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部视角_柏林共和时代的德国法学-QQ阅读男生都市网

书名：柏林共和时代的德国法学
作者名：(德)托马斯·杜斐斯特凡·鲁珀特
本章字数：8213字
更新时间：2022-09-02 16:31:09

二、内部视角

特定于柏林共和时代的那种法学其实是不存在的。收录于本文集的各篇文章所得出的结论，既是这些时代见证者对大量趋势的观察，也是一些对本学科相近或相反的感知。他们大多将1990年视为转折点。新的进展处于传统与延续性的对立面，从一个分支领域所得出的观察也未必适用于另一个领域。因此，对于柏林共和时代的法学，下文将不试图描绘出一幅同质性画面。毋宁说，我们不过是将之前四次专题研讨会中的论文与讨论，结集出版而成本书。

（一）作为法学难题的德国统一

两德统一标志着柏林共和时代真正到来，也抛出了大量特殊的法学难题。东德的法学家极少参加学术与实践的相关讨论。受累于政治上的各种牵连，他们承受着研究对象即民主德国的法全面消失的痛苦（参见Röthel）。那些来自西德的同行则主导着全德国的讨论，即便是那些新成立的法学院，他们多数也支持不制定新宪法的决定，他们参与过所有权争议（参见Magen，　Ruppert），并在德意志第二个政治旧史（Vergangenheitspolitik）的象征话题（Symbolthema）下进行过激烈讨论：对柏林墙镇守事件进行刑事定罪的可能性（参见Ambos，　Ruppert）。然而，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对日常政治讨论的影响力（参见Hoeren，　Ruppert）。统一之后的法权（Einheitsfolgenrecht），尽管如此多样，却只在个别情形下影响到了柏林共和时代的法学讨论。

（二）欧洲化、国际化与全球化

两德统一无疑是冷战结束之最醒目的标志，而20世纪最后十年内全球化的加速，则是这个年代的第二个标记。因此，多位作者认为“柏林共和”这个时代概念过于被德国视角所影响（参见Thiessen，　Tröger）。实际上，所有法领域的欧洲化都在柏林共和时代自然发生。许多新兴法领域的形成的确要归功于欧洲的动力，例如反歧视法和规制法（Regulierungsrecht）（参见Mangold，　Magen）。此外，诸如集体劳动法、社会法或刑法，虽然从布鲁塞尔所获的立法推动较少（参见Bender，　Graser，　Kubiciel），却依然需要考量欧洲语境。在这一过程中，德国法学的方法和论证模式，不再总能对接其他欧洲国家（参见Schuppert对Oliver　Lepsius的引用^注44）。作为一个学科，欧洲法自身经历了其所预期的成长。例如在国家法领域，核心议题包括基本权利、欧洲的宪治化以及欧盟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当欧洲法的代表捍卫着不断深化的欧洲一体化时，这种对自身研究对象的进取态度在过去十年却造成了撕裂，于是民族国家的视角重新回归这个学科（参见Schorkopf）。但是这种发展正在超越欧洲一体化：法学讨论逐渐融入全球语境，而离开了欧洲中心视角（参见Duve，　Pfeiffer）。在资本市场法领域，经济思维模式正在靠近盎格鲁-撒克逊范式。莱茵资本主义（Rheinischer　Kapitalismus）的观念——企业不应直接被视为可交易商品——已经被击败（参见Thiessen，　Tröger）。一方面服务于企业融资，另一方面服务于养老保险的股票，已经转变为可自由交易，银行则失去了对企业的直接影响。波恩共和时代的德国股份公司无法在全球资本市场存活下去；以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为范，对企业管理透明度的要求也日益增高（参见Thiessen，　Tröger）。总体而言，德国教授开始习惯于英美法讨论的（形式）语言（参见Schorkopf）。毫无意外，各个法秩序愈发脱离国家框架而逐渐跨国化，这也造成比较法（参见Röthel）与国际私法（参见Pfeiffer）的繁荣。在国际讨论中，真正的国际法比欧洲法更有存在感。两德统一所提升的重要性反映于此：“与波恩共和时代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德国重新开始成为活跃于北约之外的军事力量。通过1994年联邦宪法法院第二庭的解释性突破，这一变化成为可能。”（参见Schorkopf）此外，一个跨国性法发展的典型例子是反歧视法，它于德国而言相对新颖，同时又明显与柏林共和紧密相关。这主要归功于“从波恩共和国中的同质性想象（Homogenitätsvorstellungen）向多样且多彩之柏林共和国理想的转变”（参见Mangold）。

