文昆虫名称体系也同样一直沿用至今。

松村松年1872年出生于日本兵库县。189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札幌农学校农学科，并继续在该校就读昆虫学研究生，同时担任助教工作。1899年，松村松年被推荐至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病虫害防治、益虫保护学及养蜂学，又在此期间前往匈牙利国立博物馆开始了其研究生涯。1902年回国后，他担任札幌农学校教授，并在1903年被东京帝国大学授予理学博士学位。

1906年，松村松年前往中国台湾，对危害甘蔗的昆虫进行了调查与研究。1907年他回国后，被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聘为昆虫学教授，1918年被北海道帝国大学农科大学聘为教授。在执教过程中，松村松年仍继续着自己的学业，1918年被授予农学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影响极为深远的《日本昆虫大图鉴》上、下两册，为日本昆虫分类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在1915年，他撰写了著名昆虫学书籍《昆虫分类学》，此书在当时引起了世界各国不小的反响。

在松村松年研究生涯中，他曾先后赴欧美各国考察，并在意大利、北非等国家进行昆虫采集工作。1925年他应苏联科学院之邀前往苏联进行学术交流。

1934年退休后，松村松年继续着自己的昆虫研究事业。自1935年起，至1945年他曾先后三次出任日本昆虫学会会长，并在1940年于“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总会”供职。1938年他被选为日本应用昆虫学会名誉会员，1950年被选为日本学士院会员。

松村松年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昆虫学的研究当中。他对昆虫的分类研究涉及面极广，大部分的目级阶元都有他确立的新种。在普查日本昆虫区系及亚洲病虫害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为了表彰他对自然科学领域做出的贡献，1954年日本政府将松村松年评选为文化劳动者和明石市荣誉市民。1960年，松村松年在东京都与世长辞，享年88岁。在这一年，日本政府又追赠授予他“瑞宝”一等勋章，并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

罗伯特·伊凡斯·斯诺德格拉斯

罗伯特·伊凡斯·斯诺德格拉斯（Robert Evans Snodgrass，后统称斯诺德格拉斯），英裔美籍昆虫形态学家。一生致力于昆虫形态学、解剖学及蜜蜂类昆虫的研究。他所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在各国的昆虫形态学研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他曾说过：“解剖是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而形态学则要用眼睛看到的东西去思考。”

1875年，斯诺德格拉斯出生在美国圣路易斯州。这名伟大的昆虫学家从小便对身边的动物有着狂热的喜爱。在观察动物时，他常常被这些生物各式各样的形态所吸引。而最吸引他的，无疑是形态最具多样性的昆虫。

1895年，斯诺德格拉斯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主修动物学，而他选择研究的类群则是昆虫及鱼类。在1896年和1899年，斯诺德格拉斯撰写了他最早的两篇著作——《食毛目的口器》和《食毛目的解剖》。1901年获得学士学位后，在同一年他前往华盛顿州立大学任教，两年后返回母校斯坦福大学进行执教工作，并开始了对蜜蜂解剖学的研究。

也是从这一年起，斯诺德格拉斯在蜜蜂解剖学领域发表了诸多论文。1910年，他将自己这些年所发表的论文进行了整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蜜蜂的解剖》。这篇专著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当时各国昆虫学家的关注。其中昆虫解剖学方法和形态学观点在当时被诸多昆虫学研究工作者所参考和引用。

1917年，斯诺德格拉斯前往康涅克特和马里兰州昆虫局工作，仍然致力于昆虫解剖学和形态学的研究。在随后的研究生涯中，斯诺德格拉斯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及专著，如在1925年出版了《蜜蜂的解剖与生理学》；1930年出版了《昆虫，它们的生活方式》；1935年出版了著名形态学经典之作《昆虫形态学原理》，这本书成为全世界通用的教材；1952年，他出版了《节肢动物解剖学教科书》，同样在世界的动物学教育中获得了极高的肯定。除此以外，斯诺德格拉斯还发表了80余篇论文，28篇系列专著，他全面地、有比较地研究了昆虫“骨骼”及肌肉系统，探索了昆虫间结构的同源性及演变关系，为各种结构定下了规范化、统一化的名称，奠定了昆虫功能形态学的基础。

