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上篇 “理论旅行”的反省与批评

―、美国中国学思潮中的“世界观念”与国内史学的关系

如果从源流上考察，美国现代中国学可以说是在反传统“汉学”的境况下诞生的。[1]概而言之，所谓传统“汉学”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源于来华传教士的各种报告、著述、书简中拼贴出的一幅中华帝国的历史图景，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利玛窦的《中国札记》等等就属于这类著作。[2]这种对中国历史进行的“想象式建构”[3]，甚至影响到了西欧启蒙运动的舆论导向，如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就声称哲学家的中国“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和物质的世界”，从而借此对抗西方的宗教势力。[4]按萨义德的说法，中国作为想象的异邦被“东方主义”化了。[5]只不过这种想象带有迷幻的赞美色彩。

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势力的拓展，西方现代化的普世逻辑逐渐支配了西方汉学界，特别是黑格尔关于非西方社会“没有自己的历史”的论断[6]，促使汉学界借助西方的近代发展趋势重新把中国想象成了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所以史景迁认为，对中国的“他性”的塑造，与西方的现实境遇有关。[7]而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却与古典汉学研究（the classical sinology）的分析路径大相径庭。总体而论，中国研究变成了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这一特点可以从费正清的研究框架中体味出来。费正清的名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基本上阐述的是中国古代朝贡制度与儒家思想的渊源关系，通过探讨鸦片战争后12年内通商口岸条约制度在演变过程和上海外国税务司的形成，暗示中国朝贡制度在现代国际网络中的衰落命运。在另一本著作《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亦直接使用对立的两个概念：“集权传统”与“社会革命”，通过分析两者的关系喻示西方力量对中国停滞的传统具有决定性的改造作用。集权传统借助儒家思想渗透进政府、法律和宗教，甚至人道主义传统等方面，成为中国步入现代化的障碍，从而在无法适应现代化节奏时引发了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均是西方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换言之，任何“革命”都是西方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连续组成部分。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都是对传统结构的冲击。[8]如后人所论，费正清的“冲击—回应”体系带有较为明显的“官方史”（official history）的色彩，由于其刻意强调中国传统的停滞和被动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满活力和发展的特征，中国社会只不过变成了现代化力量波及的对象之一，从中看不出中国历史有自生自发的转化和创新能力。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初，费正清被麦卡锡主义者指责负有丢失中国的责任，但费氏的观点仍是美国透视中国历史、制定对华策略的主要依据。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中国学界开始出现了试图摆脱这种对策性思维定式的迹象，后来崛起的批评者如柯文对费氏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费正清模式”过度关注于沿海贸易的地区，而没有把中国的其他地区如内陆的情况纳入观察视野；二是把一些中国内部的变化全部归结于“西方冲击”，从而忽视了从中国人自身立场出发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性。这一批评引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型“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其与传统“地区研究”的差异表现在逐渐淡化中国研究强烈的对策性色彩，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对中国历史与传统发展的认识脉络，柯文把这种转向概括为“内部取向”和“移情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这次转向明显受到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影响，即强调历史研究也应重新界定研究对象的范围，通过细致入微地对基层社会生活复杂图景的复原，深化对下层历史的了解。因为美国中国学的早期著作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侧重探讨中国近世史中西方自身所关切的问题，如鸦片战争、太平军、中外贸易、传教事业、日本侵略等等。而晚清以来发生的许多关于改革的言论采取的是处理内部事物的方法，与西方的刺激无关，比如“清议”就被看作是儒学内部的一场争论。这些现象的发生有可能仅仅是中国历史内部自身发展逻辑的一种近代表现。柯文强调说，选择历史事实的意义时取决于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这又取决于我们关注时代演变的主观角度，其言外之意是反对历史发展的单向聚集的观点，强调对历史个别化特征的解释，否认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共性，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9]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导向明显受到20世纪50～60年代殖民地独立时期疏离西方政治控制的背景影响，认为文化的多元共存是阐释非西方文化历史之真正意义的前提条件。

