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所知道的五位苏联—俄罗斯政要

七“见”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

我在外交部工作了38年，其中有一半时间在驻苏联、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使馆常驻。我曾有幸与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见过四次面，他每次都同我进行亲切交谈，我称之为“实见”。此外，在上述四个常驻国家电视上，“见”他的机会就更多了，至少有上百次吧，但有三次相当不同寻常，两次政治味儿甚浓，另一次则人情味儿颇重，我称之为“虚见”。在本文中，向读者们简要介绍一下这“四实”“三虚”。

叶利钦其人其事

1992年12月11日，我到驻俄罗斯使馆出任公使。五天之后，即16日，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乘坐专机前往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我作为使馆的临时代办，要到机场为他送行。因为送行时他会同我进行交谈，事前我便做了大量“功课”，把叶利钦其人其事，在脑子里“回放”了好几遍：

叶利钦1931年出生于乌拉尔一个农民家庭，大学读的是建筑。他从政后自我介绍时，常常谦和地说：“本人资历浅，人家称我这个‘长’，那个‘主席’的，我感到脸红，不够格。叫我‘搞建筑的’，也许还凑合。”

叶利钦爱好运动，喜欢打排球、网球，晚年则更多在大树林里散步。他身躯高大，体魄强壮，喜欢吃狗鱼馅饺子，酷爱伏特加酒，因饮得过量，健康受到了较大损伤。

叶利钦喜欢小孩，有两个外曾孙，其中一个与他同名同父名，也叫“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据说，孩子的父亲尼古拉，特意给他起了这个与叶利钦一样的名字，以便让孩子日后能分享外曾祖父的福、禄、寿。

叶利钦的仕途颇具传奇色彩，先被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看中，从地方调至中央工作，当上了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过后不久，他因锋芒过于毕露而被削权，只留得个部长级职位。不过，叶利钦是个既有“大政治抱负”，又有问鼎国家最高权力资格的非凡人物，在苏联时期，最终当上了俄罗斯联邦的头号人物——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改任总统。1991年夏，在苏联岌岌可危的关头，叶利钦下了个“狠招”，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国家。俄罗斯是这个国家的大块头，经济实力占其七八成，此举无异于釜底抽薪。带有“逼宫”性质的苏联“8·19”事变后，戈尔巴乔夫名义上虽保留“苏联总统”职位，但显已大权旁落。1991年8月23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议会上，逼他签署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命令，这实际上使偌大的一个苏联成了个“空壳”。一时间，外国政界与媒体对此议论纷纷，说苏联“一山生出二虎”；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给架空了，准备随时取而代之。当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叶利钦便取而代之，成为克里姆林宫的新宠。

我从多种材料中，了解到叶利钦的个人特质：

——举重若轻，坚定果断。

——不搞小圈子，即使逢年过节、过生日，也只与家人相聚，不像斯大林那样，经常把那帮“常委”们召集到身边，两日一小请，五日一大宴，常常弄得一些“应召者”酩酊大醉。

——不喜欢拉拉扯扯，讨厌溜须拍马。

——尊重别人，讲情义。

——生性随和、幽默。

我到任时，对叶利钦执政一年的印象是：乏善可陈，面对国内的政治、经济乱象，穷于应付，苦无良策；对外“偏西（欧美）”，收效甚微。

一见叶利钦

一见叶利钦，是为他出访中国送行。坦白地说，我真怕见叶利钦，因为他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世界上，分量都相当之重，我不晓得他要对我说些什么，问我些什么，我该怎样应对。虽然听说这位俄罗斯总统待人随和，但他对我这样身份不高的人，究竟会怎么样，我心里还是没底，于是便带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莫斯科伏努科沃专机机场贵宾室。当我被介绍给叶利钦总统时，他用两只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十分和蔼地说：“代办先生，很高兴见到你，感谢前来为我送行！”

一站到60刚刚出头、长我七八岁的这位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的面前，不知怎么的，在我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第一次见到一名苏联大官的情景。他叫葛罗米柯，是苏联的外长。当时，这位世界知名的大外交家威严地坐着，脸上露出一种与“老外交”很不相称的冷漠与干涩。叶利钦给我的第一印象则迥然不同，在这位大人物身上，我似乎一下子就找到了某种亲近感。

我正在回味的时候，叶利钦以其低沉的嗓音，缓慢地说：“同你们的总书记虽然没有见过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不了解他。他一年多以前来过莫斯科，还到过列宁格勒。”又说：“我期待着与你们总书记在北京见面。”

叶利钦问我：“你们总书记名字的汉语发音怎么念？”还说：“我得好好跟你学一学，练一练，免得到时候念错了，那可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他跟着我“练”了三四遍之后，笑着问：“你看，江—泽—民，我念得怎么样？发音准不准？”我说“准”，他立即转过身对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说：“你看，代办先生都夸我的汉语发音准呢！”

叶利钦在登机前，一直站着与我交谈。他提了好些问题，例如，江总书记目前在国家担任什么职务、中国的国家元首是谁、中国准不准备实行总统制……还问我在哪里学的俄语，俄语与汉语相比，哪一种语言更难……

二见叶利钦

四天过后，我又一次见到了叶利钦总统。19日下午，他从中国访问归来，在机场贵宾室，总统一见到我就庄重地说：“这次去中国，作为俄罗斯总统，我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作为一个俄罗斯联邦公民，我实现了平生的一大夙愿。”他还说：“我与你们总书记虽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们两个人很谈得来。他经常讲俄语，而我呢，则一句汉语也不会讲。他总是叫我‘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名字与父名，尊称），可我呢，总书记的名字不是记不住，就是江——泽——民三个字念起来特别费劲。代办先生您看，我这个人真是比不上你们的总书记啊！”

叶利钦对我说，这次北京之行收获颇多，之后就让我猜一猜，最主要的一个是什么。我说了好几个，他都微笑着摇摇头，末了才悄悄地贴着我的耳朵说：“我估计代办先生也猜不着。最主要的收获是，看了中国皇帝的宫殿（指北京故宫）！”又说：“这是个无与伦比的大建筑群。我是个‘老建筑’，参观辉煌的建筑物，最能令我陶醉！”从这几句话中，我再一次领略到独特的“叶氏”幽默。

接着，叶利钦向我讲了一件“深感遗憾”的事。他说：“今天本来要到邓小平的一个‘窗口’去看看的。”稍作停顿后问，这个“窗口”叫什么，我告诉他：“深圳。”他说：“对啦，想起来了，是叫深——圳，这个发音就更难了。”之后，又说：“深——圳未能去成，是因为昨晚从莫斯科给我来了个电话，说家里出了点事。今天我只好赶回来处理。”叶利钦还指着陪他一道回国的俄外长科济列夫说：“我自己去不成邓小平的那个‘窗口’也罢了，可代办先生您这位同行，也跟着我遭了殃。”

两天过后，我看了一则电视新闻，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叶利钦对记者说：“前几天我在北京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家里有人要抢公文包（指组阁争夺席位），我只好提前从北京回来，以便整顿一下内务。”

叶利钦这次在北京时，情绪一直甚佳。他与夫人一起爬了长城，在这个世界奇观上，他笑嘻嘻地对中方陪同人员说：“听说毛泽东有句话，叫作‘不到长城非好汉’，今天，我和夫人当了一回‘好汉’啦！”

三见叶利钦

1992年12月31日晚，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夫人在政府迎宾馆举行迎新化装舞会，我作为使馆临时代办和夫人应邀参加。八点整，叶利钦夫妇和全俄大牧首皮缅一起出现在一千多名嘉宾面前。这位俄罗斯总统用深沉的嗓音，即席讲了七八分钟，抑扬顿挫，富有人情味，他的迎新贺词得到全场雷鸣般掌声。

在舞会进行过程中，俄总统和夫人，还有全俄大牧首一起走到使节区，与大家一一握手祝贺新年。叶利钦再次与我分享十几天前访问中国的愉快情景，并问我“新年”二字汉语怎样发音，跟我练了两三遍后，让我代表他向全中国人民祝贺新年。

四见叶利钦

我第四次见到叶利钦，已经是7年以后的事了。那是1999年秋天，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当大使。这一次，叶利钦总统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国事访问。在一场活动中，当我被介绍给叶利钦时，他高兴地说：“中国大使——伟大国家的使者！我同中国主席是好朋友，常常见面。不过，总共见过多少次，我也说不清了。”他让我统计一下，他同中国主席一共见过几次面。我想了一会儿说：“您同我们主席已见过十七八次面了。”叶利钦听到这么大的数字感到有点吃惊，问：“有那么多吗？”之后又说：“我与你们主席相处已经有六七年时间了。十七八次除以六或七，平均每年也就两三次，不算多。”叶利钦还故作神秘状，贴着我的耳朵说：“给大使先生透个信儿，我打算在今年底还要到中国看看，见见你们的主席，顺便也去看看邓小平的那个‘窗口’（指深圳）。”当年底，叶利钦总统对我国进行了第三次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作为俄罗斯总统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可惜的是，“邓小平的那个‘窗口’”，他这次因故还是没有去成。

写到这里，我想插入几句话，继续讲一讲叶利钦的“中国情结”。他于20世纪最后一天从总统这一岗位退下来后，曾请过一位姓林的中国气功师教他练气功。2001年初夏，他应江泽民主席之邀，在大连接受了为期12天的中医治疗。回国后，叶利钦高兴地说：“是中国的山水和空气，使我变得年轻起来。”

五“见”叶利钦

1999年12月31日早上7时（莫斯科时间，比北京时间晚5个小时）许，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看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我时任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虽在塔什干工作，但从俄罗斯这一南部邻国对其进行观察与研究，也是我的主要任务之一。当时令我惊讶的是，在电视屏幕的下方，反复不断地“走”着一条节目预告：中午12点整有重要新闻要播放。此举有点反常，让我预感到这条“重要新闻”与叶利钦有关，常有惊人之举的这位俄罗斯总统，此番也许会有个“震世之作”。

我很快就到办公室，打开了电视，焦急地等待着中午12点的到来。12点整，在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俄罗斯白蓝红三色国旗和新年松树的图案。我一看就纳闷：叶利钦往常是在新年到来之前10分钟，才在电视上发表新年贺辞的，今年怎么就提前12个小时呢？过了两三秒钟，电视上出现了满头银发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他时年68岁，当总统已7年半，按照俄罗斯宪法的规定，半年后就要退位。俄总统直挺挺地站着，表情显得相当严肃，在讲坛前定了定神后，缓慢而庄重地说：“我作为俄罗斯总统，现在最后一次向大家发表讲话。”我一听到“最后一天”两个词，心里就不由得一怔：难道他要提前辞去总统一职不成？真的！接下来的一句话便是：“我决定，在即将过去的20世纪最后一天，辞去总统这一职务……根据宪法，我已签署了一项命令，把总统权力交给政府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随后，刚刚退位的这位俄罗斯前总统动情地说：“俄罗斯今天已经有了一位可以成为总统的强人……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继续执政呢？为何要碍手碍脚，让他再等呢？让他再等半年，这不合我意，也不是我的性格。”听他这么一说，我感到这是一着高棋：让内定的接班人普京提前接班，让他在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中，能有充裕的政治财经资源，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叶利钦提前辞职——莫斯科平地一声惊雷！”“20世纪最后一天发自克里姆林宫的爆炸性新闻！”——类似大标题作为新闻号外，通过电视、广播、网络，一下子就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