直到晚年，退休后的斯诺德格拉斯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研究工作，并在美国国家博物院继续为自己挚爱的动物学做贡献。1960年，为了表彰他对动物学及自然科学教育的伟大贡献，马里兰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1962年，斯诺德格拉斯在华盛顿与世长辞，享年87岁。

卡尔·里特·冯·弗里希

卡尔·里特·冯·弗里希（Karl Ritter von Frisch，后统称为弗里希），德国著名昆虫学家，昆虫感觉生理学和行为生态学创始人。虽然弗里希以对昆虫学的贡献闻名于世，但实际上他除了昆虫外，对鱼类的生理学和解剖学研究亦有很大贡献。

1886年，弗里希出生在奥地利多瑙河畔的维也纳，1905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动物学。在大学里，弗里希还专门学习了人体解剖及生理学，这对于他以后的研究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09年大学毕业后，弗里希返回维也纳，并在生物试验研究所完成了他的第一篇论文《鱼类的颜色变化》。在191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他被慕尼黑大学动物研究所聘为助理教授，1912年任动物学和比较解剖学副教授。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弗里希放下科研，运用自己的人体学知识前往维也纳红十字医院服役，救助了大量的伤员，直至1921年，他才重新回归到科研工作当中，并在这一年担任罗斯托克大学动物学研究所所长。1925年他返回慕尼黑大学，在1931—1932年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建立了新的动物学研究所，之后在奥地利格拉茨大学任动物学教授。直至1958年退休前，他不仅在蜜蜂和鱼类的感觉生理和行为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时还培养了大量的昆虫学及动物学人才。在他的研究下，人们对蜜蜂的视觉及访花的生物学意义有了新的认知。当然，我们如今所熟悉的蜜蜂用来彼此交流的“舞蹈”，以及蜜蜂复眼可以感受天空的偏振光，并以此作为导航系统，也同样是弗里希最早发现的。

退休后，弗里希继续和他原来的学生进行昆虫及其他生物研究。他一生都极力主张用通俗易懂且有趣的语言来阐述深奥的科学道理，也用这样的方式撰写了大量的书籍和专著。1966年，弗里希出版了代表性的著作《舞蹈的蜜蜂》，在书中阐述了蜜蜂大量的生理学。1967年，他又进一步出版了《蜜蜂的舞蹈语言和定向》，并在同一年出版了《一个生物学家的回忆》。1974年，他出版了十分著名的动物行为学书籍《作为建筑师的动物》，此书在出版的同一年就被译成英文出版。1979年，93岁高龄的弗里希出版了自己人生中最后一本著作——《十二个小同屋人》，再次为大众进行了动物学的科学知识普及。

1982年，弗里希与世长辞，享年96岁。他用一生致力于动物学的研究及动物学科学普及，他的科研成就也同样被人们高度赞扬。1960年，弗里希获奥地利科学与艺术勋章等多种荣誉奖；1973年，为了表彰他在动物感觉生理学和行为生态学的贡献，被授予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74年，他还获联邦德国杰出贡献十字金星勋章和绶带。

中国昆虫学的历史

说到中国的昆虫学历史，首先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时段：古代、近代和现代。其中，古代是指从上古开始到公元1839年，近代是指从1840年至1949年，现代则是指1950年至今。

中国古代对昆虫学的探索和成就可以毫不谦虚地以“辉煌”一词来进行描述。中国人开始关注、探索昆虫的时间是相当早的。这里所说的是指真正去观察和总结昆虫习性，而不是草草地认知。例如，在《诗经》中就有很多篇章描述了昆虫的一些特征和习性，甚至我们从那里就已经能找到现今仍然沿用的昆虫名称。在《诗经》中，描写昆虫最著名的篇章应数《豳风·七月》：“五月螽斯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通过这短短的一段话，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古人已对部分鸣虫有了较为深入的观察。当然，早期的昆虫学描述除了《诗经》外，《礼记》等著名古代文献中也均有颇多记载。

除此以外，古代中国对昆虫的独有类群研究亦有不少建树。如南宋贾似道所编著的《促织经》便是世界上第一部以蟋蟀（即迷卡斗蟋）为研究对象的专著。

另外，至今为止都令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昆虫学应用之一亦成就于古代，那便是养蚕术。相传黄帝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术，并以其产物制成了丝绸。这个技术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影响都十分深远。一直到今天，丝绸仍作为中国的一个文化及产业符号流行于世界，我们可以简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一词若翻译成外语的描述大致有三个，即“China”“Sina”和“Qina”。其中，“China”来源于瓷器，“Qina”来源于秦朝，而“Sina”便是来源于丝绸。