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兴起逐渐扬弃了费正清刻意观照中西碰撞下的宏大事件的叙事传统，60年代以后，除个别学者如施坚雅提出了“经济区系理论”这样准宏观的解释框架外，美国中国学逐步转向了“区域研究”的中层分析。与美国中国学界的阐释取向相比较，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发展图景的解释，从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以来，也逐步转向了强调外力因素作用的轨道。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中首次提出“国民史”的概念，认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应是激发国民意识的工具。梁氏观点的重要贡献就是把中国历史首次置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之中加以重新定位。他首次承认，中国历史只不过是世界历史发展流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自足的文化实体；同时也承认对历史的解释不是一种文化秩序意义上的朝代循环和复古式的人类退化过程的分析，而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发展相关的一种具体表现。然而，梁启超心目中的中国历史一旦从一种“地方时间”被纳入“世界时间”的流程，也面临一个巨大的心理转变，就是需要重新认定中国历史发展是否具有独特性，如果有，那么又如何与世界历史的总体趋势相协调和衔接。[10]

到了30年代，对中国史的解释继续被纳入“世界时间”的进程之中，而且更加明确地带有线性进化观的取向，即历史的发展过程应有一个终极目标，对历史过程和现象的阐释由于与这个目标的设定密切相关，因此历史阶段的划分也必须以此目标为最终指向。同样，中国史作为一种“地区性历史”，也不应该具有自身的例外性，不应该做出独立的解释，而应是世界阶段性时间进程的印证，和与西方历史进行关联性比较的结果，著名的中国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的提出，就突出表现了中国历史学家对线性进化史观的执着信仰。

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历史学界集中讨论的近代问题，特别是“三大高潮、八大运动”革命史框架的提出，都特别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改变作用。当然，另一重要的历史纬度即国内阶级矛盾的酝酿和激化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也是与之并行不悖的另一条主线，但这条线索同样是在第一条线索不断刺激下发生的，也就是说仍比较强调外力的作用。所以我个人以为，8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框架与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有一体两面的效果，即都比较强调西方力量对中国本土社会冲击的决定性质，只不过两种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有所不同。费正清基于美国的战略思维，强调西方触媒对中国内部社会变革的主导作用，而基本忽视中国内部变化的传统依据何在；而中国学者则同时强调外力冲击造成的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和国内经济利益分配不平等造成阶级冲突这样两条双重线索，似乎比费氏的解释多了一些复杂性，也显得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但革命史的框架仍是围绕与西方相关的重大事件设计问题，而且这些事件的起因与背景大多与西方有关，讨论也以此为核心加以展开，所以其基本模式与“冲击—回应”说有相似的地方，只不过费氏强调西方冲击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有利的一面，而革命史框架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传统结构破坏性的一面，但两者都没有真正把中国传统自身的特性纳入考察视野，而是基本上把它视为负面的因素加以抨击。

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日益深入，围绕革命史框架的纯粹政治史纬度的解释逐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描述和定位所取代，一些原来被负面评价的历史现象，逐渐拥有了正面性的解释，原来属于外力侵略的一些历史内容，由于现代化国策的调整，其部分措施逐步获得了较为正面的肯定，比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就从镇压人民的性质转变为基本正面的现代化先驱式运动，又如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也随着对现代化运动评价标准的改变，对其基本的评价也有从反帝运动转向封建愚昧运动的迹象。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看到，对现代化运动进步功能的强调，逐渐削弱了原有革命史对历史发展的政治史解释，对历史阶段论的认定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逻辑合理性关系的论证，这表现在对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变化上。80年代中期，受到“文化热”流行趋势的影响，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出现了勃兴的景象。从表面上观察，这一转向主要是针对以往事件史、政治史所奉行的“宏大叙事”原则忽视日常生活历史细节而发生的纠偏运动，其中也表现出向地区史靠拢的若干倾向。但细究其意，与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中国中心说”及其相关的地区史走向颇有不同，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地区史”倾向是反思外力冲击的一个结果，强调的是中国传统和社会因素在西方世界控制之外的独特意义和活力性质，特别强调在传统影响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身逻辑。而国内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特别是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主要还是政治史、事件史解释的一种延续和深化。

