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曾经自题座右铭：“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在年届九旬时仍然奋力向前，完成了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阐旧邦以辅新命”句，语出《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指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传统。“新命”，指中国人走向现代化和建设富强的新中国的历史使命。“阐旧邦以辅新命”是冯友兰大师的平生志向，也是我国当代有识之士应担负的重任。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是有思想的。我们华夏民族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我们的先祖也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要继承前人的遗产，就不能不研究他们的思想史，研究他们立身处世的哲学。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来充满着内外矛盾、屈辱和战争，外部的威胁和内部的危机促使许许多多有识之士重新思考和认识本国的思想和文化。西方三四百年间所经历的巨大变革和取得的成就，以及相应的各种新思想，也像潮水般冲击过来，人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感到彷徨不安。有的人则走向一个极端，完全主张西化，对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立场；而有的人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传统思想文化采取固守态度，主张把西方新思想关之门外。思想其实并没有国界，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想方面的融通和交流正如贸易往来一样，自古就有，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也从来都是兼容并蓄，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积极融化新知。

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我们在西方文明面前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遗产的同时，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西方思想界也在产生重要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他服膺孔子学说，竟将耶稣画像改换为孔子像，晨夕礼拜。他认为，孔子才是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孔子讲述圣人之道，并不把自己当做先知先觉的预言者，他的思想充满了理性的光辉。伏尔泰激烈反对基督教，他主张一种自然宗教，或者说是哲学宗教，其中“没有迷信，没有荒诞传说，没有亵渎理性和自然的教条”。而儒家学说最符合他的追求，因此，他对孔子主张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儒家主张以“理性”治国平天下，而西方国家长期受宗教的束缚，因此，法国的思想家们在领导思想革命的时候就把孔子当成了他们的“守护神”。他们英姿勃发，欲以理性之力，撼动基督教一千多年的传统教义，反抗实力强大的贵族专制政府的压迫，扫除历史阴霾，摆脱桎梏，开拓出西方文明的新境界。西方哲学家在中国儒学中找到了他们理性思想的源泉。中国儒家哲学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动力之一。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特质，在于塑造人类“理性”的权威。法国大革命时期，曾有一个口号广为流传：“在今日以前，一切都受宗教的管辖；今日以后，却是理性管辖的时代了。”可见，正是儒家的理性思想点燃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燎原之火。

当今的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也是受我国作为选拔人才方式的科举制度的启发才实施的。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中国科举制度“根据人的才能而非名望来挑选官员”的公正和理性。

由此可见，思想是互相影响的，也是相互交融的。在本书中，我们在深入解析儒学经典的思维理论和逻辑框架的基础上，与西方哲学的相关理论做了一些实际的比较和诠释，通过对《中庸》的逻辑脉络的分析，以不偏不倚的理性的中庸之道为经纬，贯通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

《中庸》的特点就是以天赋观念作为知识的起点，把观念的内在标准作为检验真理并达到真理目标的手段，正如《中庸》的首章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提出了几个重要的概念，即天命、性、道、教，并从上到下贯通起来，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因此，每一个生物都是融“性”与“气”于一体的。天所命于人的“命”和人所得于天的“性”实际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性”的内涵按照朱熹的解释来说就是“理”，即“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中庸章句》）

朱熹把“性”解释为“理”，理又包含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有了从“天命”到“性”的过渡，自然就有了从“性”到“道”、从“道”到“教”的合理的逻辑展开。人的“性”在日常生活中有自然的实现道路，这个道路就是“道”。朱熹解释“道”为日常行为的“当行之路”。“性”的内涵在现实人伦生活当中得到了具体化，仁、义、礼、智、信是当然之道德法则，是基于“性”的必然展开，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都应遵循礼乐刑政的社会规范，人行当行之道而以为天下之法，此即所谓“教”。判断行为的正确与否，本于自身的仁、义、礼、智、信之性，这正是理性主义的体现。中庸思想的核心就是理性，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引述《尚书》中“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来表明宗旨，这“十六字心传”充分体现了理性的思维。

当今社会，我们在致力于国家和民族的复兴的努力时，也在积极构筑新时代的精神和人格，我们面临着恢复民族自信心、激励民族奋进精神的重大挑战。“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更是任重道远。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们编著了此书，希望能为读者更好、更方便地学习《中庸》做一些“架桥铺路”的工作。

在具体的编写体例上，为了更好地突出理论联系实际，也为了方便读者在阅读的同时进行开放性思考，我们在对《中庸》原文进行释义的同时，还精心收录了古经学大家的相关评注。同时，为了进一步阐明儒学理论，在各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实例来佐证正文的论述。实例又分为“华夏史鉴”和“现代活用”两个部分，对于历史和当代事件，见仁见智，本书中的观点和看法只是编者的一孔之见，希望借此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引起大家的争鸣和探讨。

《中庸》是我国重要的古典文化典籍，历朝历代都有许多经学大家注释。在编著本书时，我们参考了很多版本和多家观点。然而，限于笔者的水平，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热心读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