（三）私有化、经济化与国家任务的扩张

一场深远的私有化讨论主导了柏林共和时代头20年。柏林共和是一种“经济的共和”（参见Thiessen对Knut　Wolfgang　Nörr的借鉴）。20世纪70年代对计划的亢奋（Planungseuphorie）最终导向对法的调控能力与私有化讨论的怀疑。以前国家所履行的基础设施任务，诸如在铁路、邮政和通信等领域内，如今已经让位于一种新的国家性“保障责任”（参见Magen，　Schuppert）。这一发展既与不断扩张的国家任务形成对比，又因财政紧缺而被持续推广。通常这并不是将国家任务移交给私人部门，而是一次被规制的自我规制，或是“国家与非国家参与者”新一次“连接为规制性网络”（参见Bender）。由于人口结构变化与卫生事业的开支增长，社会国（Sozialstaat）承受着巨大的支出压力，但基于护理保险或者母亲退休金（Mütterrente）的理由却仍在持续寻求着新的任务（参见Graser）。在这种形势下，经济学范式成为一个提高国家行政效率的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竞争观念，引发了欧洲层面的范式转变，导致了“行政法的广泛经济化”，国家法（参见Graser，　Krüper，　Magen）与家庭法（参见Röthel）亦然，这也体现为仲裁法庭与非正式纠纷解决的意义上升（参见Pfeiffer）。与之相对，过去的几年却兴起一股强烈的反向发展。“假如国家将经济性的效率概念单独交给股份公司，那么股份公司就不仅作为经济实体，更作为政治实体而过于重要。根据国家的理解，股份公司从来都不是现在也不是股东的私人组织。”（参见Thiessen）^注45公司治理准则（Corporate　Governance　Kodex）或者妇女比例（Frauenquote）已清楚表明，在柏林共和时代出现了一个民法的政治化趋势（参见Thiessen，　Tröger）。此外也可以观察到，法学讨论发生某种程度的道德化，人们更愿意站在“正确的”、进步的一边（参见Ruppert，　Schorkopf；与此相对，则是关于婚姻法教义化的判断——Röthel）。对于法学而言，柏林城区普伦茨劳贝格中毕德麦耶式的安逸悠闲，偶尔也成为“柏林共和时代的典范居落”（参见Auer）。^注46

（四）面对新敌人的（刑事）法学

2001年的“9·11”事件对法学当然不会没有影响。关于自由与安全之间适当平衡的政治讨论，在新感知到身处威胁的特殊语境下被译介到柏林共和国，或许人们可以将之回溯于雅各布斯（Günther　Jakobs）在1999年所提出的敌人刑法（Feindstrafrecht）观念。对此，库比彻尔（Michael　Kubiciel）和哈姆（Rainer　Hamm）的论文以不同的视角，反映出围绕这些问题的各种争执。哈姆认为，不断要求“刑事司法的良性运作”最终反而会损害公正程序。“司法程式的固有价值”——按照他的错误理解，在刑法实体法的执行过程中会让位于各种效率观点。从这一角度出发，法治国下程序性保障的消逝，对受害者保护的强调，扩大化的“辩诉交易”，以及根据《刑法》第153a条而不断增加的诉讼终止，都标志着法治国的保证在柏林共和时代的瓦解趋势。库比彻尔并未直接反对这样的评价，而是将其定性为结构性保守且无法充分参与国际讨论的观点。他支持一种积极面对不断变化之社会现实的刑法学。环境刑法与经济刑法成为刑法学的新领域（亦成为国际法的新领域，参见Schorkopf），它们不仅“想要自守家业阻碍发展，而且应当［……］——相较于迄今为止而言更加强烈地——通过议程设定的方式显现出来”。一段讨论的平复之后，库比彻尔观察到报复论的加强、法益概念的相对化以及对犯罪论的意兴阑珊。两位作者都观察到，刑法的“宏大理论”正失去意义，一种褒贬不一的新实用主义将取而代之。