如前所论，80年代对文化的反思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国策的一个直接结果，而文化史的基本思路仍浓缩了近百年对中国内部变革与西方之关系的基本思路，这个思路早在20世纪初就由梁启超提出来了，即认为自外力渗透呈不可遏制的趋向以后，中国社会就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递次变化的过程，从此以后，知识界对现代化过程往往容易釆取简单笼统的认同态度。[11]于是在对这个过程的评价中，常常仅以现代化程度为参照，逐步形成了对传统的负面评价标准，而没有对现代化的各种理论框架提出反思性的批判，这导致我们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在纵深层次上基本上还是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进程提供一个地区性注脚，远未形成具有本土解释和反思能力的有效性框架。其主要症结在于，国内史学界尚缺乏对现代性问题复杂程度进行深刻认识的理论准备，而仅仅把复杂的现代化进程简单理解为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扫荡的必然步骤，从而看不到传统在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中如何发挥自身的活力。其实早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和“现代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化主要是指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线性发展模式和扩散的实践过程，主要是指功能制度意义上的建构，而“现代性”主要是指一种对于时间进化的态度。[12]因此，对现代化作为一种基本国策的论证和对现代性概念的反省和批判，应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相互取代。而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仅仅在政治史的意义上，即主要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纯粹政治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的负面含义，或者像现在那样仅仅对现代化的过程简单加以认同，这都不利于对“现代性”问题在中国本土的处境进行合理的解释。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就认为：“现代性”就像一把双刃剑，因此必须尝试创立一种对现代生活双刃性的制度分析法。[13]我想是否我们历史学界也应该想办法寻找到一种对历史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双刃分析法。

二、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概念化”倾向

如果从历史源流的总体特征上考察，美国中国学思潮给人的感觉是代际转换频繁迅速，核心命题新意迭出，理论阐释的前沿特征明显，这种潮起潮落的变异性似乎给人以趋新时髦的印象。分析起来大致有两点原因：其一是当代美国中国学的诞生与发展始终建立在美国与其他文明不断变化的复杂现实关系基础之上，即明显具有“地缘政治”的状态，历史研究往往变成了现实关怀的投影，这与古典汉学有所不同；其二是美国中国学诞生之初就与各种社会科学的思潮发生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几乎每一次命题的转换都与社会理论前沿错综复杂的变化有关，这些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发觉仅仅使用传统历史的分析方法无法有效地使历史变成观照现实的工具，也无力使之具备现实的反省能力，而必须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频繁进行追踪式交叉才能不断延伸历史解释的敏感度。费正清早年创办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时就请当时的社会学家如帕森斯等人参与研讨班的授课[14]，由此奠定了这种开放多元的风格和基调。

从表面上看，美国中国学的演进呈现出过于强烈的“社会科学化”的色彩，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几乎成了代际转换的明显标志，比如“冲击—回应”“传统—现代”“中国中心论”“过密化理论”（内卷化）、“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权力的文化网络”，等等，似乎总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种“概念化”的倾向至少表现出了两种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每一个核心概念的提出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进而形成新的研究和切入问题的起点，同时又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有大有小。比如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对“冲击—回应”模式的反思和修正，从整体意义上开始把中国史的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向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方向实施转换，也就是说从空间意义上扭转了设问中国历史的方式，所以具有库恩所说的范式变革的作用。以后许多命题的提出，如黄宗智对江南经济区域“过密化”现象的概括其实就是“地区史”研究方法的具体展开和深化，只是这种地区史研究显然已不同于费正清时代的所谓“地区研究”的冷战思维和近代化的直线演进的乐观态度，而是充满了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中国中心论”不仅表现为一种姿态和口号，而且是借助各种中层概念的建构不断通过具体的研究加以深化和推进，比如“过密化”理论是黄宗智借助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对印尼稻作农业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并尝试移用于对长江三角洲的考察。这一社会经济史的思路虽然长期以来备受争议[15]，但却一直是讨论中国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之关系的理论前提，其学术规范性能力之强是显而易见的。

90年代初，杜赞奇对格尔茨的“过密化”理论重新进行修正，并把它运用到对华北农村基层组织的转型分析中，认为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威权支配下和现代化的社会改造设计中，由于没有协调好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化组织构造的相互关系，造成了农村基层政权的低效率状态，杜赞奇称之为“内卷化状态”。同时这套理论又受到福柯知识—权力之关联理论的启发，形成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基层社会分析框架，以此试图超越传统的“乡绅社会”的概念模式。他假设，“文化类型”如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是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反叛者的工具，或者二者兼具，对文化符号的争夺和利用成为能否有效控制社会基层的关键。而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恰恰是没有注意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使之转化为有效资源，而是通过强行嵌入现代制度，同时又强力摧毁旧秩序的方式建立新式的越层组织，结果造成基层政权的内卷和效率低下的状态。杜赞奇对“内卷化”概念的移植和阐释，与黄宗智有明显不同的理论前提，即带有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取向，其对华北农村的研究也一直处于争议的焦点。[16]但这部著作一出版马上被反复引用，而且其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概括分析已经渗透到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或领域，形成了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的出发点。

