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

文艺复兴是西欧历史上一段艺术与思想双双觉醒并伴随着尚古风潮的时期—大约从1400年到1600年。复兴的原因有很多—经济、社会以及人口结构。从医学史的角度来看，最新奇有趣且充满争议的“原因”之一是14世纪黑死病的暴发。这场瘟疫使欧洲人口骤减并彻底改变了它的经济结构（见第七章）。瘟疫使盖伦的理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因为其理论中并没有对瘟疫的描述。教堂也同样受到了质疑，因为“好人”似乎同“罪人”一样会轻易死去。艺术也受到了影响。人们开始对街上尸横遍野的景象习以为常，对人体残骸的恐惧也逐渐消失。一些身份显赫的公民习惯于将自己以腐烂尸体的形象绘制在未来的坟墓上，以这种可怕的、解剖学性质的死亡暗示来提醒：人终有一死（memento mori），教会也无法对抗。随着这种复兴，或者说新生（renaissance），出现了一股对古典作家、艺术和语言的追捧之风。人体之美以及对这种美的各种描绘方式也被重新发现。如果身体的表象备受推崇，那么注意力也会很自然地转移到它的内在。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对解剖学做出了贡献，艺术家们也实施了解剖。比如，身兼建筑师、画家、工程师、科学家和哲学家等多重身份的莱昂纳多·达·芬奇曾声称自己解剖了三十具尸体，不过现在的学者们认为不到十具。达·芬奇计划写一本解剖学专著，所以坚持认为要阐明人体的结构，必须进行几个“解剖”才行—每个解剖专门研究一个构造体系：骨骼、肌肉、血管、神经和器官。达·芬奇二百页的解剖学素描著作现收藏于英国温莎城堡的皇家图书馆。他闻名于世的《维特鲁威人》与卡沙姆更显静态的人物画于同一年，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表明，比起医生，解剖学的细节更令艺术家着迷。

基于科学和艺术的原因，达·芬奇对结构上的细微之处很感兴趣，但对当代医学却一无所知或者毫无兴趣。医生们也遵从蒙迪诺所说，继续照本宣科背诵盖伦的著作。在达·芬奇的画作问世三十年后，仍然有关于蒙迪诺的评论文章出版，其作者是贾科莫·贝伦戈里奥·达·卡尔皮。他的著作中多是一些赏心悦目但风格简单的尸体木版画，有些还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协助解剖时的动作。

为什么那时的医生们对解剖学的兴趣不如现在呢？那时的医生凭借经验治疗患者，减轻病患痛苦，改善机体功能失调。但除了骨折和脱臼，大多数人体结构的病理改变是不可逆的。因此，试图将疾病与坏死的内脏器官联系起来似乎是浪费时间，因为这些坏死的器官组织在人的一生中既无法被观察到，也无法被切除（见第四章）。临床医生们并非从思想上拒绝解剖，他们只是觉得解剖学缺少实际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