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投身军旅

一、陆军第一师

（一）分发报到

民国三十年初，何应钦将军带我从重庆到西安报到，我们从重庆坐何将军的飞机到西安，亲手把我交给胡宗南将军分发。当天夜里，我们随何上将坐陇海线往潼关方向走，第二天一大早到了某一站去视察前方部队，我跟着何将军一起去，也算是视察团里的一员。夜里一点半钟，我听到部队吹起床号，而事实上我们视察部队集合讲话的时间是早晨五点钟，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一点半就吹起床号呢？原来师部告诉团要四点半起床，团告诉营四点钟起床，营告诉连三点半起床，连起床后要打扫环境、整理内务，集合部队时要从连集合场到营集合场，再到团集合场，最后到师集合场，如此算来，士兵不就要一点半钟起床了吗！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开始讲话，天由朦朦黑转成东方鱼肚白，等到讲了半个钟头后，天已经大亮，何将军就走下讲台去看部队。后来何将军就问为什么这些士兵红眼睛的、有眼屎的那么多，我心里想，他们一点半钟就起床，到现在已经四个钟头了，眼睛怎能不红，他们半夜都没睡嘛！我开始怀疑为了一个长官去讲话，用这种方式来消耗部队的做法是否适合。

接着我跟着何将军去视察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该校位于西安王曲，名为武典坡。就像平常一样，中央大官一来，先是部队集合，视察官站在台上，指挥官报告人数后举行阅兵，我们就上马去阅兵。我是跟着他们去的，而且我是小少尉，当然排在最后，他们先挑老实的马，把不好的马留给我。每一匹马都有一位马夫牵着，这是相当不好的习惯，长官骑马，前面还要有一位马夫牵着，实在没有道理。我上马前一定会先紧一紧马肚带，那位马夫就说他已经紧过了，结果我左脚踩着马镫上去后，人虽然上马了，但是马鞍却掉到马肚底下去了，我骑在光背马上，那匹马也受惊了，就前仰后翻的跳了起来，我就用右手抱着马脖子，左手伸过去抱着马头，把马头拉过来，在马鼻子上一拧，情况就控制住了。然后我翻身下马，重新把马鞍放好，把马肚带紧好，然后飞身上马，追上前面的队伍。当时所有人都替我捏一把冷汗，后来我把马控制住后，他们纷纷称赞我的骑术。从这件事情我又对中国军队多了解了一些。

何部长走后，胡宗南将军带我去看军械库，想炫耀一下西北部队所藏的军械，好比三国时代，蒋干过江之后，周瑜第一件事就是带他去看仓库，显示军力之充足。当时是熊惠权熊副官陪我去的，那位库长佩戴红底两条杠三颗星的徽章，是一个炮兵上校。我在军械库存里发现一种丹麦制造的枪，放在枪架上，一看就知道是两用机枪，摆在枪架上可当重机枪用，拿下来可当轻机枪用，不过并没有标示重量。我就问那位库长：“报告库存长，请问这挺机枪有多重？”他想了半天后回答我说：“大概八斤。”通常一挺轻机枪的重量也不止八公斤，我便怀疑地问：“不止吧！”他说：“老秤，老秤。”这么一个军械库存长，就算不是管这个库的，也应该知道大概，而且哪有说武器是论老秤来算的，可以说对武器是一无所知。胡长官本来想向我炫耀他的军械库，结果却让我发现他的部队水准不过如此而已。后来我也想到，怎么会派炮兵上校去后方管仓库呢？说不定他还不是炮兵呢！这些都是国军给予我的初步印象。

（二）少尉排长

民国三十年五月，胡宗南将军派我到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第一排当排长，地点在赤水。接到命令后，我就搭火车到赤水，随身只带了一个铺盖卷和一个暖水瓶。当时师部派副官处处长来接我，我下车后，他要替我拿铺盖卷，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阶级观念也是很重的，我只是一个小少尉，人家是上校，怎么让他替我拿东西。结果他抢着要拿我的暖水瓶，我说我自己拿就可以，可他非要抢抢夺夺地从我肩上拉过去，结果这么一拉一扯之下，暖水瓶的另一头撞在火车上，当场水瓶里的水哗啦啦地流下来，暖水瓶也摔坏不能用了。所以我是空手到差。