其二，是每一个核心中层概念的提出都开拓了新的史料来源。我们知道，早期费正清的名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由于受到马士等传统殖民官吏思维和处理史料眼界的影响，主要注重的是英国外交档案和英文文献[17]，同时其搜寻史料的范围也是与其“冲击—回应”的基本框架相吻合的，所以给人的印象总是关注于和西方社会相关领域的问题。而“中国中心论”范式的提出所引发的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却根本改变了史料选择的范围和特征，即开始从中国人自身的感觉和立场出发选择史料的种类，地方史的一些早期著作如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和孔飞力的早期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在史料的选择上已经初现这方面的端倪。

仍以“过密化”理论的应用为例，对格尔茨（Clifford Geertz）“involution”这个分析概念的有效引入不仅促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剧烈变革，而且深化了对华北长江经济史资料类别的再发掘和再解释，即从注重生产关系资料的开掘转向对生产力资料的搜集，从而在新的意义上把经济增长率与人际组织关系的相关讨论导向了深入。另一种情况是，核心概念的转换有可能使同一类或同一种史料被忽略的侧面凸显出来，进而获得重新定位自身价值的机会，比如杜赞奇在使用“内卷化”一词时，与黄宗智使用的均是满洲铁路调查报告，甚至都是华北六个村子如寺北柴村的材料，但两者的偏重有所不同，杜赞奇对华北农村基层政权史料的发掘，恰恰是在involution的规范本义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内卷化”一词的规范作用进一步拓展了对史料价值的认定。由此我想到，国内史学界一直在争论“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这两种取向到底孰优孰劣的问题，初看起来，这两种取向似乎都各有道理，可这两种取向又都似乎把理论与史料的发现对立起来，或者认为史料的搜寻与理论洞识能力之间没有关系，所以一看到新框架的引进就容易先天性地抱有鄙夷反感的态度，或简单地以卖弄新名词斥之；或者认为只凭某种对简化了的宏观理论的认识和把握，就可替代对史料的艰苦开掘的工作，结果造成历史研究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空洞的状况。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问题是枯坐十年，穷搜史料的笨夫式方法只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必要条件，而不能作为充分条件，而我们恰恰习惯把两者相混淆，现在已无人能够否认，历史研究需要天赋和直觉，只不过不可滥用，需要自设边界而已。关键在于我们现在还形不成一套规范式的方法，既摒弃笨夫式的毫无灵气的僵化思维，又能防止天马行空式的对直觉的滥用，在这方面美国中国学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启示，即通过中层理论的概念化积累，来规范对史料的解读。一方面它用中层理论的概念转换不断引导着史料搜寻出现新的惊喜发现，另一方面每个中层概念在知识积累方面形成相互衔接的递增特性，使问题的讨论和史料的搜集必须被限定在概念规定的范围之内，这样就防止了对主观直觉的随意滥用。

我们可以以“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为例做些分析。按照西方社会理论的解释，“市民社会”具有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空间，市民社会观念大致包含三个要素：一是由一套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政治的自主性机构组成的，有别于家庭、家族、地域或国家的一部分社会；二是这一部分社会在它自身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系列特定关系以及一套独特的机构或制度，得以保障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三是一整套广泛传播的文明抑或市民的风范。[18]从亚当·斯密、黑格尔·洛克到马克思都对市民社会的起源和性质有着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有关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派代表性观点，即“市民社会外于国家”或“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这样不同的解释架构。[19]然而两者实际都强调在建构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公共空间时，市民阶级形成的“私人性质”。在研究市民社会起源的各种理论流派中，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更加明确地把“公共领域”的产生与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阶级与他们利用城市公共空间如咖啡馆、报纸、自治社团扩大自己的舆论影响有关，同时，一部分资产阶级从封建贵族中脱胎出来，也主要是依赖公共领域的支持才得以完成自身的转化。[20]

哈贝马斯的著作翻译成英文后，其关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观点迅速为美国中国学界所吸收，并转化为认识中国社会转型的工具，比如罗威廉在他著名的有关汉口的研究中，就移植了“公共领域”的解释框架。罗威廉发现，汉口是在十九世纪崛起的新兴城市，很晚才确立自身的城市边界，所以并不具备韦伯所说的行政城市的特性；同时，在汉口的城市人口中移民比例甚高这一性质也为公共空间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他认为汉口商人市民组织的各种机构如商会、救火队等都具有类似西方公共领域的特征，比如行会组织就具有大宪章式的管理职能，很少受到政府的干预。罗威廉也曾用“精英能动主义”一词来描述汉口近代市民精神的形成，以印证希尔斯所说的“市民的风范”在中国亦有类似的表现。[21]