在2000年千禧年来到莫斯科之前的12个小时，叶利钦真的又完成了一件“震世之作”！

我赶忙向国内写报告，谈了对叶利钦退位原因的看法，还有对俄罗斯未来政策走向的预测。

当天下午，有电视报道说，叶利钦的“退位诏书”是提前两个小时录制的。一录制完毕，他就已把总统权力的一个象征——装有核按钮的“小核箱子”，移交给了总理普京。普京当日签署了一项命令，对叶利钦及其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法律上提供保障。

六“见”叶利钦

2000年3月27日，普京以53%的票数当选俄罗斯新任总统。总统就职仪式定于5月7日举行。从5日12时起，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就开始进行“总统就职仪式48小时直播”，我一有空就看这套节目，了解到大量背景信息。

5月7日12时差10分，普京总统就职仪式在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大厅开始举行。电视台首先播放叶利钦到达现场的几组特写镜头，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随后，在电视画面上，出现普京抵达大克里姆林宫的镜头，他接连穿过好几个大厅，最后走到了举行仪式那富丽堂皇的乔治大厅。

12时整，俄罗斯宪法法院院长庄重地宣布：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新任总统。随后，在他的主持下，普京把右手放在俄宪法上进行宣誓。宣誓毕，叶利钦作为前任总统，把俄罗斯总统权力的另一个象征——“祖国一级勋章”，庄重地递交给新任总统普京。在这枚勋章的反面，刻着俄首任总统叶利钦的姓名。

12时4分，俄罗斯前任总统叶利钦即席致辞，向俄新任总统普京表示祝贺和祝福。他动情地说：“1999年12月31日晚上，我在离开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之前，曾对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的名字与父名，尊称）说过这样一句话：‘请珍惜俄罗斯吧！’现在，在这一隆重仪式上，我还是要再一次对他说：请珍惜俄罗斯吧！”随后，普京即席发表了言简意赅的8分钟就职演说。

12时20分，在叶利钦的陪同下，普京走出乔治大厅，从来时的原路，反方向经过几个大厅，前往克里姆林宫院内的“教堂广场”，去检阅“总统军团”。参加总统就职仪式的上千名嘉宾，分列在几个大厅的“克里姆林宫红道毯”两旁，目送着俄罗斯新任总统和前任总统离去……对此，电视主播发表了颇有深意的评论：俄罗斯新任总统在克里姆林宫这一进一出，有着很大的象征意义——他从俄罗斯历史的远古走来，又向俄罗斯历史之无垠走去……

12时33分，在叶利钦的陪同下，普京来到了“教堂广场”。由近千人组成的“总统军团”，威风凛凛地站在那个并不太宽阔的广场上。一名将军级的“总统军团”团长向普京报告：“俄罗斯联邦总统同志，总统军团列队完毕，请检阅！”普京高声地回了一句：“同志们好！”之后在叶利钦的陪同下，便开始了检阅。威武的分列式从新老总统面前走过。检阅完毕，叶利钦眼含泪花，紧紧地握着普京的手，深情地说：“请珍惜俄罗斯吧！”这是他自从1999年12月31日退位以来，在4个多月时间内，第三次送给继任总统普京同样的一句临别赠言。

七“见”叶利钦

我第七次“见”到叶利钦，是在2001年元月1日零时。我看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放的普京总统新年贺辞后，正准备关上电视，忽然发现导播把镜头切换到这样一个画面：叶利钦全家一二十口人，在莫斯科郊外别墅客厅迎接新年的实况。客厅并不大，布置得比较淡雅，中间摆放着一棵并不高的新年松树，树的四周点缀着一些彩灯、彩挂和彩带。这与俄罗斯中上等人家家里的迎新气氛，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见得两个小孩子欢蹦乱跳的，这大概是叶利钦的外曾孙。

“隐居田园”已整整一年之久的叶利钦满头银发，脸色红润，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衣，白得与别墅外面的雪一样。叶利钦神采奕奕，拿着一杯香槟酒，做出他得意时喜欢做的那个“叶氏”动作：紧攥双拳，双臂有力地来回晃动，抿着嘴，两个嘴角微微往上翘，带着淡雅的笑容，用其独有的“叶氏”幽默，向境内的“全体俄国人”，向境外的“全体俄罗斯人”祝贺新年。他说：“又一年过去了。在已经过去了的365天里，我本人，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号：全俄养老金获得者（叶利钦于2000年4月5日领到了退休证，年退休金为总统年薪的3/4）。正是这个称号——不，这个‘光荣’称号使得我本人，使得纳伊娜·约瑟弗芙娜（其夫人的名字与父名，尊称），还有我们的孩子们和外曾孙们活得更加健康，过得更加快活……”随后，电视镜头摇向窗外，只见得火红的叶利钦之家，深藏在白茫茫的林海雪原之中。

20多年过去了，叶利钦不只是作为俄罗斯首任总统，而且还是作为一个你我他一样的地球村人，给我留下了温馨、美好的回忆。

普京——俄罗斯的强势总统

普京是当今世界一位著名国务活动家，1952年10月7日生于列宁格勒市（今圣彼得堡）。在俄罗斯总统两届任期满后，他放弃谋求再次连任，而改任总理。4年后，2012年春，普京在总统大选中再次获胜。

短短三句话胜过万语千言

我见普京这个人比较早。1991年5月18日，江泽民总书记对列宁格勒进行正式访问，市长索布恰克宴请江总书记时，普京作为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顾问出席，但他这个官较小，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8年之后，即1999年12月11日凌晨，他作为俄罗斯总理，飞抵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进行访问。当日中午12时，乌总统卡里莫夫在国宾馆广场，为他举行欢迎仪式，邀请各国驻乌使节参加。我时任驻乌大使，11时30分到达现场时，只见得使节们一圈圈地围在一起，议论纷纷。一打听，都在议论俄罗斯这位新总理（1999年8月5日普京成为俄罗斯新总理）。使节们认为，俄政界不久前杀出这样一匹“黑马”，实属意外。大多数人指出，在这一年内，俄总统叶利钦走马灯式换总理；普京资历浅，难逃很快就被换的命运。少数使节则觉得，叶利钦治国10年，总理换了七八人，面对俄罗斯堆积如山的问题，他们都比较软，缺乏强势手段；而“克格勃”出身的普京，也许会另辟蹊径，把局面逐渐扭转过来。

12时整，乌总统向排成长龙的使节们介绍俄罗斯这位新总理。普京双眼直挺挺地，逐一与之握手，对每位使节都说了一声：“您好！”而此前，我曾多次见过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他们与我握手时，总会寒暄几句，比如，戈尔巴乔夫问我：“俄语哪里学的？”“为何没到苏联留学？”叶利钦甚至问我“你们总书记叫什么名字？汉语发音怎么念？”还同我一起练了好几遍“江—泽—民”。看着眼前的普京，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词——严酷。

晚7时，乌总统为普京举行国宴。俄总理再次与使节们一一握手，神情依然那么“酷”，嘴里说出的还是“您好”这样一个俄文词。在国宴上，乌总统先致欢迎词，照稿读了约半小时。之后，时年才47岁的普京疾步迈向讲台，边走边说：“我来说两句！”我即从兜里掏出笔记本，准备将其讲话记下来，看看是否真的只说“两句”。在讲台面前，他连向宴会主人及宾客该说的那几句开头呼语也没有说，而是来个单刀直入：“乌兹别克朋友们，在伊斯拉姆·阿卜杜加尼耶维奇（乌总统卡里莫夫的名字和父名，尊称）身上，你们拥有一位远见卓越的、果断的、强硬的政治家，而在这个‘强硬’后面，却埋藏着一种深思熟虑。俄罗斯的政治领导祝愿他成功。伊斯拉姆·阿卜杜加尼耶维奇，您可以相信，在北方（指俄罗斯），您有一位可靠的朋友（亦指俄罗斯）！”这是我当时用俄文速记下的讲话全文，总共才32个词。宴会一散，使节们就对普京的讲话议论起来，真可谓赞不绝口。短短的三句话，句句中的，胜过泛泛的万语千言！

在宴会上，普京与少数使节单独进行了简短交谈。他对我说，因为总统叶利钦访华，他留守在莫斯科“看家”，便推迟一天来访，他见过访华归来的叶利钦一面，总统说，这次访华很成功，他很满意。

趁此机会，说一下我们这些使节的一个发现。普京的走姿颇为独特：走路时，左臂摆动的幅度相当大，而右臂则只是轻微晃一晃。这引起使节们的种种猜测。后来，见到俄罗斯媒体做过一些解释，“版本”不同。

牢记人民的嘱咐

我作为大使，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作了将近5年，外交部领导交给我的“基础性”任务之一，是从这个国家研究俄罗斯，特别是其最高领导人的言行与动向。在使馆，读俄罗斯主流报刊，看俄央视时事及评论，是每天必做的功课之一。

1999年12月31日中午，叶利钦在俄央视上宣布提前“退位”，把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普京，并任命他为代总统。2000年3月，普京当选为俄罗斯第二任总统。5月7日中午12时，总统就职仪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普京宣誓后，从上衣内侧口袋取出演讲稿，将其放在讲台上，即席讲了8分钟，其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句话是：“有一次，我（时任总理——作者注）在外地，一群百姓围着我，其中一位中年妇女严肃地对我说：‘我们信任您，对您寄予厚望，您呢，可千万别骗我们！’我会牢牢记住人民这一嘱咐！”从俄央视实况转播中听到这几句话时，我心头顿时为之一震：“千万别骗我们！”——这句最朴素不过，却又震耳欲聋的话，把平民百姓对一国之“君”最殷切的期盼给点“穿”了。而这位俄罗斯新总统，在这种极为庄重的场合特意引用出来，以表达自己将努力实现人民殷切期盼的决心。

感悟柔道之“道”

忆及自己的柔道教练拉赫林时，普京说：“老师教我学习柔道后，我的个性变了，年轻时与别人发生争执，总喜欢动拳脚，学了柔道以后，则习惯于讲道理。柔道还培养我永不服输的精神。我并不完全赞同‘重在参与’这个口号，对我来说，结果最重要。”这段精彩的人生感悟，是对恩师教诲的最好回报。2013年秋，拉赫林因病在圣彼得堡去世，终年74岁。普京参加完其葬礼后，独行在这个举世闻名城市一条空旷大街上，只见得一身胆气，着实非凡。这不仅因为这位柔道黑带高手深藏一身骄人武艺，大概也是其淡定的政治自信使然。

普京的恩师索勃恰克将其引上政坛，叶利钦则把他推向俄罗斯权力之巅，这是形势使然。彼得大帝有句名言：“若天假我以年，圣彼得堡将变成另一个阿姆斯特丹（十七八世纪世界第一大港）。”普京也讲过一句名言：“给我20年，我还给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俄罗斯最有名的皇帝上述那句话，经过300多年的时空穿越，化作当今“克里姆林宫主人”的誓言，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中俄关系驶入快车道

2000年春，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中俄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一新高度，“驶入超速疾驰的快车道”。他与多位中国领导人保持着深厚乃至亲近的个人情谊。2010年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首访俄罗斯，出席俄罗斯汉语年开幕式，与时任俄总理普京初次见面。两国领导人先进行了“一对一式”小范围会见，谈得相当投缘，以致开幕式推迟约半个小时才开始举行。2012年6月，习近平同志又以国家副主席身份，会见来访的普京总统，两人再次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2013年3月14日，习近平同志上午当选为国家主席，下午就应约与普京总统通电话。习近平主席在感谢普京总统的热烈祝贺后，说：期待着访问俄罗斯与普京总统会晤。这位中国主席就任后的首访国便是俄罗斯，他与普京总统多次进行亲切友好交谈，时间累计长达8个多小时。2014年伊始，习近平主席就赴俄罗斯，参加索契冬奥会开幕式，这个国家再次成了他出访的首选国。中国国家元首一年内二访俄罗斯，这在中俄关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显示出两国睦邻友好合作的新高度。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就拿治国理念来说吧，习主席强调坚持道路自信，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普京则认为，“被苏联抛弃的意识形态、革命前俄罗斯理想化的保皇主义、西方的极端自由主义”这三条路，在当代俄罗斯都走不通。