出了火车站后，他问我会不会骑马，我说稍微知道一点。他也准备了马，又问我还有没有行李，我说：“没有，就我光身一个。”他说：“军中有毯子，没有关系。”我心里想：军队里吃、穿、睡总是不用发愁的。我们就先骑马到师部报到，当时师长是李铣洲。途中经过一条小溪，溪上有一座小桥，小桥下有一个妇女在洗衣服，她拿了一根棒槌捶衣服。我们走在桥上时，刚好那位妇女左手拿着白色的衣服，右手拿着棒槌捶下去。马一听到声音，受到惊吓，大叫了起来。那位妇女也受到惊吓，手里的衣服就往上一搧，马更为害怕，竟站起来了，那位副官处长也因此摔到桥下。幸亏那座桥不高，而且溪底已经没有水，只有湿软的土，我就赶快把他的马拉住，并且把他拉起来再骑上马。经过这件事以后，我发现这些马根本不配作为军马，而且那些骑马的人对马也毫无调教，连棒槌都怕，到了战场上听到炮弹声音怎么办？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感慨，国军的第一师算是最好的了，对于马术的训练竟如此糟糕，真是“军官无骑术，军马无调教”。后来我当了营长之后，胡长官送我一匹马，这匹马刚送来时也不好，不过，经过我调教之后相当出色。

从历史来看，唐朝在开国时民间有七十万匹马，马政办得非常好，所以国家强盛。到宋时，也只有中高级军官有马骑。当时我有一个感觉，中国部队实在是不行，一般将领没有机动作战的观念，完全是纯步兵的思想，营长的马也不过是代步而已。两条腿走的部队，需要四条腿的马去搜索，因为马队可以越野，搜索后可以即时告诉步兵前面的状况。后来变成两条腿打仗的部队由两条腿的搜索队去搜索，又没有完整通信工具，怎么来得及回来报告呢？所以在军制上是错误的。

（三）上尉连长

1.基础教育

国军里面的兵大部分都是文盲，不过他们的国家信念以及对领袖的忠诚度是无庸置疑的。军官的程度稍微好一点，不过有些从行伍升上来的军官，也不认得几个字。我到了部队之后就开始训练士兵，除了开设识字班之外，我还教他们如何画图。学写字不难，但是要训练成能写报告，则不太容易，而且也费时太久，不过每个人都会画画，所以我除了教他们识字之外，还教他们画要图。在训练的过程中，我先教他们画地形，然后教他们画一些符号，这些符号是各种武器、讯息的代号，如T代表时间，T+2就是二枝香的时间，在要图上先用三角形画出自己的所在地，如果发现敌人的武器所在，就画上该武器的符号，再注明距离，一个报告很快就完成了。如果以写文章的方式，不仅费时，而且也繁杂难懂。我一次派两人出去，一个人留在原地观察，另一个人将要图送回，就这样展开了部队的训练与实际应用，不识字的士兵照样可以写报告。如此一来，战力自然加强。我试验成功之后，才向师长报告，后来全师展开同样的训练。

一般说来，军校干部比较会说话，但是论起实干，还是行伍出身的人比较好。我从来不会骄傲，所以与行伍出身的人相处得很好。军校的人与我讲理论讲不过我，行伍出身的人讲动作讲不过我，我领导他们，让他们心服口服。

2.野战训练

我去第一师报到后，就发现该部队的部队教育与训练的计划虽然也有各个教练、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与营教练的课程，但是完全不切实际。我就请求师长让我有机会自己实施部队训练的进度，等到要进行营教练时，我一定赶上进度，参加营演习。师长说：“我们也正想知道你在德国所学的部队训练的方法。”我跟师长说：“我们的各个教练所花费的时间太多，因为我们都认为我们的士兵都不够聪明；而德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们一开始训练就是班教练，各个教练则在班教练里实施，让每个士兵在一开始就了解自己是团队里的一员。我们从各个教练开始着手，士兵们始终以自己为一个单位，做得再准确，还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团体。如果再把团队集合在一起，基本想法就不相同，所以要从班教练里面来完成各个教练，然后在排教练里完成班级教练，使士兵了解在实施各个教练时自己在全班的位置及功能，也知道如何与邻兵联络。”这个显著的改进给了国军一个很大的启示，可惜他们没有普遍的注意。不过至少师长注意到了，我们第三团都改成如此的方式。