罗威廉的观点曾在美国中国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也遭到了魏斐德、黄宗智等人的批评，比如魏斐德就认为罗威廉所惊喜发现的一些标志中国“公共领域”产生的社会组织，可能不过是旧有社会组织运作的翻版，同时他所着意最多的自治商人不过是国家垄断机构的代言人。[22]当然，也有些学者如兰金等也曾对罗氏的观点表示支持。[23]平心而论，市民社会理论无疑产生于西方，其对西方社会现代转型特征的解释，经过哈贝马斯著作流传到美国，而逐步渗透进对中国历史现象的解释中。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这一渗透过程中，美国中国学家并不是全盘照搬移植，而是对原有解释概念的适用性做出了修正。如罗威廉在分析汉口城市结构时就采用了“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这个概念而不是直接挪用哈贝马斯描写西方社会进程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24]，虽然其改动仅是一词之差，却为中国现代城市的功能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罗威廉的研究尽管受到广泛的争议，但其利用市民社会理论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所做出的细密考察，无疑大大拓展了对晚清城市社会组织的认识，而恰恰是有些历史现象的功能作用，如果不借用类似“公共领域”的分析方法，就无法审知其与现代国家控制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

与此相比较，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基本上处于条块分割式的功能分析阶段，习惯把城市发展仅仅切割成经济、政治、宗教等互不相干的几个部分，却看不出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对西方社会理论进行中国化移植的尝试也表现在思想史研究的探索上，例如艾尔曼在研究清初乾隆时期常州学派的产生原因时，着力分析了学派与地方宗族网络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路径结合了“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艾尔曼的研究试图借鉴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有关“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解释，布迪厄认为，教育体系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划分，而其原有进入教育体系之前拥有的“社会资本”，往往决定了其在体制中的位置。艾尔曼用“社会资源”（social source）替代“社会资本”作为分析工具，相对淡化了其西方解释的色彩，同时又把西方社会理论中重视社会现象与思想发生过程的合理内核转化成了自身的分析资源。[25]

美国中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深受文化人类学派别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地方史研究也逐步从民族志式的社区研究方法逐步向文化分析的路向转进，所谓社会史研究的文化取向就是试图从对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分析上把握社会的变迁轨迹，而不是从传统功能分析的意义上梳理社会结构的转型，这是对受传统社会学影响的“社会史”研究方向的一种修正乃至反动。这一取向在中国人类学家之中也有突出的表现。[26]

地区史研究的如此转向同样引起不少争议，如周锡瑞曾经对“文化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强烈地渗透进社会史研究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近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失宠，反映了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因为革命已经被搬离中心舞台，历史研究的关注点就基本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即使在城市研究中，一些早期作品如韩起澜（Emily Honig）的《姊妹与陌生人》和贺萧（Gail Honig）的《天津工人》聚焦于工人阶级，并对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保持关注。而90年代以后的作品如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和贺萧的最近作品《危险的愉悦》，恰恰从各种“话语”的聚集中寻求现代性的表现，寻求文本解读中构设的内在逻辑，而忽略形成这种逻辑的政治经济基础。

周锡瑞同时声明自己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是同样看到了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弊端，他指出：“社会史在其更接近社会科学形态上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塑造和限制人类行为的社会制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韦伯学说的信奉者，按照这种模式取得的最好成果，都提出了有力的比较模型，其中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都被用来解释社会实践和集体行为，但这些模型倾向于否认行动者的力量，而我相信新的文化史的引人之处在于它给予了历史行动者以声音和主体性（尽管主要是那些能够留下文字记录的人），因此帮助他们成为历史过程的动因，不光是历史过程的人质。”但是，“文化研究”所导致的主要问题是从强调现实是由社会构成的观点，到强调现实是由文化与符号构成的观点，由于受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模式的影响，突出导致了把变革的动因归结为对权威话语自身的争夺、控制与实施，或者想象出国家和资本主义中的精英分子操纵了话语权力的运作，至于这一过程怎样发生和为什么发生，以及为什么某些文化实践兴盛，而其他却趋于衰亡，却没有人乐意去寻求答案。所以，单纯建立在话语—权力架构分析之上的文化史研究，无法解释为什么现代中国会走一条独特历史道路的重要问题。[27]