因此，纵观古代中国人在昆虫学领域的成就，无论是诗词歌赋、产业实业，抑或是中草药研究，无疑都是极为辉煌的。

到了欧洲文艺复兴后，现代意义上的昆虫学迅速发展，但当时中国在昆虫学领域的地位却逐渐下降，且在现代昆虫学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并没有出现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昆虫学家。我们可以将中国近代昆虫学研究又分为三个小时期，即孕育期（1840—1910年）、初创期（1911—1936年）和艰难维持期（1937—1949年）。

在孕育期，中国的昆虫学工作主要以翻译及介绍当时欧美昆虫学文献为主。到了初创期，中国则有了自己的昆虫学本科学科，亦有了中国本土的职业昆虫学家。这个时候，中国昆虫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性成就。然而，1931年开始的连年战争无疑给中国昆虫学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到了1949年，中国昆虫学研究进入了现代时段。纵观这段历史，我们仍然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小时期，即调整初兴期（1950—1965年）、“文革”时期（1966—1976年）和平稳发展期（1977年至今）。

1949年开始，由于刚刚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岁月，所有的昆虫学家都在积极恢复和重建中国的昆虫学体系，并有了诸多里程碑式的成就。到了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掀起了10年的浩劫。在这期间中国昆虫学研究的损失是极为巨大且无法弥补的，甚至可以说这10年对于昆虫学事业的破坏可能比战争时期更为严重。众多伟大的昆虫学家在这一阶段含冤而死，不计其数的珍贵标本在这一时期遭到严重破坏，如黄腹绿综蟌Megalestes herosNeedham的模式标本便是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所损毁。这种损失将是不可逆且无法弥补的。“文革”结束后，中国昆虫学在昆虫学家们的不断努力及奉献下，终于得到了平稳的发展。到今天，中国昆虫学研究水平可以说已经基本接近世界上如日本、美国、德国等昆虫学研究较为领先的国家，甚至在一些专有领域中保持着世界尖端水平。相信在将来，中国昆虫学研究事业将会不断蓬勃发展，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伟大的昆虫学家们

中国的昆虫学事业能达到今天的成就，是每一位昆虫学家耗其毕生心血换来的。他们对昆虫学的巨大贡献，他们对学术研究令人钦佩的态度，以及他们身上的光辉事迹，是每一名昆虫爱好者，甚至是每一名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但是，由于对昆虫学事业有突出贡献的昆虫学家比比皆是，故而在本书中仅向大家介绍部分对中国昆虫学事业有着巨大贡献，且具有代表性的昆虫学家们，以此来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致敬、缅怀与纪念（排名不分先后，以出生年份为序）。

邹树文

邹树文，字应藼（现同“萱”），1884年出生于江苏省吴县。他是中国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昆虫学家，同样也是将国外昆虫学专业带回中国的先驱者之一。

在邹树文先生出生的年代，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昆虫学专业，很多前沿的昆虫研究也是靠着翻译和整理国外文献进行。1908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一年后的邹树文先生毅然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学专业。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昆虫学（即经济昆虫学），并在4年时间内取得了农学学士学位。从1911年参加全美科学联合会宣读论文的那一刻起，他便成为中国在美国宣读昆虫学研究论文的第一人。1912年，他获得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硕士学位，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涯。

1915年，邹树文先生回到中国，被南京金陵大学聘为教授。在民国时期，邹树文先生对中国的昆虫学事业贡献极为巨大。他不仅多方任职，还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国本土的昆虫学家。到了20世纪40年代，邹树文先生已担任了国民政府农业部专员、国立西北农学院院长等重要社会职务。

1949年以后，邹树文先生由于“成分”问题被调到江苏省文史研究馆。从此，邹树文先生便逐渐放下了昆虫学学术研究，而是开始了中国昆虫学历史和农业学历史的整理研究工作。到了晚年，邹树文先生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昆虫学史的事业中去，一直到1980年安然辞世，享年96岁。