目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处于一个新阶段。“中国高铁开进莫斯科”，这是2014年10月产生的一句象征性的形象化新词语，凸显中俄关系的广度与深度。

普京曾说过，（苏联）俄罗斯和中国在二战中是盟国，俄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兄弟般友谊”。今年是战胜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70周年。中国和俄罗斯决定共同举办隆重的庆祝活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届时将参加对方举行的阅兵式。

实践证明，中俄关系成为邻国间、大国间相互信任、尊重和支持对方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合作共赢的典范。在当今国与国关系中，中俄关系是一对“含金量”最高、最“实打实”的双边关系。

普京的答问——一种著名品牌

普京任俄罗斯总统10年来，有过许多强势表现，其中之一是他的“答问”。我将这些答问分成三大类：一是每年一次的总统新闻发布会；二是时不时举行的与民众视频直播连线；三是在其他场合的答问。前两种答问在莫斯科国际贸易中心等大型公众场所举行，参加者有各种媒体从业人员，官员与百姓代表，人数达上千之众。每次长达三四个小时，一般回答七八十个问题。有人非正式统计，普京总共回答过七百多个各式各样的问题。视频直播连线的参与率就更高，就拿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后举行的那次连线来说吧，俄电视台在国内七个城市，还有邻国哈萨克斯坦，设置了二十多个机位，让为数不少的老百姓，得以与普京即时直接对话。

普京的答问已成为一种著名品牌，使其人气指数不断飙升，也让世人对长期陷入低迷与沉闷的俄罗斯得以重新认识，刮目相看。有人叹道：俄罗斯又出了个“大帝”，几百年才出一个的旷世奇人！普京崇拜彼得大帝，凡是到过他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人，对墙上所挂的彼得大帝画像，都印象深刻。

我与俄语界一些朋友，虽然没有机会在现场领略普京答问的风采，却因为懂俄语，可以享受一种“特权”：在俄罗斯和国内网站，能看到和听到原汁原味的普京神采和富有磁性的声音。有位朋友赞曰：这真是一种享受！我也深有同感。还可以将视频、音频下载后慢慢地、细细地品。长达四个小时左右的答问，我往往是切成“上下集”看的；而普京总是一口气地说，滔滔不绝，连一口水也很少喝，毫无倦容，越讲越“勇”。在他的周边，似可触摸到一个特强的气场！

普京答问的五大特点

我觉得，普京答问有五大特点。

一、即兴地讲，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除一杯凉水外，连张纸片也很少见，我只见到他两次短暂念条子，那是读当年或来年的经济金融数字。

二、不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而句句讲得平实、短小、精准，逻辑性强。多次采访过他的央视记者水均益，有一次赞叹道：一般说来，后期剪辑会让采访更出彩，对普京的采访则不然，他的话太连贯了，剪掉一句，味道就变了。

三、无居高临下之势，有诚实待人之心，正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普京的答问，绝大部分是国内问题，85个联邦主体（包括不久前加入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港）的角角落落，几乎都涉及了，普京大都即时回答。不过，有时也坦诚地说：“这件事我不了解，先记下来，以后再回答。”“这件事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这样的……”“这件事您让我回忆起……不过，我讲的也许会有错。”

四、不空许愿，不越俎代庖。遇到可能“越权”的问题时，他便谨慎起来，说“这件事涉及财力、物力，我无法承诺什么，讲了也不算数”；“这并不属于我的职权范围，请您向……部门提出，不过，我记下来了，也可以替您转达”。

五、不乏幽默、急才。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下面让我们一起重温两个“经典”。2012年12月20日，在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后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位记者提了这样一个“世纪问题”：您挑选今天，即“世界末日”到来前一天举行发布会，是否想替人类发展进程做个总结？普京一听便让脸部露出一丝笑容，侃侃而谈起来：“我知道，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到来，那在45亿年之后（全场活跃），届时太阳将结束自己的生命周期，变成一颗白矮星……”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后举行的一次视频直播连线中，普京身旁的一位主持人低声问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新娘子（指普京再次结婚）？普京同样让脸部露出一丝笑容，高声答道：“先把前妻柳德米拉·亚历山大罗芙娜嫁出去，然后我再考虑自己的问题（全场活跃）。”

出彩的“普式”语句

普京答问时，即兴说过许许多多“普式”精彩话语，有富于人情味的，幽默的，也有辛辣的，一针见血的。在我的资料库中，保存着许多普京语句，现抄一些于后：

一、2013年，回答与斯诺登有关的问题时，普京如是说：“斯诺登先生不是我们的特工，以前不是，现在也不是……他本人感觉自己已经不是情报机构的官员了，而是一名人权卫士。大家公认他与萨哈罗夫院士（笔者注：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有点相似，是持不同政见者。而用旁观者的尺度来衡量，他实质上是一名人权卫士、民主斗士。”

二、有一次，谈到叶利钦主政10年所留下的“政治遗产”时，普京极其形象地说：“国家面临的困难数不胜数，但最大的难点是，如何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在于，国家机器失灵了，其‘马达’——权力执行机构——发出一阵阵嘶哑声，在伤风打喷嚏。”

三、有一次，一名美国记者提问应如何看待美苏关系之前，为了套近乎，加了这么一句出洋相的话：您生于1946年，而我生于1948年，因此，我们俩属同一代人。普京一听，忍不住笑了笑，答道：“首先，请允许我纠正一下您说的一个日期。本人不可能生于1946年，一是因为父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受了重伤，二是因为母亲经受了列宁格勒（900天）大围困的磨难，在这种情况下，父母虽失去了两个孩子（笔者注：普京的哥哥、姐姐在“大围困”中不幸身亡），但未必有再生一个孩子的念头。因此，我生得晚一点，1952年。不过，您这个小错无伤大雅，不关乎您所提问题的实质，您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四、索契冬奥会前夕，普京特意与志愿者们举行会见。一名来自外地的小伙子特别激动，说“近些年来做梦都梦见您”，“我的朋友们今晚看新闻联播时，肯定不会相信：今天我见到了您”。普京一听笑了笑，随口说道：“他们今晚看新闻联播时，很可能认为这是个克隆版普京。”小伙子一听，更兴奋地说：“我近些年来一直有个梦，想同您一起度过一个工作日。”普京听了又笑了笑，问道：“这么一来，您是希望我成为志愿者呢，还是您要成为总统？”

五、有一次，一名西欧人把欧俄关系比作伏特加与鱼子酱的关系。普京先指出，伏特加和鱼子酱都是俄罗斯特产，后问道：“欧洲能适应得了吗？”接着便调侃起来：“欧洲人有条铁律：先把餐桌旁的人盘子里那份东西吃光，然后再吃自己盘子里那份食品。”

六、有一次，一西方记者指责俄罗斯不断恶化与美欧关系。对此，普京硬硬地回了这么一句：“我们并无恶化与别国关系之意，但绝不能在一边脸挨打后，再伸出另一边脸等着挨揍。”

在普京答问过程中，俄罗斯的提问者一般都用尊称：“您”或“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名字与父名）”。但有一次，我听到一名八九十岁的长者称他为“沃洛佳”（其名字的爱称），普京会意地微笑起来，点了点头表示赞许。军人称普京为“同志”，有位将军称他为“总司令同志”。普京对提问者，一般用“您”或名字加父名相称，对于很熟的人，有时也称“你”或直呼其名甚至爱称。对于军人，普京亦称“同志”。无论提问者，还是答问者，在彼此称呼上，都注意区分场合，拿捏得恰到好处，俄罗斯人的素质高，从中亦可见一斑。

普京的中国朋友圈

“我知道，自己在中国有很多朋友。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与中国有一种特殊关系，而我对中国有着一种特殊感情。”——这番话是普京于2014年1月17日，在索契高山滑雪场，对我国央视记者水均益说的。央视播出时，保留了普京说话的原声，当我听到“有很多朋友”和两个“特殊”时，感到这番话讲得特别贴切，于是，就在自己的资料库里找例子，看看普京在中国究竟有多少朋友。

与中国领导人的亲密私交

普京三次当总统、两次任总理期间，与我国诸多领导人保持着一种亲密私交。有一次，普京与夫人在莫斯科郊外别墅新奥加廖沃，设家宴款待胡锦涛主席和夫人，除他们四人外，只有各自的译员在场。一俄罗斯报纸评称，这种家宴的氛围，与国宴那种高朋满座、觥筹交错迥然不同，烘托出俄中关系、俄中领导个人关系之特殊性。还有一次，胡锦涛主席在莫斯科，与普京总统一起参观中国展览会时，在中国茶叶公司展厅里，品尝了茶艺师献上的极品铁观音。普京对中国茶和中国茶道赞赏有加。

2014年1月17日，在离冬奥会开幕只有三周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红林峪”会见六名外国大牌记者时说：中俄关系特殊，而他本人亦对中国有一种特殊感情。他一见到服务员端上索契茶，便对中国央视记者水均益风趣地轻声说：“茅台！”又问：“滋味如何？”他还很随意地说，“生日那一回，我同中国主席喝过伏加特，边喝边吃三明治，就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当我听到中国央视播出这句原话时，感到里面肯定有个温馨故事。近日，外交部有位知情者向我做出了解密。原来，2013年10月7日，是普京61岁生日，当时，他和习近平主席一起，正在印尼巴厘岛出席亚太峰会。中方官员事先向俄方官员通气说，习近平主席要给普京总统过生日，普京得知后十分感动与高兴。是日晚，庆祝活动在一个帐篷里举行。习主席定制了一个颇为精致而特别的生日蛋糕，上面的裱花用13个俄文字母，由“蛋糕枪”挤出的奶油打出：С днём рождения（祝生日快乐）！普京总统惊喜地对中国主席说：今天能同我最亲爱的朋友一起，在美丽的巴厘岛过生日，感到异常荣幸和高兴！他准备了“经典”的俄罗斯食品、饮品：伏特加酒、红黑鱼子酱、熏鱼熏肉、酸黄瓜、黑面包，还有三明治。两国元首相谈甚欢，互敬了好几杯伏特加。普京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四个月后，前往索契观看第22届冬季奥运会，习主席欣然应允，说“心向往之”，但告诉他，此事还要中央政治局定。到了晚11时许，中俄两国元首才尽兴而散。

2003年7月28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邓小平的女儿萧榕。一见面，他就从“中午好！”开始，发表了一篇对邓小平深表崇敬的正式讲话。这位俄罗斯总统高兴地指出，俄罗斯民众已经有机会读到邓小平生前的著作，更令人高兴的是，邓小平的思想，正在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中得到实施，在俄中关系发展中得以延续。

当萧榕把《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俄文版递给普京后，他高兴地表示会认真地拜读的，相信从中会看到那些已经为人所知，还有那些尚未为人知的智慧。

普京的中国记者、学者朋友

中国记者们曾多次采访过普京，其中央视记者水均益最为幸运，据我的记录显示，他四次见到了这位传奇人物。有一次，水均益在克里姆林宫苦苦守候了五个小时，才得以如愿以偿。普京一见面就连声道歉，笑着说：“有事，来晚了。今天可以让你多提几个问题，将功补过。”只可惜水均益因为要赶飞机，才未能享用这一天赐良机。后来忆及此事时，水均益极为遗憾地说：其实，我当时有一百个问题要问这位俄罗斯总统的。