文化研究的兴起当然与革命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中心话语的衰落趋向有关。美国中国学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革命研究，如韩丁的《翻身》等，基本上是在表达与美国政府官方的对策性研究相对抗的左派立场，同时也与中国国内强调为革命实践的现实主义主题服务的历史研究取向有关，两者存在着潜在的呼应关系。特别是80年代以来，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后，对革命起源的探索退居幕后，各种地方史、文化史的兴起恰恰呼应了“中国中心观”倡导的基本题旨。针对这种状况，一些怀念50年代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具有新左派倾向的学者如德里克等开始纷纷呼吁向革命史的传统解释路径复归。[28]

尽管如此，大家似乎仍达成了一种共识，文化史研究已经形成的基本方法和命题是无可回避的，完全向传统社会史复归也已不可能，社会史研究即使有趋于复兴的迹象，也必须建立在整合文化史即有成果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地复旧。美国中国学界形成的地区研究传统，其对某一阶层和地域历史形态的细致分析，为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空间研究提供了相当雄厚的阐释资源，特别是使原来属于宏大叙事的革命史研究具有了坚实的微观基础。最近译成中文的研究早期农民运动领袖沈定一经历的著作《血路》一书，就反映出社会史研究中对革命过程解释的复兴迹象，但这种复苏显然不是简单地否定以往地区史研究的人类学导向，而是试图把“区域研究”与在革命年代实施广泛社会动员的背景下超越地域界定的革命者身份角色的变化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萧邦奇分别考察了沈定一在上海、杭州和衙前三个不同场域中的活动情况，用近乎白描的方式叙述了沈定一的革命身份与不同场域人群活动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力图把对革命时期社会动员的跨区域解释与个人遭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把地区史研究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巧妙地加以结合，既体现了“区域研究”对基层社会微观场景的关注，同时又通过作为沈定一活动背景的三个场景的交错呈现，试图跨越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对社会变革运动解释的限制。[29]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地区史”研究成为“新革命史”阐释导向的一个十分必要的中间环节，而不是革命研究的对立物或舍弃的对象。

三、身处后现代思潮中的“我们”——历史如何重新书写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国学出现的一个重要景观还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其方法论阐释的影响方面。后现代思潮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对以往现代化理论中强调历史发展规律和终极目标的解释传统提出反思性批判，认为历史的演进序列并没有终点可寻，追溯其起源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应把历史过程碎片化，并重新加以拼贴，以便击破强加于历史现象之上的各种“本质性”规定。[30]福柯对西方启蒙理性的质疑，和对现代化线性发展逻辑的批判，在90年代初也开始波及美国中国学界。其实早在提出“中国中心观”的时候，柯文就已经开始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普适性发生了怀疑。他在70年代就已经强调：“个人直接经验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史家所谓的‘历史事实’并不是外在的、客观的、界限分明的存在，它首先是当事人记录下来的自己心中的种种经验体会，然后又经过史家过滤，转化成了史家心中的经验体会，因此，史学的任务就是按照个别历史事件丰富多彩的特性重建过去，不是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共性。”[31]在其近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柯文把“义和团事件”作为历史研究对象所包含的意义分离出三个层面分别加以讨论，柯文认为，“义和团运动”作为一个纯粹的历史事件和作为一种相当个人化的经历（包括旱灾与洋人来华、集体降神附体、谣传以及引起的恐慌和死亡），以及作为神话叙述的义和团（包括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前]、19世纪20年代反帝国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所面临的解读境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在柯文的眼里，“义和团运动”不仅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一种群体记忆进行文化建构的结果，还有可能是权力运作过程中不同的派别对之进行话语构造的结果。[32]这与国内学者一贯强调义和团运动的性质、社会构成与源流追踪，并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的研究途径大为不同，体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后现代”取向。

在文化史研究中，艾尔曼也曾经做出把清代历史“碎片化”的尝试，他在研究常州今文经学派兴起的原因时，明确否认其与十九世纪末康有为进行变法维新时使用今文经学方法之间存在着任何渊源关系。他指出，那种把常州今文经学视为晚清变法之先驱和源流的看法，恰恰是堕入了现代化论者设计好的圈套，因为现代化的设计者总是把原来毫不相干的历史事实有意串接起来，构成为社会发展的普世目标做注解的若干阶段和环节，从而形成了人为的历史神话。[33]后现代思潮的反现代化逻辑在美国中国学界尽管尚处于边缘状态，然而近年以后现代方法研究历史的著作却频频获奖（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何伟亚的《怀柔远人》、贺萧的《危险的愉悦》、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等分别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奖项），说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如果视其为继“市民社会”研究方法大讨论之后出现的又一个争议高峰似不为过。如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核心刊物《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就发表了有关何伟亚著作《怀柔远人》的争论及后现代史学方法讨论的专号，专号中所收文章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极端者甚至认为，既然无法判断和衡量历史事实的客观程度和价值，那么，“史学”和“文学”的界限都有可能趋于模糊。[34]

