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家到工作单位一万步，从工作单位往家也是一万步。
这是三个月手机里“微信运动”的记录。我常常在这两万步里暂忘了疫情，忽略了病毒，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书中的桐城人。首先是女人，无论是主角还是边缘角色。
女性之所以得到更广泛的书写，是因为她们承担了人类痛苦的绝大部分。文化及历史愈是厚重的地方，传统的力量愈是强大，人类背负的就越多，这大体同样适合“言桐城”，适合那里曾经的女性。在《言他：桐城往事》中，我并没刻意塑描和类别出她们的命运和性格，当我忠实忆起她们的过去，还原她们在汤乔的岁月时，我慢慢发现，她们作为独立的个体回来了。她们都有不如意的人生，而每个女人给我的痛感是如此不同。
我极少在一部纪实小说里看到一类女性命运的残酷配得上我的现实所见，这或许是阅读和写作的立场差异。只要打开文档，她们的名字就瞬间把我拉回到三十年前的情境，争先恐后地要求假我之笔回到当下。托我之梦屡呼我儿名“小鬼”的，就是书中的主角刘大脚。她出身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桐城嬉子湖畔的殷实之家，在夜里被掳至汤乔，从此开启不可思议的一生。我时时记起她一双行走在泥巴田地里的男子汉般的大脚，还有她叼在嘴里徒手阉割猪仔的亮闪剃刀。
我曾经把这部小说命名为“流离”。里面的女人在生活空间上都做了巨大的位移与跳跃，却无法挣脱身心，仿佛空气里有种强大傲慢的专治力量。刘大脚从嬉子湖来到汤乔，她的人生不是最悲摧的，因为她没看到女儿更惨的结局就已经死了。书中的几个边缘女性倒是暂时逃脱了——比如，汪虹、刘琳……书中没有给出她们的未来，但至少不让人总处于绝望的想象、悲观的预期中。一位一口气读完本书的朋友说，她有种默默为她们祝福的冲动。
当初稿完成时，我忍不住在结尾敲进了这样一行文字：当你不能选择生活，当你纠结于命运无常时，你何不尝试一次自主的“身体的逃离”。
（二）
书写给了我新的发现和思考。书中提到了中国历史上桐城籍的著名女性，方以智的二姑，文学家、画家方维仪；成功刺杀孙传芳的民国奇女施剑翘（施谷兰）。一文一武两个女人，最远的离当下的桐城不过三百多年。而明清以降，以诗歌为代表的女性文学兴起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中桐城才媛群体性涌现则是事件中的事件。一个事实是，光铁夫在1936年辑著《安徽名媛诗词征略》中收录安徽历代名媛四百人的诗词，明清安庆府的桐城就有九十三位。对比书中的女性名字我几度迷思：时代在演进，桐城的夫权力量何以没有失势？
这很好解释。才媛必生于官宦之家，历代入仕的桐城人视男女读书为平权事，她们“能写”和“被写”，有名有姓地留存在正统的文学记录中并不稀奇。然而，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桐城女性生活在贫困与夫权交织的乡土层，她们或有几笔隐藏在野史及地方志里，却鲜有名字，甚至随夫的姓氏。清人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中记录了道光十一年桐城发大水，一女子躲避不及，水快淹到腰部了，有男人伸手救援，拉了这女子的左胳膊。这女子呼号大哭，说我几十年的贞节，怎么能让一个陌生男子污了我的左臂？顺手抢了一把逃难者手中的菜刀，把左臂砍下了。这个痛心的记录一直没从我的心里抹去。历史上的桐城多少有故事的女性，因为平庸的家世而被时间抹擦掉了。
女性刘大脚在书中依旧没有名字。她的孙女刘琳在书中出现频率较高，刘琳的男友则以“刘琳的男友”出现。我以自私的情感做了一次赋名及性别的平衡。
书写中的另一个发现是：以1980年为分割，关于汤乔此前的叙述是长篇累牍的，呈现出氤氲气息和粗鄙的乡村世界。伴随着1989年通辰植纤厂的衰落，关键人物命运几乎同时逆转，败相快镜头呈现，就像走了十年慢牛的美国股市因新冠疫情溃不成军。我也试图给外力影响下的汤乔加戏，平衡书稿前后情节的推进速度，以缓解这种压力和不安，但最后还是选择放弃。现代性强势介入传统、历史和文化后产生的社会碰撞，在汤乔的呈现原本就是这么剧烈、快速，让人目不暇接。我承认，这是一本看到中间才觉有味的书，看完才会感动的书，就像一场暴雨在某个特定的时点疯狂倾泻，悲剧发生了，也就结束了。
（三）
究竟要书写怎样的桐城？过去的桐城为今人留下了丰富的可书写遗产，比如一个文学流派的起源处，一个冠盖满京华的官僚产地，一个女侠及名媛辈出的地方，一批仁人诤士的故土。关于方以智、关于方维仪的历史长篇，据我所知，有的刚刚推出，有的正在写作当中。