新华社记者盛世良、上海学者冯绍雷，在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论坛”（瓦尔代位于莫斯科以东不远处，是个很小的游览胜地，因同名湖而出名，该论坛类似我国的博鳌论坛）举行期间，曾得到过向普京提问的机会。盛世良问：您对华政策的延续性将如何保障？普京答：“俄中关系有了今天的高度，得到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赞赏。未来不管谁当总统，国家杜马（笔者注：俄议会下院）将如何构成，都必须尊重这种民意。”有一次，冯绍雷问普京对与亚洲国家发展合作的前景有何看法，他着重谈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普京列举了油气、核电、航天、军工方面的合作，认为前景很好，空间很大。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他认为这并非“不安的信号”，称赞“中国做得很对，稍为控制一下发展”，以避免泡沫。在另几次论坛期间，冯绍雷也得到过提问的机会，普京亲切地称他为“我的中国同行”。

在各种不同场合，有机会向普京提问的中国人还有不少。有一次，在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座谈会上，黄宝霞一口气向普京提了三个问题：如何改善宿舍的热水供应和Wi-Fi（网络）状况？能否提供厨房给外国留学生自己做饭？普京一一做出详尽回答，首先肯定这些诉求合情合理，说这些具体事虽然不完全属于他的职权范围，不能代替校领导作出回答，但觉得有些事做起来会快一些，有些则可能慢一点。答问过程中，普京还时不时向身旁的校长询问相关情况，指示要把问题尽快解决。

我国高中生李晶，曾有幸问过普京，是否希望自己的两位千金（笔者注：普京33岁时喜得一女，起名玛丽娅，爱称为“玛莎”；次年，二女儿卡捷琳娜出生，她的爱称为“卡佳”）将来也女承父业而从政。他笑着回答：两个女儿能做她们最感兴趣，最能体现其个性的事，这才是最好的。至于选择何种工作，由她们全权决定。无独有偶，新华社记者在一次书面采访中，也问及普京两个女儿的状况，问其中一位是否在学习中文。普京答道：两个女儿都在练武术，其中一名确实在学中文。还说：“我完全理解她，为何学中文，因为她将来有可能‘原汁原味’地了解贵国的文学，以及其丰富的精神和哲学宝库。”

我国汶川和雅安地震发生后，普京总统立即邀请受灾的儿童到俄罗斯疗养。这些四川的受灾儿童，从广义上说，也是普京的中国朋友。

普京的中国商界朋友

去年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普京发表名为“能源与经济”的演讲之后，请现场3位企业家提问。东莞市浙江商会会长陈路所提的问题，得到普京长约10分钟的作答。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也可以算普京的朋友，因为普京曾用过的一款手机，就是由该公司和俄罗斯一企业联手开发的。这款名为MTSG1oNASs945的手机，主要用于对抗美国GPS和苹果iPhone4的入侵，由俄罗斯亿万富翁、SISTEMA财团主席叶夫图什科夫和俄罗斯副总理谢尔盖·伊万诺夫，联合向普京推荐。

可以被算作普京朋友的中国企业家，还有万达集团的王健林和中国泛海控股集团的卢志强。2013年夏天普京访华期间，万达集团和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同意为索契冬奥会相关的旅游项目注资，总数达30亿美元之巨。

普京最牛气的中国朋友

2006年普京访华期间，曾特意到河南嵩山少林寺，与方丈释永信品茗论禅。时任外长李肇星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掌故。河南省外办得知普京要来华访问一事后，便向外交部提出一项建议，请普京这位柔道高手届时与少林寺的武僧一起表演，甚至过一下招。外交部主管部门认真研究后，觉得这样做不妥。柔道与少林武术不是一股道，况且过招的话，谁输谁赢都不好办。李部长遂批示：不必搞共同表演、过招，但请征求一下俄罗斯驻华使馆的意见。对此，俄罗斯大使拉佐夫感到把握不准，便把两种方案报到普京那里。普京看后笑了笑说：“到时候本人自有主张”。

李肇星还说，普京在少林寺观赏了武僧们的表演后，将身边的一名小僧人，用左手轻盈盈地举起，让其稳稳落在自己的左肩上；小僧人随即做出童子拜佛的姿态。一幅《小童僧稳坐普京肩头》的照片，立即传遍大江南北，一时传为美谈。普京的非凡功夫、童僧的机智表现，都令人赞不绝口。有人称这位童僧是普京最牛气的中国朋友。他叫释小广，当时只有8岁，2014年光荣地应征入伍。

对于这名童僧如何落到普京肩上，我听到另一种，也许更为权威的版本。一位在现场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对我说，武僧们表演一结束，大家便围在普京身旁，要与他合影留念。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身旁的童僧太矮小，估计照相时会被人挡住，遂用左手轻盈盈地把他托起，让其一下子稳坐到自己左肩上。结果，照片上的普京只剩下一个头部，小童僧却露出大半身，占了照片的中心位置，似乎有点喧宾夺主。见到这张颇有深意的诙趣照片，我想做个题照，冥思苦想好几天，才憋出这么两句：紧邻“祖孙”两武士，“孩”抢头风“爷”不知。

普京说过，他在中国有很多朋友。自己因目力所限，知道的并不多。上面列举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难免挂一漏万。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位俄罗斯总统的中国朋友圈（广义上的），确实比较大。

卡通“梅普”联袂献舞拜年

2010年元旦零点（莫斯科时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通过俄国家电视台向全俄各族人民贺年之后，这家电视台突然爆出了一剂“猛料”：“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和“俄总理普京”双双走上荧屏，以“笑搞”的卡通形象，用另类形式，联袂向大家拜年。新年伊始，就给人们增添了欢乐。

元旦中午，我一打开凤凰卫视资讯台，就发现荧屏上有两个小玩偶，虽觉得好玩，但并未细看。过了一会儿，只听得铃鼓声起，相当清脆，便瞥上荧屏一眼：哎啊，那个小玩偶脑袋大身子小，好眼熟啊！又细细一看，这不是“普京”吗？原来，在上空礼花叠起的克里姆林宫这个大背景下，在红场那个大舞台上，两个小卡通人正在一唱一跳呢！“普京总理”我认出来了，另一个一看，大概就是“梅德韦杰夫总统”了，可不是吗？真的是他！此时，两个小玩偶在轻快的俄罗斯舞曲伴奏下，正在你也跳来我也跳呢！“梅总统”边拉小“巴扬”（俄式手风琴）边跳，立着脚尖不断地在旋转；“普总理”则一边拍打小铃鼓，一边跳着俄罗斯民间舞，不断展示俄罗斯舞蹈的特有韵味。

这是个3D卡通片，时长达两分半钟。两个小卡通人跳完舞后，还以类似中国东北“二人转”的形式，又说又唱，对刚刚过去一年的国内外大事，逐一进行“盘点”。其中点到了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年度大战”——“断气事件”（俄停供乌天然气之争）。最后，俄国家电视台给了观众一个小惊喜：外界对一年多来“梅普体制”的点评。

两个小卡通人逗得我与老伴捧腹大笑。俄罗斯两位“最高领导人”，这一次献给人们一份特殊的新年厚礼：欢乐、热情、亲切……正是这样两个亲民形象，让人们看到了两个与你我他一样有血有肉的“大活人”！

从我对苏联—俄罗斯的政治生态多年的观察判断，不经最高层批准或默许，俄官方电视台不大可能在这样的特殊场合，享有如此宽松的播放空间。

关于“梅普献舞”这一乐事，我看了一些俄罗斯和西方传媒的报道与评论，反应是相当正面的。有人说，这是一出“卡通小喜剧”，它笑料多多，但不乏善意；荧屏上演，荧屏下笑，其意义虽不能夸大，但它不仅给人们带来欢乐，而且还传递出某种象征性讯息，这有助于把“神回归于人”，“拉近最高层与最底层之间的距离”。

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有“笑话大王”的雅称。他编了个政治笑话集，当面送给普京一本。普京明知里边有讽刺他的内容，但欣然接受。在俄罗斯，平民百姓敢讽，为官者敢接讽，甚至还来点自讽，这样一来，反而给社会增添一些自信。

葛罗米柯——苏联外交的“六朝元老”

葛罗米柯是苏联著名的外交家。他任外长达二十七八年之久，在世界现代外交史上，刻下了一个鲜明的“葛氏”印记。因为从事对苏工作的缘故，我有过不少机会解读他、听人讲他，也曾多次对他进行过零距离观察。

智慧过人 才华横溢

1967年2月，我第一次到驻苏联使馆工作。此时，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中国使馆官员与苏方官员不吵不见面，正常交往全部中断。这种反常状况持续了好些年。我们几乎天天“关”在馆内读报刊、听广播、看电视，好些年没有机会见到苏联的官员，更不用说大官了。不过有一天，突然来了个机会，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要举行记者会。那一天，我头一回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葛罗米柯。

40多年过去了，那次记者会的内容早已忘记了，但葛外长的风采依然历历在目。他那时也就60岁左右，身穿黑色双排扣西服，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乍看起来，还真有点像美国的尼克松。记者会的会场很大，足有三四百平方米，但仍被四五百名记者挤得像俄罗斯俗语所说的那样，“连一只苹果也难以掉进去”。在葛外长面前的小长方桌上，摆放着盛凉水的长颈玻璃瓶一个，小水杯一只，见不到一张小纸片。

葛罗米柯一会儿阔论世界大势，一会儿推挡刁钻的问题，对答如流，滴水不漏，两个小时过去了，他却毫无倦容，仍滔滔不绝。全场几乎人人都身离椅背，全神贯注、屏住呼吸地在听。讲到出彩之处，笑声阵阵，掌声雷鸣。葛罗米柯从30岁那年起，就得到斯大林的特别赏识，作为一名高级外交官在美国大显身手。他过目不忘，出口成章，“急才”更是一绝。我听着听着，心里不由得连连赞叹：葛外长果真名不虚传！

1982年9月，我第二次到驻苏联使馆工作。此时，中苏关系已经不像从前绷得那样紧了，但双方依然没有什么来往。11月7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节阅兵、观礼时，因偶感风寒而并发心肺等病，三天后就离世了。邓小平以此为契机，特地派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前往苏联吊唁，此举被史家称作“邓小平的‘对苏葬礼外交’”。

黄华外长在莫斯科见到了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并与他进行友好交谈，还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主动约见葛罗米柯外长。在交谈中，葛罗米柯回避讨论实质性问题。会见一结束，葛罗米柯就离开会见厅，走了不短的一段路，送黄华到电梯口，在这里还等了一两分钟，送中国贵宾上了电梯才离去。第二天，苏方一陪见人员对我说，葛外长此番“放下身段”“远”送中国贵宾，乃“空前之举”，可见他多么看重对华关系！

这次会见虽未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但其象征意义是明显的，标志着中苏间的政治气候，从此开始缓慢地由“阴”转“多云”再转“晴”。中苏外长会见后，双方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我作为驻苏联使馆官员，曾多次参加中国外交部负责官员与葛罗米柯外长的会见。当我第一次在会谈桌旁坐到葛罗米柯的斜对面时，最突出的感觉是，这位大人物显得特别威严。此时，葛先生已经70多岁了，但精神依然那么矍铄，说起话来中气十足，滔滔不绝。他总是从大处着眼，极少涉及琐事与细节。他说话直截了当，干脆利落，很少模棱两可，也不爱用外交辞令。在葛先生面前的桌面上，摆放的仍是凉水瓶一个，小水杯一只，见不到一张小纸片。不过，有一次却是例外。我从斜对面向葛外长那边瞅了过去，发现在他面前的桌面上，摆着一张纸片。一种莫名的窃喜顿时袭上了心头：原来葛先生谈话也得用稿子！然而，当我再次向他那边使劲地望过去时，一下子就傻了眼：在那纸片上写着两个特大号俄文词，几乎占了全张纸的一大半。一个词是“裁军”，指的是在中苏边境地区降低双方的驻军水平；另一个则是形容词“苏—中”，而且还是简写的：“索夫—基特”，指的是苏中关系。我不由得会心一笑：他葛外长也够“吝啬”的，在纸片上总共才写下了两个词，一个还是自创的缩写！