另一派则认为，后现代思潮置基本史实于不顾的纯粹主观态度，是对学界严谨风气的一大损害。[35]尽管争议的风烟至今尚未消散，我们仍应该承认，无论对后现代思潮的批判使应用其方法的中国史研究著作处于怎样的偏师地位，但其切入历史的极富个性的姿态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而且对国内的史学研究也应极具启示意义，但要合理地吸收和评价这种取向和方法，至少需要澄清两个误解，其一是认为后现代方法是一种纯任主观、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任意性写作。事实上，后现代方法呈现出的取向虽然拒斥对规律性问题的探究，却并非不重视史料的开掘与使用，而是可能恰恰相反，更加注重史料的类别化和多元化的选择，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材料在主流史学界恰恰被忽略了，或者是仅仅被认为具有边缘化的特征而已。这当然与后现代史学对历史演进的独特判断有关，如福柯在做监狱史、性史和疯癫史的研究中发现，本来处于边缘状态的史料，可能恰恰是洞悉探索资本主义权力机制运作的最核心的资源。[36]故而使用后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虽在史料文本的阅读上时或引起争议，但在史料类别的多元拓展方面，其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如贺萧在研究上海色情业的著作《危险的愉悦》中，已把史料的搜索范围延伸到了一直不为以往史家所注意的导游手册、街头小报和侦讯记录等传统史料学无法归类的文本上，至于解读史料的方法倒是素来就有所争议，完全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似不应成为否认其重视史料多样性的理由。

其二，后现代思潮的反现代化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摒弃其基本反思方法和创新意义的借口。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产生似乎有西方社会自身发展的脉络和背景，是现代化已经实现之后的一种反省途径，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进行过程之中，而且这种过程的合理性认证是历史上经过长期奋斗和阵痛才得以确认的一种结果，在这种认识的笼罩下，似乎一旦吸取了后现代的论点，就是对这种奋斗结果的一种否定。事实上，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似应注意把现代化过程的追求和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认识这两个层面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对现代性多种复杂面相进行反思，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反现代化论者，而更有可能是现代化弊端的忧虑者。就国内史学工作者而言，如果仅仅满足于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相应的描述和论证，以为资治之鉴，而忽略了对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呈现出的各种复杂性进行反思，显然是不够的；也不宜把后现代取向仅仅看作西方社会内部才有必要做出的反思姿态，而应视为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切身相关的一种方法论选择。

我们过去似乎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我们国家正处在现代化运行的过程之中，似不应考虑所谓后现代问题，似乎所有有关“后”现代的问题都是西方国家的专利，与我们当下的处境无关。表面上看，这种认识具有相当本土化的处境意识，实际上仍是不自觉地以西方历史发展阶段来亦步亦趋地作为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尺，因为现代化道路是西方社会经过内发型发展演变而成的，它以西方标准昭示出的表面化的“必然逻辑”，实际上并不必然应成为普遍化的标准，而是需要不断反思的命题。当西方人已经积极反省现代性的后果时，我们自身却还在笼统地以乐观认同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取代对现代性复杂历史面相和扩张过程的反思，而很少考虑到现代化作为一种体制和观念进入中国后内化为一种带有必然性支配色彩的主观选择时，是伴随着传统衰竭与消失的阵痛而取得其霸权地位的，现代化意识是一种通过权力加以训练的结果，对这种霸权机制在中国形成的复杂结构视而不见，而仅仅以一种先入为主的简单姿态去赞美性地表达对其发展的认同，恐怕不是历史学反思的唯一使命。