在邹树文先生去世后的一年，科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了邹树文先生的遗作《中国昆虫学史》。一直到现在，这本书被一直重印，为中国昆虫学家和昆虫学爱好者们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秉志

秉志，字农山，1886年出生于河南开封。他的科研涉猎范围极其广泛，在昆虫学、鱼类学、脊椎动物学、解剖学、神经生理学、古生物学等多个自然科学领域均有着伟大建树。

秉志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父亲都以教书为生。这样的家学氛围为秉志先生自幼便打下了坚实的科研基础。他少时便饱读诗书，1903年考中举人。1904年，秉志先生被河南政府选送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并在1909年考取第一届官费留学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研读昆虫学，而他的导师，便是著名昆虫学家J.G.尼德汉姆(J.G.Needham)教授（他对中国蜻蜓目等昆虫类群研究有着巨大贡献）。在1914年，获得学士学位后一年的秉志先生与一同赴美的研究生同学共同发起中国科学社，并创建中国最早的科学学术刊物《科学》。在1918年，秉志先生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学者。

1920年，秉志先生回国从事生物学研究事业，并开创了一系列生物学研究平台。例如，在1921年，秉志先生在南京高等师范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系；1922年，秉志先生与几位中国生物学家创建了中国首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8年，秉志先生又创建了以植物分类为主要研究目标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

除了首开中国生物学研究的先河外，秉志先生在培养中国生物学家方面也有着杰出的贡献。1946—1952年，秉志先生在复旦大学任教授，从事生物学教学等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中国一大批生物学家出现，如著名昆虫学家杨惟义先生、著名鸟类学家寿振黄先生和著名生物学家陈义先生都是他的学生。秉志先生与其学生共同为中国生物学研究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1955年，为了表彰秉志先生在科学研究方面的重大贡献，他被特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

秉志先生在昆虫学中主要对虫瘿学及双翅目生物学有着较为突出的贡献。在秉志先生晚年，又对中国鱼类学等生物学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实现了鱼类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1965年，秉志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0岁。为了纪念秉志先生为中国生物学的巨大贡献，2008年中国科学院创建“秉志论坛”，作为中国动物科学前沿系列学术报告平台；2014年，“秉志奖学金”创立，用以鼓励和推动中国动物学领域创新性人才的培养与队伍建设。

张巨伯

张巨伯，1892年出生于广东鹤山。他是中国最早的农业昆虫学教授，也是中国昆虫学术团体与期刊创始人。在农业昆虫与病虫害防治问题上有着巨大的贡献，并担任过国际昆虫学会副主席等职务。

张巨伯先生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从小时候起，他就知道了病虫害给农业带来的巨大伤害。也正因如此，张巨伯先生自幼便立志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样的农业现状。他刻苦读书，终于在1912年考取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昆虫学专业，并在1916年获得农学学士学位。1917年，张巨伯先生以优良的成绩成功获得硕士学位，并在次年回到中国，针对农业病虫害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专攻农业鳞翅目及其他昆虫危害方向。

1918年，张巨伯先生被南京高等师范大学聘为农业学教授，并任病虫害系主任。他教育和培养了一大批针对中国农业昆虫学有重大作为的昆虫学家，如吴福桢先生和邹钟琳先生等。

除此以外，在1924年，由张巨伯先生发起，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昆虫学术团体——“六足学会”。这个学会如今依然存在，也就是著名的“中国昆虫学会”。

张巨伯先生倾其一生的心血全部用于研究农业昆虫危害，培养国内人才以及建设各类昆虫学专业机构上。然而在1951年，肺癌无情地夺走了张巨伯先生的生命，享年59岁。张巨伯先生离世后，冯乃超先生主持了张巨伯教授的追悼大会，并撰文《悼张巨伯教授》，高度赞扬张巨伯教授是“中国昆虫学界的一位草创人”“一位好老师，好科学家”。

胡经甫

胡经甫，1896年出生在上海。他是中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水生生物学家和无脊椎动物学家，在医学和动物学教育领域建树颇多。在1949年前，他曾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委员、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中国海产动物学会会长等重要职位。1949年以后，胡经甫先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和总后勤部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等职务。