（五）尽管学科边界模糊以及宪治化，但制度惯性仍然存在

教义学科（dogmatischer　Fach）与基础学科（Grundlagenfach）的划分一如既往地在法学院和课程体系中占着主导地位。这种逻辑决定着未来的教授聘任机会，并随着越来越多学术课程的设置更强烈地引导着学生的注意力。与此同时，私法与公法之间的很多传统界限已经变得十分脆弱，尽管这种变化尚未体现在教席名称上（参见Pfeiffer）。此外，基础学科对教义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这可见于新的规制法（参见Magen）。各个法领域的宪治化（Konstitutionalisierung）也是柏林共和时代之法学的标志（参见Mangold，　Röthel）。对德国而言，堪为新生事物的反歧视法有着确切的宪法根基，在这一地基上则加盖了一种民法性的上层建筑（参见Mangold）。细加考量，应用科技大学中法律教育的扩张也造成资源性的增长，这尤其涉及一些与实践相关的专业，例如家庭法与社会法（参见Röthel，　Graser）。这两个专业都对长期以来为政治所影响的讨论做出教义化与去政治化的回应。可见，当人们选择留在“波恩”，似乎是为了避免来自“柏林”的冲击，或至少能够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以思考后续的法律定位（Einordnung）。

（六）基础学科的地位

在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教义学科与基础学科之间的权重关系造成对学科基础的重压。在这样窘迫的制度状况下，德国科学委员会在2012年明确建议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但至今却无所改善。相悖于大趋势，法律史教席的数量依然在下降（其他基础科目亦然），尽管由于积极参与第三方基金所支持的研究，法律史学在过去25年颇有成绩与创见。作为独立的学科，法社会学的教席正持续在流失。但是这并不等同于其专业影响的式微。例如，历史与社会的解释模型，甚至慢慢开始进入那些更偏重教义的学科讨论^注47（参见Auer，　Bender，　Duve，　Pfeiffer，　Schuppert）。历史学思考方法不再流行之处，则通过社会学或比较法获得补偿（“外国作为论据”——参见Röthel）。若对基础学科缺乏重视，则会受到应有的批判（参见Kubiciel）。

在主题上，可以察觉基础学科的某种新动向。玛丽埃塔·奥尔（Marietta　Auer）将其描述为：“法理学研究因重申跨学科性而发生碎片化；在法适用发生广泛的欧洲化与国际化之后，法概念与法源学说也随之发生多元化。”规范秩序的形成超然于国家，不只受到精英研究集群，实则受到所有基础学科的关注，这些学科越来越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及哲学家等的交流。但是对于法学中那些致力于强化学科性与自身教义的学科而言，通过跨学科性而引发知识接触却似乎造成破坏，这也许会使人忧心（参见Auer，　Duve，　Schuppert）。特别是所谓“诸神的回归”，在很多领域引发了针对作为规范性的法与宗教之间关系，以及针对其相关学科之间关系的追问（参见Duve，　Schuppert）。

