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律)与法学都日趋国际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不仅引发了跨国法的显著增长——2021年将是中国加入WTO的20周年,同时也导致了国内法的剧烈变革。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转型,着力于改革法律体系并探索自身的法治之道。除却诸多的差异,西方观察者已然认识到这些改革进程的历史维度。例如,安守廉(William Alford)在The China Questions一书中强调,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做出了“世界史上最深刻的由国家所主导的努力,以奠定一个正式的法律体系的基础”。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跨国法之发展与国内法之改革,其他法律体系的知识与比较法,正在获取特别的重要地位。同样,比较法在中国亦可谓源远流长。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法学、法律与宪法的文本,为中国学者所翻译与研究,以解决中国问题。例如,晚清以降的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在开始阶段就已经利用了欧洲民法典的中文翻译。之后,中国派出大臣出洋考察,更有不计其数的留学生远赴欧美。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对西方国家的公法与宪法产生兴趣,并尝试将其转译为自身的文化逻辑。近年来,中国法学则不断致力于法教义学以及法律体系之建构。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在1990年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比较法学的重要地位。此后至今,关注外国法与比较法的杂志、机构与学术出版物不断涌现。在众多的法律领域,除了英美法之外,德语法学与德国立法仍是探寻中国法的重要参照点。

这种中德法学之间密切交流的传统,也鼓励着我们承担起译介《柏林共和时代的德国法学》一书的学术使命。该文集由苏尔坎普出版社发行于2018年,其中所收录的篇目,乃是由民法、刑法、公法与宪法,以及法律史、法理论与比较法的学者,分别就各自领域内的重要进展所作的总结性叙述。

标题中的“柏林共和”首先涉及一个问题:在魏玛共和、波恩共和之后,我们是否真切感受到柏林共和的存在。作为一个历史转折(caesura),1990年的两德统一也适用于法学吗?对此稍作预告:只有将1990年的德国统一放在世界的剧烈转型之下,尤其放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进程中,我们才能获得有意义的理解。全球化与数字化同样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法(律)与法学。只不过在绝大多数的时候,这些宏观改变在法律教义上仅仅体现为一些微而不见的进展。本书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显现这些微小变化,并将其置入一个更广阔的语境之中。

文集的编者亦欣然于本书所增益的法学当代史能够以中文呈现。马克斯·普朗克法律史与法理论研究所资助了这项翻译计划,李富鹏博士承担了主要工作。较之德文原著,中文版进行了重新选编,收录了原书大部分篇章,并进行了适当修订。米健教授对中文版所作的序言,也使我们有幸了解一位资深的比较法学者对德国法学的进展所作出的中国观察。并且,本书的所有译者与校者,虽来自不同领域,却都先后受教于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公派赴欧洲留学,可谓师出同门。2019年11月,我们与部分译者在中国政法大学面对面交流,讨论译文,交换学术意见,深感他们本人正是中德法学交流之历史传统的参与者。为了保证翻译质量,本书经过初译、自校与互校等三个环节。校者提出了很多宝贵的翻译建议,但是翻译成果的最终呈现仍由译者本人决定。我们对译者的个人翻译风格予以尊重,对译者、校者的学识与付出深表敬意。最后,我们感谢商务印书馆的白中林先生,正因为他的努力,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增进中德法学之间更好的理解。

托马斯·杜斐  李富鹏    
二〇二〇年四月于法兰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