胡经甫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在他小的时候，就已经非常良好地掌握了四书五经、中外历史、数学及英语等科目。15岁时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苏州东吴大学附中，并直升苏州东吴大学，一直到1919年毕业于东吴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1920年，胡经甫先生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昆虫学系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可以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翅目昆虫著作《翅目（叉属）之形态解剖及生活史研究》，展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风采。1922年，回国的胡经甫先生先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农学院、东吴大学生物系和燕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并在1938年撰写《中国翅目昆虫志》一书，共描述了5科4亚科32属139种中国的翅目昆虫。在1935—1941年，胡经甫先生还执笔出版了6卷《中国昆虫名录》，书中总共记录了昆虫20069种之多，为当时的中国昆虫学研究做出了总结性及拓展性的贡献。1941年，本来要前往美国进行演讲的他因“珍珠港”事件滞留在菲律宾马尼拉，在危难之际立志学医，并在4年内学完了所有的医学课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经甫先生在北京行医，为广大患者解决病症所带来的痛苦。1951年，胡经甫先生欣然接受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邀请并担任研究员一职。1954年应中国科学院的聘任，担任中国动物图谱编辑委员会委员，并在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

胡经甫先生在教育领域也有着十分卓越的贡献。自1917年起，他便持续培养生物学及医学的人才，为相关行业输送了大量的骨干力量。即使在晚年，胡经甫先生仍在军内培养了大量的医学昆虫专业人才，为中国医学昆虫学事业填补了诸多的空白。1972年，胡经甫先生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于北京，享年76岁。

胡经甫先生一生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他不求名利，不摆架子，默默地在自己的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胡经甫先生主编的《中国重要医学动物鉴定手册》直到今天仍被使用，为中国医疗事业和国防建设发光发热。

刘崇乐

刘崇乐，1901年出生于上海。他是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也是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第一任系主任，著名昆虫学家和农业教育学家。

刘崇乐先生于192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并在同年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学专业。1922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农学学士学位并继续对昆虫学进行深造。1926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回国后，刘崇乐先生出任清华大学生物系系主任及教授，并创办昆虫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长，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早年的昆虫学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崇乐先生跟随学校共同南迁至昆明，并开始了云南地区的昆虫学研究，直到战争结束后随校返回北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崇乐先生继续在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进行教学事业和学术研究，并于1955年被授予中国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崇乐先生一生致力于昆虫防治学、昆虫文献学及昆虫利用的研究与实践。曾有效地对胡蜂科、瓢虫科等昆虫类群进行了农业防治应用。刘崇乐先生在科研及教学事业均著述甚丰，他不仅长期担任《昆虫学报》的主编，还在中外刊物发表论文53篇，撰写学术专著6部，译著2部。这些贡献对整个中国昆虫学事业无疑是巨大的。

“文革”期间，刘崇乐先生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和逼迫，与一大批科研人员一起被关押在牛棚之中，受到了惨无人道的对待。他们长期没有足够的食物供应，有一次，由于饥饿难忍，他捡起地上的几粒玉米充饥，竟也被无情地暴打直至吐出。除此以外，刘崇乐先生的小儿子也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由于长期的肉体及精神折磨，刘崇乐先生身患重病，且根本没有任何医治的机会。1969年1月6日，刘崇乐先生含冤病逝于北京，享年68岁。

在“文革”结束后，刘崇乐先生终于得到了平反。但中国昆虫学界却再也找不回昔日先生的身影。这无疑是整个中国昆虫学事业的巨大损失。不幸中的万幸，刘崇乐先生所著的《中国经济昆虫志》被保存至今，为昆虫学事业继续奉献着无可替代的价值。

蔡邦华

蔡邦华，1902年出生于江苏溧阳。他是中国最早从事昆虫分类研究的昆虫学家之一，同时，蔡邦华先生还是中国森林昆虫学的开拓者，为中国昆虫学事业填补了众多的空白。

蔡邦华先生在1920年前往日本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求学，1924年获得学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到中国。回国后，蔡邦华先生便被当时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章士钊先生邀请，成为当时整个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教授。1927年，蔡邦华先生再度前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开始了直翅目昆虫分类等研究。

1928年回到中国后，蔡邦华先生应浙江省昆虫局局长邹树文先生之邀，担任昆虫局高级技师，并于不久后前往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最终于1937年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为当时的农业防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9年，蔡邦华先生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1955年，蔡邦华先生因在中国农业及昆虫事业的突出贡献，成功当选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中科院院士）。此后蔡邦华先生一直在昆虫学事业上进行着“开疆拓土”性的研究。