（七）方法转向

一些法学家在本书中趋向性地抨击了对方法问题的讨论缺失（参见Kubiciel，　Pfeiffer）。关于方法的深入讨论，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危机模式下（参见Duve）。此论调也可能在柏林共和之前就已经出现。首先，舒佩特（Gunnar　Folke　Schuppert）与马根（Stefan　Magen）描述了在公法领域的一次根本性方法转向。“除了高权的法律执行，还有合意的和信息的；除了公法性的，还有私法性的实施机制。［……］只有使用广阔视角将法学理解为规制科学，才能够理解深刻影响现代国家性的规制框架多样性。”（参见Schuppert）马根将新的“调控学的方法论热潮”稍作相对化处理，但也描述了大量新规制工具的教义化。值得注目的是，行政法的实验场无法触及社会法等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参见Graser）。一种新的将程序合法性相对化的方法实用主义也部分地受到批判（参见Hamm）。相反，在民法与刑法领域，却显然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方法延续性。家庭法尤为如此。来自布鲁塞尔的对传统方法准则（Methodenkanon）的侵犯，比如在反歧视法领域，大多数马上遭到严厉拒绝。与欧洲化和国际化的趋势相对，德国仍存在着民族国家的法（参见Kubiciel，　Pfeiffer）进行自我宣称的倾向。

（八）连续性

本书的多篇文章都强调波恩共和与柏林共和之间的延续性。当涉及债法与家庭法时，这种延续性最为显著。“德国统一后的家庭法，诸如对理论讨论、研究方式与成果的基本观察，都突破了‘旧’联邦德国的主题与方法空间。”（参见Röthel）在民法两千年的传统中，一次深入的债法改革虽然取得了买卖法重大修改的成果（参见Seinecke），但所涉讨论的参照点从来都不是新的（参见Rückert）。虽然所谓的社会问题触及债法体系，但改革所处的更为长远的传统线索，显然并非柏林共和国的新创（参见Rückert，　Foljanty，　Pierson，　Seinecke）。在商法和公司法领域，这样的参照系从1870年至今几乎没有变得更严格。在这一领域，新法律的创制频率同一般的民法领域一样（参见Thiessen）。在国家法的讨论中，相较于国家组织法，基本权利依然占据主导（参见Krüper）。绍尔科普夫（Frank　Schorkopf）谈及了修正的连续性，并提到开放的国家性，亦即某种面对主权国家的自由及其通过多边主义的补偿时而持续存在的忧虑。联邦宪法法院将其视为连续性的沉锚。尽管行政法在“环境法的实验场”找到了新的规制形式，然而，这样的新形式本质上只是面对原有的主要由系统论所证立的有关法调控能力的怀疑所作出的反应（参见Magen）。此外，在法学理论方面，许多讨论依然围绕于康德和凯尔森（参见Auer），法律史学则在对新领域尤其是公法新领域的开拓之外，依然追随既有主题的潮流（参见Duve）。

（九）立法、司法与法学的关系

关于经典法源理论的认知，本书的各篇文章存在差异。在国家法中，联邦宪法法院的主导地位获得进一步扩大（参见Schorkopf），在家庭法等其他学科中，联邦宪法法院则引导着“宪治化”（参见Röthel）。有鉴于此，一本文集谈到了“去边界的法院”。^注48例如，联邦宪法法院直接从宪法中解读出至多允许15名超额议员席位（Überhangmandat），尽管司法解释的艺术受到公认，但这种处理依旧出人意料，并且引发了对宪法法院与立法机关之关系的追问（参见Ruppert）。然而，由于法院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声誉，立法机关若提出批评须面临风险。此外，在大法官的铨选实践中所形成的某种垄断，也有碍于其他人批评那些任职于联邦宪法法院的教授们。在国际刑法领域，那些主事的行政官员，尤其也有德国法学家，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构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参见Ambos，　Schorkopf），而对于国内刑法学的讨论却明显可以察觉出学科影响力的衰退（参见Kubiciel）。有所不同的是，债法改革显著地参考了重要民法学者的前期工作（参见Rückert）。在商法和公司法领域，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学者以及有学术追求的律师之间的传统纽带正逐渐弱化，而作为“法律设计者”的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之重要性正日益增强（参见Thiessen）。总体而言，法学研究对于司法与立法的影响力正日趋衰退。尤其法院只是在固守于本国法的应用，而且法学也经常被感受为更多地在被动反应而更少地在主动塑造，这一状况显然比柏林共和的时间更为悠久（参见Graser）。对“外包式”立法观察，也涉及大型律所的专业化律师，他们完全与学界享有平等地位。