过去各个教练还教分解动作，我则教导他们连贯动作，并让他们清楚每一个动作的目的，士兵们对这种方式大感兴趣。另一方面，我在平时又带动一些游戏，让部队既活泼又有纪律，这些游戏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花式操枪。因为一天之内能够教授的东西不多，如果反复进行，容易令士兵感到乏味，所以我就教他们花式操枪。花式操枪原来是英国安妮女王训练卫队时所使用的方法（Queen Ann's Drill），我再把它加以改良，加入更多的花式动作，适合于国军军事训练，从一班到一个排，最后到全连。后来第一次表演时，大家都称赞有加，士兵也很快乐。平时我们在部队里嘻嘻哈哈、开开心心的，没有人一天到晚绷着一张脸。原本我所带领的那一连实在是最笨的，但是到后来，他们灵活得不得了，战术教练更是不在话下。

我花很少的时间在姿势教练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教导野战教练，所以等到营演习时，我这个连就参加营演习了，而且是在攻击营的重点连、右翼连。当时正好军训部派了一组视察组，实际上左翼并没有部队，是虚设的，只有我这一个连，他们要考验我这个连，给我们很多状况，不让我们进展太快。结果太阳都快下山了，一个攻击性的作战怎能到天快黑时才到敌人阵地呢，那不是正好被敌人逮个正着吗？所以这时候非发起冲锋不可。视察官是一个上校，他跑到我旁边来对我说：“蒋连长，你现在怎么处理？”那时候营长还没有攻击命令下来，我就说：“报告视察官，月光不许可我们再等候了，而且在攻击中常常可以又争取到有利的状况。如果营长还没有命令下来，我就要把握有利状况，发起攻击。”视察官说：“很好！这个决心很好。”他裁夺后，我就命令号兵吹冲锋号，号兵吹号时，那个视察官一巴掌把号兵的号打在地上，他说：“你躺下，你挂彩了，哪有人在离敌人这么近的地方站起来吹冲锋号的。”那时候我躺在地上，我就拿起冲锋号来吹，所以后来这件事情传开后，他们说：“蒋纬国能做、能说，还能吹。”

我们发起冲锋，进入敌阵后就开始近战格斗，然后演习结束。结果他们又发现，每一个班有间隔距离，可是等到冲锋一发起，每一个班向一个点慢慢靠拢，裁判官说这个班的班长挂彩后，班长就地倒下，马上就有其他士兵出来主动指挥，绝对不会有一个班没有指挥官的。另一方面，部队靠拢后，轻机枪的扇面就打开了，掩护两侧的步枪组，如果部队不靠拢，轻机枪很难掩护部队。这是国军过去所忽略的。等到进入敌阵后，就开始二对一或三对一作战，因为我们的部队是集中的，而敌人的防御配备本来就是疏散的，在我方的轻机枪扫射下，也很难支援对方。等到步枪组掌握状况之后，班长就喊：“散开！”每一个士兵就进入自己临时的阵地，用射击来掩护，后面的轻机枪就转移阵地，视察官看到这一幕后便给我们很高的分数，因为我们这一次进攻是成功的，而且很整齐。另外，每次遇到小水沟，我便要连里的士兵背着视察官走过去，视察官认为我连这种小地方都能注意，对我们的表现非常满意。

总之，一个部队训练的重点在野战，而野战必须保持活泼的精神，自由的意志，所以平时如果不给士兵相当的自由，只会照着别人的话来做，这种士兵是不能打仗的。平时我们的机械操，如双杠、木马、铁杠，都是我自己领头做的。我能够单臂旋转，然后脱手甩出去，然后在空中翻一个跟头下来，每一个士兵都会跟着做。至于振臂上，一拉就上去，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而且不论胖瘦，每一个士兵都是活蹦乱跳的。