外交才华出众 伴君达10余载

葛罗米柯原本学的是经济和农艺，但是，从大学时代起，他就已开始显露出外交才华。1939年，葛罗米柯被斯大林看中，从苏联经济研究所调到外交部，随后即被任命为驻美国使馆参赞（二把手），他当年才30岁。当时，斯大林觉得驻美大使乌曼斯基办事不够得力，因此常常让掌管外交事务的党内二把手莫洛托夫亲自出马，绕开驻美大使，与葛罗米柯参赞“单线”联系，交办一些特殊使命，比如，争取美国总统罗斯福更多援助苏联，以备日后抗击法西斯德国入侵之需。葛罗米柯当时被认为是实际上的驻美大使。3年过后，葛就担任了这一要职。二战期间，葛罗米柯成了斯大林参加苏美英三巨头三次会晤的主要外事顾问，为开辟西线“第二战场”，为实现斯大林有关战后世界的新格局与新安排出谋划策，不遗余力，被西方视作“苏联外交强硬派首领”。

斯大林有个“极为可怕的习惯”，听人汇报只给五分钟时间。在这稍纵即逝的“三百个嘀嗒”中，谁要是还不能把问题说到点儿上，谁就休想再能得到召见。“三百个嘀嗒”——也许说得过于夸张，但斯大林对人要求确实极为严酷。斯大林在世时，葛罗米柯担任过七八个相当要害的外交职务。从1939年起，到斯大林1953年逝世，葛罗米柯“伴君”一伴就是十三四年，而且伴的还是一位“酷君”。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可以想象，葛先生曾多少次经受这种“三百个嘀嗒”的严峻考验！

有一次，葛罗米柯会见一个英国代表团时，说着说着，突然用英语背起莎士比亚的诗句来，而且大段大段地背个没完，弄得在场的英国人个个目瞪口呆，羞愧得人人脸上发烫。葛罗米柯的英语底子本来比较差，他到美国赴任之前，斯大林召见他时，专门嘱咐他在国外多与各阶层人士接触，好好练习英语听力和表达力。

作风霸道 思想僵硬

在我所参加的会见中，葛罗米柯大约花四五十分钟进行交谈，而且大部分时间归他，留给我方的时间很少，几乎每次都是这样。葛外长总是先讲，干巴巴的，连句客套话也不肯说。他左一个“苏共中央”，右一个“苏共领导”，毫不客气地给我们上起大课来，而且一上就是半个多小时。他这个人总是居高临下的，要先声夺人，在气势上压住对方。我方往往还没讲几句，他就不耐烦地打断，冷冷地说：“你们党的立场我清楚”，“我今天所讲的，请向你们中央报告。”说罢，就立即起身离场。

有一次会见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那是1983年春天，我国副外长钱其琛在莫斯科与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举行磋商，谈的是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双方谈不拢，气氛相当僵。葛罗米柯会见钱其琛时，出乎意料地抨击起美国来，说美国人的打击目标是整个社会主义体系，既要搞垮苏联，也想整垮中国。然后，他把话锋一转，冷冷地说：谁好谁坏，应从中得出结论；究竟该与谁发展关系，应作出明智抉择。我在场听着听着，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新词”来：骂“桑”训“槐”。我国这位副外长听后并没有过多理会他，只回敬了一个“软钉子”：中国与美国进行严重较量的时间最长，对于美国人，我们中国人最了解；对于如何与美国人打交道，我们中国人最清楚。记得回到列宁山上的宾馆后，钱其琛让我们陪他在院子里走走。他边走边说：“好一个教师爷！我刚才回敬他两句，好像也就把他给噎住了，真是自讨没趣！”记得有一次钱部长对我说，要学会轻声语重、硬话软说，这样，效果往往会更佳。

葛罗米柯不喜欢中国的改革开放，甚至“从根上”加以否定。读葛氏某些言论时，从字里行间就可以感到，连“改革”“开放”这些概念，他都很讨厌。1984年9月，中国副总理兼外长吴学谦，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葛罗米柯时，很真诚地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既对西方，也对苏联，亦对东欧各国。“开放”这个常用词，似乎一下子触到葛罗米柯的某根神经，他一听就把脸沉了下来，眼珠子滴溜滴溜地转了三四秒钟之后，冷冰冰地说：“我们对此并不感到受鼓舞。”会见后，吴学谦对陪同人员说，都什么年代啦，他这个人的思想还这么僵！

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举行的中苏关系正常化政治磋商中，苏方立场之所以长期僵硬，与时任苏联外长的葛罗米柯不无关系。他在发表的文章中，对中方坚持要苏方消除影响这一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颇有微词。

葛罗米柯作为苏联的副外长、第一副外长和外长，与新中国打交道长达30多年。不过，他与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接触并不多。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执政的两个时期，中苏之间的重大事件，大都在党的高层上进行，轮不到他这个外长出来说话。勃列日涅夫当政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已严重恶化，中苏间高层接触完全“停摆”。在我的记忆中，葛罗米柯与中国方面有过以下几次接触。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在苏联访问，逗留了80天。葛罗米柯作为苏联副外长，以政治组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接待工作。那时，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沟通，大事经过苏共领导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小情”则通过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进行，葛罗米柯与我方人员有过接触，但不多。1958年炮击金门那一次，赫鲁晓夫并不知情，便急派葛罗米柯外长前来中国探听虚实。此外，葛罗米柯与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有过几次接触。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葛罗米柯在莫斯科和纽约，曾与中国几位外长分别进行过礼节性会见。

痛苦离去“遗产”丰厚

葛罗米柯生于1909年。1957年，他48岁那年，当上苏联的外交部长。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推行对外政策的主要支柱。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苏共经历了两个短暂的“权力过渡期”。

1985年3月10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葛罗米柯作为“苏共大佬”，力荐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一位苏联朋友让我看了打着“绝密”字样的推荐词复印件。这篇讲话很短，总共只有四五百个俄文词。葛罗米柯称，他之所以推荐戈尔巴乔夫，主要是因为此人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善于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过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因葛罗米柯跟不上其“外交新思维”，遂将这位有“知遇之恩”的“伯乐”安置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样一个虚位上。离开了“外交”这个大舞台，葛罗米柯就不成其为“葛罗米柯”了。1988年，戈尔巴乔夫又对葛进行了“劝退”，以便给自己腾出“主席团主席”这个位子。这个职务一交给苏共中央总书记，“含金量”就大不一样了，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元首（后改为“总统”）。戈尔巴乔夫特意为葛罗米柯安排了一个“欢送”会。我在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面对戈氏一番言不由衷的赞扬，葛罗米柯神态木然，沉思了一阵子之后才静静地说：我此刻是怀着一种十分痛苦的心情离去的。

1989年，葛罗米柯去世，享年80岁。1年多过后，1991年12月25日，当年劝葛氏给自己让位的戈尔巴乔夫，因苏联这座大厦倾倒而无力回天，遂自动退位。次日，苏联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宣告“停止存在”。

葛罗米柯是苏联外交的“六朝元老”，还有“苏联政坛不倒翁”之谐称。更有甚者，有善恶搞者借用莫里哀名剧《一仆二主》的剧名，并改成“一仆六主”“呈献”给葛翁。他在任时间跨度之大，在苏联的对外事务中所占分量之重，“伺主”之多，会见外国政要之众，积累经验之丰富，个性、风格之鲜明，国际知名度之高，在世界现代外交史中，恐怕是不多见的。葛罗米柯留下了一本厚厚的回忆录《永志不忘》和上千万字文献、资料。他这份丰厚的“遗产”还有待于后人认真、深入地加以研究，客观、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说。

罗高寿——苏联—俄罗斯职业外交家

我们中国人常常自豪地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有位外国人用汉字这样写道：“我的朋友遍中国！”放出此“大话”者，何许人也？他就是俄罗斯首任驻华大使、著名汉学家罗高寿。我认识罗先生多年，他是俄罗斯一位大外交家，确有充分理由写出这样七个字，也有足够底气道出这样的心声！

1932年3月1日，罗高寿生于莫斯科，幼年长在中国，在华生活、工作了27年半，此外，来华公干N次，而且，近80高龄时，仍坐着轮椅，多次来我国从事公务活动。

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罗高寿就受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派遣，第一个来中国任特命全权大使。他这次在华工作长达13个春秋。在北京外交使团中，这位俄罗斯大使在任时间之长，与中国缘分之大，对中国了解之深，到过我国城镇之多，交友之众之广，在我国知名度之高，个人魅力之浓烈，可谓绝无仅有。有人称他为“亲华派”。其实，一国之大使，是其派出国的最高正式代表，对于驻在国，无所谓“亲”与“不亲”。如果非要把罗高寿大使归到哪个“派”的话，我觉得，称他为“知华派”比较恰当。他这个人懂得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了解中国人的感情、爱憎、性格。

罗高寿的言行给我的感受颇多，最大的一个是，他对中国有感情，而这种感情是一种自然流露，且又比较深沉，有别于那些一般性的客套话或华丽的辞藻，它源自对中国悠久历史的钦佩，对灿烂中华文化的热爱，对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真谛的熟稔。

“水到渠成”，“你我都有福”

我知道“罗高寿”此名，是50多年前的事了。1960年秋，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翻译班学习时，汉译俄教材中，就有俄文版《水浒传》花和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一故事。翻译老师高铭对我们说，这部小说是由阿历克谢·罗加乔夫译成俄文的，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高雅吉祥、中国味道十足的名字：“罗高寿”。高老师还说，法兰西有两个“仲马”，一大一小，俄罗斯则有两个“罗高寿”，也一大一小，大的就是这位《水浒传》译者，小的那一个，名字叫伊戈尔，也是翻译出身，子承父业，用的是同一个中国名。他曾任苏联驻华大使翻译，听说还给毛主席翻过，并同他老人家一起吃过湖南辣椒，闹得个“满嘴着火”。从这个时候起，小罗高寿这个人，就进入到我的视野。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两党进行“真假马列”大论战，“文革”期间，中苏关系从政治上对立演变为军事上对抗。在长达十六七年时间内，中苏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因此，整整过了24年，即1984年，我才见到了“真人”罗高寿。那时，他已经是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了，我在驻苏联使馆任政务参赞。他50刚出头，高个子，身材匀称，举止儒雅。到了1987年，我才与罗高寿有真正意义上的“零距离”接触。

1987年春，中断达9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得以恢复。我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是钱其琛，他时任副外长，其谈判对手正是这位罗高寿，他当时是苏联副外长。那时，我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中苏划界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两国团长的谈判，轮流在北京、莫斯科两地举行。这是中苏边界的第三次谈判。

在这第三次边界谈判中，罗高寿态度温和，用语平稳，不纠缠细节，遇到分歧时，常常用汉语淡定地说：“让咱们再好好想一想。”他与其前任（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苏方团长）伊利切夫形成鲜明对照，后者在谈判中经常东拉西扯，软磨硬顶，曾任我方团长的韩念龙副外长，无奈地对我们说：“同志们啊，与此公谈，简直是白白浪费生命！”