（十）数字化与媒介转向

媒体多元外加电视、广播的私人提供，到互联网的广泛分布与数字化，新媒介的多样化为柏林共和时代的不同时期留下了深刻印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守的法学似乎错过了这场变化所带来的显著影响。此外，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信息学（Rechtsinformatik）正在消亡，其继续发展的尝试并未成功（参见Hoeren）。不考虑在跨区域日报上发表文章的资深撰稿人，法学家在新旧媒体上的克制十分引人注目。法官与律师在法庭中的风格完全被固化，与之相对，至少在大型律所，营销的概念持续扩大。此外，教学现代化通过新媒体而实现，这一点在法学领域却明显滞后（参见Hoeren）。类似的滞后同样发生在法学的出版形式上，开源出版至今不被认可，读者仍需要为出版物支付费用。无可争议的是，“学术研究的媒介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参见Duve），但是法学家自身却很少意识到这种影响，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本书中的多篇论文都对此疏于阐发呢？也许，在今后数年或数十年之后，研究实践的改变才能更清晰地呈现。

参考文献

Peter-Alexis Albrecht，　»Anmerkungen　zum　Verfall　der　Wissenschaft　an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in：　Kr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92　（2009），　S．　266-271．

Fritz　René Allemann，　Bonn　ist　nicht　Weimar，　Köln，　Berlin　1956．

Michael　C．Bienert　u．　a．　（Hg．），　Die　Berliner　Republik．　Beiträge　zur　deutschen　Zeitgeschichte　seit　1990，　Berlin　2013．

William　Dinkel，　Judith　Wagner，　»Wer　stellt　Anträge　bei　der　DFG?　Antragsentwicklung　und　Antragstellerschaft　im　Spiegel　der　Statistik«，　in：　DFG　infobrief　I　（2015），　S．　I-II．

Anselm Doering-Manteuffel，　Lutz　Raphael，　Nach　dem　Boom．　Perspektiven　auf　die　Zeitgeschichte　seit　1970，　Göttingen　³2012．

—，　»Nach　dem　Boom．　Neue　Einsichten　und　Erklärungsversuche«，　in：　Anselm　Doering-Manteuffel　u．　a．　（Hg．），　Vorgeschichte　der　Gegenwart．　Dimensionen　des　Strukturbruchs　nach　dem　Boom，　Göttingen　2016，　S．　9-34．

Thomas Duve，　»Rechtsgeschichte—Traditionen　und　Perspektiven«，　in：　Kr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97　（2014），　S．　96-132．

—，　»Internationalisierung　und　Transnationalisier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in：　Dieter　Grimm　u．　a．　（Hg．），　Rechtswege．　Kontextsensible　Rechtswissenschaft　vor　der　transnationalen　Herausforderung，　Baden-Baden　2015，　S．　167-195．

Christoph　Engel，　Wolfgang　Schön　（Hg．），　Das　Proprium　der　Rechtswissenschaft，　Tübingen　2007．

Ulf Engel，　»Introduction«，　in：　Ulf　Engel　u．　a．　（Hg．），　1989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Leipzig　2015，　S．　7-32．

Andreas Fischer-Lescano，　»Guttenberg　oder　der　›Sieg　der　Wissenschaft‹?«，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2　（2012），　S．　53-62．

Andreas Fleckner，　»Tussen　societas　en　universitas．　De　beursvennootschap　en　haar　aandeelhouders　in　historisch　perspectief　（Rezension）«，　in：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Germanistische　Abteilung　133　（2016），　S．　671-675．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Förderatlas　2015．　Kennzahlen　zur　öffentlich　finanzierten　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Meckenheim　2015．

Andreas　Funke，　Jörn　Lüdemann　（Hg．），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Wissenschaftstheorie，　Tübingen　2009．

Manfred Görtemaker，　Die　Berliner　Republik．　Wiedervereinigung　und　Neuorientierung，　Berlin　2009．