3.近战格斗训练班

胡宗南将军对形式的注意多过于实际，不过，我到西北军后，只要我设计某一个新科目后，胡长官就会把全师的干部召集起来，由我示范给他们看，他们回去后再如法炮制，帮助全师的发展。那一段时间，如果上级有一个更好的组织与管制，那么国家的收获会更大一点。另外，我常常会为了一个单元的科目，向胡长官建议，因为我们不能向长官出题，也不能指望长官主动想起。

国军在与日军作战时，我方在前进到敌人阵地前，表现得都很不错，可是一旦冲锋发起后，还看不见敌人，等我方到日军阵地旁边后，日军才跳出几个兵，轻轻一个拨弄，我们的士兵全倒在地上，这就是我们的近战格斗没有训练好。所以我在当营长时，就主动向他建议在七分校随时开设短期班，我向胡长官保证，受过近战格斗训练的人，与日军作战时，绝对比日军还要强劲。当时我的位阶只有少校，所以我就推荐周雨寰当班主任，我则担任总教官。周雨寰先生是四川人，是黄埔八期毕业的军官，当时他的阶级是上校，来台北担任陆军第二〇八师师长，二〇八师也是我建议改变为海军陆战队。

胡宗南将军接受我的建议，把我从前线调回王曲七分校，成立近战格斗训练班。由周雨寰当班主任，我当总教官，训练一批由各师各团派来原本就受过格斗训练的人。他们受完训后，还要回到原有的部队去训练士兵。这些教官是经过挑选来的，结果我发现他们在推派人选上也只是敷衍了事。

一般的劈刺训练显得有些花拳绣腿，只会前进前进、后退后退、往左直刺、往右直刺，事实上，一把枪最低限度可以用来砍、刺、挑、扫、捶。我开始教导他们刺枪、空手夺枪、空手夺刀等技能，并且以圆锹、十字锹或预备枪管当武器，学习近战格斗。我们使用木头枪及护身、防面，刚开始都不教任何方式，只让他们自己对刺，慢慢地他们自己就发展出来使用刺刀的方法，而且我已经先为他们编好一套方法，包含了挑、砍、刺、扫、捶，再配合前后左右各方向，就变成了八卦刺枪术。除此之外，我还教他们如何攻击战车、破坏战车，也就是战车肉搏战。

有一次胡将军来看我们训练，我就表演了一套打圆阵给他看，外围有十个人使用木枪，穿着护身、护面，我一个人站在中间，也穿了护身，但是没有用护面，他们不断向我突刺，但不论有几个人向我进攻，他们都近不了我的身。胡长官看了之后便问我是不是在德国学的，我说这是我自己发展的。我是将中国齐眉棍棍法与红缨枪枪法综合应用发展出一套劈刺的方法，另外，我自小学过少林功夫，所以也把少林功夫融汇在劈刺术里。这种刺枪术无论是使用刺刀砍、刺、挑，或是使用枪托扫、捶，在身手方面都很灵活，四面八方都可以顾及，我为这种刺枪术定了一个名字，叫做八卦枪。我们从空手夺白刃、空手夺枪，一直到战车肉搏战都很熟练，自从学习了近战格斗之后，我们守十二支河时，日军就没有再前进。由此可知，近战格斗的训练，确实对国军有所贡献，可以增加很多战斗力。

北方部队较看重武术训练，不过他们的武术还是过于保守，不仅不肯传授，也没有普遍教练的方法。我到第一军之后，才将这一套变成正式的教练方法。后来我离开以后，也没有人接任，这些受过训练的教官也只是半成熟的人，并没有传授他人。事实上，一个人艺高则胆大，有了基本的武艺之后，遇到危急情况也不会慌乱。步兵最基本的就是步枪，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训练，就能产生自信，不会无辜牺牲。过去士兵都是在冲锋肉搏战时因为不会劈刺而丧命。

这个训练班是先训练第一军下的第一师，后来扩大到第一军。可惜我只训练一期，这些人员（种子教官）回去后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就不清楚了。后来我也调离第一师到青年军去了。