蔡邦华先生在学术上对中国昆虫学事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以昆虫分类学来说，蔡邦华先生主要针对直翅目、等翅目、半翅目、鞘翅目、鳞翅目等多个类群进行分类整理，并为中国昆虫分类增添了新属、新亚属及新种150余个。

在教育方面，蔡邦华先生更是为中国昆虫学事业输送了大批的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如蒋书楠先生、蔡晓明先生、黄复生先生和管致和先生等均出自蔡邦华先生门下。

1956年和1983年，蔡邦华先生所著的《昆虫分类学》上、下册正式出版，这套中国昆虫分类学巨著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可以说，几乎每一名从事于中国昆虫学研究的人员，都会仔细地阅读这部书籍，以搭建整个中国昆虫学的系统框架。

1983年8月8日，蔡邦华先生因病逝于北京，享年81岁。蔡邦华先生的一生始终秉持着强烈的科研奉献精神，为昆虫学研究事业和农业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2017年，由中国昆虫学家共同修订的蔡邦华先生著作《昆虫分类学》最新版出版，又一次引起了昆虫学业界的巨大反响。

陆近仁

陆近仁，1904年出生于江苏常熟。与其弟弟陆宝麟先生均为著名的昆虫学家。陆近仁先生被誉为“中国的斯诺得格拉斯”。陆近仁先生还是迄今为止少有的以研究昆虫肌肉系统为目标的昆虫学家。除此以外，陆近仁先生也是中国鳞翅目昆虫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为开创中国鳞翅目昆虫幼虫的分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2年，陆近仁先生考入江苏东吴大学生物系，1926年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1934年在东吴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主要研究鳞翅目昆虫的形态特征，并于1936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陆近仁先生继续在东吴大学任教。1938—1949年，他被聘为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和国立清华大学农学院昆虫学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近仁先生出任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和植物保护学系教授，并在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他除了长期致力于生物学和昆虫学的科研工作外，在昆虫学教育事业上也功勋卓著。只要是在课堂讲述的内容，陆近仁先生都要先进行严谨的研究以及实际的应用，确定无误后才教授给学生。他不仅培养出众多对中国昆虫学事业贡献卓著的昆虫学家，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迄今为止，陆近仁先生讲授的“昆虫形态学”仍被各大昆虫学院校誉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

“文革”时期，社会上很多有建树、有成就、讲真理的科学家惨遭迫害，陆近仁先生亦未能幸免。1966年9月1日，一代昆虫学家陆近仁先生因不堪忍受这样的对待，与夫人双双自杀于家中，含冤而逝，享年62岁。在“文革”十年浩劫结束后，陆近仁先生终于被彻底平反昭雪。1993年，北京农业大学为了表彰、纪念陆近仁先生对中国昆虫学事业的伟大贡献，追授他“首届荣誉农大人奖”。

陈世骧

陈世骧，1905年出生在浙江嘉兴的一个书香世家。他是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昆虫学家和进化分类学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所长、动物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等重要社会职位。他在昆虫学、进化学等方面均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

陈世骧先生的家乡浙江嘉兴种植着大量的水稻，同时也是稻螟猖獗之地，陈世骧先生从小便目睹了昆虫对农作物的巨大危害，并和其父亲陈坚先生共同发起了中国第一个民间治虫组织——治螟委员会。这件事情也为陈世骧先生日后从事昆虫学及生物学研究埋下了伏笔。

1928年，陈世骧先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学系，并在同年前往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经过了几年十分刻苦努力的研学，他于1934年获得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不仅如此，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和越南北部的叶甲亚科研究》还获得了法国昆虫学会的巴赛奖金。

1934年回国后，他便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世骧先生先后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研究员、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所长，并在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1962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

陈世骧先生在昆虫学领域中，毕生研究叶甲系统分类，一生共发表论文和专著170余篇（部），并发表了700多个昆虫新种，60多个新属。同时，陈世骧先生还是《昆虫学报》及《动物分类学报》主编，并在1985年主持编写了昆虫学巨著《中国动物志·昆虫纲·鞘翅目·铁甲科》。