Dieter Grimm，　Die　Zukunft　der　Verfassung　II．　Auswirkungen　von　Europäisierung　und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2012．

Ulrich　Herb，　»Empfehlungen，　Stellungnahmen，　Deklarationen　und　Aktivitäten　wissenschaftspolitischer　Akteure　zur　Gestaltung　des　wissenschaftlichen　Kommunikationssystems«，　in：　Peter　Weingart，　Niels　Taubert　（Hg．），　Wissenschaftliches　Publizieren．　Zwischen　Digitalisierung，　Leistungsmessung，　Ökonomisierung　und　medialer　Beobachtung，　Berlin，　Boston　（MA）2016，　S．　147-177．

Eric　Hilgendorf，　Helmuth　Schulze-Fielitz　（Hg．），　Selbstreflexion　der　Rechtswissenschaft，　Mohr　Siebeck　2015．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Die　deutschen　Hochschulen　internationalisieren!　Internationale　Strategie　der　HRK．　Sprachenpolitik　an　deutschen　Hochschulen，　Bonn　2012．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Juristenausbildung　heute．　Zwischen　Berlin　und　Bologna，　Bonn　2014．

Thomas Hoeren，　»Elektronische　Medien«，　in：　Willoweit，　Dietmar　（Hg．），　Rechtswissenschaft　und　Rechtsliteratur　im　20．　Jahrhundert．　Mit　Beiträgen　zur　Entwicklung　des　Verlages　C．　H．　Beck，　München　2007，　S．　1173-1190．

Hagen　Hof，　Peter　Götz　von　Olenhusen　（Hg．），　Rechtsgestaltung—Rechtskritik—Konkurrenz　von　Rechtsordnungen　...．　Neue　Akzente　für　die　Juristenausbildung，　Baden-Baden　2012．

Hermann　Hoffmann，　Andreas　Maurer，　»Entstaatlichung　der　Justiz．　Empirische　Belege　zum　Bedeutungsverlust　staatlicher　Gerichte　für　internationale　Wirtschaftsstreitigkeiten«，　in：　Zeitschrift　für　Rechtssoziologie　31　（2010），　S．　279-302．

Christoph　Hubich，　»Kommerzialisierung　von　Forschung　und　Wissenschaft«，　in：　Matthias　Kettner，　Peter　Koslowski　（Hg．），　Ökonomisierung　und　Kommerzialisierung　der　Gesellschaft．　Wirtschaftsphilosophische　Unterscheidungen，　Paderborn　2011，　S．　159-176．

Eckhard　Jesse，　Systemwechsel　in　Deutschland．　1918/19—1933—1945/49—1989/90，　Köln，　Weimar，　Wien　2011．

Matthias　Jestaedt，　»Wissenschaft　im　Recht．　Rechtsdogmatik　im　Wissenschaftsvergleich«，　in：　JuristenZeitung　69　（2014），　S．　1-12．

Matthias　Jestaedt，　in：　Oliver　Lepsius　（Hg．），　Rechtswissenschaftstheorie，　Tübingen　2008．

Matthias　Jestaedt　u．　a．　（Hg．），　Das　entgrenzte　Gericht．　Eine　kritische　Bilanz　nach　sechzig　Jahren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erlin　2011．

Johan　Matthijs　de Jongh，　Tussen　societas　en　universitas．　De　beursvennootschap　en　haar　aandeelhouders　in　historisch　perspectief，　Deventer　2014．

Stefan　Kadelbach，　Klaus　Günther，　»Recht　ohne　Staat?«，　in：　Stefan　Kadelbach，　Klaus　Günther　（Hg．），　Recht　ohne　Staat?　Zur　Normativität　nichtstaatlicher　Rechtsetzung，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2011，　S．　9-48．

Jürgen　Kocka，　1989—eine　transnationale　Revolution　und　ihre　Folgen，　Warschau　2010．