当下的桐城已经诞生了十几位两院院士，也有一批成功的企业家。我所了解的他们，除了发愤读书外，他们童年的生活多是贫困的，承受过压抑的，快乐也有，穿插忽倏其中。他们汲取的营养不只是桐城先贤励志的故事，也应该有渗透进底层凡夫俗子骨子里的乡风俗习、民间智慧、群际交往方式，这些组合成为人的灵性部分混合了桐城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同样塑造了属于桐城的故事，成为桐城文化的一部分。游子可以因桐城派话题而彼此点头，也会因一句地道的桐城方言而热烈握手。
往这个方向想，书写过程中的忐忑就慢慢平息了。
我并不担心自己写汤乔之俗，我们无法回避真实的童年。若带着诚意去看本书，这种俗遮蔽不了人性的、集体主义的光辉。书中写到了重新分割田地的通融，丧葬仪式的无偿互助，对残疾人的同情，甚至用乡村陈规、道德教化去解决应该有现代司法介入的事件，书中汤乔的五十年大抵是和谐的。而贫穷与富有对情感的左右也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不能不承认，汤乔贫穷的不是个体，而是一个时代的集体残缺，能够代表1980年之前的大多数桐城乡村，或者大多数中国乡村。贫穷生出人的自私、短视、狐疑和爱的扭曲。书中一段杀牛的事件是真实的。一头劳作了十五年的母牛将被屠宰时，有人当场流泪，有人却在憧憬晚上的牛肉火锅添加什么底料。而懵懂的孩子则快乐地巴望着看一场杀牛表演。接过刀子的老村长表面上是因此可以多分得一个牛头，是贪欲使然，但这其中依然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慷慨。
桐城好，桐城有无数的内容可书写。书中的汤乔终究是区区不到十平方公里的桐城一隅。以汤乔为创作样本钩沉往事，体小锋尖，扎感很强，却少了情感腾挪的余地。我坚信汤乔往事中的很多细节、很多粗俗和卑微可以成为桐城人，甚至七八十年代乡土中国的群体记忆。桐城当然也是我的，关于桐城的议题是敞开的，不可以被霸占的。这也是对本书冠名“桐城往事”而不是“汤乔往事”的一个说明。
（四）
我把自己直接代入事件，以“我”为叙事者，这也是我作为“非专业写作者”最自信拿得出手的方面。我是个爱喝酒的人，一个记忆力不错的人，也是一个在酒后绘声绘色把过往讲得妙趣横生的人。文学评论家郜元宝教授是第一位认真看完我全部书稿的人，他在跋中不吝笔墨对本书作了神妙解构，肯定了我的“文学追记力”；远在加拿大的资深出版人孙晶博士看了书稿后给了我极大鼓励；我的好友魏心宏先生阅读完书稿后，提出了基于文学创作的要点并给出了有益的建议，直到促成本书出版。
所有的文学想象和虚构不能脱离大地，你生活的土地一定有专属于你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能够带来人类的共情。所谓的虚构，就是一朵云撞上另一朵云。我没有什么具体的写作动机，如果有，那就是抓住，记住。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体物理机能的退化留给重述乡土故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传统可追忆的乡村差不多湮没了。我记下这个桐城往事，就像拿陈寿的《三国志》类比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先保留文学生命的种子。
很抱歉地，无动机写作中依旧有私货夹带：一是履行与女儿十年前的约定，我说你上了高中，我就开始写我的故事。如今女儿已经辗转早稻田大学、密歇根大学，行将从东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我没有理由再拖拉。二是对父母亲的无限怀念，父母在书中的呈现极简而诚恳，他们是书中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和陈述者。三是给朋友先翻看我老家桐城汤乔三十年前的黑白底层，再抬头瞧瞧我酒后还有什么油水可榨。
特别指出的是，我像尊重写作一样尊重身边每一个善良的人。书中他们的名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不应假设性地与现实对号入座。
1944—1945年，一位历史学家在桐城的舅舅家住过一年，他在那里接触到了最真实可感的中国传统社会。他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解构老师的作品：
当时的桐城实际跟一二百年前的中国是一样的，这给先生带来了无形的益处，就是对中国真正的农村社会有一个比较真切的了解——各位知道，这种了解是书本上看不到的。
亲历和途说成就了本书往事的主体。如郜元宝老师所言，我是用记忆进行“历史打捞”，相信书中展现的桐城乡土，同样可以属于“这种了解是过去书中不曾看到的”。
王顾左右
2020年7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