除了昆虫学外，陈世骧先生在进化学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在科研生涯中，他对物种的进化规律和分类原理进行了极为深入的研究。1975年他总结出了著名的“又变又不变”物种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他明确指出了物种在进化过程中有变化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变化的产物即为新征，而不变的产物则是祖征。最终，陈世骧先生将其对生物进化学和分类学的理论进行了总结，并撰写了《进化论与分类学》，为生物进化学及分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依据。同时，陈世骧先生还针对达尔文的自然学说提出了三点重要的补充，丰富了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理论学说。

陈世骧先生在生物分类学上，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便是在五界分类系统的基础上划定了病毒的明确界限，将其变为六界分类系统，即将地球上的生物分为动物界、植物界、真菌界、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和病毒界6大家族。直到今天，六界系统仍被很多生物分类学家所沿用。

1988年，陈世骧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陈世骧先生一生都在为中国生物学及昆虫学研究事业做着贡献。在他的追悼会上，著名昆虫学家杨集昆先生撰写的挽联正可以作为他一生科学理论贡献的总结和写照：“生命从无到有从猿到人发展生物史十件大事永垂史册，物种变又不变祖征新征进化分类学二个论点激发科学。”

朱弘复

朱弘复，1910年出生在江苏南通。他是中国著名的昆虫学家，在鳞翅目昆虫分类和农业昆虫学领域中有着很高的科研建树，在昆虫分类学原理与方法方面也具有开拓性的成果。他在《动物分类学理论依据》一书中发表了蛾类支序分类2篇，蚜虫数值分类论文1篇。除此以外，他还在棉花害虫发生与防治的方面亦有大量学术论文及专著。他曾任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代理所长和国家科委农业组组长等社会职务，并先后任《昆虫学报》副主编、主编，《植物保护学报》编委，《动物学辑刊》主编等职。

朱弘复先生193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5年获理学学士学位，在同一年留校任农业研究所助教。在著名昆虫学家刘崇乐先生的影响下，他对昆虫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37年，朱弘复先生随校南迁至昆明，并开始了农业昆虫学的研究。1941年，朱弘复先生考取清华大学公派留学生，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昆虫学，并于1942年获得昆虫学硕士学位，194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他被聘为美国威斯灵大学客座教授。1947年秋，他应时任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张玺先生的邀请，回国任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弘复先生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昆虫研究室副主任，昆虫研究所副所长和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代理所长等职务。1950年，他担任中国昆虫学会秘书长，1978—1982年任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1982年任理事长。

朱弘复先生毕生致力于分类学及农业昆虫学研究。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中国经济昆虫志·夜蛾科》（共三册）、《中国经济昆虫志·天蛾科》、《蛾类图册》和《蚜虫概论》等。除此以外，朱弘复先生对幼虫分类学研究亦有很大的贡献。其中，他所著专著《昆虫幼期分类》一书在美国布朗公司出版，并被美国各个大学昆虫学系广泛使用。为了表彰朱弘复先生对昆虫学幼期分类的贡献，1975年美国昆虫学代表团访华时授予他“杰出昆虫学家”奖。

朱弘复先生一生都在无私地为昆虫学事业发展做贡献。即使年过八旬，他仍以“生命不息，雕虫不止”“为攀高峰奋蹄腕，化雨人间自着鞭”的精神奋斗在科研第一线。在昆虫学研究的同时他还为中国昆虫学事业培养、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2002年，朱弘复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92岁。在他的奋斗下，中国昆虫学鳞翅目及幼虫分类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朱弘复先生的大量专著和文献至今仍被大量引用，是昆虫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周尧

周尧，191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他是一位非常爱国的昆虫学家，对昆虫分类学、昆虫形态学、昆虫文化及昆虫手绘方面贡献卓著。周尧先生在中国鳞翅目蝴蝶领域建树巨大，经过不懈努力终于编著成中国鳞翅目分类巨著《中国蝴蝶志》和《中国蝴蝶分类与鉴定》，也因此被业内人士称为“蝶圣”。除此以外，周尧先生还致力于昆虫科学绘图工作，晚年出版的《周尧昆虫图集》收录其60余年的作品共近千幅，至今仍被各类文献所引用。