Wilhelm　Krull，　»Neue　Entwicklungen　in　der　Hochschulpolitik　und　ihre　Folgen　für　die　Rechtswissenschaften«，　in：　Eric　Hilgendorf，　Helmuth　Schulze-Fielitz　（Hg．），　Selbstreflexion　der　Rechtswissenschaft，　Tübingen　2015，　S．　243-259．

Oliver Lepsius，　»Problemzugänge　und　Denktraditionen　im　öffentlichen　Recht«，　in：　Eric　Hilgendorf，　Helmuth　Schulze-Fielitz　（Hg．），　Selbstreflexion　der　Rechtswissenschaft，　Tübingen　2015，　S．　53-92．

—，　Relationen：　Plädoyer　für　eine　bessere　Rechtswissenschaft，　Tübingen　2016．

Susanne Lepsius，　»Stellung　und　Bedeutung　der　Grundlagenfächer　im　juristischen　Studium　in　Deutschland—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Rechtsgeschichte«，　in：　Zeitschrift　für　Didaktik　der　Rechtswissenschaft　3　（2016），　S．　206-241．

Inga Markovits，　Gerechtigkeit　in　Lüritz．　Eine　ost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　München　2006．

Norman　Müller，　Martin　Schallbruch，　PC-Ratgeber　für　Juristen．　Textverarbeitung．　Datenbanken．　Internet，　Berlin　1999．

Heinrich　Parthey，　»Formen　der　Forschung　und　Publikation　im　Wandel　der　Wissenschaft«，　in：　Heinrich　Parthey，　Walther　Umstätter　（Hg．），　Forschung　und　Publikation　in　der　Wissenschaft．　Wissenschaftsforschung　Jahrbuch　2013，　Berlin　2013，　S．　9-26．

Angela　Pohl，　Ivo　Vogel，　»Die　digitale　Welt　des　Rechts：　Von　den　Anfängen　des　Internets　bis　zur　Virtuellen　Fachbibliothek　Recht«，　in：　Detlev　Fischer，　Marcus　Obert　（Hg．），　Festschrift　für　Dietrich　Pannier　zum　65．　Geburtstag　am　24．　Juni　2010，　Köln　2010，　S．　349-372．

Wolfgang　Prinz，　Peter　Weingart，　»Innenansichten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r　Forschung：　Einleitende　Bemerkungen«，　in：　Wolfgang　Prinz，　Peter　Weingart　（Hg．），　Die　sog．　Geisteswissenschaften．　Innenansichten，　Frankfurt　am　Main　1990，　S．　9-23．

Jürgen　Renn，　Malcolm　H．　Hyman，　»The　Globalization　of　Knowledge　in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in：　Jürgen　Renn　（Hg．），　The　Globalization　of　Knowledge　in　History，　Berlin　2012，　S．　15-44．

Bernd Rüthers，　»Regimewechsel　als　Rechts-　und　Juristenkrisen«，　in：　Julian　Krüper，　Heiko　Sauer　（Hg．），　Staat　und　Recht　in　Teilung　und　Einheit，　Tübingen　2011，　S．　68-87．

—，　Die　heimliche　Revolution　vom　Rechtsstaat　zum　Richterstaat．　Verfassung　und　Methoden．　Ein　Essay，　Tübingen　²2016．

Axel　Schildt，　Detlef　Siegfried，　Deutsche　Kulturgeschichte：　Die　Bundesrepublik　von　1945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　2009．

Christoph　Schönberger，　Der　»German　Approach«．　Die　deutsche　Staatsrechtslehre　im　Wissenschaftsvergleich，　Tübingen　2015．

Ulrike　Schultz，　»Bisher　wenig　Wechsel　im　Genderregime　an　deutschen　juristischen　Fakultäten．　Kommentar　zum　Artikel　von　Margaret　Thornton：　The　Changing　Gender　Regime　in　the　Neoliberal　Legal　Academy«，　in：　Zeitschrift　für　Rechtssoziologie　33　（2012/2013），　S．　253-264．

Ulrich Sieber，　»Rechtliche　Ordnung　in　einer　globalen　Welt．　Die　Entwicklung　zu　einem　fragmentierten　System　von　nationalen，　internationalen　und　privaten　Normen«，　in：　Rechtstheorie　41　（2010），　S．　151-198．