谈判之余，罗高寿与钱其琛有过不少私下接触，有些不便在谈判桌旁说的话，就在这种非正式场合通通气，甚至“亮亮牌”。也许因为我的汉俄双语记录还不错，钱其琛常常让我跟着他当记录，有时，还当当翻译。

钱其琛第一次宴请罗高寿后喝茶时，这位苏方团长边落座边用汉语说：“从前，我们两国的代表总是‘务虚’。”曾在苏联中央团校学习过的钱其琛，一听就立刻接上话茬，用俄语跟进：“我们俩现在可以‘务实’了。”此言一出，两位团长即相视而笑。我在旁听得这番言简意赅的对话，感到实在是妙：一句话刚出，另一句话即接上，而且，一句汉语，另一句俄语，连接得严丝合缝，但均话中有话。我不由得想起，中苏边界谈判已进行过两次，长达将近10年，曾有人想出这样一句俏皮话，来形容这种马拉松式谈判：“用子弹还没上膛的毛瑟枪打飞鸟，空对空。”中苏两位团长现在聊得这么投机，我因而预感到，这次谈判肯定“有戏”，不会再“空对空”，而是“实打实”啦！

面对这种“务虚”“务实”的默契对话，罗高寿显得很兴奋，顺口来了这么一句：“钱部长，你说得真好，咱们现在可以务实了。汉语有句四个字成语，叫‘水到渠成’。现如今，水到渠成了，你我都有福啊！”

中苏边界问题有两大难点：东段的黑瞎子岛和西段的帕米尔归属。私下与钱其琛交谈时，罗高寿用汉语称之为两块“硬骨头”。他还问在场的我：“李，你是边界问题专家，用‘硬骨头’这三个字来形容，恰不恰当？”我连声答道：恰当，好恰当，真恰当！随后，他轻轻叹了口气说：“我本人完全理解中国同志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关切，不过，我们方面在未来三五年内，恐怕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问题在于内部。”他进一步解释说，苏联在帕米尔地区“存在”已经100多年，而开发黑瞎子岛，也有60年历史了。戈尔巴乔夫（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谢瓦尔德纳泽（时任苏联外长）在内部做工作，而这项工作又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时间。这位苏方团长还说，解决这两大问题的钥匙，在于双方相向而行，做出妥协，以便找到都能接受的划界方案。钱其琛让他预测一下，上述两块“硬骨头”要“啃”下来，得用多长时间。他沉思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说：“钱部长，急不得啊，一二十年吧！”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一预测是准确的，上述两大争议问题的彻底解决，已经是21世纪初的事了。

罗高寿还向钱其琛讲了一段“题外”话，很值得回味。

这段话涉及邓小平同志。罗高寿一说起这位伟人，敬佩之情便油然而生。他说：“‘文革’后中国的局面，能有魄力扭转过来的，只有小平同志一人！”还说，苏联要是也有个“他”（指类似邓小平的人），那就好办得多！另一段讲的则是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反思。他认为，中苏关系那一大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缺的是历史地、客观地、理性地看待和处理两国间积累下来的成堆难题。在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准备材料时，这位苏联副外长在内部说过，苏中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两国国家关系，始于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在华工作的专家。事情应从两方面说。一方面，1958年在中国开始的“大跃进”违反经济规律，特别是废除一系列规章制度，给在华的苏联专家工作造成极大困难，不少人说，再这样的话，实在没法工作下去了。另一方面，中共代表在东欧国家多个党代会上，与赫鲁晓夫等人对着干，令他相当恼火，遂下令一周内从中国撤回全部专家。苏高层许多人不同意这种“急处理”，赫鲁晓夫便派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去华，与中国领导人磋商。周恩来希望专家的速度放缓一些，两三年，最早一年内撤完。阿尔希波夫回国后即向苏共中央主席团（相当于政治局）汇报。与会者听后心情沉重，在会上无一人发言表态。阿尔希波夫还多次求见赫鲁晓夫，但赫以“情况都已清楚”为由，避而不见。罗高寿强调，赫鲁晓夫当时假如理智一些，中苏关系也许还会有转圜的余地。

“划界大臣”是个“难缠的对手”

中苏划界联合专家组组长会谈，也在北京、莫斯科两地轮流举行。双方有个默契，在一轮会谈结束后，接待方的团长就会见对方专家组组长。罗高寿团长第一次会见我时，用汉语轻松地交谈。他称我为“李”，表示亲切，我则以其名字和父名相称，以示尊敬，有时也诙谐地叫他“罗先生”。他一落座，就来了这么一句：“李，你的官可不小啊，比我这个官大出一大块儿。”见我不解其意，便说：“要是放在清朝，你可是个‘划界大臣’呐！”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我听后不由得一笑，好一个幽默汉学家，用汉语恭维人啊，都恭维到家了！

我与苏方组长魏列夏金，各手执一张张大比例尺地图，谈一块块边界地段的划法。我们二人谈得有时比较顺，有时则相当苦，往往是你批我驳的，“火力”相当猛。例如，在黑瞎子岛归属问题上，我总是据理力争，寸土不让，有一次，一口气讲了70分钟，破了单次发言时长的记录。为此，罗高寿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李，我们外长（指谢瓦尔德纳泽）对你这个组长‘很不满意’，称你为‘难缠的对手’。”我也半开玩笑回应道：“面对那么一个大块头（指沙俄占去我国大片领土），我只好接受谢外长送的这个雅号！”碰巧的是，1995年3月28日，我作为驻格鲁吉亚第二任大使，向格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先生递交国书后交谈时，他说：“我记得你，你同苏联方面代表谈过边界问题，曾有人向我反映，你是位难缠的对手。不过，这个嘛，我完全理解，我搞过几年外交，懂得在谈判中，一方总是尽可能多维护本国的利益。”

罗高寿爱幽默，也喜被幽默。有一次，我国一位领导人当面夸他这位中国通，竟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我的一位老朋友朴扬帆女士当的翻译，她立即突发奇想，把此话形象地译为“большая лягушка”（“大青蛙”）。罗高寿一听就乐了，不过，尽量憋住笑。谈话一结束，他就对这位高翻哈哈大笑起来，说：“小朴，你把我译为‘大青蛙’，真是太绝了！”日后，这位“被幽默者”见到我的这位朋友，一再美滋滋地提及这件乐事。其实，在俄罗斯一童话中，“大青蛙”是个爱吹牛的家伙，此乃“坏译”变“好译”，“大青蛙”这一怪译，逗罗高寿大使乐了好些年！

我多次有机会与罗高寿闲聊，因此，对他的中国情缘，多少有些了解。他对我说过，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甚至还是“第一故乡”，因为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出生后刚满月，就随母亲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其父当时在苏联总领馆任职。5岁时，父亲转到驻哈尔滨总领馆工作，他随着又到了这个“东方小莫斯科”，8岁时才随父母回到苏联。他先后3次在苏联—俄罗斯驻华使馆长驻，共十六七年，从职员当到政务参赞，最后攀上“大使”这个外交官阶梯之巅，而且，一干就是10多年。

当我问到他给毛主席当翻译的情景和感受时，罗高寿笑着说：“给主席当翻译纯属偶然。1958年初，我第一次到苏联驻华使馆工作。1960年11月7日晚7时，我们大使尤金同志在使馆举行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你们的礼宾官事先通知使馆：周总理作为主宾出席招待会。我陪着大使早早就站在使馆主楼前，恭候总理的到来。总理一下车就兴奋地说：毛主席一会儿就到。尤金大使一听就喜出望外，而我呢，既兴奋，又害怕，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翻译，可怎么给主席他老人家翻啊？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其实，主席很随和，人又幽默，只是他的湖南口音听不大懂，幸好那天李越然同志在场，是他给主席当的翻译，而我呢，只译我们大使讲的话。”

有一次，罗高寿告诉我，他还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和一些文化名人当过翻译，但给梅兰芳当翻译让他最难忘。他说：“那是1955年，梅大师在苏联进行巡回演出，其精湛的舞台艺术轰动了整个苏联。每次演出前，在剧院大门口，总是聚集着一群群等退票的人，真是一票难求啊！”罗高寿还告诉我一个“秘密”：他信中医，遇到头痛脑热，就吃中药。他说，中医讲辨证，可治本，而西药吃了，虽一时有效，但治标不治本。

有一次，我也告诉罗高寿一个“秘密”：苏联边防军司令派他的“坐骑”，送我们中方专家组一行13人去外地参观。此事说起来，还真有点天方夜谭。有一天，苏联政府代表团团员尼钦将军（来自边防军）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咱们一起坐架专机去外地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我以为他这是开“国际玩笑”呢，笑而不语，可过了两天，苏联边防军司令的图-134专机，果真让他给“借”来了。罗高寿听后用汉语感慨地说：“尼钦这个家伙的确很厉害，他有后门，而且还很硬。”

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作贡献

从新中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经历了42年零86天的风风雨雨：从开始10年的全方位友好，到10年的意识形态对立，再到10年的军事对峙。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苏方深感苏中关系恶化的严重后果，中方也准备着手处理中苏关系问题。经过几次逐步升级的外交回合，1982年9月，双方商定，由副外长级的两国政府特使，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从第一轮到第七轮磋商，中方特使是钱其琛，苏方特使是伊利切夫。在磋商中，中方着重要苏方做些实事，以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苏方则避实就虚，唇枪舌剑，你批我驳，气氛相当“热烈”。

令人意外的是，第一轮政治磋商结束后才20天，即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安德罗波夫继任后1年3个月又去世了。再继任的契尔科在位时间更短，1年1个月后离世。从勃列日涅夫到契尔年科去世，总共才2年4个月。有人称这一时期为“苏联最高权力过渡期”，也有人说是“真空期”。在此期间，苏联“连丧三帅”，同时又是“病夫治国”，中苏政治磋商不大可能取得进展。

1985年3月10日，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他深知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在更换思维僵化的外长葛罗米柯的同时，把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知华派”罗高寿任命为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外长，兼任中苏关系正常化政治磋商苏联政府特使。他是在中苏关系从紧张走向缓和这一转折时期被委以重任的。

1986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第八轮政治磋商，罗高寿首次出马。苏方的基本立场没有变，但罗高寿在谈判方式、用词和说话口气等方面，与前任明显不同。伊利切夫是位哲学家，谈起来理论色彩强，喜欢论战，而且常常软磨硬顶的；罗高寿则比较务实和谨慎。

在第九至十一轮磋商中，苏方的立场逐渐有所松动。在促越从柬撤军方面，罗高寿开始表现出灵活性，不再像其前任那样，说中方提出与苏方谈柬埔寨问题是“找错对象”，而是承认上述问题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一大“重要因素”，说苏联虽不是当事国，但柬埔寨问题的解决确实取决于苏联和中国两家，在会后私下交谈时，谈得就更为坦率，说苏方有向越方施加影响的空间，他本人将尽力在这方面起“建设性”作用。

日后在多次谈判中，罗高寿副外长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同中方相向而行，寻求共同点。在私下交谈中，罗高寿对田副外长说，现在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还引用这样一句俄谚：“小鸡能否成活，到了秋天才算数。”意思是说：中苏关系正常化指日可待了。在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取得进展方面，罗高寿副外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2年3月底，罗高寿作为俄罗斯第二任驻华大使来北京工作。4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接受了罗高寿大使递交的国书，我作为主管俄罗斯的官员参加陪见。俄新任驻华大使礼服左侧上方一枚奖章闪闪发光，颇为抢眼。罗高寿告诉杨主席，他今天特意佩戴周总理1958年授予的“中苏友谊奖章”来递交国书的。杨主席亲切地称他为“中国通”，说他“子承父业”（罗父曾将《水浒传》等名著翻译为俄文）。杨主席特别指出：“罗高寿大使既懂中文，又懂中国，这是大使你的一大优势！”6月24日，钱其琛外长、李鹏总理分别会见罗高寿大使时，也说过类似的话，希望他充分利用好自身特有优势，为中俄关系的发展多做贡献。