周尧先生在1934年进入江苏南通大学农学院，因学业优异获学校出资前往意大利那波利大学学习，师从世界昆虫分类学权威西尔维斯特利（Silvestri）教授，同时也是西尔维斯特利教授7名外国研究生中唯一来自东方的优秀学生。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爱国的周尧先生不顾当时各位老师的挽留，执意回到中国参军，并留下“报国之日短，求学之日长。不杀大虫，杀小虫何用”的豪言壮语。在1938年回国后的第二天便穿上了军装，随军奔赴抗日战争前线。直到后来所在部队的师长发现其科研人员身份，才劝其退伍继续进行研究工作。

1939年，周尧先生被聘为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在进行昆虫学研究的同时，他还常年进行着昆虫学、农业学的教学工作，一做就是40年的时间。在1979年，周尧先生还创办了中国昆虫学术的国际性刊物《昆虫分类学报》。直到现在，这部刊物中所收录的文献仍代表着中国昆虫学术的尖端水平。

退休后，周尧先生继续从事着自己的昆虫科学研究。1982年，周尧先生提出建立昆虫博物馆，直到5年后，中国第一个昆虫博物馆——周尧昆虫博物馆在西北农学院建成。1999年，昆虫博物馆二期工程新馆建成。现在，一座占地面积为4500平方米的现代化展馆仍然矗立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校园之中。

周尧先生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昆虫学事业。在其晚年，还有多部著作不断出版发行，为中国昆虫业内人士提供着极为重要的参考。周尧先生在科研中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极多，如圣马力诺国际科学院院士，亚洲农业杰出人士奖等。他所培养出的一大批昆虫学家至今都是整个中国昆虫学的骨干力量。

2008年，周尧先生病逝于陕西杨凌，享年96岁。

杨集昆

杨集昆，1925年出生于湖北宜昌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他一生中为中国昆虫形态学、昆虫分类学、昆虫行为学和农业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杨集昆先生在中国昆虫学的发展中至今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杨集昆先生从最底层的实验员开始，不断经历各类挑战，直至成为整个昆虫学术界的引领者。1944年，高中毕业的杨集昆先生由于家道中落，不得已放弃学业进行谋生。在这阶段，杨集昆先生继续努力自学，并在194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昆虫学系练习生。出于对昆虫的酷爱，杨集昆先生在清华期间常常进行着超负荷的学习与工作，这也使他在20岁时就已有了极为深厚的昆虫学基底。他对昆虫的热情以及扎实的知识博得了刘崇乐先生的赏识。然而，文凭的短处使他要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艰辛——仅从练习生到助教就花费了长达8年的时间。

自1952年以来，杨集昆先生在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及植物保护系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并于1983年晋升为教授。由于杨集昆先生出众的学术成果，他还被聘为中国昆虫学会理事、北京昆虫学会常务理事、《昆虫世界》和《北京昆虫学会通讯》主编、《昆虫分类学报》副主编、《动物分类学报》和《动物世界》编委等职。

在杨集昆先生的一生中，仅发表的论著就有700余篇（部），而先后发表的新科、新属、新种更是难以计数，分类研究类群涉及昆虫纲18目100余科，在此基础上填补了脉翅目、捻翅目等类群研究的空白。同时，杨集昆先生在很多领域创造了中国昆虫学术上的“第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在1964年他和周尧先生合作的论文《原尾目昆虫之研究》，这篇论文震动了世界昆虫学界，打破了“中国没有原尾虫”的结论，使昆虫学家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原尾目昆虫的分布问题。

在教育方面，杨集昆先生同样功勋卓著。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杨集昆先生培养出了当代一大批昆虫学家，他们也是当今中国昆虫学术界的骨干力量。不仅如此，杨集昆先生对中小学生昆虫科普事业也有着辉煌的贡献，例如，仅少年宫和夏令营的昆虫科普活动就持续了30余年。

2003年，杨集昆先生将毕生所积累的书籍文献、文化昆虫及上万件昆虫标本捐赠给中国农业大学，为后世的人才培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2006年2月，杨集昆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81岁。

纵观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昆虫学历史，为中国昆虫学事业做出伟大贡献的昆虫学家们还大有人在。但由于篇幅有限，在此实难将他们一一列举给各位读者。但是，这些伟大的昆虫学家无论是他们为中国自然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还是老一辈科学家的学术精神，都应该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在此，仅以无限的缅怀之情向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中国伟大昆虫学家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