Felix Stalder，　Kultur　der　Digitalität，　Berlin　2016．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Studierende．　Studienfach　Rechtswissenschaft．　Deutschland，　Webseite　2017，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Indikatoren/LangeReihen/Bildung/lrbil03．html〉．

Rudolf Stichweh，　Wissenschaft，　Universität，　Professionen．　Soziologische　Analysen，　Frankfurt　am　Main　²2013．

Wolfgang　Streeck，　»Von　der　Gesellschaftssteuerung　zur　sozialen　Kontrolle．　Rückblick　auf　ein　halbes　Jahrhundert　Soziologie　in　Theorie　und　Praxis«，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60　（2015），　S．　63-80．

Henning　Sußebach，　»Bionade-Biedermeier«，　in：　ZEIT　magazin　46　（2007），　S．　44-51．

Carolin　Sutter，　»Zum　Stand　des　digitalen　Lehrens　und　Lernens　in　juristischen　Studiengängen　in　Deutschland—Folgerungen　für　Hochschullehre　und　Hochschullehrende«，　in：　Zeitschrift　für　Didaktik　der　Rechtswissenschaft　3　（2016），　S．　44-70．

Niels　Taubert，　Peter　Weingart，　»Wandel　des　wissenschaftlichen　Publizierens—eine　Heuristik　zur　Analyse　rezenter　Wandlungsprozesse«，　in：　Niels　Taubert，　Peter　Weingart　（Hg．），　Wissenschaftliches　Publizieren．　Zwischen　Digitalisierung，　Leistungsmessung，　Ökonomisierung　und　medialer　Beobachtung，　Berlin，　Boston　（MA）2016，　S．　3-38．

Rainer Wahl，　Herausforderungen　und　Antworten：　Das　öffentliche　Recht　der　letzten　fünf　Jahrzehnte，　Berlin　2006．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undesrepublik　und　DDR，　1949-1990．　Band　5，　München　¹2008．

Peter　Wehling，　»Wissensregime«，　in：　Rainer　Schützeichel　（Hg．），　Handbuch　Wissenssoziologie　und　Wissensforschung，　Konstanz　2007，　S．　705-712．

Peter Weingart，　Wissenschaftssoziologie，　Bielefeld　2003．

Andreas　Wirsching，　Der　Preis　der　Freiheit．　Geschichte　Europas　in　unserer　Zeit，　München　2012．

—，　Demokratie　und　Globalisierung．　Europa　seit　1989，　München　2015．

Wissenschaftsrat，　Empfehlungen　zur　Forschung　und　Lehre　auf　dem　Gebiet　der　Rechtswissenschaft　in　den　neuen　Ländern；　Drs．　96/91，　Mainz　1991．

—，　Perspektiven　der　Rechts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　Situation，　Analysen，　Empfehlungen；　Drs．　2558-12，　Hamburg　2012．

—，　Perspektiven　des　deutschen　Wissenschaftssystems；　Drs．　3228-13，　Braunschweig　2013．

—，　Zum　wissenschaftspolitischen　Diskurs　über　Große　gesellschaftliche　Herausforderungen．　Positionspapier；　Drs．　4594-15，　Hamburg　2015．

托马斯·杜斐（Thomas　Duve），生于1967年，先后求学于海德堡、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慕尼黑，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2005年获得教授资格。2009年起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法律史与法理论研究所所长，2010年起任法兰克福大学比较法律史教授。

斯特凡·鲁珀特（Stefan　Ruppert），生于1971年，曾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法学、政治学和历史，2001年博士毕业，2012年获得教授资格。直至2017年兼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法律史与法理论研究所研究员，2017年起任德国联邦议会议员。

李富鹏，辽宁沈阳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法律史与法理论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法律史、比较法。

王泽荣，山西临汾人，柏林洪堡大学宪法学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领域：宪法学方法论、宗教宪法和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