（四）驻守潼关

抗战时，潼关以东归汤恩伯部队防守，潼关以西归胡宗南部队防守，分别为第一战区与第十战区。我起先在赤水，该地是神话传说中斩龙之处，后来到东全店，最后才到潼关守河防。地理上，我与汤恩伯总部管辖之战区相隔一条十二支河，常常看到汤总部之军队卖渡，造成我们这边战区的困扰。

敌人一直把一〇五平射炮标定在我们的火车上，火车在进入射程度之前要先烧火，把蒸汽烧足后再用最高的速度通过，称为闯关，从东向西来的火车很容易通过，只要在射程内快速通过即可，所以闯关车从来没有出过毛病。

有一次，汤总部军队卖渡，从他那一区来了一批人，竟然带了十二个地雷，预备炸掉我们的隧道，幸好被我侦破，才没有酿成大祸。我在各处都布有眼线，甚至在河的另一边，所以他们还没有过河前，我就已经接到消息了，并且判定他们会从十二支河那边过来。他们过来后便向潼关隧道走去，我就派一个班在那儿守着，给他们来个瓮中捉鳖。如果这些地雷在隧道中爆炸，就会有好几天无法通车子了。

当时日军有一个构想，预备兵分两路围攻重庆，一路从汤恩伯战区压迫过来，突破潼关，一直到宝鸡；另一路由都匀、独山直上，计划以两个钳形攻势由两面围攻重庆。我判断日军知道要拿下重庆并不容易，因为当时他们的空军已经损耗太大，而且日军要把空军主力放在太平洋的战区上，所以在大陆本土作战的日军航空队没有什么力量；而我国的空军力量大大增加，尤其是中美合作的混合连队也编练成功。基于此，日军就改从地面压迫我们空军基地，使空军基地逐步后退，如果能够把我们的空军基地压迫到第二线，对他们的地面作战就有利了。否则如此长距离的兵分两路，只会削弱实力。

当日军到达陕川、灵宝，快要到达潼关时，我这一个营就奉命调预备队连去守十二支河。那时候我们的军装是以粗布制成，经纬之间又不密，我们的子弹袋也是以布做成，像个网子，如果没有子弹夹，子弹就漏出来，我们就干脆把旧军装用三层叠起来，做成弹袋，弥补原有之弹袋。我们常常上身脱光，扛着步枪与大刀在十二支河布防，日军因此不敢靠近。

日军战车第三师驻防该地，想打下潼关，不过潼关的地形无法让战车作战，只有河边才适合，所以我就在河边设立反战车设施。我的部队里每一个士兵都受过战车肉搏战的训练，我们把步枪插在战车履带里面，让履带断掉，然后再用急速手榴弹（又名摩洛托夫鸡尾酒，也就是将酒瓶装满机油，并放进白磷或黄磷，当磷接触空气时会自动燃烧）丢进战车透气孔，等汽油流下去之后，白磷（黄磷）接触空气就会燃烧，战车自然也会燃烧起来，引擎一旦着火，战车也就毁了。

当时我这个营又要守潼关车站与河防，又要抽调一个连去守十二支河，还要抽调兵力去保护炮兵阵地与师部，真是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营指挥所在河防后面，靠近十二支河附近，两边都可以照顾，不过，我的位置在各连指挥部，换句话说，我是到处跑。

日军在风陵渡装置了一个二百八十厘米（二十八公分）的臼炮（几乎等于重迫击炮），它是两截引发，钻到地底下后经过碰撞就打开第一段引发，另一个延期信管则是在炮弹钻到地下后再引发，爆炸的威力可以把整个工事翻过来。其中有一发炮弹就打到我们的营指挥所下面，幸好那颗炮弹因为太旧了，也没有炸开。每当日军对我们展开炮击后，我们就收集那些破弹片去换钱买肉，这一颗未爆炮弹钻在地底六公尺深，我们好不容易把它拔出来，没想到这时师长派人来，说要拿炮弹回去师部鉴定，我们眼看着几十斤的肉飞掉了。不过这颗炮弹仍有引爆的危险，所以我就提醒他们搬运时要特别注意，他们也很小心地抬回去。他们把炮弹抬回师部后，技术人员就把炮弹解体。过了一个多礼拜，师长请我去师部吃饭，我虽然自己吃了一顿肉，但是心里很难过，因为原本要给弟兄们吃的肉被他拿走了。