罗高寿大使在华工作了整整13个年头，前四年，中俄关系上了三个新台阶：从一般国家关系到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合作伙伴关系，再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9年底，叶利钦总统对我国进行最后一次国事访问，有一回在闲谈中，问及罗高寿在华工作的时间，罗绕着圈子回答：“比您当总统的时间略为短一点。”叶利钦听后握住罗高寿的手说：“我都快退啦！您肯定能破我（在任时间）的纪录！”俄罗斯继任总统普京来华访问时，也问及罗高寿大使在华工作的时间，得知后便说，在中国当大使，时间长一些为好，十年八年，不算长。

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所做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举行了三次边界谈判。1964年2月至7月，第一次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在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双方着重就中俄界约不平等性质进行了辩论，划定边界的条件并不具备。

1969年春夏，在中苏边界东西两段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会晤时，决定恢复两国边界谈判。10月20日，副外长级的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当时，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两国边境地区局势紧张，双方自然不可能务实地解决极为复杂的中苏边界问题。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公开发表讲话，公布缓和苏中关系的几项措施，其中包括同意中方关于在界河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主张。邓小平同志认为，苏方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指示早日与苏方恢复边界谈判，争取把中苏边界划定下来。

1987年2月，第三次中苏边界谈判第一轮会谈在莫斯科举行。我方团长是钱其琛副外长，苏方团长为罗高寿副外长。谈判一开始，钱其琛就指出中俄界约的不平等性质，对此，罗高寿没有像1964年谈判时苏方团长那样，作出激烈的负面回应。于是，双方同意务实解决两国边界问题。钱其琛重申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三项主张：以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对此，罗高寿加以确认，说：“钱部长所说的三条原则，我们表示赞成，只是个别文字表述，还可以推敲推敲。”

当年8月，钱其琛和罗高寿两位团长，在北京举行第二轮会谈。钱其琛提出，可着手进行划界工作谈判，并建议成立联合专家组进行此项工作，罗高寿表示同意。钱其琛团长指定我，罗高寿团长指定魏列夏金副司长为各自组长。

1988年10月，第三轮边界谈判在莫斯科举行。田曾佩副外长出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苏方团长依然是罗高寿。在会谈中，田曾佩团长建议把我们两位组长此前已商定的大部分东段边界肯定下来，罗高寿表示同意。这次边界谈判的焦点是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双方坚持己见，互不相让，相持不下。会外私下交谈时，罗高寿说：苏方开发黑瞎子岛快60年了，居民的生产、生活利益应该加以考虑。田曾佩团长表示，居民的生产、生活利益可以照顾，但首先是黑瞎子岛回归中国。罗高寿表示，黑瞎子岛全部划归中国，苏领导有难处，问题出自内部，苏远东地区的领导人坚决反对把这个地区划归中国，戈尔巴乔夫得慢慢做他们的工作。

当时的中苏边界全长7600多公里，黑瞎子岛的长度只占其1.4%，它的归属成为中苏边界谈判中“一个啃咬不动的硬核桃”。

2000年5月7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三个多月过后，应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到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江主席与普京在小范围会谈中，建议责成两国有关部门就黑瞎子岛归属问题抓紧谈判，尽快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以全面彻底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普京听后说得很干脆：尚未解决的两国边界问题，应该尽快得到解决。两国元首表态了，但落实起来也并非易事。在4年多时间里，中俄领导人、两国外交部负责人及专家，进行了艰苦谈判，到了2004年8月2日，双方代表才把黑瞎子岛的边界线划定下来。可谓好事多磨，但终有善果。

至此，延续整整40年的中苏—中俄边界谈判，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一世界上最复杂的边界问题的全面、彻底解决，为其他一些国家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

驻华大使——“光荣的归宿”

1992年12月11日，我到驻俄罗斯使馆出任公使，正好在当年4月，罗高寿出任俄罗斯驻华大使。有一次，他回国述职，我作为使馆临时代办，邀请他到使馆做客。罗高寿大使一见到我，就激动地用汉语说：“真感谢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名字与父名，尊称）对我的信任！我得尽心尽力，以不辜负总统的期望！”又说：“今年是我的本命年，20多年来，在国内外做过几个比较重要的工作，而‘驻华大使’这个职务分量最重，这是本人一个光荣的归宿！”罗高寿大使见证了中俄关系在3年多时间内上了3个台阶，并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罗高寿特别引以为自豪的是，最先见证“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一新提法的诞生。1996年4月23日下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乘坐专机前来我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途中，把中俄双方在两国联合公报中本已商定的“中俄建设性伙伴关系”一语勾掉，换上“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句，并让俄外交部设法立即向中国江泽民主席征求意见。从俄外交部的特急电文中，罗高寿得知这一新措辞后十分振奋，立刻约告时任副外长张德广。当时，北京已经是晚上八点来钟了，江泽民主席觉得叶利钦这一新提法很好，便当即同意了。对于苏方上述“闪电式提议”，中方也作出“闪电式回应”，由张德广副外长转罗高寿大使再转俄外交部，很快就传到了正在高空中的叶利钦那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一历史定位，从提出到商定，只用了个把钟头时间，而且还是通过“空对地”“地对空”这种罕见的独特方式进行的，它开了国与国间“战略伙伴关系”之先河。

罗高寿在北京当大使七八年后，在莫斯科数度传出他“即将被替换”的说法。不过，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继任的普京那里，却迟迟不见“动静”。在俄罗斯驻外大使中，罗高寿创下了任期最长的纪录：13年又23天。有一次，一位俄罗斯朋友向我开玩笑说：“在我们俄罗斯，换总理易，换罗高寿大使难！”

与同年代从事对华工作的苏联高级外交官相比，罗高寿有一个过人之处：他能够客观地回望中俄关系300多年、中苏关系30多年的风风雨雨，而且，其思维与做法都是“双向”的：既坚定维护他所代表的苏联—俄罗斯的利益，又较好顾及中国的关切与利益。这与基辛格一句名言相契合：“高明的外交既要为本国争得最大利益，也要让对手感到你的所为可以接受。”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连其领导人的治国思路与方式，总是在他的视野和思考之中，“常思忖”则冥冥在起作用。

退而不休，奔波于莫斯科、北京之间

2005年春，罗高寿卸任驻华大使时，早已过了古稀之年。离京前5天，他参照“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一中国名句，用汉字写下这样一幅条幅：“我的朋友遍中国”。罗高寿大使在离任招待会上，动情地对中国朋友们说：“离开你们大家，我会感到很寂寞的！”

2005年5月21日，罗高寿大使离任回到莫斯科。在国内，他退而不休，作为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上院）议员、阿穆尔州（与黑龙江省毗邻）代表，为中俄间交流合作牵线搭桥，长期奔波于莫斯科—北京之间，一直乐此不疲。有一次，他对我一位朋友“神秘地”说：“你大概不会相信，我和老伴把家安在北京城了。女儿学的也是汉语，在这里当常驻记者，已经好几年了。孙子在莫斯科上大学，读的是法律，第一外语亦选了汉语，他同我与女儿一样，也是个‘老北京’，来你们这个古都，大概有二三十次了。”罗高寿还感慨地说：“从父亲到我，再到女儿及孙子，整整四代人，都有一份厚厚的中国缘，而且还是个‘汉语世家’。”

2008年8月8日，罗高寿应邀来华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他对此感到十分荣幸。他从北京回到莫斯科不久，不幸因车祸伤了右腿，走路得靠拐杖，有中国朋友见到此情景时，便过去搀扶，他总是不让，说：“不用，不用，还不到80呐，能算老吗？尽管拄拐了，我并不服‘残’！”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小平同志不是说过吗？‘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而我呢，走路不够利索了，不过，也要记住小平同志的话，‘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边说边拄着拐杖往前迈大步，做出快走的样子。罗高寿晚年腿脚虽然不太灵活，但依然神朗气爽，心宽豁然，思维敏捷，神采奕奕，他诙谐地说：“去八宝山还早呢！”

2012年龙年到来时，罗高寿又用汉字，给我的一位朋友写下这样一句祝福：“龙年大吉！”过后不久，即2012年4月7日，罗高寿先生因病在莫斯科辞世，享年81岁，与其父同寿。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逝者的一些中国老朋友，纷纷给其遗孀发去唁电。普京在唁电中称罗高寿为“俄罗斯优秀的职业外交家”。李立三、李莎之女李英男等罗高寿生前友好，参加了11日举行的罗高寿送别仪式。罗高寿穿着黑色中山服，安卧在鲜花丛中。一名纯粹的俄罗斯人，却穿着中国的传统服装下葬，当我从朋友那里听到这个似乎不可思议的消息时，心头顿时为之一震。灵柩前摆放着“中苏友谊奖章”“中俄友谊奖章”等十二枚生前荣获的勋章、奖章。

在仪式上，我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真诚而准确地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一个“老”字、一个“好”字，真可谓画龙点睛，道出了这位俄罗斯外交家中国情缘之久远与深厚！

罗高寿先生去世前不久，专为《俄罗斯友人看中国》文集（俄文）撰写了一万多字的长篇文章，标题为《中国朋友们常对我们说：“中国是你的第二故乡”》。文章的第一句话是：“罗高寿世家的全部历史都与中国紧密相连。”罗高寿在文中特意强调这样一层意思：中国许多邻国高度重视它的一个原因是，中国领导层有这样一条重要原则：“中国永远不威胁他国，不侵略他国”。他还明确指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只不过是（中国）境外某些势力在有意造谣生事”，“中国的主要原则是要保持国界全线的安宁、和平与稳定，与所有邻国都友好合作。这无疑是对所有亚洲国家而言，同时更是对俄罗斯而说。”

罗高寿先生说得很对，中国的一贯方针是“与所有邻国都友好合作”，这已为中国外交多年来的实践所证明。

谢瓦尔德纳泽——传奇的政治人物

谢瓦尔德纳泽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长，在“常委”中名列第三，是位闻名于世的传奇人物。苏联解体后，他回格鲁吉亚任总统。

1995年3月至1996年11月，我出任中国驻格鲁吉亚第二任大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经常感受到国家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对我国和我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也目睹了他为振兴格鲁吉亚所进行的艰辛努力。

十分看重格中友谊

我先后在四个驻外使馆工作了18年，其中有1／1O的时间是在格鲁吉亚度过的，这1年零8个月令我最为难忘。上至国家元首，下到平民百姓，都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国家，我享受到了在别的国家所享受不到的殊荣：应谢瓦尔德纳泽总统的盛情邀请，我曾有幸多次陪他到外地视察。

有一次，谢总统在一个大型群众集会上谈到国内问题时说：格鲁吉亚目前很困难，我这个总统也很难，但有朋友们支持，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之后，他突然宣布：中国大使现在就同我们格鲁吉亚人在一起，他坐在主席台上。总统接着说，格鲁吉亚人少，只有几百万；但中国人多，有十几亿！几百万加上十几亿，我们的力量就会大出几百倍！话音未落，全场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我随谢总统在外地视察时，一般都注意跟在他的身边。有过好几次，格鲁吉亚人用格语介绍情况，总统一边听，一边主动给我“当翻译”，用俄语扼要地加以解说。总统视察完与我告别时，每次都忘不了说：谢谢大使能来陪我，谢谢大使总是同我们格鲁吉亚人在一起。