80年代末以来，美国中国学的基本方法开始较为广泛地进入中国历史学家的视野，其各种转型方法的争议也成为部分学者讨论的话题，但总的来说，中美学者的研究仍处于相互隔阂的状态，国内史学界也并没有通过对话和讨论使美国中国学的一些有益方法转化为我们自身创新的内在资源。在我的印象里，只有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积累性前提。美国中国学是在西方内部对中国进行观察的产物，尽管地方史研究兴起后，美国学者极力仿效和逼近中国人的经验感受，同时又力求用现代社会理论的方法来描述这种感受，这本身就体现出了相当矛盾的状态，其对西方社会理论概念的移用引起颇多争论，也是这种困境的某种体现。然而我个人的观点是，国内史学界尽管在借鉴其基本思路时需要持审慎的态度，但其在学科交叉基础上尝试把社会理论“中国化”的实验仍是值得称道的。国内80年代以来在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方面均有可喜的进展，特别是在各个具体领域中，课题设计和史料疏理都呈现出多元繁荣的局面，可是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在中层理论的建构方面仍形不成具有规范意义的认识框架，采取的基本方法仍局囿在政治史、事件史的影响范围，比如一些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项目仍围绕着重大历史事件展开分析；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基层社会的底部，只不过比原来政治史的叙述多了一些文化和社会的观照面相而已，比如原来研究戊戌变法只关注康有为的政治观，那么文化史开始流行以后，往往大家又都去注意康有为的“文化观”，仿佛多了一个纬度，文化史研究就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可是，如果我们的文化社会史研究仅仅满足于对政治史、事件史框架的拓宽式叙述，却形成不了类似美国学研究中中层理论的概括能力和认识立场，那么我们自身知识积累意义上的规范能力，以及与国际中国学界的对话能力就会受到很大限制。

近年来，一些学者如余英时始终坚持“内部研究”的立场，认为要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沿袭脉络，就需要从思想的内部转变中寻求资源。[37]90年代初形成的“学术史”研究热潮，也基本上呼应了这一取向，“内部研究”虽然并不否认“外缘因素”如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影响，但由于过分强调传统文化的本质性特征，而没有凸显学术与思想在不同时代被不同权力因素所塑造和建构的复杂态势，因而毕竟难以回应现代性问题所造成的挑战。中国当代学术史的治学方法继承了传统“国学”的一些基本原则，注重学术思想传承脉络的疏理，这对中国古文献的整理与民族精神的诠释当然有极大的贡献，但“国学”方法的阙失也是十分明显的，即缺乏当中国社会结构演变趋势的合理性解释框架，特别缺乏当中国进入世界体系的辐射圈之后，其在现代性境遇中所表现出的演变态势的分析工具，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把社会理论的合理内核有效转化为我们从事社会历史研究的本土资源。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试图尝试借用一些社会理论概念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如利用“公共领域”的概念诠释商会和清代习惯法的作用。[38]也有学者开始用“话语分析”方法描述儒学传统在区域空间中的扩散过程，及其对近代知识群体运动的影响。[39]这些尝试一方面是一出现就形成广泛的争议，另一方面由于尝试的人数量稀少，讨论的问题无法形成广泛的“知识共同体”和交叉互动的态势，从而使这些概念的移植远远缺乏规范能力。

应该承认，国内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注重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对人类主体行为的制约和影响等仍是极有生命力的一种方法，西方中国学中受人类学影响的地方史研究路向最近受到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更加注意区域传统在近代所受外在环境的制约，就体现出了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复归趋向，其复归也可和学术史脉络中的“内部研究”途径相互构成优势互补，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与偏于国学思路的学术史研究似更应向广义的“文化研究”方法开放，特别是向文化研究方法中的“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开放。[40]“社会建构论”认为，每一种社会行动者的身份认同或自我意识，都是论述与话语互动造成的效果，其中都有一个复杂的论述建构过程，而个别行动者的话语不是一种内在本质的简单外现，而是一种人际网络关系的言说与表述。社会建构论强调主体与权力支配的关系，如果与政治经济学的外缘因素的考察和“内部研究”的思想史梳理相结合，同时又避免两者过度强调“外力”和“内生”的极端倾向，当会为社会史研究拓展新的气象。

美国中国学研究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历史学的资治功能不仅应该体现在对现代化运动提供历史的借鉴和说明，同时也应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现代性现象进行深刻地反省和批判，从而增强自身的反思能力，历史研究的这种“双刃剑”功能也是对传统历史学资治功能的一种发展。美国中国学研究早已超越了当年费正清时代服务于冷战实践的对策性研究阶段，而具有了相当多元的反思解释能力，其中层理论从“冲击——回应”说到后现代模式的递进式演变，表面上是在论述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普遍过程，实际上已经对这种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历史问题具有相当深度的批判性解释，以至于每一个核心概念的阐释都标志着中国研究方法的深化。我总是在想，如果国内史学界能更多地在规范性概念上形成富有特色的解释传统的话，那么肯定将会有效地增强我们和国际中国学界的对话能力，最终形成取长补短的优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