十二支河有一个团擅自退却下来，预备坐火车往后方撤退。当时我的部队负责守车站，很快地，我接到一个阻止任何由第一战区撤退下来的军队的命令。当火车抵达车站后，我自己化妆成一个士兵，另外还带着一个兵，扛着步枪、上了刺刀，直接去找那位团长，向他报告：“我们这儿是第一师第三团部队，我们团长想请团长到车站休息一会儿、谈一谈。”起先他还不想下车，我跟他说反正距离火车启动还有一段时间，他就跟我们一起走了，另一个士兵在前面带路，我就在后面跟着。到了车站下面，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势力范围后，我就下令：“押起来！”士兵们就把这位团长抓起来。我把全营的机关枪集合起来，摆在车站，对着火车，那位团长被抓后，所有机关枪都出现了，我就对那位团长说：“报告团长，请部队不要乱动。”他就下令部队不要动。我跟他说：“我不会为难你，只希望部队赶快回去，是汤长官有通知来，我们这边不会做任何报告，请搭原车回去吧。”他听后就回去了。我在处理这类事情时，态度都是很客气，所以从来没有与人结怨。

我守潼关时，负责调查来往客商。他们赶了一天的路，非常辛苦，晚上住在旅店里面，检查的人如果态度不好，这些客商当然会在背地里抱怨。我的原则是凡是客商住在旅店里，叫了姑娘的，我就不去查。其实那些姑娘就是我训练过的，她们趁客人熟睡后，起来搜查客人的行李，或是在与客人交谈时，套他们的话。那些姑娘也不敢不检查，有一次她们有人没有查，我马上就找老鸨，告诉他有一位姑娘没有尽到检查的责任，老鸨觉得很怀疑，我告诉老鸨，那个客人就是我派去的。经过一两次之后，她们再也不敢不查了。当时查出很多红丸、白面、化学品、燃烧品、子弹枪械、西药及其他违禁品。抗战期间物资缺乏，如果查到西药或其他走私货，能够网开一面的我就网开一面，不过要立刻通知税务机关加以课税。我的眼线分布不很广，我们要抓违禁品或走私时，绝对不会影响别人甚至错抓。我和洪帮弟兄相处得非常好，虽然我不在帮，但是他们都叫我二哥，对我很尊敬。经过我连上，就会和我们一起用餐。那段时期很有意思。

（五）日常生活与思想教育

抗战时，军队里面只有杠子头馍馍可吃，我们用包谷面做成一长条，切成四段，然后每人拿一段吃，味道还不错，但是因为没有油脂，到后来每个人都便秘。所以我就规定士兵每天要喝一定分量的水。那时候又缺乏盐，我发现黄河边上有一块地，含有硝化钠，我们就用这种土来取代，制造硝盐，这种盐吃了会泄肚子，刚好以此来平衡我们因缺乏油脂所造成的便秘。黄河边上还有一种榆（钱）树，它结的果子就像樱桃一样，但是果实本身是扁的，吃起来的味道像扁豆。因为伙食很不好，我在报到时体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战胜利后，我瘦到一百一十二磅。

那时候我们每隔十天就到山上打柴，可是上面有一个禁令，距离山脚四十里外处不可以打柴，要在四十里以内打柴，所以我就规定每个人至少要挑三十五斤木柴。我通常都挑七十五斤，有时候可以挑到一百斤，有一个班长可以挑一百二十斤，所以我们每打一次柴，收获都非常丰富。上面发下来的包谷米要磨成粉，我们就去借磨，在那时候，我事前必备好一套政治教育，所以每一次去推磨，就是对老百姓政治教育的时候。我先用这套教材训练士兵，让每一个士兵都能够演讲，当我们去民间借磨时，士兵还在演讲中穿插小曲表演，讲的讲、唱的唱，与附近百姓打成一片，所以老百姓都很乐意借推磨给我们用。