在格鲁吉亚工作期间，我常常与谢总统谈反对国家分裂的问题。他讲得很深、很透彻、很动感情。总统说：你们中国有个台湾问题，我们格鲁吉亚则有个阿布哈兹问题。两个问题的实质都是一样的：有人在搞分裂。他动情地说，你们中国要是在北部与我们格鲁吉亚为邻，那该多好啊！可惜的是，“邻居”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是“上帝安排的”。他不止一次说：我敢说，世界上没有哪个领导人比我更能理解中国朋友们的“痛”了，因为只有我才有同样的“痛”；格中两国真是心心相印，是天然的盟友；在所有外国朋友的声援与同情当中，来自远方中国的支持最有分量，最有价值！总统还告诉我，他在内部一再讲，中国朋友们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是一堵又高又厚的墙，谁都别想碰它一碰！

总统外事顾问格拉先生告诉我，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在台湾问题上交代得很明确：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都要听中国大使的，不能“越线”。在具体操作时，有什么事如把握不准，要立即征求中国大使的意见。

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十分尊敬我国领导人，言谈举止间充满着一片深情。

199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告诉谢总统：江泽民主席出访乘坐的专机将于7月2日中午飞越格鲁吉亚领空。总统得知后十分高兴，说他此刻心情比较矛盾：一方面当然希望中国主席的专机能准时、顺利地飞越格鲁吉亚的上空；另一方面则又盼望届时能出点不大不小的“情况”，好让中国主席能从天而降。后来我得知，谢总统特地交代第比利斯机场要做好中国主席的专机临时降落的一切准备。他还让总统礼宾官将他7月2日整天的工作日程空着，以便随时到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7月1日，机场场长请我去“看房子”。原来，机场大楼和机场旅馆已于6月30日提前两天腾出四五十个房间，供江主席和代表团一旦到第比利斯临时休息用。格方朋友说，外国元首乘坐的专机飞越格领空是常有的事，但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只有中国主席一人。

7月2日中午，江主席乘坐的专机飞越格鲁吉亚上空时，机场场长还特地邀我到塔台两个雷达屏幕前观看专机飞行的实况。次日，我向谢总统谈及此事时，他很高兴，风趣地说：还是你大使的面子大，别看我是总统，人家可不让我到塔台雷达屏幕前去享受这种殊荣。

1996年4月中旬，钱其琛副总理对格鲁吉亚进行了正式访问。事前，谢总统吩咐要“按国家元首规格”来接待这位“老朋友”。他亲自与钱副总理会谈，还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和隆重的欢送仪式。两位领导人进行过五六次推心置腹的交谈。钱副总理对这次访问很满意，离开第比利斯之前在迎宾馆“总统楼”对我说，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很热情，把他当作元首接待。

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

1986年秋，我陪我国驻苏联大使李则望同志到过还属于苏联的格鲁吉亚。那时，这个“上帝的后花园”处处鸟语花香，一派歌舞升平。1995年春，我又来到这个国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我到第比利斯不久，恰逢格鲁吉亚独立5周年。这个“独立”是从苏联那里“闹”出来的，对“独立”的到来谁都没有思想准备。这个国家当时处境之艰难，想象力再丰富的人恐怕都难以想象。

我到任前后的整整一周里，使馆里的水龙头连一滴水都流不出来。我到总统府递交国书时，得知连这幢“国家第一楼”的供电也是“说停就停”。礼宾官不敢让我坐电梯去见总统，免得一停电就被困在那个小厢子里。总统府是座老建筑，层距特别高，至少有八九米。按现今民宅层距的标准算，我实际上爬了十八九层楼才到达递交国书的大厅，而且，同行的还有我的夫人和另一名女外交官。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谢瓦尔德纳泽总统也感到束手无策，只好不分昼夜地拼命工作。总统办公厅主任马姆拉泽告诉我，总统每天起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没有歇过一个节假日，也没有休过一天假。

有一次，我陪谢总统去历史名城库塔伊西参加一项庆典。从上午9时到第二天凌晨1时，他连续参加了13项活动，而且大多是步行。途中，只在路旁的特设小摊上随便吃了几口抓饭。深夜1点半，他又飞回首都，上午9时准时到总统府上班。

虽然格鲁吉亚是前苏联著名的避暑胜地，但如今格鲁吉亚的议员们夏天不去休假避暑，而是留在议会大楼里进行没完没了的“热辩”。一次，我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通过电视对这种辩况进行了追踪。谢总统白天处理日常公务，晚上则到议会去辩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清晨两三点钟才“收兵”。

有一次，我对谢总统说，真羡慕他有一副“铁打”的好身板，同时劝告他，机器再好也不能老转，望他注意休息，多加保重。他说：我也知道，我这部“老机器”已经不停地转了好多年，也该歇一歇、休整休整了；可是，国家面临许许多多困难，我哪里有心思休息！

格鲁吉亚人生性勇猛强悍，这在谢瓦尔德纳泽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特别喜欢与平民百姓见面和聊天。有一次，谢总统视察完一个工厂后刚上了车，却又突然从车里走了出来。原来，迎面五六十米远的地方，有一群人正在向他招手。他大步走了过去，把仅有的一名警卫远远甩在后面。人们把他围了起来，你一句我一句地聊。我与同车的总统办公厅主任立马往前赶。我边走边说：这太危险啦！要是蹦出个歹徒来，总统身边连个警卫都没有。主任很委屈地说：有什么法子！你一跟他提，他就跟你急，说：你不要将我与老百姓分隔开！还说：你用不着担心，老百姓无处不在，他们才是我最可靠的警卫员！总统还拿列宁来当“挡箭牌”，说列宁最喜欢见老百姓，最爱与老百姓聊天。总统说，警卫挡道！——这可是列宁说过的话。我对主任说，因为如此，列宁才遭到了卡普兰的暗算，真担心哪一天在总统身边也蹦出个“卡普兰”来！

这还真应了一句外国老话：说祸祸就到。1995年8月29日晚，谢总统在议会大院内上了车正准备离开时，车外突然发生了猛烈爆炸。我当时正在莫斯科出差，从俄罗斯电视台的实况中看到，谢先生满脸是血，可他还站在街头滔滔不绝，怒斥恐怖分子无耻下流。事后，总统办公厅主任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时的险境。爆炸时飞出好些弹片，有的穿透了总统那辆伏尔加牌“老爷车”的钢板和玻璃，其中一块擦破总统右眼角飞走。主任说，幸好当时他就坐在总统身边，猛地将其头部往下按，这样，谢总统才躲过了这一劫。后来，“奔驰”老板送给谢总统一辆防弹车。车是换了，但总统对个人安危还是那样置之度外。

2003年11月20日，谢瓦尔德纳泽平静地退出了国家的政治舞台。

协助戈尔巴乔夫解开中苏关系“死结”

1985年春，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起用与昔日的苏联外交没有瓜葛的谢瓦尔德纳泽（时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把手）取代葛罗米柯出任外长，并赋予他很大的实权和很高的地位，使之成为自己的“密友”、苏联最高层的一位“顶尖级”人物。

谢瓦尔德纳泽这匹“黑马”一出现，就在苏联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然而不久，这个当时普遍不被看好，甚至还遭到一些“外交老油子”冷嘲热讽的格鲁吉亚人，竟然帮着戈尔巴乔夫接连出手一张张“大牌”：收缩苏联在全球的外交、军事战线，调整对美、对华关系，从阿富汗撤军，降低在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的驻军水平，逐步减少以至停止援助越南侵略柬埔寨……

缓和苏中关系，这是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的基本内容之一。谢瓦尔德纳泽与戈尔巴乔夫的“志同道合”，也反映在这一重大问题上。谢瓦尔德纳泽出任外长后，在内部曾多次谈到苏中关系问题。据透露，他的有关言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苏中对立对抗了2O多年，这对双方都毫无好处，相反，两国为此都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苏联自己就白白消耗掉至少5000亿卢布，按当年的汇率算，达八九千亿美元之巨。二、对于苏中关系的恶化，苏联方面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和过错。三、苏中关系反常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应与中方相向而行，尽早加以改变。

在小平同志的一再力促下，也在谢外长的辅佐下，戈尔巴乔夫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慢慢前行。1989年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小平同志与他的会见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已经水到渠成。

谢瓦尔德纳泽作为外长，为中苏边界线走向的划定作过努力，我本人就是见证人。他在任期间，我曾率领由十多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与苏方代表进行划界谈判。就我方而言，与苏方举行这次划界谈判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多地争回本应属于我国的、但在苏方控制下的领土。中苏双方代表谈了两年多，结果比预料的要好。应该说，在这方面，谢外长的善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95年春，我到格鲁吉亚出任大使。有一次，与谢瓦尔德纳泽总统谈及当年中苏划界谈判，我特别强调，这次谈判是在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与钱其琛外长的共同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总统说：我记得这次谈判，也记得你；我听他们说过，你是一位“困难的”谈判对手；你们两个人（指我和苏方代表）当时争得很凶。总统还说，苏中边界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对此他感到很高兴。

在处理对华关系的大思路、大手笔中，在他对待苏中领土争议的态度上，都反映出谢瓦尔德纳泽的智慧与胆识。

谢氏“黑幽默”

格鲁吉亚人生性幽默，而谢瓦尔德纳泽出生的古利亚地区则是格鲁吉亚幽默文化的摇篮。谢先生的幽默在格鲁吉亚是尽人皆知的。我这个外国大使就被这位“格鲁吉亚头号幽默大师”“幽默”过两回。

1996年11月27日，我去向谢总统辞行。此时，总统府的供电情况已大有改善，可以不用爬楼梯了。谢总统一坐下来就“绷着脸”，“没头没脑”地抛出了两句特硬的话：“我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这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回！”我一听吓了一大跳，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晓得两国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以致“激怒”一国之君，一见面劈头就“迁怒”于我？！在这一瞬间，我心里感到特别委屈，甚至埋怨起“家里”来：发生这么大的事，为何不事先给我打个招呼？！谢总统发现坐在对面的我实在太木，于是使出一个特有的“谢氏眼神”，狡黠中透着善意，同时，还提高了嗓门，让每一个字都有节奏地从嘴里蹦出：“我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这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回！”这下我才从“噩梦”中惊醒，在总统“吼”了两次的“抗议”声中悟出了他要挽留我的一片深情，一股一辈子也难得几回的暖流顿时流遍了我的全身。

还有一次，谢总统在外地视察时，远远发现一个人，便拉着我的手走了过去，“没头没脑”地给我介绍：绍塔，斯大林党！原来，这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小党——斯大林党的主席。谢总统对绍塔笑嘻嘻地说：你不是要竞选总统吗？我给你这位老朋友支个招，肯定灵！然后，总统向着我努了努嘴，贴着绍塔的右耳说：好家伙，十几亿张选票哪！之后，他又狡黠地、似问非问地对我说：斯大林党！大使能不给它个机会吗？！总统还没等我说话，就冲着绍塔哈哈大笑，说：你看，你看，那么些“天文数字”般的人站在你那一边，我还敢同你争！

2003年初，在某一大国策划下，格鲁吉亚的反对派发动“倒谢”运动，到了年底，“拥谢派”和“倒谢派”的对抗发展到首都街头上。谢瓦尔德纳泽为了避免产生流血事件，于11月22日在议会宣布辞去总统一职。近10年来，他一直静养于家，偶尔也写一写回忆录，追忆那多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