我当连长时养了一条母狗，它的名字叫“汉奸”。（这点和外国人的做法不同，外国人习惯以自己所喜欢的人的名字作为宠物的名字，有一次，一位美国老太太写信来问我，是否可以“美龄”作为她所饲养的爱犬的名字，以示尊敬。后来我回复她一封信，告诉她我并没有替她问母亲，因为中国人认为此举非但不是尊敬，而且还是一种侮辱，她也回了一封信谢谢我，她没想到东方的习惯完全不一样。后来我也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继母，她听了之后笑了一笑，说：“外国人不懂，她也是好意，我不会责怪她，不过你回复她一封信很对。”）这只“汉奸”很会招蜂引蝶，每一只公狗到了我们连上，我们就将它留下，经过一个星期的观察，确定没有生病后，我们烹而食之，这是我们肉食的来源。

后来我就想到牛，因为北方种麦，刚长出麦苗时，牛群会去吃麦苗，麦苗被牛咬过后，反而会从一根变成两根，所以乡下人喜欢牛群到田里吃麦苗，牛也因此长得肥。接着我们就计划养牛。起初我编了一首歌，士兵们在吃饭时拿筷子敲着桌子念：“肚子饿，馍馍香，吃太饱，肚子胀。……每人每天省一口，一月省下买头牛。”结果我们真的做到了，把剩下的包谷面拿去换钱，买了一只小牛，把小牛养大后卖给屠夫，由屠夫宰杀。我们从一头牛开始，最后养了二十几头牛，后来我当营长时，全营都有肉吃，甚至于卖给肉贩后，还可以跟他交换不同的肉品。别的部队只想到养猪、种菜，我们的做法则不同，牛肉卖掉后，想买什么菜都可以，而且牛肉也可以换猪肉。部队开拔时，牛羊可以跟着部队走，但是别的部队开拔时，要先把他们种的菜吃掉，而猪仔也跟不上部队行进的速度。后来大家都放弃养猪了。本来上面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养猪、种菜，但是我没有照着做。到后来，我们的伙食都改善了，而且也成立了福利社，我们所贩卖的香烟特别便宜。此外，我也派人游泳渡过黄河对岸，偷日本人的东西，一种是医药，那时候我们的医药真是非常缺乏，连阿司匹灵、奎宁、纱布都没有；一种是保险套，每个士兵分得两个，得以解决生理问题。我们在敌后进进出出，如入无人之境。

我所带领的部队很活跃、很生动，士兵们生活很愉快，而且很受尊敬。我从来不打骂他们，所以大家向心力很强。那时候部队逃兵的情况非常严重，按编制是一百五十一人，结果连上不但没有逃兵，还多了两个人，共有一百五十三人，有两个逃兵逃到我们这里后就不肯走了。我的士兵如果家里有急事要回去，我们都会列队欢送；如果家里有喜事，我们还会挑有月光的晚上举办月光晚会。这些士兵都是乡下人，都会演地方戏、唱小曲，例如秦腔、河南梆子，大家轮流表演，所以我们连里面真是生气蓬勃。民国三十三年，青年军运动发起，我被调到青年军。我接到命令离开第三团第二营时，从营部到火车站的路上，老百姓沿路欢送，每隔几步就摆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了三杯高粱酒，我就一路喝到火车站。

（六）胡宗南将军

胡宗南将军是老一派军人的脑筋，总是要别人吃苦，他不知道运用他人的智慧。父亲把许多留学回来的军官派到胡将军处，可是他大部分都没有好好运用。他不接受留学生，所以当他看到我能够如此吃苦与实干时，非常惊讶，尤其是在我做了一次加强排对坚固工事（碉堡）的攻击演习之后。那次的参观位置是在炮目线（炮的位置到目标）边上的高地，我们打了一发迫击炮，这一发迫击炮一直升空，也许是炮弹放置时间久了，推进药力不够，结果在空中直接掉下来，刚好风向朝我们吹，这发迫击炮就偏到高地上来，我一见状就立刻喊：“卧倒！”所有参观者都卧倒了，只有胡长官站在那儿动也不动，我就转身站在他的前面一起卧倒，刚好炮弹落下爆炸，有一位号兵的耳朵被削掉了。从那次之后，胡将军就对我另眼相看，后来他逢人便提到此事，并说：“纬国这孩子不错，很沉着。”他也很器重我，时常找我去聊聊天。